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長公子慘遭腰斬 總書記黯然下台
傍晚時分，在人頭湧動的熙華路上，二十歲出頭，提著藤包，穿著一身陰丹布旗袍的潘蘭珍匆匆走進一條弄堂口，向著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大門走去。不大的院子裏靜悄悄的。
潘蘭珍掏出鑰匙，正準備打開自己的房門，突然看見一團團濃煙從住屋旁邊供幾戶房客共用的廚房裏湧了出來，嚇了一跳，趕緊加快腳步跑上前去。廚房裏亮著燈，潘蘭珍透過滾滾煙團，影影綽綽看見屋裏有個人影。她衝上前去，拍著門大叫：“唉唉，儂是什麽人呐？搞得來煙霧騰騰的，阿拉還以為失火了呢！”
五十多歲，中等身材，已經有些禿頂，臉上被煙熏得像黑包公的陳獨秀“吭吭”地咳著，從煙霧中露出頭來，尷尬回道：“啊啊……對不起，我是今天上午剛搬進來的房客。房東一家人上親戚家吃晚飯去了，院子裏隻剩下我一個人。我想把煤爐生起來，煎中藥。”
潘蘭珍趕緊進屋將窗子打開，讓濃煙盡快散去，然後走到爐子跟前一看，忍俊不禁地叫道：“哎呀，儂這個人生火怎麽連爐門也不打開呀？下麵進不了風，這火怎麽能燃起來？”
陳獨秀尷尬應道：“啊啊，我不太懂……”
“儂看，生個爐子放這麽多柴，把爐膛塞得滿滿的，這火當然燃不起來了。俗話說，人要實心，火要空心嘛。”
“你指點得對，指點得對。”
“呃，新搬來的，阿拉也是這裏的房客，也在這公用廚房裏做飯，阿拉來幫儂生吧。”潘蘭珍一邊麻利地從爐膛裏取出一些柴塊，一邊說道，“先生，看儂這副模樣，過去在家裏很少下廚房吧？”
陳獨秀點頭道：“啊啊，的確如此，的確如此。”
潘蘭珍幾下一撥弄，那火“呼”的一下就燃起來了。
陳獨秀稱讚道：“哦，還是你能幹！”
“這不是阿拉能幹，是儂太不能幹。”
“那是，那是，你說得十分正確。”
潘蘭珍用火鉗把蜂窩煤夾到爐子裏，然後把扇子拿起來對著爐門邊扇邊道：“看見了嗎？這煤一燃起來，儂就可以煎藥了。”
“麻煩你了，讓我來扇吧。”
潘蘭珍把扇子遞到陳獨秀手中，指點道：“儂如果不用火了，就再添上一塊蜂窩煤，把下麵的爐門關上就行，用不著天天生火的。”
陳獨秀連連點頭：“是，是。”
潘蘭珍轉身出了廚房。
陳獨秀衝著潘蘭珍背影說：“謝謝啊！”
已經跨出門檻的潘蘭珍回過身來：“沒事，我們是鄰居，阿拉就住在儂隔壁。互相幫幫忙，是應該的嘛。”
“你幫了我的忙……呃呃，過意不去，我還不知道你貴姓呢？”
“阿拉叫潘蘭珍，在英美煙草公司做工。請問先生怎麽稱呼？”
陳獨秀愣了一下：“呃呃，我……我姓李，南京人，在大學裏麵教教書。”
潘蘭珍眼中露出吃驚與崇敬：“哦……儂是大學教授啊！”
都市之夜，月光融融，萬家燈火。
陳獨秀伏案疾書。
一個身影匆匆進院，來到陳獨秀房門前，急促敲門。
陳獨秀驀然回首：“誰？”
“快開門，我是彭述之。”
陳獨秀趕緊起身將房門打開：“述之，看你慌裏慌張的，出什麽事了？”
彭述之氣急敗壞地說：“老頭子，我們的中央機關被警察一鍋端掉了……”
陳獨秀大驚，示意彭述之隔牆有耳，放低聲音，然後問道：“怎麽搞的？都有哪些人被抓了？”
與陳獨秀住屋一牆之隔，剛剛睡下的潘蘭珍被隔壁的開門聲驚醒了。木板牆上有無數道大大小小的縫隙，透過來縷縷燈光。潘蘭珍盯著板牆，側耳聽了聽，什麽也聽不清楚，雙手拉起被頭，將腦袋蒙住。
隔壁屋子，彭述之對陳獨秀說：“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濮德治五名中央委員一個也沒跑掉，何之瑜兩口子，還有鄭超麟的老婆等，一共被抓進去14個人。羅漢和歐芳去遲一步，發現情況不對逃掉了，現在已經轉移到了安全地方。”
陳獨秀急得在屋子裏轉圈子，猛然停下步子問：“情況查清楚了麽？問題出在什麽地方？”
“已經查清楚了，馬玉夫因為沒有選上中央委員，一氣之下跑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告了密。”
陳獨秀連連捶著胸口悲歎：“我不識人，我陳獨秀有眼無珠！我隻想到他馬玉夫是個根正苗紅的產業工人，哪想到他也如同向忠發一樣無恥下流！幸虧馬玉夫不知道你我住處，否則我倆也難逃一劫。”
彭述之不放心：“可是中央委員裏除了我，還有鄭超麟知道你的住處啊，事不宜遲，為了你的安全，我看你還是馬上搬家吧。”
陳獨秀堅決地搖搖頭：“我相信超麟為人，他是寧願自己死，也決不會出賣同誌的！”
彭述之著急地說：“老頭子，延年、喬年都已經死在了蔣介石手裏，你若再出事，後果就太嚴重了，你可千萬不能大意啊！我得走了，我還得趕去通知尹寬他們馬上轉移。”
陳獨秀開門：“好吧，我送送你。”
陳獨秀送走彭述之，點上一支煙，心事重重地在灑滿月光的寂靜院壩上踱步，然後坐在旁邊的石凳上，點火抽煙……腦海中雲蒸霧繞，浮現出不久前大兒子延年犧牲的經曆。
上海北四川路恒豐裏104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
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等十來名同誌在客廳裏召開江蘇省委成立大會。
陳延年主持會議：“今天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中共江蘇省委今天正式成立了。現在，請王若飛同誌傳達中共中央的任命。”
王若飛站起身來，一字一板宣布：“中央命令：陳延年同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郭伯和同誌擔任省委組織部部長、韓步先同誌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
一名同誌匆匆進屋，壓低聲音，緊張地對陳延年道：“延年同誌，周世成被敵人抓去了。”
陳延年一驚，對王若飛道：“若飛同誌，不好，這個交通員知道我們這個秘密機關。”
王若飛當機立斷：“結束會議，馬上轉移。”
陳延年：“伯和，步先，你倆馬上送若飛同誌離開，我把這裏緊急處理完也立即轉移。另外，為以防萬一，通知所有周世成知道地址的同誌也全部轉移。”
郭伯和催促道：“若飛同誌，快走吧。”
王若飛說：“延年，你也快些離開。”
陳延年說：“你放心吧，我把文件處理完馬上走。”
王若飛與郭伯和、韓步先等從速離去。
陳延年飛快回到二樓臥室，先把用作警示物的一盆蘭草從窗台上端下，放回屋內。然後再將所有的秘密文件找出來，放在麵盆裏點火燒毀。
陳延年正在忙碌，隻聽樓梯一陣響，郭伯和、韓步先與另外兩名同誌闖進屋來。
陳延年驚異地問：“你們怎麽又回來了？”
郭伯和說：“我和步先送走若飛後，在四周觀察了一下動靜，沒有發現什麽異樣。也許，我們的交通員沒有叛變吧？”
韓步先也道：“你看看，弄得大家雞飛狗跳的，也許真是我們對自己的同誌多疑了。”
陳延年走到窗口處，見街上麵上人來人往，如同往常一般平靜。他轉過身說：“雖然看不出有什麽異樣，不過，還是小心一些為妙。我看，大家都不要待在這裏了，如果到了下午還沒有情況發生，再把同誌們通知回來。”說罷去衣架上取下外套，與郭伯和韓步先四人一同往樓下走去。
幾人剛走到樓下客廳，大門外突然湧進大批軍警。
為首軍警暴喝道：“全都不準動！”
陳延年大叫：“你們快往樓上跑！”順手抓起一張椅子，奮力向軍警們迎頭砸去。
郭伯和韓步先也提起椅子，與軍警搏鬥。走在最後麵的兩名同誌趕緊回頭向樓上狂奔而去，他們衝上天台，跳到鄰家屋頂逃去。客廳裏，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與軍警奮力搏鬥，打成一團，直到精疲力竭，被軍警強行按倒在地……
深夜。龍華監獄昏暗的燈光下，囚犯們滿地橫陳。
陳延年與身邊的郭伯和、韓步先竊竊私語。
韓步先說：“獄中的同誌與外麵有秘密管道溝通。周世成雖然叛變了，可他隻認識我與伯和，不認識你這剛剛調來的省委書記，趕緊通知外麵，想想辦法。”
郭伯和說：“是啊，蔣介石現在是一條瘋狗，抓一個殺一個。你是陳獨秀的兒子，又是中央委員，一旦暴露，斷難逃過一死。好在敵人現在不知道你的真實身份，也許還有一線生機。”
陳延年說：“好吧，我馬上寫一封信，讓獄中的同誌送出去，我父親還有幾個說得上話的朋友，我想他們可能還幫得上忙。”
陳延年的求救信，通過地下渠道很快送到了父親的至交好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手中。汪孟鄒接到信時已是晚上，看完後不敢耽擱，馬上叫上黃包車，親自趕往極司斐爾路，讓地位、名氣、影響遠比自己大得多的胡適想辦法。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過後，胡適打開了房門：“孟鄒啊，看你一頭汗水，出什麽事了？”
汪孟鄒進得屋子，急匆匆道：“延年被26軍抓去了，現在關在龍華監獄裏。這是他托人送出來的信，適之，你和仲甫雖是諍友，仲甫的長公子蒙難，你不會見死不救吧。”
胡適接過一張皺巴巴的紙條，匆匆看罷：“孟鄒，別著急，延年大難臨頭，我一定會盡力救他的。”
胡適思忖片刻後說道：“這樣吧，我馬上給吳稚暉寫一封信，把延年的求救信也一並轉給他，請他出麵相救。”
汪孟鄒高興地說：“吳稚暉是國民黨內說得上話的元老，又是陳獨秀的老朋友，當初延年喬年兄弟倆去法國勤工儉學，正是他幫的忙。就算念著這點舊情，我想他也不會置之不理的。”
當夜，吳稚暉獨自在大書房裏看書，秘書進屋，將一封信件呈上，說：“先生，這是胡適給你的一封緊急信件，請你出麵救助陳延年。”
吳稚暉吃了一驚：“救誰——陳獨秀的大公子？”
“是，陳延年被上海警備司令部抓去了，現在正關在龍華監獄裏。胡適請你出麵救救他。”
吳稚暉一把抓過信件，匆匆看罷，冷冷哼了一聲，說道：“延年、喬年早就辜負了我對他們的期望，像他們的老子一樣，轉向了蘇俄共產主義，我對他們是恨在心頭！想不到，已經落網的陳延年，今天居然求到我手上來了。我今天要救了陳延年，豈不成了共產黨人的大救星？可我吳稚暉，此生注定，隻能成為共產黨的掘墓人。”
吳稚暉拿過信箋，提起狼毫，揮筆疾書：“楊虎小弟如晤：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延年發生額下，厥壯極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
吳稚暉寫罷信，將信裝入信封，交與秘書：“你馬上送到警備司令部，交到楊虎手中。”
而就在吳稚暉的信還未送到楊虎手中時，陳延年的身份已經暴露無遺。
“陳延年！”楊虎對著被獄警帶進辦公室的陳延年當頭棒喝。
陳延年神情一震，望著楊虎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你說的陳延年是誰。”
楊虎冷笑一聲：“把姓韓的帶上來。”
滿身血汙的韓步先被獄警押了進來，他渾身顫抖，見到陳延年，忙將眼睛轉向楊虎，有氣無力地說：“他就是——陳延年。”
“無恥！叛徒！”陳延年破口大罵韓步先……
1927年6月28日，陳獨秀在漢口西門子鮑羅廷寓所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研究應對時局的辦法。李維漢、鄧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來、張國燾、吳玉章、任弼時、毛澤東等人出席會議。
陳獨秀說道：“今天，我們召開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了在漢的常委、中委，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也都出席。由於情況緊急，本次會議的議題隻有一個：討論形勢惡化後，如何保存和發展農村革命力量的問題。”
任弼時霍然起身，舉著一份文件大聲說：“獨秀同誌，我強烈要求，在常委擴大會議上，公開宣讀共青團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雙眼瞪著年輕的任弼時，沉下臉道：“我知道這份政治意見書，是你任弼時起草的。我也知道這份《政治意見書》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央回避農村土地革命問題……”
“可是，”任弼時打斷陳獨秀：“你知道並不等於其他的常委全都知道，所以我認為完全有必要，在會議上公開宣讀。”
陳獨秀大怒：“你們這幫乳臭未幹的毛孩子懂得什麽？弼時同誌，我鄭重地提醒你，我陳獨秀現在還是黨中央總書記，你要明白，我們的組織原則是黨領導團，而不是團領導黨！”脾氣暴躁的陳獨秀越說越生氣，一把從任弼時手中抓過《政治意見書》，“唰唰”撕得粉碎。
柳直旬驚詫地問坐在旁邊的張太雷：“怎麽回事？老頭子怎麽這麽大肝火？”
張太雷低聲說：“還不是因為共產國際的‘五月緊急指示’鬧的，斯大林命令中共實行土地革命，動員千百萬農民起來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組建一支由八個師或十個師組成的紅軍武裝，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老頭子認為斯大林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革命應當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來領導，在自己不具備條件的前提下，對國民黨貿然采取暴力行動，必然招致國民黨軍隊的武力鎮壓，其最終結果隻能給黨帶來巨大的損失。可是，他的這一意見卻遭到共產國際的尖銳批評，所以近段時間以來總是火氣衝天，一遇不順心情的事就暴跳如雷，大罵一通。”
柳直旬聽罷驚奇不已：“這麽重要的指示，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
張太雷說：“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許多人至今都還蒙在鼓裏。”
在蔣介石已經在上海公開向共產黨人大開殺戒，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反動軍官也蠢蠢欲動，相機響應。在中國大革命形勢急劇惡化的形勢下，為解救革命危局，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5月30日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定，其內容包括：
1.堅決主張實際占領土地，但隻應沒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還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
2.從下麵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以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
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自己可靠的新軍。
4.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同蔣介石保持聯係並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動軍官。
這就是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
陳獨秀看到共產國際傳來的電報後，百思不得其解，這不是強逼著我們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麽？
6月7日，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如何答複五月指示。他說：“電報表明，莫斯科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全麵解釋不能執行這一指示的理由，指出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妨礙了土地問題的解決”，應當先糾正過火行為，否則不能談及土地問題。“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麽能改變它呢?”在我們不能同軍閥將領斷絕往來的情況下，“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而組建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後表示：“我們衷心讚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
陳獨秀等表麵上肯定了 “五月緊急指示”精神，但又擔心引起同武漢國民黨的分裂，主張應當服從國民黨。陳獨秀對 “五月緊急指示”實際上采取了完全拒絕的態度。
當時，除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員和鮑羅廷、維經斯基等也都認為莫斯科太不了解中國的形勢，“五月緊急指示”根本無法執行”。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的“五月緊急指示”。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發出《致共產國際電》，指出：“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要設法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在漢口召開聯席會議，陳獨秀說：“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這裏發生的事情。”重申目前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是不可能實現的，“群眾運動也應當服從國民黨。”“如果我們想取得政治獨立，那我們就應該退出國民黨。”
陳獨秀公然對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說不，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十分惱怒。6月18日，蘇聯《真理報》發表布哈林的講話，公開指責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陽奉陰違，執行不力”。羅易認為，中共的答複電報，“隻是表麵上接受”共產國際的電令，實質上並沒有真正解決執行問題。接著，羅易向斯大林控告陳獨秀，從而直接導致陳獨秀被迫下台。
總體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時局的關鍵問題，從理論上講有其積極意義，但幻想依靠汪精衛集團同中共合作來執行這些指示，事實上是與虎謀皮，是根本辦不到的。按照陳獨秀的話說，這“等於想在糞缸中洗澡”。
陳獨秀繼續說道：“要在農村發展武裝，湖南是重點，所以必須加強湖南農協的領導，對其進行改組。可由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人去實施。”
毛澤東插話：“最好派一左派同誌去。”
任弼時再次站起，大聲說道：“獨秀同誌，你不能壓製青年人的意見，我堅決要求在這次會議上，宣讀共青團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斷然拒絕：“共青團沒有權利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政治決議案。”
任弼時激動地吼叫起來：“獨秀同誌，你不能在黨內一手遮天，大搞家長製！我們請國際代表說一說，共青團是否有向中央表達自己政治主張的權利？”
陳獨秀拍桌喝道：“豈有此理，我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對黨和團的工作豈能說了不算！我再次明確表明我的態度，共青團的問題，不包括在此次會議內容中。”
麵對剛愎自用、堅持己見的陳獨秀，任弼時神情激憤，隻得無奈坐下。
陳獨秀繼續主持會議：“各省黨部應特別注意已經叛變革命，和即將叛變革命的新軍閥的招兵問題。國民革命軍招兵時，為掌握更多的槍杆子，我們的農民協會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征參加。”
毛澤東明確反對：“我們的工農武裝以參加由反動將領控製的國民革命軍的方法，來求得合法保存力量，此項計劃實難辦到。我意立即‘上山’，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倘若不保存武裝，則將來一遇事變，我們則毫無應對之策。”
蔡和森也說：“我同意澤東同誌的意見，農民自衛軍應盡快‘上山’，同時也要迅速發展鄉村黨的基層組織。”
陳獨秀支持毛澤東：“湖南的農民運動是澤東同誌一手抓起來的，他是我們的農運專家，我同意他‘上山’的意見。”
深夜，獄警們押著腳戴重鐐，已被毒打得體無完膚的陳延年來到了刑場上。
軍官下令：“把這個共匪頭子砍了！
陳延年凜然高呼：“共產黨人你們是殺不完的！”
劊子手用亂刀砍殺，將陳延年剁成碎塊。
次日清晨的上海街頭。報童抱著大疊《申報》吆喝：
“請看《鏟除共黨巨憝》！”
“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昨晚被正法！”
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汪孟鄒手捧《申報》，猶似五雷擊頂，臉色煞白，癱倒在椅子上。
漢口中共中央駐地。陳獨秀將《申報》往桌上重重一擲，身體站立不穩。
汪孟鄒的親侄子汪原放趕緊說道：“老先生節哀，我叔叔得知延年凶訊，痛責不已，怪自己求人不當，誤了大事……”
陳獨秀老淚縱橫：“內幕已經很清楚了，這事不怪適之，更不怪孟鄒。《申報》不是已經把吳稚暉給楊虎的告密信，楊虎給吳稚暉的感謝信也一並登出來了麽。要怪，隻能怪姓吳的，這個天殺的無恥老兒！”
兩天後，鮑羅廷來到陳獨秀辦公室（兼臥室），與他談話。
鮑羅廷說：“武漢的國民黨也準備像蔣介石一樣公開背叛革命，汪精衛已經正式通知譚平山、蘇兆征退出國民政府，莫斯科派來接替我的羅明納茲同誌已在前往武漢的途中。獨秀同誌，半個月前，我就已經接到了共產國際的訓令，我希望局勢不致惡化，還有可能峰回路轉，現在看來大勢已去，無法逆轉，隻好執行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的訓令。”
陳獨秀說：“中國革命跌入低潮，自然是需要有人出來負這個責任的。我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天塌下來我頂著。你說吧，我有這個思想準備。”
鮑羅廷說：“訓令提議你與譚平山馬上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參崴創辦黨校，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臨時政治局。訓令還指示中國共產黨立即召開全會，選出能保證無條件執行共產國際方針的新一屆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組織中，廣泛開展一場揭露前領導人機會主義錯誤和說明共產國際執委會方針正確性的運動。”
陳獨秀痛心疾首說道：“共產國際一方麵同意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方麵又不允許我們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沒有自主權，我實在沒有辦法工作。這樣搞，中國革命我是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他憤然站起，“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主動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讓他們來幹好了。不過，莫斯科我是絕對不會去的。”
鮑羅廷充滿同情地說：“獨秀同誌，作為你的同誌，我非常理解你現在的處境和心情。”
陳獨秀在鮑羅廷肩膀上拍了拍，咧著嘴，以一種怪異的表情笑了笑，說道：“我這個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竟然被你們那位從未來過中國的斯大林同誌，說撤掉就撤掉了，你不覺得這事，有一點匪夷所思嗎？”
此時的鮑羅廷則表現出了一種同病相憐的神態，說：“我也極不願意看到現在這樣的結果……等羅明納茲同誌一到，我也要馬上回國接受處分了。獨秀同誌，我真誠地希望，我們能成為永遠的朋友。”
“那也正是我之所願。”說罷，陳獨秀轉身拿起一個大草帽壓在頭上，搖著一把大蒲扇，大步向門外走去。
鮑羅廷自來到中國始，便成為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人物。他既是共產國際派往國民黨政府的代表，擔任其政治總顧問；又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指導中共內部事務。他還掌握著蘇聯政府援華物資的分配大權，因此地位顯赫，權力和影響極大。
他一到上海就會見了陳獨秀，就有關重大問題進行磋商。隨即乘船南下，於1923年10月到達廣州。孫中山親自主持歡宴會，一些黨政要人紛紛出席，為他接風洗塵。
鮑羅廷的到來，表明蘇聯實際援助孫中山進行國民革命的開始，同時揭開了國民黨改組序幕。由於鮑羅廷鬥爭策略靈活，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孫中山多次向國民黨要人強調：“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要聽鮑羅廷的主張，你們聽他的主張，就像聽我的主張一樣。”
後來，鮑羅廷在指導和處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的問題上，發生過嚴重的失誤，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認為他無法完成新的任務，於是派來羅明納茲接替他的工作。鮑羅廷回到蘇聯後，死於獄中，直到斯大林去世方獲平反。
外屋辦公桌旁的黃文容是陳獨秀的秘書兼警衛，看見陳獨秀出來，立即起身，尾隨而去。
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任弼時的弟弟任卓民與妹妹任秀蘭也迎上前來，擔心地望著陳獨秀。
陳獨秀說：“卓民秀蘭，馬上會有新主人來上任了，這麽長的日子裏，謝謝你們兄妹倆，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
任氏兄妹相視無語，目送陳獨秀離去。
走到門外，黃文容問道：“老先生，我們現在去哪兒呐？”
陳獨秀擺擺手說：“我現在是居無定所……呃，過河去武昌吧，汪原放在那裏開的宏通紙行，是我們的秘密交通站，我可以暫時在紙行閣樓上棲身。”
陳獨秀與黃文容出屋，叫上黃包車，來到長江邊上。
黃文容提醒說：“老先生，輪渡上人太多，你在武漢到處演講，很多人都認識你，我擔心不安全。”
陳獨秀道：“我們不坐輪渡，你去江邊雇條小船，我們坐小船過江。”
黃文容雇上一葉小舟，倆人登舟向著對岸漂去。
船到江心，陳獨秀鑽出船艙，走上船頭，麵對滔滔江水，陳獨秀脫口吟道：“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黃文容也跟出艙來，不解地：“眼下正是盛夏時節，離暮秋尚遠呢。”
陳獨秀一臉悲切說道：“我們的許多同誌已經犧牲或正在犧牲，這不就是蕭蕭下麽？連大釗同誌也在敵人的絞架下英勇地犧牲了，可前些天的中央常委會議上，共產國際還在逼迫我們必須承認國民黨應處於革命的當然領導地位，他們這樣做，對得起犧牲的大釗同誌嗎？”他指著遠方西沉的太陽說道，“大好河山，眼看又要沉淪一個時期了。”
疾猛的江風撩起他的長衫，吹拂著他頭上稀疏的銀發，此時的陳獨秀，眼中已是淚光盈盈。突然，他麵對鋪天蓋地洶湧澎湃的黃濤，張開雙臂高聲吟哦起來：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號，
是喜馬拉雅山的山鬼狂嘯；
美滿的呀，美滿的人間，
已經變成了苦悶的囚牢！
我的靈魂飛上了九霄，
俯瞰人間的民眾顛沛如濤；
宛如被射了雙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鳴，血淚滔滔。
那畜輩的良心早泯，
隻知把民眾當作肉食血飲；
我們要恢複固有的幸福，
啊，但須有我們自己的覺醒。
夜深人靜時，陳獨秀佇立在宏通紙行閣樓窗前，神情悲憤，聆聽著武漢三鎮夜空中不時響起的警車尖厲的呼嘯聲，以及令人心悸的槍聲。
次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了蔣介石的反共步伐，悍然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 ?一五”反革命政變，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工農群眾人頭落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1924年到1927年的國民大革命,是由國共兩黨共同發動的,寫下了中國革命史上輝煌的一章。然而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之流相繼背叛革命,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眾舉起了屠刀,國民大革命也在悲壯聲中落幕了。
大革命時期,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共產國際認為,隻有國民黨才是決定中國政治走向的主導力量,隻有和國民黨謀求合作,才能牽製日本的對外擴張,防止帝國主義發動反蘇戰爭。在這一利益的驅使下,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共產國際確立了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所以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一直要求中國共產黨容忍合作、委曲求全,生怕刺激國民黨,破裂統一戰線。
斯大林未料到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奪取政權，他一直把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
把寶壓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的斯大林，又是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人的呢？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斯大林發表的那篇《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演說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誌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大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應當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在那裏加強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不相信離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存在；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
以蘇俄代表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雙重身份來華的鮑羅廷,全力貫徹斯大林的指導思想。1923年11月18日其對覺悟社記者第一次發表政見時就明確提出,“中國已有一種勢力,為將來引導其國民運動以至於完全成功者,此勢力為何,即中國國民黨”。此後,在各種場合鮑羅廷都極力闡述“國民黨是唯一能救中國的黨”的觀點。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汪精衛也下令壓製工農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仍然固執地認為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進一步提出要執行“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於革命的國民黨、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作為左派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聯盟的國民黨手中的政策”,並且認為現在的武漢政府的領導政權全部歸國民黨,共產黨人應該輔助國民黨去完成革命,“誰號召在這個地區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誰就是企圖跳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階段,誰就是冒險地把中國革命置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意思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既然是要經過一個國民黨階段,領導權自然要掌握到國民黨手裏。
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聯共(布)、共產國際盡力壯大國民黨的力量,在國共兩黨發生衝突的時候,往往犧牲共產黨的利益來維持統一戰線。這樣從整個力量對比上已經處於劣勢的中國共產黨,又在大革命的過程中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正確領導和有力支持。因此，在國民黨的突然襲擊麵前,共產黨失去了抵抗的力量,這不能不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對華戰略有很大的關係。
1949年7月,在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斯大林談到了自己曾經妨害過中國革命,並一再承認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有過錯誤,他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們對中國不大了解。”
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為了推卸責任，也為了維護共產國際、聯共（布）——實質上是為了維護斯大林個人的威權，就采取了文過飾非的手段。於是，本來就被莫斯科瞧不起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自然成了其為開脫罪責所選中的目標，而“不聽話”的陳獨秀更是首當其衝。
1927年6月18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公開點名批評陳獨秀，指責他對共產國際“陽奉陰違，執行不力”；在莫斯科，陳獨秀一夜之間便由“中共總書記”被貼上了“壞蛋”“叛徒”的標簽。
斯大林更是聲色俱厲地指責道：“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甚至嚴厲指責，“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含義，中央沒有一個能理解所發生的事件的內情（社會內情）的馬克思主義的頭腦。中共中央不善於利用這個與國民黨合作的寶貴時期，去大力開展工作、公開地組織革命、組織無產階級、組織農民和革命軍隊，實行軍隊革命化。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
正是因為中共中央“對領導權一竅不通”以致“共產國際的指示未能被執行”。由此，共產國際及其背後的聯共(布)和斯大林就把他們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與責任推得一幹二淨，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責任全部在於中國共產黨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對共產國際“正確”路線的“錯誤”執行！
斯大林一生氣，後果很嚴重，在他的幹預下，陳獨秀不明不白地離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共產國際代表還不允許陳獨秀出席1927年“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擴大會議。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對待陳獨秀的這種鬥爭模式，直接影響了陳獨秀晚年的政治選擇，也造成了陳獨秀悲劇性的人生結局。
1927年8月7日上午。漢口三教街41號。一俄僑家中會客廳的長條椅上密密麻麻地擠坐著瞿秋白、李維漢、張國燾、蘇兆征、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項英、向忠發、張太雷、盧福坦、顧順章、王荷波、澎湃、鄧中夏、彭公達、任弼時、陳喬年、汪澤楷20名代表。
新上任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出席並指導會議。
主持會議的李維漢神情激憤地說道：“同誌們，現在武漢三鎮到處都響著屠殺共產黨人的槍聲，今天這個重要的秘密會議開得越短越好。開會之前，我首先向大家通報一個情況。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三位同誌目前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在臨川休整，不能前來參加此次會議。今天的會議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黨中央，但有權選舉臨時的中央政治局成員……”
“維漢同誌請等一下。“張國燾霍然站起，對羅明納茲說道，“國際代表同誌，陳獨秀同誌雖然已經向中央遞交了辭職報告，但共產國際尚未正式批準他的辭呈，所以，從理論上講，他現在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今天的會議不通知陳獨秀同誌出席，我認為是不妥當的。”
瞿秋白將張國燾的意見翻譯給羅明納茲。
羅明納茲擺擺手：“陳獨秀同誌已經不是新一屆政治成員考慮的人選了，沒有必要通知他參加。”
中央緊急會議結束後，瞿秋白、李維漢來到了武昌宏通紙行陳獨秀的藏身之地——一條小街上的一幢一樓一底的普通民房前。
黃文容將瞿秋白、李維漢帶往閣樓上。
黃文容不滿地嘀咕道：“你們還是馬上把我從這裏調走吧，在白色恐怖下的隱蔽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老先生與我常常相對無言，他一坐就是好幾個鍾頭，好像整天都在思考，我又不便開口，沉悶得很。”
李維漢說：“黃文容同誌，不要鬧情緒，中央交給你的任務很重要，你要明白，你現在不僅繼續擔任陳獨秀的秘書，同時還要負責他的警衛。”
瞿秋白問：”文容同誌，老先生的心情怎麽樣？”
黃文容：“老先生的心情壞透了，前幾天還生了一場病。”
黃文容將瞿秋白、李維漢送到樓梯口：“他在樓上，你們自己上去吧。”
陳獨秀見是瞿秋白、李維漢登門，依然大模大樣，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氣概招呼道：“來了，有什麽事坐下說吧。”
瞿秋白說：“近日共產國際派來了代表羅明納茲同誌，中央於8月7日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我受大家的委托，和維漢來把會議情況通告給你。”
瞿秋白說到這裏頓住了。他以為陳獨秀要插話，卻不料陳獨秀隻是看著他，一動不動，一言不發。
瞿秋白隻好接著說下去：“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檢查了中央過去的錯誤，製訂了新的工作方針，中央政治局已經進行了改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我和兆征、維漢。”
陳獨秀鎮定地點點頭：“我同意會議做出的決議。”
李維漢說：“中央的意見是，你必須馬上去莫斯科。”
瞿秋白悻悻道：“仲公這樣的話，可真是大逆不道喲。”
“良藥苦口,非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陳獨秀卻是不管不顧，隻圖說得痛快，“二位欽差大臣，請你們把我的意見如實地轉告共產國際，事實已經證明，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斯大林對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和形勢的判斷都是極其錯誤的。為了推卸導致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斯大林必須找一個替死鬼。共產國際肯定不能承擔，因為那樣會有損斯大林的形象和權威，唯一的辦法，隻有讓我陳獨秀來承擔。他們是老子黨，我們是‘苦力’。大革命失敗，我隻承擔執行的責任，主要責任應當由共產國際來負，由斯大林來負，不能全記在中國共產黨的賬上！我很明白，共產國際為了不讓我在會上把事實真相抖摟出來，所以就不讓我參加會議，對我陳獨秀進行缺席審判，撤銷了我總書記的職務。當然，我很清楚，現在說什麽都已經毫無用處了，誰是誰非，隻有留給曆史來作結論！”
麵對受到不公正貶謫的陳獨秀噴發出的萬丈怒火，瞿秋白與李維漢麵麵相覷。
李維漢繼續堅持中央的決定，勸說陳獨秀：“去莫斯科的不僅僅是你一個人，譚平山和你一同去。你們可以在那裏專門研究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嘛。”
陳獨秀一臉傲岸地看著瞿秋白與李維漢：“這是你們幾個常委的意見，還是共產國際的意見？”
李維漢說：“中央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作出的決定。”
陳獨秀大怒：“中國人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了解，還是他們外國人了解？我是中國人，為什麽研究中國的問題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研究，而非要逼我到莫斯科去研究？這不明明是你們想排擠我這個老頭子麽？我很清楚，斯大林要推脫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責任，就必須犧牲兩個中國人，一個是我陳獨秀，一個是譚平山。”
陳獨秀說：“蔣介石去了日本，上海的形勢比前些時候好些了，前幾天原放和喬年來看我，我已經對他們說了，我決定回上海，如果你們不願意管我的生活，我就住到亞東圖書館汪孟鄒家裏去，斷不至於落到沿街乞討的地步。”
瞿秋白：“獨秀同誌，中央當然要對你的生活負責。我的意見是，你回上海的要求中央可以考慮，等決定下來，我們再做具體安排。”
李維漢放下手中的扇子說：“今天就到這裏吧，仲公，你好好休息，以後我們還會來看望你的。”
瞿秋白伸出手去和陳獨秀握了握，說：“歡迎以後常來信，幫助我們的工作。”
陳獨秀點點頭，大聲吩咐對樓下的黃文容：“文容，我身體不好，就不下樓了，你替我送一送。”
走到門外，瞿秋白對李維漢說：“老頭子思想不通，對斯大林十分不滿，他是絕對不會去蘇聯的。“
李維漢說：“他的身體也很不好，你沒注意到嗎？和他握手時，我感覺他的手冰涼冰涼的。文容同誌，中央已經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陳獨秀弄到莫斯科去，你待在他身邊，要想辦法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黃文容腦袋直搖：“我哪有那能耐，老頭子其實擔心的是去了莫斯科就回不來。他那脾氣，你們又不是不知道，腦袋比花崗岩還頑固，還能聽得進我這個秘書兼臨時警衛的勸告？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你們盡快把我從老頭子身邊調走，別讓我繼續留在這裏，陪著他度日如年了。”
瞿秋白說：“慢工出細活，你在老頭子身邊，多找他談談嘛。”
黃文容說：“我隻有盡力而為，反正，我對你們交給我的這個任務不抱一點信心。”
過了兩天，陳喬年和汪原放再次來宏通紙行看望陳獨秀。他倆跨進門檻，看見門口擺著一張竹床，一個人麵孔朝屋裏，頭靠著門躺在**，赤著上身，手裏搖著一把大蒲扇，活像一個拉大車的苦力。
躺在竹**的人說：“喬年，原放，現在武漢到處都在捕殺共產黨員，你們怎麽還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的啊？”
這時陳喬年和汪原放才認出這個“苦力”就是陳獨秀。
汪原放大驚：“仲叔，你怎麽睡到大門口，這樣太不安全了。”
陳獨秀坐起身子：“武漢的這個大火爐名不虛傳，閣樓上就像個大蒸籠，白天熱得簡直沒法呆。”
陳喬年和汪原放自己找凳子坐下。
汪原放：“仲叔恐怕還不知道吧，中央已經把喬年從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的位置上調離，讓他擔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他很快就要回上海去了。”
看到陳喬年也來看望自己，陳獨秀既高興，語言中卻對兒子有著不滿的情緒：“喬年，你不是在‘八·七’會議上對我來了個大義滅親麽？怎麽也想起來看我了？”
陳獨秀氣不打一處來，猛地翻身坐起，拍著床沿嚷道：“我有什麽責任，鮑羅廷天天坐在我身邊指揮，哪一件事情他不點頭，我這個總書記能夠自己作主？堂堂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過是斯大林手中的一個傀儡而已。我把話說在這裏，隻要這種領導模式得不到徹底改變，換作任何一個中國人當中國共產黨的掌舵人，也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汪原放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陳喬年係中共中央委員，參加了八七會議，會後剛從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任上調往上海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他是前來向父親辭行的。二人均係中共高級幹部，自然深知陳獨秀的抱怨與憤怒衝誰而去。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密不可分。
同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也有著很深的淵源。
但是，他們之間的合作一開始便是不愉快的。
共產國際是一個高度統一的世界性的共產黨組織。它的組織製度體現在：各國共產黨係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個支部，對共產國際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有權撤換一個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甚至直接插手幹預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內部事務。在這種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和非常強硬的領導方式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與他之後的繼任者很難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隻有理解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之間這種上下級的組織關係，才能理解陳獨秀作為中共黨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窩囊”，也才能理解此後王明手捧共產國際“聖旨”，從莫斯科飛到延安之後的“囂張”，以及毛澤東都要讓他三分的緣由。當然，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領導才能和鬥爭策略遠非陳獨秀所能比的。
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蘇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關心”，為了“指導”中國革命，蘇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專門開會討論達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
如此一來，中共中央和陳獨秀還有多少獨立自主的權力？可以說根本沒有，一切由共產國際說了算，不聽話就撤職。陳獨秀如此，後來瞿秋白、李立三的命運也都如此。而王明則是因為對莫斯科唯命是從，百依百順才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大革命的失敗，就連當時的蘇聯顧問維經斯基也承認：“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大的責任。”
陳獨秀說：“原放，中央已經同意我回上海，還替我安排了明天的英國輪船，幹脆，你和我一路走吧。”
汪原放點點頭：“我來就是要告訴你，中央已經通知我明天陪你一路回上海，船票還在我手裏呢。”
陳獨秀說：“那好，那好，有你同行，這一路上就不孤單了。”歎了口氣道，“都怪喬年，怎麽把你這老實巴交的人也鼓弄進了共產黨，還來當什麽中央出版局局長？你和你孟鄒叔叔學問都做得很好，在文化界影響很大，像你們這樣的大學者，作一個黨的同情者、支持者，在外麵為黨工作不更好嗎？黨內鬥爭殘酷得很，你這樣的文化名流，根本就沒法適應，早遲和我一樣，是要栽大跟鬥的。你叔叔膽子就沒你大，我當初發展他入黨，他不敢，後來不也經常替我們做事，比在黨內的作用還大得多，這樣不也挺好嗎？”
汪原放有所觸動：“仲叔教訓得是，這事我會認真考慮的。”
次日一早，裝扮成病人模樣的陳獨秀與黃文容、汪原放以及亞東職員陳嘯青一行四人來到武漢碼頭，上了英國“公和”號輪船。
四人包的是一個官艙。陳獨秀戴上風帽，睡在上鋪。
黃文容關心地說：“老先生，你現在就是個身患重病的老人了，船不到上海不要出去，吃飯也在艙裏，一切都由我和原放來照料。”
陳獨秀吐出一句：“悉聽尊便。”閉上了眼睛。
“公和”號鳴響汽笛，馳離嘈雜的武漢碼頭，順流而下。
船到九江，一輪圓月升過樹梢，亮如白晝。
半夜，黃文容和汪原放與陳獨秀同上甲板賞月。
陳獨秀看著盈盈皓月道：“抬頭看明月，低頭思故鄉，我的老家在安慶，天一亮就到了。”
汪原放問：“到了安慶要不要回老家去看看，過幾日再回上海？”
黃文容忙道：“現在到處都在抓共產黨，中途下船恐怕不安全。”
陳獨秀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沒有作聲。
沉默了一會兒，黃文容問陳獨秀：“老先生，你在想什麽？”
陳獨秀帶著隱隱怒氣生硬地回道：“我在想，什麽時候，中國革命才能真正由我們中國人自己來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