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稱為重水的東西 不為人知的改變了戰爭進程的救援任務開始了
1940年6月22日早上，一大群衣著不整、神情疲憊的旅客聚集在倫敦帕丁頓車站的一個站台上，他們的四周圍著一堆行李箱、木箱和26個金屬罐。人們匆匆走過他們的身旁，對他們沒有過多注意，這些旅客剛剛從法國抵達倫敦。而倫敦人在那天有著更多的事情要擔憂，其中包括即將來臨的法國向德國投降。
從那群人的外表上看不出他們有任何的重要性。然而在他們中間卻有法國一些最傑出的科學家、工程師、彈道學和化學戰研究以及製造炸藥的專家。站台上與他們一樣不起眼的，還有兩名來自巴黎著名的法蘭西公學院的核物理學家，而法蘭西公學院在當時是核裂變實驗的領先中心。這群專家以及他們身旁罐子裏的寶貴物質，最終將在戰爭最關鍵性的進展中發揮重大的作用。
一位高大、沒有刮臉、身穿法蘭絨褲子和沾滿旅行汙跡風衣的英國人正在向那一大群人說話。這個被家人和朋友稱為傑克的人，就是20世薩福克伯爵查爾斯·亨利·喬治·霍華德（Charles Henry George Howard），一位英國最古老且最強盛的家族的繼承人。薩福克伯爵幾天前就把科學家們召集了起來，把他們從法國匆匆送上了一艘蘇格蘭的煤炭貨輪。丘吉爾政府的一名低級官員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他們抵達倫敦幾小時後就見到了薩福克伯爵，他對伯爵肅然起敬。他後來把這位34歲的同輩描述為“海軍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 Drake）爵士和俠義英雄‘猩紅繁箋花’的混合物”。
盡管薩福克伯爵在法國的冒險行動中表現出相當的大膽並極富才智，但取得成功並不僅僅是靠他一個人。他在安排救援行動時的合作夥伴是法國軍備部部長拉烏爾·多特裏（Raoul Dautry）。與法國政府中的大多數同事不同，59歲的多特裏是法國鐵路係統的前負責人，他也是一個有勇氣和遠見卓識，並決心竭盡全力幫助英國擊敗納粹德國的人。
多特裏早在幾個月前就參加了這個“披風與短劍”的驚險劇。法國和英國對納粹德國宣戰之後不久，諾貝爾獎得主瑪麗·居裏和皮埃爾·居裏的女婿弗雷德裏克·約裏奧-居裏（Frédéric Joliot-Curie）就造訪了他好幾次。約裏奧-居裏和他的妻子伊倫在1935年因人造放射性方麵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在約裏奧-居裏的指導下，法國國防部的核物理學家們已經證明鈾有可能產生爆炸性的連鎖反應，他們甚至設計了一座“紙上可行”的反應堆。
約裏奧-居裏告訴多特裏，他的團隊的研究可能會導致一種非常強大的新型炸彈的出現。他說為了利用核能，必須找到一種物質來減緩由鈾原子分裂引起的快速連鎖反應，這將使鈾原子分裂的反應變得能自我維持。這樣的緩衝劑是一種稱為“重水”的非常罕見的物質，那種**看起來像普通的水，但含有氘——那是氫的同位素或變種。約裏奧-居裏告訴多特裏，世界上隻有一家名為諾爾斯克水電的挪威公司生產了少量的重水，那是一家位於奧斯陸以西約70英裏的狹窄山穀裏的水電化工廠。
1939年12月下旬，在與約裏奧-居裏會麵之後不久，多特裏收到了法國軍事情報局官員送來的驚人消息。諾爾斯克水電公司生產的重水隻是它的副產品，少量的重水被銷往世界各地的實驗室以進行各種科學實驗。諾爾斯克水電公司剛剛告知法國軍事情報局，德國化工業的巨頭——法本公司已經下單要買下重水的全部庫存。當諾爾斯克水電公司詢問大量購買的原因時，法本公司拒絕回答。
多特裏感到恐懼，因為德國也正在探索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真實的。事實上，德國政府創建了專門的軍事部門來發展戰時原子能的運用。德國物理學家保羅·哈特克（Paul Harteck）曾說過：“首先利用核裂變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德國政府的讚助下，哈特克等物理學家組成了他們的“鈾俱樂部”，在帝國的六個實驗室裏進行核連鎖反應的實驗。像約裏奧-居裏和他的團隊一樣，德國人決定將重水作為控製和維持核反應的最佳手段。
德國人對重水有興趣的消息刺激了多特裏采取行動，他認為決不能讓納粹掌握核武器。他在挪威組織了一次秘密行動，讓他的特工把所有可以找到的重水都運回法國。多特裏選擇了雅克·阿利作為領導這一行動的負責人。他是一名戴眼鏡的年輕法國人，他在和平時期是巴黎銀行的一名職員。巴黎銀行是法國的頂尖級銀行之一，還是諾爾斯克水電公司的大股東。
1940年2月28日，作為軍備部預備役軍官的阿利離開巴黎去了奧斯陸，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冒險。他以假名和假護照旅行，隨身攜帶了150萬挪威克朗（相當於現在的500多萬美元）的信用卡。
在大雪覆蓋的挪威首都，阿利告訴諾爾斯克水電公司的主管艾克斯·魯貝爾（Axel Aubert），法國和德國科學家之間正在進行建造原子彈的競賽，以及重水在這場競賽中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法國人提出以信用卡換取諾爾斯克水電公司的所有重水庫存時，魯貝爾搖了搖頭，他說他的公司不會“為重水收一分錢”。諾爾斯克水電公司將把所有的庫存及將要生產的所有重水都借給了法國。魯貝爾說：“我知道，如果德國的實驗成功，而法國在戰爭中不幸失敗，我將會因為今天所做的事情被槍斃。然而，我將為冒這個風險而感到自豪。”
手中拿到了重水，阿利和他的團隊又麵臨著一個新的挑戰：如何不受德國人的幹擾將重水帶出挪威。盡管法國團隊是秘密行動，但納粹已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德國軍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已通知其在奧斯陸的特工人員，跟蹤一個名叫阿利的可疑的法國人，他在旅行時用的是一個假名。
1940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諾爾斯克水電工廠的工人將重水倒入26個金屬罐中，然後開車通過冰層覆蓋的道路將這些重水罐運送到了奧斯陸。第二天早上，阿利和他的一個法國同事到達了奧斯陸的佛內布機場。這時有兩架客機在機場跑道上並肩滑行，一架將飛往蘇格蘭，另一架將飛往阿姆斯特丹。兩架飛機預定在幾乎同一時間起飛。
在出發大廳裏，法國人在阿勃維爾特工人員的監視下，確認了去阿姆斯特丹航班的機票訂座。當兩架飛機的乘客開始登機時，一輛出租車開到了機場大門口。警衛揮揮手讓它通過後，出租車就直接開到了停機坪上，停在航站樓看不到的兩架飛機之間。當阿利和他的同事走向阿姆斯特丹航班的登機口時，重水罐被匆匆地從出租車搬上了去蘇格蘭的飛機；他們混雜在登機乘客的隊伍裏，走著走著突然改變了方向，匆匆趕到蘇格蘭航班的登機口，在登機口門關上之前登上了飛機。兩架飛機起飛後飛向北海上空。
飛機起飛幾分鍾後，兩架德國空軍戰機攔截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飛機，並迫使它在德國北部的港口城市漢堡降落。飛機剛著陸，阿勃維爾的特工人員立即強行打開貨艙並卸載了幾個大木箱。然而在木箱裏麵，他們發現的是破碎的挪威花崗岩，而不是命令他們加以攔截的重水。在那個時候，裝載著重水的罐子已安全抵達了愛丁堡。到了3月16日，它們又被轉運到了巴黎，存放在法蘭西學院的地下室裏。三周後，德國入侵了挪威。
然而，拉烏爾·多特裏幾乎沒有時間去回味他的成功。5月16日，他接到韋根將軍的一個緊急電話，通知他德國人在默茲河突破了法國人的防線。與他的上級不同，多特裏並不關注失敗和投降雙重“幽靈”的逼迫。他與丘吉爾、戴高樂有著一樣的信念，認為他的國家必須站穩腳跟，繼續戰鬥。他認為，如果法軍在法國的土地上被德軍打敗，法國軍隊應該撤到北非的法國殖民地去，與英國人一起繼續戰鬥。
他當時最關心的是確保法蘭西公學院的物理學家以及他們所保存的重水的安全。在他的敦促下，約裏奧-居裏團隊的兩名主要成員——俄羅斯出生的肩膀高聳的路易·科瓦爾斯基（Lew Kowarski）和漢斯·馮·哈班（Hansvon Halban），一名受過良好教育，在德國長大的奧地利人，帶著珍貴的重水轉移到了巴黎以南約250英裏的工業城鎮克萊蒙-費朗，他們在那裏建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6月初，隨著德國人逼近巴黎，約裏奧-居裏和他的妻子加入了他們的臨時實驗室。到了那時，多特裏意識到情況的緊急，必須讓科學家和重水在德國人追蹤到他們之前從法國轉移出去。正當他在籌劃如何去實施這個計劃時，薩福克伯爵走進了他的辦公室。
1940年初，也是一名科學家的薩福克被派往巴黎，擔任了多特裏的軍備部和英國供應部之間處理科學和工業研究方麵事務的聯絡官。在裏茲飯店安頓好了之後，他就開始著手了解法國科學與工程方麵的最新進展，包括約裏奧-居裏的核裂變實驗。
6月初，當法國即將崩潰時，薩福克自行決定盡他的能力從法國救出任何具有科學和工業價值的東西。多特裏完全支持薩福克的行動，並給他寫了一封信，授權他那樣去做。拿著多特裏的批準信，薩福克在巴黎四處奔走收集科學家、工程師和最先進的機床的信息，以及在德國閃電戰開始之前轉移出比利時和荷蘭的價值數千萬美元的工業鑽石。當某些保險庫內存滿鑽石的銀行的工作人員拒絕交出鑽石時，英國伯爵就掏出了兩把手柄鑲有象牙的手槍和多特裏的信。銀行工作人員馬上就乖乖從命了。
薩福克伯爵與巴黎銀行工作人員的對抗是他的典型做派。縱觀他的一生，他喜歡人們稱他為傑克·霍華德，他拒絕遵從禮儀社會的規則。他反對隨大流並渴望冒險的反叛精神似乎牢牢地嵌入了他家族的 DNA 之中。一位觀察家說過，“整整20代的薩福克爵士們都隻幹他們所喜歡的事，而他們所喜歡的永遠都是危險的”。第一代薩福克伯爵托馬斯·霍華德因他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艦隊時發揮的關鍵作用被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授予薩福克伯爵的封號。女王稱他為“好托馬斯”，以將他與他的父親，諾福克第四任公爵托馬斯·霍華德區分開來。諾福克公爵托馬斯·霍華德曾策劃了推翻伊麗莎白女王，由蘇格蘭女王瑪麗取而代之的宮廷政變。他在1572年被處死。300年後，維多利亞女王尖刻地把這家人稱為“那些瘋狂的霍華德們”。
傑克的母親黛西，薩福克伯爵的夫人，像維多利亞女王對待他的祖先一樣，也不讚成她兒子的冒險傾向。然而，黛西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作為芝加哥百萬富商利維·萊特（Levi Leiter）的小女兒，她是一群美國富豪女人中的一個。她被小說家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標榜為“冒險家”，在維多利亞時代跨越大西洋嫁給了英國貴族。黛西的姐姐瑪麗的婚姻最為成功，她嫁給了傑出而溫文儒雅的寇鬆（Curzon）勳爵。寇鬆後來被任命為英國駐印度總督，並在之後被任命為外交大臣。
在印度看望她姐姐期間，黛西遇見並愛上了薩福克第十九世伯爵亨利·佩傑特·霍華德（Henry Paget Howard），一個瀟灑的運動員，同時擔任寇鬆的助理。這對夫婦在1904年結婚。像她的丈夫一樣，黛西沉迷於興奮和冒險之中——開快車、駕駛高速飛機、獵犬狩獵或去野生動物園狩獵。這段婚姻使他們有了三個小孩。1917年，亨利·霍華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土耳其人在巴格達附近作戰時戰死。
當傑克·霍華德11歲繼承父親的頭銜時，他並沒有興趣去追求他認為的英國貴族式自我放縱、尋歡作樂的生活方式。他討厭狩獵和射擊，並對生活在薩福克人祖傳的家園——一個有40間房間的伊麗莎白式公館和位於威爾特郡被稱為查爾頓公園的10000英畝的莊園中的念頭感到無聊。一位朋友說：“傑克對自己過去的一切，對他所屬於的社會的所有一切都是叛逆的。”
當他的母親將傑克送到奧斯本皇家海軍學院時，16歲的薩福克伯爵隻在那裏待了一年。他喜歡到海上去，但必須按照他的意願，而不是皇家海軍的規定。在去雷德利學院學習之後不久，他就在一艘去澳大利亞的帆船上成了一名普通的甲板水手。他後來曾說：“除非你花時間經受磨煉，並像其他的人一樣通過考驗，我看不出一個人能在生活中找到任何真正有意義的位置。”在以後的六年裏，他在澳大利亞幹過許多工作，從牛仔到鋸木廠的工人。當他即將結束在那裏的生活時，他已是昆士蘭州一個大型養羊場的合夥老板。當他回到英國接管他的資產時，他長著一臉胡子，帶著一隻寵物鸚鵡，手臂上文著一條蛇和骷髏交叉骨的文身。當他的母親看到他時，禁不住淚流滿麵。
然而，他不安於現狀的性格讓他再次收獲了更大的成果——他進了愛丁堡大學學習化學。薩福克伯爵終於在28歲時找到了真正吸引他的領域。他以一等學位從大學畢業後，獲得了牛津納菲爾德實驗室化學研究員的工作。
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試圖加入軍隊，但由於在兒童時期患有風濕熱而被拒絕。在1940年初，他流利的法語和學科專長使他獲得了擔任多特裏的軍備部和英國供應部之間聯絡官的工作。薩福克在英國供應部的上司赫伯特·高夫（Herbert Gough）後來回憶說，他被伯爵“巨大的熱情，極富感染力的個性和海盜精神完全征服了”。他的那些個人特征在法國失敗的混亂中，為英國和盟軍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收獲。
到了1940年6月中旬，他所掌握的鑽石、機床和科學家們都被帶到了安全地帶。薩福克南行到了波爾多，希望能征用一艘船將他們全部運送到英國去。當他到達時，他發現的是一個處於混亂之中的城市。潰散的法國士兵和難民幾乎在一夜之間將城市的人口從30萬人擴大到了90萬人。食物、水和住宿都非常稀缺，巴黎的百萬富翁與商店的雇員和工廠的工人一起混駐在城市的公共廣場上。一名美國記者報道說：“每個人心中的唯一想法就是逃出去。”
被迫睡在自己車裏的薩福克在波爾多的碼頭上周旋了三天，試圖找到一位願意穿越海峽旅程的船長。直到第四天的早晨，在英國商業機構員工的提示下，他才幸運地找到了一艘名為“布魯姆公園”的蘇格蘭舊貨船。船長同意將他們運送到英國去，但要求盡快啟程，因為在通往波爾多的道路上，襲擊難民的德國飛機已經開始在港口轟炸船隻了。事實上那天下午，一艘停在“布魯姆公園”號旁邊的貨輪就被一枚炸彈炸中而嚴重受損。
與此同時，根據多特裏的命令，約裏奧-居裏和他的同事以及重水罐也抵達了波爾多，準備和薩福克一起去英國。法蘭西公學院的隊伍推搡著擠過了集結在碼頭上的擁擠的人群，驚愕地看著這個滿臉胡子，看上去像一個“蓬頭垢麵的海盜”的人，站在“布魯姆公園號”的跳板邊上迎接他們。手臂上文著文身的薩福克赤著胳膊將他們迎上了船，手中揮舞著一根馬鞭，大聲招呼著船員將重水罐搬上船。
6月19日天亮之前，“布魯姆公園號”起錨出航開往英國。上了船的幾十名科學家中包括路易·科瓦爾斯基和漢斯·馮·哈班，但約裏奧-居裏不在其中。盡管薩福克再三邀請，他最後還是決定不離開法國。因為他不能拋棄患了結核病的妻子和留在親戚那裏的兩個孩子。然而，在船舶開航之前，他告訴科瓦爾斯基和哈班要與英國人緊密合作，繼續進行核裂變的實驗。
在平靜的航程中，薩福克伯爵向科學家們提供香檳來安撫他們緊張的神經。“布魯姆公園”號在6月21日到達了法爾茅斯的康沃爾港。薩福克以他通常的方式，安排了一輛專列，在武裝警衛的保護下，將科學家、鑽石、機床和重水運送到倫敦。
6月22日淩晨，未來的首相，而當時隻是供應部部長秘書的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他的公寓裏被電話喚醒了，他被告知立即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在那裏見到了“一個外表有點受傷，沒有刮臉的年輕人。但那個人明顯具有一種高雅並威嚴的氣質”。這是他與薩福克伯爵的第一次會麵，薩福克向他介紹了他在法國救出來的那些寶物。用麥克米倫的話來說，其中包括“稱為‘重水’的那些東西”。麥克米倫在幾年後回憶道：“我當時不知道什麽是重水，而且因為過於困惑也沒敢問。”他記得最清楚的是薩福克本人，“一個真正的伊麗莎白時代的人”。麥克米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一生中有幸遇見過許多豪爽的官員和勇敢的人，但我從來沒有在一個人的身上看到勇氣、博識的氣質和魅力能夠那樣美妙的結合。”
第二天，薩福克陪同哈班和科瓦爾斯基去了倫敦的西部大酒店與英國的主要科學家們會麵。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英國的一些物理學家，包括逃離納粹德國和奧地利的幾名難民科學家也在進行實驗，以確定核裂變的可能性。但戰爭爆發以後，更緊迫的事情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包括建立一個雷達係統以探測正在飛來的敵機。盡管如此，在1940年初，英國六位頂尖科學家說服英國政府認識到發展原子彈是一個盡管可能遙遠，但卻明顯具有可能性的事情，由此誕生了“MAUD”（鈾爆炸軍事應用）委員會。與德國政府對應的機構一樣，MAUD 開始在全國各地的實驗室裏監管與鈾有關的所有研究。在與哈班和科瓦爾斯基討論之後，英國科學家們意識到約裏奧-居裏的團隊在這方麵的工作不知比他們要領先了多少。他們立即邀請法蘭西公學院的核物理學家們加入他們的團隊。
同時，薩福克和供應部的同事們也在辯論如何保存重水，有一名官員說：“這可能會被證明是對我們的戰爭努力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學貢獻。”在重水倫敦郊區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監獄”的牢房裏短暫存放之後，供應部的官員終於找到了存放它們的理想地點。經喬治六世國王的批準，它們被存放到溫莎堡深處一個嚴密守衛的存放英國女王皇冠的地方。
科瓦爾斯基和哈班加入了劍橋大學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的工作。由於擔心劍橋大學位於預計中的德國入侵的必經線路上，實驗室的大部分已被撤離。在1940年餘下的日子裏，隨著英德兩國空軍在英國領空的空戰愈演愈烈，兩名物理學家使用他們帶來的重水繼續進行核裂變實驗。到1941年初時，他們的研究成果使英國領導人相信，有了足夠的鈾和重水就可以建造一個核反應堆或一顆炸彈以影響戰爭的進程。英國首屈一指的物理學家，因為發現中子而獲得了193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回憶說：“我至今仍然記得1941年的春天。我當時意識到製造原子彈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無法回避的。”
然而，飽受戰爭**的英國人沒有巨大的經濟能力和工業資源來完成這麽大的項目。為此，他們不得不轉向中立的美國，在那兒也有許多實驗室在進行核裂變的研究，但隻有哥倫比亞大學實驗室的物理學家恩裏科·費米（Enrico Fermi）和哈羅德·尤裏（Harold Urey）才被公認是與法蘭西公學院團隊旗鼓相當的對手。然而，盡管費米、尤裏和他們的同事們都認識到反應堆可以用來生產炸彈，但是他們的研究還沒有達到像科瓦爾斯基和哈班那樣先進的程度。
在1941年中期，MAUD（鈾爆炸軍事應用）委員會向美國政府送出了一份報告，要求盡快發明原子彈。幾個月後，哈羅德·尤裏訪問了英國，與科瓦爾斯基、哈班以及英國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們進行了討論。那份報告和那些商討促成了曼哈頓計劃——並最終於1945年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科學史作家斯賓塞·韋特（Spencer Weart）指出：“如果英國人沒有在1940年和1941年認真進行核裂變的實驗，如果他們沒有推動美國人采取行動，要在戰爭結束前造出原子彈是不可能的。” 他補充說道：“如果哈班和科瓦爾斯基沒有在1940年6月來到英國，英國肯定不會有核反應堆的計劃。”
因為救助法國科學家和重水的行動在當時是最高的軍事機密，薩福克伯爵在這一行動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得到公開的承認。在1940年6月27日舉行的議院“閉門”會議上，供應部長赫伯特·莫裏森（Helbert Morrison）告訴議員們，他們正在法國執行一項任務以挽救寶貴的材料，“其中的一些有著幾乎無法估量的科學重要性”。他補充說道，一位他沒有提供名字的供應部官員負責進行了這次搶救行動。
在幾個月之後，薩福克將為政府執行另一個重要並更危險的任務。這一次，英國公眾將會充分了解他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