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遺臣 01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38歲的劉鶚不知怎麽,偏偏看上了一個29歲的,在別人家館裏做私塾先生的窮秀才。劉鶚一下子給這負債累累的窮秀才漲了4倍的工資,把他挖到了自家,給自己的兒子做了“先生”。在此後的日子裏,劉鶚不僅把自己珍藏的所有甲骨和各樣文物拿給他欣賞、研究,居然還讓自己的四公子劉大紳娶了他的長女為妻。

交上“狗屎運”的窮秀才脫貧致富,從此走向人生巔峰。

十餘年後,劉鶚魂斷他鄉;又過了兩年,統治了中國267年的大清王朝也匆匆謝幕。當年那個被劉鶚提攜的窮秀才因為做了清廷大官,辛亥革命一聲槍響便帶著親眷逃去了日本京都。不過,在逃亡的路上,他如法炮製,不僅資助了另外一位窮秀才跟他共赴東洋,而且也像當年劉鶚對待自己一樣,把自己的三女兒許配給了這窮秀才的長子。

由於受到劉鶚直接或間接的提攜,以及受到他甲骨收藏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京都的這四暑五冬,曾經的兩個窮秀才潛心研究甲骨文,竟開創了以研究甲骨文和通過甲骨文研究殷商曆史的新學科——甲骨學。由於他們在甲骨學研究領域內取得的“前無古人”,恐怕也將是“後無來者”的成就,甲骨學在誕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甚至被以二人的姓氏命名,稱之為“羅王之學”。其中“羅”指的便是當年那位年長些的窮秀才,他叫羅振玉。而那個“王”字,說的便是當年那位年少些的窮秀才,他叫王國維……

羅振玉,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晚號貞鬆老人、鬆翁,祖籍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羅振玉出生於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南門更樓東(今羅家巷)。

羅振玉出身官宦。清嘉慶、道光年間,其曾祖父羅敦賢任揚州鹽司、河道總督之幕僚,其祖父羅鶴翔曆任泰興、贛榆、高淳、江寧知縣。鹹豐二年(1852),其祖父升任高郵知州。是時,其繼祖母方氏“傾俸餘置宅於淮安河下羅家橋”。鹹豐十年(1860),“羅家橋宅毀於兵燹,乃別於郡城南購置更樓東趙宅”。至此,羅氏正式定居淮安府山陽縣。羅振玉父親羅村勳,曆任江寧縣丞、海州州判、徐州經曆、清河縣丞,娶山陽縣貢生範以煦長女為妻,並納河下丁氏為妾。正房範氏共生五男五女。羅振玉於兄弟5人中居其三。羅家雖非科舉入仕,但尤重子弟教育。羅振玉5歲入塾堂,師從乾嘉樸學傳人李岷山。他5歲讀《毛詩》,12歲讀唐宋詩詞,15歲讀畢《詩經》《易經》《尚書》,16歲赴杭州應童子試,以第七名中秀才、入縣學。此後羅振玉曾兩次落第於紹興鄉試,均未中舉。

羅家在淮南涇河、越河一帶廣有田產,但在羅振玉出生後,因家中人丁繁衍不息,婚喪嫁娶不絕,加之年旱歲荒、五穀不登,家道日益衰落,以至負債累累,其父羅村勳甚至要借調任江寧縣丞之機,就官以避債。羅村勳赴任後,16歲的羅振玉開始助母持家。19歲時,羅振玉迎娶流寓淮安的廣東人範玉麟之長女為妻,範氏於光緒十九年(1893)病逝。三年後,羅振玉又續山陽大河衛籍丁氏女為繼宅,丁氏先祖蒙古人,係曾任山西巡撫的丁寶銓族妹。其間,因兩次鄉試不第,加之生計日絀,羅振玉先後到山陽劉氏、邱於蕃家出任家館教師,並利用教書之餘,著書立說。自清光緒十年(1884)其妻範氏以典當首飾資其刊刻《存拙齋劄疏》一卷起,他先後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新校正》(光緒十二年,1886)《俗說》(光緒十三年,1887)《輯皇甫謐高士傳》(光緒十三年,1887)《訂正李氏紀元編》(光緒十六年,1890)等著作,並刊印出版。

除在經史上著書立說外,自青年時起,羅振玉就對金石文字、古物碑帖表現出強烈的愛好。他雖家貧,卻常與路山夫、蔣伯斧,以及自己的姐夫何益三等淮安名士來往。其中,路山夫藏金石拓本,蔣伯斧家藏璽印,羅振玉日後得以在金石、鑒定方麵取得巨大成就同早年間與他們的交往密不可分。與羅振玉交好者,還包括劉鶚之兄劉夢熊,羅振玉由此與劉鶚結識。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劉鶚招羅振玉至劉家家館,教授子嗣。羅振玉在山陽劉氏家館任教師,歲修2萬錢,而劉鶚竟給羅振玉開出了歲修8萬的天價薪酬,足足是此前的4倍。劉鶚對羅振玉的才華極其看重,不僅讓他欣賞、研究自己珍藏的各種文物,還讓自己的四子劉大紳迎娶了羅振玉的長女為妻。後來,羅振玉也是在劉鶚處首次見到甲骨,並認識到殷商書契甲骨文。

清光緒二十年(1894),羅振玉因兩次鄉試落第自知入仕渺茫,時值清日甲午戰爭慘敗的消息傳遍全國,個人與國家命運的窘境使其痛定思痛。與主張變法、洋務或實業的潮流相逆,羅振玉認為清國乃農為邦本,古人不官則農,故潛心研究農學。他一麵研讀《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古代農學經典,一麵又托友人借閱西洋農學譯著。光緒二十二年(1896),羅振玉又離家赴上海與蔣伯斧創立“學農社”,並設“農報館”,創《農學報》,專譯日本農書。兩年後,為譯日文書籍,他於上海成立“東文學社”,教授日文。當時,入社學習日文的有6個人,其中的一位後來成了他的至交和姻親,他便是浙江海寧人王國維。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諡號忠愨,浙江海寧人[1]。清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杭州府海寧州鹽官鎮雙仁巷。

王國維祖籍開封,其先世祖四世,王珪、王光祖、王稟、王荀均為宋時名將。其中,王圭、王稟及王荀均身負國難,《宋史》有《王珪傳》《王光祖傳》。王稟之孫王沆隨宋高宗南渡,襲安化王爵,賜第鹽官,遂定居於海寧州鹽官鎮。王國維之父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32世裔孫。海寧舊有安化王祠,王氏家族在海寧頗受鄉民敬仰,這使王國維擁有較強的家族榮譽感。後來,他因此還根據王氏家譜世係及《宋史》之《徽宗本紀》《欽宗本紀》《王珪傳》和《王光祖傳》等,撰寫了《補家譜忠壯公傳》,即《宋史忠義傳王稟傳補》,以補《宋史·忠義傳》之闕。

王國維之父王乃譽,早年中秀才,溧陽縣署幕僚,勤於治學,專於詩文、書畫、篆刻等,以山水畫見長。王國維幼年喪母,受其父影響頗多。清光緒九年(1883),7歲的王國維入鄰塾,先後從師於潘紫貴、陳壽田。清光緒十八年(1892),“(王國維)與褚嘉猷、葉宜春、陳守謙三君,上下議論,稱‘海寧四子十八丁’”,並被鄉裏公認為“海寧四才子”之首。同年,王國維應海寧歲試,以第21名中秀才,入州學,尤好《史記》《漢書》和《三國誌》。同年,赴杭州府試,未取。清光緒二十年(1894),受到清日甲午戰爭慘敗引發的變革思潮影響,王國維開始大量接觸新學時事,並渴望外出遊學,但因家貧,考入杭州府崇文書院,後肄業返鄉。翌年,19歲的王國維與莫氏成婚,後生子潛明、高明、貞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一麵在海寧十廟前陳氏陳汝楨家任塾師,一麵向往著出國留學。當年秋,赴杭州府再應鄉試,複落第。同年,做《詠史》詩20首,發表於《學衡》第66期。翌年正月,王國維在其父王乃譽陪同下,由水路抵滬求學,並進入上海《時務報》報館任書記,負責校對工作——王國維的同鄉許家腥辭去了《時務報》的文職書記工作,並且介紹王國維去上海接替自己。《時務報》當時刊發了一批維新名士的文章,為王國維所仰慕,因此,他滿心期待地進入了《時務報》報館。然而此時,因《時務報》內部的派係爭鬥,梁啟超、章太炎和歐榘甲等先後離開。王國維僅與康門弟子歐榘甲有過短暫交往,並未如願見到自己最崇敬的梁啟超,且《時務報》總經理汪康年不賞識王國維:他的薪酬待遇不僅比同任書記的同事都低,還經常被汪康年變相增加工作量和克扣工資。職場險惡,這令高智商、低情商的大才子心情苦悶,再加上自知家貧,薪資又不高,留學夢碎,王國維隻好轉做長期打算。他想著先報個班,學個日語再做計較。於是當年2月,王國維走進了位於上海新馬路梅裏福的教育培訓機構東文學社。一次,培訓機構的羅總前來視察學員們的學習情況,一眼看見了王國維手上拿著的折扇。折扇上是王國維自己題寫的《詠史》詩一首,詩雲:

“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

延伸閱讀

《時務報》是晚清維新派影響力最大的機關刊,旬刊,連史紙,石印。

清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該刊物由黃遵憲、汪康年和梁啟超創刊於上海,汪康年任總經理,清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因光緒帝詔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拒不遵命而停刊,共出版69期。《時務報》初創時,發行量僅3000餘份,一年後增加到1.2萬份,最高時達到1.7萬份,對傳播維新思想、暢言變法圖強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該刊物起初由梁啟超主筆,創刊號刊載其文《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戊戌”時期,梁啟超的代表作《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維新派重要理論文章均發表於此報。後因汪梁矛盾,梁啟超辭職,自第55期改版後,便再無其文。

《時務報》停刊後,汪康年將其改名為《昌言報》。《昌言報》辦至第6期後,公開支持維新變法,反對慈禧執政。慈禧見報後下令緝拿主筆,查禁報館,汪康年避匿隱居,章炳麟赴台灣任台北《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昌言報》出版至10期後即停刊。

王國維的詩寫得好,這位羅總更是慧眼識英。他先是免除了王國維的學費,跟著又用月薪30塊大洋的高薪把王國維挖到了東文學社,讓王國維一麵掙錢養家,一麵學日語、學英語,還學數學、物理、叔本華和康德。從這時開始,開培訓班的羅總就成了王國維生活上的堅強後盾、學術上的引路人,被王國維引為知己。當然了,羅總就是羅振玉,也是當年那個欠了一屁股外債的窮秀才。時至今日,就像我們總會將才子佳人的“一夜情”腦補成前世今生的愛戀一樣,大師與大師間的惺惺相惜也都變成了高山流水的天籟之音。但事實上,王國維的《詠史》詩寫得真有那麽好嗎?按他自己的成名理論“人生三境界”看,恐怕連“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第一層境界都沒達到吧?而前來“視察”的羅振玉就真是慧眼識英嗎?識英也算是識英了,但慧眼就算不上了吧。因為彼時,羅總的培訓班雇了多少教職員工我們已經無從考證,但招收的學員算上王國維這個免費的,也總共隻有6人。從6個普通學員裏挑出一個大寫的王國維,這實在不能證明羅振玉的慧眼,隻能反證王國維前老板《時務報》總經理汪康年的“眼瞎”。

延伸閱讀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所著的文學批評著作,“人生三境界”是書中的重要理論。他用古代三位詞人的三段名句講解做學問的三個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事實上,他們二人的相逢、相知,恐怕更像是同病相憐的午夜同路人。同樣是落魄的官宦子弟,同樣是兩次尷尬落榜的窮秀才,同樣是站在上海這座中國與西方、農耕與工業現代化的十字路口上的異鄉客,科舉入仕的舊路已對他們關上了大門,留洋或新學的新路在變革的時代中也隻是聽說通向光明,但是否真的有光,誰也不敢篤定。時代與人生的長夜裏,結伴同行的同路人相互成全,成就了我們眼中的兩位大師,但當我們將曆史的時鍾撥回到他們相識的時候,他們分明還沒有被推上神壇,而隻是兩個同病相憐的年輕人。

那一年,羅振玉33歲,王國維22歲,世上當然也沒有什麽“羅王之學”。

羅振玉和王國維相識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這一年無論之於中國百餘年的近代曆史,還是之於華夏數千年的帝國春秋,都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是年夏,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匆匆開場。是年秋,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維新運動草草收場。時至今日,我們方才清晰地洞見,這場“百日維新”之於晚清政局的影響遠非其之於中國曆史的撼動般既轟轟烈烈又意味深長。而身處變革時代中的精英,無論狂熱亦或失落,無論淡定亦或麻木,每個人都已做出了自己主動或被動的選擇。運動的領袖康、梁分赴法、日,謀求政治避難;維新的代價“六君子”血濺三尺、殺身成仁,也總算是不負家國不負君;稚嫩的德宗光緒皇帝被囚於中南海瀛台,開啟了他皇帝人生最後10年的垃圾生命模式。當然,這些人即便算上一些因此而獲得的後世頌揚和汗青盛名,恐怕也算不得這場變革中的贏家。那麽,這場“百日維新”的贏家是誰呢?老謀深算的慈禧太後?臨陣倒戈的袁世凱?其實,與這些大人物一樣,身在滬上的小人物羅振玉也同樣成了這場運動中的人生贏家。

以今時洞見彼時,羅振玉此前創辦的“學農社”及刊物《農學報》堪稱中國近代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裏程碑。其中,《農學報》是中國最早的農學刊物,其內容涉及農林牧副漁等農學領域,知識來源亦是兼並中西,博采眾長,因此一時間被讚譽為當時的農業百科全書。而“戊戌政變”之後,羅振玉創辦的學農社則引起了清廷高層的重視。據《清德宗實錄》載:“(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月戊辰)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議覆禦史曾宗彥奏請振興農業一折:農務為富國根本,亟宜振興……上海近日創設農學會,頗開風氣。著劉坤一查明該學會章程。谘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頒行。”光緒帝在上諭中特意提到了羅振玉創辦的學農社,可見無權無勢的羅振玉及其學農社的名聲已經傳至清廷上層,這為他日後踏入仕途積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資本。此外,尤為重要的是,在“戊戌政變”之後,包括王國維所供職的《時務報》《昌言報》在內的一大批新興刊物均受到清廷的強力打壓,而唯有羅振玉所辦的《農學報》,其農務富國的辦刊理念與統治階層傳統農耕文明的農本思想高度契合,又加之其既主張繼承傳統農業成就,又引進外洋農業知識,兼具農務現代變革的時代風貌,從而獲得了格外理想的發展空間。

以此為契機,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羅振玉接受了兩江總督、洋務派領袖張之洞的邀請,赴武昌擔任農務局總理。而翌年春,原本在羅振玉的資助以及東文學社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已進入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的王國維卻因病回國了。於是,當年夏,王國維病愈後,也赴武昌農學校任譯授。此後,羅振玉先後曆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武昌江楚編譯局幫辦、上海南洋公學虹口分校校長、兩廣教育顧問、江蘇師範學堂監督等職務,並赴日本考察教育,創辦刊物《教育世界》。王國維則被羅振玉任命為《教育世界》的主筆、代主編,並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江蘇師範學堂。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王國維主攻哲學,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並涉獵西方倫理學、心理學、美學、邏輯學、教育學等領域,他自稱這一時期為其“兼通世界之學術”的“獨學”時期。其代表作《人間詞話》《靜庵詩稿》和《紅樓夢評論》也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此外,他還開始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並撰有《曲錄》等著作,這都為後來其完成代表作《宋元戲曲史》打下了基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羅振玉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與此前一樣,羅振玉此次進京除攜家人外,亦不忘知己王國維。他為王國維在學部謀下了學部總務司行走和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的工作,並讓王國維住在自己家中。同年,王國維之父王乃譽病逝;翌年,王國維發妻莫氏亡故;三年,王國維繼母、太夫人病逝。同年三月,王國維返鄉,娶潘麗正為第二任妻子,後育子紀明、慈明、登明,女東明、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