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們必須生死與共 歐洲人逃往英國
在利奧波德決定仍留在比利時之後的幾天，挪威國王哈康七世發現自己也陷入了同樣的兩難選擇。在1940年5月的大部分時間裏，盡管世界的注意力轉向了法國的崩潰和英國從敦刻爾克的撤退，但挪威北部的戰鬥仍在繼續。《紐約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注意到，在一個月前曾對溫斯頓·丘吉爾掌控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挪威的衝突”，到這時“已經顯得非常遙遠了”。
雖然德國在4月裏迅速征服了挪威的南部和中部地區，但在北部戰鬥的盟軍卻於5月27日占領了重要港口納爾維克，並將德國人趕回到了瑞典邊界。當盟軍在慶祝勝利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英國政府已經下令再次撤退，以應對即將來臨的德國對英國本土的入侵。在挪威的所有英軍都要在6月初回國。英國人再一次做了他們指責利奧波德所做的事情：在不谘詢他們盟友的情況下決定撤回自己的軍隊。英國駐挪威軍隊司令克勞德·奧金萊克（Claude Auchinleck）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寫道：“當我們即將撤出時，卻假裝我們即將投入戰鬥，這真讓人感到自己成了一個恬不知恥的東西！”
這個消息讓哈康國王像遭了雷擊一樣。他和在特羅姆瑟一起避難的挪威政府的部長們，都曾發誓要繼續戰鬥。當被告知英軍將撤退時，國王很不情願地同意按英國政府的要求去倫敦。但他立刻就有了另外的想法。6月5日晚，他致信英國駐挪威特使塞西爾·多梅爾（Cecil Dormer）爵士，宣布他不能拋棄他的士兵或人民，“進一步反思之後，他覺得有責任留在挪威”。
第二天早上5點鍾，多梅爾開車前往特羅姆瑟哈康國王和奧拉夫王儲駐留的農舍。英國外交官知道這不是求見皇室的適宜時刻，但他肩負的使命讓他如此迫切。沒有任何的外交辭令，他直接告訴國王挪威的命運已無法改變，如果他執意要留下來，他將會成為德國的抵押品。“他將無法以任何方式幫助他的人民，甚至與他們有任何聯係，德國人將會以他的名義發布命令。簡而言之，這正中了德國人的圈套。”如果哈康去了英國，他和他的政府將可以和其他盟國聯合起來，重新開始戰鬥。
多梅爾沒有提到英國之所以決心將哈康快速秘密地轉移到安全地帶還有另一個原因。23年前，當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Ⅱ）被推翻後，哈康曾提出要派出一艘軍艦去救他的表哥尼古拉二世，以及沙皇的妻子和孩子。哈康的姐夫英王喬治五世也是尼古拉的表弟，曾經告訴挪威國王不用麻煩他，英國會派一艘船去接俄羅斯皇室的。然而，英國沒有派出艦船去俄國。據說，哈康對他的姐夫拋棄尼古拉和他的家人使他們在1918年遭布爾什維克殺害一直耿耿於懷。喬治五世的兒子，現任的英國國王確定不能再重複父親的錯誤。他敦促英國政府，必須盡一切力量不讓他的舅舅落入德國人的手中。
多梅爾告訴哈康，英國最後一艘重巡洋艦“德文郡號”將於第二天晚上8點準時離開特羅姆瑟港，他希望哈康及其政府成員能夠上艦離開。國王回答說，他必須谘詢他的內閣再作出最後的決定。
在那天和接下來的一天裏，哈康對於下一步該做什麽，感到異常痛苦。在“德文郡號”出發前的幾個小時裏，他與政府的主要官員們在特羅姆瑟的臨時總部，一座奶酪工廠裏一起開會。經過激烈的辯論，他們決定離開。當會議結束時，他的聲音顫抖起來，幾乎說不出話來。他仍然不能肯定他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他們在英國能做些什麽？他們是否會永遠與挪威切斷聯係？房間裏的其他人，大多眼含淚水，站起來反複說道：“上帝保佑挪威！”他們的話音落下後，他看著他的兒子，幾乎無法說出“上帝保佑挪威”那句話。當部長們離開房間時，國王以近乎耳語的聲調說道：“我很害怕挪威人民的判決！”
那天晚上，當挪威政府官員和英國外交官員登上“德文郡號”時，多梅爾站在碼頭上，焦急地掃視著通往港口的道路。終於，當還差幾分鍾到八點時，一輛汽車開了過來，哈康和奧拉夫在他們的侍從的陪同下跨出了汽車，多梅爾這才鬆了一口氣。國王在碼頭上停了一會兒，回頭看著聳立在城後被積雪覆蓋的山峰，然後又轉過頭來看著大海，似乎要將這壯麗的景色印入他的腦海之中。又向四周看了一遍之後，他低垂著頭，慢慢地爬上了艦船的舷梯。一位在艦船甲板上看著哈康的挪威官員後來回憶道，哈康看上去“非常沮喪，這毫無疑問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刻之一”。
晚上8點整，“德文郡號”起錨出發了。幾分鍾後，它就消失在濃霧之中，向英國駛去。
當哈康穿著他的冬天製服和高幫靴子，於6月9日到達倫敦時，他發現了一個歡騰的城市，倫敦市民表現得好像他們的國家剛剛獲得了一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一樣。在過去兩周裏，超過22萬的英國軍隊被從敦刻爾克的海灘搶運了回來，這遠遠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期。
對許多英國人來說，為拯救一支被認為注定會滅亡的軍隊付出的努力所獲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完全掩蓋了正在法國發生的軍事災難。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由駛過英吉利海峽的成百上千艘遊船和其他援助小艇組成的大規模救援行動的成功，一直被視為英國曆史上最為壯觀的篇章之一。《紐約時報》在當時曾聲明說：“隻要還有人說英語，敦刻爾克一詞就會被尊敬地念出來。在那個港口，掩蓋了民主之魂的怒氣和瑕疵消失了。在那裏，受到打擊但未被征服的英國仍以耀眼的輝煌麵對敵人。”
隨著遮蓋橫跨整個海峽的失敗的幕布被拉上，英國人和他們的新首相現在將專注於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了。溫斯頓·丘吉爾於6月4日帶著挑戰的口氣向議會宣布：“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地麵上戰鬥，我們將在田野和街上戰鬥，我們將在山嶺上戰鬥……我們永遠不會投降。”
這是丘吉爾最出色的戰時演講之一，但對法國人來說毫無意義。對他們來講，敦刻爾克的撤退根本不是一場勝利，而是一場悲劇和背叛行為。直到成千上萬英國遠征軍部隊已經離開之後，英國人才讓法國人知道他們正在撤離。當被告知5月31日英軍大規模撤離的消息之後，一名法國海軍上將憤怒地對著告訴他這個消息的英國將軍說道：“所以，你承認法國軍隊將單獨掩護英軍登船，而英軍將不會幫助法國軍隊掩護自己的撤退？你們的決定是英國的恥辱！”到了那一刻，英國人才同意讓法國軍隊一起撤退。最終有十多萬名法國士兵撤離了敦刻爾克，但對於英國人來說，那顯然是後來才想到的。
正如法國海軍上將所指出的那樣，英國遠征軍的撤離得到了堅守敦刻爾克周邊的法國軍隊和英軍幾個團的大力支援。在撤離期間，距敦刻爾克東南方向約50英裏的裏爾市及其周圍地區，一個法國師與七個德國師展開了逐屋爭奪的戰鬥，並把德國人困守在海灣地段整整四天。德國人對法國軍隊勇氣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允許他們在投降儀式上持有武器。成千上萬名法國士兵在敦刻爾克周圍的戰鬥中死去或受傷，約有30000至40000人被俘。在法國的整個戰鬥中，有90000多名法國人喪生（是11000名英國人的喪生數量的數倍），20多萬人受傷。
從敦刻爾克撤離之後，在英國和其他地方出現了一種論調，法國“缺乏勇氣的崩潰”和法國軍隊的“完全沒有節氣”的表現應對英國遠征軍的撤離負主要責任。很多法國士兵確實放下了武器，但其他人仍然在戰鬥，盡管他們的文職領導人和年老的軍事指揮官的失敗主義情緒越來越大。正如加拿大軍事曆史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Cairns）所指出的那樣，盡管有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最終的關鍵性軍事錯誤，法國的戰爭投入依然是巨大的”。英國曆史學家朱利安·傑克遜（Julian Jackson）曾寫道，法國軍隊在戰鬥中“像在正確領導和充分裝備下的1914年的戰爭時那樣英勇。1940年的失敗最根本的是軍事策劃的失敗”。
在私底下，溫斯頓·丘吉爾承認法國人在這場戰鬥中是首當其衝的。他在6月14日告訴英國戰時內閣，“英國的極少幾個師在法國參加了戰鬥。實際上確實是很少。法國的損失遠遠超出了我們在各方麵的損失。”他對“帕格”·伊斯梅將軍宣稱：“我們對法國戰場的貢獻是非常微小的。到目前為止，法國人承擔了90%的傷亡，並忍受了99%的痛苦。”然而在公開場合，他對法國損失的嚴重程度或法國軍隊的勇氣沒說多少話，這種忽略導致了法國駐倫敦大使的嚴厲批評。
毫無疑問，丘吉爾和法國領導人在敦刻爾克撤退之前和之後的兩次會議是完全失敗的。在他極力勸阻保羅·雷諾和沮喪的法國政府不向德國人投降的過程中，丘吉爾宣稱英國永遠不會放棄。無論發生什麽事情，都會“一直戰鬥，不管在哪裏，永遠戰鬥！絕沒有憐憫，直至最後勝利！”他請求法國人繼續戰鬥，如果不是在巴黎的話，“就去各個省份，直到海岸線。然後，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在北非的殖民地繼續戰鬥。
丘吉爾的口才和他的論證並沒有給法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雷諾還願意與丘吉爾對話，但韋根將軍和貝當元帥都憤怒地指責英國人隻為自己著想。他們指出，雖然丘吉爾在敦刻爾克撤退之前拒絕向法國派遣更多的皇家空軍戰鬥機中隊，但他卻派出每一架可以起飛的英國戰鬥機來掩護英國遠征軍的撤退。
此外，他們還指出，直到那時英國仍然隻投入很少軍隊，在沒有取勝決心的情況下，怎麽可能會贏得與德國戰爭的勝利呢？在韋根和貝當看來，歐洲戰爭的勝負將由法國戰場而不是英國戰場來決定。他們聲稱，英國人的任何持續抵抗將是徒勞無益的。韋根認為，英國人的脖子在一個月內就會像“雞脖子一樣被扭斷”。
當所有這些政治爭吵還在進行中時，仍有一些法國部隊在法國北部的索姆省和阿尼斯河的最後一道防線上繼續戰鬥，並造成了德軍的大量傷亡。曆史學家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和伊莎貝爾·圖姆斯（Isabelle Tombs）指出：“那是1940年的一場偉大戰役，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國人遺忘了，而在英國從來就沒有被報道過。”他們注意到，德國的一個裝甲師在兩天內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坦克。然而，法國人雖然有決心，但他們無法抵擋德軍的絕對優勢，德國人不久就突破了法國岌岌可危的防線。
到了6月的第一個星期，在社會和政治層麵上已深深分裂的法國仍處於極度驚恐之下，政府也在搖擺不定。沒做任何防禦或撤離安排，雷諾和他的部長們於6月9日逃離了巴黎，先逃到圖爾，然後再逃到波爾多避難。數以百萬計的巴黎人也步行或利用每一種可以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離開了城市。這是自黑暗時代以來歐洲最大的人群移動，“像一個被擊倒的蟻丘”，總計有超過600萬的法國公民湧向了法國南方。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親眼看見了這次大規模的流亡運動，到處是一片混亂，一個充滿了分裂的社會呈現出“恐慌中的人性的醜陋、失敗感和道德淪喪”。
6月14日，德國軍隊邁著正步進入了巴黎，就像他們在維也納、布拉格、華沙、奧斯陸、哥本哈根、海牙和布魯塞爾幹過的事一樣。兩天後，雷諾辭去了總理的職務，貝當接任法國總理。6月17日，這位年邁的“一戰”維爾德之戰的英雄命令法國軍隊放下武器，並向德國人要求停戰——這正是法國官員三個星期前譴責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所幹的事。
貝當在向他的同胞們的廣播中將法國的失敗歸咎於“武器太少，盟友太少”，法國自己在精神上的潰敗，包括缺乏紀律約束和不幸的“享樂精神”。除去貝當認為缺少盟國的言論，英國人和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很容易就接受了他譴責的法國嚴重的內部缺陷：社會、心理、經濟和政治的各個方麵，是法國令人震驚的崩潰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這樣做的同時，英國領導人很方便地就把自己國家在這場失敗中所起的作用忽略不計了。正如羅伯特·圖姆斯和伊莎貝爾·圖姆斯在他們關於英法兩國關係的權威曆史著作中所寫的那樣，英國對兩國“二戰”期間聯盟的貢獻是“微小得可恥”。在形成那種不穩定的夥伴關係之前，英國政府曾執行了20年之久的“有意疏遠”法國的政策。這對法國的外交、軍事戰略以及法國的自信和安全感產生了極為深刻的負麵影響。
最後，兩個盟友都互相指責另一個該為法國的失敗負責。時至今日，這樣的互相指責依然沒有停止。羅伯特·圖姆斯和伊莎貝爾·圖姆斯指出：“事實上他們都把對方拖下了水，但雙方都還記著對方的那筆賬。”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埃裏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於1940年6月底乘船離開法國去英國時，他感受到了同船的英國記者的情緒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回憶說：“他們似乎很開心，他們是英國人，他們的目標很清楚。他們現在團結在一起了。”
雖然他們國家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但其他許多英國人也和他們一樣感到一種解脫和興奮。作為一個生活在島上的人，他們從來沒有為與歐洲或其他國家結成的聯盟感到舒坦過。現在他們又成了“孤身一人”，他們為此而感到“自豪”。
即使是那些與法國有密切關係的人也感受到了這一點，其中包括丘吉爾與法國政府的聯絡官愛德華·斯皮爾斯（Edward Spears）將軍和英國在法國的最高指揮官之一艾倫·布魯克將軍。斯皮爾斯和布魯克都是在法國出生和長大的，都能說流利的法語，並都一直將法國作為第二個家。但布魯克在6月中旬告訴一名英國同事，他已決定，“除非萬不得已，他不想在這個國家再多待一個小時”。斯皮爾斯也指出：“我一生積累起來的對法國的感受、情感和熱愛正在慢慢流失。現在隻剩下英格蘭了。”
同樣的，當喬治六世國王問戰爭部長安東尼·伊登（Anthony Eden），英國的現狀很糟糕，為什麽他的情緒這麽好時，伊登回答說：“現在我們孤身一人了，先生。我們沒有一個盟友了。”國王本人也向母親瑪麗王後表示，“我個人也感到更高興，因為我們沒有必要禮貌對待放縱的盟友了。”
然而，不管歐洲人是否曾經想過要盟友，英國人都迫切地需要他們。丘吉爾慷慨激昂的言辭激勵了他的同胞們起來參加戰鬥，但激勵本身並不能阻止德國的入侵。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亞曆山大·賈德幹（Alexander Cadogan）爵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當然一切都像現在一樣陰沉。據我所見，我們經過多年的悠閑準備，結果是完全沒有準備好。”
盡管敦刻爾克的救援是一個奇跡，但英國的狀況也瀕臨崩潰。在參與比利時和法國的防禦期間，英國皇家空軍失去了許多最有經驗的飛行員，更不用說數百架飛機和兩萬多人的地麵部隊了。現在這個國家的男人隻夠組建20個師，這還不到德國現有部隊的1/10。而且這個數量微小的軍隊幾乎沒有什麽可以用來打仗的武器，絕大部分的坦克、裝甲車、武器和其他裝備都留在法國了。全英國隻有幾十萬支步槍和500門大炮——大部分大炮都是從博物館弄來的“古董”。
6月26日，丘吉爾視察了英格蘭東南部沿海岸線匆匆修建起來的防線。如果德國人入侵的話，預計他們將會在那裏登陸。負責多佛周邊防務的將軍告訴首相，他隻有三門反坦克炮來支撐五英裏的海岸防線，而每門炮隻有六發炮彈。丘吉爾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會在敵人麵前暴露得如此衣不蔽體。”
在1940年的春夏之際，英國的新首相對保持中立態度的美國及其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多次發出急切的呼籲。雖然羅斯福總統同情英國的困境，盡全力幫助英國生存下來，但羅斯福對國會中的孤立主義者保持著警惕，對英國生存的機會和能力也有所懷疑。事實上，華盛頓有許多人已經放棄了英國。這個小島怎麽能抵擋得住已經摧毀了前進道路上每一個國家的入侵者呢？荷蘭曆史學家詹姆斯·H. 赫伊津哈（James H. Huizinga）注意到：“人們必須既有遠見又相信神靈，才能堅信這場戰爭仍會獲勝。”《紐約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是這樣看的：“即便在今天，一位公正的觀察者也很難判定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1940年夏天，一些英國人為他們沒有盟友而歡欣鼓舞，而丘吉爾的態度完全相反。僅僅幾個星期之前，丘吉爾曾因被占領的國家的失敗而責難他們，但現在他向那些政府和他們的武裝部隊敞開了英國的大門，以他慣有的活力和**，歡迎所有願意繼續戰鬥的人。在這樣做的時候，他罔顧了內閣和白廳官員的強烈反對，他們中有許多人對外國人持有很大的偏見。外交部曾經抱怨說，丘吉爾正在爭取“全世界的每一個古怪的人”。然而，隨著法國在6月中旬的崩潰，首相命令政府盡可能多地拯救曾在那兒作戰的外國軍隊和飛行員，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或國籍是什麽。
到那時為止，被英國拯救的最多的人是波蘭人。1939年9月波蘭被德國人占領後，其成千上萬幸存的士兵、飛行員和水手遵照波蘭政府的指令逃離了波蘭，並以他們可能的方式繼續戰鬥。負責協調這一行動的是一位備受尊敬的戰爭英雄、新任波蘭總理兼軍隊總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W?adys?aw Sikorski）將軍。
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波蘭的專製軍政府垮台之後，西科爾斯基於1939年9月29日被任命為波蘭政府首腦。許多軍政府的成員在逃離家園後被拘押在羅馬尼亞。西科爾斯基一上任，就立即依托他在法國的基地，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網絡，使用偽造的護照和簽證，將逃出的波蘭軍隊從羅馬尼亞和其他國家召回繼續戰鬥。一名波蘭飛行員曾說：“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趕到（在法國的）唯一僅剩的戰線去。”
波蘭約有8.5萬人組成的軍隊參加了在法國的戰鬥，其中約有10％是空軍飛行員。7.65萬人的波蘭地麵部隊是一個混合體，其中包括大學教授、煤礦工人、詩人、牧師和大學生。1940年6月13日，一個波蘭裝甲旅在法國工業城鎮蒙巴爾附近擊退了德軍的進攻並發動了反擊，造成了德國部隊的重大傷亡。在東麵更遠的貝爾福附近，波蘭第二步兵師麵對比自己強三倍的炮擊，將德國人阻擋在海灣地段整整六天。韋根將軍曾說過，如果他能多有幾個波蘭師，他可能就阻止了德國人的進攻浪潮。
當法國宣布與德國停戰時，波蘭飛行員和士兵所感受到的是幾乎與自己國家戰敗一樣的悲傷。但是，沒有時間讓他們去為近兩個世紀以來為波蘭提供了政治流亡的法國傷感。6月18日，西科爾斯基飛往倫敦與丘吉爾舉行了緊急會議。他問丘吉爾，英國是否願意幫助拯救波蘭軍隊，從而讓他們繼續戰鬥。丘吉爾的回應是迅速並明確的：“告訴你們在法國的軍隊，我們是他們同生共死的戰友。我們將生死與共。”那天晚些時候，他命令英國海軍“盡力幫助撤離波蘭軍隊和人員”。西科爾斯基同時也命令在法國的所有波蘭軍隊立即前往南方的港口。他告訴他們，英國和波蘭的船隻已經在接應他們的路上了。
當時，總共有大約20000名波蘭士兵和8000名波蘭飛行員去了英國。另有數以百計的水手，連同三艘驅逐艦、兩艘潛艇和其他一些小型船隻在戰爭爆發時就去了英國。事實上，波蘭海軍早已投入了與德國人的戰鬥，在挪威的戰鬥中與皇家海軍並肩作戰。
約有5000名捷克武裝人員加入了波蘭人的行列，其中約有1000人是飛行員。在1939年3月德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的幾周內，成千上萬的士兵和飛行員設法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波蘭。雖然有些人仍然與波蘭人一起戰鬥，但其他人都轉移到了法國。當1939年9月正式宣布開戰時，法國人將他們分配到了駐紮在北非的法國外籍軍團。之後，他們被整合進法國武裝力量，參加了在法國的戰鬥。他們在所有的戰鬥中，包括在英軍撤退期間、在對敦刻爾克周邊地區的防禦戰中都表現出色。
在法國投降之後，捷克人像波蘭人一樣，接到命令去南方乘坐英國船隻撤離。當一名捷克軍官正準備離開駐軍的營地時，指揮他的法國長官禁止他離開，並宣布：“戰爭已經結束了。”捷克人回答說：“上校，戰爭是結束了。但對我們而言，這場戰爭才剛剛開始。”法國人明顯被感動了，簽了通行證，讓他走了。
就其他被占領國家而言，每個國家的武裝力量隻有兩三千人。然而，這些國家所擁有的其他資源很快將成為英國生存鬥爭的關鍵因素。例如，哈康國王隻帶來了1400名士兵，1000名水手和3名飛行員（這個數字在未來幾個月會迅速增長）。但他和挪威還有一個德國和英國都非常羨慕的資產，那就是世界上第四大並且最現代化的商船隊。快速高效的1300多艘挪威海上商船，其中的大部分是在過去十年中建造的，總噸位超過了440萬噸，由約30000名船員操控著。
當德國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大多數挪威船隻都在海上，德國人和挪威人展開了一場瘋狂的競爭來控製他們。德國人控製的挪威廣播電台命令那些船舶前往挪威或其他被德國占領的港口，而挪威政府則通過英國廣播公司指示他們去英國、法國或盟國的領土或殖民地。幾乎每個挪威船長都服從了來自倫敦的指示。4月下旬，挪威政府從擁有這些船舶的公司手中征用了總計超過1200艘船隻，並將其租借給了英國，因為英國商船隊幾乎都被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的生存取決於這些船隻和它們運往島國的石油、食品和其他貨物。
由於掌握了挪威的船隻和船員，英國才得以維持關鍵的大西洋生命線，並最終贏得大西洋之戰。在1941年初，一名英國官員曾宣稱，挪威商船隊對英國來說，比“100萬軍隊更有價值”。挪威海軍與波蘭、荷蘭的海軍一起，幫助操控保護英國海運船隊的驅逐艦隊。
荷蘭政府貢獻了自己約有六百艘船隻的龐大的商船隊，以及來自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一些豐富的礦產資源。與此同時，擁有大量黃金儲備的比利時人，也貢獻了來自剛果的非常有價值的原材料，包括橡膠、鐵和鈾（在戰爭過程中，比利時流亡政府向美國運送了1375噸鈾，這個數量推動了曼哈頓計劃的實現——作者注）。
然而在戰時初期，比利時人給英國人帶來了兩個大問題：他們的國王留在了德國占領區；而他們政府的兩位高層領導人雖然在比利時投降時逃到了法國，但現在拒絕來英國。
當法國崩潰時，比利時首相於貝爾·皮埃洛和外交部部長保羅－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也陷入了崩潰。在不到一個月前還指責利奧波德失敗主義的皮埃洛在法國宣布停戰後宣稱：“法國已經停戰了。我們也將和它一起放棄戰鬥。”英國官員多次向皮埃洛和斯帕克提議幫助他們離開法國，但這兩個精神崩潰的比利時人反複拒絕了英國人的提議。他們與法國人的結盟是如此徹底，當法國崩潰時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對於這兩個人來說，英國完全是一個外國。他們從未訪問過英國，也從未說過英語。
英國人被嚇壞了。在法國投降後立即去了倫敦的皮埃洛和斯帕克的幾位內閣同事也被嚇壞了。比利時駐英國大使向皮埃洛和斯帕克轉達了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勳爵的警告：“如果現在放棄，你們將會失去一切。但如果你們繼續奮鬥，你們的未來就有保障。”
兩位比利時領導人沒有理睬哈利法克斯的警告，並很快就陷入了窘境。他們命令在法國的比利時士兵和飛行員不要去英國。當許多人違背這項命令去了英國之後，他們就以叛逃罪被缺席審判。在錯誤地指責他們的國王通敵之後，皮埃洛和斯帕克又向利奧波德發送信息，要求他這樣去做——把他們兩個帶回比利時，以便組建一個政府與德國進行和平談判。他們向柏林送出了同樣的信息。
納粹沒有回應他們的呼籲，拒絕與納粹官員接觸的國王也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大多數比利時人都與他們的國王站在一起。比利時紅十字會的一名官員告訴皮埃洛和斯帕克，“你們一定不能有幻想，整個比利時都站在國王後麵。人們鄙視你們……他們認為你們的行為極其醜惡。”在戰爭期間成為比利時抵抗領導人的比利時政治家保羅·斯特列耶（Paul Struye）後來回憶說：“幾乎整個國家都跟隨著國王。這種自發、一致和熱忱的表現是我們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頁。”
在被納粹和貝當的法國以及他們自己國王和國家所鄙視後，皮埃洛和斯帕克終於意識到除了英國他們無處可去。1940年10月24日，兩名羞愧的比利時官員手中拿著帽子，離開法國去了英國。他們很快就被正式承認為比利時流亡政府的領導人。
盡管對皮埃洛和斯帕克的行為極為蔑視，務實的英國人還是願意不計前嫌，以換取能立即利用比利時的黃金儲備和剛果資源的機會。到了1940年秋天，從美國購買的重型武器已經耗盡了英國大部分的美元和黃金儲備，這使得比利時的黃金對防禦更為重要。為了確保武器會不斷地運來英國，比利時人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持有的大部分黃金儲備都借給了英國財政部。
皮埃洛和斯帕克被迫宣布他們將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國為戰爭做出的努力，並保持對利奧波德國王的忠誠。事實上，兩人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以前對利奧波德的指責不符合事實，但是他們從未收回指責或為指責道歉。從那時起，他們隻是表現得好像他們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的國王一樣。正如斯帕克的傳記作家所指出的，兩個人“都陷得太深了，以至於無法公開地承認他們的錯誤”。
在1940年春夏之際，在倫敦避難的七個國家中，有六個國家向英國人提供了極具價值的人員、金錢、船隻、自然資源和情報信息，而第七個國家——法國的代表，卻隻是孤身一人。
49歲的夏爾·戴高樂不是一位國王、一位總統，甚至不是一位政府高官。他是法國軍隊最年輕的準將，他在6月17日戲劇性地飛離法國的八天前，才剛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一位旁觀者曾說過，這位羞澀、不笑、孤傲且官職不高的人，“沒有任何社會惡習和長處”。許多人發現他很難相處。他的家人開玩笑說，他的冰川般的態度是他幼年時曾掉入冰庫的結果。
溫斯頓·丘吉爾的醫生莫倫（Moran）勳爵後來把高大、笨拙的戴高樂形容為“難以置信的怪物，就像一隻傲慢的長頸鹿，探出他的鼻孔嗅聞著他目光之下的死亡”。保羅·雷諾是戴高樂的朋友和盟友，在他擔任總理職務時辦成的最後幾件事之一，就是給了戴高樂在國防部的任命。他說戴高樂有著“一頭頑固的豬的特性”。
然而，盡管他有那麽多個人缺陷，但他是唯一一位願意放棄自己的家園，跨過英吉利海峽，為繼續抗擊希特勒而戰的法國官員。丘吉爾於6月11日在奧爾良附近的一個城堡舉行的與法國領導人最後一次疾風暴雨式的會議上，首次見到戴高樂。這個沒有表情的準將給丘吉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與他恐慌的上司相比，戴高樂堅持認為不應該選擇向德國人投降。
像丘吉爾一樣，戴高樂終生是一個反叛者。也像英國首相一樣，他從小就定下了一個人生目標。他在15歲時的日記中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名軍隊的首領，帶領著拯救法國的十字軍——這是他一生保持拿破侖式的使命感的原因。一份關於他早期軍事生涯的報告曾指出，他“極具才華，非常有天賦，品質高尚。但不幸的是他過度自信，對別人的嚴厲評判以及他以流亡國王自居的態度，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形象”。
在1930年，這位自傲的軍官就對法國高級指揮官的軍事戰略發起了挑戰，警告不要依賴像馬其諾防線那樣的防禦工事，而是建立一支與空軍緊密合作並得到其支援的快速機械化部隊。他那個有先見之明的計劃，與德國人在波蘭、挪威、法國和低地國家中所實施的閃電戰的藍圖極為相似。
軍隊領導人沒有理睬他關於拋棄強調防禦的策略，並改革法國過時的軍事機器的建議，戴高樂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公開了他的不同觀點。但除了在軍隊中增加了對他的敵意之外，這對法國的軍隊建設毫無影響。
德國對法國的入侵引發了戴高樂的又一次抨擊。這一次他公開抨擊了總參謀部指揮戰爭的錯誤，並把矛頭指向了數十名軍職和文職的高層領導人。戴高樂的傳記作家讓·拉庫蒂爾（Jean Lacouture）寫道：把戴高樂的抨擊說成是“一個沒有紀律的行為”就太輕了，那簡直就是一場“叛亂”。戴高樂的上司們準備對他采取行動，但他得到了保羅·雷諾的支持，雷諾同意他的觀點。雷諾在6月6日任命戴高樂為國防部副部長時告訴他：“你出現在我身邊是我們有決心去繼續戰鬥的一個跡象。”
然而，雷諾的決心像肥皂泡一樣消失了。十天之後，他讓位於幫助策劃了法國失敗的防禦策略的貝當，而貝當又是一個激烈批評戴高樂的人。在雷諾辭職的當晚，戴高樂在法國政府位於波爾多的臨時總部裏攔下了丘吉爾駐法國政府的代表愛德華·斯皮爾斯將軍。戴高樂告訴斯皮爾斯，貝當和韋根計劃在第二天逮捕他。他請求英國人幫助他逃到倫敦去，他可以在那裏“鼓動法國繼續抵抗的民意”。
在得到丘吉爾的批準之後，斯皮爾斯將逃跑的計劃付諸實施。6月17日上午，戴高樂和他的助手陪同斯皮爾斯到了波爾多城外的一個小機場，看上去好像是為他送行一樣。兩個法國人看著斯皮爾斯登上了一架四座的皇家空軍飛機。然後，當飛行員發動引擎，開始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時，斯皮爾斯突然把戴高樂和他的助手拉上了飛機。“砰”的一聲拉上機門後，英國將軍注意到法國飛行員和站在附近的地勤人員“驚訝的麵孔”。
幾個小時以後，斯皮爾斯和戴高樂抵達了唐寧街十號。這是一個可愛的晚春時節，丘吉爾坐在花園裏享受著陽光。他微笑著站起來迎接他的客人，戴高樂身高6.7英尺，比丘吉爾高了將近1英尺。
然而，盡管首相的歡迎非常熱烈，卻無法掩飾這樣一個現實，就像“帕格”·伊斯梅將軍所指出的，戴高樂正“處於一個可怕的困境”之中。與其他被占領的歐洲國家的政府不同，他和他那還在嬰兒期的抵抗運動並未被英國或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府承認為法國的正式國家機構。因為雷諾已經合法地移交了權力，而目前位於維希溫泉鎮的貝當政權毫無疑問是法國的合法政府。從“技術”層麵講，這使得戴高樂成了一名“叛亂分子”。事實上，在他逃跑幾周後，維希的軍事法庭就以叛國罪判處他死刑。
不足為奇的是，許多英國的重要官員都不願意和這位新來的人交往。盡管他們很難接受維希政府的作為，但那不僅是合法的政府，而且還掌握著巨大的資源：一支大型的海軍艦隊和大片的法國殖民地。這一切一定不能讓德國得手。在英國政府的一些官員看來，應該撫慰維希政府，甚至可能的話，誘使貝當和他的人回到盟軍方麵來。
白廳對戴高樂個人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居高臨下並且不太友好。亞曆山大·賈德幹曾經將這位法國將軍稱為“失敗者”和“戴高樂那個家夥”。在與戴高樂第一次會晤之後，賈德幹告訴他的同事說：“除了他有一個像菠蘿那樣的頭和像女人那樣的屁股之外，我講不出他還有什麽。”
然而丘吉爾卻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戴高樂。他非常欽佩法國人拒絕接受失敗，在不可估量的困難麵前繼續戰鬥的鐵一般的決心——這是與首相本人所共有的品質。同時他也在戴高樂身上看到了他想在法國看到的東西。當安東尼·伊登告訴丘吉爾，法國投降的恥辱是如此之大，它可能永遠無法恢複時，丘吉爾強烈地表示反對。他說法國將毫無疑問地再次奮起。但在眼下，他和英國將不得不把戴高樂定義為一個孤獨的不敗法國的標誌。
在法國投降後的幾天裏，英國當局曾希望至少有一兩名法國政治人物，如雷諾、前內政部長喬治·曼德爾（Georges Mandel）、眾議長愛德華·赫裏歐（édouard Herriot）或少數幾個反對投降的人中的任何一位來倫敦，加入戴高樂的行列，但是沒有一個人過來。丘吉爾最終停止了官方拖延確立戴高樂地位的做法。6月27日晚上，他把戴高樂將軍召到了唐寧街，並告訴他：“你就一個人！那好吧，我就承認你一個人！”第二天，英國政府正式承認： “戴高樂將軍是所有自由法國人的領導人，無論他們身在何處，他們都可以為支持盟軍事業而奮鬥。”這一聲明盡管有所限製，但從此為戴高樂與英國政府的關係提供了法律依據。法國曆史學家弗朗索瓦·凱爾索迪（Fran?ois Kersaudy）指出：那是溫斯頓·丘吉爾異想天開的創造，出自“對一個孤獨的人的信任和一個被稱為自由法國的抽象概念”。
隨著丘吉爾的承認，戴高樂開始了他“極其荒謬的”事業來收回法國。在開始的時候，他的倫敦總部隻是泰晤士河畔破舊的寫字樓——聖史蒂芬之家裏的幾間小房間。從這個配有一張桌子，四把椅子，一部電話和一張大法國地圖的臨時辦公室裏，戴高樂和他的助手開始了他們長期且艱苦的為建設一支軍隊而做的努力。
戴高樂並沒有對最初響應他召喚的那幾個法國人掩飾這個理想化的運動將會如何的艱辛：“我既沒有資金，也沒有軍隊。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裏。我們必須從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