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 V ”字 手勢橫掃了世界 歐洲綻放出抵抗的第一朵火花
1940年6月18日，一名年輕的BBC製作人接到指示，在當晚為剛剛抵達倫敦的一名將軍安排一次對法國的廣播。對於這位製作人來說，這是一件令他感到疲乏的工作。他後來回憶說：“沒有人對又一位法國將軍有多大興趣，況且他還是當時的法國國防部副部長。大多數英國人根本不知道法國國防部副部長是怎麽一回事。”在廣播大樓門口見到了不斷吸煙的法國人後，這位製作人將他帶到了播音室。他們都不知道在英國政府的高層，為讓戴高樂向法國廣播一事已經爆發了一場難以言表的爭鬥。
就在前一天，貝當元帥向他的同胞們宣布了他將與德國尋求停戰的計劃。剛剛抵達倫敦的戴高樂曾問丘吉爾是否可以使用BBC廣播來挑戰貝當對德國人的投降。首相馬上就同意了，但這卻把他的戰時內閣帶入了極大的混亂之中。在丘吉爾不在場的一次會議中，內閣成員得出結論是：“戴高樂將軍是不受現任法國政府歡迎的人，因此目前不應該讓他上廣播。”當丘吉爾知道了他們的意見後，就派愛德華·斯皮爾斯將軍去說服那些部長們，讓他們改變主意。
正如英國戰時內閣所擔心的那樣，戴高樂的講話無非就是駁斥貝當政府並呼籲法國人民起來反抗。他宣布：“我是戴高樂將軍。現在在倫敦。我籲請所有現在在英國土地上，或可能在將來來到英國的法國官兵們與我聯係。不管發生什麽事，法國抵抗運動的火焰都不應該，也不會熄滅。”戴高樂後來把這次廣播看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之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隨著說出那些不可收回的語句，我內心深處感到生命終於抵達了終點。”他指出，在BBC電台發表講話，為他提供了“一種強大的戰爭手段”。
回想起來，他的想法是真實的。然而在當時，幾乎沒有人接受戴高樂這次廣播重要性的看法。那天晚上，沒有多少法國人聽到他的講話。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聽他講話的人不知道他是誰——也沒有興趣跟隨他去任何地方。
根據停戰協議，法國被分割成兩個區域：德國占領的包括巴黎在內的法國北部；由貝當和他的人在維希管控的法國南部。大多數法國人，無論他們居住在哪個地區，都很敬重年老的貝當，並將他視為他們的領袖，相信他的智慧和堅定的指向將有助於治愈法國崩潰所留下的創傷。法國曆史學家亨利·米歇爾（Henri Michel）說過：“所有人都接受元帥的權威，他們並不僅僅是順從他。他提供了安慰和希望。”
盡管戴高樂最初缺少聽眾，但仍繼續在BBC廣播。從1940年7月起，他和他的自由法國運動每天晚上都有五分鍾的廣播時間，節目的名稱是“榮譽與家園”。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將軍將在法國鼓動起許多人投入抵抗和反叛的運動。但在1940年，BBC最緊迫的任務就是為深感沮喪的法國人提供鼓勵，並給予希望。通過每天半小時的“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的節目，BBC完全實現了這兩個目標。
在BBC的所有節目中，“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是製作和播出最為精巧，也是最受歡迎的節目。甚至在英國聽眾中（至少在能聽懂法語的人中間）興起了一股“邪教式”的追捧。阿薩·布裏格斯（Asa Briggs）寫道：“這是一場原汁原味並最為出色的無線電廣播的盛宴”。用艾倫·布洛克的話來說，在BBC電台上播音的“是曆史上最有魅力、最為傑出的一群播音員”。
幾乎從1940年7月開播的那一天起，這個節目就在法國掀起了一陣疾風暴雨。在停戰幾個月之後，一位居住在法國城市尚貝裏的英國人報告說，到了晚上9點“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播出的時候，整個城市就變成了一座鬼城。他說：“以前通常在晚上的這個時候，人們都會外出散步。但現在不是這樣了。原因就是無線電廣播。”
雖然“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的工作人員全是法國人，但這個節目是BBC法語部的談話節目製作人、年輕的英國女士塞西莉亞·裏夫斯（Cecilia Reeves）設想出來的。裏夫斯從劍橋大學新罕布什爾學院畢業後，於1933年加入了 BBC，擔任國際部的聯絡員，協助非英國人的播音員使用BBC的設施將他們的故事或其他材料傳播給自己國家的人民。
在那些外國人中，有一位就是30多歲的愛德華·R. 默羅，他與裏夫斯和BBC的其他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成了好朋友。他和他的英國同事對廣播事業中的真相和獨立性有著同樣的看法。一位BBC的編輯曾說：“我們報道的都是壞消息，就像來自地獄的通報。但這與愛德華要說實話的渴望是完全相融合的，即便那是一個困難並令人討厭的真相。所有的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為默羅安排廣播時段，並在播出之前檢查他稿子的裏夫斯與默羅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1937年的一個深夜，她在播音室裏見到了當時剛從被德國占領的奧地利回來的默羅，他看上去“衣衫不整並且非常疲憊”，他向她描述了納粹對奧地利猶太人施行的種種暴力行為。在廣播結束之後，他請她一起回到他的公寓。在那裏，就著威士忌酒杯，他繼續向她講述他所見到的納粹暴行直到天亮。她說：“我的腦海裏至今還有那些可怕的影像和畫麵，以及他敘說時的痛苦表情。”
戰爭爆發後，裏夫斯被派到了BBC的巴黎辦事處工作。在法國陷落之前她回到了倫敦，被指派組織一個法國人的團隊，專門向最近被占領的法國領土進行廣播。她在開展工作時借鑒了與默羅共事時的經驗和他的廣播風格，比BBC的播音員更非正式化和口語化。默羅想要的就是讓聽眾的腦海中浮現出畫麵，摒棄死板傳統的新聞寫作和廣播規則。他在廣播節目中始終保持冷靜的對話方式，有時以第一人稱來講述故事，就好像是一個朋友和另一個朋友在聊天。
在戰前，裏夫斯還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創新的歐洲新聞綜合報道節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默羅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其他記者的報告和分析。鑒於法國人對討論和爭辯的熱衷，裏夫斯認為類似的形式對於向法國的廣播而言將是極其完美的。
她選擇了一位頗具魅力的法國戲劇導演米切爾·聖-丹尼斯（Michel Saint-Denis）來監管整個節目。聖-丹尼斯在法國成立並領導了一個前衛劇團，於1930年來到英國。到1939年時，聖-丹尼斯已被公認為是倫敦最具創意的舞台導演之一，他與約翰·吉爾古德（John Gielgud）、勞倫斯·奧利維爾（Laurence Olivier）和亞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等戲劇界的傑出人士有著密切的合作。他在1937年導演的，由吉爾古德、佩吉·阿什克羅夫特（Peggy Ashcroft） 和邁克爾· 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 主演的契訶夫的《三姐妹》，至今仍被認為是20世紀英國戲劇的標誌性作品。戰後，聖-丹尼斯幫助建立了兩所重要的戲劇學校——倫敦的老維克劇院中心和紐約的茱莉亞藝術學校。然而，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他戰時在BBC的工作。當戰爭爆發時聖-丹尼斯已經42歲，但他還是從倫敦趕回法國，重新加入了他舊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在的團隊。作為英國遠征軍的隨隊聯絡官和口譯員，他在敦刻爾克撤離後回到英國。他對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極為憤怒，決心將竭盡全力解放他的祖國。然而，那並不意味著他將加盟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像許多在倫敦的法國人一樣，聖-丹尼斯對他所認為的將軍的傲慢和獨裁的領導風格敬而遠之。當裏夫斯勸說他可以通過在BBC工作幫助法國的時候，他正考慮加入英國軍隊。
盡管他缺乏廣播的經驗，但聖-丹尼斯本能地看到了無線電作為這場戰爭中一種強大武器的潛力。據BBC的一位同事說，他“從一開始就把麥克風當作老朋友”，並訓練了他為法國節目團隊聘請的六個人——漫畫家、演員、藝術家、詩人和兩位記者做相同的事。為了保護他們在法國的家屬不受德國人的報複，團隊的幾名成員包括聖-丹尼斯（他有妻子、一位情人和與那兩名婦女住在一起的孩子們）都用了假名。他所選擇的名字——雅克·迪歇納（Jacques Duchesne）曾經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勞工階級支持者和發言人的名字。
在與塞西莉亞·裏夫斯就直接的宣傳不會說服任何人取得了共識之後，聖-丹尼斯就把政治變成了娛樂，運用富有想象力的複雜的方式，通過幽默、戲劇和音樂來討論和分析當今的政治和軍事事件。一位BBC的行政人員回憶說：“法國人經常不遵守官方指示……如果他們遵守的話，他們的廣播聽起來就像是官方的指令。恰恰相反，他們堅持說出聽眾本能地想了解的事情。”另一位BBC的官員對聖-丹尼斯的工作評論說：“有一個信息要傳送，有足夠的劇場經驗來創造出原汁原味的方式去傳送，與我聽過的任何其他廣播節目相比，半小時的節目在他手中變得更加激動人心。”
從1940年7月至1944年10月的每個工作的晚上，卷起袖子的聖-丹尼斯小組的成員會在布什大樓一間小而悶熱的地下播音室裏圍著麥克風而坐。在播音室裏偶爾會聽到附近炸彈的爆炸聲，但是“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的節目從未停止過廣播。在每次節目開始的時候，聖-丹尼斯會以一個假想的法國勞工階級代表的形象對聽眾講話。作為一個腳踏實地、精明能幹的愛國主義者，他試圖提升他同胞的精神狀態。節目的每日新聞部分報道了盟軍的挫折、損失以及勝利。他們遵循著BBC的信條，說實話而不是說謊話，將會贏得更多的聽眾。
也許，在每周一次的“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中最受歡迎的那一部分，是聖-丹尼斯和團隊的其他兩名成員將自己變成了“三個老朋友”。這些人據說是一群在英國的法國老朋友，他們在各種各樣的地方——酒吧、餐館、公園或多弗的懸崖邊上（所有這些都具有適當的音響效果）聚會，談論當前的事件，當然也包括德國人最新的愚蠢表現。在一個典型的“好話好說”的時刻，其中的一個朋友試圖為他離開法國的決定辯解，他說道：“我寧願到他們國家去見英國人，也不願在我們的國家看到德國人。”
那個部分，以及整個節目都在呼喚、塑造法國人的文化身份，而那正是他們的文化身份受到破壞的時候。聽“三個老朋友”節目就像是在法國咖啡館裏聽人說話。英國作家雷蒙德·莫蒂默（Raymond Mortimer）評論說：“我們發現他們的歡樂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精神狀態。”一封從法國偷送給“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的信宣稱：“法國機智的靈魂已經逃到倫敦去了。”另一封偷送出來的信中說：“隻有你們可以看到我們正在聽你們的廣播。我們活著就是為了這個。”
偶爾有時候，“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的氣氛會嚴肅一些。那是在1940年10月21日，當丘吉爾第一次出現在向納粹德國控製下的法國播放節目的現場時。首相讓聖-丹尼斯幫助他準備廣播稿。那天，伴隨著德國轟炸機的噪音，聖-丹尼斯和丘吉爾在白廳地下的戰爭工作室裏，由聖-丹尼斯將他的演講稿翻譯成口語化的法語。
丘吉爾對聖-丹尼斯再三強調，“我想讓它聽上去像是我在講話，不是你在講話，甚至不是像用法語講話。不要讓它聽起來過於正確。”當翻譯完成後，丘吉爾用他特別的法語腔調大聲朗讀了講稿。聖-丹尼斯覺得這有點做作，丘吉爾自己後來也承認了。他喝了一口白蘭地說道，“如果我會說完美的法語”，法國人“就不太喜歡聽了”。
聖-丹尼斯向“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的聽眾們介紹了丘吉爾，並在整個廣播中與他待在一起，那是在戰爭辦公室的一間衣櫥大小的播音室裏。因為臨時播音室太小，在英國首相發表他在戰爭期間最雄辯的演講之一時，聖-丹尼斯就坐在他的膝蓋邊。他用法語開場：“這是我，丘吉爾，在和你們說話。”丘吉爾重申了他對法國重生的強烈信念，他說：“我永遠不會相信法國的靈魂已經死去，我永遠不會相信它會永久地失去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解放，就像第二天的黎明一樣一定會到來。”在此之前，他建議法國人“去睡覺，為黎明的到來積聚力量……光明將照耀著勇敢和真誠、善待所有正在為事業而受苦的人，榮耀將撒在英雄的墳墓之上，這將照亮黎明。法蘭西萬歲！”
法國人的反應是群情激奮。丘吉爾的朋友，法國畫家保羅·馬茲（Paul Maze）在給丘吉爾的信中寫道：“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救命輸血時的一滴滴血。” 在廣播當天，巴黎附近的城市萊切的一位教師給他的學生布置了一個不尋常的作業。他說：“今天晚上，我們將會收聽盟軍領導人的講話。廣播將會被嚴重幹擾，你們每個人都要把聽到的每一句話好好記下來。明天，我們將把它們一句一句拚湊起來。”第二天，整個班級成功地重新整理出了丘吉爾的演講稿。
考慮到壓倒性的擁戴盟軍的公眾反應，這可能不是巧合。就在丘吉爾發表演講一周之後，在對公眾的遏製方麵曾比法國北部的德國政權更寬鬆一些的維希政府，對收聽外國廣播節目下達了更加嚴厲的禁令，將罰款提升了四倍，達到了10000法郎，並加兩年監禁。
“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團隊和BBC其他法語部門所麵對的最頭痛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對待貝當元帥和維希政府。當裏夫斯在1940年夏天監察批判貝當的一次廣播時，發現這樣的話題非常敏感。她事後告訴默羅：“在倫敦的法國人有一半因為攻擊貝當而攻擊我，而另一半則想變本加厲，認為對他的攻擊還不夠。”默羅建議她暫時不要攻擊。他說：“法國現在還需要貝當。你可以批評他的政策，但如果對他進行個人攻擊，那將是災難性的。”
當談到維希領導人時，“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團隊的成員與他們的法國同胞一樣也是存在對立看法的。團隊中的一個人對貝當激烈地反對，他不惜向BBC裏親近貝當的同事挑戰要求進行對決。相比之下，聖-丹尼斯對於元帥持有敬意，並認為太匆忙地譴責他會疏遠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與從一開始就攻擊貝當是“我們的失敗之父”的戴高樂不同，聖-丹尼斯在廣播的頭幾個月裏拒絕批評貝當。他的謹慎以及他早先拒絕加入法國自由運動激怒了戴高樂。戴高樂多次試圖讓BBC放棄“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的節目，但沒有成功。這兩個人在整個戰爭期間繼續著他們的政治和個人爭鬥。但在法國，他們的聽眾卻不知道在倫敦的法國社區陷入了深刻的分裂和對抗，還以為他們兩個是親密的盟友。
由於維希政府與敵人的持續合作以及德國對法國人壓迫的不斷升級（“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對此進行了報道和評論），法國公眾的態度開始慢慢轉變了。1940年10月24日，貝當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小鎮蒙托裏會見了希特勒。不久之後，他就宣布他和他的政府將奉行與德國進行正式合作的政策。從那時起，納粹德國就可以依靠法國當局的幫助在法國南北兩個地區執行他們的政策，這很快就導致了將法國的猶太人抓捕起來並送進集中營的行動。
在蒙托裏會議之後，貝當的人氣在法國逐漸下降，越來越多的法國人（盡管仍然是少數）表示完全反對他和他的政府，這其中包括了米切爾·聖-丹尼斯。在法國投降九個月後，他終於決定對貝當采取行動。他在1941年3月19日告訴他的聽眾，“今天晚上，我必須和你們談談可憐的元帥……他讓自己受到圍繞著他的一群寄生蟲的影響，他采取對敵人有利的立場。”他告訴他們，現在是對維希政府和德國人進行抗爭的時候了。
聖-丹尼斯並不是第一個鼓勵被占領歐洲國家的民眾放棄他們的被動態度的BBC播音員。兩個月前，BBC麵向比利時節目的組織者維克托·德·拉弗萊（Victor de Laveleye）曾敦促他的同胞們，通過在全國各地的建築牆壁上潦草地寫上“V”字母來表現他們對德國統治的抵製。在來倫敦之前曾擔任過比利時司法部長的德·拉弗萊告訴聽眾，這個字母將成為團結的象征，讓他們分裂的國家重新聚合（比利時的北方人說佛蘭芒語，那是荷蘭語的一個變種，他們與荷蘭有著密切的文化和宗教關係；而南方的比利時人則講法語，與法國密切相關）。正如德·拉弗萊所說，“V”是法語“勝利”（victoire）和佛蘭芒語“自由”（vrijheid）的第一個字母，更不用說英語 “勝利”（victory）了。
比利時人響應了德·拉弗萊的倡議，用粉筆在牆壁、大門、路麵以及電報和電話杆上畫上了數不清的“V”字。而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也這樣做了，許多法國人收聽了BBC對比利時的廣播之後知道了“V”字運動。雖然德·拉弗萊的倡議是針對比利時的，但是幾天之內也在法國蔓延開了。在這兩個國家裏，粉筆的銷售額成倍地飛漲。一封來自諾曼底的給BBC的信中寫道：“幾乎所有的地方都畫上了‘V’字。”一位在法國阿爾卑斯山的阿根廷記者報道說：“‘V’字像雪崩一樣，甚至在車上或路上也到處都是。”一位馬賽市民說，他的城市被“V”字淹沒了，那兒“沒有一處空出的地方”。
在倫敦，“法國人跟法國人說話”節目為“V”字母專門製作了一個特別節目，其中包括一首流行歌曲，呼籲節目的聽眾使用業已成為字母表中最出名的那個字母。
我們不能
陷於
絕望！
我們不能
停止
抵抗！
別忘了
V 字母
寫下來
高聲歌唱！
到1941年初時，BBC的整個歐洲電台都投入了“V”字運動，他們也得到了廣泛的呼應。不久之後，有人意識到貝多芬第五交響樂起始的前四個音符“dit－dit－dit－dah”聽上去就像摩爾斯電碼中代表“V”字的滴滴滴答。在水壺蓋上敲擊這四個音符就成了歐洲電台廣播開始的呼號，而這也像野火一樣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被占領的歐洲。人們輕哼或用口哨吹出這四個音符；在餐廳用餐的人們會在他們的酒杯或咖啡杯上用勺子敲打出這四個音符；火車司機會按這四個音符拉響他們的汽笛；學校的老師會用“V”的節奏拍手招呼他們的學生排好隊。當一架英國轟炸機使用其著陸燈在巴黎上空打出字母“V”時，機組成員們看到從城市中汽車前燈和公寓窗口照射過來的“V”字。
正如曆史學家湯姆·希克曼（Tom Hickman）所指，“V”字運動正是“歐洲第一次表現出來的抵抗姿態”，這幫助歐洲人擺脫了無奈的感覺，並一起向“在他們的街上散步，擠滿了他們的餐廳，並搶劫了他們家園”的德國人顯示出他們的藐視。維克托·德·拉弗萊指出：一名反複看到“V”標誌的德國士兵將不會再懷疑他正被一群等待著他顯現出第一個弱點的公民所包圍著，他們正等著他的第一次失敗。
事實證明，歐洲人並不是唯一瘋狂追逐“V”字的人。在中立的美國，珠寶商出售“V”形胸針和耳環；伊麗莎白·雅頓則用“V”字符做成象征勝利的口紅商標；194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發起了一個“V”領帶別針的運動。但最著名的“V”字象征出自溫斯頓·丘吉爾，他高舉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成象征“V”字的手勢，指向上方，這成了他一生的標誌性姿態。在1941年夏天，BBC向歐洲大陸播出的演講中，丘吉爾稱“V 標誌”是“被占領國家的人民不可征服的意誌和納粹暴政終將滅亡的象征。隻要歐洲人民繼續拒絕與入侵者有任何合作，那麽可以肯定，入侵者將會滅亡，而歐洲將會得到解放”。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也不得不承認這個“V”字運動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指出：“英國廣播電台正在對歐洲大陸發起一場文化入侵，而‘V’字符就是入侵的標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為了抵消這一運動的影響，戈培爾和德國人開始宣傳由他們定義的字母“V”。在挪威、荷蘭和其他被占領國家，德國人控製的電台用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第一小節來開始他們的節目。在阿姆斯特丹，一麵印有“V”字的30英尺的旗幟，掛在威廉明娜女王宮殿外麵，以表示德國在歐洲的各條戰線上贏得了勝利。巨大的“V”字彩帶裝飾了奧斯陸的主要酒店，巴黎的埃菲爾鐵塔上也裝上了一個巨大的“V”字。在布拉格，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被更名為勝利大道，並在路麵上畫上了巨大的“V”字。在波蘭，“V”字被印在德國人印刷的報紙的頭版上。
BBC的諾埃爾·紐瑟姆每周會以一個匿名的英國“街上人”的方式向歐洲進行三次廣播，他大肆嘲笑了德國人試圖將“V”字搞成他們自己標誌的努力。紐瑟姆告訴他的聽眾，“也許很快，德國人將被迫假裝字母 RAF（皇家空軍）代表的是德國空軍，而那個（代表戴高樂自由法國運動的）洛林十字架是納粹十字的一種新版本。”
到了1941年初，民眾覺醒的很大一部分功勞要歸功於BBC的努力，大部分被占領的歐洲國家終於從失敗中清醒過來。當戴高樂在BBC的廣播中呼籲法國人在1941年1月1日的某個指定時間待在家中作為抗議德國占領的標誌後，成千上萬的法國人就這樣做了。雖然這有些被動，但這是法國第一次有組織的抗議德國的示威。法國抵抗運動領導人安德烈·菲利普在戰時曾說：“（法國）地下運動是由BBC幫助建立起來的。我們需要外界的幫助，BBC就給了我們幫助。”
與此同時，挪威的教師、神職人員、演員和劇院的導演們也針對德國的控製舉行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在荷蘭，幾千名大學的教授和學生舉行了罷課，抗議納粹對荷蘭猶太人的迫害。荷蘭曆史學家路易斯·德·容（Louis de
Jong） 指出，當德國人在1941年初開始抓捕猶太人時，“阿姆斯特丹和其他附近城市的幾乎整個勞工階層”都舉行了罷工。雖然為期兩天的罷工行動被德國警察強行鎮壓下去了，但德·容認為“這是荷蘭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反叛的罷工”。
由於“V”運動的成功和其他一些跡象表明新生的抵抗運動正在壯大，諾埃爾·紐瑟姆和他的助手道格拉斯·裏奇（Douglas Ritchie）希望能更進一步利用BBC點燃向德國人開戰的烈火。早在1940年7月，紐瑟姆告訴歐洲電台的工作人員，他們應該鼓勵他們的聽眾“渴望來一場反納粹的革命而不是恐懼”——這場運動最終將掀起“人民對一個在道德和精神上業已破產，其物質上的強大正在消失的暴政的起義”。
紐瑟姆是在BBC總裁弗雷德裏克·奧吉爾維的帶領下召喚歐洲被占領國家的民眾采取更激烈的行動的。弗雷德裏克·奧吉爾維是約翰·賴斯的繼任者，一個月前，他要求BBC采用 “每一個愛國者都是破壞者”這句話作為它的一個口號。奧吉爾維認為，一群不積極阻撓敵人的民眾實際上就是共同事業的叛徒。
英國情報官員迅速地扼殺了紐瑟姆和奧吉爾維不切實際的念頭，強調在希特勒成功地進行了令人震驚的大轟炸之後幾個星期內就號召歐洲人起來反抗他是十分荒唐的。當第三帝國在整個歐洲大陸上橫行霸道，而幾乎沒有人看好英國還能活下去時，怎麽能期待歐洲人會奮起反抗呢？
英國人在一年之後仍然沒有倒下，紐瑟姆和奧吉爾維覺得重新激活由BBC催生一場歐洲大陸革命的時候到了。像紐瑟姆一樣，裏奇每周向被占領的歐洲國家的英語聽眾廣播一次。他在廣播中告訴他的聽眾，他們是“隱蔽的戰士……幾百萬人的你們是一支偉大的不出聲響的軍隊，等待著、觀察著， ‘V’字就是你們的符號”。在給BBC高層的備忘錄中，他提出了更加直接的訴求：“如果英國政府批準的話，BBC將在歐洲的每一個城市裏製造騷亂和破壞。” 根據裏奇的意見，成立了一個非官方的委員會，“協調英國對被納粹德國占領的國家的廣播，以鼓勵並發展反抗德國人的行動”。
英國廣播公司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對他們認為的歐洲電台的多管閑事表示了強烈的不同意見。在他們看來，紐瑟姆和裏奇正在侵犯特別行動處的職能。那是新設置的一個政府機構，專門負責促進在被納粹德國占領歐洲的抵抗活動。此外，在不久的將來會爆發大規模的歐洲反抗鬥爭的想法仍然是不現實的。而德國人已經開始打擊由“V”字運動引發的溫和的反抗。在法國小城穆蘭市，德國當局下達了禁令，對在牆上或其他物體表麵塗抹“V”字或其他反德國文字的城鎮居民將施以“嚴厲的懲罰”。1941年4月29日，巴黎的德國廣播電台在向法國人的廣播中播放了這樣一條冷酷的警告，如果傾向於繼續進行這樣的運動，“你們這群傻瓜可以再次拿起你們的粉筆，以血紅色的字母寫下整個單詞——‘受害者’”。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收到了從法國維希小鎮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寫道：“許多人在談論反抗…… 但我們能做什麽？盡管我們還有粉筆，但我們沒有武器。”
這樣的溝通使英國廣播公司中的許多人更加焦慮，“錯誤地引導人們在不適合的時機開槍反抗”會給人們帶來危險的事實。正如一位工作人員所說： “我們不是那些如果出了問題，就會被追究責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