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英國悠久並為人熟知的曆史中，英國人總是盡力保持遠離歐洲及歐洲內部的纏鬥。在19世紀中葉，本傑明·迪斯雷利首相曾宣稱，由於他的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帝國並掌控了海洋，英國已經“超越了歐洲大陸”。在迪斯雷利發表上述言論近一個世紀後，英國人仍然把歐洲人和所有的外國人看成麻煩的製造者。正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愛德華·R. 默羅（Edward R. Murrow）所說的那樣，英國人“保持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安逸的傲慢——一種自以為他們比別人更為優越的感覺”。

當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上台並開始征服歐洲時，英國人隻是靜靜地站在一邊。為了和平——他們自己的和平，他們對一個接一個國家被德國占領幾乎無動於衷。當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時，他們還積極與德國合作。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在1938年9月提到那個國家時，表達了其眾多同胞的感受。他抱怨說：“因為那些我們根本不了解的人在一個遙遠國家中的爭吵，我們就必須在這裏挖掘壕溝，試戴防毒麵具。這是多麽可怕，多麽愚蠢，又多麽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在1940年5月和6月那一段混亂的日子裏，倫敦人突然發現倫敦成了事實上的歐洲首都。每隔一天，喬治六世國王（King George Ⅵ）和接替了張伯倫成為首相的溫斯頓·丘吉爾，就要到倫敦的一個火車站去迎接一位國王、

一位女王、一位總統或一位總理。他們國家的自由在納粹對歐洲的閃擊戰中被殘暴地奪走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英國首都就成了六個被希特勒占領的歐洲國家的政府和武裝力量的“天堂”。這六個國家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連“自封”為自由法國代表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也逃到了英國。

大多數流亡領導人最初對離開自己的國家是抵製的，他們對英國的感受和英國對他們的感受是一樣的。他們對英國之前拒絕與希特勒抗爭，拒絕援助他國感到極為不滿！但有其他選擇嗎？新一任首相在這關鍵時刻，激發了英國的鬥誌，而她是唯一一個仍然在抵抗德國的國家。各國政府隻有結成聯盟才能團結起來，繼續戰鬥。

丘吉爾對內閣成員和英國政府大部分成員的反對置之不理，對歐洲人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毫無疑問，他的熱情好客出自真心，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對國家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占領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之後，希特勒已經將目光投向了英國，英國的未來命懸一線。他們馬上就會充分領受到德國強權的暴虐，不得不依賴他們看不起的那些外國佬——最緊密的盟友，幫助他們在即將到來的絕望掙紮中生存下去。

當我和丈夫斯坦利·克勞德（Stanley Cloud）為撰寫第一本書——《默羅的男孩們》收集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資料時，我們看了一部關於英國大戰的老電影，其中有一個場麵展示了由波蘭飛行員組成的中隊的飛行。在此之前，我們一直以為隻有英國飛行員才會在那場史詩般的戰鬥中飛行，我們想發現更多的史實。由此，我們發現幾十名波蘭人不僅參加了戰鬥，而且為贏得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覺得他們的故事不為大多數美國人所知，所以值得一寫。然而，當挖掘得更深時，我們意識到波蘭人對盟軍勝利的貢獻遠不止飛行員的壯舉。波蘭人以及他們戰時的經曆成了我們共同撰寫的第二本書《事關榮譽》的主題。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又寫了三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全部涉及英國在“二戰”初期為生存而苦鬥的方方麵麵。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溫斯頓·丘吉爾非凡的領導能力和普通英國人在戰鬥中表現出來的勇氣之上。同時，我也考察了英國與兩個主要的戰時盟友——美國和蘇聯的關係。

在探索這些課題時，我有了另外一個發現：波蘭並不是唯一幫助盟軍的被占領的歐洲國家。事實上，逃亡到倫敦的絕大多數被占領國家的流亡政府都提供了幫助。在1940年至1941年那段黑暗的歲月裏，這些國家的支持不僅讓英國免遭失敗，並在戰爭後期為盟軍的整體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那為什麽他們的貢獻會被曆史學家們所忽略，“二戰”的勝利通常會被描繪成純粹是美國、英國和蘇聯的勝利？真相是丘吉爾必須承擔起被曆史遺漏的大部分責任。在戰爭初期，他創造了一個弱小的英國與曆史上最大的軍事巨獸（德國）抗爭的英雄形象。他在整個“二戰”期間及其之後不斷地重複這一說法，他在歐戰勝利日通過廣播電台向英國人民這樣說道：“在法國大敗之後，我們依靠這個島嶼和我們團結一致的帝國，孤軍奮戰，直到蘇維埃的軍事力量和稍後來的具有壓倒性實力和資源的美國加入了戰爭。”丘吉爾的說法忽略了以倫敦為基地的被占領國家仍在戰鬥這一事實。沒有他們的幫助，英國人可能會在不列顛之戰和大西洋之戰中失敗，並且可能永遠無法破解德國人複雜的恩尼格瑪密碼，而所有這些都是英國賴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這個豐富並極具人性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大人物”，從君王到科學家到間諜到破壞者。有些人，例如戴高樂，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其他大多數人並不為人所知。挪威的英雄國王哈康七世（Haakon Ⅶ）和勇敢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就是這本書裏的兩名顯赫人物。一名無畏的英國貴族薩福克伯爵從法國救出了兩名核物理學家，從而使曼哈頓計劃的實現成為可能。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還有一名波蘭密碼學家馬裏安·雷耶夫斯基（Marian Rejewsk），他遠在艾倫·圖靈（Alan Turing）和布萊切利公園（Bletchley Park）參與之前就破解了恩尼格瑪密碼。而那位年輕俊秀且意誌堅強的比利時人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幫助了數百名被擊落的英美航空人員通過地下網絡逃出德國人的占領區，回到了自由世界。

這本書在詳細介紹這些人和其他歐洲人在戰時的故事時，也描述了被占領國家從英國獲得的回報。對被占領的歐洲來說，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就像是一座希望的燈塔，一個能夠抵禦絕望的護身符。隻要戰爭還在持續，歐洲人就會每天舉行一個彌足珍貴的夜間儀式：他們會從各種隱藏場所，地板底下、廚房櫥櫃中的食物罐頭後麵或是煙囪裏麵，取出暗藏的被德國人禁止的收音機。不管各處情形如何不同，持有這些收音機的人們都會按時將收音機調到BBC的頻率，收聽大本鍾的報時聲和那句神奇的開場白“這是倫敦在呼叫”。在戰時和戰後，歐洲人把秘密收聽BBC新聞節目的那一刻描述為他們連接自由的生命線。一名在戰爭中逃到倫敦的法國人回憶說：“無法解釋我們對於英國廣播公司的依賴。當戰爭開始的時候，那就是所有的一切。”

在戰爭初期，有一名年輕的荷蘭法律係學生，曾希望能畫出在海牙附近的一個海灘上空飛過的兩架噴火式戰機的形狀。他帶著崇敬的心情遙望著飛機，機身上的皇家空軍標誌在陽光下十分清晰。他後來寫道：“德國人的占領在我們身上造成的傷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英格蘭和自由一樣，僅僅是一種概念。要把它看作是一種真實的東西，生活在一大片土地上的自由的人民正抵擋著納粹的吞噬，就需要像上帝的標記那樣有一個具體的顯現：英格蘭還在那裏！”不到一年之後，他逃到了英國，並成為一名皇家空軍飛行員。

另一名出逃者，一名比利時記者，成功地逃出了納粹集中營，到達倫敦時“高興得就像喝醉了酒”。他向一位英國朋友喊道：“你知道我好幾個月來就一直夢想著這個時刻嗎？”一名年輕的波蘭抵抗運動成員對這種情緒回應道：“在這裏真是太好了！為什麽？因為數以百萬計身在歐洲大陸的人都在這個時刻向往著倫敦！”他聲稱“到了倫敦就像是進了天堂”。與皇家空軍飛行員比翼齊飛的波蘭飛行員在戰爭期間把英國稱為“最後的希望之島”。

然而，相對於英國人和歐洲人之間所有的相互支持而言，他們之間的關係往往像是充滿了矛盾和誤解的疾風暴雨。即便是在緊迫形勢下的絕望時刻，即便是在德國軍事機器的碾壓之下苦苦掙紮求生的時候，他們也會因文化衝突和語言差異而扭打在一起。對於許多流亡的歐洲人來說，英國人看上去很傲慢並缺乏同情心，對島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了解德國人占領歐洲大陸後所帶來的殘酷現實。與此同時，英國人對蜂擁而至的外國人無休止的抱怨、抗爭和要求也失去了耐心。

盡管如此，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大多數人能夠為了他們共同的目標——打敗希特勒而放棄分歧，緊密合作。當大戰結束時，一位皇家空軍元帥在評論由他指揮的歐洲飛行員時，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我們已經在一起結下了兄弟情誼”。

在歐洲人之間也形成了相似的兄弟情誼。一位荷蘭情報人員曾就他在倫敦見到的波蘭人、法國人、挪威人、比利時人和捷克人評論道：“盡管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未來也不確定，但我們都肩並肩地站在一起。在我以前曾熱切認同的荷蘭人圈子之外，出現了一種更為廣闊的兄弟情誼，它張開雙臂歡迎了我。”

隨著戰爭的進行，歐洲各國流亡政府的成員也在官方和個人的層麵上編織起了緊密的紐帶。失敗和占領的創傷使他們相信，如果歐洲希望在未來具有任何影響、實力和安全的話，他們的國家就必須在戰後結合在一起。他們在倫敦的合作播下了大戰後歐洲統一運動的種子——這一卓絕的努力讓西歐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與繁榮。

而兩個東歐盟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沒有那麽幸運了。當蘇聯和美國在1941年進入戰爭時，英國和被占領的歐洲之間的團結讓位給了現實政治的迫切需要。約瑟夫·斯大林決定在戰後對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控製，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負罪感纏身的溫斯頓·丘吉爾最終同意了他的要求。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直到40多年後，東歐出現“巨變”和蘇聯“解體”，“戰爭”才算真正結束。

在此期間，英國在戰後又恢複了傳統的對歐洲的超脫，拒絕參與歐洲一體化的運動。盡管它終於在1973年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聯盟的前身），但卻不是心甘情願的。以後在成為歐盟成員時，它也同樣是搖搖擺擺的。這個爭議問題在2016年6月達到了沸點，大多數英國人在一次全民投票中支持脫離歐盟。

英國與歐洲即將離開所帶來的衝擊和痛苦，與當年戰爭關鍵時刻的決心和希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時的英國與歐洲團結在一起，打敗了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軍事機器”。法國記者伊芙·居裏（Eve Curie）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和皮埃爾·居裏（Pierre Curie）的女兒，她也曾是一名流亡者。對她來說，戰時英國的壯舉體現在了丘吉爾和在倫敦加入他的行列的歐洲人身上——“正是那些瘋狂的、不拿槍的英雄戰勝了阿道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