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館生涯徹骨寒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十三歲的鄭板橋與徐氏結了婚，後生有兩男一女。稚兒繞膝，琴瑟和諧，夫妻共度危困生活。但是，日益加重的經濟負擔，迫使板橋不得不輟學謀生。

靠什麽謀生呢？這時候，板橋的蘭、竹、石已經畫得十分出色，揚州更是全國的藝術品首屈一指的銷售市場。開始，板橋也賣過畫。但是，他的畫立意高雅，不為世俗所重；他又沒有什麽名氣，當然賣不出去。即便有時賣出一兩幅，收入也很不穩定。於是，他決定教館糊口。

板橋之所以做出這個抉擇，原因有二：一是按清朝的規定，教館要首先取得秀才的資格。先此，板橋已經取得了秀才的“文憑”。二是立庵先生就是靠教館持家，板橋可算“教館世家”，起手不難。

所謂教館，也就是俗稱的私塾。這種教育方式有塾師自設的學館，有地主、商人設立的家塾，也有屬於以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舉辦的義塾（這一種免繳學費）。根據現有的資料，板橋的教館屬於第一種類型。很多讀書人在入仕途之前，往往一邊教書糊口，一邊讀書，為科舉做準備。起初，板橋在興化東門寶塔灣開館。大概在康熙五十六七年，板橋二十五六歲時，來到真州的江村教館。真州是宋時舊稱，清時叫儀征，也是一個繁華的地方。按《儀征誌·輿地》（道光刊本）引舊誌雲：“（江村）在遊擊署前，裏人張均陽築，今廢。”注雲：“興化鄭板橋燮嚐寓此，與呂涼州輩唱和，有聯雲：‘山光撲麵因新雨，江水回頭為晚潮。’”江村似為富商的別墅或園林所在地。從《鄭板橋集》及集外逸文中，看不出他與張均陽有過任何接觸，大概板橋隻是寄居江村而已。

板橋對教館生活是感到很痛苦和羞辱的。他步入仕途以後，還常常回憶起這段生涯，曾根據當時流行的《教館詩》略加改動，追述江村的教館生活：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

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

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

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卻當年一半羞。

此詩對教館生涯寫得非常逼真、細致，反映了作者當時的窘境。他覺得自己寄人籬下，又像是做客又像是坐牢。當時，他在一首七律中坦率地向學生們表明心跡：“蕭騷易惹窮途恨，**深慚學俸錢。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蓑煙。”[19]他甚至想罷館不幹了。

當然，經濟拮據是使板橋產生這種感情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潛藏在他的思想深處。首先，由於他懷抱“修齊治平”之誌，故而不甘淪落。他認為讀書—科舉—做官是一條“光明大道”。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認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主張治學要“經世致用”，引導人們正視現實，關注民生政治。與此相反，板橋始終是個“科舉迷”。他認為“明清兩朝，以製藝取士，雖有奇才異能，必從此出，乃為正途”[20]。他還讚歎說：“聖天子以製藝取士，士以此應之。明清兩朝士人，精神聚會，正在此處。”[21]他做官後寫信要堂弟努力讀書，說：“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22]他還寫過一首《贈高郵傅明府並示王君廷》的詩，一開首就說：“出牧當明世，銘心慕古賢：安人龔渤海，執法況青天。”渴求用世之情，溢於言表。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對於教館，他當然痛苦，當然難堪，當然“欲買扁舟從釣叟”了。其次，藝術家可貴的品質，是竭力在作品中表現一種獨立的、無拘無束的個性和人格，而教館先生卻要仰人鼻息，既要考慮和家長的關係，又要顧及和學生的關係，這種生活、地位和他的氣質、追求格格不入。這就使板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

雖然鄭板橋對教館生活很厭惡，但是對江村的山光水色、風土人情卻頗感愜意。雍正十三年（1735），板橋重返江村，寫給鄭墨一封信，信中簡練而生動地描寫了江村的景物：“江雨初晴，宿煙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蔥明秀，幾欲渡江而來。”[23]這裏的生活較興化老家富足一些。早晨，板橋伴著在田間辛勤耕耘的農夫，開始了教讀。黃昏，他喜歡坐在高閣，望著江麵上移動的點點風帆，聽著曠野裏隱約傳來的狗吠，陶醉在神秘、空闊的江村暮靄之中。夜晚，他常常走過燈火輝煌的漁市，到河橋酒店去獨酌。板橋深愛江村，和這裏的文士、老農、酒家、道士等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由於資料缺乏，他在這裏的交遊已不可考。但是，當時和以後，他記錄這段生活的詩詞是很多的，從中亦可看出板橋和江村民眾相處的融洽：

河橋尚欠年時酒，店壁還留醉後詩。

（《客揚州不得之西村之作》）

送花鄰女看都嫁，賣酒村翁興不違。

（《再到西村》）

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

（《唐多令·寄懷劉道士並示酒家徐郎》）

最是江村讀書處，流水板橋籬落，繞一帶煙波杜若。

密樹連雲藤蓋瓦，穿綠陰折入閑亭閣，一靜坐，思量著。

（《賀新郎·西村感舊》）

而寫得最親切的，莫過於寄給他在江村教館時的學生許樗存的《寄許生雪江三首》了，其中第三首雲：

不舍江幹趣，年來臥水村。

雲揉山欲活，潮橫雨如奔。

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渾。

野人歡笑罷，買棹會相存。

江村景色新鮮活躍。雲推揉著山峰，山峰好像要活動起來；急雨中的潮水澎湃洶湧。板橋向往著秋熟後的新稻、螃蟹、豚蹄、渾酒等江村風味，向往著與學生的歡聚。這首詩藝術成就較高，親切隨便，一往情深。“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24]，以後，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板橋甚至表示要到江村來度過晚年。

有趣的是，江村也多竹，繼續以其高妙的內蘊陶冶著這位藝術家。“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25]板橋經常在教館之餘，揮毫寫竹。這段時期，他對竹子的觀察更細微了。他覺得“眼中之竹”與“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他讚歎道：“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26]有時，他畫的蘭、竹、石，也托人帶到揚州去賣，借此對困頓的家境作些補益。揚州是個商業城市，豪富的鹽商在那裏造了很多精致的園林。為了美化環境，他們往往附庸風雅，購置一些書畫點綴其間。所以，這期間板橋作畫，可能純是商業性的。由於賣畫，板橋也熟悉了一些市場行情與渠道，為日後逐步進入“以畫代耕”的生涯創造了條件。

這段時期，板橋所讀的書，仍是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的四書五經之類。他的書法也是練習正楷。清代前期的科舉考試，主考人對書法特別注重，寫字的好壞成了能否錄取的重要標準之一。他們對書法提出“烏”“光”“方”的要求，即字要寫得方整劃一，用墨要濃，而且要黑得發亮。這種模式化的書法人稱“館閣體”。要入仕首先就得練好館閣體。《清代名人軼事》雲：“彭剛直公，不能作楷書，試卷謄正，往往出格。九應童試，皆坐是被斥。”後來有個考官幫忙，彭玉麟才被錄取，可見是否會寫館閣體對於仕途是至關重要的。於是，那些有識見的聰明人，隻是將館閣體的本領當作敲門磚。一旦金榜題名，就棄之如敝履。板橋就是這樣的人。《清史列傳·鄭燮傳》說他“少工楷書”。可見江村教館時，他主要練習的必然是小楷。

板橋二十五歲那年，叔父之標先生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叫鄭墨。這位堂弟瘦骨伶仃，是平庸、內向的人。他很聽板橋的話，後來成了庠生。這期間，由於兒女增多，鄭板橋的家庭經濟每況愈下。“貧賤夫婦百事哀”，徐氏夫人嚐苦如飴，與丈夫分挑著生活的重擔。有時，板橋滿懷熱望外出借債，“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吞話還來歸”，碰壁失望而歸。徐氏卻寬慰他，拿出自己舊日的釵簪衣物，送進當鋪，換回一點糧食，暫時解決全家人的溫飽。這一段淒苦的生活，板橋在一首題為《貧士》的五言古詩中作了真實的記錄，詩中的“貧士”就是板橋自己的寫照。

也就在板橋家境最窘迫的時候，他最心愛的兒子犉兒死了。這對於板橋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寫有《哭犉兒五首》，傾訴了自己的悲哀：

天荒食粥竟為長，慚對吾兒淚數行。

今日一匙澆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嚐？

歪角鬏兒好戴花，也隨諸姊要盤鴉。

於今寶鏡無顏色，一任朝光滿碧紗。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膽怯風湍。

荒塗野鬼誅求慣，為訴家貧楮鏹難。

可有森嚴十地開，兒魂一去幾時回？

啼號莫倚嬌憐態，邏刹非而父母來。

蠟燭燒殘尚有灰，紙錢飄去作塵埃。

浮圖似有三生說，未了前因好再來。

連祭兒也隻能用稀飯，作父親的是很不安的。板橋回憶起犉兒天真活潑的嬌態，想到現在他一個人睡在荒野孤墳裏，風吼獸叫，野鬼欺淩，感到萬分痛心！他滿懷深情地希望犉兒能死而複生，再來與父母歡樂地在一起生活。這首詩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我們從設想犉兒在陰間受欺淩，也可推想出板橋一家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

板橋三十歲的時候，父親立庵先生去世了。家中生活更加困苦，幾乎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而討債的人不斷敲門索還。唐代杜甫有《乾元中寓居同穀縣作歌七首》，自述遭遇，長歌當哭，簡稱《七歌》。在結構上，七首相同：首二句點出主題，中間敘事，末二句感歎。板橋套用了這一形式，總結性地記敘了三十歲以前的艱苦生活，語言樸素，感情真摯動人。如其六：

我生二女複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

啼號觸怒事鞭樸，心憐手軟翻成悲。

蕭蕭夜雨盈階戺，空床破帳寒秋水。

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

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六歌未闋思離家。

空床、破帳、漏屋、裂牆，窮寒困厄之狀如在眼前。對可憐的小兒女的哭鬧，由怒到憐又到悲，一波三折，充滿了真摯的父愛。“思離家”指出外謀生。是的，在此之前，他本本分分地讀書，考秀才，教私塾，足跡不出方圓一兩百裏之地，但仍然養不活一家老小。他“背人獨自問真宰”，但“青天萬古終無情”。他冷靜地觀察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老鄉：凍死、餓死、病死，一代一代在命運的鞭樸下，無聲無息地出生，又屈辱辛酸地死去。他決心反抗命運。他要外出謀生，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改變這窮寒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