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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陳遠德因密報情報況有功，嘉獎連升三級，由看守員提為少尉。

許建業輕信看守陳遠德，急中出錯，尤其是當他看到劉德惠也被捕後，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獄中三次碰壁，撞得頭破血流自殺未遂。7月21日，許建業在重慶複興關被公開槍殺，赴刑場路上，許建業麵對兩側群眾，一路高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4月6日上午，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從南岸牛奶場住地來到臨江路寬仁醫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嚴炯濤後，和江津縣委的塗緒勳一起來找許建業。

劉國定走在前麵，一進門便被守候在此的左誌良和特務隊長曾慶回等扣住。劉國定情知不好，強作鎮定自稱叫劉仲逸，是南岸牛奶場的總務主任。

而誌成公司的職工則說，這人是常來找許建業的黃先生，露出了破綻，當即被扣押。

此時跟在劉國定後麵的塗緒勳也探身進門，馬上被埋伏的特務扣住。塗緒勳非常機智，見劉國定正被戴上手銬，馬上大聲問左誌良：“先生，我有幾隻輪胎，便宜賣給你，要不要？”

曾慶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滾！給老子滾出去！”

塗緒勳繼續糾纏著：“你不要吼嘛。實話告訴你，我這輪胎是偷來的，隨便你給幾個錢就打發了。”

曾慶回大怒：“你他媽的再不滾，老子把你這小偷抓起來！”

特務一聽便放了手，塗緒勳裝出害怕的樣子，回頭就是一趟，遂得以脫險。

劉國定被押進“慈居”後，由徐遠舉親自審問。劉國定裝出十分害怕的樣子，一進審訊室就主動承認自己是剛入黨的候補黨員，並編了一段曾為許建業送信去南岸給李忠良的故事。徐遠舉見他嚇得戰戰兢兢的樣子，叫他寫《自白書》他又規規矩矩地寫了，還供出了李量平，以為此人是個軟骨頭，當晚便沒有深究。而劉國定此舉實是想棄芝麻保西瓜之計。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係一般黨員，且家中有錢，被捕後可以靠社會關係保釋出去。

據B類檔案記載：劉國定，又叫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參加共產黨，到重慶學聯總幹事會工作，1941年任巴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兼巴縣縣委書記，1946年3月，任中共重慶臨工委副書記，1947年10月任中共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後叛變……。

4月8日晚，徐遠舉派雷天元率領一批特務，由劉國定帶路，從儲奇門過長江到海棠溪，直撲南岸四公裏原聚眾銀行協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參加達縣武裝起義失敗後於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餘天，和掩護重慶大學女生、共產黨員宋廉嗣到華鎣山參加遊擊隊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親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後，拒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4月9日下午1時，經劉國定對質，李忠良的身份無法再隱瞞。徐遠舉用了鴨兒浮水、老虎凳等刑後，李忠良的思想防線徹底崩潰，盤算著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內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頭便寫下了《自白書》，出賣了組織和餘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並沒有供出劉國定的真實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莊，重慶南坪鄉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紹認識劉國誌，12月25日，由劉國誌介紹入黨。李忠良叛變後，帶特務四處抓人，在審訊時，他不僅做記錄，還充當說客，現身說叛：“你們趕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黨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寬大。”

由於李忠良死心塌地充當鷹犬，為虎作倀，10月20日獲得自由。11月到偵防處偵防大隊當了諜報員，解放後，李忠良混入巴縣惠明鄉輔仁中學當教師，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處令巴縣公安局執行逮捕。1951年2月5日，重慶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號判處執行李忠良死刑。

根據李忠良交代，徐遠舉將餘永安密捕，經短促突擊行刑後，餘永安便叛變，交代他的關係人是老張。他於1946年初到達縣女中任總務主任時，開始與老張相識、交往，1947年回到重慶商業銀行當職員，仍一直與老張有交往，曾在老張家裏看到過《挺進報》。還供出，本月15日，老張要來找他取錢。

幾個小時後，徐遠舉帶著餘永安回銀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來找餘永安的人，同時監控找餘永安的電話。張開逮捕老張的羅網。

但是，15日這一天老張並沒有來找餘永安。

17日一早，雷天元押著餘永安到嘉陵江邊渡船碼頭、街上指認。碰巧，老張從黃桷鎮過江到北碚，他穿過北碚公共體育場，走到文聲書店轉彎處，迎麵碰上餘永安和特務，餘永安點頭向特務示意，眾特務蜂擁而上揪住老張不放。老張邊反抗邊叫喊，以期引來群眾圍觀，好趁亂逃脫。特務們怕群眾圍觀，邊拳打腳踢，邊前拉後推，將老張推進街邊興江旅館樓上。

在興江旅館，特務抱起被子，將老張按倒在**，捂得嚴嚴實實，憋得他呼吸困難，拚命掙紮，不一會兒，老張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認自己是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劉國定是重慶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的書記。供出沙磁學運特支書記劉國誌及劉與未婚妻曾紫霞在榮昌的隱藏地等等。

據B類檔案記載：冉益智，本名冉啟熙，1910年生，四川酉陽人，酉秀黔彭聯合中學畢業，1936年參加國民黨，任國民黨酉陽縣黨部幹事。1938年參加共產黨，曆任合川縣委、北碚、萬縣中心縣委宣傳、組織部部長、縣委書記，1947年10月，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分管學運工作。

餘永安解放後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財經學校當教師。1955年被依法逮捕，偵訊結束後，根據市委書記任白戈關於餘永安不是黨員，不應以叛徒論處的批示精神，送南岸農村監督勞動。

4月18日，徐遠舉再審劉國定。僅一聲“市委書記劉國定”，便猶如一聲炸雷打在劉國定的頭頂上！

劉國定最初想以沉默來反抗，幾個特務把他綁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體鱗傷，鮮血淋淋，他痛得大聲慘叫，仍不承認。可是，當他看到特務們把烙鐵燒紅，要往他身上按時，他嚇壞了，大叫道：“不要燙了，我說，我什麽都說。”冉益智、劉國定為邀功竟然爭相向敵人出賣同誌，甚至親自帶特務四處抓捕地下黨員，江竹筠、陳然、羅廣斌、成善謀、劉國誌、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繼遭到逮捕。

與冉益智、劉國定不同，地下黨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的叛變卻十分令人深思。李文祥被捕後，任憑特務酷刑折磨，三次受審，兩次把他打得昏死過去，但他堅不吐實，視死如歸，在敵人的審訊麵前表現了非凡的堅定性。當徐遠舉用上級劉國定、冉益智的叛變來說服他時，他大義凜然地嘲笑他們的可憐，徐遠舉無計可施，將他帶上腳鐐手銬關進了白公館監獄。在獄中李文祥與陳然同囚一室，他同樣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卻放心不下新婚不久與他一起被捕關押在渣滓洞監獄的妻子熊泳暉。當特務帶他到渣滓洞去見妻子時，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變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暉反而鼓勵他堅持鬥爭，不要害怕！可是，李文祥對妻子的愛情卻軟化了他的革命意誌，回到牢房，他開始傷心落淚，對陳然講：“我入黨已經十年，當書記負責地下工作苦了這麽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勝利了，萬萬沒有想到這樣的時候自己會被捕，還連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現實為什麽對我這麽不公平？不談情況，不交代，我能做到，從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經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準備。可是，說不定我太太哪一天就會被拉出去殺掉了……命運為什麽對我這麽殘酷啊？”

陳然見李文祥的情緒悲傷消沉，曾多次幫助他、開導他，鼓勵他，希望他堅定革命信念。但是陳然的苦口婆心一點也沒有打動意誌消沉的李文祥。

徐遠舉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點，不僅指示白公館看守所所長陸景清仍然定期派特務押他到渣滓洞與熊詠暉見麵，而且有意地安排他倆過夫妻生活。一次，特務又提他去與妻子見麵，離開白公館前，陸景清把李文祥叫到辦公室去，惡狠狠對他說道：“有什麽要說的話你趕快說完，這是你最後一次同你太太見麵了。我們暫時還不殺你，先殺你太太，因為你對我們還有點用處。”

“要殺熊泳暉了，他們這次真的要殺我太太了！”李文祥恐懼、驚慌到了極點。回到白公館，他對陳然說：“我太愛熊泳暉了，為了救她的命，我決定去自首！”

陳然大吃一驚，竭力阻止他，並告訴他這不過是敵人的陰謀，甚至威脅他：“你真要去自首，我就跳樓自殺！”

李文祥卻說：“你不用再勸我，劉國定、冉益智這些比我更重要的領導都叛變了，而二處要我選擇的又是這樣尖銳的兩條路，不是自首，就是槍斃。革命眼看就要勝利了，我死了對革命不會有什麽影響，多幾個我這樣的叛徒也決不會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重慶的地下組織上已經完了，你們就當我已經死了一樣，我現在必須為熊泳暉、為我的4個孩子打算了！”

1948年12月22日，已坐牢8個月的李文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要求坦白情況，徹底叛變了革命，他出賣了何柏梁、程謙謀等16人，導致其中6人殉難。

李文祥也因功被特務機關授予上尉軍銜，成了一名特務。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押往珊瑚壩執行。

由於叛徒的出賣，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據統計，在這次因《挺進報》被敵人破獲而受到的重創中，有133人被捕，55人被殺害。

《挺進報》事件給重慶地下黨造成的災難是不可估量的。許多年後，渣滓洞脫險誌士劉德彬一針見血地總結道：“‘左傾’盲動主義帶來的危害極大，進步人士有的被捕入獄，有的犧牲，當地群眾受到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黨員和遊擊隊員不能在當地立腳。因起義失敗，華鎣山區基本群眾逃往重慶及其他地方避難的人不少。在城市工作方麵，也執行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突出的例子便是重慶地下黨出的《挺進報》，在重慶到處亂投亂發，有的張貼在街上，甚至把報紙寄給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朱紹良，因而引起敵人的重視，召開緊急會議，要求限期破案。由於《挺進報》事件，導致重慶市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了極為慘痛的後果。”

而據沈醉回憶：毛人鳳一直認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來最得意的三大政績中，排在頭一項的，就是：1948年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與保密局重慶站站長呂世錕密切合作，以《挺進報》為突破口，在重慶破獲了中共重慶市委組織。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叛變，使在重慶和四川其他地區的地下工作人員有近兩百人被逮捕。毛人鳳特別重視這一工作，特派葉翔之趕往重慶去協助，並把劉國定帶到南京，希望他進行破壞中共長江局的組織……。毛人鳳從這件案子辦完後，對徐遠舉倍加稱讚，除給他請陸海空一等勳章、發給獎金5億法幣外，還決定成立西南特區，委徐遠舉為區長，負責領導西南4省的工作，有調動4省軍、警、憲、特之權，以便集中力量從事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

躊躇滿誌的徐遠舉也撥出法幣2000萬元獎勵李克昌等有功之臣。李克昌為破壞《挺進報》、打掉重慶地下黨立下了頭功，除分得獎金700萬元外，重慶站又特獎給他一套美國卡其製服。曾紀綱也因功勳卓著，除分得獎金外，由準尉提升為中尉。

最讓李克昌受寵若驚的是，毛人鳳局長到重慶後，聽了徐遠舉的匯報，在召集保密局特務頭目們開會布置潛伏和遊擊工作的會上，破格通知他也參加。會前毛人鳳還親自接見了他，給他打氣說：“要準備熬過漫長的黑夜，迎接光明、我們要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和共產黨對抵到底。”會後，毛人鳳又提議與所有參會人員結成金蘭之交，成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拜把兄弟。他們一共19名特務在大同路相館排好座次照罷相後，又前往稽查處副處長楊蜀農家中客廳內，在蔣介石、戴笠的像前進行團結反共宣誓，煞有介事地喝血酒，寫生庚，共表反共之決心。

進入1949年，在國民黨節節敗退、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李克昌奉已被提拔為西南特區副區長的呂世錕之命，於5月上旬去黔江縣任潛伏組組長，策劃布置遊擊和潛伏工作。曾紀綱也隨他前往。到黔江後，李克昌組織起300多人槍的地主武裝的同時，還指使曾紀綱網羅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建立了黔江潛伏組。他的出色的工作，受到了毛人鳳、徐遠舉的通報表揚。7月初，李克昌到重慶向西南特區匯報聯絡黔江遊擊武裝和潛伏布置的進展情況，並要求增撥活動經費、撥給槍支彈藥。

李克昌返回黔江，繼續抓緊擴大反動武裝時，11月7日秀山解放，相距幾十裏的黔江縣城頓時亂得像挨了顆炸彈的蜂巢。李克昌眼見拜把兄弟們紛紛隻顧逃命，自己也隻好帶著家眷離城出逃，準備到彭水鬱山鎮打電話，與保密局西南特區取得聯係。哪知道他還在半路上，便聽說解放軍已經解放了鬱山鎮。他隻好轉頭向涪陵高家鎮逃竄，打算把妻小安頓在萬縣娘家，自己則獨自坐船上重慶找特務機關接頭。在路上，李克昌一家兩次遭土匪洗劫，又聽說高家鎮也解放了，逃重慶的水陸路已斷。晚上，他在火塘裏燒掉了隨身攜帶的特務證件，準備就地潛伏下來等待時機。12月20日，李克昌逃到萬縣，在萬縣河邊沙嘴開起了一家日雜鋪作掩護，潛伏了下來。

1950年6月25日，美國侵朝戰爭爆發，這無疑給蟄伏的李克昌打了一劑強心針。他一改深居簡出的生活習慣，天天上街去看《萬縣日報》，從中尋找出他的好消息。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支持韓國、菲律賓和台灣地區；台灣成立中美合作所；秀山士匪暴亂。

看著報紙上的這些消息，李克昌認定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會爆發，蔣介石就要回來了！

7月19日，李克昌假借到彭水縣收賬，找街道上開了一張通行證。在豐都縣的一家路邊店裏，他混進彭水縣一幫桐油販子之中，從中打探到上個月間，黔江各縣鬧反共救國軍，謝劍安、陳運儀、陳邦奠、楊德滋、姚風平幾股最為強大。龔雲龍部原先隻有幾十支槍，現在已發展到機槍幾十挺，步槍上千支，還血洗過酉陽龔灘鄉公所等等令他心花怒放的好消息。8月3日他趕到石槽投奔龔雲龍部。

就在李克昌決定和共產黨大幹一場的時候，龔雲龍派出去的探子送來了一個個令土匪們大為沮喪的消息。解放軍剿匪部隊已到金溪壩，大批解放軍正向黔江縣集中、謝劍安被打死，陳邦奠寨硐被包圍，楊德滋已敗逃貴州。股匪接連被殲，令龔雲龍魂飛魄散、一籌莫展，但聽了李克昌添油加醋地渲染《萬縣日報》上的消息和重慶潛伏組織的強大後，又滿以為找到了救命菩薩，當即封李克昌為軍師。哪知第二天夜裏龔雲龍匪部就被解放軍圍殲，李克昌隨殘部逃入深山老林躲藏。13日，殘部被解放軍圍殲繳械，李克昌隻身漏網，跌破了腿，差點被活捉。

14日天亮後，他終於追上了龔雲龍和僅存的十多名土匪。逃跑的路上，他們聽到了陳邦奠寨硐已被解放軍攻破，陳被打死，另一匪首姚風平被活捉的消息。

中午時分，殘匪們進入一戶農民家中，正準備弄飯填肚皮，忽聽得槍聲驟響，解放軍已追了上來。土匪們四散逃命。龔雲龍被擊斃。李克昌僥幸漏網，風餐露宿，沿路乞討十多天後，才於9月5日潛回萬縣家中，又幹起了販運營生，妄圖重新等待時機。9月25日，李克昌從西沱搞販運回萬縣，剛下船就被萬縣市公安局的幾名偵察員戴上了手銬。

在審訊室裏，自知罪孽深重的李克昌說道：“我隻要求政府槍斃我，不要剝我的皮就是了。”

1951年春，未等宣判大會召開，李克昌就在川東公安廳北碚看守所牢房中主動了結了他罪惡的一生。

兩名大叛徒的命運也與李克昌無異。重慶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到北碚黃桷鎮82號家中匿居，重慶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進城活動。12月2日，冉益智躲躲藏藏地到和平路原國民黨市黨部脫險同誌登記處，想找羅廣斌解釋，結果羅廣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進城企圖找原地下黨領導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經民生路到大同路德勝戲院門口，不料碰見了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正苦找不到將功贖罪的機會，見了冉益智大喜，立即衝上前去將冉益智緊緊抓住，口中大呼：“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產黨員！”在群眾的幫助下，李修凱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時候徐遠舉的老巢“慈居”（時為公安局政保處所在地）關押。結果，冉益智被判處死刑，臨刑前，留言要求將其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劉國定是被冉益智指供的，當冉益智進一步出賣地下黨的秘密時，他也不甘落後，向特務機關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況：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人錢瑛的住址。劉國定還親自帶特務到上海抓捕錢瑛，因錢瑛已經轉移到香港而撲空。

在南京，劉國定因積極反共、成績突出而受到了毛人鳳的接見和嘉獎，特務機關授予他中校專員，隨後他與冉益智一起被晉升為重慶行轅偵防處專員。

1950年1月16日，已逃到成都的劉國定向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自首，1951年1月19日在重慶被公開槍決，以慰死難烈士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