第8章 這是倫敦在呼叫 BBC為被占領的歐洲帶來了希望
“二戰”結束後不久，一組蘇聯曆史學家就問過德軍西部戰線的司令官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元帥，他認為哪一次戰役是整個戰爭中最具決定性的？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不列顛之戰。他宣稱，如果德國空軍摧毀了皇家空軍，那麽德國人就會首先入侵並擊敗英國，然後再轉向蘇聯。那樣的話，隻有當時軍事上仍然薄弱的美國，才會擋在希特勒的路上。
從短期效應來看，英國在空中的勝利還產生了另一種強大的影響力：它在手足無措的被占領的歐洲的民眾中引發了心理革命。在一封1940年底從法國偷運出來的給BBC的信中，一位馬賽的市民寫道：“沒有人會想到你們英國人居然能夠對德國進行那樣頑強的抵抗。這使人想到如果我們的統治者在去年6月時也曾有過這樣的態度，那麽事情可能就會完全不同了。”
由BBC新的歐洲廣播電台向歐洲大陸播發的英國對德國頑強抵抗的新聞，撫慰了上千萬因納粹占領所帶來的震驚、屈辱和恐懼而受到傷害的人。德國電台在停戰協議簽署的前一天向法國大眾廣播道：“法國人，不要以為世界會與你同在！這個世界絕對是我們的！”現在，大家認識到這樣的吹噓是不現實的——納粹德國並不是無所不能的，新聞播報幫助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開始擺脫孤立、宿命、無奈和絕望的感覺。由於英國和 BBC，他們可以“有幾分鍾的時間進入反納粹的精神世界”，並相信未來可能是有希望的。法國前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曾說過：“在一個充滿毒藥的世界裏，BBC成了出色的防毒劑。” 他被維希政府交給了德國人，並於1943年被送到了布亨瓦爾德的集中營。
在一封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信中，一位女孩寫道：“幾乎沒有錢買麵包的人現在有了收音機，他們需要它。一個人告訴我，‘肚子雖然餓，但靈魂更饑餓。倫敦是唯一能喂飽靈魂的地方’。”一位法國記者報道說：“英文縮寫的 BBC很快成了法國民眾日常詞匯的一部分。”
在不列顛之戰開始前一年，把BBC作為歐洲所有地方的自由燈塔的念頭會被人嘲笑。這是因為它堅決支持了張伯倫政府安撫希特勒的綏靖政策，不對受到德國威脅的其他國家承擔任何軍事義務。BBC成立於1922年，在當時已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廣播電台。BBC是一個有趣的合成體：雖然它獲得政府資助，最終須對議院負責，但它擁有節目編排的獨立性。然而它的第一任董事長，約翰·賴斯（John Reith）爵士——一位身材高大、臉龐線條分明的蘇格蘭人，卻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說：“假設BBC是為人民工作的，而政府也是為人民工作的，那麽 BBC就必須是為政府工作的。”在賴斯的領導下，BBC扼殺了所有讓內維爾·張伯倫感到不快的消息，它的新聞廣播幾乎完全依賴於官方的消息來源。它不提供任何分析，不深入具體內容，也沒有不同觀點。
當政府對報紙和BBC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對希特勒和德國的報道更為平和，對有爭議的外交政策問題不能被公開討論時，BBC遵循了政府的指令；當張伯倫在1938年要求少報道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壓力後，BBC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英國戰爭準備不足和納粹德國對捷克人威脅的嚴重程度的報道。在慕尼黑危機之後，BBC一名高級官員向他的上級寫了一份保密的備忘錄，指責他們玩弄了“沉默的陰謀”。
那些不同意綏靖政策的人，如溫斯頓·丘吉爾和其他幾個議會議員，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上BBC的廣播節目。1938年9月初，被禁的一名議員哈羅德·尼科爾森被告知，BBC不能播放他準備好的一篇演講，因為他在演講中敦促英國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在BBC的播音室裏，“極為生氣”的尼科爾森被迫發表了一次“無害的”講話。但即便是這樣，仍有一名無線電工程師站在他的旁邊，如果他膽敢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話，就立即中斷他的廣播。
在英國遠征軍赴挪威作戰失勢期間，BBC因為本身沒有駐外記者，就完全依賴政府的通報來報道英國軍隊取得的一連串“成功”。一名采訪挪威戰鬥的美國記者萊蘭·斯托在一天晚上聽到一名BBC的播音員宣布：“英國遠征軍正在挪威的所有登陸地點穩步推進。敵人的抵抗被打破了……英法軍隊正在乘勝向前推進。”一位與斯托一起采訪的美國攝影師看著他感歎道：“耶穌啊，那些家夥怎麽了，他們瘋了嗎？”
在賴斯掌舵的時期，BBC與普通英國人的生活和在被戰爭**的歐洲所發生的事件一樣，都是脫節的。正如一名雇員所記得的那樣，在戰爭開始之前，那是“一個愉快而舒適、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遠離商業和衝突的世界”。為了確保這個高調的氣氛，那些嗓音中往往帶有“一種精致、平穩、無可挑剔的牛津口音”的BBC播音員們接到指令，要穿戴晚禮服坐在麥克風前播音。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播音員愛德華·R. 默羅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剛剛抵達倫敦後與賴斯會晤時明確表示，他和他的美國廣播公司無意采用BBC自說自話的態度。“我希望我們的節目不是隻為讀書人的，我希望它們腳踏實地，並能被街頭的人們所理解。” 賴斯不以為然地揮了揮手，回答說：“那你就得把收音機拽到海德公園演講者那種水平了。” 默羅點了點頭，說道：“就想那樣幹。”
BBC象牙塔式的態度在英國向德國宣戰後不久就改變了。最直接的改變是看得見的：沙袋堆積在BBC總部和廣播電台的四周，手持步槍的哨兵守衛在巨大的青銅大門兩邊；建築大樓內典雅的藝術裝飾被鋼隔板和氣密門分開了，錯視畫派的壁畫也被厚厚的隔音擋板遮蓋起來了；音樂廳的座位被拆除了，建起了一個巨大的雇員宿舍，舞台和坐池地上放滿了床墊。播音員也不再戴著黑領結播新聞了。一位BBC的文字作者說：“這是禮服襯衫廣播電台傳統的結束。”
與表麵上的急劇改變一樣，BBC在態度和風格上的轉變也是革命性的。當賴斯於1940年初被任命為政府的新的信息部門的負責人之後，公司開始了非同尋常的變化。當戰爭即將結束時它已經成了英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同時也成了世界上最值得信賴的新聞來源。
在新聞編輯室裏，聘用了一大批新的製作人和編輯，其中許多人原來是報紙記者，他們帶來了一股能量和對新聞的**。克拉克（R. T. Clark）是一位傳統型的學者和《 曼徹斯特監護人》的前編輯，他被指定負責國內新聞服務。在他上任之後不久，嘴唇上老是叼著一根香煙的克拉克，在向他的工作人員通報時說明了BBC新聞政策中的一波震**。當時他說：“弟兄們，現在戰爭來臨了，你的工作就是說實話。如果你不能確定那是否真實，那就不要用它。”他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寫道：“在我看來，增強士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告訴他們真相。沒有其他東西，隻是真相，即便真相是可怕的。”
克拉克的理念不僅受到新員工們的歡迎，還受到一批被稱為“戰爭販子”並已經在BBC工作的年輕人的歡迎。他們公開批評他們的雇主在操縱新聞————拒絕廣播針對張伯倫政府的負麵消息。可以說最直言不諱的“戰爭販子”是一個高大、黑發、精力充沛的人， 名叫諾埃爾·紐瑟姆（Noel Newsome）。用BBC曆史學家阿薩·布裏格斯（Asa Briggs）的話來說，作為公司新的歐洲電台的負責人，他是“所有戰時BBC工作人員中最勤勞、最活躍、最具想象力的人”。
34歲的紐瑟姆是來自薩默塞特的鄉村醫生的兒子，他曾在牛津學習，並在那裏獲得了現代史的一等學位。在《 每日電訊報》擔任版塊編輯，並為《每日郵報》擔任駐外記者多年之後，他成為《每日電訊報》的國際新聞編輯，並立即公開反對張伯倫政府對德國的綏靖政策。
紐瑟姆在戰爭開始前兩天被BBC雇用。他反對政府將廣播新聞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而當時廣播新聞的主要功能就是宣傳英國官方的觀點。像克拉克一樣，紐瑟姆主張準確的報道。當政府在關於挪威發生的情況上誤導了BBC和其他媒體時，他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他說：“我不得不強烈地反對，我們被當作一個盲目的工具！”
在敦促BBC和政府讓歐洲電台具有編輯獨立性的同時，紐瑟姆指示他的下屬在工作時就好像他們已經擁有了編輯獨立性那樣。紐瑟姆的戰時助理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說：“紐瑟姆設定了風格，並定下了調門。”布洛克後來成了英國最著名的戰後曆史學家之一，他援引紐瑟姆的話說：“我們在這個戰爭時期必須做到的就是當英國處於防禦的時候，我們要建立我們的信譽。如果那是一場災難，我們會在德國人宣布之前加以廣播……而當潮流轉向，我們取得勝利的時候，人們將會相信我們。”
大多數英國決策者們認為BBC應該傳播政府的聲音。帝國國防委員會是白廳的一個協調國防戰略的小組，它在1935年宣布，在戰爭時期政府必須“有效地控製廣播和 BBC”。有趣的是，這個觀點的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就是溫斯頓·丘吉爾本人。盡管作為一個綏靖政策的敵人，他在戰前的那些日子裏一直被禁止上廣播。但他卻在1939年9月成為張伯倫的海軍大臣，重新加入政府之後成了讓 BBC充當政府宣傳工具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事實上，作為海軍大臣，他應對報紙和BBC發出的虛假、樂觀的挪威軍事行動報道負直接責任。
當他成為首相以後，丘吉爾繼續反對BBC應保持獨立的想法。在擔任首相初期時他曾告訴下屬，BBC“是大門裏麵的敵人，造成更多的是傷害而不是益處”。在另一個場合，他把BBC稱為“主要中立者之一”。然而盡管他有那麽多的抱怨，丘吉爾最終還是決定政府不應對BBC進行控製，這主要歸功於首相最親密的政治顧問、在1941年7月被任命為新聞部長的布倫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的影響力。布萊肯長期以來一直支持BBC的獨立性，由他全麵負責新聞事務之後，白廳對BBC的控製就相當寬鬆了。雖然白廳任命了兩名顧問來監管所有的娛樂和新聞節目，但他們的監管相對來說是比較鬆散的。
在後來的幾個月和幾年中，在BBC的新聞工作者、信息部和英國戰時宣傳機構的政治戰事執政官之間，毫無疑問會有激烈的鬥爭。但盡管如此，總的來說BBC成功地在以後的戰爭期間與政府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在BBC的歐洲電台裏，創新和激奮的精神是顯而易見的。幾乎所有在這裏工作的人都是廣播方麵的新手，趕上了這次盛大的試煉，為納粹統治下的數百萬人民帶來真相和希望。英國人與被剝奪了家園的歐洲人齊聚一處。記者、小說家、詩人、演員、大學教授、商人、哲學家和前軍官等，都在一個戰前他們無法想象的世界中一起合作。在去BBC之前曾擔任過丘吉爾研究助理的牛津大學畢業生艾倫·布洛克記得，這就是他活過的時代。他補充說道，在歐洲電台工作就好像“成了一位曆史學家，活著見證曆史，在曆史中活著”。
當布洛克加入BBC時，歐洲電台隻建立了兩年。在1938年之前，由於英國對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事務的漠視，BBC僅用英語播出。當1938年9月BBC開始向歐洲廣播時，播出的節目第一次使用了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第一次播出的是內維爾·張伯倫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表達的中心意思還是英國不會為保衛捷克斯洛伐克而與納粹德國開戰。
當戰爭爆發時，BBC的國際業務仍然相對較小，隻播出七種語言。然而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它就爆炸式地成長為45種語言，其中一半是麵向歐洲的。較大的語種，如法語和德語，每天廣播五個小時，包括流亡的國家元首和其他社會知名人士的講話或訪談。但對於這些部門而言，新聞是廣播的核心部分。艾倫·布洛克回憶說，那就是“搖滾”—— “當人們經受著非常大的危險和困難來收聽你的節目時，他們想要聽的就是新聞。”
每天工作近16個小時，歐洲電台的“特立獨行者們”投入了一場戰爭。一位旁觀者曾說道：“他們唯一的武器是機智、信息、**和他們贏得勝利的信念。”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即便是在倫敦大轟炸的混亂情況下，他們也是這樣做的。
直到1940年底，歐洲電台是建在廣播電台大樓裏的，那棟大樓成了德國空軍轟炸倫敦的主要標誌和目標。1940年10月中旬，一顆炸彈落入了BBC總部，炸毀了音樂資料室和幾間工作室，造成七名員工死亡。不到兩個月後，大樓又被炸中了。除了設置在廣播電台大樓底層的國內新聞服務部外，BBC的主要部門都撤離到了倫敦或英國其他地區的建築物裏。
歐洲電台先搬去了位於倫敦西區麥達穀附近一個有著整片玻璃屋頂的廢棄的溜冰場。在轟炸襲擊時，置身於玻璃屋頂底下令人感到害怕。諾埃爾·紐瑟姆曾說過，“我們像擠在圈棚裏的牛一樣，在一個隨時可能成為屠宰場的”湊合的小辦公室裏工作。三個月後，他和他的同事們搬到了布什大樓，那是在倫敦金融中心附近的一座白色砂岩“巨獸”，這才讓他放下心來。BBC的歐洲電台從此就留在那裏了——而BBC的世界電台也在1958年搬到了那裏，一直待到2012年（歐洲電台轉移到布什大樓兩個月後，麥達穀的溜冰場被炸彈直接命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作者注）。
布什大樓的外觀十分壯觀。巨大的柱子和拱門，高聳的中央大廳，大理石的樓梯和銅門的電梯，是1920年代世界上最昂貴的辦公樓。可悲的是，BBC的工作人員沒有機會享受其樓層裏寬敞的房間和優雅的裝飾藝術。由於轟炸的威脅，他們被迫擠在地下室裏，在兔子窩般的走廊裏穿梭，在狹窄的辦公室裏工作。
沉悶的臨時播音室也很小，通常籠罩在香煙的煙霧之中。為了改善音響效果，帆布覆蓋的屏幕被從天花板上吊下來，一盞油燈被放在門邊，以防萬一炸彈切斷了電源，熄滅了燈光。有一天，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被帶到了布什大樓的地下室準備作一次廣播，他驚訝地看著四周的破敗不堪，問陪同他的BBC工作人員：“人們不是一直都在這裏工作的吧？”
但實際上人們一直是在那裏工作。而且看上去大多數人都喜歡那種沸騰的、帶一點混亂嘈雜的氣氛。戰爭期間在那裏工作過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把它描繪為“介於女子學校和瘋人庇護中心之間”的氣氛。那麽多的工作人員和客座廣播員進進出出，根本無法追尋他們的行蹤。有一天當哈康國王到那兒準備進行一次廣播時，見過無數要員的接待員問他：“對不起，親愛的，你說你是哪兒的國王？”
那些為歐洲電台工作的人標榜自己是“布什人”，認為自己是與BBC國內新聞部門的工作人員不同的一個種群——那些人“看上去似乎非常悶悶不樂”。BBC製作人兼執行官羅賓·斯科特（Robin Scott）是在歐洲電台開始為公司工作的。他說：“我們是如何獨立於總部的會令人好奇。我覺得他們在廣播的遊戲中不及布什大樓的人那麽聰明。布什大樓中的人不僅贏得了戰爭，而且塑造了廣播的未來。”
每個國家部門都有自己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通常是英國人和那個國家的人編在一起。英國人負責編寫新聞稿並擔任語言主管，以確保新聞稿的翻譯準確無誤，而翻譯和播音員通常都是來自他們正為之廣播的國家。為了確保播音不會偏離講稿的文字，語言主管把手指放在控製室的一個開關上，隨時準備切斷廣播，以防萬一發生像艾倫·布洛克開玩笑地說過的情況，一些播音員“會突然喊出‘嘿，希特勒’”。
那個切換開關幾乎從未使用過。盡管如此，具有獨立思想的外籍員工和他們同樣努力的英國主管之間經常會在廣播前就廣播的內容或其他與新聞無關的事情發生衝突。一些流亡政府被允許設置自己的廣播節目，但他們必須提前提交腳本。布洛克說：“我們非常非常地小心他們會說些什麽。我們強製執行的與正常的審查製度（為了安全）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對他們進行了政治審查。”布洛克補充說道，因為不滿這樣的控製，一些歐洲來的工作人員對英國人極為蔑視，他們認為英國人“不知所以，對歐洲一無所知。但最終，所有的分歧和爭議都消失了。與每個人都有的共同目標相比，那些分歧是微不足道的，而倫敦的廣播也終於開始了”。
對於國家元首和被占領歐洲的其他政要，BBC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與他們的同胞重新建立聯係。在某些國家裏，他們國家的民眾對他們的信心由於他們在德國入侵後的突然離去而受到嚴重的衝擊。哈康國王的情況就是這樣的。當一批挪威議員在德國占領者的壓力下要求哈康退位，將權力移交給由德國控製的管理機構時，哈康於1940年7月在BBC發表了廣播講話。在向挪威播出的BBC廣播中，國王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就像他在4月曾經拒絕希特勒將權力轉交給維德孔·吉斯林的最後通牒一樣。
在向他的人民解釋了他和他的政府並不是因為恐懼或怯懦出走，而是為了繼續戰鬥之後，哈康帶著幾分**，以渾厚而冷靜的語調宣告：“對我來說，挪威人民的自由和獨立是憲法規定的第一條誡命……作為國王，我的餘生將遵奉這條誡命。我今天是這樣說的，我一生都會這樣說：一切為了挪威！”
成千上萬的挪威人聽到了國王的廣播講話，他的講話稿複製件被秘密地散發給了那些沒有收音機的人。麵對哈康拒絕退位，挪威議員們退出了與德國人的談判，國王再次成為挪威抵抗德國的焦點。在那次廣播講話之後不久，年輕的挪威抵抗運動就將代表哈康的字母組合作為反對德國人的象征。到處都是“H7”（哈康七世）的塗抹——在政府大樓、學校入口、穀倉、監獄牢房的牆上，甚至在山崖的峭壁上。一封名為“挪威人的十大誡命”的地下傳遞信件在挪威各地廣為流傳，其中的第一條誡命就是“爾等必須服從你們選出的哈康國王”。
由於BBC，荷蘭的威廉明娜女王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年輕的荷蘭法律係學生埃裏克·哈澤爾霍夫·羅爾澤馬的感受代表了許多荷蘭人當時的想法。他回憶說，威廉明娜無處不在，“自從我們出生那天起，她就成了我們周圍世界的一部分”。然而當她在1940年5月出逃到倫敦時，羅爾澤馬的第一反應是對她的憤怒：“匆忙地拋棄了我們。讓她下地獄吧！”當他開始收聽女王在BBC的荷蘭頻道橙色無線電台上的廣播講話之後，他改變了想法：“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女王離開這個國家顯然是正確的。我們認識到她作出那個決定的智慧，並對我們當時對那個消息作出的帶有暴力色彩的第一反應感到抱歉！”
像哈康一樣，威廉明娜迅速成為她的國家抵抗運動的靈魂。當挪威國王在BBC發表的講話嚴肅並莊嚴時，威廉明娜的講話則火熱而**，充滿了強烈的人性。荷蘭人難以相信，這就是那個遙遠的、見不到的、統治了他們40多年的女人。威廉明娜在她抵達英國後第一天在白金漢宮製作的第一個廣播節目中就明確表示：她永遠不會與那個被她稱之為“人類的敵人”——希特勒妥協，更不用提他的“犯罪團夥 ”或與德軍合作的那些荷蘭“歹徒”。
荷蘭作家亨利·範·德·澤（Henri van der Zee）回憶說：“她的演講是我們生活中的亮點，尤其當她抨擊德國人和荷蘭的納粹時更是如此。”在荷蘭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威廉明娜年幼的孫女們被禁止在收音機上聽她的演講，因為她在談到納粹時使用了粗俗的語言。據德文翻譯透露，當德國當局沒收了荷蘭女王的宮殿和其他財產以報複她的反納粹攻擊時，威廉明娜在下一次廣播中以“令人震驚的惡毒言語”發泄了她的憤怒。
作為與奧蘭治家族保持一致的一種象征，橙色成為荷蘭民族的主要色彩——服裝、旗幟、海報，甚至鮮花（萬壽菊是無所不在的）。1940年6月29日是女王的女婿伯恩哈德（Bernhard）親王的生日，數千名海牙民眾不畏納粹的高壓，唱著向王子表示祝賀的歌曲，在女王宮殿前麵的奧蘭治的威廉雕像前放下鮮花。
對於被占領的捷克斯洛伐克來說，BBC的廣播明星不是前國家元首愛德華·貝內什，一位冰冷、嚴肅的原哲學教授，而是54歲的揚·馬薩裏克（Jan Masaryk），在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曾經擔任過捷克外交使團的負責人。他比戰爭期間在倫敦的所有歐洲流亡者都了解英國，他後來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部長。揚的父親托馬斯·馬薩裏克（Tomá? Masaryk）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國父和首任總統，他在1918年將捷克斯洛伐克放到了地圖上。在20世紀30—40年代，揚的工作一直是在公眾眼中確保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著“一個國家”，而不是“一種傳染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身材高大、禿頂的揚·馬薩裏克是倫敦最受歡迎的外交官之一。他吸引了眾多的記者、社會名媛和外交部的高層官員們，並讓他們著迷。他年輕時在美國生活過好幾年，曾和芝加哥一位富有的製造商的女兒有過短暫的婚姻，說英語時帶有美式口音。他是一個有天賦的鋼琴家和講故事的高手。他溫和、機智、放言不羈，女性對他似乎難以抗拒。他的一位英國朋友曾說過，“隻要揚一走進房間，社交界就全倒在他的腳下了”。然而，在那個彬彬有禮並顯得輕鬆的外表下，是一個認真、敏感、高素質的政治家和播音員。事實上，許多人認為除了丘吉爾之外，他是戰時最有影響力的盟國播音員。
揚·馬薩裏克對他的同胞的第一次廣播是以這些充滿鬥誌的話語開始的： “現在是報仇的時候了。消滅納粹的戰鬥已經開始！我以我們家族的名義向你們莊嚴宣告：我們將贏得戰鬥，真理將最終獲勝！”他使用簡單、親切的語言，即使是沒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民也能夠理解。他在接下來的廣播中使用了同樣的語調將希望、鼓舞和幽默感混合在一起。在提到納粹領導人個人時，揚·馬薩裏克並不拒絕使用粗魯的語言。在第三帝國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訪問了布拉格的一個劇院後，揚說，他希望“劇院的某位老勤務會在戈培爾用過的包廂裏點燃一支有香味的蠟燭，在他離開之後對那個地方進行熏蒸”。
揚·馬薩裏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昵稱是“洪紮”，這也是著名的捷克童話故事《洪紮的故事》中的主角的名字。在他廣受歡迎的廣播開始之後不久，在布拉格的牆上就出現了帶有這樣字眼的海報“今晚九點半收聽洪紮的故事”。德國人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搞清海報的真實含義。
在1938年，揚·馬薩裏克對英國在慕尼黑協議中出賣捷克斯洛伐克感到憤怒。他告訴內維爾·張伯倫和外交部部長哈利法克斯：“如果你們犧牲了我的國家就能維護世界和平的話，我將會是第一個站出來讚揚你的人。但是，如果不能達到目的，先生們，讓上帝來拯救你們的靈魂吧！”然而盡管被出賣，馬薩裏克從未失去對英國的愛。在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廣播中，他一再向英國人民的勇氣、決心和崇高的理念表達敬意。在一次廣播中他告訴他的同胞們說：“英國人有焦慮，但他們絕不害怕！”
盡管德國在每個被占領的國家裏都禁止收聽BBC的廣播，但至少在戰爭的頭幾個月裏，在對西歐國家——挪威、比利時、荷蘭、 法國和盧森堡的違法者們進行的處罰上，他們還是相對寬鬆的。然而當一切變得十分清晰，收聽BBC的廣播已經成為所有這些國家的全民愛好時，德國人就開始施行打擊了。銷售和使用無線電被定為非法的行為，並對被抓到的人施加越來越高的罰款和監禁刑罰。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這樣的東歐國家，對違反了銷售和使用無線電禁令或其他禁令的處罰更為嚴厲。在納粹看來，波蘭人和捷克人像其他斯拉夫國家的人一樣，是低劣的次等民族。希特勒的觀點是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隻是為了讓 “優等種族”的雅利安人能擴展疆土。在這兩個國家裏，收聽BBC廣播將被判處死刑。在捷克斯洛伐克，禁令的執行至少在戰爭的初期並不是那麽嚴格。但在波蘭，這個與德國結怨幾百年的宿敵國家裏，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恐怖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曆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曾說過，沒有一個被占領的國家像波蘭那樣“承受了德國人施加的如此可怕的殘暴、酷刑和完全沒有人性的對待”。
對於第三帝國來說，消滅波蘭這個民族及其國家，摧毀他們的文化和身份的認同是它的主要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納粹占領者關閉了波蘭所有的學校和圖書館以及廣播係統，所有的收音機都被沒收了。然而，有幾千架收音機被藏了起來，大多數在波蘭抵抗運動成員的手中。他們仍堅持收聽BBC的廣播，即使知道如果被德國人發現會被立即槍斃。他們關注的焦點是新聞節目，他們記錄下新聞後，印刷在150多份地下報紙上，在整個波蘭境內秘密傳遞。
當知道許多聽眾是冒著生命危險打開收音機收聽他們廣播時，這就成了在整個戰爭期間BBC歐洲電台麵臨的重大挑戰，也讓播音者們感到了身負的巨大責任。然而在1940年，讓他們進退維穀的最直接的挑戰是如何對待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和備受羞辱的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