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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統三年（1911）年秋，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帝國的曆史就此終結，有人心花怒放，有人憂心忡忡，也有人麻木不仁。京城裏，酷愛收藏的四品大員羅振玉擔心革命黨抄家，失去他多年收藏的古籍善本、古董字畫，當然也包括數千甲骨，於是謀劃著倉皇出逃，東渡日本。王國維倒是無需政治避難，他本想打道回府回海寧老家，畢竟他專心治學，心無旁騖。奈何回家的船票瘋長了數倍，且多年以來，與知己羅振玉共謀進退早已成為了一種習慣，於是，二人一同遠赴日本京都，開始了四暑五冬的異國之旅。自東渡日本後，王國維受到羅振玉的影響，其學術研究方向開始由文學轉向經史、小學。王國維一麵協助羅振玉整理羅氏大雲書庫藏書及所藏彝器、金石、甲骨，一麵以羅氏收藏之封泥為研究對象，發表了《封泥考略》《齊魯封泥集存》兩篇重要文章。同時，他還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作《宋元戲曲史》、詩集《壬癸集》，以及與羅振玉合著《流沙墜簡》一書。而旅日期間，羅振玉的研究方向主要在甲骨上。

羅振玉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親家劉鶚處初見甲骨文，當時便驚歎：“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此後，自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其赴京任學部參事時起，便開始收藏甲骨。但當時的古董商視甲骨出土地為商業秘密，或嚴守，或假說出土於河南衛輝、湯陰。據傳，兩年後羅振玉宴請古董商人，將其灌醉後方才套出甲骨出土地在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的秘密。於是，他立刻著人前往收購。羅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收購的大量甲骨，正好成了他旅日期間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資料。在日本京都，他先後出版了《殷虛書契》《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後編》和《殷虛書契考釋》等重要甲骨學著作，並研究考釋出甲骨文文字485個，釋讀卜辭1303條。民國四年（1915），羅振玉還趁短期回國，親赴小屯村，正式考證安陽小屯村即殷墟所在，並確定甲骨係殷商王室遺物。與羅振玉的研究方向迥異，王國維則開創了以甲骨文為途徑考證夏商周三代曆史的先河。他通過甲骨資料與其它文獻史料的比對參證，完成了《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記》《鬼方昆夷獫狁考》《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殷》《殷禮征文》和《殷代製度論》等重要論文，以及著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繼而考訂了殷王世係，填補了殷商曆史的諸多空白。

民國五年（1916），王國維率先舉家回國，在上海猶太地產商，亦是甲骨收藏大家的哈同設立的“廣倉學窘”之《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並兼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王國維回國後，與羅振玉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在書信中，除了探討學術，兩人談得最多的是時局。從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這些北洋政府頭麵人物，到日俄協定的締約、外匯比價變化……不過，以前清遺老自居的他們，最牽掛的還是業已覆滅的清廷與仍然居住於北京深宮中的遜帝溥儀。3年後，羅振玉也回國，將其三女兒羅孝純嫁予王國維長子王潛明，並且先赴上海，又輾轉天津，組織東方學會，聚會前清遺老，謀求清廷複辟。而後，羅振玉通過宗社黨人、前清陝甘總督升允和前清名臣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內閣弼德院顧問大臣、毓慶宮宣統皇帝授讀陳寶琛的推薦，回到清宮遜帝溥儀身邊，留作南書房行走。在羅振玉推薦下，溥儀亦特招王國維為南書房行走一職。然而，與相對更專注治學的王國維不同，羅振玉除了渴望清國複辟的政治理想外，還對財富和政治地位抱有較強的世俗願景。

羅振玉在宮內宮外主要負責兩項工作，其一是與日本公使館、日本軍隊聯絡，謀求複國大計；其二則是清點大內藏品，給清點過的字畫用上“宣統禦覽之寶”的玉璽。然而，或許出於後來特殊時期的曆史原因，遜帝溥儀在其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對羅振玉頗多微詞。他不僅指責羅振玉“受日本人的豢養”，比別人都活躍，指其在清點宮中器物過程中監守自盜，稱其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麵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且認為羅振玉的才學“也很值得懷疑”，並明確指其《殷虛書契》竊據了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成果，並在民國十六年（1927）逼迫王國維，促使其投水自盡。不過，導致王國維自盡的抑鬱情緒的產生確實與羅振玉難逃幹係，而他們二人產生嫌隙也正是從羅振玉回國，兩人供職宮中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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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位於北京西郊，是始建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的皇家園林。魚藻軒位於頤和園內萬壽山前，長廊的西段，秋水亭與清遙亭間。魚藻軒之名典出《詩經·小雅·魚藻》一篇，雲：“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於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毛詩序》雲：“（《魚藻》）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鄭玄亦雲：“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可見，魚藻所指，不僅是魚藻本身，更是君臣隱喻：臣依君，如魚依藻。沉水，自屈大夫始，之於儒家士大夫具有非凡的自我儀式感，而飽讀詩書的王國維選擇在魚藻軒自沉，其用意則更是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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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自沉所為何故？

民國十六年（1927），國民革命軍自廣東起兵後，連克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重鎮，所向披靡。清朝遺老渴望倚靠的北洋軍閥及其舊世界在北伐軍的槍炮中摧枯拉朽般崩壞。而是年4月，一南一北的兩起血案更令舉國震驚：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因被認定為“俄奸”，犯有參與軍事諜報工作、勾結共產國際參與中國內戰、陰謀顛覆民國政府等罪行，被北洋政府處決於北京。同月，前清遺老，著名經學家、藏書家葉德輝又因抨擊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運動被農民協會處決於湖南。北洋軍閥、農民運動、國民革命軍和共產國際……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時代產物、不同的政治社團和軍事集團，各種新舊勢力懷揣著各異的政治訴求和革命信仰在同一個時代裏，甚至更準確地說，根本就是在民國十六年這一年之中，竟突然混戰於一處。霎時間，天昏地暗，血肉橫飛。

可在這錯綜複雜又風起雲湧的時局狂潮中，恐怕沒有哪個階層、哪個集團會像前清遺老們這般潦倒、這般寂寥，這些弄丟了大清江山，斷送了祖宗基業的遜帝遺臣怎麽也想不到，他們十餘年來寄托於北洋軍閥複國的幻夢會在一夜間覆滅，而更令他們之中的一些精英們絕望的是，與他們的幻夢一起覆滅的還有民國公民心中“君為臣綱”的儒家秩序。在由西方締造的共和的現代新秩序裏，任何失敗者都將麵臨勝利者的清算和血洗。這使前清遺老們來不及在失敗中沉淪，因為他們都忙著在勝利者進城前匆匆“逃命”，比如遜帝溥儀便已早早逃到了天津日租界內的張園。然而，在這些絕望於複國、憂患於安身的遺老中間，有個人曾在民國元年便已出逃過一次了，這一次，他不想走了。

秀才出身、一介布衣的儒生王國維對遜帝溥儀懷有知遇之恩，對清王朝和與帝國、皇權唇齒相依的傳統社會、文化中國懷有赤誠的眷戀之情，飽讀詩書、一生未曾去辮的王國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踱步於頤和園中。他懷揣著寫有“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走進魚藻軒的湖水裏的時候，那一池黑暗的深淵大概正好影映著多年以前，他“奉詔”出任“南書房行走”一職時意氣風發的奕奕模樣。

可是，令他以及像他一樣的前清遺老們始料未及的是，在那場血雨腥風的絞殺過後，在血洗了共產主義者、農會分子和舊軍閥一幹人等之後，鐵血的獨裁者卻根本沒有對前清遺老和宗社黨人下手。因為，在新的時代中，他們早已淪為了民國公民中一些躁動不安的看客，根本就夠不上“被當作對手”。而王國維卓爾不群的殉節在當時以及自那以後的歲月裏，則顯得那樣的“出挑”。由於他在治學上震古爍今的曆史地位不容撼動，頭上的前清發辮至死都未曾剪掉，於是，自他而後的近百年，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窮極一生也無法達到他的高度，可又不甘於在本應屬於他們的舞台中，任憑一介儒生遺臣站在舞台的正中央，所以他們開始一麵怯懦地神化他，一麵醜惡地粉飾他。就此，我們便眼睜睜地看到了一個“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師級“現代知識分子”慢慢地“站了起來”，而這個被他們粉飾出來的“王國維”也隻能是為“傳統文化”殉葬而堅定地“沉了下去”。

據羅氏後人回憶，在“羅王交惡”之前，有兩件事令羅振玉心生不滿。其一是在天津的羅振玉拜托在北京的王國維將其著作《殷虛書契前後編》及《考釋》帶去書店做黃綾套後代奏呈遜帝溥儀，因羅振玉與鄭孝胥有矛盾，王國維為避嫌予以推脫。其二是羅振玉欲與他人聯名上奏折參劾鄭孝胥一黨，希望王國維代呈，但王國維建議其不必上奏，此舉複引羅振玉不悅。民國九年（1920），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奉調天津海關。他與羅振玉三女孝純婚後，原本住在嶽父家，但後來天津海關新建公寓落成，王潛明夫妻執意搬離羅振玉家，此舉遭到羅振玉和王國維的反對。民國十四年（1925），潛明奉調上海海關，翌年不幸病逝。在處理潛明後事過程中，羅振玉與王國維因家庭瑣事矛盾激化，竟至半生情義，一朝決斷。

王潛明和羅孝純成婚8年，先後育有兩女，但均不幸夭折。羅振玉前來吊唁，在潛明入殮後，竟不告而別，並帶走女兒孝純。待喪事後，王國維由滬返京，為安排長媳未來生活，他將次子高明的長子過繼給潛明，又將海關撫恤金委托在滬友人金頌清通過銀行轉賬給天津的羅家，並將夫妻二人上海家中的家具運抵天津羅宅。然而，羅家卻拒絕接收這筆撫恤金。王國維幾次將匯票寄去羅家，又幾次被退了回來。最終，在羅振玉咄咄逼人的書信諷刺中，二人竟落得卅載情誼斷，半生恩義絕。時隔半年後的初夏（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排雲殿西的魚藻軒處，投昆明湖自盡，並在衣兜內留有遺書。書曰：“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王國維去世的消息通過新聞媒體的大肆報道，在以文化界、學界為首的社會各界引起軒然大波。聞聽噩耗的羅振玉忍痛將王國維殉節一事“奏明”身在天津張園的遜帝溥儀，令溥儀大為感動。他當即“頒布詔書”，賜王國維諡號為“忠愨”。王國維去世的第五天，羅振玉帶著這份由他“求得”的詔書，自天津匆匆趕到王國維生前任教的清華大學吊唁，並在天津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裏為王忠愨公設靈公祭，此後，又在天津為王國維刊印遺作。然而，斯人已逝，悔之晚矣！

據傳，羅振玉晚年回憶往事，曾在其書齋“魯詩堂”中對孫輩言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是為羅王二人30年金石之交最終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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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1928），羅振玉遷居旅順，在新市街扶桑町購建私宅，四年後，建起一座3層藏書樓，取敦煌北朝寫本《大雲無想經》之“大雲”二字，名之曰“大雲書庫”。書庫內，藏書約30萬冊。此外，羅氏收藏的甲骨亦曾藏於此處。羅振玉逝世後，其收藏甲骨一部分流入日本（5745片），其它一度神秘消失。民國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膠東解放區幹部赴大連接收日企遠東榨油廠，在廠內發現了一個日籍聾啞工程師和一個被四麵焊死的鐵箱。鐵箱被撬開後，人們發現，鐵箱內藏有楠木木盒70多個，布麵錦盒14個，正是羅振玉所藏的1234片甲骨。原來，那個日籍聾啞工程師原本想設法將甲骨運回日本，但因日本戰敗而未能成功轉運。此後，遠東榨油廠及這批甲骨被八路軍接管，甲骨被運抵山東，後為避內戰戰火，先被埋於山東棲霞陶家村，又被先後轉運至山東海陽、魯山和司馬莊、萊陽等地，直至1954年被安置在剛剛成立的山東省博物館，並收藏至今。

知識分子學術成果、技術革命所締造的線性的現代化已經在包括且不僅限於學術研究的諸多領域內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通過無休止的現代化已經滲透到了自然生態、社會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類文明當中。但即便是這樣，它依舊不足以推翻專業化作為知識分子學術實踐主流理想的現狀。這樣的學術理想或許給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學初始階段知識分子集體失語這一問題在另一個層麵裏的答案。或許也正是基於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學史上的這些故事才變得更加富有意義。

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陪遜帝溥儀秘密前往東北。民國二十一年（偽“滿洲國”大同元年、1932年），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羅振玉代溥儀向外賓致詞。此後，他先後曆任偽“滿洲國”參議府參議、臨時賑務督辦、監察院院長、滿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偽政府要職。但由於在權力鬥爭中落敗於鄭孝胥，羅振玉於民國二十六年（偽“滿洲國”康德四年、1937年）返回其旅順寓所，即藏有《大雲無想經》和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30餘萬冊古籍善本的私人書齋“大雲書庫”，一心治學，直至3年後的民國二十九年（偽滿洲國康德七年、1940年）5月14日，病逝於旅順大雲書庫，終年74歲。

羅振玉一生勤於治學，著述多達130餘種，校刊書籍共有642種之巨。他在敦煌文卷、漢晉木簡、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和古冥器的研究方麵均有傑出貢獻，特別是在甲骨、甲骨文的搜集、收藏、考釋和傳播上，實有開天辟地之功勳。此外，羅振玉還以其淵博的學識，培養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濟、關百益、孫寶田及其子羅福葆、羅福頤等一批在近現代卓有建樹的學者。然而今天，當我們回望萬古千秋、總攬朝經暮史的時候，我們一麵安享著清廷遺臣羅、王的成果開拓淺薄的視野，一麵又嘲諷、批判羅振玉是“中日親善”、賣國求榮的漢奸；擺布至死都留著長辮子的王國維不是清王朝和遜帝溥儀的殉節者，而該被塑造成傳統文化的殉道者、文化中國的大英雄。我們總是不安於在巨人的肩膀上謙遜地站立，而是妄想著飛越民族與民主的表裏山河，憑現代之優越感，於身在未來處淩空，執虛妄之黑白符，辨麵帶臉譜者忠奸。這正是與曆史決裂後的看客們天然的權利和快感使然。而無論如何，“羅王”死後，被稱作“羅王之學”的甲骨學繼往開來，通往《河圖》《洛書》與古老中國的大門才就此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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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甲骨文的發現者和甲骨學的奠基人都是儒士？

甲骨文發現的時代，特別是甲骨學的初始階段，“羅王之學”興起之時，正是晚清民國以來，傳統中國文化精英階層、文人士大夫階層全麵崩壞、現代知識分子階層全麵興起的時代。然而，在這一時期內，無論是王懿榮、劉鶚，還是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這些甲骨文早期的發現者和研究者、甲骨學的理論奠基人，卻無一不是博古通今的儒生、儒士，而本應成為主角的現代知識分子卻在這一國之顯學的領域內全麵缺位。顯然，這絕不該被視作曆史的巧合，或者被輕易忽視。

事實上，與現代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傳統文化精英自古以來便以“博”作為求知、治學之理想。因為他們有著一顆“一物不知，深以為恥”的羞恥心，即《法言·君子》所雲：“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真正的儒生從來就沒有過認知的邊界和學術的桎梏，因為他們恥於在任何未知領域內淪為無知的奴隸。就甲骨文而言，王懿榮發現龍骨上的書契，孫詒讓研究《鐵雲藏龜》，等等，這些行為的原動力不應被視為樸素的好奇心，而是出於儒家崇高的羞恥心。而與儒士的“博”針鋒相對的則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專”。就在“羅王之學”悄然興起的時代，1919年，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正在發表著《以學術為業》的**演說。他說道：“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麵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麵還是本質而言，個人隻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從“最徹底的專業化”到“真正完美的成就”，學術的功利心、科學主義的工具理性竟如此昭然若揭又理直氣壯。由此而後的百年間，由知識分子學術成果、技術革命所締造的線性的現代化已經在包括且不僅限於學術研究的諸多領域內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通過無休止的現代化已經滲透到了自然生態、社會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類文明當中。但即便是這樣，它依舊不足以推翻專業化作為知識分子學術實踐主流理想的現狀。這樣的學術理想或許給予了甲骨文和甲骨學初始階段知識分子集體失語這一問題在另一個層麵裏的答案。或許也正是基於這些，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學史上的這些故事才變得更加富有意義。

[1]王國維出生地在今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鹽官鎮。1949年後，海寧縣隸屬於嘉興專區，後嘉興專區改嘉興市，海寧縣又改為海寧市。但在明清時，海寧初為縣，後為州，均隸屬於杭州府，民國元年又直屬浙江省，均不由嘉興府下轄。因此，王國維是海寧人，亦可認為是杭州府人，如稱其為嘉興人，則是其出生地當代所屬轄區劃分，不確。此外，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寧縣複升為海寧州，係杭州府下轄之散州，治所就在鹽官鎮。此處曆史文化遺跡眾多，還是錢塘江觀潮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