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侖加入共產黨前後
“我對共產黨知之有多少呢？”王昆侖反問自己
王昆侖告別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異常複雜的。在回歸故裏的車上，發生在石頭城中的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救亡悲劇，在他的腦海屏幕上演個不息，使他不能不從這些主演救亡悲劇的主角的身上問個為什麽？
有頃，王昆侖的思路又閃回到“九一八事變”碎起之後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洶湧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蔣介石麵對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蔣氏當眾說的謊言還回響在耳邊：“三個月內，我們一定會收複失地，如果不收複，我蔣某人就親自上前線堵炮眼！”三個月過去了，蔣氏不僅沒有兌現其聲嘶力竭的上述諾言，反而借機下野，回到溪口做當代的薑太公，利用權謀，遂又變成了高喊抗日的領袖。想到此，王昆侖不得不黯然啃歎：“啊，這就是當代國民黨的領袖喲”
王昆侖想到此時，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蔣介石講完上述那段話後，會場上一位軍校的學生憤然地喊了一聲：“不要言過其實吧！”蔣氏氣得抓起桌上的一個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來的這位學生打了“兩個耳光，狠狠地踢了兩腳，命令他向孫中山總理像三鞠躬”，結果，這個軍校學生當眾被押走後就失蹤了！想到此，王昆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這位軍校學生何罪之有？他隻是說了一句真話啊！
王昆侖是深諳曆史的學者，自然知道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曆史掌故，尤其當他想到曆代帝王誅殺敢於講真話的忠臣之後，他終於明白了：蔣介石不僅是愛聽讒言的當代昏君，而且還是一個不許言亡國的暴君。
由此，王昆侖又想起了憤怒的學生闖進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情景。接著，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當年帶隊上街遊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長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的往事，真是感慨萬千啊！青年的熱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災多難的祖國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侖沒有結論！
王昆侖隨著個人政治地位的升遷，他由“五四”時期的熱血青年變成了新的權貴。換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學生領袖，於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當今學生反對的達官要人。麵對危亡的祖國，看著不願當亡國奴的人民，他無時無刻不在黯然自語：“我不能再沿著這條沉淪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國之路又在什麽地方呢？……”
王昆侖雖然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學的同學和先生卻是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的被北洋軍閥殺害了，有的被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屠殺了，然而他們不僅沒被斬盡殺絕，反而在青年學生中發展壯大起來。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蔣介石認為學生抗日是受了共產黨的宣傳。對此，他經常發出這樣的自伺：“青年學生為什麽會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宣傳抗日救亡又錯在何處？……”
每當說到共產黨，他就條件反射似地想到兩個人：一個曾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一個曾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對於毛氏，王昆侖知之較多，不僅認識其泰山楊昌濟先生，而且還知道毛氏的發妻楊開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圖書館供職的往事。使王昆侖難以理解的是：毛氏為了踐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拋棄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之職，跑到井岡山上當“山大王”，帶著一批泥腳杆子和蔣介石的百萬大軍角逐天下——且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下越來越壯大，這到底都是為了什麽呢？說到周恩來，王昆侖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壽是王昆侖在南開中學的學生，王氏相識已久的鄧穎超是周恩來的革命伴侶，說到周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間的為人和政績，他遠在潮州分校任職的時候就聽說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來為什麽要和蔣介石、國民黨決裂，在南昌舉義呢？又為什麽冒著生命的危險在上海和軍統、中統鬥法呢？王昆侖的結論隻有一個：毛、周是為了在中國踐行共產主義的理想。
由此，王昆侖想到自己為了踐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黨，為了自認為是無限忠誠於孫中山先生的弟子，敢於參加西山會議派反對所謂的國民黨左派。時下，他認為國民黨完了，蔣介石變成了當今的袁世凱，再也肩負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國的工農大眾，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不僅同情或傾向共產黨，而且還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產黨身上，這又是為了什麽呢？接著，他又反問自己：“我對共產黨知之有多少呢？”這時——也隻有這時，他才感到自己對反了近十年的共產黨幾乎是一無所知。為此，他決定回到無錫的第一件事，就是潛心研究共產黨信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
王昆侖回到無錫，再也無心觀賞美麗的太湖，一頭紮進書齋，集中研讀不同文本的馬克思原著，與昔日自己學習的西方哲學著作進行比較。也可能他是學習哲學的，對理論問題有著特殊的愛好，很快他就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吸引，進而所俘獲。在這期間，影響他最大的是兩本書：沈誌遠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接著，他又把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比較，他感到這二者之間有著某種共同的東西。也隻有在這時，他才認識到自己堅持孫中山先生的舊三民主義反對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義是錯誤的。而這種錯誤是他的立場所決定的。多年之後，他檢查自己思想變革的時候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我當時的靈魂深處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樣：“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速狀態。”事實上我之參加革命運動，固然出於一個普通青年的愛國心，痛恨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喪權辱國，內戰不休，人民痛苦，同時也是迫於自己那個沒落官僚的家庭，日益窮困，常靠借貸典當，難以維持生活，想奮起挽救。但一看到共產黨的興起和想到的將來的國家社會是工農大眾起來當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脅而恐懼不安，我的階級本能就無可抑製地暴露出來。
王昆侖在這期間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國民黨轉向最大多數受壓迫的工農大眾。他想到了不畏蔣介石獨裁專政的青年學生，也想到了為了國家興衰戰鬥在東三省的義勇軍，自然也會聯想到被國民黨譏為“朱毛”的紅軍為什麽會成燎原之勢？當他再想到長年仇視的蘇聯……他似乎感到中國不遠的將來“必將是赤旗飄揚的天下！”為此，他的靈魂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同時，他也開始嚴肅地檢討：自己未來該怎麽辦？
王昆侖是一位注重名節的儒風很重的革命家。換言之，是可以為主義而獻身的人——盡管在其改變主義信仰的過程中是異常痛苦的！時下，他的思想開始由三民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轉化，且又不知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的共產黨對自己這樣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卻暗自下定決心，按照他自認為能救國的主義去辦。請看他寫於此時的一篇文章中的兩段話：
可憐的中國人死是沒有死絕的，可是賣國求榮的在賣國求榮，升官發財的在升官發財，打牌跳舞的在打牌跳舞，饑寒待斃的在饑寒待斃，而多少血熱心雄的愛國誌士都受了雙重乃至萬萬重的壓迫在摩拳擦掌嗚咽吞聲，有力不許用。
這世界是分成兩條鴻溝的，一邊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一邊是弱小民族勞苦大眾，是一條無法妥協的你死我活的戰線，所以希望幫我們弱小民族是做夢；希望軍閥官僚、資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夢……
王昆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更希望用自己變化的思想去影響國人，並借以實現救亡圖存的愛國之誌。用他的話說：像孫中山先生那樣做些喚起民眾的工作。為此，他想到了辦報。
那時辦報，第一個條件是要找到誌同道合的辦報人。為此，他通過當年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曾在他父親王心如先生做無錫稅務所長時的科長王雨嶽等人，找到無錫《青蛙話劇社》的成員孫翔鳳以及許廣沂、華方增、諸祖蔭等青年，初次見麵，“大家都很坦率和熱情，一席話談得很投機。此後，我們就成為姚寶巷王（昆侖）家的常客”。據當事人回憶：“那時談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後東北淪陷，蔣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憤慨，也對國家前途深切擔優。此外則上下古今，東西南北，無所不談。昆侖很健談，常談得忘了時間。好客的主人經常留飯，以繼續縱談。”
另外，王昆侖家有架無線電收音機，在那時還是罕見之物，它能收聽上海、南京廣播的當天戰事新聞。已經成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經常去收聽。在王昆侖的引導下，大家逐漸認識到：“這些消息倘能公諸於眾，是無錫社會需要的。”在此基礎上，“有人提議利用這些消息印發報紙，以供社會需要”。經過多次議論，遂商定辦一張新型的報紙。
報名是報紙內容最直觀的體現，關於王昆侖等人為這張新型報紙起名還有一番經過：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稱，都不能得到一致讚成。最後推定昆侖、方增和我（孫翔鳳）三人，先擬一個報名，讓大家討論。我們三人在研究時，方增提出《人報》的名字。昆侖說：法國有個《巴黎人道報》，是法國共產黨機關報，我們可以稱《無錫人報》。方增不同意，認為《無錫人報》局限性太大，不如單用《人報》，雖簡單而含義廣泛深遠，可以說：我們要爭取“人的權利”，“要維護人的尊嚴”等等。我（孫翔鳳）讚成方增的意見。於是昆侖也同意以《人報》為名。交大家討論，並得到通過。
這就是《人報）報名的由來。通過上述討論，讀者不難看出：王昆侖的思想已經傾向共產黨，而其他（人報）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義者。但是，王昆侖為團結更多的青年共同奮鬥，他並沒堅持自己的觀點。
辦報的第二個條件——或許是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經費。當時，團結在王昆侖周圍的青年人多為自食其力者，誰也拿不出一筆錢來創辦報紙。再者，辦這樣一份新型的（人報）不僅得不到資本家支持，而且在相當一個長的時間內是要賠錢的。怎麽辦？王昆侖答應每月籌措《人報》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當大家一致推選他出任《人報》的社長時，他卻不願公開擔任。為便利工作，他又舉薦曾做過縣長的表兄龔念幼擔任《人報》的社長。
說到《人報》的宗旨，該報留下了一份極有價值的《人報》開幕宣言，它不僅反映了《人報》同仁的思想基礎，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侖此時此刻的精神風貌，故摘錄其中一段：
何以報社會之育養？ 當為社會爭言論出版自由。立國之本，在於民意；民意不張，國乃滅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惡；朝野絡亂，尋召外侮。中國今日之要圖，在去專政之餘毒，得情偽之相通，然後同異皆盡，舉國可一。除喝語之苛禁，揚民治之精神，然後與情所裁，庶政漸清。辟訓政之喧奪，還主人之固有，然後敵汽同仇，外侮共禦。人報敬以至誠表白於讀者：凡所致力，一以發揚民意為職誌，不受政治之壓力，不諱言民間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為宣傳所蔽，轉以蔽民視聽；不為利害所肴，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紙為民喉舌。
為了以壯（人報）出世的聲勢，王昆侖和（人報）同仁還寫了一首《人報社社歌》，一度曾唱遍無錫大街小巷，響徹太湖的上空。為存史留芳，恭錄如下：
前進，前進，努力前進，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要本著天賦的權能，為著社會，為著人們。我們要負起我們的責任，我們要負起偉大的使命，我們要做黑暗的明燈，我們要做迷途的南針，警示著社會，指示著人們該走的前程。
我們憑著熱血，憑著赤心，從黑暗裏去建設光明。前進，前進，努力前進！我們要負起責任，我們要負起使命，因為我們是一個人。
王昆侖不僅充任《人報》的精神和物質的強大的後盾，而且還化名為《人報》寫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諸於眾，並以此影響、啟迪並服務於故鄉的人民。其中（問無錫青年）、《朝鮮的光榮與中國的恥辱》等文影響較大。他大聲疾呼：“敵兵在我們的鄰境，炮艦布滿了沿江，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不定哪一天被敵人占領了我們的田廬，殘殺了我們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敵人暗中拍賣了我們的家園。我們應該怎麽辦？”
王昆侖在故裏蟄居期間，除去公開創辦（人報）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想從哲學的視覺認識中國共產黨，剖析中國革命，認清自己今後奮鬥的方向。對於一個有理論素養的革命家來說，他絕不會輕易拋棄自己的信仰，更不會隨意地接受一種理論。因此，這對王昆侖來說，閉門讀書不如說是麵壁思過，其靈魂深處發生變革必定是異常痛苦的！
但是，王昆侖曆經近十個月的讀書思過的修身，終於在馬克思主義之火的鍛冶下，拋棄了過去矢誌信仰的理論以及追求的所謂革命理想。他初步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比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為高明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比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方向的國民黨好呢？王昆侖沒有——也不可能在這時得出結論。他的直觀印象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受窮苦的老百姓歡迎，並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號；而昔日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業已變成新軍閥蔣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王昆侖或許是一位激進的愛國主義者，也或許是對國民黨太失望的結果，他在這時萌生了這樣的念頭：隻要中國共產黨真心抗日就跟著共產黨走！
提到共產黨，王昆侖自然知道恩師李大釗等人的下場，他也不會忘記蔣介石自“四二二”大屠殺以來，有多少共產黨人死於蔣記國民黨的槍下。另外，他作為國民黨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領袖人物如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叛變，給共產黨——尤其是上海地下共產黨所帶來的損失。而像他這樣一個曾是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分子，並積極讚成分共的國民黨上層的新貴，突然轉向共產黨，暫且不說需要多少勇氣和冒何等的危險，就說共產黨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行為呢？他再次陷入極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侖曆經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思想鬥爭，遂毅然作出決定：為了危亡的祖國，為了苦難的中華民族，放棄個人的榮辱，本著朝聞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遺訓，向共產黨靠攏。
俗話說得好：燒香要找對廟門。王昆侖決定從國民黨這座大廟中走出，隻身且又要秘密地加入共產黨，這座新廟的大門在什麽方向？誰又能把自己領進這座新的廟中？王昆侖百思不得結論。但是他清楚，在無錫找不到共產黨。要想找到能介紹自己這樣的人加入共產黨，隻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當王昆侖欲要告別故鄉之際，已經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派人送來了委任書：
委任王昆侖同誌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王昆侖接此委任狀並無欣喜之感，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堅力量，太子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自己當立法委員是順理成章的事。他為了盡快找到共產黨，遂借此打點行囊告別無錫，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他對國民黨完全失去了信‘叭在南京，通過左恭、盧濤，他終於找到了共產黨
王昆侖雖然蟄居故鄉一邊潛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述，一邊和鄉裏青年知識分子辦《人報》，但他所關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危亡。換言之，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又踐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後，很快又從孫科等決策者的口中獲悉了如下觸目驚心的事實：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夕，他曾於是年8月16日收到蔣介石發給他一通“銑電”，內容大意謂：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勿逞一時之潰，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王昆侖細研這通“銑電”內容，他下意識地想到了秦檜假宋王之手給嶽飛下達十二道金牌的曆史掌故：失土之責，嶽飛難辭其咎；賣國之罪，大漢奸秦檜一人擔承。時下，張學良背著失土、賣國的兩項罵名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充其量做了當代的嶽飛，而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銑電”，與秦檜發給嶽飛金牌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蔣介石就是當代的秦檜。換言之，張學良應負失東三省之職，而漢奸的罪名應由蔣介石來承擔！
為此，王昆侖越發地痛恨蔣介石。
王昆侖是博古通今的學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會由嶽飛的悲劇結局想到張學良的政治命運。由此，他又聯想到張學良於1932年8月8日“電國府軍委會行政院請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一事。經調查，果真是蔣介石為自己重新出山——要張學良承當丟失東三省罪責之舉。為此，王昆侖又很自然地黯然問道：“張學良何時真的變成今日的嶽飛呢？蔣介石何時公然打出賣國的招牌呢？”
王昆侖回到南京不久，蔣介石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製造輿論，於12月15日召開了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並寫入第四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中：
檢查其難易之故，症結所在，知庶政之推行，禦侮之策進，哥賴乎民生繁榮，地方綏定。以我國民性之誠樸，土地之豐饒，生聚教訓，宜有可觀。乃因赤匪奔突，村邑為墟，腹地既殘，藩籬不治，遂安內攘外，兼顧兩難。……苟循已成之軌，邁進不息，必能收肅清餘孽之功。
王昆侖知道“安內攘外”一詞，源於甘做兒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目的——或曰結果必定是當日本人的兒皇帝——而六年之後的汪精衛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必然結果。王昆侖再閱此宣言：“大會開會之日，值剿赤告捷之時，匪區善後，亦已開始進行。”換言之，我蔣某人不是不抗日，是因為有赤匪在作亂；我蔣某人何時抗日呢？等我消滅了赤匪之後。結果，日本必然在蔣介石剿所謂赤匪的過程中大舉進攻我中國。到那時，中國必將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之下亡於日本。
國情的發展，不幸被王昆侖所言中。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閉幕剛好半個月——1933年1月6日，日本軍隊進攻山海關，遂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大幕。由於蔣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進行所謂“剿匪”，再加之張學良防禦長城一線的東北軍戰鬥力極差等原因，致使中外關注的長城抗戰不足兩個月——3月4日以承德淪陷敵手為標誌而告負！結果，張學良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羊。雖未像嶽飛那樣壯烈犧牲，但也背著曆史的罵名下野，到異國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蔣介石委派親日大將何應欽等人進駐北平，未來華北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這半壁江山即將淪落敵手之際，王昆侖對業己為之奮鬥整整十年的國民黨完全失去了信心！換言之，中國必將亡於蔣記國民黨之手！與此同時，他橫下了一條心，為尋求新的救國之路，在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
南京是蔣家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軍警憲特——尤其是中統和軍統這兩大特務組織係統密布各地，就像是無形的眼睛在時時盯著反對蔣介石的所有對手。王昆侖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像他這樣和蔣介石唱過多年對台戲——而且時下仍屬於太子派的骨幹分子，早已上了中統、軍統監視的黑名冊，即使不和共產黨有政治關係，也難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鐵幕之中像瞎子一樣尋找共產黨，其政治風險是何等的大啊！
誠如前文所說，王昆侖是一位重視名節的革命家。他一旦選定了人生的目標、革命的方向，他就會為之前驅，這也就是中國傳統的訓導：舍生取義。因此，王昆侖為了國家的興亡，甘願做一名有責的匹夫。時下，他已經不是帶頭上街遊行的熱血青年了，他出於諸多方麵的考慮，細心地分析周圍的國民黨要人，認真地選擇誰有可能是共產黨——或間接認識共產黨？最後，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係湖南人，一直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據王昆侖回憶，早在胡漢民供職南京時期，他就和左恭相識。王此次由故鄉無錫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員，左恭在其湖南同鄉蕭同茲（時任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通訊社社長）手下任職。由於王同蕭穩熟，遂又由蕭的原因和左恭時相過從。多年之後、王昆侖對這時左恭的評價是：“左恭和其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人作風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謹慎，不多表示，還認識一些人，也反對，反對黃埔係這樣，就交往多了起來。”
有一次王昆侖問左恭：“你還和些什麽人可說話？”
左恭沒有正麵回答，沉吟片刻反問道：“請問，你常和什麽人來往？”
“孫科院長。”
“還有呢？”
“於右任，於胡子。”
“還有嗎？”
“有！”王昆侖自然清楚左恭問話的本意，想了想，答說，“都是一些對國民黨失望的人。”
又經過一段交往，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謹慎。”
他用商量的口吻說：“我倒認識幾個人，可以和他們見見麵。”
或許是王昆侖過分急切想找到共產黨的原因，也或許他心中認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產黨，他直奔主題地問道：“他們是不是共產黨？”
多年之後，王昆侖回憶說：他問過上邊這句話後，左恭嚇得忙說：“暖，暖……不是，不是……”
但是，左恭還是向王昆侖介紹了兩個人。對此，王昆侖做了如下的回憶：
談話時，左恭不在。我搬到無錫同鄉會，他的樣子還記得，是個年輕人，來到蕭同茲客廳，輕輕地談。我說：
“我的朋友，真能談心約沒有。”
“談什麽？”
“談政治主張。”
“這麽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眾運動認識了些共產黨，有的諒解，有的不諒解。”
“你想見共產黨嗎？”
“能合作嗎？”
“你可得負責。當然，他不一定是共產黨，你可以大膽說話就是了。不能告訴人。”
王昆侖自然明白“不能告訴人”這句話的分量，遂點了點頭。事後，王昆侖知道：“這兩個人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認識左寨、蕭同茲，但平時不來往。”經雙方商定，王昆侖又和這兩個年輕人談了一次。開始，王昆侖向這兩個年輕人“說了很多蔣介石的事”。接著，王昆侖間道：“你們不也是中央黨部的嗎？”
兩個年輕人沒有準備，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他們不願多說。”王昆侖為了讓這兩個年輕人放心，大膽地說：“我是個老國民黨員，很不滿國民黨的現行政策。”
接著，王昆侖開懷暢談了自己對國民黨的認識過程，以及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不滿。
其中一個年輕人問道：“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員啊！你怎麽能這麽說呢？”
王昆侖經過這兩次談話，認定這兩個年輕人是共產黨。同時，他也斷定左恭是共產黨。因此，他向這兩個年輕人**了自己對國民黨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國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黨員。經過他自己和王昆侖的交往，以及兩位年輕的中共黨員的談話，知道這時王昆侖的思想異常苦悶，急切想找到一條新的救國之路，遂向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盧誌英同誌做了報告。
盧誌英，又名盧宗江、盧濤、盧育生，山東昌邑人氏。他早年從軍，在奉係部隊中供職，後又脫離奉軍南下，在鄭州結識續範亭將軍，以及中共打入西北軍中的黨員南漢衰、劉仲華等人，並於1925年由劉仲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前後，他一直在西北軍中供職，馮玉祥清共之後，他因策劃士兵起義被捕，後在成為妻子的張育民的幫助下越獄，相偕逃到北平，以北京大學旁聽生的身份做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市委書記李雲生被捕犧牲。黨中央經過研究，決定調盧誌英同誌來南京，出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他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這時的蔣介石政權在政治上處於相對穩定時期，我黨在它的政治、軍事中心，不宜再搞那些脫離實際的群眾運動或武裝暴動，而應當整頓黨的各級組織，埋頭苦幹，把黨的力量楔入敵人的心髒，獲取情報；同時，從敵人內部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以孤立蔣介石。”恰在這時，左恭向他報告了王昆侖的情況，經過填密研究——並報請有關部門的批準，遂決定親自做王昆侖的工作。
盧濤和王昆侖接頭時用的名字叫王世昌。由於他們都是屬於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談話的內容可謂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裏，將古比今，感慨係之。在他們接觸兩三次以後，就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
一次，王昆侖當麵直言：“你看國民黨怎麽樣？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沒有這麽快。”接著，盧濤比較全麵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形勢後，十分鄭重地說，“蔣介石先是總司令，後是委員長，建立政權後，矛盾一一暴露出來，並在不斷發展，即使垮台，也還要一段時間。”
王昆侖認為盧濤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進而說明：“蔣介石排斥異己，不得人心；國民黨爾虞我詐，矛盾重重，派係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
對此，盧濤再次全麵地分析了蔣介石政權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麵對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後又說了這樣一句話：
“國民黨的最終失敗是必然的，但它目前還不會馬上垮台。這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派係的共同利益暫時掩蓋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還必須做長期的艱苦的工作。”
王昆侖折服於盧濤的政治見解，遂微微地點了點頭，或許是他太痛恨蔣介石的獨裁政權了，他坦言問道：“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麽嗎？”
“你把所知道的國民黨各派情況講給我們聽。”
王昆侖鄭重地點了點頭。沉吟良頃，又嚴肅地問道：“我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嗎？”
盧濤早就想到了王昆侖會提出這個問題，因此，他也很坦誠地答說：“我一個人不行，上海還有一個人，他現在在上海。”
王昆侖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這樣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盧濤一個人是不行的。但是，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在和盧濤每次見麵的時候，他總是要鄭重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情。據王昆侖多年後的回憶，在這段和盧濤交往中，主要向盧濤講了國民黨各派的情況，並做了如下的回憶：“孫科是中山先生的兒子，對蔣介石不服。”
“還有呢？”盧濤問道。
“於右任，一度被稱為國民黨左派。這個老先生，話到嘴邊，就不多說了！”
與此同時，王昆侖還講了他所熟悉的國民黨右派元老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內部各派係的劃分、成分、主要領導成員等等。盧濤聽了這些情況之後，主要指示王昆侖做孫科的工作，並把有關人員弄進立法院。王昆侖遵命把左恭等人拉進立法院。他們之間不得發生政治關係，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
有一次，王昆侖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問了這樣一句話：“我什麽時候入黨啊？像我這樣的人，到底能不能入黨啊？”
盧濤隻淡淡地說了句“考慮考慮”。
事後，盧濤向王世英同誌全麵介紹了王昆侖的情況，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決定：同意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關於王昆侖履行入黨手續的情況，事後他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我住在無錫同鄉會，盧濤談了我的入黨問題，有意讓我去上海。我想起了當年孫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國民黨之後，是要履行手續的。因此，我問道：“填表？”
“用不著，請你做點精神準備。”
在談到履行入黨手續的地方，王昆侖認為辦公室最為安全。因此提出：“在辦公室裏怎麽樣？”盧濤同意了，並說：“咱們現在開始。”
盧濤拿個小本。“你是哪兒人啊？ 叫什麽名字？什麽出身？……”盧濤輕輕地問。他為了讓王昆侖放心，請王昆侖看他的本子上沒有寫字……接著宣誓。
盧濤站在旁邊，舉起右手，說道：“想什麽，不要說。”
王昆侖也舉起手，默念著誓詞。宣誓結束之後，盧濤和王昆侖緊緊握手。盧濤小聲地說了這句話：“黨需要你！”
王昆侖在晚年回憶起這一激動的時刻，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一生不會忘記，這是1933年……”
創辦南京讀書會，宣傳抗日；為在白區開展黨的工作，在上海建立王公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為黨搞到了十多本出國護照
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根據黨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為了確保在國民黨中樞機關得到黨所需要的情報——並能保證他的真實的政治身份不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偵知，他依然以國民黨右派的政治麵貌出現。為此，他表麵上不僅繼續和他撚熟的右派元老時相過從，而且還和各地方實力派——尤其是派駐首都的代表頻頻交往。在這期間，他繼續和原西北軍的領袖人物馮玉祥將軍及其原屬下宋哲元、韓複集、秦德純等高級將領保持來往，借以獲悉在華北的抗日的動向。同時，他為了策應中央紅軍粉碎蔣介石發動的軍事“圍剿”，有意識地和各地的軍事實力派人物交往，根據不同的情況，有的暢談抗日救亡，有的策動反蔣。其中川係軍閥劉湘、劉文輝，滇係龍雲、盧漢，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粵係張發奎、陳銘樞等人交往最多。另外，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和高喊抗日救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濟深、蔡廷錯等也開始發生關係。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不僅向黨中央提供了國民黨上層方方麵麵的軍政情報，為黨中央一些政治決策提供了依據，而且對這些地方軍事實力派領袖人物的思想轉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昆侖在一般的國民黨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進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棄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會引起懷疑。為此，他一方麵為了應付國民黨——主要是特務的視聽，一方麵又想影響、團結更多的年輕人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他請示黨組織並得到了同意，決定創辦南京讀書會。由於參加讀書會的人較多，且距今天的時間也較為久遠，當事人的回憶出入很大。現摘錄孫曉村的有關回憶如下：
1933年，我從上海到南京，在南京的無錫同鄉會訪問王昆侖和他的妹妹王楓，討論決定再吸收幾個人組成一個讀書會。於是由王昆侖、孫曉村、曹孟君、胡濟邦、王楓、勾適生組成讀書會。會址設在成賢街無錫同鄉會王昆侖的宿舍裏，定期開會。當年有了發展，先後有吳茂蓀、汪季琦、顧清侶、張錫昌、秦柳方、袁軼群、薛寧人、孫克定、華應申、荻超白等人參加。到1935年夏末前又增加了薛葆鼎、汪德彰、季洪等人。
南京讀書會成立之初，主要是結合時事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了沈誌遠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李達譯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時辜分析主要由王昆侖和我主持。王昆侖著重在分析敵情、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陰謀和內部矛盾；我則定期去上海帶回對於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當時開展過一些活動，如由吳茂蓀出麵，在新民報上辦了《時代認識》，共出了十幾期，對南京的知識分子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據筆者分析，王昆侖的回憶是可信的。其一，王昆侖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知道恩師李大釗曾在北京大學建立過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其會員多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黨員，他以此效仿是可能的；其二，南京讀書會所讀的主要書類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南京讀書會所起的曆史作用，是不能與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相比的。但是，它在特定的環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對此，孫曉村同誌作了如下評論：
南京讀書會在國民黨統治的政治中心南京進行了兩年的活動，主要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傳播黨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方針，瓦解反動派的部分力量，團結影響一些人壯大革命的力量。利用反動派內部的矛盾，為我黨做了一些工作，並為南京救國會的成立莫定了基礎。
王昆侖為了擴大讀書會的影響，請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的妹妹王楓介紹更多的進步青年參加。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利用節假日搞郊遊和爬山活動，打出的口號也是冠冕堂皇的：為準備救亡抗日進行軍訓和健身。實質上呢、他則是利用這樣的機會向進步青年宣講國內國外的政治形勢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昆侖的言行雖然沒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重視。在這期間，蔣記國民黨為確保“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執行，在其統治區——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了，很多黨的優秀幹部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為了王昆侖的安全，也為了保證黨的白區工作能正常運行，盧濤和王世英專門和王昆侖談了一次話：“為了便於工作，我希望你經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我們來南京見你。”王世英開門見山地說。
“可以，”王昆侖沉吟片刻，又問道，“我們在上海什麽地方見麵？安全問題有無保證？”
“你可否在上海搞個小公館？最好把你在無錫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盧濤似有準備地說。
對此，王昆侖早有此想法，但並不是為了方便黨的工作。誠如前文所述，範映霞在無錫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長者、同輩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幾乎到了再也無法共處的地步了！每次王昆侖由南京回無錫小住，不僅享受不到一點天倫之樂，而且必然要和妻子範映霞大吵大問，搞得他上無法當孝子，下不能對兄妹。再者，範映霞又生了一個既乖又漂亮的女兒，幾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昆侖掌上的明珠。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昆侖回無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關照大女兒金陵讀書，和牙牙學語的小女兒玩耍。他為了根本解決範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時又能經常見到兩個可愛的女兒，曾幾次動議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黨組織出於工作的需要，希望他這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學著其他達官顯貴的樣兒海建公館，因此，他當即答說：“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館，到時我再通知你們地址。”
這就是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的由來。
接著，王世英和盧濤又突然要求王昆侖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兩地廣泛地交女朋友。當時，王昆侖的直感是：國民黨上層的官僚、政客為顯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學著西方人的樣兒和女士、小姐廝混，自己不應獨善其身，而應同流合汙，目的是便於為黨更好地工作。因此，欣然應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盧濤還給他介紹了一些女中豪傑，如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時為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嬰，以及和國民黨上層有著各種關係的胡濟邦等。到這時，他又感到黨組織有意讓他關注婦女工作。所以他當即說道：“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優秀的。我願幫助她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昆侖所料的是，盧濤和王世英都讚成他和曹孟君加強聯係。這時，他雖然尚未和曹孟君發生後來的愛情關係，但他憑借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產黨。之後，王昆侖果真和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廣為交往，並利用妹妹王楓、王素的關係，和不少進步青年女性也加強了來往。關於他在南京、上海從事婦女運動的作用，當時在女性領袖人物中有這樣一句戲言：“我們是在從事婦女運動，而王昆侖是在運動我們婦女。”
王昆侖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建立了王公館，並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從故鄉無錫接到上海，成為王公館常住的主人。王昆侖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孫科以及其他派係的工作，有意了解國民黨上層的動態。每隔兩個星期，王昆侖自南京來上海和家人團聚，借此向中央局有關接頭人匯報所掌握的重要情報。在這期間，和王昆侖有過情報或其他交往的地下黨員很多，但大多數是心照不宣。如已經成為著名電影演員——並是海上聞人杜月笙入室弟子——但業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金山，即屬於心照不宣類型的。像盧濤、王世英以及潘漢年等則屬於王昆侖的直接領導或指定接頭人。有關王昆侖在這期間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他的另外一個接頭人曹亮同誌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時，在田漢同誌家中見到王素，以後又認識了王素的大哥王昆侖。他當時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但談吐之間使我覺得不像一般的國民黨人，經常流露出對我黨進行活動的理解與支持。我向潘漢年同誌匯報了這個情況，並詢問王昆侖的政治背景。潘漢年同誌說，王昆侖是我們的人，是黨員。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層，並跟反蔣的軍界人士如桂係，劉湘、韓複架、石友三等有來往。以後，潘漢年同誌正式給我任務——與王昆侖接頭，聽取他的報告，並布置一定任務。這一段期間，王昆侖經常往返南京、上海，幾乎每兩周一次，在陝西路長安飯店與我見麵，他向我談到的國民黨內部政情動態，對我黨大有傅益，因此我每次都寫成報告交給“老太爺”。（作者注：老太爺不確。在黨內指向忠發，而向遠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變，並於24日被國民黨槍殺。此處應是“小開”。小開是潘漢年的代號。）
是年秋天，王昆侖由南京到達上海，在長安飯店等候他的是盧濤，他向盧匯報完南京的情報之後，盧嚴肅地說道：“昆侖同誌，我們有幾個同誌要出去，是來自浙江、江蘇各地的，先繞道去北方天津、大連等地，然後再出去。你有辦法搞到出去的護照嗎？”
王昆侖清楚所謂出去就是出國，否則是不需要護照的。而此時中共出國的地方又一定是蘇聯。那時的中國人去蘇聯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這一行動就有可能被戴上親蘇的帽子。自然，什麽樣的中國人才親蘇呢？不用問，十之八九是中國共產黨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為辦去蘇聯的出國護照而被捕、坐牢。時下，中共上層人士多數都上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如按正常手續辦出國護照，恰好為特務機關提供了逮捕的線索，因此這條路是絕對不能走的！但是，沒有蓋有國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護照，想去蘇聯唯有偷越國境一途。在那時，無論是走日本侵略者統治下的東北，還是西出新疆，都是極其危險的。。怎麽辦？隻有從國民政府外交部護照科中偷護照，填上假的身份，貼上經過化裝的出國人的照片，再蓋上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確保出國人員的安全。辦這種事——偷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護照，也隻有王昆侖這樣有身份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才有可能。但王昆侖卻從未幹過和偷字有關的事，因而他聽後一怔，沒有立即回答。
“有困難嗎？”盧濤有些焦慮地但聲音卻很小地問。
“讓我想想看。”王昆侖答說。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辦到！”
“幾天內要我辦到？”
“越快越好！”
王昆侖沒有說些什麽，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王昆侖當聽說要他偷護照的那一刹那，他就想到了上邊說到的那位胡濟邦女士。胡和王昆侖——尤其是和王的兩個妹妹等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間，王昆侖曾利用職權幫過她的忙。舉例說，國民政府外交部有一肥缺，胡濟邦很想撈到手，但她沒有大學文憑，不符合條件。為此，她找到王昆侖幫忙。王利用權力和關係，為她弄到了一紙大學文憑，使她得以順利地進入外交部；再如，胡當時不是國民黨黨員，一是在外交部工作不受信任，再是出了事沒有政治保護傘。根據國民黨黨章規定：有兩個中央執行委員介紹，就可以成為特別黨員。為此，王昆侖請覃振等元老為胡當介紹人，使胡很快成為國民黨的特別黨員。又經王的幫忙，時下，胡在外交部護照司任科長，由她幫辦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像這樣機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說呢？胡萬一不辦又會發生什麽情況？這的確需要王昆侖做各種探試。
王昆侖真是大喜過望！沒有想到如此輕易地搞到了出國護照。據當事人胡濟邦回憶，她先後幫王昆侖從國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護照。建國以後，周恩來談到此事，還當麵表揚王昆侖：“多虧了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此乃後話。
搞到護照很難，但是把護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並交到有關人士的手裏，則更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也就是在這前後，內線的同誌獲悉：軍統頭子戴笠已經把王昆侖列入了黑名單，並委派監視宋慶齡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車上發生意外，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為此，胡濟邦扮做王昆侖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廂，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車抵上海火車站以後，王昆侖把胡濟邦安排住在東方飯店，自己帶著護照住在青年會，安全地把護照交到了接頭人的手裏。對此，王昆侖和胡濟邦都很滿意，一直認為用假扮夫妻的手段，瞞過了監視王的軍統特務沈醉。
多年之後，沈醉回憶說：王昆侖和胡濟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們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的周圍，窺探和王來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昆侖和胡濟邦沒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為名做結，並給戴笠打電話做了報告。
不久，王昆侖在南京獲悉：蔣介石為落實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從全國調集大軍，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並從納粹德國請來了以塞克特將軍為首的軍事代表團，製訂了全新的戰略計劃，揚言要**平中央蘇區，把紅軍完全消滅在紅色根據地中！他深感情況緊急，立即通過關係約見主持南京工作的盧濤同誌。出他所料的是，盧濤於日前去了上海，並給交通員留下話：“有急事可來上海找我。”
王昆侖聽後一怔，幾乎是本能地發出這樣的自間：“盧濤同誌為什麽突然要去上海呢？……”
盧濤同誌此次東下上海，是奉中央局軍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有關。簡而言之，正當上海中央局密切關注敵人動向，迫切需要得到有關第五次軍事“圍剿”情報之際，早已和我建立關係的老同盟會員莫雄將軍找到了接頭人，告之蔣介石已經委任他擔任江西第四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他請求地下黨為他配備得力的幹部。中央局經過填密研究，決定派有軍事指揮才幹的盧濤同誌出任莫雄的參謀長。同時，還要求盧濤同誌盡快搞到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全部作戰計劃。因此，他懷著依依之情對王昆侖說：“我要去那邊一段時間，今後你就直接和世英同誌聯係。”
對於王昆侖這特殊的心情，盧濤是完全了解的，但是，王昆侖在什麽地方工作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 自然是潛伏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決策層中。因此，他很坦率地對王昆侖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去蘇區，還是留在南京，這要權衡對革命的實際利益來決定，你去中央蘇區，隻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卻可以發揮很多人無法起的作用。共產黨在群眾運動中可以喚起幹軍萬馬，但要在南京城裏為黨培養個‘國民黨立法委員’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難得培養出一個來。黨希望你長期從國民黨內部來反對反動的國民黨，反獨夫民賊，為中國革命作出特殊的貢獻。”
王昆侖告別了盧濤同誌之後，遂又約見時任中央局軍委負責人王世英同誌。王世英聽了王昆侖的匯報之後，有些沉重地說：“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過，又曾出任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軍界一定有不少關係，能不能在最短時期內，搞到一份‘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計劃？”
王昆侖沒有說些什麽，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為了便於開展情報工作，胡濟邦還打進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家中任家庭教師。由於胡長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維一家喜歡。加之胡又是經國民黨元老覃振等介紹入黨的特別黨員，從政治上不僅不加防範，而且有時還和胡談論一些黨國大事。因此，王昆侖認為交由胡濟邦完成偷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計劃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務。
胡濟邦接受任務不久，俞大維奉命上廬山開會，兩天後又返回南京，並洋洋得意地告訴胡濟邦：“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了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匪的戰略計劃，我看啊，活躍在湘鄂贛一帶的紅匪就真的成了秋後的螞炸’戶”
由此，胡濟邦知道了俞大維上廬山開會的內容。按常規，兵工署長是一定知道戰略計劃、兵力部署的，否則他無法向各部提供軍火。為此，她尋機找到了俞大維自廬山帶回的全部軍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機進行了拍照。然後，她和王昆侖又扮做夫妻東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膠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裏。王世英緊緊握住王昆侖的手，十分激動地說：“你們為黨立了大功！”
國共較量的長期性，迫使他安下心來，為黨長期工作；他成了中統、軍統特務的眼中釘
王昆侖既然去中央蘇區無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為黨從事既秘密又特殊的工作。但是，國難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國大勢卻令他憂愁，使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
“我如何報效危亡中的祖國呢？”
在王昆侖入黨之前後，馮玉祥將軍和方振武、吉鴻昌等原西北軍高級將領在張家口建立了察綏抗日同盟軍，在長城一線舉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軍收複失地的勝利消息，不僅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給王昆侖帶來勝利的希望。為此，他曾親自出馬，遊說他所認識的原西北軍中的高級將領放棄私見，支持馮玉祥將軍領導的抗日同盟軍，同心同德地抗禦日寇入侵華北。但是，這文未經蔣介石批準的抗日隊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蔣介石釜底抽薪——進而下令強追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繼續堅持在長城一線抗日的吉鴻昌、方振武等將軍被宣布為罪人，並明文下令通緝。對此，王昆侖多次公然大罵：“抗日有罪，賣國立功，這是什麽道理？！
長城一線的抗日同盟軍剛剛被蔣介石取締不久，蔣介石又調集百萬大軍，采取“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新戰略，向中央蘇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第五次軍事“圍剿”。這不僅激怒了全國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不滿和異動。就在蔣介石宣布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軍事“圍剿”月餘——11月20日，原在上海堅持淞滬抗戰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錯、蔣光繃等和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舉義反蔣，並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又給王昆侖帶來了一線希望！這時的王昆侖如若不是肩負著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繞道福州，加入到反蔣的行列中去！從北方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到南方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侖更加堅信：“蔣介石多行不義必自斃！”
但是，王昆侖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揚幾天，由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內部不和，對蔣介石的進攻處置不當，加之當時的中共中央執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未予應有的支援，致使史稱的“福建事變”失敗。這對王昆侖的打擊是很大的。因為他企望靠兵變推翻蔣介石政權變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認識到國共兩黨的較量是長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並做好了長期潛伏的準備。
王昆侖由於社會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麵領導上述活動，而是通過讀書會的骨幹成員去組織。這就得罪了熱心“剿共”的蔣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組織的眼中釘。不久，讀書會的骨幹成員——和讀書會有關的進步青年共計九人突然失蹤，他們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鍾潛九、孫克定、華應申、潘斌（潘漢年的弟弟）、黃順智、陶方古、吳文山。不久，就獲悉這九人已關進蔣記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動的組織者，同時也是讀書會的骨幹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加之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獄中聲稱愛國無罪，如不釋放就死在獄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個聲援這九位被捕青年的愛國運動。王昆侖的妹妹王楓和這九位被捕青年過從甚密，關係又好，第一個找到哥哥王昆侖說明情況，並懇請出麵營救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侖雖然是立法委員，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就去保釋被捕的人員，更何況被捕人員是政治問題——且又多達九人之眾！為此，他分析了這九位青年的社會背景，遂決定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營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東是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昆侖就設法通知汪東，請他出麵保釋弟弟汪季琦，如有為難處，他從旁相助；再如華應申，他是無錫人，王昆侖就請老鄉長——同時又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出麵做保；由此類推，他又通過張繼、覃振等國民黨元老出麵做保，全部保釋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學生。
與此同時，王昆侖清楚地知道，這九位青年學生多是無錫會館的常客，而他自己則又是被捕青年來無錫會館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務關照的中心人物，隻是時機未到，他還能在幕後主持保釋這些青年的工作。他曆經深思熟慮，並征得黨組織的同意，決定從無錫會館搬出。
在此期間，王昆侖還曾參預過營救陳賡、廖承誌以及國際友人牛蘭夫婦的工作，遺憾的是隨著日月的流逝、當事人的先後仙逝，自然還有保密等原因，致使這些富有戲劇情節的事件成了難以破譯的謎底。
與此同時，蔣介石坐鎮南昌，親自指揮百萬大軍“圍剿”中央蘇區，天天把所謂的勝利戰報披露報端，製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就要覆滅的輿論。是年6月，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係統傾巢出動，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舉破壞了設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蘇省委，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六人先後被捕。其中李竹聲自首叛變，並交出黨的工作用費十萬元向敵人買命。是年10月，敵人又根據李竹聲提供的線索，又先後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變，敵人又根據盛提供的線索搜查了中央局機關，大量的機密文件落入敵手，又為來年2月再次破壞我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提供了線索。簡而言之，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部被敵人破壞了！
王昆侖作為潛伏在國民黨中樞機關的特殊黨員，他很快就獲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黨組織遭破壞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單線聯係的同誌如王世英、曹亮、胡濟邦等被捕——甚至進而自首叛變，他這位立法委員隨時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過著抑鬱憤慈且又提心吊膽的日子，真可謂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許是又應了禍不單行這句老話，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壞不久，中央紅軍未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軍事“圍剿”，退出中央蘇區，開始了被毛澤東同誌稱之為“叫花子打狗——邊走邊打”的長征。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央局數度被敵人破壞，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係，散落在各處的地下黨員隻好各自為戰，憑著黨性在為苦難的祖國工作。王昆侖在這極度艱苦的環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黨員休戚與共，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時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侖畢竟是一位把信仰視為生命的政治家，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長征西去的紅軍命運，因為他知道這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另外，他還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產國際恢複聯係，唯有如此，中國革命才會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漢年和陳雲相繼自長征路上回到上海，繞道去蘇聯。據史記述，潘漢年到達上海之後，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並通過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同時還請他幫助潘漢年辦了去蘇聯的護照。就常理而言，潘漢年留滬期間，有可能和王昆侖相見。即使未曾謀麵，潘漢年請弟弟辦的出國護照，也隻應是通過王昆侖這條渠道從外交部偷來的。遺憾的是，詳細的內情隨著當事人的仙逝永遠地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