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侖加入共產黨前後003
“你不能留在這兒嗎？”
“不行，我留在這兒，對你也不利。我可以介紹一個共產黨的代表來四川，也可以介紹一個非共產黨的老國民黨來四川。對共產黨的聯係，我負責保密，也請你們保密。”
“我要主張抗戰，還要保密嗎？”
“還請你考慮你的行動，到那時也會自然知道的。”
上述情況，包括王昆侖和劉湘的對話，都是根據王昆侖生前的談話整理的。換言之，通過做劉湘的工作，較為全麵地看出王昆侖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王昆侖回到南京之後，遂通過地下黨組織約見馮雪峰，請馮入川和劉湘當麵會談。至於建立秘密電台的經費，也可當麵和劉湘談判。如果劉湘問到他的意見，就說他希望劉湘拿出十萬大洋支持抗戰。
不久，馮雪峰銜命溯長江西行，在重慶見到了劉湘。馮和劉會談之後，劉湘應允撥款六萬元資助共產黨。馮雪峰為落實這筆巨款轉帳事宜，又立即趕到重慶鼓樓街旅館，找到地下交通員鄭育之，請他出麵辦理此事。請看鄭育之的回憶：
王昆侖同誌在上海按照黨的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對四川省主席劉湘做團結工作，王昆侖來四川接談得到劉湘秘密允行，我黨就派馮雪峰同誌來四川與劉湘麵談。劉湘允於要在上海辦事機構才能撥款轉入王昆侖同誌的帳上，在上海直接辦理取款有困難，當時經馮雪峰同誌懊重考慮，決定我在上海以太古輪船公司承包人協辦身分出現，租界內上下層交往關係最為適宜。接受任務，我從四川重慶去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大世界側對麵的劉湘的辦事機構劃出六萬元發票，經我取出交給馮雪峰轉入王昆侖帳戶。此為實情。
王昆侖遂將這筆巨款交給地下黨組織。旋即地下黨組織又用此巨款購置了秘密電台，接通了和陝北黨中央的關係。也就在此前後，潘漢年奉命由莫斯科回到香港，經由先期北來上海的胡愈之接頭，馮雪峰又利用這部電台和潘漢年取得了聯係。由此，上海地下黨組織和在紅軍中的黨中央、和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失去一年半之久的關係全部接通了。
需要補記一筆的是：王昆侖獲悉劉湘沒有拿出十萬大洋資助經費困難的紅軍和共產黨，對劉航深等人表示了他的不滿。後來，“延安要籌辦一個圖書館，因經費缺乏，找劉湘資助。劉湘問他的高級幕僚捐多少？大家都認為捐一萬元可以了。劉湘說：‘一萬元未免太小氣了，我們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點力。捐五萬元吧！”據當事人說，劉湘如此而為，就是怕王昆侖這樣有地位的人瞧不起他。
不久，潘漢年與陳立夫取得了聯係，陳氏兄弟特派中統係統的負責人張衝南下香港，與潘漢年晤麵後即北來上海，共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奔波。就在這關鍵的曆史時刻，王昆侖又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為全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立下了新的功勳！
被王昆侖暗中保護去北平的丁玲，直到仙逝，還以為這隻是巧合；按黨的指示在國民黨上層宣傳抗日；兩次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語驚四座
王昆侖自四川回到南京，遂又獲悉華北的局勢日趨危急。他從各種渠道獲悉：至5月中旬之前，日寇在天津、青島等地增派的侵華日軍已經超過一萬多人。更為國人所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提出要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退出平津、河北等地；同時，還要求閻錫山及其部屬1作義將軍在綏遠的駐軍退到汾河以南。這就等於向中國政府公然宣稱：華北和平津是日本人的，不然日本就向中國宣戰，用軍事手段解決。
與此同時，王昆侖還獲悉：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腳蹬兩隻船，一方麵表麵上高喊抗日救亡的漂亮口號，一方麵又通過他當年在日本留學期間所認識的日本軍界的同學——如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人向日方輸誠。還有消息說：閻錫山曾秘密請土肥原賢二到太原作客。另外，南京軍、政各界紛紛談議宋哲元、韓複集、張自忠等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為了自身利益——二十九軍不被蔣介石吃掉，也有意和日方親善。更有甚者，為了保護日本在平、津等地的所謂權宜，不惜派出軍警憲特鎮壓救亡抗日的各界群眾。由於宋哲元等將領和老上級馮玉祥將軍有矛盾，黨組織希望王昆侖親自出馬北上，利用和西北軍高級將領的多年關係，向宋哲元、韓複集等曉之以愛國之理，站在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槍口對外，做好抗擊日本在華北挑起軍事爭端的準備。
對此，王昆侖認為自己此行是義不容辭的任務，遂欣然從命。
正當他欲要成行的前夕，曹孟君突然來訪，告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從獄中假釋，請人轉告曹孟君：希望能見一麵。但地下黨組織認為：一是丁玲獄中的情況不詳，二是丁玲在假釋期間身邊一定有“狗”，故曹孟君不宜和丁玲相見。但是，曹孟君畢竟和丁玲是同鄉和同學，如此回絕丁玲的求見未免太絕情。組織經過填密研究，請曹孟君和王昆侖協商，能否請王昆侖在適當的場合見丁玲一麵，從旁探問一下丁玲有什麽要求？需經黨組織幫助她做些什麽？曹孟君不安地說：“我和丁玲的關係你是知道的。再說她已經坐了三年的牢，像我這樣的朋友都不見她，這對性格倔強的丁玲來說，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你……”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同時，我也會考慮組織的意見。”王昆侖有些沉重地說道。
王昆侖早就知道丁玲的名字，早在左聯成立的初期，丁玲就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而名噪文壇了！後來，王昆侖和丁玲的同鄉好友曹孟君、左恭時相過從，理所當然地知道一些丁玲的事情。就其常理推論，1933年5月14日丁玲然被捕，時任立法委員的王昆侖也隻應從曹孟君或左恭處聽到消息。由於這時的王昆侖正在要求——或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未接到黨的地下組織要他營救丁玲的任務，因而他未介入此事。時下，黨組織把見丁玲的任務交給了他，遂又通過時下和丁玲有往來——且又是和他與曹孟君撚熟的譚惕吾聯係好，派時在中山教育館任職的韓侍析先與丁玲相見，當麵約定和王昆侖晤麵的時間和地點。
王昆侖和丁玲第一次相見是一個**，在南京玄武湖的遊船上。由於身份和地位的不同，王昆侖不可能向尚未回到黨組織的丁玲暴露自己的真實的政治身份；另外，丁玲至多從譚惕吾處知道：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的王昆侖正和自己的同鄉好友曹孟君熱戀。因此，他們的談話不可能無拘無束。
據王昆侖生前所記憶，丁玲和在北平任教的李達教授的夫人王會悟要好，想去北平看好友王會悟女士，希望王昆侖能幫助她成行——並能安全地到達北平。王昆侖當即對她說：“看在孟君的麵上，我會盡力幫忙的。至於采用什麽辦法，你就順其自然吧！”
也或許丁玲坐了三年國民黨的監獄，對國民黨的達官貴人恨之入骨，根本就沒把王昆侖這種官場中的酬醉之語放在心上；也或許時代相距近半個世紀，一些很有意義的往事漸漸淡忘了……總之，丁玲在謝世前夕寫的回憶文章中完全記不起這次相見了，把王昆侖計劃好的出走辦法，完全當成了偶然的事件。請看丁玲生前寫的這段文字：
大約就在一兩天後，我一個人悄然地離開了首著園……我剛走到中山路口，準備乘公共汽車，斜路忽然走出來一個人，順手把我的提包搶了過去。我大吃一驚，轉頭一看，原來是韓侍析。韓侍析是1931年我在上海時認識的，那時左聯常派自己的盟員去大專院校講演，在學校建立左聯小組或左聯領導的文學研究會，我和韓侍析曾有幾次一道去，我還去過他的家。後來不知道為什麽他離開了左聯，仿佛聽到過有人傳說他的壞話，但不很確實，我隻能將信將疑……這時，我正要出走的關頭，他忽然出現在找的身邊，不能不使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傾向和政治身份……這時我有一點慌張，我忙說：“我要到火車站去接一個朋友。”他笑了，說：“你有什麽朋友？有朋友還要你自己去接？我不信。”我再三說：“就是接朋友。”他隻是搖頭，不將手提包還我。正在這時，公共汽車來了，我要上去，他推我上去，跟著他自己也跳上車，還說：“我陪你同去。”我真沒有辦法了。車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審視他，而且惶恐地思索著，難道他是一個壞家夥，是國民黨養的一條狗，他是在跟蹤偵緝我嗎？如果到了火車站，他會不會把我交給警察，交給國民黨？他會不會……我隻得鎮靜地對他說：“你真聰明！我不是去火車站接朋友，我沒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達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訴他兩個星期就回來，他答應我不聲張出去。你怎麽樣？我希望你也不要聲張，聲張出去對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還會引起麻煩。我兩個星期就回來。馮達（丁玲當時的愛人）一直病在**，等我照顧呢。”他不再說什麽，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車。我才勉強放下心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臨上車前一刻，他忽然又帶來一個高個兒男人，並把我介紹給那個人。那人非常高興地伸出手來，自己報名說：“我是王昆侖。你去北平嗎？我也去北平，我們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車，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膽，rL,`不在焉地同韓侍析告別。
聰明的讀者閱過上述這段文字，一定會發出這樣的自問：“真是太巧了！”這些情節完全不是巧合，而是地下黨組織有意安排的。曆史的真實是：
誠如前文所說：這時王昆侖恰好受命要去北平、山東，遊說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宋哲元、韓複集等人，要他們站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槍口對外，共同救亡抗日。經研究並同意：由王昆侖暗自保護丁玲北上，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加上有玄武湖船上的晤麵，上述的一切巧合就在情理之中了！
王昆侖是如何暗自保護丁玲北上的呢？二人在火車上又談了一些什麽呢？丁玲同誌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現摘要如下：
我正在輾轉思慮，不知所措的時候，車廂外麵有人敲了兩下門。我趕快坐起來，出現在門口的這位瘦高個兒正是我擔心見到的人。這時他顯得非常隨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車去吃晚飯。我隻得隨著他走進餐車，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那時餐車都是吃西餐，價錢很貴，就餐的人很少。我們一邊吃飯一邊閑談。王昆侖很健談，同我談高爾基，談呆戈理，談托爾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歡讀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讀過似的那樣熟悉。我慢慢竟忘記了我當時的處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我也忘記了孟君曾對我的冷淡。忘記了他是孟君’約新的愛人（不確）；又好像我過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侖熟一樣的。談話中他好像在為我設想似的，說：“你要做高爾基是困難的，因為你沒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為果戈理，你可以寫官僚社會，我就是一個官僚，我還可以介紹你許多人物，許多官僚，許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階級的生活……”自然，我不會聽從他的，走進他的官僚階層；但他的表情，他說這些話時，那種坦然、率直的神情，卻是很吸引人的。
我們已經吃完了這一頓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記了剛見麵時的那種擔心、局促和不安，覺得餐車上的飯菜真好吃呀，當我們喝最後一杯咖啡時，王昆侖仍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指點我看看稍遠一點的餐桌。不知什麽時候，那裏坐著四個人在喝酒。王昆侖說：“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見報了。那四個人裏麵有一個｛晨報）的記者。”他說話的語調很平淡，好像在說一件極不相幹的小事。我卻幾乎跳了起來：“那怎麽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侖又輕鬆地說：“我可以對他說：要他暫時不發這條新聞。你不是在北平停兩個星期嗎？我告訴他過兩個星期以後再發。報紙會把這當成一條重要新聞，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隻好央求他；“請早點對他說吧。最好不以新聞；一定要發，就晚一點，越晚越好，我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後，王昆侖還特意到李達家裏來看我。我雖然感謝他在火車上表示的對我的關心，也很願意聽他談話，但又總存了一分疑心。兩個星期後我回到了南京，他又與他的妹妹王楓同來首著園，那時我就不願多敷衍他了。
讀者從上述文字中可以感到，地下黨組織對丁玲是何等的關懷。同時，也從中看出王昆侖在完成黨交給他的護送丁玲的任務過程中，又是何等的細心、周到。有意思的是，隨著日月的流逝，被護送的丁玲同誌完全忘記了黨組織的刻意安排，王昆侖的精心護送。王昆侖和丁玲相繼仙逝了，筆者有責任把真實的曆史告訴我們的讀者和後人。
王昆侖在完成護送丁玲的任務之後，遂又在北平做二十九軍的高級將領的工作。在北平逗留期間，由於宋哲元忙於和日本辦理軍事、外交等方麵的事情，隻有時任北平市市長的秦德純出麵接待王昆侖。
秦德純雖係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但因辦理喪權辱國的《秦（德純）土（肥原賢二）協定》而為國人所不恥；之後，又在親日派頭子何應欽、黃邪等人的默許下，和肖振流等人大搞華北自治，並撈到了北平市市長的位置。在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他也曾參予鎮壓學生運動。因此，他在北平各界的名聲是很不好的。另外，王昆侖還通過其他的途徑獲悉：今年春節，秦德純還利用職權，支出法幣一萬元，請陳覺生秘密轉交和他有交往的日本駐北平的特務頭子渡邊，作為節敬。對此，王昆侖視為漢奸行為。
但是，王昆侖深知此行的責任重大，對一切可挽救的高級將領不是簡單的鄙視，而是應當做工作。為此，他不僅同意和秦德純晤麵，而且一見麵還給秦德純來了個下馬威：“秦市長，煥章先生問候你，並希望你能在肖振派利用公款為父親祝壽一事上表明態度。”
所謂肖振派為父親祝壽一事，曾是轟動全國的一件醜聞。是年2月24日，夭津市市長肖振滋為其父母大做雙壽，而北平市長秦德純以總招待的身份，為肖代為招待所謂貴賓，耗資五十餘萬元。消息傳開，震驚全國。馮玉祥在南京聞之，以肖為西北軍舊人1大給自己丟臉，遂密函張自忠令其逐肖。張於5月逐肖自代天津市長，並嚴令扣押肖的親信算帳。秦德純名為保肖——實為保己，將肖擅自開支的五十萬元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報銷了案。對此，全國。片咒罵聲！馮玉祥作為老長官聽後自然很不是個滋味，他要求秦德純表明態度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秦德純絕沒想到堂堂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委員王昆侖會由此開始和自己晤談，其狼狽是可想而知的了！無奈，他隻好唯諾答說：
“請轉告老上司，我不會丟他的人的，這態度嘛，我也會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表明的。”
王昆侖此舉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此給秦德純來一個下馬威，進而轉入救亡抗日的正題。在此前提下，秦德純也隻好聽從南京來的大員——王昆侖說教，並再三做出堅決抗日的姿態。最後，他告之王昆侖：不久，宋哲元將軍將代表二十九軍全體將士發表聲明，表明守土有責的堅決態度。
王昆侖結束了和秦德純的晤談之後，又和北平的舊朋新友進行了廣泛的交談，無一不為日本侵占華北擔心受怕。不久，他又和閻錫山進行會晤，獲悉鎮守綏遠的傅作義下定決心，誓與國土共存亡！這條消息令他激動不已。
王昆侖在北平期間又得到消息：日本正在向青島大舉增兵。他知道山東問題，曆來是和日本關係的焦點，自“五四運動”始，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流血慘案。為了山東的安危——自然也為了在山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在南返的途中於濟南下車，順道造訪了原西北軍的高級將領韓複集。
王昆侖十分了解韓複集的為將之道：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和仇人結盟。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他可以叛馮（玉祥）投蔣（介石），成為馮玉樣在中原大戰中失敗的一大因素。為此，王昆侖是非常看他不起的。但是，他時任山東省主席，又手握重兵，加之山東在軍事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王昆侖還是打探一下他的態度。
王昆侖生前談過這次往訪韓複集的事，在記錄本上隻記下了這樣簡單的幾句話：
在山東看韓複集，他簡直非常狂妄。我問：“你估計日本人能不能動手？”
他說：“沒那事！”
我問：“你知不知道，南京在打你的主意？”
他說：“南京？他還想打我的主意？不等他的軍隊動，我就出兵占徐州，長驅直下南京。”
王昆侖和韓複集話不投機，很快告別濟南乘車南返。但他對韓複集鎮守山東這樣重要的兵家必爭之地，打心裏是不放心的。不出所料，抗戰軍興，韓複集不戰失山東，又密謀投敵，在血戰台兒莊的前夕，被正法。
1936年真是多事之秋！王昆侖剛剛回到南京，就又爆發了反蔣的“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因發生在6月1日，故又稱“六一事變”。誠如前文所述，兩廣軍閥曆來和蔣記南京政府有矛盾，數次興兵動武，均未解決。是年5月，胡漢民碎死廣州，蔣介石想借此消滅兩廣的軍閥。粵係軍閥陳濟棠想保住“南粵王”的寶座，遂聯合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蔣實力派，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反蔣。並於3月擅自組成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呈文南京國民政府，籲請抗日。次日，通電全國，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旋即出兵湖南。蔣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奪取南京政府之實，故派重兵入湘防禦。遂一場內戰在即，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
王昆侖和蔣介石勢不兩立，但他此時也絕不讚成陳濟棠、李宗仁等的反蔣行為，因兩廣軍閥興兵的動機，直接違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救國宗旨。他趕往上海，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簡稱“全救”）的負責人緊急磋商，研究對策。恰這時，李宗仁等派人北來和“全救”聯係，探聽“全救”的態度，但實際上是想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為此，王昆侖支持“全救”派出與李宗仁熟悉的楊東純去西南，麵見李宗仁，闡述“全救”的主張：“我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加緊侵略，其豢養的偽蒙軍已開始入侵綏遠，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這種形勢下，西南領袖提出抗日主張，並宣布北上抗日，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應當認真從抗日救國出發，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抗日，不宜輕率對內用兵，釀成內戰。”同時，還提出“內爭不容再有，禦侮不能再緩”，不要“鵡蚌相爭”，免使日本侵略者“漁翁得利”的政見。
但是，陝北的黨中央對“兩廣事變”是什麽態度呢？王昆侖與上海、南京兩地的救國會的負責人都在關注著。正在這時，陪同潘漢年自莫斯科回國滯留香港的胡愈之回到了上海，帶回了他和潘漢年、鄒韜奮三人起草的重要文件：《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後經沈鈞儒過目，並經章乃器、胡愈之共同作了修改，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四個人的名義公開發表。王昆侖閱後完全讚同。其中，尤對第一、第二、第五條所謂希望拍手稱快：
（一）希望蔣介石放棄所謂“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眾運動以共纖國難；
（二）希望西南軍事當局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將軍進一步了解聯合陣線的立場，采取推動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對立的態度，實現人民的抗日言論和行動的絕對自由；
（五）我們讚成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救國的主張，以及在以後多次通電中關於請各方麵停戰議和，“致對外的呼籲。……另外，關於這封《公開信》的形成過程，沙千裏曾撰文寫道：“這封（公開信》，最初是由從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漢年、胡愈之，和出國參加教育會議停留在香港的鄒韜奮三個人起草的；後來由潘漢年、胡愈之帶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封（公開信），發表前我不知道”，因而妙回憶有誤。事實是：潘漢年參預了這封（公開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帶回上海。這封（公開信）發表在是年7月15日，而這時的潘漢年正在香港和蔣介石派出的代表張衝談判。這封《公開信》由胡愈之於7月上旬隻身由香港帶回上海。
與此同時，蔣介石為了對付“兩廣事變”，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王昆侖在與會期間，獲悉蔣介石對上述那封《公開信》極為不滿，聲言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向他蔣某人示威的！
另外，在會議期間，馮玉祥將軍發言不慎，說道：“這封信我早就知道了，沒看出有什麽不對的嘛！
蔣介石當即追間：“煥章兄，你從哪兒知道的？”
“是王昆侖告訴我的。”
蔣介石原本就很不喜歡王昆侖，但始終找不到當眾給王點顏色看看的機會。今天，馮玉樣將軍一說完他就厲言相間：“王昆侖，你是怎麽知道的啊？”
王昆侖肅然起身，看了看與會者那不安的眼睛，十分鎮定地答說：“這封《公開信》早就送到報館了，我是聽他們說的。”
“那一你一定也讀過共產黨的（八一宣言）了吧？”
“據我所知，豈止是我王昆侖讀過（八一宣言）？蔣委員長您不是也讀過嗎？”
“你”蔣介石氣得拂袖而去。
對此，王昆侖坦然視之。但當事人在回憶起王昆侖頂撞蔣介石往事的時候，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記得王昆侖在國民黨的會上，有兩次和蔣介石發生衝突，是關於共產黨和毛主席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是可謂語驚四座。（大意）
但是，王昆侖心裏清楚，他在蔣介石的眼底下從事救亡抗日是越來越困難了！1936年8月，潘漢年與張衝自香港相偕回到上海，潘在等候陳立夫接見的期間，秘密會見了“全救”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私下拜會了久違的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自然，潘在往返寧滬期間，也自應在馮雪峰的安排下，與王昆侖等地下黨的同誌相見。遺憾的是，冉毋地下工作的嚴格紀律，以及當事人相繼受迫害過早地謝世，致使這彌足珍貴的曆史被後人忘卻了！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王昆侖因潘漢年的到來，對共產國際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要求中國共產黨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在南京的工作也就更少盲目性。
不久，潘漢年在陳立夫、張衝等的安排下，秘密地回到了陝北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作了匯報。不久，黨中央召開了書記處會議，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對此，王昆侖也理智地放棄了反蔣的立場，站在黨的“逼蔣抗日”的立場上繼續為黨工作著。
也就是在這前後，王昆侖從內部——其中包括從潘漢年、馮雪峰等處獲悉，蔣介石派出陳立夫、張衝等人和共產黨談判，希望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並希望周恩來能從陝北來南京，和陳立夫或蔣介石談判。對此，王昆侖是歡迎的。而且他真誠地希望有一夭能在南京或上海見到周恩來同誌。
有意思的是，王昆侖昔日的好友湛小岑、曾養甫等人也在為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奔波著。所不同的是，他們是在代表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秘密的談判，而他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私下做國民黨上層的工作。事後推論，他們之間是心照不宣的。
就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1936年9月18日，為推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宋慶齡的曆史功績的前提下，以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冕民掌牢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也是在這有紀念意義的一天中，毛澤東同時給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四人寫了一信，同時，附上中國共產黨於8月25日致國民黨書，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為擴大其影響，刊在了法國的中文報紙《巴黎時報》上。據沙千裏的回憶：“我在上海聽到了地下黨的傳達，並看到了它的油印本。”這對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在推進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昆侖在獲悉這兩封信的內容之後，尤其在獲悉毛澤東希望宋慶齡“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後，他很自然地想到自己也是國民黨的中委，也自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為此，他向孫科、馮玉祥等人作了通報。
還是這位心直口快的馮玉祥認為事關重大，遂在蔣介石召開的例會上，當麵質間蔣介石：為什麽不把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的公開書向中委傳達？
蔣介石先是一怔，遂又嚴肅地反問：“煥章同誌，這件事你是怎麽知道的？”“我是聽王昆侖說的！”
“又是你王昆侖！”蔣介石以興師問罪的口氣質問，“你又是從哪夏得到這樣的消息的？”
王昆侖似有準備，不慌不忙地站起，答道：“我是從法國出版的中文報紙《巴黎時報》上看到的。”
“堂堂的國民黨候補中委，為什麽專愛看外國的報紙？”
“中山先生親自製定的國民黨黨章有沒有規定：國民黨員不允許看外國報紙？”
這就是王昆侖第二次和蔣介石發生正麵衝突，並被時人稱為第二次語驚四座的發言。
由於性格原因，王昆侖與曹孟君中斷熱戀；為營救“七君子”奔波；曹孟君被捕後，王有一種歉疚感，決定與曹永結秦晉之好；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國民黨上層工作
正當蔣介石忙於平息“兩廣事變”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我國的侵略。是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唆使它豢養的偽蒙軍向我國綏遠東部進攻。綏遠駐軍傅作義將軍率部奮起抗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全國各地愛國人士和學生紛起支援，並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此“全救”發表了（為綏東事件宣言），嚴正責間南京政府：“是否猶認綏遠為中國國土？’川是否應負整個國防的責任？”並要求國民黨履踐五屆二中全會向人民宣布過的“不再以尺寸領土和絲毫權利讓人”的諾言。對此，王昆侖是參預其事，並在幕後起積極作用的。
是年11月，綏遠抗戰的局勢日趨緊張，傅作義率部英勇抗擊，曆經數度血戰，擊敗了蒙奸李守信、王英等偽軍的進犯，取得了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並乘勝收複了百靈廟和大廟。這在亡國日盛的民族心理中，無疑於注射了一針民族自信的強心劑。因此，大江南北掀起了援綏抗戰和慶祝綏遠抗戰勝利的熱潮！而受“全救”委托，大表演藝術家崔鬼等自上海趕赴綏遠前線慰問，路經北平和時在讀書的張瑞芳相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炮打響，轟動古都，也激勵著一批又一批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的疆場。
麵對全國人民援綏的抗日熱潮，首都南京該如何表示呢？王昆侖在征得地下黨組織的同意，並在南京救國會及其負責人曹孟君、孫曉村、王楓、胡濟邦等人的努力下，掀起了上自國民黨元老、下到普通百姓的最為廣泛的援綏運動。對此，孫曉村寫下了如下這段文字：
在救國會領導下，南京救國會並通過馮玉祥，推動國民黨上層人士張繼、居正、草振等發起援綏抗日運動，號召全國同胞積極參加救國運動，全力援助綏遠以傅作義為首的抗日部隊。11月上旬召開了援綏抗日大會，在籌備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昆侖、張西曼、許寶駒等。大會在國民黨南京中央飯店舉行。國民黨很多中委如何香凝、柳亞子等和立法、監察委員都聯合起來參加。最難得的是請到了國民黨元老張繼做大會的主席，因此國民黨特務就不敢破壞這個大會。當時在南京這個國民黨的心髒地區的中央飯店形成這樣的大會，公開宣傳支援綏遠抗日的軍民，是空前的，也可說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白色恐怖。會後，援緩的衣物錢款由許寶駒代收。會中我與曹孟君奔走聯係，身份更加暴露。
實事求是地說，南京援綏抗日大會是救國會組織得最為成功的一次救亡運動；自然，也是王昆侖一生公開向蔣介石示威最為得意的一筆。但是救亡運動的成功並未推進他和曹孟君的愛情的發展，相反，卻出現了大的挫折。
曹孟君是一位“和藹而嚴肅，理性‘比感情更強”的女性。再者，如孫曉村所說：“孟君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談閑天，對於遊山玩水，美味佳肴都不感興趣。”孫曉村善意相勸，“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這是革命性強的表現，是好事，但生活麵太窄，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而且對開展工作也有不利的影響。”對此，曹孟君也是知道的，並坦然地告訴孫曉村：“這種性格是青年時代形成的，記得當時讀一本書，書中有兩句話：‘生命為了工作，工作就是生命’，這兩句話深深打動了我，我一直以此為座右銘，不過我不願意宣揚這兩句話，免得被人以為自我吹噓。”作為職業政治家而言，是難得的；但是作為愛人——尤其做江南才子王昆侖的愛人——盡管王昆侖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那就會發生性格上的矛盾。
另外，曹孟君是在“五四”大潮的衝擊下成長起來的，因而她在對待傳統習俗、東方道德有著很強的叛逆心理。’雖說王昆侖也是接受過“五四”風雨的洗禮，但他對妻子的選擇也絕非僅僅是誌同道合這一點。因為王昆侖曆經第二次婚變之後，他更堅信革命的同誌並不等於妻子。
再者，曹孟君雖然長得真是一個美人，但她的實際年齡已經三十有三，而且她因生理的原因不能生育。在當時——乃至於今天，上述兩條原因，也必然影響曹孟君選擇愛人。據說左恭和曹孟君離異，除去性格方麵的差異，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左恭非常喜歡孩子。而今，促成王昆侖和原配夫人離異的決定原因也是小女兒的碎死，這說明他是十分鍾愛自己的孩子的。據推測，這恐怕也是影響他們二人中斷熱戀的原因！
…恰在這時，一位中央大學學藝術的女士於不知不覺中闖進了王昆侖的生活中。這位女士出身名門，年方二十有一，用時興的話說：是一位全身都是藝術細胞的女士。就像丁玲回憶的那樣，王昆侖“那種坦然、率直的神情”，以及“卻是很吸引人”的談吐，使她很快就心甘情願地做了王昆侖的感情俘虜。不久，二人就由熱戀升溫到要求結婚。也就是在南京援綏抗日大會召開前後，這位女士南下香港，定做和王昆侖結婚的服裝。
值得稱道的是，曹孟君依然坦然處之。‘就像她和左恭離異之後，並未影響他們間的戰友之情，就是在左恭和鍾天心的妹妹——也是一位中央大學學藝術的女士結婚之後，依然保持著很純潔的戰友之情。時下，王昆侖又和一位中央大學學藝術的女士相愛了，她仍然能把個人情感中的痛苦深埋心底，繼續和王昆侖一道為救亡抗日奮鬥著！這需要何等大的情感犧牲啊！而這種情感犧牲又是何等的聖潔和偉大啊！
隨著“全救會”在國民黨統治區推進救國抗日運動，遂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結果，導致了蔣介石進一步查禁抗日救國的刊物，迫害愛國人士，血腥鎮壓愛國運動。如：
“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的那天，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到達南市老西門，遂遭到國民黨軍警的彈壓，史良和不少女同胞當場被打傷。
在此期間，日本一邊向中國大舉增兵，一邊委派駐華大使川越同國民政府外交部進行所謂交涉，提出比“廣田三原則”更為狠毒的條件。在此情況下，“全救會”發表了（為團結禦侮告全國同胞）的文告，憤然指出日方的條件是“亡國滅種的條件，這是主人對奴隸的命令”。同時還大聲疾呼：“團結全國力量，共赴國難。”這又遭到蔣介石及其特務的鎮壓。
是年10月19日，偉大的文學家和革命戰士魯迅不幸逝世了！這對中華民族——乃至於對王昆侖都是萬分悲痛的，因此公在黨的領導下，發起了空前的送葬活動。王昆侖心裏非常清楚，這也是一場反日大遊行。‘當他獲悉沈鈞儒揮毫在覆蓋魯迅遺體的旗上寫下“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時候，他碎然感到有魯迅先生的精神在，中華民族的靈魂永遠不死！
也就是在這之前，蔣介石采用收買與武力並舉的方針，終於平息了“兩廣事變”。王昆侖作為政治家——尤其諳熟蔣介石治國之術的反對派，知道蔣氏必然要掉轉矛頭，繼續執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換言之，蔣氏一定要集中力量消滅陝北紅軍的同時，鎮壓國民黨統治區的救亡抗日運動。因此，他提醒寧、滬兩地的“全救會”的領袖們更加注意鬥爭策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對此，王昆侖是十分欽佩的，但他受著身份和地位的製約，以不能和救國會的領導人公開並肩戰鬥為憾。同時，他還不時地發出這樣的自問；“蔣介石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題嗎？……”
善良的願望並不能替代殘酷的現實，更不能希望蔣介石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在王昆侖向寧、滬兩地的“全救會”的領導人發出忠告不久，蔣介石親自下令，於11月23日夜逮捕了沈鈞佩、李公樸、王造時尾章乃器氣鄒韜奮，沙千裏、史良等七人。史稱救國會七君子。
王昆侖聽到上海“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之後，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設法營救或請黨國元老出麵保釋；第二個念頭就是南京的救國會的領導人會不會被捕？因此，他把曹孟君、孫曉村等約到自，己的家中，共同商議對策。正當他們橫眉冷對蔣介石製造的新的白色恐怖之際，上海又傳來消息說：被捕的七君子於翌日交保釋放。但是，王昆侖沉吟良久，依然認為七君子還有可能再次被捕。他的理由是簡單的：蔣介石逮捕救國會領導人是不會改變的！為此，他希望孫曉村、曹孟君等人要有思想準備。
孫曉村認為自己是國民政府的官員，蔣介石沒有確證是不會貿然下手的。
孫曉村離去之後，王昆侖和曹孟君久久相對無言，似乎幹言萬語都在不言中。還是王昆侖打破了這矜持的僵局：“孟君，我是個無神論者，可不知為什麽，一種不祥的預兆老是籠罩著我的合頭。”
曹孟君自然知道王昆侖說的不祥預兆的內容，那就是指她可能被捕。可她聽後卻是那樣坦然地笑了，十分平靜地說了這樣一句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句文天祥的名言，不知被多少人引用過；就說他王昆侖吧，自讀書起，也不知念過多少遍。，但是，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心震顫了！似乎還聯想到了這句古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也就是在這刹那間，王昆侖被曹孟君的凜然正氣所懾服，似乎曹孟君的形象猛然之間也變得高大起來！為此，他站起身來，緊緊握住曹孟君的手，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放心了！也請你放心。”
曹孟君似乎完全明白了王昆侖這句話的全部內涵，微微地點了點頭，遂告辭離去。
“七君子”案情的發展，不幸被王昆侖所言中：是日——24日晚蔣介石再次下令逮捕了沈鈞儒等五人，史良因獲悉消息暫避他處（後主動投案），李公樸於開庭前主動到庭，和其他五位被捕的戰友一道把法庭變戰場，宣傳救亡無罪的道理！
一、由胡子嬰找上海（立報）主編薩空了，請該報發表“全救會”領導人被捕的消息；
二、救國會和被捕人員的親屬聘請律師，出庭辯護；
三、救國會發表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為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和全國國人書》。該書嚴正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誣陷“救國會”的罪名，嚴重抗議當局逮捕“救國會”七領袖，希望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營救被捕的“救國會”的七領袖。
以宋慶齡女士於26日發表聲明為起點，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營救“七君子”的群眾運動。自然，南京“救國會”的負責人曹孟君、孫曉村，以及在幕後支持的王昆侖也四處奔走，八方求援，為營救“七君子”各顯神通。
28日上午，王昆侖趕到許寶駒家，與孫曉村、張西曼等討論如何營救“七君子”的時候，大教育家馬敘倫的兒子馬克強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報告說：“孟君她——她被捕了！”
全體與會者聽後愕然，而王昆侖則氣得拍案而起，憤然自語：“抗日有罪，救國被捕，這叫什麽王法啊！……”
繼上海“七君子”被捕之後，曹孟君於11日8日上午被捕。對此，孫曉村作了如下記述：
援綏大會幾天後，國民黨政府就下了毒手，於11月21日（應是23日）逮捕了上海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那天，我與王昆侖、張西曼等在許寶駒家討論如何營救上海七君子時，馬敘倫的兒子馬克強跑來說，今天上午曹孟君（與他同在實業部工作）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曹孟君被捕的消息就像是重磅炸彈，令大家難以平靜下來。王昆侖畢竟是一位久曆政治風潮的政治家，他終於先於其他同事平靜下來。他聲調低沉地說道：“現在不是自我生氣的時候，我們必須麵對殘酷的現實。當務之急是：一、孟君被捕了，曉村要不要立即躲避一下？二、如何營救被捕的孟君？”
大家根據王昆侖的兩項提議，非常嚴肅地討論起來。誠如孫曉村回憶的那樣：“研究下來認為我最好不走，因為我在財政部是科長，又是籌備直接稅的專門委員，地位比曹孟君高，敵人可能不致下手。營救曹孟君，主要想找李德全（馮玉祥夫人），通過馮玉祥去想辦法。決定之後我們就分手了。”
王昆侖自許寶駒家辭出之後，總是擔心孫曉村同誌的安全，因此，分別的時候他緊緊地握住孫曉村的雙手，聲調低沉地說道：“請多多保重！”
“我想，暫時不會發生什麽問題的。”孫曉村比較樂觀地說罷，遂又沉吟片時說，“我想和千家駒、狄超白二位打個招呼，防備發生意外。”
王昆侖回到自己的家中，真可謂是思緒煩亂，坐臥不寧。一會兒他的腦海中閃現出的是沈鈞儒等人的形象，一會兒又是曹孟君那容貌瑞麗、舉止文雅的倩影，待到曹孟君那性格倔強、意誌堅定的形象在他的記憶屏幕上完全定格時，他下意識地說道：“我一定設法保釋孟君出獄！”
曹孟君作為活躍在南京婦女界的領袖，和方方麵麵的婦女界的人物大多有著交往。其中，尤和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女士接觸較多，且私交也不錯。是年4月，李德全女士在南京領導創立“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曹孟君是這個組織的積極參加者，並當選為該會的理事。“這個團體，名義上提倡婦女學術研究，實際上把團結廣大婦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放在首位。曹孟君與李德全的合作，把更多有正義感的、愛國的婦女團結到黨的周圍，形成了一支與南京國民黨禦用婦女會相抗衡的力量。”從此之後，曹孟君和李德全的關係更非一般。對此，王昆侖是知其詳的。另外，王昆侖和馮玉祥將軍也有著十多年的私交，由他出麵請求馮玉祥和李德全夫婦營救曹孟君是情理中事。正當他準備驅車趕往馮公館拜會馮玉祥將軍和李德全夫人的時候，財政部的一位友人打來電話，報告孫曉村科長於下午4時被捕了。
對於孫曉村的被捕，王昆侖是有所思想準備的。但是來得這樣突然，的確是有點出王昆侖所料。為此，他在電話中愕然相問：“喂！請告訴我，孫科長是怎樣被捕的？……”
關於孫曉村被捕的經過，他自己作了如下的記述：
我去通知千家駒和狄超白防備意外，然後就代表財政部到內政部去開會。到下午4時左右，有人進會議室通知我：“洛陽來人要與你談話。”（其時蔣介石在洛陽）我一出去，就有兩個特務帶著手槍，出示一張逮捕狀：“赤匪嫌疑，危害民國”，我就這樣被捕了。
王昆侖作為政治家一旦平靜之後，他會很自然地發出這樣的自問：，孫曉村和曹孟君的被捕是出於同一原因嗎？如果是同一原因，為什麽不同時被捕？如果不是，那孫曉村的被捕又是出於什麽原因呢？……”為此，他決定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一邊請馮玉祥將軍和李德全夫婦等出麵營救曹孟君、孫曉村，一邊查詢曹孟君和孫曉村被捕的真實原因，以及他們在獄中的表現。
關於孫曉村被捕的原因及在獄中審訊的內容，他自己作了如下記述：
被捕後，我先被關在憲兵司令部大廳旁的一個會客室裏。我看到對麵門口站著一個士兵並找機會望到原來裏麵關的是曹孟君。第二天一個憲兵司令部的低級刑審員來審問我，第一句話說：“你要知道階級鬥爭是殘酷的。”我回答說：“做亡國奴更慘。”我質問他：“我是財政部的一個科長，抓我什麽理由？”他說：“是洛陽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問他：“有何證據？”他講：“這你不能問，我們有根據，你與赤匪有關。”談話僵住了，沒法進行下去……
王昆侖通過關係間到了曹孟君受審的情況。多年之後，曹孟君的秘書根據史實，寫下了這段文字：
曹孟君對自己被捕早有思想準備。在敵人對她進行輪番審訊、“談話”時，她’鎮靜如故，嚴詞反問：“我犯了什麽罪？”
特務說：“我們得到確實證據，你受共產黨指使，要在南’京造反，組織人民陣線。”
孟君冷笑說：“你們明知我是搞抗日救亡運動的，請問： 中國人應不應該愛中國？ 自己的國土被侵占，伺胞遭槍殺， 應不應該努力呼籲、救援？愛國有什麽罪？愛自己的骨肉、同胞有什麽罪？又說“我從小讀的教科書上，教我們愛國，難道編教科書的也都是共產黨！”
敵人被駁得啞口無言，但還誘脅說：“隻要你自首就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否則就要自食其果！”
王昆侖獲悉曹孟君和孫曉村在獄中的情況之後，深深地為戰友們這種高風亮節、氣壯山河的言行所感染。他不知為什麽，每當他想象中的曹孟君在獄中的表現時，他的內心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或曰是歉疚感！為此，他覺得似乎隻有盡快把曹孟君等早一天營救出獄，他內心的這種負疚之感才會得以平衡！
隨著營救上海“七君子”和南京“二君子”運動深入展開，南京的上層又傳出這樣的謠言：“王昆侖和曹孟君有戀愛關係，曹通共，難道王能不通共嗎？”為此，王的親朋好友還要出麵解釋：王昆侖和曹孟君沒有戀愛關係，王就要和某女士舉行婚禮了！對此，王昆侖十分清楚：這是蔣介石為低毀他的政治聲譽，授意戴笠這夥人幹的。也或許是見多不怪了吧，；王昆侖除去感謝朋友'的好意之外，他認為這種見不得人的把戲是無聊的，非強者所為。因此，他越發地瞧不起蔣介石了！
與此同時，王昆侖清楚地知道，蔣介石是什麽事情都會幹出來的。既然曾為他出過力的鄧演達會死在他的手下，他王昆侖為什麽就不會坐蔣介石的監獄呢！對此，王昆侖是坦然的‘因為國民黨朗監獄關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本身就是一大諷刺！況且他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法庭，向全國人民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既定國策的反動性！
王昆侖或許是從可能被捕想到了自己的婚事，他突然覺得一位革命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生活，選擇妻子的首要條件應該是誌同道合，或曰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也就在這一瞬間，他想起了多少軟骨頭的丈夫、妻子被捕之後，給革命帶來巨大的損失。為此，他在應當和誰結婚的問題上開始猶豫起來，兩個熟悉的麵孔在他的腦海屏幕上反複疊印，最後，一個熟悉的麵孔消逝了，而曹孟君的形象卻一動不動地定格在他腦海屏幕上！
當王昆侖決定和曹孟君結合之後，他又想到遠在香港製結婚服裝的那位女士，對於王昆侖又是作何想的呢？筆者不作任何猜斷，隻把結果告訴讀者：王昆侖給這位女士寫了一封信，請她不要匆匆趕回南京。聰明的女士自然明白這封信的真意，不久她又有了新愛。值得讚美的是，她沒有忌恨王昆侖，而且一直還保持著十分聖潔的友誼。
不久，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在西安兵諫蔣介石，把蔣軟禁在西安，史稱“西安事變”。這條消息猶如晴空霹靂，驚得中外人士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就說南京中樞要人吧，很快從震愕中平靜下來，分為“戰”、“和”兩派。而日本人是站在以何應欽為首的“戰”派立場上的，要求以戰平定“西安事變”。結果，必然導致大規模的內戰，自相殺戮，削弱國力，等於為日本人滅亡中國助一臂之力！這是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所不願看到的，當然也是王昆侖所反對的。但是更令王昆侖擔心的是：陳立夫借中樞機關爭論“和”、“戰”之機，又突然提出槍斃寧、滬兩地救國會的“九君子”，以警告張學良和楊虎城。王昆侖急得慌了手腳，除力陳自己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之外，還請馮玉祥等實力人物出麵，堅決反對陳氏兄弟殺害“九君子”的主張得逞。對此，當事人作了如下回憶：
我們知道國民黨反動派那時確實決心殺害我們。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西安之後，陳果夫、陳立夫等提出：槍斃我們，以警告張、楊。馮玉祥等表示堅決反對，未能下手。陳果夫和陳立夫一夥不甘心，指令我們不許接見，讓我們與世完全隔絕，並在看守所增加憲兵和保安隊，嚴加看守，伺機動手。
。王昆侖很快從潘漢年處獲悉：中國共產黨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西安參加解決“西安事變”。這給王昆侖以及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黨派吃了一顆定心丸。與此同時，王昆侖獲悉了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提出的八項救國政治主張，其中第三項即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未過幾天，蔣介石完全承諾這八項救國政治主張。這在寧、滬兩地的救國會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兩地被捕的“九君子”就可釋放回家，從而再借“西安事變”之東風，掀起更大的救亡抗日**！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外的關注，一場更加浩大的營救運動在展開！蔣介石像清朝的皇帝，最不怕的是中國人，最害怕的是外國人。待到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各界名人紛紛發表通電聲明之後，蔣介石又急忙命令秘書長葉楚槍通過海上聞人杜月笙和所謂社會名流錢新之出麵“調停”。其目的是勸降和迫降。他們根據國民政府內定的一審判決，隨即送南京反省院，在反省院寫悔過書，交保釋放。王昆侖通過七層獲悉這條消息之後，酉己合獄中的同誌向中外揭露了蔣介不扣均所謂安撫之策。由此，王昆侖也更加看清了蔣介石集團的無恥！
也就是在這期間，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過滬逗留期間，曾經會見了宋慶齡女士以及未被捕的救國會的領導人，傳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這對寧、滬兩地的救國運動的開展，無疑於注射了一針強心劑。王昆侖是何等地想見周恩來同誌P但是，他的地位和身份不允許他赴滬拜見，終引為憾事！從這時起，他經常黯然自問：“我什麽時候能見到周公呢？……”
也就是在周恩來數度往返陝北、上海、廬山期間，王昆侖由潘漢年等處獲悉：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非常關心寧、滬兩地“九君子”被捕事件。除去公開通電聲明營救之外，還在7月3日聯名致電潘漢年，要潘趕在國民政府複審上海“七君子”案之前，迅速和其家屬、律師取得聯係，並設法與陳氏兄弟屬下的調解人談判，以“不判罪隻到廬山談話則為上策，隻判輕罪而宣告刑期釋放則為中策，釋放而請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為下策”。對此，王昆侖是感慨良多的！同時，他認為曹孟君等人獲釋大有希望！
7月7日，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在北平爆發了！日本的槍炮驚醒了中華民族那顆不做亡國奴的心；將士的鮮血擦亮了各界愛國人士的眼睛，隻有同仇敵汽，萬眾一心，中國才不會亡於日本之手。在全國各界人士的聲援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被迫於1937年7月31日下午5時釋放關在蘇州的“七君子”。
但是，’令王昆侖憤慨的是，蔣介石拒不釋放關在南京的曹孟君和孫曉村。王昆侖一氣之下到上海，經和潘漢年協商，親自陪同沈鈞儒等人來南京營救，對此，沙千裏回憶道：“直至後來沈老在南京與國民黨聾局作了堅決鬥爭，始獲釋放。我們雖然差不多同一時間被捕，初軋了半月才獲自由，他們的監獄生活更為艱苦。”
在這期間——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乘雲南王龍雲的專機飛抵南京，參加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防會議。也就是在暫時休會期間，王昆侖在潘漢年的引薦下，第一次見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
周恩來和王昆侖雖然同是“五四運動”的親曆者，但因在京津兩地而未曾謀麵；王昆侖雖然曾是周恩來弟弟的老師，但那時的周恩來尚在歐洲勤工儉學，自然也不相識。然而這並不等於說周恩來不知王昆侖的名字。早在1925年夏天，鄧穎超南下廣州，一定會向周恩來談到王昆侖的名字，至於王成了西山會議派的骨幹之後，周恩來當然會知其大名了！王昆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周恩來業已進入中央蘇區，但翌年退入蘇區的潘漢年一定會向周恩來報告王昆侖入黨之事。因而說他們二人雖初次謀麵，卻神交久矣！至於這次相見的經過和談話的內容，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在王昆侖的晚年，他隻回憶說：“總理和我談話的內容有二：一是要我做孫科等人的工作；再是我的組織關係轉到總理下邊。從此以後，我就是在總理親自領導下，從事國民黨的上層工作。”
這次會見，對王昆侖的一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他從現在開始，就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曆史責任是：在周公的領導下，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