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場完整而徹底的摧毀 比利時和法國崩潰了
與挪威國王和荷蘭女王不同的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Leopold Ⅲ）在德國入侵時沒有到安全的地方隱蔽起來。相反，作為比利時軍隊的總司令，38歲的國王在德國軍隊越過邊界以後就立即承擔起了比利時的防務指揮任務。
根據比利時憲法，利奧波德比其他西歐國家的君王擁有更多的權力和政府責任：除了擔任總司令之外，他還是內閣總理。當希特勒向他及其部長們發出警告說，抵抗德國的占領可能就意味著比利時的毀滅時，利奧波德的回答是：“當問題是犧牲或受辱時，1940年的比利時人將像他們父輩在1914年時一樣，不會有絲毫猶豫。”
像挪威和荷蘭一樣，比利時在1940年德國襲擊之前一直是中立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一樣。事實上，當比利時人在1831年從荷蘭人那裏贏得獨立時，歐洲大國就承諾讓他們永久中立，而比利時的領土將是不可侵犯的。這個承諾並沒有得到守護。實際上，從條約簽署之日起，幾大強權就曾多次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以促進或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當挪威和荷蘭能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時，比利時卻是德國入侵的第一個國家。在1914年8月的入侵中，德國軍隊隻是沿用了幾個世紀的傳統作戰方法，將比利時領土作為通往當時的主要目標——法國的便利途徑。當比利時人進行了毫不動搖並令人驚訝的頑強抵抗時，德國人想對法國快速取勝的希望破滅了。入侵者施行了殘酷的報複行動，開展了成批的屠殺和破壞行動。盧浮的中世紀古城像其他一些比利時城鎮一樣，被大肆掠奪，包括它的世界聞名的大學圖書館在內的許多建築物，都被燒成灰燼。當戰爭結束時，比利時的大部分地區都被毀壞了，大部分的道路、工廠和鐵路係統都被摧毀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利奧波德隻有12歲，他不僅深受戰爭對比利時所造成的後果的影響，而且更深受他父親阿爾貝特一世廣受歡迎的戰時行動的深刻影響。阿爾貝特一世是那次大戰中最令人欽佩的軍事和政治人物之一。他多次拒絕了協約國讓他逃亡去英國或法國的邀請。相反，在1914年10月他率領人數大大少於敵人的軍隊贏得了關鍵的伊瑟河戰役，從而停止了德國人在比利時的進攻，並讓國王和他的軍隊在北海海岸控製了一小段比利時領土直至戰爭結束。那場勝利使得協約國能夠控製附近幾個主要的法國港口。
由於他的勇氣和決心，阿爾貝特一世不僅支援了協約國，還幫助恢複了被他的前任，叔叔利奧波德二世所損毀的比利時君主製的名譽和聲望。在19世紀晚期，利奧波德二世為了私人利益據有了剛果，成為剛果國王，並對它大肆掠奪。由於他對剛果工人實行可怕的暴行，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公憤。當阿爾貝特在1904年繼任王位時，他對比利時的剛果政策進行了改革，試圖改善貪婪的前任所造成的傷害。利奧波德三世將他父親的改革派的作風視為榜樣。
年輕的利奧波德三世是一個溫和、說話輕言細語的人。他崇拜阿爾貝特，視他為英雄。從小時候起，他就模仿著像他父親那樣生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王子和他的兩個兄弟姐妹一起被送到了英國，他入學伊頓公學。但他說服了在整個戰爭期間仍留在比利時的阿爾貝特，讓他在學校放假的時候接受訓練，然後去充當士兵。於是利奧波德在戰爭時期過著一種令人詫異的生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是英國最貴族化的男校的學生，而在伊頓放假的時候則成了比利時軍隊一名行動受到限製的普通士兵。
1934年，58歲身體仍然健壯的阿爾貝特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難，32歲的利奧波德繼承了王位。金發、英俊、帶著孩子氣的新國王和他漂亮的瑞典妻子阿斯特麗德，連同他們三個孩子，給比利時的君主製帶來了青春和魅力。然而一年多以後，29歲的王後在瑞士的汽車事故中遇難。當時駕車的正是她的丈夫，汽車在一條蜿蜒的山路上失去了控製。最親密的兩個人的接連死亡使敏感而矜持的利奧波德感到惆悵，他也因為在妻子遇難事故中產生的負罪感而備受困擾。為了緩解內心的悲傷和內疚，他以一種新的姿態全心投入了他的國王職責。
在領導國家時，他模仿著他父親的做法，尤其是在外交事務方麵。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阿爾貝特追求兩項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保持比利時中立的同時加強防禦，使其能夠對抗德國或其他可能的侵略者。在利奧波德治理期間，比利時國家預算的近四分之一被用於國防，遠遠超過了除德國以外的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24－40歲的比利時男子中，一半以上的人——總共有65萬人被武裝起來了。當比利時軍隊在1940年5月進行總動員時，軍隊的人數已經擴大到了90萬。相比之下，在法國的英國遠征軍則隻有23.7萬人。
然而與此同時，利奧波德像他父親一樣，堅持認為比利時必須嚴守中立。這讓法國和英國感到十分沮喪，他們在1939年至1940年初曾一再要求比利時加入一個軍事聯盟，從而使他們的軍隊能在任何戰鬥爆發之前進入比利時領土。利奧波德和他的政府懷疑西方盟國之所以渴望軍事夥伴關係是他們希望將戰爭盡可能推離到遠離自己的土地上去。事實上，法軍總司令莫裏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將軍在一份秘密的備忘錄中就寫道：在戰爭開始之前將盟軍部署到比利時的戰略目標就是“不讓衝突進入我們北方的工業省份……並阻止敵方對巴黎的威脅”。
盡管與遭到德國入侵的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比利時的軍事準備更為充分，但它依然發現自己被敵方最初的凶猛攻擊淹沒了。到了5月10日晚上，德軍無休止的轟炸已經消滅了大部分的比利時空軍，滑翔機部隊也已經奪取了比利時防禦係統的核心陣地——位於比利時與荷蘭邊境的強大的埃本伊梅爾堡壘。
不過，在第一波震驚之後，比利時的22個師重新集結起來，進行了一場美國曆史學家泰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稱之為“堅定而有針對性的防禦”。他們向西撤退，同時讓德國人付出前進的代價。CBS記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當時寫道，比利時人“像獅子一樣，爭奪著每一棟房子”。泰福德·泰勒後來曾評論說：“如果其他地方能重複比利時人那樣的抵抗，那麽德國征服的征程可能就被阻止了。”
與此同時，法國和英國的部隊在得到比利時人的同意之後，已經越過比利時和法國的邊界，在比利時中央地區強化的工事後麵築起了一道防線。比利時軍隊在戰略撤退時也退到了同一防線上，這樣他們就和英國軍隊並肩作戰，抵禦法國人和英國人認為德國將要發起的重大進攻。
然而在5月13日，由超過150萬人和1800輛坦克組成的德國主力部隊，卻穿過了比利時南部樹木茂密的阿登森林。德國人包抄了由一連串要塞組成的、法國人自吹為不可攻破的馬其諾防線，突入法國戰線防禦最為薄弱的地段，驅趕了守衛在那裏的裝備不良的預備役人員，穿過默茲河進入了法國。
僅僅過了短短3天，德國人的進攻就把盟軍一分為二，包圍了比利時中部的法國、英國和比利時軍隊，把他們與法國的大部隊分割開來。由於法國無法堵住防線上的缺口，德國的裝甲縱隊在法國的鄉村裏橫行無阻，法國政府和法國軍隊籠罩在一片恐慌之中。這時，法國總理保羅·雷諾給溫斯頓·丘吉爾打了電話。
對於英國的新任首相來說，1940年5月充滿了一個接一個噩夢般的電話，每一次都帶來了最新的軍事災難的消息。但沒有一個像他在5月15日淩晨從雷諾那裏得到的消息那樣令人震驚。“我們已經被打敗了！”雷諾一聽到英國人的聲音，就大聲嚷了起來。當丘吉爾還沒有從睡眠中完全醒過來因而沒有回應時，雷諾又用英語重複了一遍那個可怕的消息：“我們受到打擊！我們已經被打敗了！”丘吉爾終於開始說話了，但他不能相信這個消息。雖然德國人的進攻肯定帶有出人意料的因素，但他們很快就得停下來補充或重組部隊，這就會給法國軍隊帶來反擊的機會。雷諾好像沒有聽見丘吉爾所說的話。他帶著沙啞的聲音再次說道：“我們被打敗了，我們在戰場上被打敗了。”
丘吉爾愣住了。這不是他經常批評的那些弱小的中立國家：他們在德國的閃電戰麵前像“紙牌屋”一樣倒下去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是法國——英國的最主要的盟友，它的軍事力量應該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然而，當法國遭到入侵時，它的200萬人的軍隊已被證明並沒有作好準備。像那些較小的國家一樣，它被德國人新的、驚人的閃電戰所壓倒了。有誰能夠對付將防線切成一個個片段的坦克，好像那兒根本就沒有防線？又有誰能夠對付那些橫掃了軍隊和平民，轟炸了橋梁、道路和火車站並造成衝天雲團的飛機？
作為離得最近的歐洲鄰國，法國與英國有很多共同之處。它們具有相似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是歐洲主要國家中最民主的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它們結成了軍事聯盟與德國和奧匈帝國交手。然而，這種夥伴關係掩蓋了兩國之間深刻的裂痕和對抗。丘吉爾和雷諾在5月15日那場充滿傷感的對話中所表現出來的相互溝通的困難，象征著這兩個曾經的強大帝國和傳統敵人之間存在了幾個世紀的誤解——懷疑和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在法國的蘇格蘭作家珍妮特·泰西斯·杜·克羅斯（Janet Teissier du Cros）注意到，兩個國家都對對方心存懷疑，各自都懷有一種優越感。她寫道：“自信沒有人能有像自己那樣的想法……成了他們位居第二的自然特性，思維的時候幾乎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這可能是他們彼此間如此厭惡對方的原因之一。”
英國和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共同勝利遠沒能使它們更加緊密，而是讓它們進一步分離了。雙方都為那場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誰也不承認對方所做出的努力、犧牲和所取得的成就。英國駐法國遠征軍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爵士在1918年11月停戰之後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曆史將會顯示真正的事實，是英國軍隊贏得了這場戰爭。我無意與法國司令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或任何外國人一起在倫敦的街道上凱旋大遊行。”
雖然分開了兩國的英吉利海峽隻有20英裏寬，但它們之間在心理和文化上的距離卻像海洋一樣廣闊。雙方都因自己的地理位置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標記：英國是一個島國，八個多世紀以來未曾遭受入侵，而邊界脆弱的法國則經曆了反複的入侵、戰敗和被占領。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會議上，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向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解釋說，他的國家要求對德國嚴格限製的理由是,“美國遠離歐洲大陸，受到海洋保護。拿破侖無法進攻英國。你們兩個都受到了庇護。但我們沒有”。
正如曆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指出的那樣：“法國希望報複和賠償，但最重要的是確保國家安全。”在1814年至1940年期間，德國五次入侵了法國的全部或部分地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把法國的許多地方變成戰場和墳場，德國人還在他們占領的土地上大肆掠奪。例如在法國北部，法國紡織工業的大部分機械和設備都被運去了德國。
在1918年停戰之後的幾年中，英國的決策者們對法國關於安全問題的關切沒有給予任何同情或理解，反而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凡爾賽條約》對德國來說已經是過度懲罰，新的德意誌共和國應該得到安撫甚至強化。法國人強烈反對這種容忍，認為德國軍國主義的複蘇依然是極有可能的。他們力圖迫使英國人簽訂新的英法軍事聯盟，但卻無濟於事。對英國人來說，法國人過於偏執，並帶有報複性。
當希特勒獲取了政權並開始重新裝備德國時，首相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和內維爾·張伯倫的政府說服了他們自己，元首隻是試圖糾正《凡爾賽條約》的不公正，他應當得到撫慰。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法國放棄了讓英國持堅定態度的希望，進而接受了英國的綏靖政策。對於這兩位前盟友來說，再來一場戰爭的想法是難以接受的。他們的年輕人脫離戰爭才隻有20年，他們國民的歡呼聲仍然回響在耳邊。四年之後，超過70萬英國人死於戰爭。法國的戰場損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140萬人，是所有大國中戰鬥人員人均死亡比例最高的國家。經受著一次大戰所帶來的心理傷害和經濟損失，法國人懷疑他們是否能在另一場衝突中幸存下來。
當希特勒在1936年3月占領了非軍事化的萊茵地區時，首先是英國，其次是法國都裝作沒看見。當德國部隊在1937年3月開進奧地利時他們還是視而不見。但是，當希特勒在1938年夏天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時，法國顯示出了站起來抗爭的跡象。與捷克人簽訂了軍事協定的法國人開始動員部隊。他們告訴英國人，他們將抵製對東歐盟友的肢解。然而，當內維爾·張伯倫拒絕和他們一起與德國人抗爭的時候，法國人就屈從了。跟隨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上的榜樣，他們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屈從於德國人對蘇台德地區的要求。蘇台德地區是一個包含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防禦工事和主要工業中心的重要區域。
希特勒在慕尼黑向英國人和法國人許諾，他對捷克斯洛伐克沒有進一步的計劃。然而六個月後，他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國的其餘部分。直到那一刻，張伯倫的綏靖政策顯然已成了一堆廢物，他才向議會宣布了近代英國曆史上最戲劇性的外交政策逆轉。他宣稱，如果接下來列在德國名單上的波蘭遭到入侵，英國將去援助。多年來，英國鄙視法國對再度出現德國威脅所表現出來的害怕，如今，英國與法國建立了新的軍事聯盟。
“棋盤”現在轉了個向。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遲遲不響應英國人作為外交領導的法國人毫無疑問是軍事事務方麵的主要合夥人。英國軍隊的兵力不到法國的1/5，它現在開始領受到了其領導人不願在無戰爭時期重新武裝的後果。在那段時期裏，相對較小規模的軍費增加用於了戰機生產，以保護英國免受可能的德國空襲。1939年初，英國是歐洲主要大國中唯一沒有征兵政策的國家。英軍隻有18萬現役軍人和13萬預備役軍人。即使這樣為數不多的部隊也還缺乏足夠的設備、武器和訓練。
當大戰爆發時，法國和英國都沒有派兵去援助波蘭。相反，英國遠征軍向法國派出了四個師，這比法國人預期的要少得多。德國人向法國發起閃電戰的時候，英國遠征軍有十個師在法國。指揮英國兩個師的艾倫·布魯克（Alan Brooke）將軍在他的日記裏寫道：他的軍隊不適合作戰，張伯倫政府之所以將他們送到法國去，也許隻是為了公共關係而作出的某種姿態，以表明盡管力量微薄，但正在采取一些行動。法國駐倫敦大使也同樣認為：“英國人對法國軍隊極有信心，從而把他們的軍事支持視為一種團結的象征而非生死攸關的必要。”
事實證明，布魯克和大使說的都是實話。英國人確實指望著用法國軍隊的80個師及其強大的炮兵和坦克部隊來抗衡德國的武裝力量。英國人不明白的是，盡管數量眾多，法國軍隊和他們一樣，對於即將到來的衝突仍然沒有作好準備。法國的軍事領袖們在計劃進行新的歐洲戰爭時，設想的是一個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流血更少的場景。敵人將從比利時的平原開始進攻，那將是一場長時間的攻勢。考慮到這一點，法國的高層指揮把最好的部隊以及英國的十個師都派往了比利時中部。法國人認為，如果德國部隊設法越過了那裏的盟軍，那麽他們在攻擊馬其諾防線時就已經元氣大傷。沒有人預料德國人會在默茲實施突破。
事實上，英國對法國軍事實力的錯誤判斷，隻是兩國之間互不了解的又一個例證。在紙上，它們更新了軍事聯盟，但事實上，它們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夥伴關係。身為索邦教授的法國曆史學家，曾參加了1940年那場戰鬥的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真正的軍事聯盟必須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有效的合作。僅把它寫下來是不夠的，它必須從每日多次的接觸中吸取生命的氣息，這些日常接觸將使雙方整合為一體。”
在英國和法國的軍事領導人的交往中，很少有人使用對方的語言。這往往會導致相互間的誤解，實際上這是相互間的不信任、懷疑，甚至個人厭惡的反映。法國將領對他們的英國同行表現出居高臨下的姿態，將英國人視為“軍事藝術的學習者”。英國指揮官對於在德國攻擊時派遣部隊進入比利時的決定感到不滿，但意識到他們國家的軍事存在十分渺小，就沒有向法國人抱怨。
當德國人終於入侵低地國家和法國時，盟軍已經帶有功能障礙的軍事關係就變得有“毒”了。正如溫斯頓·丘吉爾在保羅·雷諾打來電話後的第二天，5月16日，他去巴黎時所發現的那樣。
與大多數英國人不同，丘吉爾從小就愛上了法國。他是聖女貞德、拿破侖及其他法國曆史人物的崇拜者，曾訪問過法國100多次。他會講法語，盡管說的時候語調非常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蘇格蘭皇家燧發槍團的指揮官，他曾經在法國的前線壕溝裏待了好幾個月，對並肩作戰的法國部隊的勇氣和決心印象深刻。他在1944年寫道：“自1907年以來，我在美好的時光和不幸的時刻一直都是法國真正的朋友。”
然而，丘吉爾的支持並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樣極為明確。像大多數英國政治家一樣，他在20世紀20－30年代初也主張與德國調和，反對對法國作出新的承諾，建議讓英國隻管自己的事情。他在1933年表示了希望“法國人能看顧自身的安全”，英國可以自由地脫身於任何新的歐洲衝突。丘吉爾曾支持過英國一項大力裁軍的政策，該項政策的目標就是使英國的軍力能夠維護其中立性即可。直到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開始準備發動戰爭時，丘吉爾才開始堅決反對德國，並要和法國結成緊密的軍事聯盟。
他為軍事聯盟所做的大部分呼籲都是建立在對法國軍隊優勢的信任之上的。他稱法國軍隊為“歐洲最好的軍隊”。他的信任在5月16日下午他抵達位於凱奧賽的法國外交部，看到那些與他會麵的官員“每個人臉上都寫著絕對的沮喪”時動搖了。外麵的花園裏煙霧彌漫，政府工作人員正將成堆的官方文件扔進火焰之中。
法國的軍方領導人為丘吉爾小結了前四天裏所發生的災難：德國人在默茲實施了突破，坦克和步兵的突擊正以“聞所未聞”的速度向法國北部的亞眠和阿拉斯挺進。當丘吉爾詢問後備軍反擊的計劃時，甘末林將軍聳了聳肩，搖著他的頭。他回答說：“沒有這樣的計劃。”丘吉爾無言以對。沒有後備軍，沒有反擊，這怎麽可能呢？丘吉爾後來寫道，甘末林的簡潔回應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驚詫之一”。
英國首相的震驚和困擾，也沒能改變德國猛攻的速度和規模。這與法國、英國的官員和戰場上的軍隊所作出的迷茫反應沒有什麽不同。多年以後，艾倫·布魯克將軍會不屑一顧地寫道：“雖然有很多法國人準備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死，但他們的領導人完全沒有作好準備去組織他們抵抗閃電戰。”布魯克沒有提到他和他的英國指揮官同胞們在這方麵與法國的軍隊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是布魯克在法國的下屬伯納德·勞·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將軍反複提出的觀點。在戰鬥中指揮英軍一個師的蒙哥馬利在他的戰場日記中對英國遠征部隊指揮官約翰·戈特（John Gort）將軍表達了極大憤慨。蒙哥馬利後來寫道：“對1940年戰爭爆發後我們在戰場上的失利，我們隻能責怪自己。”
接受過靜態防禦戰訓練的盟軍根本不知道如何來應對閃電戰的攻擊。用一位美軍觀察員的話來說，“這個非人的怪獸已經夷平了一半的歐洲”。法國和英國軍隊的協調與溝通幾乎立即陷於癱瘓。在幾天之內，絕大多數電話線和補給線都被切斷了，盟軍指揮係統基本上停止了運作。盟軍指揮官們必須親自去到現場，才能聯絡得上。
雖然法國和英國的部隊在沒有接到情報或命令的情況下仍在戰鬥，但他們的坦克和飛機的燃料和彈藥都耗盡了。一位皇家空軍飛行員稱這種情況是“一場完全徹底的混亂”。一名英國陸軍軍官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就像是一場荒謬的噩夢。”丘吉爾回到倫敦後告訴他的一位秘書：“在所有的戰爭曆史上，我從未見過這麽糟糕的管理。”
隨著盟軍的損失迅速加大，法國和英國軍隊開始撤退。保羅·雷諾和法國的最高指揮官懇求丘吉爾，除了已經在法國的十個英國戰鬥機中隊之外，再向那裏派遣十個皇家空軍戰鬥機中隊，以對付那些正在摧毀盟軍部隊的德國空軍轟炸機。丘吉爾最終同意了這一要求，但這引起了皇家空軍戰鬥機指揮官的激烈反對。他們堅持認為，向國外派遣更多的戰鬥機中隊將對英國自身的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
丘吉爾就任首相才六天，就麵對著一個令人揪心的選擇：是向法國提供盡可能多的物資援助，以增強其士氣和抵抗能力？還是不提供援助，將那些物資用於英國自己的防務？以法國人的眼光來看，英國人將所有資源投入法國並沒有任何損失，因為如果法國垮台了，英國很快也會垮台。易怒的丘吉爾並不接受這樣的看法。一旦派出十個戰鬥機中隊之後，不管雷諾會發出多少次求救的呼籲，法國再也不會得到更多的援助了。而且，法國人所不知道的是，丘吉爾在5月16日訪法結束後回來的當天，就下令製定撤離英國遠征軍的計劃。
戈特將軍也在考慮撤離。他越來越懷疑法國人反抗的意誌和反擊的意願，害怕自己被包圍因而遭到殲滅。到了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英國軍隊開始向敦刻爾克海灘撤退。在德國軍隊的追擊和俯衝轟炸機的狂轟濫炸之下，他們在通向港口的多塵的道路上逃離。丘吉爾再次呼籲法國人站起來繼續戰鬥，但直到撤離行動開始之後，他才告訴法國人自己的部隊正在撤離戰場。
被蒙在鼓裏的還有比利時軍隊，他們承受著德國空軍和坦克主力的攻擊，掩護了在比利時的英國和法國的部隊。丘吉爾沒有通知比利時人英國將撤退，這不是由於疏忽。他指望著比利時人能將德國部隊滯留在海灣地段，從而讓英國軍隊能登上被派往敦刻爾克幫助撤退的小型和大型船隻。
事實上，比利時軍隊在德國俯衝轟炸機、坦克和大炮的不停攻擊持續了兩個多星期之後，耗盡了食物和彈藥，已經陷入了瓦解狀態。當英國人開始向西部的敦刻爾克撤退時，比利時人同意守護他們的側翼，但是一再警告英國和法國的指揮官，他們的後備軍已幾乎耗盡，除非盟國來援助他們，否則他們很快就會投降。在倫敦，丘吉爾從他的密友，儀表堂堂的英國戰爭英雄，海軍上將羅傑·凱斯（Roger Keyes）爵士那裏得到了這個信息。羅傑·凱斯爵士曾是首相與利奧波德國王之間的聯絡人，但丘吉爾毫不為比利時人的求救請求所動。他告訴戰時內閣：“可能會完全喪失比利時軍隊，但是犧牲我們自己的軍隊對他們不會有任何幫助。”
當比利時軍方的英國遠征軍聯絡官喬治·戴維（George Davy）上校問戈特將軍及其副手亨利·波內爾（Henry Pownall）將軍，是否允許比利時軍隊參加敦刻爾克的撤退行動時，波內爾嘲笑了那個念頭。他說：“我們並不關心比利時人將會有什麽樣的遭遇。”波內爾似乎忘記了比利時人正在進行的頑強抵抗，他在5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比利時人的士氣從上到下都很糟糕。他們根本就不是在戰鬥。”他後來還稱其“已腐爛到了核心”，是“較次的品種”。
到了5月26日，比利時總司令向英國和法國最後一次提出了援助的請求。像以前發出的請求一樣，他沒有得到任何答複。相反，丘吉爾指示羅傑·凱斯向利奧波德強調比利時的部隊留在戰場的重要性。丘吉爾告訴他的下屬，很顯然比利時人不久將不得不投降，但那隻是“在協助英國遠征軍到達海岸之後”。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們要求他們為我們犧牲自己。”
然而，當筋疲力盡的比利時人相信他們已經做了足夠多的犧牲，還被盟友遺棄並遭受孤立，缺乏繼續戰鬥所需要的一切時，比利時人覺得他們隻能力所能及地拖延德國人的占領速度。5月27日，比利時政府在正式公報中通知法國和英國，它即將向德國投降：“比利時軍隊已完全耗盡了其抵抗的能力。它的部隊明天將無法再次展開戰鬥。”利奧波德派遣特使到了德國人那邊，並於5月28日早上宣布了停火。
比利時人的投降純粹是放下武器的軍事行為，但利奧波德決定留在比利時卻讓局勢複雜化了。在與政府部長們進行了一個多星期去或留的討論之後，利奧波德作出了命運的抉擇。首相於貝爾·皮埃洛（Hubert Pierlot）和他的同事們告訴國王他們計劃逃到法國去，並敦促他和他們一起走。他們認為，作為國家元首他有責任繼續在流亡時領導比利時的抵抗，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應成為德國人的俘虜。
但利奧波德對他的職責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在以他父親為榜樣來履行他的職責。阿爾貝特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擔任軍隊總司令，他曾多次宣布即使德國人占領了比利時的所有領土，他也不會離開比利時。利奧波德告訴他的部長們，“國王阿爾貝特不會同意去國外避難”，而留下他的部隊聽任命運的擺布。像他父親一樣，利奧波德認為他作為總司令的責任大於作為國家元首的責任。
皮埃洛和其他人根據比利時憲法爭辯說，利奧波德有義務遵循政府的願望。他們又說，如果他留下來，不管他是否與德國人合作，德國人將會對他進行政治利用。利奧波德國王拒絕了他們的所有勸解。他說，他不想成為“一個閑置的難民君主，在侵略者的枷鎖下屈服，割斷與比利時人民的聯係”。他補充說，如果拋棄了軍隊，“就成了一名逃兵。不管發生什麽事情，我都必須和我的部隊同命運”。在投降的時候，利奧波德承諾當他的國家還在德國人手中時，他決不會和敵人打交道。他宣稱：“在被占領期間，比利時絕不能在軍事、政治或經濟領域裏做任何可能損害盟軍的事情。”他要求被關到戰俘營中去，和他的被俘的士兵們待在一起，但希特勒把他囚禁在布魯塞爾郊外雷肯的宮殿裏。
利奧波德在處理投降的事務方麵做得非常正確，但法國人和英國人對此卻極為憤怒，聯手對比利時人和他們的國王掀起了一場“語言暴虐”運動。依萊娜·內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在她的遺作小說《法蘭西組曲》中指出：“失敗會讓人性中最糟糕的東西暴露出來。”正如一位曆史學家所說的那樣：“當戰爭正在進行而事情變得很糟糕的時候，人們不再會奢望能對一個沒有任何用處的盟友慷慨好義，甚至公平相待。如果把他留在那裏的唯一用處是當替罪羊，那麽他就必須當替罪羊。”
為了逃避承擔對法國戰場失敗的責任，法國和英國的領導人把所有的過失都推到比利時人的身上。對於在5月17日替代甘末林擔任法軍總司令的馬克西姆·魏剛（Maxime Weygand）將軍來說，比利時的投降實際上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為在比利時被打敗而推卸責任了”。
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盟軍指揮官們甚至直截了當散布謊言。魏剛和戈特都明確地聲稱，他們沒有得到比利時即將投降的警告。戈特還指責比利時軍隊的懦弱，指責他們撤離戰鬥從而危及了正撤往敦刻爾克的英國軍隊的安危。實際上，正如英國軍事曆史學家布萊恩·邦德（Brian Bond）所寫：“幾乎沒有空中掩護的比利時軍隊在德國人進攻時首當其衝……從而讓英國遠征軍比較容易地撤回到了法國邊界。事實上，沒有勇敢的比利時軍隊的長期抵抗，英國遠征軍是不可能從敦刻爾克撤離的。”
法國總理保羅·雷諾在對利奧波德和比利時人的詆毀中走得更遠。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雷諾是少數反對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的法國政治人物之一。才組建政府短短兩個月的雷諾正在接近感情崩潰的邊緣。在德國入侵的初期，他與丘吉爾保持一致，認為法國應該繼續堅持戰鬥。但隨著軍事狀況的惡化，他開始感染上了他的許多部長們所有的失敗主義情緒，其中包括84歲的副總理，失敗的馬其諾防線戰略的設計者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因為雷諾曾發誓自己永遠不會接受投降，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將權力移交給貝當，而這樣做將會激怒英國人。在比利時投降以後，他看到了一個將責任從自己和他的政府那裏轉移到不幸的利奧波德身上的黃金機會。
雷諾在聽到比利時投降的消息時向他的部長喊道，“在曆史上還從未有過這樣的背叛！這是醜陋的，絕對是醜陋的！”在5月28日向法國人民的廣播中，他指責比利時按照國王的命令在戰爭中途突然無條件地投降，沒有警告法國和英國的戰鬥人員，從而向德國軍團開放了通往敦刻爾克的道路。在他廣播之前，雷諾對剛剛抵達法國，對不支持攻擊他們國王的比利時政府官員進行了威脅。如果他們不支持他，他就不能保證在德國入侵後逃到法國的200多萬比利時人的安全。
比利時的部長們顯然很擔心利奧波德會考慮與德國人合作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因而屈從了雷諾的要挾。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對利奧波德施加了更為嚴厲但同樣無端的指責。他們指責利奧波德“通敵”，指責他叛國。他們的指責並沒能防止法國人對他們同胞的暴力行為，反而增加了法國人對比利時難民的憤怒。比利時難民被嘲諷，被辱罵，被毆打，從餐館和酒店中被趕出來。一些逃到法國的比利時飛行員被戴上手銬，投入監獄。而在法國接受軍事訓練的幾千名年輕的比利時人則被囚禁在他們的營房裏。
由於不了解英國和法國軍隊在麵對德國閃電戰時所表現出來的笨拙和無能的真相，英國的公眾輿論很快就接受了對利奧波德和比利時的指責。在倫敦，《每日鏡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張卡通畫，將比利時國王描繪為一條頭帶納粹標誌王冠的蛇。《倫敦標準晚報》稱他為“賣國的國王”。一位英國報紙專欄作家寫道，在接下來的200年裏，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地方不會有一個孩子會起名叫利奧波德。《紐約客》駐倫敦的記者莫利·潘特-唐斯（Mollie Panter-Downes）告訴美國讀者，“有那麽一天，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最受憎惡的人’的頭銜讓給比利時的利奧波德三世”，他顯然“寧願當一個活著的納粹，也不願做一個死去的比利時人”。
在一片謾罵聲中，隻有為數極少的人站出來為利奧波德辯護。駐比利時的美國大使館武官向華盛頓的上級報告說：“國王的投降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些指責他的人或者是沒有看到戰鬥的場麵，或者是沒有見識過德國的空軍。我兩樣都看到了。”
兩位與比利時國王和軍方聯絡的英國聯絡官，海軍上將凱斯和海軍上校戴維也極力為利奧波德及比利時軍隊的行動辯護。兩人在5月28日回到英國後，發現戈特和他的手下將失敗的責任推給比利時人時，感到極度的震驚！對凱斯和戴維來說令人特別感傷的事實是，戈特對比利時國王的不實指責——撤離戰鬥而沒有事前警告他的盟友他將要這樣做，正是戈特自己幹過的事情。
然而這兩名軍官都被英國高層禁止就他們在比利時的公務發表任何公開的聲明。對被禁言感到十分憤怒的戴維寫了一篇關於當時實際發生的事實的備忘錄，並向凱斯和戰爭辦公室提供了複製件，以備在戰後書寫英國官方的戰爭曆史時使用。他在備忘錄中宣稱：“那些身居高位的軍人（戈特和波內爾）發現利奧波德是一隻有利可圖、無法抗辯的替罪羊。”他們對利奧波德的“蠻橫並充滿謊言的攻擊”促使他采取行動。他補充說：“真相不能夠永遠被壓製。”凱斯在致丘吉爾的一封信中，也為利奧波德進行了充滿**的辯護，敦促他製止英國官員“褻瀆勇敢的國王”。起初，首相似乎聽從了朋友們的忠告，他在5月底的議會會議上告訴大家比利時軍隊“作戰非常勇敢”，英國人不應該對利奧波德的投降作出“倉促的判斷”。
然而他的忍耐是短暫的。丘吉爾仍然對歐洲中立國家在大戰爆發前不加入英國和法國的軍事聯盟懷有一種孩童般的憤怒。他對利奧波德選擇留在比利時感到非常不快。丘吉爾拒絕承認中立國家可能有不結盟的合適理由，他多次發表講話，指責他們的懦弱造成了德國的軍事成功。他私下裏告訴凱斯，利奧波德的投降“結束了盟國加在我們頭上的所有不幸，與此同時我們忠實地履行了我們對他們的義務和承諾”——不可能有比這更不真實的評論了。
丘吉爾的結論是，比利時的中立，是使波蘭和其他歐洲國家招致失敗的原因，而不是因為德國的軍事實力。這在羅傑·凱斯聽來是絕對荒謬的，但在丘吉爾的議會聽眾中卻沒有多少人對此質疑。凱斯本人也是議員，聽著首相的誹謗，他感到極其憤怒和難以置信！丘吉爾不僅不讚賞比利時人保護了英國遠征軍免遭德國的屠殺，還幫腔雷諾，指責他們危及了英國的撤退，並導致幾千法國軍隊的被圍和投降。
然而回想起來，丘吉爾的高談闊論雖然毫無道理，但卻是可以理解的。隻當了四個星期首相的丘吉爾認為他在那一時刻的政治地位是非常脆弱的。許多主宰著議會的保守黨議員，還沒有和他就接任內維爾·張伯倫一職協調一致。事實上，不少人公開對他表示了敵意。丘吉爾的私人秘書之一約翰·科維爾（John Colville）曾指出：“從未有過一位首相在議會如此不被信任，並在隨時可能遭到質疑的情況下就職。”
由於他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曆史上最大的挑戰，丘吉爾不僅渴望強化自己的地位，而且還希望為他的高級將領的無能和在至今為止的戰爭中，英國軍隊所表現出來的致命缺陷蓋上一層神秘的麵紗。要做到這一點，還有什麽能比把責任歸咎於一個弱小的盟友，一個無法保衛自己國家的國王和總司令更好的辦法呢？
然而，羅傑·凱斯拒絕接受這樣的論調。他在6月初向《每日鏡報》提起誹謗訴訟，指控《鏡報》在一篇文章中指責他鼓動了利奧波德的背叛。凱斯決心要為自己，也為比利時國王和他的軍隊爭取清白的名聲，他強烈要求進行公開審判。在1941年3月，案件即將舉行聽證之前，《每日鏡報》終於承認在關於利奧波德和凱斯的聲明中出現了錯誤，並同意向他們兩人公開道歉，聲稱“公眾利益將因此而受到傷害”。丘吉爾及其政府對凱斯施加壓力，讓他接受調解而不是法庭審判，凱斯同意了。在調解過程中，他的律師在公開法庭上陳述了去年5月在比利時真正發生的情況。在同一聽證會上，報紙的律師也承認《每日鏡報》曾對國王“極不公正”。
然而，即使在1940年5月的混亂之中，仍然有一個著名的英國人對國際事務有著更好的解讀，他拒絕參與“抹黑”。據說，喬治六世國王對反對比利時君主的風潮非常不滿。利奧波德是他的一位遠房表弟，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他就認識了在伊頓公學就學的少年利奧波德，並很喜歡他。當英國官員提出將利奧波德從英國騎士的最高等級和代表最高榮譽之一的嘉德騎士陣列中除去時，喬治敏銳地覺察到了他的遠親君主所麵臨的極大困境，他拒絕了這一提議。
喬治六世的傳記作家，曆史學家約翰·惠勒-貝內特指出，被德國占領國家的元首所麵臨的選擇具有“令人難以接受的複雜性，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冷靜的思考。離開家園，跟隨政府流亡，他們會被留下來的人們斥責為背棄；但如果留在他們的國家，他們就有風險被挾持為人質以迫使他們的人民順從”。
在比利時投降的前一天，利奧波德寫了一封信給喬治六世。信的抬頭寫著“我親愛的貝爾蒂”——那是喬治六世阿爾貝特的愛稱，隻有英國國王的家人和其他少數幾個非常親近的人才能使用。在信中，利奧波德解釋了他留在比利時的理由，宣稱他的首要職責是與他的軍隊和比利時人民一起領受德國占領的磨難，並盡可能地保護他的子民。他告訴喬治：“采取任何別樣的行動，就等於是背棄。”
喬治國王並不同意利奧波德的選擇。當富蘭克林·羅斯福最親近的助理哈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1941年初訪問倫敦時，喬治告訴他，他認為利奧波德將他的兩項職責——國王和軍隊總司令“混淆起來了”。霍普金斯在給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喬治“對比利時國王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對利奧波德作為軍隊總司令也沒有任何批評。但喬治認為作為國王，他應該離開那個國家，並在其他地方建立政府”。然而，在質疑利奧波德的決定是否明智的同時，喬治從來都堅信他的表弟是遵照他的良心和堅定的責任感才決定留下來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喬治本人也發出過與利奧波德相同的誓言：他曾說過，如果德國入侵，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離開他的國家。幸運的是對他和英國來說，他從來沒有被要求做出那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