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與20世紀80年代紛紛回顧五四、重提“新啟蒙”相反，20世紀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對五四的反思和檢討。應當說，這種反思和檢討，如果不是全盤否定五四的精神實質，是很有必要的，它意味著國人思想層次的深化。然而事實上，國內文化界的這場討論恰好暴露出國人在思想上的懶惰、不思進取和某種傷懷戀舊的情調，一種複古、回歸和泛道德主義的思潮取代了嚴肅冷靜的理性思考。當人們眾口一詞地指責五四思想的浮躁時，自己卻如同一個頑童拂去一盤下輸了的棋一樣，墮入了另一種情緒的浮躁。新保守主義對五四那段曆史的非難和對古代桃源的極力美化，也許並不真的是要曆史倒退到過去，但至少是想要這曆史中的人麵向過去，倒退著走向未來——我真擔心他們要被後麵的石頭絆一個大跟頭。

新保守主義反對五四的一個重要論點是：追隨海外學者林毓生先生的觀點，他們認為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主義”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全麵斷裂，致使現代中國人已不識古字，不通古文，更不懂得古人的奧義，是導致現代中國人文化水平下降、道德傳統淪喪、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本原因。用這種觀點來看待五四，自然就會把五四和“文革”等量齊觀，要像拒斥“文革”一樣拒斥五四了。這種觀點的淺薄是很明顯的。現在任何人都會懂得，文化和文獻不是一回事。魯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寫在紙上的是滿篇仁義道德，背後透出的卻是“吃人”。至於古文、古義是否就真的那麽好、那麽不該“斷裂”，今天的中國現實生活是否真的與古文底下的古代現實完全“斷裂”了，或者即使是斷裂了，是否就那麽糟糕透頂，這些都是有待討論的問題。我以為從現實的層麵看，文化是不可能真正“斷裂”的，中國文化尤其從來沒有過“斷裂”。就說“文革”吧，哪怕把線裝書都燒成了灰，難道不都是在傳統（秦皇漢武、武則天、三國水滸紅樓夢等等）的巨大陰影下進行的嗎？說到五四，那麽我認為，如果說它有什麽根本的缺陷的話，也絕不在於與傳統的徹底“斷裂”，正好相反，是在於它在更深層次上帶上了某些不可磨滅的傳統烙印。

新保守主義反對五四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指責五四精神缺乏寬容。為此，有人批評他們違背“中庸之道”的古訓，有人則說他們不合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其實，我以為真正主張寬容（不論是我們傳統中的還是西方人的寬容）的人，是不會指責自己的理論對手的“不寬容”的，因為所謂的寬容，不是指對寬容者的寬容（寬容者身上沒有什麽需要寬容的），而正是指對思想上的異端分子、激進分子甚至極端分子的寬容，也就是指對思想上的不寬容者的寬容。因為思想上的不寬容者多半是有個性者和有徹底精神者，所以有人為魯迅的“不寬容”辯護說：“誰寬容過魯迅？”這是極有見地的。因為魯迅的“不寬容”而不能寬容魯迅，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寬容精神”嗎？當然，對以權勢壓人、扣帽子搞政治迫害的人是絕對不能寬容的，對他們的寬容就是對寬容的取消，但眾所周知，五四人士沒有一個是這種人。

新保守主義反對五四的第三個重要論點是：五四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既不合中國國情，同時也帶來了（或將帶來）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這種弊病是當代西方學者也在批評的。在這方麵，新保守主義往往表現出一種“後現代”的姿態，顯得比激進還激進。但已有不少論者指出，企圖通過“後現代”來為自己的“前現代”立場辯護，這隻是一種自欺欺人，它恰好混淆了不同的國情和語境。誠然，德先生和賽先生並沒有因五四人士的提倡而在中國盛行，此後數十年的曆史反而充滿了和過去一樣的專製、愚昧和無序。但如果因此就說民主和科學不合中國國情，那無異於說專製主義和愚民政策是最合中國國情的了。其實，現實國情的無序恰好在呼喚著民主和科學，這本身就證明了民主和科學符合中國國情的需要。正因為數千年來儒家那一套治國方略並沒有使國情有根本的改變，五四思想家們才試圖從西方引進一些新的觀念；或不如說，儒家思想在世俗文化層麵上本身就是中國數千年沿襲的國情，而在這一國情再也沿襲不下去了時，五四思想家才引入西方思想來衝擊和試圖改變這一國情。至於西方科技文明的弊病，那麽這並非“後現代主義”的新發現，盧梭早在兩百多年前就批評過了。對此我們固然不能忽視，但也用不著津津樂道，因為當年打敗我們這個完美無缺的禮儀之邦的，正是這個充滿弊病的科技文明。

新保守主義近年提出的這些否定五四的論調，其實並沒有什麽創意，不過是五四以後整個中國曆史文化越來越疏離五四精神這一總體趨勢的（也許更為理論化的）表達。這種疏離先是由於“救亡”的需要（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後是由於有“更高”的理想取代了啟蒙理想。我常常覺得奇怪的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麽就不能學會好好地走路，而總想一個跨步就跳過人家的頭頂？這種奇跡隻存在於武俠小說和武打電影所虛構出來的幻境中（在中國，知識分子和老百姓一樣愛看武俠小說和武打電影）。我們還沒有真正地啟過蒙，甚至連什麽是啟蒙都還未搞清楚，就聲稱自己已遠遠超過了啟蒙；我們連起碼的經濟關係和政治體製改革都還未理順，就忙於宣布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這與20世紀50年代的“超英趕美”和畝產13萬斤的“放衛星”有一脈相承之處。極右和極“左”，極保守和極瘋狂，其實是同一種心態。五四時期是中國20世紀唯一對自身的處境有一種覺醒和自我意識的時代，可惜馬上就被中國式的“酒神精神”灌醉了，一直醉到今天，許多人還未完全醒過來。

這就足見五四精神對當代思想的不可取代的價值了。它是一個思想的寶庫，有許多思想的種子和根芽在裏麵沉睡著，有待於我們去發掘和培植，即使是它的缺陷，也不是毫無意義的，而是能引起我們更深入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