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侖加入共產黨前後002
絕路逢生這句話是經常被驗證是真理的！也就是在送走潘漢年和陳雲不久，時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錢俊瑞從外電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不久，他又從外電收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文件《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這篇宣言向全國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意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和利害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本著“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宣言倡議組織“統一的國防政府”、“統一的抗日聯軍”，並製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國防政府的行政方針。宣言號召全國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錢俊瑞認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時地交到了組織的手中。經研究，認為這是在新時期的行動大綱，很有必要向寧滬兩地的地下黨員傳達，並按此精神執行。但是，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麽辦？有關人士找到了王昆侖，請他解決傳達《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侖作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早就列入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黨的同誌都不曾料到這位立法委員的處境是如此的險惡！多年之後，負責監視王昆侖的沈醉寫下了這段文字：
抗日戰爭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組組長時，便和這位王副市長（王昆侖解放後任北京市副市長）見過幾次。他現在決不會記得，當年他從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應是霞飛路霞飛坊）家中時，經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飛坊）口的幾個西裝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內。當時他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屬於孫科“太子派”的骨幹，可是他並不是在當國民黨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對國民黨的革命活動。每次他從南京動身到上海南京特務處便通知上海特務注意他的活動。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動，我就得負責偵察、監視。
王昆侖雖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專門監視他的活動，但是他清楚無論是上海的王公館還是南京新建的家，絕不適合作為地下黨的活動場所。另外，他還清楚向上海、南京兩地的地下黨的負責人——或黨的重要成員傳達（八一宣言）這樣事關重大的文件，是不準出任何一點差錯的！否則，留在寧滬兩地的黨員骨幹就有可能被一網打盡。再者，奉命前來聽傳達的地下黨員骨幹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麽地方——找個什麽理由可以騙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呢？這的確是給王昆侖出了一道難題！
事有湊巧，王昆侖的父親在無錫太湖之濱有名的鼠頭諸建了一座太湖別墅，早就說過要請親朋好友到此一遊，按照傳統叫“溫鍋”，討個吉利——來的賓朋越多越興旺。他想借此機會請寧滬兩地的同誌來無錫“溫鍋”助興不很好嗎？再者，王家在無錫是望族大戶，又有他這個立法委員當保護傘，不僅不會引起當地的特務的懷疑，而且說不定這些特務還會為這次會議當“保鏢”呢！為此，他把這一想法報告了地下黨組織。
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經過填密的研究，認為王昆侖的方案比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勢過分嚴峻的原因，為確保大會的安全，杜絕一切不測事件的發生，遂又問王昆侖：“還能再找到一個去無錫的理由嗎？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侖想了想，碎然愁顏盡逝，笑著答說：“陽曆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節，我可以學著王母娘娘開蟠桃盛會的辦法，請大家到太湖來做客。”
“好！寧滬兩地的神仙準時赴會。”
王昆侖和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又經過再三研究，認為去太湖之濱傳達《八一宣言》是萬無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時間，分路而行，齊聚尾頭諸太湖別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動，竟然又被軍統特務的狗鼻子嗅到了，並提前做了布置。請看沈醉的回憶：記不清是從什麽方麵得來一個情報，當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時候，這＿個王委員（即王昆侖）將在無錫太湖濱他家的琶頭諸太湖別墅請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蔣革命人士，並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參加。這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情報，也是戴笠認為最適合逮捕王昆侖的時候。因為他不但進行秘密反蔣活動，而且在一些公開場合中，也敢於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務的重點黑名單。那次行動的情報是，他將以請客遊園為名，實際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蔣的重要會議。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領一個組的特務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後去布置、偵察，必要時，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領四名特務先去無錫，與特務處江蘇省站無錫組組長盛某取得聯係，由他領著幾個當地的特務協助我。可能是由於情報日期不準確，或是他們臨時改變了，我帶去的人兩天內都到齊了，而太湖別墅裏還是那樣安靜。我有點急了，便和盛某通過他的一個組員（該人與別墅的花木工是親戚關係）暗中進去偵察了一次，發現有請客的準備，才安心等在附近。
對此，王昆侖絲毫沒有察覺。而地下黨的負責人也沒有察覺。就是前來赴會的所有同誌都沒有察覺。他們按照預先約定好的時間、路線，大搖大擺地趕往無錫；提前趕到無錫的主人王昆侖和妹妹王楓等一會兒是在車站，一會兒是碼頭，喜笑顏開地把前來赴會的各路“神仙”迎進尾頭諸太湖別墅。準備參加以王昆侖的名義召開的“蟠桃大會”。據當事人孫曉村回憶，出席會議的人員是這樣的：1934年8月底，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邊的萬方樓（即太湖別墅）舉行了一次會議。這是南京讀書會正式同黨接觸的開始。會議開了三天，與會人員約三十人。上海方麵來的有錢俊瑞、曹亮、華應申、熊嶽蘭、沈茲九、陳波兒等，無錫當地參加的有陳佩三（當時無錫工運負責人）、黃惠蘭（無錫絲廠工會老工人）和“無錫學社”（無錫救國會的前身）的李伯敏等；南京來參加的有王昆侖、曹孟君、張錫昌、胡濟邦、王楓、吳茂蓀、孫克定、狄超白、吳元戌、薛寧人和我。
孫曉村同誌的回憶因時代久遠，有一處是明顯地記憶錯了，那就是開會的時間不是1934年，而是1935年。因為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
正當王昆侖以主人的身份歡宴來自寧滬兩路的神仙的時候，沈醉等特務也忙個不停。請看沈醉的回憶：
約在我們到無錫的第五天，上海方麵來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侖和他妹妹王楓等，接著有吳茂蓀、孫曉村等人，常監視王的兩個組員都認識這是常去辣斐坊（霞飛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幾位都是穿著講究西裝的中年人，哪一個是共產黨的重要人員？誰也弄不清楚。這時我考慮再三，不敢隨便動手。雖然盛某已和無錫警察局等都聯係好了，逮捕時，會出動警察來協助，但逮捕什麽人卻沒有敢告訴他們。因為王家在無錫一向受到當地士紳和群眾的尊敬，一旦走漏風聲，就會出問題。我當時考慮得最多的是出發前，戴笠一再叮囑我，一定要把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抓到。否則，孫科係統的人會大吵大鬧的。沒有抓到共產黨要員，或者那個共產黨要員沒有去，就不可輕舉妄動。我估計即使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去了，他身上決不會攜帶什麽文件或足以證明他是共產黨的任何東西，而我們所認識的幾個，都是當時社會上的名流，萬一全都抓起來，沒有找到證據，那麽，隨便逮捕立法委員的這個責任，我可擔不起。特務處的書記長唐縱在戴笠離開南京時，他下令逮捕過幾不搞反蔣活動的改組派，結果汪精衛出麵大鬧一頓，戴笠除立即釋放了被捕的人，還將唐縱撤了職。這一教訓對我來說是有很大啟發的。我當時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無錫組那個特務的親戚，去了解這些人在太墅內的活動情況丹進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們吃飯和品嚐水蜜桃外，談話的內容卻不知道。我便決定寧可挨罵不去冒險。因為太沒有把握，對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萬一抓起來而找不出他們與共產黨往來的任何證據，怎麽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難”，我便沒敢去冒風險，好在他們也沒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帶來的人打發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見戴笠，說沒有發現有重要的共產黨人去參加活動，所以不敢隨便抓這些人。他也隻是叫我繼續注意偵察、監視王等在上海的活動。
王昆侖等並不知道這幕後的戲劇，他們都真的認為來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別墅中一邊品嚐著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邊聽著傳達《八一宣言》，並有聲有色地進行著討論。關幹這次重要會議的情況，孫曉村扼要地做了如下記述：
會上錢俊瑞作了政治報告，對國內外形勢進行了分析，指出當前形勢的關鍵是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超過了國內的階級矛盾，今後工作方向是貫徹共產黨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並介紹了沈鈞儒在上海的活動情況。王昆侖分析了國民黨政府的內部情況，曹孟君和我介紹了南京的社會活動情況。曹亮講了各方麵怎樣聯係等。
自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以來，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國民黨的政治中樞南京和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戰鬥著。對和錯完全靠自己去判斷。而今，他們雖然無法和在長征途中的黨中央取得聯係，可他們終於聽到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聽到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聲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國統區落實（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侖又陷入了新的思索……
妻子範映霞由懷疑、嫉妒到自甘沉淪，迫使王昆侖公然與她離婚；違心參加競選並當選為國民黨五大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無錫萬方樓會議之後，籠罩在王昆侖心頭長達一年的迷霧撥開了，認清了在國難當頭、且又失掉和黨中央聯係的情況下的前進方向。但是，他又從自己住處的環境、以及自己驅車外出時的尾隨警車知道：蔣記的特務時時都在跟蹤著他。換言之，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不測事件。為此，他更加注意言行，決不授給特務恐事的把柄。
對此，戴笠等人也是清楚的。用戴笠的話說：隻要你王昆侖站在共產黨一邊，有意和蔣委員長作對，我遲早都會找到逮捕你的理由。據沈醉回憶：“戴笠曾一度準備在上海暗殺他（王昆侖），他問我去法租界內把王昆侖幹掉有無把握？我回答他：隻要他下命令，我立即進行布置，保證能完成任務。不知什麽原因，這個命令他一直沒有下給我。”
王昆侖回到南京之後，正當思索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在南京、上海展開的時候，一位長得非常漂亮的女性叩開了他的家門。他很客氣地說道：“孟君，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研究有關南京救國會的事情。”
這位叫孟君的漂亮女性，就是我國著名的婦女運動的領導人曹孟君同誌。由於她和王昆侖不僅是並肩戰鬥近四十年的戰友，而且不久又和王昆侖結為革命伴侶，故很有必要多費些筆墨向讀者介紹：
曹孟君於1903年生於湖南長沙縣榔梨鎮，她的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但全家卻讚成推翻帝製，擁護共和。她的大哥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老同盟會員，二哥是共產黨人柳直荀的摯友。她是曹家長得漂亮可愛卻又是最小的女兒，因此，她自小養成了反叛舊社會的叛逆個性。她早年就讀梨江女校，之後因和腐朽的校規抗爭數度被學校開除。她先後在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福湘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等校就讀。不久，她又隻身北上，到北京入新京學院補習，與在周南女校的同學丁玲相逢，遂結為摯友。不久，她考入北京大學，在中共黨員李芬同誌的幫助下，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更加積極地參加學生運動，很快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這期間，她認識了小她兩歲的湖南才子左恭，由此開始熱戀，並結婚。
大革命失敗之後，孟君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母親和兩個哥哥相繼病逝，她被迫中斷學業，返裏奔喪。同時，因李芬同誌被捕，她和黨組織失去了聯係。她為了支撐一家的生計，又在親友的幫助下來到南京，先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資料員、農礦部任三等科員、實業部任科員等。但是，她一直關注著中國婦女問題。“九一八”事變之後，她更加認清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也更加看清了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因此，她也就更迫切地希望自己早一天再回到黨的懷抱裏，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投身到救亡抗日的大潮中去！1933年——在王昆侖入黨的前後，曹孟君乘上東去上海的火車，在一個秘密的住所裏宣誓入黨，重又回到黨的懷抱中來。也就是在這前後，她因性格等方麵的原因，和左恭同誌發生了婚變，並解除了婚約。幾乎是同時，她又和王昆侖、孫曉村等人共同發起南京讀書會。說到她在南京讀書會的作用，孫曉村寫下了這段文字：
我和曹孟君同誌是1933年在南京由王昆侖同誌介紹相識的……記得那年夏天，我和王昆侖、曹孟君兩同誌談到當時形勢，感到十分苦悶。孟君提醒我們，說：“昆侖不是保釋了幾位（當時的中央大學）進步同學嗎？我們不妨找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這幾位同學在內，組織一個讀書會，讀些進步的書，至少可以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孟君的提議，立刻得到昆侖和我的讚同，並且立即著手找，南京讀書會很快組織起來，每周聚會一次，經常在玄武湖，有時在無錫同鄉會。大家認真讀書，認真討論。在讀書會的活動中，孟君表現出一種探求真理的如饑似渴的精神。她常常提出中國革命的性質、領導力量、基本階級以及革命的方式等問題。
王昆侖見到曹孟君之後，立即就又想到無錫會議期間經過討論，決定以南京讀書會和地下學聯等為基礎，籌組南京救國會的事情。他記得“當時孟君堅決擁護這一決定，同時她請大家討論一下婦女界救國會如何著手籌備的問題。她要求在場的王楓、胡濟邦共同籌備，並指出要開展南京婦女界的工作，力量還很不夠。她提出應當打進被唐國禎把持的官辦的南京婦女會，把其中的進步和處於中間狀態的婦女，特別是比較有名望的，動員出來先參加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然後再共同發起南京婦女界救國會”。為此，王昆侖明確表態：“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但要實現這種決策，還要做許多工作，而且隻能在當時南京的政治條件容許下開展工作。”
曹孟君自然明白王昆侖這番話的深刻含義，但是她表示能克服這些來自方方麵麵的困難。這是因為她和王楓、胡濟邦等同誌團結了好多位當時南京婦女界有名望的人士，並參加了以孟君為領袖的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因此，她堅定地說道：“隨著華北局勢的危機，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有了很大的發展，我有信心以此為基礎，率先成立南京婦女救國會！”
王昆侖也有些激動了！他緊緊握住曹孟君的手說：“我相信你的話，我依然願意在幕後幫助你，推動南京婦女救國會早日成立！”
也就是在這前後，王昆侖和範映霞發生了婚變，且到了非辦離婚手續不可的地步！ 由於王昆侖這次婚變多少能折射出他的個性，以及尚可窺視他部分思想苦悶的狀況，故筆者分出一定的筆墨予以剖析。
俗話說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至於說到男女私情——尤其是夫妻離異，就更是說不清道不白了！但是，任何結果都是受著事物自然運行所製約的，因而也可從事物運行的過程中看出一些苗頭來。就這個意義上講，王昆侖和範映霞的婚變也能找出一些規律來。例如：
範映霞是一位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新女性，她嫁給王昆侖的根本目的不是貪圖物質享受，更不是借王昆侖的地位滿足某些女性達不到的虛榮心。她為自己繪製的人生藍圖是：創造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天地。用今天的話說：追求人生的價值。而這種追求，恰好又是“五四”之後婦女一生想獲得的最高的境界——盡管這種境界對某些女性來說是虛幻的。由於這種特定時代的原因，就是範映霞和王昆侖在潮州度過他們最為美好的熱戀季節的時候，他們之間也時而為這些問題吵架。據當事人回憶：範映霞過分倔強，常和王昆侖為一些生活小事吵嘴。
範映霞和王昆侖結婚之後——尤其是生下他們的愛情結晶金陵，範映霞不得不離開她追求的轟轟烈烈的社會，回到無錫王氏大家族中過那種她厭惡的“小媳婦的日子”，這和她的人生理想相去遠矣！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再者，由於她出身卑微，和王家的成員難以和睦相處，這又必然刺激她那追求自由——且又非常強烈的自尊心。她不願過這種看著他人眼色的生活，可她又因女兒過小不能回到她所向往的天地中去，再加之王昆侖遠在南京，連個發泄的對象都沒有，因而她必然把這種精神苦悶的原因歸結到王昆侖的身上！
範映霞好不容易從“囚禁”她的王氏家族中搬到了上海，且又住進了獨門獨院的王公館中，那種新鮮之感是難以言喻的！但是，不久這種新鮮感就又被一種莫大的孤寂感所代替。這是因為王昆侖常住南京，兩個星期——有時長達一個月才能來上海看她和兩個女兒一麵。就說這匆匆地相見吧，也多被兩個女兒——尤其是王昆侖所喜愛的小女兒所占有，相比之下，她所企盼的親情就顯得平淡無味了！久而久之，她認為自己被社會遺忘了，被丈夫視為無足輕重了，她完全變成了她最瞧不起的隻教子而不相夫的家庭婦女了！遂很自然地產生了對人生失去意義的悲槍之感。
女人對丈夫的行為是敏感的，尤其在她不知丈夫行為的目的的時候，很容易產生情感上的誤會。範映霞則更是不能例外。
自從範映霞成了上海王公館的主人不久，她就很自然地提出這樣的疑問：“昆侖為什麽不在南京設公館呢？既然在上海設了公館，又為什麽不在上海長住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有時是王昆侖無意說給她的，有不少女性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這就很自然地引起她的嫉妒。時間長了，她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原來是這麽回事……”
範映霞很快認識了王昆侖接觸的女性，尤其是曾扮過王昆侖情人的胡濟邦，以及她早就認識的曹孟君引起了她的懷疑。不久，她又從懷疑開始和胡濟邦、曹孟君相比較，結果，她越比越失望，遂又產生了一種自暴自棄的自卑感。因而，她平時無所事事，和一些貴夫人們靠打麻將、看美國電影消磨人生。這樣一來，王公館就變成了家不成家的樣子，就說兩個女兒的教育吧，她也就難以上心了！
王昆侖雖然是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孕育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但傳統的道德枷鎖卻牢牢地禁錮著他的思想，支配著他的行動。他和範映霞結束甜蜜的熱戀生活不久，尤其是範映霞生下第一個女兒金陵之後，他很自然地認為範映霞應當過妻子的生活，那就是像中國千萬個妻子那樣過日子。他不要求範映霞相夫，但他卻要求範映霞做個好母親。換言之，他希望範映霞教育好兩個可愛的女兒。當他發現範映霞在上海過起了他討厭的自甘沉淪的生活以後，他就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結果，一定就是那種難以分出是非的夫妻吵架。一次、兩次……王昆侖就公然提出了離婚。對此，範映霞決不答應！
也就是在無錫會議召開不久，王昆侖又例行任務回到了上海。這時，上海正在流行一種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搞得家家不安，戶戶難寧。王昆侖嚴肅地對範映霞說：“在這期間，你千萬別帶著兩個女兒上街，免得傳染上這種疾病！”
範映霞不知何因，她偏偏帶著兩個女兒繼續上街購物和看電影。結果，導致兩個女兒被傳染上這種疾病，全都送進了醫院。當王昆侖聞訊趕到上海，大女兒金陵雖然脫離了危險，可他最喜歡的小女兒不幸夭折。這對王昆侖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當場要求堅決離婚！
範映霞理屈，可就她本意而言是決不同意離婚的，怎麽辦？她提出了一個自認為可以迫使王昆侖收回離婚的條件：“可以離婚，但必須答應我兩個條件。”
王昆侖的心情本來就不好，被範映霞這種帶要挾的話語激怒了，當即說道：“說吧！我什麽條件都答應。”
“一、女兒金陵我不撫養；二、給我一萬銀元。”
在範映霞的心目中，王昆侖是無法撫養女兒的。另外，王昆侖雖屬高官厚祿階層，他的月薪也不過六百大洋，要拿出一萬元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滿足不了她這兩個條件，唯有收回解除婚約的要求。
但是，範映霞忘記了王昆侖的個性——決不向任何威脅和強權低頭！他向友人借來了一萬大洋，往桌上一放，二話沒說就領著女兒金陵走了。但是，王昆侖絕不會想到，從此他和女兒金陵相依為命，唱了一生的打漁殺家。此乃後話。
不久，王昆侖獲悉：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不僅沒有被蔣介石指揮的百萬大軍消滅，而且於1935年10月下旬到達了陝北。這預示著中國抗日救亡的形勢將發生突變。因此，他的內心是十分興奮的！與此同時，蔣介石為了繼續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宣布於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並為193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黨組織轉告王昆侖：“參加國民黨競選，弄個國民黨中央委員幹幹。”
王昆侖對國民黨失望到了極點！對時下蔣介石控製的國民黨更是恨得咬牙切齒！如果不是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真想登報脫離國民黨。近一年來，蔣介石傾全國之兵力圍追堵截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妄圖一舉消滅之；另一方麵，他派出親日派何應欽、黃邪等接管北平，武力鎮壓愛國的救亡運動的同時，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秦土協定）。更為嚴重的是，華北各種親日勢力正在醞釀成立華北自治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一句話：華北就要變成第二個東三省了！麵對華北的危局，競選專門“剿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這是有悖逆於王昆侖的主導思想的！
“當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可以更好地為我黨工作嘛！”
這條理由說服了王昆侖，他這位當年的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又公然扯起了竟選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的大旗。王是太子派的骨幹，自然會得到太子派支持；王是西山會議派唯一至今還敢說蔣介石怪話的青年骨幹，理所當然地會得到右派元老們的青睞；麵對山河破碎的亡國危局，有不少有良心的原國民黨中央委員要求救亡圖存，因而他們也支持公開宣傳抗日的王昆侖；另外，蔣介石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和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一個目的，是爭取閻錫山和安撫馮玉祥。這樣一來，原西北軍中的很多高級將領也支持王昆侖入選。簡而言之一句話：王昆侖這位反蔣分子的呼聲碎然高漲起來！
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率全體與會者到中山陵例行渴陵儀式之後，9時許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舉行開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長汪精衛致開幕詞。開幕式完畢後，中央委員們相繼步出禮堂，集中到中央政治會議廳門前等候攝影留念。9時35分攝影完畢，突然槍響，汪精衛應聲倒在血泊裏。
這就是由晨光社記者孫鳳鳴演出的震驚中外的刺汪案。
汪精衛被刺向世人說明了一條真理：親日者不得民心！
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就是在這同一天，日本侵華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到達北平，向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提出成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限期為11月20日向中外宣布。這樣一來，激怒了全國人民，也激怒了具有愛國心的國民黨代表。但是，蔣介石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竟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的外交方針。這就越發激怒了與會的代表。因此，盡管蔣介石利用手中的權力不讓王昆侖當選，然而與會的大多數代表還是投了王昆侖的票。最後，他以合法的票數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王昆侖競選勝利了！南京讀書會的同誌們紛紛前來祝賀，當選的王昆侖卻未露出絲毫的高興。他抓住曹孟君的手竟然說了這樣一句話：“孟君，南京婦女救國會籌備得怎麽樣了？”
曹孟君也十分激動地答說：“昆侖，放心吧！我們南京的婦女不會讓全國人民失望的。”
“南京婦女救國會成立”、王昆侖與曹孟君由誌同道合到相知相愛；會晤從俠北來的馮雪峰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日本入侵華北的危局遂牽動了全國人民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為此，王昆侖這位剛剛入選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即又馬不停蹄地轉移陣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麵利用國民黨中央和立法院這兩個合法的舞台，抨擊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麵，他又在幕後支持曹孟君等人發起南京婦女救國會。實事求是地說：王昆侖這兩個角色演得都很成功，從不同的側麵推動了南京救亡運動的開展。
但是，北平危機、華北危機的形勢發展，實在超出了國民黨政府的預測，就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三天——11月25日，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掛起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東二十二個縣脫離中國政府。同時，日本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收買漢奸流氓、流竄街頭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夭津舉行“自治請願”的示威遊行。更有甚者，日本侵華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親自出麵，策動大漢奸白堅武等屬下的正義自治軍四處作亂，配合日本在華的駐屯軍一度占領了天津車站和北平豐台車站，史稱“豐台事件”。
蔣記的南京政府一方麵大做官樣文章——下令逮捕大漢奸殷汝耕，一方麵極力封鎖華北——尤其是所謂“豐台事件”的真相，妄圖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義憤。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種傳媒相繼披露了北平危機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據當事者的回憶，王昆侖是第一個向南京讀書會報告北平事態發展真相的，同時，也是第一個推動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婦女救國會的。
曹孟君聽後憤慨異常，當即召開了“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緊急理事會，並決定用“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的名義召開“首都婦女團體國是討論會”。那天到會的有各學校、機關、團體的婦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會臨時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講，以她那難以壓抑的愛國熱情激勵著與會的婦女代表，把會場變成了聲討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戰場。最後，她又振臂高呼：“國難當頭，婦女們，全國同胞們要團結起來，迅速行動起來抗日救國！”
曹孟君的演講和呼籲極大地感染了與會者的愛國情緒，也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擁護。就在到會的四百餘名婦女代表群情激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熱烈氣氛中，曹孟君當場宣布“南京婦女救國會”正式成立！時間是1935年11月30日。
當天晚上，王昆侖緊緊握住曹孟君的雙手，激動地說了這樣的話：“國難深重的人民感謝你：‘南京婦女救國會’是全國成立得最早的救國會組織，它必將影響全國的救亡運動的展開！”
王昆侖的這一預言很快得到了應驗。首先，請看在王昆侖關心和推動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國群眾運動：
“南京婦女救國會”成立之後，為了擴大影響，曹孟君在自己主編的新民報《新婦女》副刊上出版了專號《國是討論專刊》。上邊載有著名婦女活動領袖譚惕吾寫的《覺醒吧！同胞》，曹孟君也親自動筆寫了《我們的要求與準備》，公然提出“我們要盡自己所能來幫助政府充實抵抗的力量！我們要拿出最後決心和最終的勇氣督促政府和敵人抗戰！”“我們要組織成統一的戰線，準備總動員！”“全國少壯婦女立即組織起來，立即接受戰時救護工作訓練！”等等。與此同時，南京婦女救國會經協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楓、胡濟邦等東下上海，訪問上海的婦女領袖——同時也是親密的戰友沈茲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動上海成立上海婦女救國會。
接著，孫曉村、狄超白、千家駒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國會。其中國立戲劇學校的抗日力量較強，他們以歌詠、話劇為主要活動形式，著名的廣場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後經大表演藝術家崔鬼和張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經金山和王瑩合作，又演遍了東南亞。再經王瑩等人的努力，在美國白宮為羅斯福總統演出，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薛葆鼎、後文瀚、李宗璞等發起成立了南京學生界救國會。
薛寧人、汪德彰、趙鵬等發起成立了南京職工界救國會。
簡之，南京各界救國會就像雨後的春筍相繼成立，極大地推動了南京的救亡熱潮。
不久，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數以萬計的大中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抗議國民黨的賣國投降行徑。結果，遭到了軍警、馬隊用水龍、馬刀最為殘酷的鎮壓，打傷四百多人，逮捕三十餘人。事後，國民黨當局竭力隱瞞事實，封鎖消息。誠如當事人所回憶的那樣：“但沒有幾天，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薛寶鼎就從王昆侖、狄超白那兒得到了消息。”同時，王昆侖也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曹孟君。這條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點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藥筒，先後成立、或籌備成立的各界救國會紛紛湧上街頭，進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曹孟君等領導的南京婦女救國會在此運動中表現最為突出。她們不顧風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險，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學生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主動地向他們介紹國民黨當局的動態，協助他們聯係去各學校開展宣傳活動。與此同時，曹孟君帶頭拿出自己的積蓄幫助一無所有的愛國學生。當獲悉平學生“獻旗團”到南京請願，被蔣記特務秘密軟禁之後，曹孟君義憤填膺，立即揮筆，在（新民報）上發表消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有力地配合了學生運動的發展乙客觀地說，王昆侖在幕後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發起南京婦女救國會為起點，很快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各個階層的救國會。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學生界的救國團體最為活躍，成績也最為顯著。
但是，國民黨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指導下，對於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活動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視，千方百計地進行威嚇和鎮壓。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竟然頒發《告國人書》，胡說救國會是共產黨“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下，作卷土重來之計”，誣蔑抗日救亡運動為“危害國家”等等。為避免損失，南京各界的救國會被迫由公開轉入地下。
對此，王昆侖一方麵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麵又根據新形勢的發展，繼續發揮救國會“在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顧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掀起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救國、救亡圖存”的作用。經研究作出如下決定：
一、“南京婦女救國會”轉入地下，改為秘密的“十人團”形式，通過個別談話進行宣傳活動。同時，“通過當地公開的婦女團體，在婦女群眾中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與組織工作。婦女文化促進會當然是主要陣地，還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新生活運動總會的婦女指導委員會等。曹孟君與這些組織中的主要骨幹來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侖等出麵，舉辦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講學會”。內容是宣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請的“主講人有立法委員陳長衡、衛挺生先生，正統派的經濟學者趙蘭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國會的章乃器、錢俊瑞等。講學的場所，借的是青年會禮堂和中央大學大教堂，但章乃器來講的那次，轟動一時，聽眾特別擁擠，隻好臨時請中央大學開放大禮堂”。
1935年，王昆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活動麵又擴大了。當時孫科籌備中山文化教育館，想找幾個知名學者去，我和王昆侖商量，介紹陳翰笙去。陳此時已不擔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長，但在學術界很有名望，孫科很重視他。但練因自己不能常去，我們又介紹陳洪進去，陳洪進又介紹了宜靜之。這樣，中山文化教育館也成了救國會的一個陣地。”
四、做馮玉祥將軍的工作。誠如前文所述，王昆侖和馮玉祥將軍相識十餘年，不僅在反蔣問題上有著共同的立場，而且時下又都有著一顆不願做亡國奴的心。他聽說馮將軍求知欲望很強，遂把孫曉村、陳翰笙等一批大學者派到馮將軍身邊，於講學的同時，還可一塊商談救亡抗日大計。
五、保持和上海救國會的密切聯係。王昆侖雖然和範映霞辦了離婚手續，但他依然定期來往於寧、滬之間，傳遞著消息，密切雙方的關係。在這期間，他不僅經常拜訪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而且和愛國老人沈鈞儒以及社會名流章伯鈞、章乃器、史良女士等過從甚密。這樣，就把寧滬兩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作一股怒濤。就說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救國會一事吧，南京方麵不僅派出了曹孟君，孫曉村、王楓、胡濟邦等人為代表，而且曹孟君、孫曉村還當選為全國救國會的常委。
也就是在這轟轟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侖和曹孟君由戰友之情向著愛情飛速發展。
王昆侖是屬於才子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早期在愛情問題上，就像是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那樣，依然是屬於那種傳統觀念加西方自由戀愛型的。例如他和範映霞的愛情就是這種十分典型的戀愛模式。而他和範映霞的愛情悲劇，也是這種愛情模式的必然結果。而今，他經曆了各種風風雨雨的洗禮，又經曆了和範映霞的婚變——並且已經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應在愛情問題上變得成熟起來。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諺語說的那樣：越是聰明的人就越寫不好愛情這本書（大意）。王昆侖和曹孟君繼續譜寫的這部愛情的書——準確地說從開始就沒有寫好！
誌同道合，是革命者戀愛的基礎，但這絕不是成為美滿姻緣的必然條件。然而，獻身於革命事業的熱血青年，往往把這當作選擇戀愛者的唯一標準，可一旦結合，多數又會演繹出許多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來。王昆侖和曹孟君的愛情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最富悲劇色彩的故事。
王昆侖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學識、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愛國熱情，是很多進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許是過分自尊其學識，自愛其地位，他在再次選擇愛情的問題上又出現了自我矛盾。舉例說：
，同樣，曹孟君和左恭已經離異有年，而且左恭業已和她穩熟的鍾天心的妹妹結婚，因此，當她敏感地意識到王昆侖在追求她的時候，她也會表示出極大的熱情。況且，那時他們的革命追求和所謂的共同語言，都是抨擊反動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發動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會產生夫妻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種特定的危險環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會把他們的感情加退和升華。就這樣，曹孟君於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了王昆侖的愛。
熱戀中的情人——哪怕雙方已經到了遲暮之年，感情色彩是勝過理智的。但是，當相愛的雙方就要看見結合的終點的時候，感情就會漸漸地退色，理智又隨之成了左右相愛雙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這種火候眼上，王昆侖和曹孟君都隱約感到了什麽，他們之間的熱戀又不知不覺地降了溫。不久，由於一位中央大學學習藝術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侖和曹孟君的愛情險些成為曆史。此乃後話，暫且不述。
那時的革命家，或許是真的把革命視作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帶有時代的印記，戀愛可以不談，但絕不影響開展革命事業。這的確符合東方道德的標準：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王昆侖和曹孟君雖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國熱潮中去，但這些活動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心裏是沒有底數的！另外，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包含哪些階層？又如何處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集團？他們的心裏就更沒有底數！再者，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已近半年，至今沒有派出權威代表到上海，恢複早已和黨中央失去聯係的白區黨組織，這也不能不令他們疑心重重。為此，他們經常圍繞著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議論著。
一次，王昆侖自上海返回南京，頗有些興奮地對曹孟君說：“我這次在上海，從權威人士那兒獲悉，蔣介石不僅看到了（又一宣言），而且他還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地和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甚至還和陝北的共產黨秘密聯係，洽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事情。”
這些消息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令曹孟君難以轉過彎來。尤其她聽說蔣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產黨聯係，洽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事情，就更是難以置信。但是，她心裏又清楚，王昆侖所指的權威人士，十之八九是孫夫人，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礙於地下黨組織的紀律，她又不能詳細詢問這位權威人士到底是誰？還作了哪些指示？為此，她隻是感歎不已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真想聽到那邊的聲音！”
是年——1936年4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王昆侖突然接到左恭一個電話，告訴他遠方來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麵商。王昆侖放下電話，幾乎是下意識地自問：“遠方來的朋友是誰呢？……”
這位朋友就是自陝北銜命而來的馮雪峰。
馮雪峰，浙江義烏人，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介紹和傳播工作。他作為魯迅先生忠誠的學生和戰友，曾協助潘漢年創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十二個籌備人之一，潘漢年轉入情報戰線之後，他曾出任“左聯”黨團書記，團結和組織大批進步作家，對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他和潘漢年先後進入中央蘇區，又一道參加艱苦卓絕的偉大的長征，結下了濃厚的戰鬥友誼。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之後，馮雪峰在紅軍大學和中央黨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從東征前線奉調回陝北瓦窯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對此，馮雪峰在“文革”期間曾作了如下記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黨中央從陝北瓦窯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給的任務是四個上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係，向他們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舊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3．了解和尋覓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係，替中央將另派到上海去做黨組織工作的同誌先作一些準備。4．對文藝界工作也附帶管一管，首先是傳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這四個任務中，當時黨中央指示說，前兩個是主要的。我記得第一個任務是周總理親自交給我的，並交給了我密碼，約定我用“李允生”這名字，給了兩千元經費。總理並派人護送我到與張學良部隊交界處，同張軍中接上關係。第二及第三、四個任務是洛甫（張聞天）交給我的。先前，洛甫曾幾次囑咐我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魯迅等熟悉。”
關於馮雪峰由陝北去上海一事，因當事人大多數先後謝世，至今仍爭論不休，沒有定論。為此，筆者不想介入這一“文案”，僅想在此拙作中寫出我所了解的情況。
馮雪峰上述文字是在“文革”中寫的，實事求是地說，是符合實際的。據有關當事人說：馮上述文字曾先用大字報寫出，後又整理成文。在大字報中還曾寫有這樣的文字：去南京可以找王昆侖，王是我們的人。後在整理的上述文字中被刪去了。一說，馮雪峰記憶錯了，整理成文時被刪掉；一說他考慮到王昆侖被隔離審查，且王的黨籍尚未公開，在那種特定的情況下，擔心影響王的政治命運，故有意刪掉。孰是孰非，各執一詞。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是馮雪峰何時去的南京，找沒找過王昆侖。
左恭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和同鄉曹孟君、丁玲穩熟，且又和曹孟君熱戀。而這時也在北京的馮雪峰和丁玲不僅過從甚密，並且還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論，馮雪峰在這期間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馮到南京之後，應當首先拜訪老友左恭。為此，筆者詢問了左恭的家屬。
據左恭的夫人說，馮雪峰到他們家的時候穿的是很土氣的衣服，左恭說：“穿這種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務識破你的身份。”為此，左恭請人為馮雪峰趕做了一身西裝。
據王昆侖的女兒王金陵說，他父親在北京醫院住院期間，曾和同住醫院的夏公談及此事，他父親也說了類似上述的話。
由此可以說，馮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作了短暫的停留。應當說及的是，這僅僅是筆者的推斷，並非定論。
馮雪峰在左恭的聯係下，和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的王昆侖見了麵，向王傳達了黨中央有關的精神。最後，王昆侖問道：“你去上海有什麽困難嗎？請不要客氣。”
馮雪峰坦誠相告：他帶的經費有限，無法購置電台。沒有電台，就等於和黨中央失掉聯係。他希望王昆侖幫著解決這筆數目很大的購置電台的經費。
王昆侖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陝北黨中央保持聯係的電台必須是進口的，沒有數萬元是買不到的。誠如前文所述，他連和範映霞離婚所需的一萬元都拿不出來，又從什麽地方為馮雪峰搞來這數萬元買電台的經費呢？這的確給他出了一道難題。但是，那時的黨員，尤其是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對黨交給的任務是不能講價錢的。因此，王昆侖鄭重地答說：“請放心，我會盡快籌到這筆經費的！”
為建秘密電台，向川係軍閥劉湘化緣
王昆侖去何處籌募到這樣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呢？他左思右想，最後決定向川係軍閥劉湘化緣。
劉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早年從軍，並考入軍官講習所。該軍官講習所於1908年改為四川陸軍速成學校，故以劉湘為首的畢業生自稱速成係，與畢業外籍的軍事將領在蜀國大地角逐天下。使天府之地成為“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難平”的軍閥割據的局麵。辛亥革命之後，劉湘自連長起家，曆經九年的軍閥混戰，劉湘業已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兼前敵總司令，與其他川係軍閥在四川大地上混戰、角逐。
北伐之役打響之後，劉湘及所有川係軍閥懾於大勢，紛紛易幟改編。劉湘所部遂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劉仍為軍長。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夕，劉湘在自己的防區重慶率先發動了屠殺共產黨人的“三三一慘案”。而後，為爭四主的尊位，先後兩次與堂叔劉文輝爭雄，終使劉文輝敗走西康，由他統一川局。1934年12月20日，劉湘被蔣記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
王昆侖為秘密策動各地方實力派反蔣，與鄧漢祥以及劉湘的財神劉航深、四川袍哥老大範哈哈等時相過從。自然，劉湘派駐南京的這些耳目，也負有從王昆侖這位太子派骨幹口中刺探情報的使命。
因此，鄧漢祥在向劉湘報告完蔣介石調他來南京的目的之後，特別說道：“為了使你全麵地了解方方麵麵的情況，你一定要親自見一見敢於公開反蔣——同時又是太子派骨幹的王昆侖委員。”
王昆侖非常清楚蔣介石調劉湘進京的目的，那就是借劉湘之軍事實力圍追堵截長征中的紅軍。反過來，又假紅軍與川軍交惡之機，削弱劉湘的軍事實力。一旦劉湘所部難以抗擊入川的紅軍，蔣介石趁機派其嫡係部隊入川，收當年劉備圖川之效。為此，王昆侖向劉湘講：“蔣委員長調甫澄將軍來南京，是步一石三鳥的好棋。終其目的，是要圖川。”
王昆侖的分析擊中了劉湘的要害。因為在這之前，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在四川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換句話說，四川歸順中央，也僅僅是一種形式。中原大戰之後，最大的地方實力派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相繼敗北，不得不向蔣介石俯首稱臣，唯有四川、雲南、廣西這三地的實力派還重兵在手，對蔣介石的話可聽可不聽。為此，蔣介石耿耿於懷，早有削奪這三地——尤其是係劉湘兵權之念，隻是因為北有日本入侵華北，南要“圍剿”紅軍而未能得手。時下，紅軍突圍長征給了他入主桂、黔、滇、川的天賜良機。不出王昆侖所料，蔣介石和劉湘的會談，恰恰是在這些方麵陷入僵局。因此，劉湘認為王昆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說得更準確一點：劉湘認為王昆侖是個有用之才。為此，他又向王昆侖討教對策。
王昆侖這時的思想核心是反蔣，因此他向劉湘提供的對策是出於建立反蔣統一戰線這一前提。首先，他講了中原大戰失敗的原因，馮玉祥和閻錫山、李宗仁、張學良等出於私利，不能同心協力反蔣。相反，蔣介石卻利用了反蔣派的矛盾，先擊敗南方的桂係李宗仁，繼之又用權、錢買得張學良擁兵自重，再繼之是集中優勝兵力打敗馮玉祥和閻錫山。因此，王昆侖又說：“這和當年七雄爭霸時候，秦用合縱之策擊敗六國的連橫之法是何等的相似乃爾？時下，甫澄將軍應從這些教訓中醒悟出一些道理來。”
從此，劉湘十分佩服王昆侖的見地，並指示常駐寧、滬的代表鄧漢祥、劉航深等人經常和王昆侖保持聯係。
王昆侖和劉湘會見之後，遂又加強了和劉湘派駐寧、滬的代表的聯係。在這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王昆侖向劉湘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反蔣情報。劉湘為向這位太子派的骨幹——且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立法委員王昆侖示好，多次向王發出邀請，希望王到川一遊，使他能盡地主之誼。自然，有何困難盡管說這類話也是經常提到的。對此，王昆侖生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
根據形勢的發展，加上我對四川局麵的初步了解，決定先和四川駐京的三位代表人物劉（航深）、謝（參謀長）以及駐京辦事處主任謀求接近，以便了解更多的情況。同時，我看得出，他們很是積極地要求和我接近。這樣，相互都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最初，我隻和左恭同誌一個人密商。可能事後他征求了領導的意見，所以勸我積極進行。之後，我又找了一個善於做機密謀劃的許寶駒，他很興奮地說：“四川找出路，我們就應該進一步了解情況。”我和他們兩個人研究，想派個人去四川一行，以便直接得到劉湘的動態……過了幾天，劉航深談話中露出，他願意陪我到四川走一趟。但強調一定要嚴守機密。這樣，我們假說去四川遊覽，乘飛機直飛重慶。在路上，劉航深有些得意地說：“甫公正在等你去了。”
我自然知道甫公是尊稱劉湘，所謂“甫公正在等你去了”，等於暗示我，劉航深不僅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劉湘也十分重視我的四川之行。為此，我小聲地問道：“我可以說到什麽程度呢？”
劉航深不正麵答複我的問話，隻是笑著說了一句：“你就放心吧！”（根據王昆侖生前談話整理）
但是，王昆侖在路上依然在考慮和劉湘談話的內容。1934年那次和劉湘相見，重點談的是在全國結成反蔣統一戰線，這點恰又是擊中劉的要害，因為他最為擔心的是蔣介石吃掉他。而今，我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決定在全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說這時我黨尚未確定逼蔣抗日，但反蔣已經讓位於主要矛盾抗日了！在此關鍵的厲史時刻，如何說服劉湘以民族大義為重，同意在全國放棄反蔣統一戰線，並讚成我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呢？這的確是王昆侖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王昆侖由於不摸劉湘的底牌，沒有答複他的問話，隻是淡淡地答說：“劉甫公，我此行主要想聽聽你們四川的情況。”
就這樣，王昆侖結束了和劉湘的第一次相見。
隔了一天，王昆侖和劉湘進行第二次會談。也或許是同行的劉航深向劉湘介紹了情況，二人一見麵就談得十分投機。出王昆侖所料的是，劉湘坦誠地向王昆侖介紹了四川的情況。用王昆侖事後的話說：“我想，萬裏迢迢來到四川，也不能老是逼著人家說。於是說，照我看以四川的地勢和力量，都不是其他省市所能比的。在當前這個局麵下，我在南京接觸的上層、中層，都很重視四川。據我所知，有些省市，他們有兩個負擔：一個是優慮日本，再一個是更怕南京。”
王昆侖講到此處，劉湘連聲說：“講得好！講得好！”
王昆侖一見這氣氛，話鋒一轉，忙問道：“劉甫公，對內和對外這兩大課題，恐怕是誰都無法回避的。但不知四川方麵是怎樣考慮的呢？”
劉湘一聽似有準備，當即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我是個中國人，我要愛中國；我是個四川人，我要愛四川。你看這樣對嗎？”
“我看應當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既愛全國，又愛四川。”
“這樣行嗎？”
“這就看劉甫公你能不能做到對全國、對四川的利害都看成是一致的？”
“說得好極了！我能。因為我相信四川人，還不會為了四川就忘了全國。”劉湘忽然打住話頭，想了想又問道，“王先生，我愛四川，又愛全國，你看蔣委員長放心嗎？”
對此，王昆侖隻是微笑著點點頭。
作陪的劉航深忙接過話茬說：“這位王先生清楚地知道，南京中央既不放心日本，也不放心四川。”
“哦，是這樣的嗎？”劉湘盯著王昆侖問道。
“我想劉甫公心裏是有數的。”王昆侖巧妙地說罷又把話題拉了回來，“不管誰放心不放心，能不能把既愛四川又愛全國結合起來，就看劉甫公下決心了！
又過了三天，王昆侖和劉湘進行了第三次會談。首先，由南京趕回來的那位姓謝的參謀長分析全國軍事形勢、兩廣正在策動反蔣的軍事活動，華北的宋哲元、韓複集等也在有意保持力量。總之，似乎誰也不願意用自己的軍事實力去抗擊日本的入侵。這時，王昆侖唯恐動搖劉湘讚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心，遂又嚴肅地說：“現在是很重要的時機，人心都希望全國統一，可是不能先統一後抗戰，如果大家都觀望，拖下去，隻會對南京有利。到那時，日本不僅亡了我半壁河山，恐怕劉甫公想偏安西南也危險了！另外，我們的蔣委員長也不會讓劉甫公偏安西南的。”
接著，劉湘又對王昆侖說：“請你留在四川，參加我們的工作，幫我們出川。你一定知道：我們常在四川這地方，即便有點力量，也還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全國的形勢還是不大了解。”他說到此處，突然問道：“真要是和日本人打起仗來，共產黨會怎麽樣？”
劉湘問此話的含義有二：其一，他率部出川抗擊日本，活躍在川、陝、甘等地的共產黨會不會在他的後院放火？其二，共產黨會不會同意抗日？
王昆侖為打消劉湘第一個疑慮，用反問的口氣說道：“劉甫公，共產黨在四川還有力量嗎？”
劉湘知道留在四川的原紅四方麵軍被壓迫在川西和川西北的不毛之地，其實力大不如以前。據可靠情報，他們也準備再過草地，北出四川，和原中央紅軍會師。因此他笑著微微地搖了搖頭。
王昆侖為了解決劉湘第二個疑問，坦率直言：“另外，據我們所知，共產黨是真心抗日的。”
“為什麽？”
“因為隻有全國抗日，蔣先生抗日，他們才有前途。”
“他們有力量嗎？”
“有一定的力量！另外，如果全國有幾個像四川這樣堅決抗日的省份，對他們的發展也有好處。”
“他們有什麽困難嗎？”
“他們被封鎖在十分貧困的陝甘一帶，自然會很困難的。”王昆侖看了看微微點頭的劉湘，“詳細情況，我並不多知。如果劉甫公下了決心抗日，那既是幫助了全國，也幫助了他們。”
“你能約他們到四川來嗎？”
“能！但要絕對秘密。同時，”王昆侖又看了看劉湘的表情，認為可以提經濟要求了，“劉甫公，你是否可以對他們有具體的幫助嗎？”
劉湘回頭看了看劉航深和那位姓謝的參謀長，間道：“你們看，咱們能有具體的支援嗎？”
王、謝二人不知劉湘問話的本意，故誰也不作答。王昆侖忙說：“對他們的幫助很有限，但你要親自下決心。另外，我近期還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