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搜集納粹的情報 破解恩尼格瑪和歐洲抵抗者的其他情報活動在進行中
精致的聖·爾敏酒店坐落在倫敦繁忙的威斯敏斯特市旁一條安靜的小巷裏，這裏似乎不太可能是一個陰謀策動暴力或革命的地方。作為一座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貴婦式建築，以其綠樹成蔭的庭院而聞名，壯觀的大堂設有一個洛可可式的石膏天花板和弧形陽台。在上世紀之交的時期，客人們可以在這兒享用下午茶，同時聆聽室內樂團舒緩的演奏。
40年後，當法國已經投降而希特勒準備將他的轟炸“霹靂”擲向英國時，好幾名政府官員集聚在聖·爾敏酒店四樓的一間房間裏，試圖找出一種反擊的方式。很顯然，英國人不可能很快返回歐洲大陸。他們的軍隊太弱了，他們幾乎沒有重武器，而他們的盟友——富足並強大的美國也沒有表現出希望加入衝突的任何跡象。在1940年那個絕望的夏天，英國薄弱的進攻性武裝力量隻有兩種：始於1939年的皇家海軍對德國的封鎖和剛開始的皇家空軍對第三帝國的轟炸。聖·爾敏酒店裏的那些策劃者們又加上了第三種進攻性力量——在被占領的歐洲國家內部策動一場針對敵人的破壞運動。
因此就誕生了一個新的最為機密的政府機構——那個無人知曉的“特別行動處”，並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占據了聖·爾敏的整個三層樓。特別行動處的任務就是在被占領的歐洲國家內部組織破壞、顛覆和反抗。它的創立者們希望樹立的這個目標將破壞並最終幫助摧毀德國的戰爭機器。溫斯頓·丘吉爾是這個想法最熱心的擁護者，他對特別行動處的昵稱是“非紳士戰爭部”，並指示其首任長官“在歐洲放一把大火”。
然而，在嚐試這樣做之前，特別行動處不得不首先麵對令人不愉快的現實——除了丘吉爾和少數幾個主要政治人物外，英國政界的高層人士幾乎沒有人希望這一機構存在，更不用說獲得成功了。被國際社會讚譽有加的英國軍情六處（MI6）的上層人物更是如此。他們憎恨產生一個新的、不為他們所控製的政府秘密機構，尤其是這個機構的目標和行動方法與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基本上是相衝突的。
軍情六處負責從大英帝國以外的國家搜集軍事、經濟和政治情報，他們素以保密和慎重為傲。一個兄弟機構因為實施破壞和其他公共暴力行為而不受歡迎的輿論和影響將連累自己（軍情六處的行動）讓局麵令人難以接受。情報曆史學家奈傑爾·西爾尼（Nigel West）恰當地總結了兩個組織之間的關鍵區別。他描述了在目睹敵軍穿過一座橋梁時這兩個組織的特工人員將會如何反應：軍情六處的特工將觀察敵人的部隊並估算出其數量；而特別行動處的特工將炸毀橋梁，以阻止敵人通過。
特別行動處的官員不久就發現，軍情六處是一個危險的對手。它是一個全世界聞名，享有一個無所不見、無所不知的間諜組織的盛譽。丘吉爾認為英國情報部門是“世界上最好的”。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高層，包括德國黨衛軍的頭目海因裏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希姆萊的血腥副手萊因哈德·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也是這樣認為的。被稱為“金發碧眼的野獸”的海德裏希以軍情六處為楷模，創建了黨衛軍令人恐懼的情報和保衛組織——黨衛軍保安局和蓋世太保。海德裏希甚至用字母“C”簽署了一些信件和備忘錄，而字母“C”是軍情六處長官在其正式信件中使用的簽名縮寫。
然而，盡管海德裏希和他的納粹同夥們對英國情報部門滿懷敬意，但實際上他們對軍情六處是如何開展工作卻知之甚少。海德裏希浪漫的軍情六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觀點更多的是來自閱讀充滿蓋世太保圖書館的戰前英國間諜小說。而事實證明，所有那些令人肅然起敬的看法與他們所依據的小說一樣都是想象出來的。
自19世紀後期以來，英國小說家們發現要出名並賺錢的最快途徑之一就是撰寫虛構的英國特工在歐洲大陸的冒險故事。當間諜類小說在1890年那個時代開始發行時，小說中的敵人通常是法國人。但隨著德國軍事力量在20世紀初開始強盛，敵人就幾乎全是德國人了。當然，英雄仍然是原來的那一個。
除了少數例外，那些英雄都是出生於英國的紳士，倫敦最好的俱樂部的成員，驅趕著獵犬，是美食和葡萄酒的鑒賞專家。然而，所有那些精英都願意放棄自己的舒適生活，麵對巨大的危險和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自己的國家進行間諜活動。羅伯特·厄斯金·柴德斯（Robert Erskine Childers）在1902年寫的廣受歡迎的《沙岸之謎》的主角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根據柴德斯的說法，他是“一個外表俊美、穿著時尚的年輕人。他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是上等俱樂部的成員，並且可能在外交部有一個安全並輝煌的前程”。
幾十年間，這些非專業的貴族間諜的冒險不僅吸引了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讀者，而且還引發了年輕一代的英國人去追隨他們的腳印。一名特別行動處的特工在戰後指出：“在國內外遇到的幾乎所有的特別行動處官員都像我一樣，想象著自己是理查德·漢內（Richard Hannay）或桑迪·阿巴思諾特（Sandy Arbuthnot）。”這兩位英國特工是約翰·巴肯（John Buchan）作品中的人物，《三十九級台階》是巴肯著名的冒險小說之一。
這些小說也反映了英國人對外國人本能的不信任。小說中的敵方特工形象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不刮胡子、穿戴不整、鬼鬼祟祟並兩麵三刀。小說的整體道義準則似乎是凡涉及外國和外國人的事情都是一項危險的任務，而英國——按一個虛構的英國特工對他的祖國的描述，“這個世界的超級大國”，應該盡可能地對那些外國保持清醒的頭腦。
考慮到英國間諜小說中的仇外心理是如此強烈，像希姆萊和海德裏希這樣的外國人對那些間諜小說如此著迷確實令人稱奇。海德裏希對英國間諜小說上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德國海軍服役期間開始的。他認為大英帝國之所以成功是由於軍情六處的出色工作，而英國的每一個正人君子都“隨時準備幫助秘密情報局，把它當成自己的應盡職責……黨衛軍把這種間諜工作是紳士應盡職責的英國式看法當成了它自己的智慧結晶”。為了效仿英國人，海德裏希專注於為自己的特工行動招募來自好的家庭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德國人。
甚至希特勒也加入了對軍情六處讚揚的行列。元首在戰爭初期對納粹情報官員說過：“英國軍情六處有一個偉大的傳統，而德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相比。因此，每一個德國人的成功，就是要建立起這樣一個傳統，這需要具備更大的決心……英國軍情六處的狡猾和精湛是聞名於世的。”
然而，納粹這樣的稱頌，與真實狀況相去甚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軍情六處在20世紀30年代末曾因資金、人手不足，在人才和技術兩方麵都極為匱乏。當1935年希特勒上台兩年後，當時的軍情六處長官休·辛克萊（Hugh Sinclair）上將沮喪地表示，他的機構的整個年度預算僅是維護一艘英國驅逐艦一年的費用。雖然辛克萊從富裕的親戚那裏掏錢來維持軍情六處的運作，但那是遠遠不夠的。在1938年慕尼黑會議期間，他沒有錢為他在歐洲的少數幾個特工買無線通訊裝備，以便他們能直接與倫敦聯絡。
軍情六處確實傾向於聘用有天賦的人為情報人員，更喜歡“天生的特工”。軍情六處避免招募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未被大學教育的溶劑所染色的”智者。許多在“二戰”期間的特工人員都是前軍事人員，有很好的個人收入。著名的曆史學家休·特雷弗-羅伯（Hugh Trevor-Roper）是一名牛津大學畢業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軍情六處工作過。他注意到：“這些大城市的年輕紳士的早期教育……曾經是昂貴但功底不深的，這對他們思維沒有什麽用處。”他補充說，“那些人大體上都很愚蠢，其中有一些人非常愚蠢。”
然而在另一個方麵，真正的情報官員與虛構的人物有很多共同之處：兩組人群都是在休閑式的、紳士做派的非專業氣氛下運作的。在1930年，當一位名叫萊斯利·尼科爾森（Leslie Nicholson）的軍情六處新人詢問他將會接受哪些訓練時，他被告知“不需要專業知識”。當尼科爾森堅持尋求“如何成為間諜的技巧”時，軍情六處維也納基站的主任回答說：“你必須為自己找到答案。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我想我沒有任何能教你的東西。”
事實上，在1939年開始擔任其長官，在整個戰爭期間指揮軍情六處的斯圖爾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從來也沒有任何秘密特工的經曆，不管是訓練還是實戰。孟席斯是蘇格蘭的一個極其富有的威士忌製造商的孫子，他曾在伊頓上學，後來加入了著名的英國陸軍救生隊，其中的許多軍官都是貴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法國的戰鬥中表現突出，被授予一枚傑出服務勳章和一枚軍隊十字勳章。在經曆了毒氣彈攻擊之後，他加入了陸軍情報部門。在戰爭結束之後，他轉入了位於倫敦的軍情六處總部，並在那裏度過了他的職業生涯的餘生。
作為主宰了英國幾個世代的上層社會的“老男孩關係網”俱樂部的特許成員，孟席斯像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在社會和政治態度上都是保守的，並且對外國人高度警覺。他曾經說過：“隻有起了外國名字的人才會犯有叛國罪。”他顯然沒有意識到有一個純英語名字的金·菲爾比（Kim Philby），也是一個“老男孩”，就在他自己的軍情六處內犯下叛國罪。
50歲的孟席斯身材瘦長，是博福特公爵讚助的“精選的狐狸獵人博福特狩獵組合”及倫敦最排外的男子俱樂部“懷特”的成員。在那種地方，沒有一瓶未曾標明產地和年份的特製葡萄酒會被送到桌上，沒有一個女人會被允許進入。孟席斯在“懷特”的酒吧裏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軍情六處招聘工作，受聘者主要集中在像他自己那樣在封閉的家庭中長大的年輕人。
孟席斯是社交場合上一個和藹親切的老手，但在軍情六處的高層官員中，人們通常認為他在情報工作上的分量太輕。他缺乏情報工作的實際經驗，並且在需要決斷的時候喜歡拖延。維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nck）是戰時聯合情報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高級別的小組負責監察英國的所有情報活動。他回憶說：“孟席斯不是一個很強硬的人，也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許多人認為真正掌控軍情六處的人是孟席斯的副手克勞德·丹西（Claude Dansey），一個隱身於陰影之中的隱秘且帶著偽裝的人物。正如作家本·麥金太爾（Ben Macintyre）所說的那樣，他是“一個最令人不快的人，一個最有經驗的間諜”。在軍情六處上層的世界裏他是一個異類。丹西沒有上過伊頓公學，也沒有在軍隊的貴族部隊中任過職。相反，他早期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是在非洲擔任軍事情報官，他曾在那裏組織過間諜網絡，搜集情報並幫助鎮壓當地的武裝叛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丹西曾經在倫敦為英國情報機構工作，在他的多項職責中包括將有嫌疑的外國人抓捕起來，並在英國和西歐進行反間諜活動。
矮小、禿頂、戴眼鏡的丹西，臉上長著密密的白胡髭，用本·麥金太爾的話來說，他有一雙尖銳、透徹、“像活躍的白鼬那樣的眼睛”。他過於機智，尖酸刻毒，很多人不喜歡他。記者兼作家的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像休·特雷佛-羅伯一樣，在戰爭期間也曾為軍情六處工作過。他說：“每個人都害怕他，他是上層裏唯一真正的專業間諜。其他的都是一些有著二流頭腦的二流人物。”但特雷弗-羅伯對丹西卻有成見，他把丹西描述為“一堆徹底的狗屎，腐敗和無能，但有一定程度的低級的狡猾”。
盡管孟席斯和丹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但他們至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對保密和隱蔽工作極度投入。這讓麥金太爾、特雷弗-羅伯以及在戰時加入軍情六處的其他年輕人感到有些過分。按照麥金太爾的說法，軍情六處的座右銘似乎是“如果有曲折的辦法可以去做，絕對不應直接去做”。就像小男孩玩秘密特工的遊戲一樣，軍情六處的老手們經常在不需要的時候仍然使用密碼名稱，用密碼編寫不需保密的信息，並將那些編碼信件放在諸如花壇、工棚之類不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將它們直接投入家門口的郵箱之中。
當麥金太爾發現自己輕手輕腳地走過孟席斯在議會廣場旁百老匯大街54號——軍情六處總部四樓的辦公室時，他意識到自己也已經感染上了對保密工作的癡迷。麥金太爾回憶說：“保密對情報工作來說，就像法衣和熏香對一場彌撒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樣……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守秘密，不管那是否有助於達到任何目的。”
雖然使用無意義的密碼或其他形式的保密措施對像麥金太爾那樣的新來者顯得有些滑稽，但軍情六處固守不變的保密措施對於上層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但這與保護國家的安全毫無關係。那些措施對保護個人更為有用，它將有助於那些有權力的人免受議會、英國公眾或政府其他部門的盤問。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曾短時期為軍情六處工作過。他指出，軍情六處不遺餘力地致力於“自我保護的暗中活動，不惜使用官方保密的外衣來掩飾無能、上層特權和令人錯愕的盲目輕信”。
在戰爭爆發之前的那幾年裏，在軍情六處發生的事情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暴露出了無能的人或事需要加以保護的事實。
在1939年11月某個陰沉的一天，一輛汽車開到了與德國默茲河隔河而對的荷蘭小鎮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館。兩名留著修剪整齊的灰色胡髭，帶著單片眼鏡和小圓帽的中年英國人走出了汽車。他們是軍情六處的官員，到芬洛來執行一項最高密級的秘密任務。如果他們能成功，那可能會導致推翻希特勒並結束已持續了兩個月的戰爭。
自從希特勒上台以後，毗鄰納粹德國的中立國荷蘭就成了歐洲主要的間諜中心之一，它不情願地接待了來自全球各地難以計數的情報人員。與大多數外國同行一樣，兩名留著胡髭的軍情六處官員——西格斯蒙德·佩恩·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和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 Stevens）也待在海牙。英國情報部門使用海牙作為其非官方的歐洲總部所在地。
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崗位，軍情六處在對基站主任的選擇上所表現出來的愚蠢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在1936年，以使館護照管理官員身份為掩護的基站主任 H. E. 達爾頓（H. E. Dalton）自殺了，他被發現貪汙了猶太難民為獲取英國簽證而支付的額外費用。後來又發現，為達爾頓的繼任者工作的兩名荷蘭特工已被德國軍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招募為雙重特務。
意識到在歐洲的最重要的基站已被德國人滲透，軍情六處沒有選擇采取通常使用的合理步驟，關閉基站並重新開張。相反，它在整個歐洲創建了第二個非官方的情報組織，它將與原有的組織一起存在，但與之沒有任何聯係。這個代號為“Z”的組織由克勞德·丹西負責，他選擇了各種職業的非專業間諜來充當他的特工：那裏麵有商人、企業家、記者、政客和其他一些在歐洲生活或經常出訪歐洲的英國人。
丹西為海牙選擇的基站負責人是西格斯蒙德·佩恩·貝斯特，荷蘭製藥和化學公司的老板，他傳遞給丹西的幾乎都是些毫無價值的情報。與此同時，他申報了很大一筆經費作為他聲稱的由他指揮的13名特工的開支，後來發現其中九人完全是虛構的。
1939年9月戰爭爆發時，貝斯特接到倫敦的命令，與新任命的軍情六處海牙基站主任理查德·史蒂文斯聯合，這就讓先前建立的替代情報組織的計劃完全作廢了。新上任的史蒂文斯早先曾在印度的英國軍隊服役，與貝斯特一樣，他在新的崗位上並沒有什麽出色的表現。史蒂文斯後來承認，在去海牙之前他“從來沒有做過間諜的工作，更不用說當一個間諜頭兒了。我完全沒有經驗，根本不是幹那種工作的人”。當他將自己的顧慮告訴軍情六處的高層時，他們向他保證，海牙的崗位在很大程度上隻是一個行政管理的工作——這完全是一個誤導。幾個月後，史蒂文斯會發現他和貝斯特被卷入了一個還沒有為之做好準備的境地。
在1939年10月，德國入侵波蘭的一個月後，內維爾·張伯倫在私底下放出消息：如果希特勒被推翻，英國政府將考慮與德國和平共處。與此同時，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也得到了這樣的情報：一個第三帝國持不同政見的派別正在謀劃擺脫希特勒，並與英國開展和平談判。在與來自這個反叛集團的幾名代表進行了幾次秘密會議之後，軍情六處的官員在張伯倫和外交部的批準支持下，同意於11月9日在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館舉行會談，與領導反叛運動的德國將軍見麵。
然而，當史蒂文斯和貝斯特進入咖啡館後，他們驚訝地發現德國將軍並不在那裏，等著與他們會麵的官員實際上是黨衛軍情報人員，其中一個是瓦爾特·謝倫伯格（Walter Schellenberg），萊因哈德·海德裏希的副手；另一個是長期的英國間諜小說的“癮君子”和軍情六處的粉絲。在打死了陪同英國特工的一名年輕的荷蘭軍事情報人員後，謝倫伯格和他的同夥就將史蒂文斯和貝斯特捆綁起來扔進汽車，飛快地駛過邊界進入了德國。
情報官員被綁架是軍情六處曆史上最丟臉的事件之一，而他們在被綁架後的行為使災難變得更加嚴重。史蒂文斯和貝斯特完全罔顧了倫敦的指令——特工隻能承認其作為掩護的工作的名稱和地址。他們在身體沒有受到折磨的情況下，即與德國人完全合作。史蒂文斯被綁架時身上帶著一份完整的在荷蘭的英國特工名單，他還向德國人交待了軍情六處在西歐和中歐所有基站站長的名單，以及他們下屬的外國特工的身份。此外，他和貝斯特還提供了有關軍情六處在倫敦的層次結構的大量信息，包括部門主管的姓名以及他們在百老匯總部內的辦事處的具體位置。
由於芬洛的災難，軍情六處在西歐的間諜網在1940年德國發起倫敦大轟炸時已成為一堆廢墟。盡管遭受了如此重大的失敗，孟席斯和丹西仍然保住了自己的職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倫敦的歐洲各國流亡政府和他們的情報機構。
作為向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蘭、比利時、荷蘭和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的特工組織提供財務、通信和運輸支持的交換，軍情六處獲得了對那些組織大部分特工活動的控製權。而那些外國特工幾乎提供了英國在戰時所獲取的在被占領歐洲的德國人活動的所有情報。
雖然孟席斯並不是諜報天才，但在白廳經常發生的殘酷的內鬥中保護並提升自己和軍情六處的地位方麵卻是非常出色的。他在官場內鬥中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從不向任何人透露軍情六處的情報來源，甚至不向丘吉爾透露。通過這樣的運作，他和丹西就可以將報到他們那兒的任何成功的情報活動都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事實上，正在與軍情六處配合的歐洲流亡政府的情報機構取得了很多次成功。然而，在軍情六處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美國新成立的間諜和破壞組織——戰略情報局駐倫敦辦事處的負責人大衛·布魯斯是一個例外。於1942年抵達倫敦的布魯斯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軍情六處的情報能力“相當糟糕。他們發送給我們的大多數報告隻是重複了我們從歐洲秘密情報組織收到的情報內容”。
首先抵達倫敦的外國情報組織來自捷克。就在希特勒於1939年3月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捷克享有盛譽的間諜機構的負責人弗朗齊謝克·莫拉維克（Frantiek Moravec）就和他的十名高級官員攜帶數十箱文件逃到了英國。莫拉維克的到來是一個意外的特別禮物，因為他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重要的盟軍情報來源之一的報告。那是一個不滿納粹的德國阿勃維爾官員——保羅·圖默爾（Paul Thümmel），代號為 A54。作為阿勃維爾布拉格基站的站長，圖默爾向捷克人提供情報，因而也間接地向英國人提供了非常準確的關於德國軍事計劃的情報長達兩年之久。由於圖默爾提供的情報，軍情六處了解到德國計劃在1940年通過阿登入侵法國，並在1941年春季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臘（而英國和法國在獲得德軍將在阿登入侵的情報之後無所作為。這證明了盡管情報可能很好，但除非采取與之對應的行動，否則那些情報就沒有多大用處）。在1940年秋天，圖默爾還報告說，希特勒至少暫時放棄了入侵英國的“海獅行動計劃”。
與此同時，挪威的情報部門也向軍情六處轉達了從挪威數百名海岸觀察員那裏收集來的報告，他們監視著德國潛艇和軍艦的出動情況。1941年，一位挪威海岸觀察員通知倫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個峽灣發現了四艘德國軍艦，這些情報導致了德國“俾斯麥號”戰艦的沉沒和重巡洋艦“普林茲·歐根號”的重創。數百名普通的挪威人報告了德軍的防禦工事、機場、軍營和部隊運動的情報。
不過在戰爭初期，法國是軍情六處情報搜集的焦點。由於被占領的法國最接近英國，這就成了希特勒進攻英國的跳板——德國空軍從那兒起飛轟炸英國的城市，德國海軍從那兒出動潛艇擊沉英國的商船。法國也將成為德國陸軍入侵英國的出發地。因此，關於德國軍隊、軍艦、潛艇、船舶和飛機的運行及位置的情報對於英國政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搜集這些情報，軍情六處找到了一個情報來源的“聚寶盆”。“聚寶盆”的來源之一是戴高樂剛剛建立，由安德烈·德瓦弗蘭（André Dewavrin）領導的情報部門。安德烈·德瓦弗蘭是一名年輕的軍官，法國首屈一指的軍事學院聖-西爾（Saint-Cyr）的前教授，他同意在英國指揮下派遣秘密特工到法國去。第一個被派去的是吉爾伯特·雷諾（Gilbert Renault），他是一名法國電影製作人。當法國戰敗時，他正在製作一部關於克裏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電影。他逃到了倫敦，加入了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六個星期之後，他秘密地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陸，開始了一次極為成功的長達兩年的間諜活動。
雷諾的第一次任務是收集詳細的最新的法國地圖並將它送回英國（與在挪威時一樣，英國於1940年在法國的軍事行動中使用的都是他們從旅行社收集到的地圖）。完成了收集地圖的任務之後，盡管雷諾完全是一個情報新手，卻成功組織了一個龐大的被稱為“巴黎聖母院”的間諜網，它最終覆蓋了被占領的法國和比利時全境。這個間諜網所提供的情報導致了盟軍軍事行動的成功。例如1942年，英國突擊隊對法國西北部港口布呂內瓦爾和聖-納澤爾的襲擊。
當雷諾（代號雷米上校）於1942年6月離開法國時，他帶上了由他的一名特工偷來的德國在諾曼底海岸防衛設施的計劃副本。這些藍圖後來被證明是英美軍事行動計劃者們策劃“D日計劃”的寶貴資源。
雖然雷諾和其他自由法國運動的特工是軍情六處的重要資源，但也有一些法國人在為貝當的維希政府工作。戰時，在法國與軍情六處保持緊密聯係的人中就有戰前法國情報部門的人員，其中許多人是為維希政府工作。在法國向德國投降之後不久，法國軍隊中的一批反德軍官組成了一個稱為軍隊抵抗組織（ORA）的地下情報組織。他們接受貝當為法國的國家元首，企圖共謀推翻德國對法國的占領。
事實上，法國最重要的盟軍間諜網是由上校喬治·盧斯托諾-拉科（Georges Loustaunau-Lacau）組織的，他曾擔任過貝當的最高軍事助理。當上校被維希警察逮捕時，他的前任秘書——一名弱小、高雅、30來歲、有兩個孩子的母親——瑪麗-馬德琳·霍卡德就成了被稱為聯盟間諜網的領導人。特工中包括了幾百名從法國陸軍、海軍和空軍複員的軍人。霍卡德間諜網（由於成員使用動物作為他們的代號而被蓋世太保稱為“諾亞方舟”）的活動在法國各地都很活躍，總共有3000多名特工。在戰爭期間，其中的500多人被蓋世太保逮捕、遭受拷打，並被槍決。霍卡德自己也曾兩次被捕，但兩次都逃了出來。有一次，她曾被脫光衣服，被迫赤著身子從蓋世太保監獄牢房的鐵欄間隔中擠過去。
英國人當然永遠不會接受讓一個女人來主管一個重要情報網的事實，霍卡德一直隱秘著她的身份。1941年底，她藏身於一個外交郵袋中走私到了中立的西班牙，與她的軍情六處聯係人會麵。她不需要擔心會麵的結果會怎樣。她的聯係人被她那“埃及皇後奈費爾提蒂般的美麗與魅力所吸引了”，雖然多疑的克勞德·丹西抱怨說，“讓女人管任何事情都違反了他的原則”，但他無法否認霍卡德領導的間諜網所取得的成功。軍情六處繼續向她的聯盟間諜網提供資金、無線電設備和其他裝備，英國人的投入收獲了巨大的回報。聯盟間諜網提供了大量頂級的情報，包括在“D日”前提供的有關德國沿海的防禦工事和德國軍隊移動的情報。
與法國人一樣出色的是波蘭人，他們在戰爭期間提供了英國和盟軍獲取的大部分情報。英國政府於2005年承認，盟軍在戰時從歐洲所獲得的情報的近50％來自波蘭的情報組織。在戰爭期間曾與波蘭情報人員合作過的英國情報官員道格拉斯·多德斯-帕克（Douglas Dodds-Parker）說：“波蘭人有著歐洲最傑出的特工組織。”事實上，波蘭人的表現比那種讚譽更為出色。美國軍事情報部副部長在1942年曾說過：“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組織。它對我們的價值是不可比擬的。”
被三個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德國和奧匈帝國占領並分割了一個多世紀，波蘭人長期以來就是秘密活動的大師。多德斯-帕克指出：“經曆了幾代人的秘密行動之後，他們有很多東西可以教我們。”
當1918年波蘭重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以後，它就把間諜活動和密碼破譯作為它的當務之急，特別針對的是它的兩個主要宿敵德國和蘇聯。用前波蘭情報總監的話來說：“如果你在磨盤的兩個轉盤之間生活，你就必須學會如何不被碾碎。”波蘭領導人在1939年時無法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但是在逃去西方之前，他們確實在波蘭留下了精心構造的情報和抵抗組織網絡。
從位於時尚的倫敦西區騎士橋附近的一棟大型市內住宅裏，波蘭情報官員與遍布波蘭的特工網絡保持著緊密的無線電聯係，那些特工提供了大量的情報，包括德國工業生產和德國陸軍、海軍部署的統計數據。作為回報，英國讓波蘭人和捷克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權。與倫敦的其他流亡情報機構不同，這兩個東歐國家被允許在沒有軍情六處控製的情況下經營自己的培訓機構、代碼、密碼和無線電網絡，交換條件是他們必須提供所有與盟軍戰爭相關的情報。
據波蘭曆史學家揚·切哈諾夫斯基（Jan Ciechanowski）在戰後的估計，有多達16000名的波蘭人，其中大部分是抵抗運動中組織嚴密的波蘭救國軍的成員，參與了在波蘭境內搜集軍事和經濟情報的活動。切哈諾夫斯基說：“在波蘭，任何有一點重要性的地方，都在救國軍情報人員的監視之下。”事實上，救國軍的情報網超出了波蘭國境。通過聯絡在奧地利和德國的情報網，甚至在科隆、不來梅和柏林的前哨基地，以及被迫在德國工廠做奴工的波蘭人，他們獲得了關於第三帝國的大量情報。
盡管波蘭人在情報搜集方麵表現出來的異常才幹讓德國情報官員頭痛不已，但也得到了他們的欽佩。在1939年截獲了波蘭情報文件兩天後，瓦爾特·施倫堡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情報的數量之大，尤其是關於德國軍備生產的情報，是令人十分吃驚的。”他後來說過：“人們必須一直準備好麵對波蘭人造成的令人不愉快的驚愕。”
除了在波蘭、奧地利和德國的間諜活動外，波蘭情報組織還在斯堪的納維亞、波羅的海國家， 以及瑞士、意大利、比利時、巴爾幹地區和北非地區開展了特工活動。其中最成功的特工是哈利娜· 希曼斯卡（Halina Szymańska），她的丈夫曾是戰前波蘭駐柏林大使館的武官。在柏林期間，謝曼斯佳夫婦與阿勃維爾負責人威廉·卡納裏斯（Wilhelm Canaris）將軍成了朋友。卡納裏斯是“二戰”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對希特勒的不滿日益
增長，他在玩一場雙麵人的遊戲。他一方麵領導他的反間諜特工無情地追蹤盟軍的間諜和破壞者；另一方麵又鼓勵阿勃維爾組織裏的其他人向軍情六處傳遞情報。在波蘭戰敗之後，卡納裏斯安排希曼斯卡夫婦逃到了瑞士，並讓希曼斯卡與阿勃維爾在瑞士的負責人漢斯·貝爾德·吉塞維斯（Hans Bernd Gisevius）建立了聯係。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希曼斯卡作為吉塞維斯、波蘭情報機構和軍情六處的通訊渠道，傳遞了有關納粹高層決策的大量情報，其中包括德國計劃在1941年入侵蘇聯的情報。
波蘭人在法國也組織並經營著幾個重要的間諜網。當1940年6月盟軍從法國撤離之後，幾位留在未被德國人占領地區的波蘭軍官撒下了法國間諜網的種子。他們的第一個間諜網稱為“F-1”，為殘留的波蘭和其他盟軍部隊建立了一條從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到英國的逃生路線。但“F-1”的主要努力是搜集有關德國飛機、武器和部隊運行的情報。“F-1”的組織者招募了幾十個特工，其中許多來自分散在法國各地的波蘭移民大型社區。這些移民中有相當多的人是產業工人，他們能夠提供關於生產軍備工廠的產量、工廠的位置以及盟軍感興趣的其他項目的詳細報告。
到1941年初，原來的波蘭間諜網分成了幾個新的網絡。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被占領的巴黎市中心租用的房間裏運作的那些人。這個間諜網是由一位衝動並帶有冒險精神，名叫羅曼·加爾比-切爾尼亞夫斯基（Roman Garby-Czerniawski）的原波蘭空軍軍官組織並指揮運行的。切爾尼亞夫斯基是“F-1”的發起組織者之一，戰前是一名戰鬥機飛行員。1939年末，波蘭軍事情報部門招募了會講法語的切爾尼亞夫斯基。他的一位同事說，他是一個“為當間諜而活著並思考的人”。
切爾尼亞夫斯基在巴黎的目標就是想為倫敦提供在被占領的法國的德國軍隊和設施的詳盡情報。他把自己的間諜網命名為“盟軍”，並宣稱：“老板將是一個波蘭人，特工大多是法國人，所有的人都將為盟軍工作。”數以百計的全職和兼職的特工為他搜集情報，其中包括鐵路工人、漁民、警察和家庭主婦。
特工的情報被送到位於巴黎各處的各種“接口”——這可以是標誌性的巴雷特餐廳衛生間的一位服務員，貝立茲語言學校的一位老師，以及某個公寓大樓的一位門衛，或其他各種行業的人。然後，他們會將各種情報送到切爾尼亞夫斯基那裏。在對情報進行了整理並打字之後（有些報告長達400多頁，還包含了地圖和圖表），他將報告交給一名波蘭信使。信使將登上一列開往法國南部未被占領區的波爾多的火車，並將報告藏在一等車廂洗手間的隱秘處。當火車抵達波爾多後，另一位波蘭特工會將報告取走，隨後轉交倫敦。切爾尼亞夫斯基最終要來了幾台無線電台，從而能夠直接與倫敦通訊。他們向倫敦提供的情報數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讓倫敦方麵感到難以跟上他們的節奏。
與此同時，斯圖爾特·孟席斯和軍情六處很高興地將從波蘭和其他歐洲國家間諜那裏所搜集到的大量情報當作了他們的功績。然而所有這些情報，盡管具有極高的價值，但都無法與破譯德軍的恩尼格瑪密碼所取得的情報價值相比。就在不列顛之戰開始之前，位於布萊切利公園國家密碼破譯中心的英國密碼學家們就成功地破解了德國人認為像無解謎團一樣複雜的恩尼格瑪密碼。從破譯恩尼格瑪密碼中所獲得的信息被稱為“超級”，這些信息對於贏得大西洋戰役、北非戰役、諾曼底戰役以及盟軍的整體勝利都是至關重要的。
溫斯頓·丘吉爾曾告訴喬治六世：“我們之所以贏了這場戰爭得歸功於‘超級’。” 實際上，根據著名的情報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的看法，丘吉爾誇大了這一點。安德魯認為：“情報並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蘇聯紅軍和美國的參戰決定了戰爭的勝負。但盟軍情報工作的成功無疑縮短了它的進程，並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幾乎沒有一個人，包括丘吉爾在內，知道英國對恩尼格瑪密碼破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法國人，而功居首位的是波蘭人。參與“超級”密碼的專家之一戈登·韋爾奇曼（Gordon Welchman）寫道：“如果我們沒有波蘭人的幫助，‘超級’將永遠無法起飛。在很短的時間裏，波蘭人幫助我們了解了恩尼格瑪編碼機和使用編碼機的操作程序這兩方麵的細節。”
這個屬於最高機密的盟軍合作項目始於1939年7月，當時英國和法國的首席密碼破譯者被波蘭的軍事情報部門邀請到華沙附近森林裏一個偽裝嚴密的地下混凝土掩體中開會。進入這個新建的無線電發射站和密碼破譯中心之後，波蘭人就向他們展示了一台看上去像打字機的小型黑色設備，其鍵盤可以帶動旋轉幾個直徑為三英寸的轉盤——這是德國人極為複雜的恩尼格瑪編碼機的精確複製品。在英國人和法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波蘭人已經破譯了德國人大量的軍事和政治通信信息六年多了，而德國人估計人工破譯那些通信要耗費九億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諾克斯早期接受的解密古埃及紙莎草碎片的訓練，幫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破解了德國海軍總司令所使用的密碼，從而使他成了無可比擬的密碼破解專家。在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裏，在資金不足的英國密碼破解機構——“政府密碼學校”（GC ＆ CS）中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研究德國最新的恩尼格瑪密碼係統，但他們試圖破譯它的努力卻沒有取得任何成果。他無法相信波蘭人居然超越了他們，先破譯了恩尼格瑪密碼。
根據負責 GC ＆ CS 工作並且也參加了波蘭會議的阿拉斯泰爾·丹尼斯頓（Alastair Denniston）的回憶，當諾克斯和其他英國和法國的與會者被通報了波蘭人的成功之後，諾克斯坐在那裏像“石頭一樣沉默。隻是當我們回到汽車裏並開車離開時，他突然說起話來，好像旁邊沒有人能聽懂英語似的憤怒地咆哮道：‘他們在向我們說謊，整個事情是一個騙局。’他不斷地重複著， ‘他們從來沒有做成、他們在幾年前造假做了這台機器……他們必定是買了一台或造假做了一台這樣的機器’。”
脾氣暴躁的諾克斯顯然不知道或者忘記了波蘭自從重新獲得獨立以來，一直把情報收集和密碼破解作為當務之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位英國密碼破解的帶頭人承認，他和他的一些密碼破解同事“非常緩慢地承認波蘭人可能在所有的方麵都可以教我們”。
不過，迪利·諾克斯並不屬於其中之一。在發過脾氣之後的第二天，他平靜了下來，見了第一個破解了恩尼格瑪的數學家，33歲的馬裏安·雷耶夫斯基和與他一起工作的兩位同事。三名年輕的波蘭人向諾克斯介紹了恩尼格瑪編碼機的複雜性和他們為破解密碼所使用的稱為機械組合理論的新技術。用雷耶夫斯基的話來說，諾克斯“對一切都很快就掌握了，快得幾乎像閃電一樣”。
丹尼斯頓回憶說，諾克斯很快就顯示了他的才智並贏得了波蘭人的尊重和欽佩。盡管酒精在波蘭的密碼中心是被禁止的，但還是找到了幾瓶啤酒，每個人都為慶祝波蘭人的成就喝了啤酒。那天，當他離開中心的時候，諾克斯用波蘭語喊道：“我們將一起前行。”在返回英國以後，諾克斯用波蘭語向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發了一封感謝信：“我真誠地感謝你們的合作和耐心。”隨信附帶了三條絲綢圍巾，圍巾上的圖案是一匹贏了德比馬賽的奔馬——諾克斯婉轉地承認波蘭人在破解恩尼格瑪的比賽中得了第一。
然而，這個功績並不完全屬於波蘭人。如果不是一個矮小、厚實，名叫古斯塔夫·貝特朗德（Gustave Bertrand）的法國軍事情報官員的努力，他們可能永遠無法解開恩尼格瑪的複雜謎團。1933年，法國無線電情報部門負責人貝特朗德向波蘭同行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並附加了一個提議。他告訴他們，他向德國軍事密碼部門的一名官員支付了大筆金錢，換取了與恩尼格瑪有關的最高機密文件，包括操作機器的說明和四張構造圖紙。
貝特朗德的法國上司對這些文件沒有興趣，聲稱即使有了這些文件，還是不能破解恩尼格瑪。他又與軍情六處接觸，他們也駁斥回了這個念頭。然而，當他聯係波蘭人時，他們接受了這些材料。按貝特朗德的說法，波蘭人好像是“在沙漠中遇上了甘露”。
這些文件交給了波蘭密碼局招募的三位20多歲的新手。在這三人中表現傑出的人物是雷耶夫斯基，一位28歲的數學天才，剛剛在國際數學家的聖殿——德國哥廷根大學完成了一年研究生學業後回到波蘭。
憑借這些文件，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製造了自己的恩尼格瑪機器，以及他們稱之為“蓬吧”的機電設備，讓他們能高速掃描恩尼格瑪密碼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
到了1938年初，波蘭人能夠解密大約3/4截獲的恩尼格瑪密碼。然而，德國人開始為恩尼格瑪編碼機增加了更多的複雜性，引入了兩個新的轉子，並對其編碼方法進行了重大的修改。由於缺乏資金和其他資源，並意識到戰爭正在逼近，波蘭人決定與英國人和法國人分享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之後，諾克斯等人就造訪了華沙郊外的森林，在德國入侵波蘭前幾天，波蘭人向英國和法國發送了恩尼格瑪的副本，以及如何使用恩尼格瑪的詳細資料。
諾克斯和他的團隊馬上就在他所說的“波蘭寶庫”中工作起來。在此之前，“政府密碼學校”已經為密碼破解工作招收了各個學科的專家。但像波蘭一樣，它開始更關注包括戈登·韋爾奇曼和艾倫·圖靈在內的數學家了。經過對恩尼格瑪編碼機的設計和細節深入研究之後，容易害羞的圖靈根據他所學到的東西造出了一台功能更強，更為精確的解碼機器。他把那台機器稱為“蓬比”。
由於布萊切利公園是由軍情六處監管的，斯圖爾特·孟席斯有幸每天向丘吉爾展示一個舊的淺色皮盒子，盒子裏裝著從破解的恩尼格瑪密碼中收集到的最新的無價的信息——丘吉爾掌握著打開盒子的唯一的一把鑰匙。對於這兩個人來說，那是他們當天的一個興奮點。馬爾科姆·馬格裏奇指出：“正如孟席斯很快就意識到的那樣，隻要他在早餐時間給首相帶去了一些有意思的情報，他就不用擔心會遭受批評或被削減預算。”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維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曾這樣評價過孟席斯：“如果沒有布萊切利公園，他不可能在那個職位上待上一年。如果不是一種命運的安排，早期促成了‘超級’起飛的年輕的波蘭密碼學家們就不會來到布萊切利公園與諾克斯、圖靈等人一起工作，產生丘吉爾所說的‘金蛋’ 情報了。”
在波蘭戰敗之後，馬裏安·雷耶夫斯基與兩名同事逃到了羅馬尼亞，而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則留在了華沙。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三名波蘭人與英國大使館聯係，但被告知眼下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很忙，沒有人能來處理他們的事情。數學家們隨後去了法國大使館，在那裏他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並在一兩天內就提供了他們前往法國的旅行證件。
當迪利·諾克斯和阿拉斯泰爾·丹尼斯頓得知波蘭人的出逃以後，他們就要求法國人將他們送到布萊切利公園來。丹尼斯頓告訴法國人：“這些人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幾個月的時間完成任務。”然而，他的要求被古斯塔夫·貝特朗德拒絕了，他回答說波蘭人提出建議，邀請英國密碼學家們到巴黎去一起工作。貝特朗德雖然激烈地反對德國人，但他也不太喜歡英國人。他對英國人“從相互信任長達八年的法國與波蘭的友誼中無償獲利”感到特別憤慨。盡管波蘭人更願意到布萊切利公園去工作，但貝特朗德決定把他們留在自己的國家。
在法國投降之前，波蘭的密碼學家們與貝特朗德及他的密碼破解小組合作，在位於巴黎東北約25英裏的一座漂亮城堡裏的法國軍方無線電情報和解密中心工作著。盡管貝特朗德對英國人很冷淡，但他的密碼破解小組與布萊切利公園合作密切，每天都會交換解密的成果以及其他的信息或想法。當德國人進入巴黎時，貝特朗德沒有將他的密碼破解小組撤退到法國以外的某個安全的地方，而是采取了一個大膽、驚人並且危險的舉動，把小組撤退到了法國南部，在普羅旺斯鄉村的一個僻靜的城堡裏再次建立了他們的工作室。那裏成了一個地下的活動中心。貝當和他與德國人合作的政府高層不知道他們的任何情況。
在炎熱、悶濕的1940年夏天，密碼專家們很少離開城堡，一樓的窗戶被裝上封欄並一直關閉著，這使得工作環境令人更加難以忍受。作為進一步的防範措施，有三輛汽車晝夜待命，如果德國人或維希警察突然來檢查，他們就會將小組成員和設備迅速轉移。然而盡管麵臨著種種困難，法國和波蘭的密碼破譯者們從未失去與布萊切利公園的聯係，他們源源不斷地為英國人提供第三帝國在法國和其他占領地區的空軍、陸軍和海軍的運行狀況、位置以及裝備的情報。
在整個戰爭期間，英國人和他們的盟友一直擔心德國人會發現他們的恩尼格瑪密碼被破解了。盡管有大量跡象表明英國人在事前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許多軍事計劃，但第三帝國的官員們拒絕承認他們自以為天下無敵的機器可能已經被破解了的事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更傾向於相信“全能”的軍情六處的特工以某種方式獲取了德國有關計劃和戰術的信息，並將它們交給了丘吉爾和他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