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許雲峰”中計01
重慶。老街32號。堂皇的鐵門上，橫署著“慈居”兩個篆字。不知內情的人，恐怕會想到這裏也許是某某達官貴人的豪宅公館。但從那警衛森嚴的氣勢來看，又像是一處陰森的衙門。這地方正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開名稱是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實際上卻是國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開領導機關。
如果把特務機關的分布比作一隻黑色的蜘蛛網，那麽，在這座樓房指揮下的特務站、組、台、點，正像密布的蛛網似的，交織成巨大的恐怖之網，每一根看不見的蛛絲，都通向一個秘密的場所。這座陰森的樓房，就是那無數根蛛絲的交點，也是織成毒網的那隻巨大的毒蜘蛛的陰暗巢穴。哪怕是一點極小的風吹草動觸及了蛛絲，牽動了蛛網，便會立刻引起這座巨大巢穴裏的蜘蛛們的傾巢出動。
此時，這個龐大特務機構的主持正麵無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轉椅上，認真地批閱著公文。他是一個身材粗壯，臉色黝黑，顯得精明幹練才30歲出頭的年輕人，腮幫上的絡腮胡刮得幹幹淨淨，有著兩撇濃黑的眉毛和一雙不怒而威，讓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黃呢軍便服的領口上，嵌著一顆閃閃發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銜太多，簡單說來，就是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偵防處長。僅僅因為軍統的老板戴笠是戴著少將領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任何軍統人員不能超越戴老板的軍銜，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領章上完全有資格再添上一顆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遠舉，1914年出生於湖北大冶縣，祖上經營實業，家境殷實。年少時，徐遠舉頑皮卻聰慧伶俐，據說還有過目不忘的天賦。1929年，15歲的徐遠舉進入黃埔軍校，成了第7期學員，畢業後分配到陳誠的部隊，任副連長，在江西參加過圍剿紅軍。不過，徐遠舉的野心並不僅限於此。他沒什麽背景，要想升遷，必須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從軍隊脫身，加入國民黨力行社特務處——軍統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領導。徐遠舉的特務天賦在受訓期間就彰顯無疑。在特訓班，戴笠對學習拔尖的學員會獎勵一支金筆。畢業時，徐遠舉所有的口袋上全掛滿金筆，四處炫耀。剛工作的徐遠舉得一綽號“徐猛子”——他太傲，開口閉口不離戴老板（戴笠）、介公（鄭介民），其他人都不在他眼裏，說話很衝。當時軍統局很多人視其為“瘟神”避而遠之。
1935年，西藏班禪大師到南京，蔣介石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戴季陶出麵，動員蒙藏委員會的頭麵人物，成立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徐遠舉出任行署少校參謀，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39年，任西昌行轅第三組組長、軍統西昌站站長。與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攀上關係，過往密切。於1948年與張篤倫（時為重慶市市長）之養女耿靜雯結婚。1943年，出任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晉升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處）副處長。1946年1月，調華北出任軍統北方區區長。1946年7月，又回到重慶出任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
他現在肯定還不知道，他的頭號敵人中國共產黨重慶地下市委由於“左傾”盲動路線作祟，將會很快賜給他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包圍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社，迫使全體人員撤回延安。與此同時，在國統區所有中共公開機構和人員也盡遭驅逐。一時間，重慶政治空氣沉悶，白色恐怖加劇，中共重慶地下黨的活動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正躊躇滿誌地坐在辦公桌前。他隨意拆開一封朱主任親啟的信件，不料裏麵掉出來的竟是一份《挺進報》，用油墨印在毛邊紙上的一排大字讓他目瞪口呆：“審判戰爭罪犯！準許將功折罪！”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即用電話將徐遠舉召到辦公室。
待徐遠舉匆匆從隔壁的二處（重慶行轅在老街34號，與“慈居”比肩而立）趕來，朱紹良一反常態地衝他吼道：“徐處長，你看看，這是什麽？前幾天你不是還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證，重慶地下黨遭到毀滅性打擊，近期內不可能重建嗎？”
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動怒。
徐遠舉兜頭挨了一腔嗬斥，自知禍事不小。果然，朱紹良發完火後，扔給他一封信。徐遠舉趕緊拿起一看，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
朱紹良怒氣衝衝地說：“公開的共產黨被趕走不過才一年時間，地下的共產黨就搞到我的頭上來了，共產黨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務丟開，務必從速將此案偵破。”
徐遠舉諾諾連聲，答應馬上去辦。朱紹良立即提筆給徐遠舉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指令。
3月2日，西南長官公署照例舉行黨政幹部會報，重慶的黨、團、軍、政特等重要頭目都參加了。朱紹良親自蒞會，一開口就提出《挺進報》事件，沉著臉把大家全都訓了一頓，接著責令軍警憲特機關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務必清查破獲，並說：“不要以為中共代表團和《新華日報》撤走了，重慶就平安無事了，從挺進報事件看，地下黨還猖獗得很呐！”然後，他指令徐遠舉牽頭，與有關機關會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來。
這次會上，除中統方麵有所推諉外，警察、憲兵、稽查方麵都表示一定積極配合。
三天後，徐遠舉拿出了破案計劃。他的計劃得到了朱紹良的支持，並要求徐遠舉統一協調軍、警、憲、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價，從《挺進報》入手，務必將《挺進報》摧毀，徹底打掉中共重慶地下黨。徐遠舉手捧尚方寶劍，親自指揮，要求各方麵每天要將搜集到的情報及時上報，試圖從蛛絲馬跡中發現線索。他規定：“破案立功者獎，怠慢疏忽者罰”。在他的嚴厲督促下，特務們四下搜查線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陰謀詭計。
徐遠舉這一次可謂大獲全勝，而為他立下頭功的，便是保密局重慶站渝組的組長李克昌。
此人麵相和善，生就一臉憨厚相，衣著樸素，長年穿著藍布長衫，從不著西裝革履，隻在背街小巷的茶館、冷酒店出入，也從不在舞廳、西餐館露麵。他在街上行走，人們滿以為這是個十足的鄉巴佬，頂多是個鄉村小學的先生。而實際上，李克昌算得上是保密局重慶站站長呂世錕手下最得力的幹將，是個極善偽裝，工於心計，善於打入內線的老手。
徐遠舉對他的評價是：“他很聰明又能吃苦，長期深入到下層活動。……李克昌是重慶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個情報人員。”
李克昌手下的8名組員、14名利用員（即眼線），社會職業有大學生、中學教員、報館經理、電影院舞廳的交際花，以至民主黨派成員、基督教徒、可謂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入網內，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角落。他掌握的這些眼線都善於利用同鄉、同行、知己、親密者的關係，使其不知不覺落入圈套，招來殺身之禍。
早在1942年9月，李克昌就加入了軍統黔江組當組員，7個月後，便晉升組長。他領導二十餘名特工，四處活動，各方搜集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情報，致使以鄉村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的地下黨員翁誌和與匡世中被逮捕並遭殺害。1944年4月，他調任軍統重慶特區情報股編輯，因編輯情報及時，第二年一月，渝特區保送他到磁器口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渝訓班高幹係第三期深造。畢業後升任助理督察，負責渝特區內部的防奸保密和紀律督察。1946年9月，他又升任保密局重慶站渝組組長，指揮手下二十多名特工，除參加逮捕《新華日報》工作人員等公開特務活動外，主要是秘密收集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情報，先後開列黑名單，使65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相繼遭到逮捕和殺害。
1947年8月裏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員、草堂學校學生姚仿恒密報：“江北盤溪草堂國學專科學校新近來了一個借住的青年，名叫陳柏林，他以前是鄒容路民聯書店的店員，書店被查封後到草堂暫住，帶有許多’左傾’書籍，還有《挺進報》。此人談話中對政府極其不滿，估計是共黨分子。”
李克昌馬上派紅旗特務曾紀綱以失業青年麵目前往江北，由姚仿恒牽線住進學校食宿，並介紹曾紀綱認識了陳柏林。李克昌在給曾紀綱布置這一任務時還特意叮囑他：“接近陳柏林後，切莫東問西問的，你要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後，他自然會向你吐露真情的。”
曾紀綱認識陳柏林後，以自己失業的親身體會向陳推心置腹交談，他談苦悶、談誌向、談追求、怒形於色地發泄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陳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對曾紀綱有相見恨晚之感，對曾表現出極大的信任。他看到曾紀綱居無定所，為給曾節省一點開銷，還主動邀請曾紀綱搬到書店裏去與他擠住一室。果然，沒過多久，缺乏對敵鬥爭經驗的陳柏林開始向對國民黨政權極度不滿、渴望追求進步的失業青年曾紀綱吐露真情了。由此，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呂世錕的手中。
“《挺進報》是用鐵筆磨尖後刻的，所以筆畫很精細。油印時不用滾筒，是用竹片在蠟紙上刮，每劃必顯。”
“今天向先生到書店裏來，翻翻書就走了。他走後陳柏林就拿出《挺進報》給王經理、潘星海和我看。《挺進報》是剛出的。又，重慶共產黨由顧先生負責，電台安裝在市政府裏，《挺進報》上的一切消息，都是顧先生的電台提供的。”
“陳柏林很想與人合股開家書店，這樣晚上好在書店內辦報紙。消息由顧先生提供。”
李克昌指示曾紀綱：要探明《挺進報》的內情，得促成陳柏林把書店和報紙辦起來。你去向陳柏林表示，自己願意把大衣、被蓋賣掉，再向老鄉借點錢，反正，你要表現得是盡了一切努力來幫助他。同時，李克昌還報請呂世錕從特務活動經費裏撥出500萬元法幣交給曾紀綱使用。
很快，民生路勝利大廈（現重慶賓館）對麵文城出版社書店換了主人，經理是王維詩，店員是潘星海和陳柏林（陳柏林也是股東之一）。由於曾紀綱是陳柏林的好朋友，也經常到書店裏來，不久，便和王維詩、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紀綱對王維詩說：“王經理，我想請你幫個忙，我在城裏無親無故，想到書店裏寄食寄宿，這樣好在城裏找個工作。”
陳柏林也在旁邊敲邊鼓，要王維詩答應。王維詩雖心裏不情願，但為了照顧陳柏林的麵子，隻好勉強答應了。
萬萬想不到這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在書店裏安上了臥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紀綱送回的一份情報：“陳柏林告訴我，他已經向顧先生匯報了我的情況，說我是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青年，希望組織上發展我。老顧的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輕信人，陳柏林就很堅決地替我打包票。這樣，顧先生就決定安排時間親自和我見麵，對我進行考察。聽陳柏林說，顧先生住在紅球壩山頂的鐵工廠。”
當李克昌把這一重要情況報告給站長呂世琨後，呂指示指示曾紀綱“繼續偽裝，擴大線索”。但是，急於破案的徐遠舉卻等不及了，他把呂世錕和李克昌叫到他的辦公室，一本正經地說：“我們已經查到綦江有一個人的筆跡，與刻《挺進報》的人筆跡完全吻合，把那人抓來，就不難查出編、印、發行《挺進報》的人來。不過，為了怕影響你們你查《挺進報》，所以找你們來談談，通報一下情況。”
聽完呂世錕與李克昌的匯報，徐遠舉沉默了片刻後又說：“我們先抓陳柏林，顧先生、向先生，然後再抓綦江那個刻鋼板的。你們馬上回去布置，曾紀綱掌握顧先生什麽時候在家，就什麽時候抓人。”
此後幾天時間裏，呂世錕每晚都去和平路薑海清裱褙鋪渝組剛剛遷入的新地址，商議如何找到顧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最後決定派利用員小龍坎教員陳桂榮和南泉新聞專科學校學生陶蜀屏去盯梢。陳桂榮緊跟陳柏林，弄清和證實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卻因神情緊張，舉止不大方，差點被陳柏林識破，李克昌得知這一情況後，馬上改派職業特務渝組副組長李芳信、組員盛登科去跟蹤。很快便弄清了顧先生在紅球壩家的具體位置。並且已確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說自己已經找到了工作，馬上要離開書店，為感謝他們平素對我的好意，我決定買點酒菜在書店裏辦上一桌，托陳柏林請顧先生、向先生也來，如兩人都來，就一並抓住，如隻來一人，抓住一人後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確切情況。”這是曾紀綱建的議。徐遠舉均認為這辦法好，進能攻，退能守，不會把事情搞砸。
4月1日中午，曾紀綱備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陳柏林去請顧先生和向先生光臨吃水酒。開初，陳柏林不願意去，經再三懇求後才答應去請客。
陳柏林一出門，曾紀綱馬上把瓶子裏剩下的醬油全部倒進了陰溝裏，然後用水衝洗幹淨。
少頃，曾紀綱見陳柏森卻單獨回來了，問他：“怎麽，他們一個都不來麽？”
陳柏林說：“算你運氣好，我去時顧先生正在寫帳，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裏。我一說，他們都答應了，不過，得等顧先生寫完帳才能來。”
曾紀綱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醬油，馬上將這一重要情報送給了裝扮成修鞋匠正候在附近等候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這一情報後又立即轉報給李克昌。這時，呂世錕、李克昌和徐遠舉派來的二處上校情報科科長雷天元率領的特務早已集中在附近的警察所準備行動。
呂世錕對雷天元說：“雷科長，夜長夢多，我們馬上行動為好。還有，演戲就要演得像一點，曾紀綱的身份不能暴露，我們抓人時要連他一起抓。”特務們在呂世錕的統一指揮下兵分兩路，一路直撲書請店抓陳柏林和曾紀綱，另一路直撲紅球壩鐵工廠。正在寫賬的顧先生被逮捕了，睡在**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認，也遭逮捕。特務們接著從顧先生的房內搜出進步書籍十多本，共產黨支部組織綱領一本，印《挺進報》的紙一大卷，沒有搜到電台，但卻發現了無線電燈管兩隻。年僅十八歲的陳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黨員向成義，地下市委工運書記許建業領導下傳送《挺進報》的人員）經受住了酷刑的考驗，堅強地咬緊牙關，用意誌粉碎了敵人的企圖（兩人均於“11·27”大屠殺中在渣滓洞殉難）。
問題出在顧先生身上。顧先生的真實姓名叫任達哉，又名任達倫。此人背景複雜，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印刷工人，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工人運動。抗戰勝利後，中央印刷廠遷回南京，任達哉失業。經人介紹，任達哉認識了李克昌。在李答應幫忙找職業、給經費的吸引下，任達哉成為軍統渝組的利用員，李克昌將他安插到民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同時負責監視民盟機關領導成員的活動情況。參加工作後，任達哉向李克昌密報過諸如《民主報》經費困難，工人鬧嚷，範樸齋（川盟負責人）到重慶處理等無甚價值的情報。以後李克昌見任達哉成績平平，便予以疏遠。不久，任達哉給李克昌寫來一信，說：《民主報》已停刊，我失業了。津貼不足以生活，我即日到萬縣另謀職業。自此後便和李克昌中斷了聯係。一九四七年，任達哉隱瞞曆史，加入地下黨組織，先在四川省委工運組，後在許建業領導下做工運工作。
任達哉被捕的當晚，由徐遠舉和偵防課課長陸堅如親自審訊。
當徐遠舉喝令特務用刑不久，任達哉開始還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來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時，他受不了殘酷的折磨，終於交代了一九四七年加入地下黨的經過，供出他的領導人是重慶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的書記楊清，以及《挺進報》在他手裏的發行情況，和掌握的地下黨員的情況都和盤倒出。同時，任達哉還交代了四月四日要與上級楊清聯絡接頭的重要情況。
四月四日是個星期天，下午，按照慣常的約會時間，已經叛變的任達哉在二處渝組組長季縷等特務的暗控下，早早來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電影院東鄰的嘉陽茶館。這時電影已經開演，茶客稀落。一會兒，楊清進茶館坐下，任達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給特務們點水，季縷等特務從左右兩邊一擁而上，把楊清挾持進南麵兩百米處的老街32號徐遠舉的特務大本營慈居。
“慈居”進門是一間堂屋，堂屋左側是一間20多平方米的屋子，為特務的行刑室；堂屋後麵是樓梯，二三樓是徐遠舉等特務的辦公地。樓梯左側外麵是天井，天井南側是一間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坎梯，石梯坎下，左側地下室是監獄，用於羈押剛逮捕來和從渣滓洞看守所提押來此審訊的政治犯，人們稱之為二處看守所，由二處警衛組人員負責看押。後門有一條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慶行轅。
在“慈居”審刑室裏，任憑徐遠舉、陸堅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楊清始終隻有一句話：我叫楊清，鄰水人，做小本生意為生，住過街樓旅館。搜查楊清身上，無片紙隻字；派特務到過街樓查詢，根本沒有楊清所說的那家旅館。
歌樂山烈士紀念館保存的B類檔136卷中有徐遠舉解放後的交代：
“在最初抓到陳柏林的領導人任達哉時，就是我與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用酷刑逼出來的。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說楊清經常約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對門某茶館見麵，給他布置任務。任達哉交待後我即派二處渝組組長季縷，押任達哉去保安路的約定地點尋找，轉了兩天的馬路，於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對門某茶館將楊清抓到。楊清身體強壯，氣宇軒昂，有革命英雄氣概。我問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他一字不答，經用各種酷刑拷打，幾上幾下，隻說他叫楊清，鄰水人，住在過街樓某旅館。經過調查，過街樓根本沒有這間旅館。從他身上檢查，也無片紙隻字，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不得要領。我怕線索中斷，即命二處嚴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動態。”
楊清，本名許建業，又名許明德、許立德，另一化名楊紹武，1921年生，四川鄰水縣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鄰水縣特支書記，被捕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委員、負責工運。遍體鱗傷的許建業被關進小拘留室後，心急如焚，因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裏，放著17份工人的入黨申請書和3份黨內文件，如果落到特務手中，後果將不堪設想。他顧不上渾身的傷痛，滿門心思想著怎麽把消息送出去。
二處警衛組上士陳遠德發現了許建業的焦急不安，他主動接近許建業，謊稱出身貧苦，偽裝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請盡管吩咐，想從犯人身上撈些好處。
此時的許建業已顧不上許多，隻要有一線希望都要爭取，加上被陳遠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讓陳遠德拿來紙筆，寫了一封給母親的絕命書，和一封給老街對麵中正路（現新華路）大梁子誌成公司劉德惠的信，請陳遠德趕快送去，並許諾信送到後收信人會給他四千萬法幣，今後並負責介紹工作。
陳遠德拿了信後，沒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閱後，想，這情報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過區區四千萬法幣，還得擔心把及殼玩脫，如果稟報上司，可能得到的好處更多，掂了掂輕重後，他沒有把這封信帶給劉德惠，而是交給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這封信馬上送到了徐遠舉手裏。徐看後欣喜若狂，後來他交代：
“我根據這個材料，立即派人包圍了新華路誌成公司，進行嚴密搜查，查出了楊的身份證及其曆史，並在其臥室裏查出一個大皮包，內有十幾份黨員入黨申請書，及大批《挺進報》，才知他叫許建業，確係鄰水人，曾在重慶和成銀行及輪渡公司任會計職務，時在誌成公司當會計。”
徐遠舉一麵派出左誌良率特務日夜守候誌成公司，隻準進不準出，來一個抓一個，一麵派人追查誌成公司的背景。誌成公司是重慶電力公司的子公司，由電力公司會計課課長黃大墉任董事長，總務科長周則洵任經理。徐遠舉將黃大墉、周則洵拘傳到案，黃大墉供出了電力公司會計組長、誌成公司經理劉德惠是共黨分子。徐遠舉還根據許建業皮包內所獲的入黨申請書，派雷天元率特務到兵工廠、鉛筆廠按圖索驥，抓走了餘祖勝、陳丹墀、蔡夢慰等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