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顏六色眾生相[1]

明朝後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專權，朋黨攻訐，封建政權機構幾乎癱瘓。地主階級，尤其是皇族，兼並土地更加瘋狂。殘酷的經濟榨取和野蠻的政治壓迫，造成明末農村十室九空，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以致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瀕臨絕境的農民，除揭竿而起外，別無生路。崇禎初年，爆發了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農民大起義。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禎登煤山自縊，統治近三百年的明王朝，終於被起義的農民推翻了。

同年五月一日，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引狼入室，勾結滿族貴族，引清軍進入北京。十月，清順治帝下詔正式定都北京。

接踵而至的，是清朝廷對南明殘餘福王政權、魯王政權、唐王政權、桂王政權的攻伐。康熙元年（1662）春，吳三桂追俘桂王於緬甸。至此，南明王朝在大陸的勢力終於覆滅。

清軍在南下進攻時是極端殘暴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特別是清統治者下令剃發，強迫漢族人民從衣冠裝束上和精神上承認清政權的絕對統治，這樣，就激起了廣大漢族人民的堅決反抗。李自成、張獻忠餘部也與南明政權聯合抗清。以農民軍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抗清鬥爭，轟轟烈烈地進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後在清王朝血腥的武裝鎮壓下歸於失敗。

為了緩和民族矛盾，清統治者對漢族地主官僚，在入關前後都執行籠絡政策。清軍進入北京後，馬上為崇禎發喪，並打出為漢族地主官僚“報君父之仇”的幌子，儼然以漢族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自居。在任用官吏上，清廷表麵上采取滿、漢兼用的方針，對中央各部門滿、漢官員的名額都作了規定。康熙即位後，又從各方麵加強籠絡漢人的工作。在康熙、雍正的上諭中，還屢次提到要維護地主富民的利益，把地主當作“國家所愛養保護之人”[2]。這一時期所推行的廢止圈地、減免稅糧和鼓勵墾荒等政策，都是對漢族地主有利的。清朝政府還采取其他許多措施，把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吸收到政權中來。除不斷擴充科舉錄取名額外，康熙十二年（1673）又詔舉“山林隱遺”，一些地主士紳不經考試就可直接做官。第二年，清廷更頒布了捐納製度，使地主子弟可以捐銀得官。康熙十七年（1678），又宣布開設“博學鴻儒”科，羅致了全國“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取錄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職。當時除了有比較濃厚的反清和反對君主專製思想的人如顧亭林、黃宗羲等外，其他知名學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閏章等人都來京應選[3]。與此同時，清朝統治者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積極收羅了李光地、魏裔介、熊賜履、湯斌等一班“理學名臣”，命他們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布天下。康熙皇帝還在山東曲阜祭孔廟，在南京謁明太祖陵，把理學的“忠”“孝”思想更加推廣。這樣一來，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得到了加強，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更加強化了。

清朝統治者在對各族上層分子進行籠絡利誘的同時，對不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言行，則進行嚴厲鉗製和殘酷鎮壓。清獨裁者總是妄想臣民像一群溫馴的牛馬，永遠聽憑奴役和驅使。但是，總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厭清思明，如黃宗羲就曾經表示過：“狂言不怕山精漏！”[4]於是，清統治者從順治時代起即開始製造文字獄，曆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堪稱史無前例。如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富商莊廷鑨請人增編《明書》，如實地寫了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一段曆史，包括建州衛與明朝政權的關係等，便被認為是有意反清。清廷把已死的莊廷鑨開棺戮屍，作序者、刻印者、校閱者、售書者、藏書者被殺七十二人，充軍邊疆的也有幾百人[5]。乾隆時代更是登峰造極，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候、徐述夔等案都是天下震動的“膾炙人口的虐政”[6]。乾隆曾破口大罵：“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實非人類所應有。”[7]據近代陳乃乾編輯的《焚書總錄》記載，在清代文字獄中，全毀書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種，抽毀書目四百零二種，銷毀書板目五十種，銷毀石刻目二十四種，綜合起來將近三千種。至於因文字賈禍，究竟使多少人人頭落地，使多少人發配邊疆，又使多少人打入旗下為奴，今天已無法統計了。

這真是一個風雲變幻、白雲蒼狗的時代。在社會上，麵對著嚴峻的現實，知識分子大體也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俯首乞憐的巴兒狗。像康熙年間的李光地，當時“位極人臣”，高樹名義，道貌岸然；但是全祖望《鮚埼亭集》中揭露，他的行為比什麽人都壞。

另一類人則埋頭於故紙堆中，不問政治，不問現實，情願將自己有限的歲月，投入到煩瑣的訓詁考證工作中去。當然，這是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獄迭興，刀光劍影，血肉淋漓。於是讀書人人人自危，甚至有“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之悔[8]。他們尤其不敢研究明末史事，怕觸犯忌諱；也不敢多寫詩文，怕無故惹禍。於是，隻好集中精力研究經學，從事校勘、箋注與名物考證工作。這種煩瑣考證之風，學者們既利用它以全身遠禍，統治者也利用它使知識分子脫離社會鬥爭以鞏固政權。清初以來的漢學和金石考據之學取得空前進展，以至於產生了群星燦爛的“乾嘉學派”，這是和當時精神上、思想上嚴密的控製有密切關係的。

這樣一來，又從夾縫中產生了一類特殊的人物。他們大多賦錦繡之才而抱濟世之誌，但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深切感受到清王朝的黑暗，加之因個人仕途坎坷，陷入無所作為的境地，這就使他們或混跡民間，或托身寺廟，經常處於無法擺脫的精神苦悶之中。由於當時文禁森嚴，所以他們隻能將不滿現實的滿腹牢騷曲折地寄托在筆墨之外，創造了帶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狂怪”的文藝作品。

總之，戰士、劊子手、奴才、市儈、狂生、理學家、考據迷等等五顏六色的人物組成了“康乾盛世”的社會眾生相，鬧哄哄、亂糟糟地交織著，創造了清初的文明。

說到當時的文明，最為人所稱道的莫過於揚州地區了，那兒真正是“人文鼎盛”之地。清王朝由東北入主中原的幾十年間，由於封建專製國家機器的強化，由於清廷在武力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采取了一係列緩和政策，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恢複，以商業和手工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經濟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同時，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了日益頻繁的通商活動。揚州就是得風氣之先的地區之一。

揚州地處大運河與長江匯合處，曆來是南北交通的樞紐，隋唐以來，“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9]。當時諺稱“揚一益二”，意思是說，全國之盛當推揚州為第一，益州（成都）為第二。清初的揚州，既有大運河航運之便，又是全國最大的鹽業集散地，經濟十分繁榮。雍、乾年間，全國鹽務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兩淮鹽運使衙門就設於揚州。鹽商官紳競相豪華，在這裏建造了許多優美精巧的園林。特別是乾隆六次南巡都在揚州停留，更刺激了揚州的繁華。其時揚州手工業發達，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牙刻、磚刻名目繁多，還盛產各種工藝品。現在陳列於故宮珍寶館的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是由清代揚州的玉工審材度勢、精心雕製而成的。這種新興的商業經濟的繁榮，必然促使市民對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尤其對於文化方麵，他們不滿足於過去陳陳相因的“正宗”的那一套，而要求一種較生動活潑的精神享受。另外，鹽商富賈生活上窮奢極侈，廣築園林，他們或為了美化環境，或出於附庸風雅，而提倡書畫，醉心戲曲，這樣，藝術也就成了商品之一。孔尚任曾比喻說：“廣陵為天下之大逆旅，凡懷方抱藝者莫不寄寓廣陵，蓋如百工之居肆焉。”[10]一些藝術家從各地來到瘦西湖畔，鬻字賣畫，發展了自己的藝術。如金農為鹽商的座上客，黃慎從福建到揚州“資畫以養母”，等等。這樣，就造成了揚州“人文鼎盛”的局麵。江都人薛壽在《學詁齋文集》卷下《讀〈畫舫錄〉書後》中曾自豪地說：

吾鄉素稱沃壤。國朝以來，翠華六幸。江淮繁富，為天下冠。士有負宏才碩學者，不遠千裏百裏，往來於其間。巨商大族，每以賓客爭至為寵榮。兼有師儒之愛才，提倡風雅。以故人文匯萃，甲於他郡。

的確，乾隆時代揚州的經學是舉世無雙的。這不僅僅因為明星並出，如焦循的研究《易經》，黃承吉的研究文字，王念孫父子的研究訓詁，阮元的研究名物製度，汪中的辨明學術源流，都是前無古人，自創新說；而且因為以前的、其他地區的經學研究流於煩瑣，失掉了十七世紀學術思想恢宏活潑的氣象，揚州學者能一破晦澀沉悶的局麵，大膽對倫理方麵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繼皖學戴震之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理學以嚴厲的批判。

文藝方麵，如果要說起康、雍、乾時期與揚州有關的人物，將是一份很長的名單。詩人王士禛、戲劇家洪昇、孔尚任，小說家吳敬梓、沈複等都曾流連維揚，詩酒酬酢。吳敬梓甚至死前幾天與友人酣飲大醉時，還高誦唐張祜的“人生隻合揚州死”的詩句。程晉芳在《哭敏軒》中雲“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就是指此事而言。揚州地區的文士如詩人吳嘉紀、史學家談遷等也是卓犖可觀，一時之雄。清初，大畫家石濤和尚多次來到揚州，從康熙三十二年（1693）起就定居揚州，不懈地進行創作，許多爐火純青之作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8）石濤在揚州病逝，葬於蜀岡平山堂後。石濤的畫意境蒼莽，筆墨恣肆，在奇險中有秀潤之氣，一反仿古舊習。有人說：石濤不到揚州，就無揚州畫派。這是不無道理的。“揚州八怪”[11]正是繼承了石濤以及白陽（陳淳）、青藤（徐渭）的傳統，大膽突破了當時形式主義畫風的束縛，通過詩、書、畫、印的巧妙結合，來抒發思想感情，追求個性解放，表現出強烈的叛逆性，具有清傲的風骨美。

鄭板橋就生長在這樣的時代，生長在這樣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