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批判主義從五四精神那裏繼承和發揚的最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首先是懷疑和批判的精神。這是新批判主義之所以稱為新“批判”主義的原因。現今人們一提五四對傳統的“批判”，總以為是一種“情緒化”的過激衝動，其實當時是有非常冷靜的思考的，它可以用胡適提出的三條標準為代表：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製度風俗，要問：“這種製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的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卻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1]

可以看出，這三條標準歸結為一點，就是要以“現在”“今日”和“我”當下的處境為標準，去對一切傳統進行毫不含糊的“價值重估”。這也正是魯迅所謂“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2]的意思。當然，這種價值重估並不是、實際上也沒有導致毀滅一切傳統典籍（如後來“文革”所做的那樣），而恰好為胡適大力倡導的“整理國故”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動力[3]。換言之，胡適的“整理”就是清理、批判的意思，它的前提是一種普遍的懷疑精神、“疑古”精神；但這種懷疑又不是為後人詬病的“虛無主義”，而是立足於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現實處境，為人的生存尋求新的出路，包括為傳統研究方法尋求新的出路。胡適為現代人研究古代傳統在方法論和許多具體考證上立下的汗馬功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五四批判精神正因為從現實生活的需要出發，所以是建設性的，它直到今天都使我們對傳統學術的研究受益無窮。

五四的批判精神除了以現實為基地外，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係，也可以說，後者正是前者的體現，因為20世紀中國文化最大的現實就是西方文化的東漸。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係絕不是如保守主義所攻擊的“脫離中國現實”，而恰好是出於對當今中國現實的實質性理解，而閉眼不看西方、不研究西方，才真正是脫離現實的白日夢。當中國現實中出現了用傳統文化的視角不能完全解釋、甚至完全不能解釋的新現象、新事實（如“天朝大國”敗於小小日本）時，是什麽給我們提供了新的反省視角和懷疑衝動？是西方文化參照係。五四時期和今天都有一些保守主義者出來勉力將“現代化”和“西方化”區別開來，這其實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從抽象的語詞層麵上，我當然可以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可是我們不可能從語用層麵和事實層麵上把二者分開，因為沒有西方的影響，今天的“現代化”一詞沒有任何含義。假如影響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是外星人，我們也許可以用“外星化”取代“西方化”，可惜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咬文嚼字除了反映出一種“恐西症”外並沒有什麽意思。

新批判主義對五四批判精神最主要的繼承對象是魯迅，因為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實在、最致命的。他把傳統文化歸結為“吃人”，把中國五千年文明概括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循環交替，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針見血的批判，指出他們不敢正視現實，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這都是極有見地的。魯迅對當時的保守主義和“國粹派”的批駁至今無人敢於正麵回應，人們對付他的唯一辦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

第二，新批判主義除了繼承五四批判精神之外，還特別突出了以魯迅為主要代表的自我懺悔精神，這種精神其實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內化和進一步深化。曆來人們容易忽視的是，魯迅的反傳統首先是針對著自己，是對自己身上傳統毒素的無情的自我拷問、自我批判。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地解剖我自己”，“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4]在《狂人日記》中，他在批判了中國傳統四千年“吃人”的曆史後，筆鋒一轉，指向了自己：“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這種懺悔，涉及人性的根，類似於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的懺悔，即對自己“無意中”犯罪（殺父娶母）的懺悔。

魯迅的精神象征是遊魂和毒蛇：“有一遊魂，化為長蛇，不以齧人，自齧其身，終以殞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5]的確，從來沒有人像魯迅那樣對自己作如此陰鬱的反思，那樣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潛入到自己的內心深處，雖然並沒有解決什麽“問題”，卻發現了自身的矛盾。

第三，新批判主義的又一個思想來源也是魯迅提供的，這就是對進化論的超越。魯迅在很長時期內，相信優勝劣汰，新的總是好的，社會進步是必然的“鐵的規律”。不過一開始，他就與其他進化論者有一點不同，即他對現實的全盤否定的態度，把進化的希望完全留給了未來。他早已看出現實生活並不一定遵守進化原則，優勝劣汰隻是個有待實現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於將來的孩子：“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6]所以，對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他幾乎可以說抱有一種“原罪觀”，而把進化原則作為一種理想推到未來，使之成為了一種類似宗教的信念。但現實最終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無可奈何地走上了舊的軌道，甚至一代不如一代、優汰劣勝。進化論絕不是什麽可以依靠和依賴的“社會規律”，人類若不自己長進，的確會退化、墮落、滅絕，曆史上這種例子多得很。

這樣，魯迅的思想就從進化論的藩籬超越出來，更多地帶上了存在主義的色彩。新批判主義認同魯迅的“絕望的抗戰”，是因為既然在抗戰，就不能說絕望；人類的前途、民族的前途在實現出來之前永遠是個未知數，沒有一個上帝能夠預測，一切都靠自己去爭取。

新批判主義正是在20世紀末的新的時代環境和國內環境下，來吸收和發揚五四精神的上述寶貴的思想的，它理應比五四時期的這些思想更具深刻性和係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