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和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莫斯科會見南京國民政府駐蘇武官
1936年2月的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
莫斯科火車站十分熱鬧，來自東方和西方不同膚色的旅客出出進進，把站前廣場上的積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經失去了潔淨的本色，很像是一條潔白幹淨的大床單，踩上了無數個腳印一樣。冰雪報複旅客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凍得抄手縮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摔得仰麵朝天！
隨著不算太多的進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著高級海獺皮帽，穿著狐皮大衣的中國人穿過候車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視，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為抗禦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頃，擴音器中傳出了女播音員的親切的話聲：“接站的同誌、先生、女士們：請注意，由法蘭西駛來的客車就要進站了！……”這位接站的中國人駐步傾聽，從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語太差，聽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結束，他從容地放下遮住麵頰的狐皮衣領，我們方才認出：他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於1933年夏撤離上海之後，安全地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錯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不讚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據李一氓回憶：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誌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誌和我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誌一同關在監獄裏，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蘇聯船，到達莫斯科。”
當時的莫斯株雲集著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團的負責人王明、康生以外，還有曾三、孔原、饒漱石、李立三、滕代遠等人。據說當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歐陽新、吳克堅等戰友也來到了莫斯科。這對第一次出國的潘漢年而言，有著一種到了家的親切感。
他向遠離中國革命中心的同誌們介紹了國內的形勢，尤其是有關紅軍長征的情況。接著，他又向王明和康生報告了這次蘇聯之行的緣起和目的。同時，還如實地轉述了張聞天同誌代表黨中央和他的談話：“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雲同誌一起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並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我們現在和國際的聯係電台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同國際的聯係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如在上海聯係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盡快地和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結果以及紅軍的情況。”
潘漢年於9月中下旬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經結束。由吳玉章同誌推動，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業已於8月1日公開發表，這就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播漢年完成匯報任務之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關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著，他一邊在蘇聯參觀學習，一邊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去了。
這天清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部門通知潘漢年：一位繞道法國來莫斯科的同誌，將於今天乘火車到達，請他到車站迎接。他聽後暗暗自問：“這位來自國內的同誌是誰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創建上海世界語學會；五四運動之後，又和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推進新文學運動；“五份慘案”之後，他編輯出版《公理日報），通過撰寫（五姍運動紀實》一文，抨擊帝國主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起草發表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公開信。隨後，在通緝聲中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學習，開始係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1931年回國，主編｛東方雜誌），並同鄒韜奮共同主編（生活周刊）。不久，應魯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胡愈之入黨後，借從事救國會的活動，負責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不久，由《閑話皇帝》一文，引發出震驚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過探望獄中的杜重遠先生，進而協助杜先生做東北軍人士的工作，從旁爭取張學良將軍聯共抗日，並取得了成果。他認為應該盡快把張學良決心擾日的情況向黨中央報告。但由於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已和黨中央失去了聯係，遂決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領導他的宣俠文。
宣俠文是吉鴻昌烈士的入黨介紹人，時任華南工委書記。他聽了胡愈之同誌的報告，感到事關重大，也認為應盡快報告給黨中央。這時的華南工委和黨中央也失去了聯係，隻有通過法國巴黎的（救國時報），才能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聯係。所以，宣俠文同誌決定讓胡愈之經法國去蘇聯，直接向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匯報。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華僑商人，搭日本郵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的幫助，替胡辦了去莫斯科的簽證。誠如胡愈之所記：“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卻是潘漢年同誌。”
潘漢年早在“自稱創造社的小夥計”的時代，就認識這位長自己整整十歲的學者胡愈之。後來又在特科間接共事，並由張慶孚介紹胡愈之為特殊——對內外都保密的黨員。
因而，他們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車站相遇，真是大有“他鄉遇故知，不親也是親”的興奮感。接著，潘漢年把胡愈之帶到事先聯係好的旅館，安排好住處，方客氣地說道：“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幫忙做些什麽，請盡管說好了。”
胡愈之覺得潘漢年還是那樣溫文爾雅，彬彬有禮，格守著敬長尊賢的古風，心中生起一股熱乎乎的暖流。他可能是急於向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報告，忙說道：“我把一份詳細的書麵報告寫在了我穿的襯衫上，趕快顯影出來，代我轉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
胡愈之邊說邊脫下大衣，遂又把貼身的襯衫脫下來，雙手交給了潘漢年。
對潘漢年來說，配製顯影藥水真可謂是行家裏手。他很快在臉盆中弄好顯影液，把寫有詳細報告的襯衫放進臉盆中，奇怪的是怎麽也顯影不出來。
胡愈之一看急得習慣地叫了一聲：“小開！”遂又說道：“這是一份關於張學良將軍想聯共抗日的報告，十分重要，你看……”
“你就在這兒重新寫一份書麵報告，我負責給你轉送。”
胡愈之沉吟片時，隻好整著眉頭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說道：“看來，也隻有如此。”
“你如果沒有其他急需要辦的事情，我就先告辭了。”
“不急嘛，你我分別近三年了……”
“我們會有充足的交談時間的。”潘漢年破例打斷了胡愈之熱情相留的話語，很是抱歉地說道，“今天，我還要會見一個重要人物，需要和有關人士商量一下。”
潘漢年要會見的重要人物是誰呢？他是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的武官鄧文儀。
鄧文儀，黃埔一期畢業生，深得蔣介石的賞識。後赴蘇留學，與蔣經國等人同學。結業後回國，在蔣介石身邊供職，任侍從秘書，是蔣的親信弟子。1935年春，為抗禦日本對華北的咄咄逼人的攻勢，蔣欲和蘇聯結成反日的軍事同盟，遂派曾在蘇聯留過學的鄧文儀出任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是年秋天，鄧文儀經新疆回南京述職。他回到南京不久，受到蔣介石的秘密召見，要他速返莫斯科。事後，鄧文儀在所著（冒險犯難記》中寫道：
12月初旬，政府命我迅即回莫斯科去，有要事要我會同幫辦，不能延誤。
南京國民政府要鄧文儀幫辦的要事是什麽呢？就是要鄧文儀通過各種渠道，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接觸，商談國共兩黨恢複談判的事情。
蔣介石為什麽在中央紅軍剛剛完成長征，到達陝北之際，又想和共產黨恢複談判呢號為了使讀者了解潘漢年介入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始末由來，容筆者對蔣介石的內政外交的轉變作一簡要的‘追述：
蔣介石在平定諸地方實力派的反叛，進而入主南京之後，他認定共產黨是“心腹之患”，而日本軍國主義步步入侵中國是“皮膚之患”。由此產生了他的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但是，隨著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殷汝耕準備籌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全國上下掀起了堅決抗日、嚴懲漢奸的救亡熱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刺殺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案。尤其蔣介石於事後獲悉：刺客的槍口原本是對著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衛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後，迫使他不得不考慮“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還能行使多長時間？
蔣介石自有聰明之處，那就是隨時調整自己的內政外交大計。他很快醒悟到必須接過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贏得對外——歐美乃至於蘇聯的支持，對內——舉國上下的擁護。自然，這也要獲罪於日本與國內的親日派。他為了對外遏製日本的侵略，對內分化、瓦解共產黨和紅軍，遂又想到了蘇聯。也就是在這前後，他認真地閱讀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及中國共產黨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委派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接觸，並親自出馬和鮑格莫洛夫進行秘密會商。但是，蘇聯外交部卻嚴令指示鮑格莫洛夫：“我們讚成蔣介石關於共同合作和互相幫助反對日本侵略的建議。同時我們從這個合理的要求出發，支持中國日益高漲的武裝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但是，“我們相信，蔣介石的軍隊同中國紅軍間不實現統一戰線，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嚴重鬥爭將是不可能的。”“當蔣介石因此表示希望蘇聯政府作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談判的中間人時，可向蔣介石聲明，蘇聯政府沒有可能擔任或完成這個角色。蔣介石本人在沒有任何中間人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談判。”
蔣介石出於國內政局的需要，一邊和蘇聯繼續洽商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一邊通過不同的渠道和中國共產黨秘密接觸。而鄧文儀隻是其中的一條渠道。
鄧文儀奉命返回莫斯科，立即同“對於莫斯科與中國有關的俄國高級將領，過去曾在中國擔任顧問的人”進行“相當的聯係及懇談”。與此同時，他又通過原在十九路軍供職的文職官員胡秋原等人找到了潘漢年，希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晤。潘漢年請示過後，奉命和鄧文儀進行了第一次投石問路式的接觸。
據潘漢年的筆記，他和鄧文儀的會談日期似是1月13日晚上。“會談中鄧一開始即明確提出要見王明，而潘漢年則自稱代表王明先與鄧接談”。“會談中鄧文儀表示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原則和國共合作的主張，但雙方對兩黨合作後對日作戰的統一指揮問題和蘇聯援助國民黨軍需和糧恫等問題上存在著較大分歧。”遂結束了會談。
王明在聽取了潘漢年的匯報之後，決定親自出麵和鄧文儀舉行會談——而且一連會談了好幾次。有關他們會談的經過和內容尚未查到原始記錄。隻是在蘇聯研究中蘇問題的專家季托夫的著述中有如下記載：
照王明的話說，鄧文儀同他進行接觸是在1936年1月底或2月初。第一次會見時，鄧文儀說：蔣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的宣傳所欺騙了。他們認為，日本不會而且也不能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們決定不抗日，以便同日本一起首先反對西方強國，然後再對付日本。鄧文儀繼續說，然而這個打算是錯誤的，日本進攻威脅到中華民族，因此不抗日中國就會滅亡。其次，鄧文儀告訴王明，蔣介石收到他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和他關於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文章以後，決定同中國共產黨談判。鄧文儀提出三項初步建議供討論：1、取消中國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2、改變中國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作戰必須有統一指揮；3、國共兩黨間恢複1924年一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繼續獨立存在。
鄧文儀在說明這個建議時聲明：南京政府將實行革新並開始實行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國防政府的十點綱領。鄧文儀在談到改編中國紅軍時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南京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南京政府間應交換政治工作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蔣介石知道，紅軍沒有彈藥、武器和糧食。所以南京政府能夠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派出若幹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南京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王明指責了蔣介石把內蒙古劃為紅軍的根據地和活動區域的建議，實際上內蒙古並不在蔣介石的控製之下，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不嚴肅和不能接受的。鄧文儀回答說，考慮到內蒙遠離中心和那裏缺乏糧食，南京政府還可以劃給紅軍其他地區作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區”。同時，鄧文儀指出，這使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建立“國際聯係”，暗示中國共產黨可以同蘇聯建立直接聯係。同時，鄧文儀承認，在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所有海岸線，那時中國將不能從歐洲和美國買到武器和彈藥，其主要來源將變成蘇聯。鄧文儀繼續說，所以我們想經過西北從蘇聯方麵得到武．器和彈藥。
王明聽了鄧文儀的談話並同他討論了某些問題後，向他建議，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處在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建立直接聯係，以便同他們談判簽訂抗日和停止內戰的具體條件。
據史記載，雙方初步協定由鄧文儀回國進入陝北蘇區，直接和毛澤東、朱德等人談判。為此，“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專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去蘇區直接與中央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當天，潘漢年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致信蔣介石，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紅軍總司令朱德，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談判時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恰在這時，國內的紅軍東渡黃河，發動了旨在抗日救國的東征戰役。就在閻錫山調遣重兵攔截紅軍經晉赴冀、察抗戰的同時，蔣介石趁機又令嫡係部隊入晉，妄圖一舉殲滅東渡的紅軍。同時，他為防止紅軍西撤陝北，又命令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陳兵黃河西岸。因此，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抗日反蔣”的既定方針指導下，再次發表專文指出：“蔣介石已成為全國人民團結和抗日救國的最大障礙。不肅清這一障礙，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便無從實現。”並認為蔣介石派出鄧文儀秘密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是“企圖乘機收編中國紅軍的陰謀”。遂決定取消潘漢年充當國共兩黨談判聯係人的使命。此時已登船回國的潘漢年又以希臘政治情況發生變化，被急電召回莫斯科。
恰在這時，胡愈之到了莫斯科。
胡愈之躲在旅館中花了很多時間，重新寫了一份書麵報告，並由潘漢年轉給了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王明。不久，王明約見胡愈之，詳細地聽取了有關國內情況的報告，特別是關於張學良將軍思想轉變的情況和東北軍的動態。在這期間，潘漢年向胡愈之“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
轉眼到了3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收到了國內紅軍的報告：和張學良、楊虎城業已開始秘密接觸，並達成了共同抗日救國的口頭協議。因而共產國際自3月下旬，“決心改變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主張對蔣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應靈活的措施”。中共代表團也不得不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會議，決定修改“抗日反蔣”的口號，以“反日討賊”取而代之。
如何逼迫蔣介石徹底放棄反共的政策呢？偏促西北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業已舉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南方兩廣的軍事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以及寓居在香港的原十九路軍愛國將領蔡廷錯等也在借抗日的旗號，正在積極密謀軍事反蔣。如果南北同時舉義，即使蔣介石的軍事集團不被打垮，他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必然被迫聯共抗日。無論出現哪一種政治局麵，對中國紅軍的發展和壯大都是有利的。經反複研究，決定再次派潘漢年回國，其任務是：一、利用潘漢年和十九路軍以及兩廣軍事集團上層的關係，積極推動兩廣反蔣的軍事事變的發生；二、根據國內軍事、政治局勢的變化，由潘漢年直接和南京最高當局洽談國共合作事宜。
為了更好地掩護潘漢年回國的第一項使命，同時又為實現第二項使命鋪平道路，潘漢年行前再次約見了鄧文儀。
潘漢年這次約見鄧文儀是主動的，而且目的、任務也是清楚的。因此他對這次會議的進程和結果也是胸有成竹的。和鄧文儀寒暄過後，遂開門見山地說：“現在國內戰爭仍在進行。此次我奉命回國和國民黨聯絡談判事宜。可是我連進入國門的自由也沒有，該怎麽辦呢？”
“這很容易。你到香港之後，給陳果夫、陳立夫先生直接寫信通知他們，他們就會派人到香港去找你聯係的。”鄧文儀答道。接著，他問道：“中共對於進行新的國共合作的基本態度如何？”
潘漢年答：“現在國民黨軍隊還在‘追剿’紅軍，紅軍當然要自衛反抗。內戰還沒有停止，所以還談不上國共合作。停止軍事行動應當是國共合作的前提。”
鄧文儀又問：“國內的問題，到底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決定，還是由在國內的共產黨中央決定呢？”
鄧文儀提這個問題雖然不大友好，但卻不是毫無道理。因為事實上以王明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當時一直是以“太上皇”自居的。何況“國際”和中共的關係，當時也習慣地被看作是直接領導的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但潘漢年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據，而又旗幟鮮明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派出的工作機構，當然要服從中共中央領導的決定。”
潘漢年和鄧文儀的會談很快就結束了。
潘漢年不懂外語，可回國的路線又必須經法國乘船去香港，怎麽辦？遂又有王明出麵找精通法語的胡愈之談話：“你的任務已經完成，張學良和東北軍的事情黨中央已經知道，你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漢年帶回香港，以後你的工作就由潘漢年直接領導。”
4月中旬的莫斯科已是冰雪消融、春光明媚的季節。潘漢年和胡愈之告別了蘇聯，登上了西去法國的火車……
奉命回到香港，通過馮雪峰與黨中央取得聯係；國共兩黨的談判對手，竟是兩黨情報戰線上的主將
5月的香港天氣已經很熱了。再加．上留居香港的各種膚色的人為生活所累，為發財致富而奔波，生活節奏相當快，這又給悶熱的天氣人為地增加了溫度，因而顯得越發的熱了！
香港是因為天氣熱的原因，還是受外國人喜歡夜生活習慣的影響，白天大街上的行．人總是很少的。然而香港的碼頭卻是例外，上下船的旅客，迎候親友的男女一批接著一批，如果再加上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還有那些裝卸貨物的碼頭工人，真是不亞於我們傳統的廟會，可謂是相當的熱鬧了！而在這熱鬧的芸芸眾生之中，有一位剛過不惑之年的大知識分子，他站在碼頭上，極目遠眺由法國駛來的那艘鳴笛呼喚進港的客輪。他就是鄒韜奮。
鄒韜奮，江西省餘江縣人，早年入福州工業學校，後入上海南洋公學，中途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編輯職業教育叢書，後又主編（生活）周刊。“九一八”事變之後，他抨擊蔣介石對日妥協的政策，宣傳抗日救亡之主張，並創辦了生活書店。就在潘漢年撤離上海不久，他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踐踏人權行為，結果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流亡國外。1935年，他重新回到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積極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他的愛國行動引起了反動派的恐慌，“他們先是派特務頭子劉健群、張道藩來和鄒韜奮談話，並以死來恫嚇；後又由杜月笙出麵來約鄒韜奮去南京和蔣介石麵談，要鄒韜奮到蔣介石身邊去工作，企圖以高官厚祿來籠絡他。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意外，鄒韜奮又一次流亡，於1936年3月來到香港，他決定在香港創辦一張報紙。當時兩廣的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所以對鄒韜奮辦報表示願意在經濟上給予支持，但報紙要為兩廣反蔣作宣傳。”鄒立即打電報給已到巴黎的胡愈之，請胡趕快回香港幫他籌辦報紙。
胡愈之把鄒韜奮的電文給潘漢年看了，潘漢年沉吟片刻，對胡愈之說：“你立即給鄒先生複電，就說等你回到香港再‘擇吉開張’。”
潘漢年為什麽要鄒韜奮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再“擇吉開張”呢？他一方麵清楚鄒韜奮先生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勢不兩立，另一方麵也知道兩廣的軍事實力派出錢買這張報紙的目的，是為他們製造反蔣的政治輿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匆匆創刊的（生活日報》，是一定會背離（八一宣言）的精神。自然，也和他這次受命回國的兩項任務有所悖逆。不久，他和胡愈之由法國乘船回香港。
潘漢年和胡愈之白天坐在甲板上，一塊眺望水天一色的大海；晚上又一塊共宿一艙，聽那海浪拍擊客船的響聲。潘漢年利用這難得的海程旅途之隙，向胡愈之詳細地了解了他告別上海以後的各方麵的情況。同時，也向胡愈之介紹了長征途中的艱苦，以及他在遵義會議之後輾轉赴莫斯科的經曆。但是，他出於組織紀律的要求，沒有向胡愈之談這次回國的使命。簡之，他雖說告別白區工作已經整整三年了，但在這不足一月的海途中，通過胡愈之之口又接上了線。為他回到香港和上海開展特殊的統戰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潘漢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碼頭，就被鄒韜奮先生帶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館下榻。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預先研究好的方案分頭忙碌起來。胡愈之對自己在潘漢年領導下所做的工作寫了如下的回憶：
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我向鄒韜奮介紹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告訴他我們報紙的宣傳也應由反蔣抗日向聯蔣抗日轉變。這樣我們辦的《生活日報》就沒有接受兩廣派的經濟資助，報紙在6月7日創刊，也不提兩廣的反蔣運動，不久兩廣的反蔣活動也因被蔣介石分化收買而失敗。這是我從共產國際回來，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進國共合作的最初行動。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召開，成立了全國性的救國會組織。但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黨員，還有一些是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真正中間派的代表很少。所以會議的宣言、口號都比較“左”，對蔣介石國民黨不能起爭取團結的作用。根據這個情況，潘漢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鄒韜奮和陶行知做了說服工作，由我幫助起草了一個（為抗日救亡告全國同胞書）。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上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同時，胡愈之還回憶說，潘漢年為了放手讓胡開展工作，曾信任地對他說：“以後你隻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麽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幹吧！”為了便於胡愈之開展工作，有時潘找國民黨人士談話的時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飯館和高級咖啡館裏，並故意對國民黨人士說胡是救國會的，對共產黨有意見。潘有意用這種方法把胡公開出去，使國民黨知道胡是救國會的，不是共產黨。
潘漢年在港期間，為了落實回國的兩項佇命，七會見了各方人士。為了獲悉兩廣實力派正在醞配氏反或達幕，他通過關係約見了李宗仁、白崇禧派駐香定的代表王公度和劉仲容等人。
借此向王、劉等人宣傳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係和粵係這次反蔣的軍事行動，不是為了報複蔣介石的軍事壓迫，而是高舉抗日的旗幟，采用軍事手段迫使蔣介石對內放棄軍事獨裁統治，集中一切愛國力量救國抗日。同時，他又通過當年跳老情報關係梅龔冰會見了原是粵係反蔣幹將——時在香港窺測政局，待機而動的原十九路軍將領蔣光湘、陳銘樞等人。由於他在“福建事變”的時候，曾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的全權代表，和十九路軍進行談判，並初步實現了雙方停戰和反蔣抗日的合作。因此，和蔣光鼎和陳銘樞等將領是熟人，遂又在香港無拘無束地談了起來。當他獲悉蔣、陳等將軍的認識依然停留“福建事變”前後提出的反蔣抗日的水平上，並在積極醞釀聯合西北各軍事力量，進行反蔣抗日的統一行動後，又有理有據地說明在國際上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國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同時，並請他們通過關係向廣東軍事實力派陳濟棠建議：在即將爆發的“兩廣事變”中突出抗日的目標，不要過分強調反蔣的要求，依此軍事行動創造條件，逐步實現聯蔣抗日的目的。實事求是地說：潘漢年在促成“兩廣事變”，並以此為手段逼迫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為未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潘漢年已經和黨中央失去聯係將近一年半了，他急切地希望回到黨中央的所在地陝北，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同誌匯報他回國的使命。但是，從香港去陝北是何等的難啊！像他這樣的要人沒有地下交通引路，不僅是寸步難行，而且隨時隨地都有被捕的危險。他早在赴莫斯科前夕，知道上海的地下黨組織被破壞了，和共產國際，和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黨中央失去了聯係。時下，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已有八個多月，並和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建立了秘密聯係，就其常理而言，黨中央一定會派人潛伏上海，重建黨組織，進而建立去陝北的秘密交通線。為此，他到達香港不久，就和胡愈之商量，分別利用上層的關係，爭取快些和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取得聯係。對此，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馮雪峰》一文中作了如下記述：
5月初，我和潘漢年剛剛從莫斯科經巴黎回到香港。漢年到港不久即接到聲峰的信，告知他已從陝北出發到上海，希望與他取得聯係。’漢年把信給我看了，並叫我回上海會雪峰，因為雪峰離開上海好幾年，對上海地下黨的情況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到上海大約是1936年5月中旬，住在我的兄弟胡仲持家裏，仲持是《申報》主編，很有名。雪峰當時住在魯迅先生那裏，由他找我方便得很。我們在仲持家會麵了，久別重逢，兩人都很激動，更何況我和雪峰，已由編輯和作者的關係，進而為生死與共的同誌關係了呢？……之後我陪雪峰到香港與潘漢年麵談。
馮雪峰很快隨胡愈之回到香港，見到闊別近一年半的戰友潘漢年，那種相逢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相見過後，馮雪峰首先向潘漢年介紹了自長征途中分別後的艱苦曆程，以及他受命來上海的任務；接著，潘漢年向馮雪峰述說了自己曆經千難萬險到達莫斯科的經過，旋即又說明自己此次奉派來港的使命。從史學家的視角來看，他們二人這次相見是有著重要的曆史意義的，因為潘漢年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馮雪峰是陝北黨中央派駐上海的白區代表——並業已初步恢複了上海地下黨組織，這標誌著完全中斷聯係的中共中央、中央紅軍與上海地下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間完全恢複了聯係。
“雪峰同誌，你一定和陝北黨中央保持著正常的聯係吧？”
“是的，我在上海已經建立了秘密電台，能夠隨時和陝北黨中央聯係。”
“請你回到上海以後，通過秘密電台，向黨中央報告我此行的任務和在港工作的情況。”
“我一定照辦。”
“另外，告訴黨中央，我在港的土作告一段落後，即轉赴上海，請有關部門為我安排好赴陝北的地下交通，我要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
“放心吧，我們已經有了通過西安去陝北的秘密交通線，是恩來同誌親自建立的。我就是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線經西安到上海的。”
不久，馮雪峰懷著喜悅的心情告別了潘漢年，乘船駛往上海。
潘漢年為什麽不和馮雪峰同返上海呢？他在港還有什麽重要的使命沒有完成嗎？容筆者回述幾句：
潘漢年回到香港不足一個月的時光——6月4日爆發了有名的“兩廣事變”。由此蔣介石陷入了困境：東北和華北有入侵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西北有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和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以及中央工農紅軍秘密結成救亡抗日軍事同盟的危險；南方有桂係李宗仁、白崇禧和粵係陳濟棠反蔣抗日的“兩廣事變”，這就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高唱救亡抗日的調子，借以欺騙全國人民，為平息“兩廣事變”製造輿論。另外，英美諸國和日本在華利益的矛盾日漸突出，而共產國際又高唱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自然包括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統一戰線。因此，蔣介石再次秘密加緊和中共聯係的同時，也極力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抗日派。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認真地研究了國內政局的變化，認為已經形成了逼蔣抗日的局麵。王明遂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雙重身份給潘漢年寫信，“令其以共產國際方麵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同陳立夫接觸和談判，並提出不壓迫愛國運動，對日表示明確態度等談判條件。”
潘漢年接到王明的指示後，立即采用預先和鄧文儀在莫斯科商妥的聯係辦法，直接給南京陳果夫寫了信。不久就有了回音。1936年7月7日，香港的（生活日報）——也就是鄒韜奮和胡愈之辦的那張報紙上，登出了如下一則啟事：
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黃毅啟
“叔安”是潘漢年常用的一個化名，也是潘漢年給陳果夫寫信時的名字，而通過登報尋人啟事的聯絡方法，也是潘漢年信中寫明了的。因此，潘漢年見到這則啟事，知道陳氏兄弟派專人來到香港。
當他決定去九龍酒店赴約時，又禁不住地自問：“黃毅是何許人呢？……”
黃毅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張衝的化名。
張衝，原名張紳，字淮南，別號禦虛，於1903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張衝少而聰慧，常以詩言誌，直抒情懷。他在“五四”風潮的裹挾下考入溫州省立第十中學，發起組織“醒華學會”，被推舉為理事長。1922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學北京鐵道管理學院，是年加入國民黨。越三年，他以官費生轉入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他在東北期間，擔任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任青年部長，因秘密組織反奉被捕，險些成為張大帥的刀下之鬼。張學良主政易幟之後，他獲釋返回南京，始受知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因才華出眾，熟諳俄語，深得陳氏兄弟的器重。不久，即升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主管“中統”係統的情報事務。策動白鑫、顧順章等中共要人叛變投敵，都是他的傑作。
潘漢年調入情報戰線之後，張衝遂成了他的第一個主要對手。自然，張衝也知道潘漢年的政治身份，多次密謀抓捕而始終未能如願。時下，他們是國共兩黨情報戰線上的主將，又同時受命互為談判對手，本身是極富有戲劇性的。另外，也說明了時代的進展，是可以改變國共兩黨難以調和的政治立場的。但是，當潘漢年通過各種渠道獲知黃毅即是張衝以後，遂暗自懷疑地自問：“他怎麽搖身一變，又成了國共談判的一方主持人了呢？”
這仍然要從1935年12月說起。
就在蔣介石秘密派鄧文儀速返莫斯科，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麵商國共合作的同時，陳立夫向蔣介石作了如下建議：
餘乃與先兄果夫詳商，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惟茲事體大，且須絕對保密，否則足以瓦解剿共軍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須請示蔣公得其許可而後進行。
這正中“山人”之意。蔣介石遂派陳立夫為團長秘訪蘇聯。“隨行者為張衝同誌，以其能說俄語也。”對於他們這次失敗的秘訪，陳立夫作了如下記載：
蔣介石派張衝隨陳立夫秘訪蘇聯還有另外的原因。張衝在堅決反共的同時，他也是南京當局力主抗日的要員。當他的屬下——中統南京香鋪營電台接收到《八一宣言）之後，他閱後認為十分重要，隨即將電文抄送蔣介石和其他要員。“此後，由於國內外政治氣候的變化，也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努力，國共兩黨關係有所鬆動，接觸渠道有所溝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張衝本人思想也有所變化。他曾對部下說：‘當前日寇侵略日巫，共產黨也是有愛國心的，為什麽不可以聯合起來一致對外呢？！’可見其愛國之心尚未泯滅。”
蔣介石早已收到鄧文儀的報告：潘漢年奉命回國，和南京洽商國共合作事宜。他焦急地等了好幾個月，才從陳果夫的口中獲知潘漢年到了香港，邀其派人赴港麵商。蔣介石當即毫不猶豫地指示：“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派張淮南同誌去香港會見潘漢年，具體的事情，請潘漢年到南京來談。”
就這樣，張衝奉命南下香港，並按照潘漢年提供的聯絡方法，在（生活日報）上登出了上邊那則啟事……
潘漢年和張衝兩雙都想置對方於死地的手，很有分寸地握在一起張衝雖然讚成國共合作，並願為此積極奔走，但他深知這些年來兩黨積怨實在是太深了！若想打破這並非一日之寒的堅冰是很難的。另外，他出於職業的考慮，近幾年以來經他逮捕、處決、策反的共產黨人真是數以千計，中共特科無時無刻都在想暗殺他。再者，今天約見的共產國際代表，果真像鄧文儀報告的那樣，是昔日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那可真是應了“冤家路窄”四個字，他們會不會借此機會對自己下毒手呢？所以，他在《生活日報）上登出那則啟示以後，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級臥室裏，派員晝夜守候在以黃毅名字登記的房間中，等候潘漢年的到來。
潘漢年和張衝雖係國共兩黨的情報幹將，有趣的是他們都屬於“才子派”的實幹家，舉止言談，落落大方，都給對方留下了相當不錯的第一印象。加之雙方“神交”可謂已久，也用不著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談時誰也不用那種虛以掩飾的外交辭令，他們很快就進入了實質性的會談。
首先，潘漢年亮出自己是共產國際的身份，進而說出自己負責調解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使命。
張衝是位絕頂聰明的政治家，他認為潘漢年如此而為的目的，一是說明自己的身價，再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因為南京政府無權逮捕共產國際派出的談判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衝畢竟是這次秘密談判的東道主，他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遂十分友好地說：“潘先生是我們的客人，我一定會盡地主之誼的。有什麽要求，請直言，幹萬不要客氣。”
接著，潘漢年把自己回國的使命，以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條件，扼要地講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氣地問道：“我很想知道國民黨最高當局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請張先生賜教。”
張衝聽了潘漢年這番宏論，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潘漢年這樣的談判對手麵前，誠實比虛偽的效果要好。所以，他也極其爽快地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後又開門見山地說：“潘先生是知道我黨內情的，有些事說難辦也真難辦，說不難辦也的確很容易辦，這都取決於蔣先生。為了盡快促成國共兩黨攜手抗日的政治局麵，希望潘先生隨我去南京，向國民黨最高當局和決策人，陳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全部意見。”
“那張先生……”
“一，我是一個真正的促進派，曆史必將證明這一點；二，因此，我盡全力溝通雙方的共識，縮小差異，使國共兩黨真的做到‘兄弟閱於牆而外禦其侮’。”
幾經交談，潘漢年認為張衝的態度是真誠的。為了早日實現國共再次合作，他答應隨張衝去南京，和國民黨最高當局會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二人決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後再轉赴南京。
大海，浩森無際；客輪，破浪前進。潘漢年和張衝朝夕相伴，忽而縱論天下大事，忽而追懷中華民族的興衰，兩位有著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年才子，似乎都暗自發出了這樣感歎：
但是，就說他們這次海途交談吧，每人都做出一種超然的姿態，又不失瀟灑的那種政治家的風度。從表麵看來是那樣的和諧、輕鬆，可是再一仔細品味每人說的內容和角度，卻又是冰炭難容。和常人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在臉紅脖子粗的爭辯，而是於談笑風生中進行所謂的政治角逐。二者的實質都沒有什麽不同。如果一定要為這二者進行區別，後者比前者更狡詐。加之地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社會效果更壞！
張衝為了取信於潘漢年，非常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的曆史，並感慨不已地道出了陳氏兄弟對他的知遇之恩。當他說明自己從信仰共產主義，轉而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加入國民黨以後的所謂飛黃騰達的政治發跡史的時候，他竟然自嘲地說了這樣一段話：“每當我回憶起這段人生轉折的曆史，我就會想起胡適先生的一句名言：二十五歲以前不幹共產黨是沒有出息；三十歲以後再幹共產黨是傻瓜。”
潘漢年聽後啞然失笑。因為他完全清楚張衝說這番話的目的：他張衝二十五歲以後加入國民黨是有出息的開始；他潘漢年剛過而立之年還為共產黨賣命是傻瓜。就其常理而言，他應該——而且是很容易駁斥這一人生信仰的。可是，他清楚聰明的張衝是在說自己的人生感慨，並沒有指名道姓地強加於人，他犯不著故作多情，或采用更加隱喻的話語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樣做不僅有失政治家的風度，而且還會破壞己經建立起來的和諧氛圍。所以，他有意裝做難得糊塗的樣子，避開了張衝有意拋過來的話題。
潘漢年作為張衝談話的回報，也p胃歎不已地講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後來進入上海謀生從事工人運動、參加左翼文化運動的大體情況。為了把談話中心引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麵來，他有意回避了自己領導特科的曆史——盡管張衝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他專門講了自己在“福建事變”中的作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老話看來是真理。當年，蔡廷錯、蔣光鼎、陳銘樞等將軍在福建揭竿討伐蔣先生的時候，我曾受命和他們建立了反對蔣先生的統一戰線；而今，我又受共產國際之命回國，和蔣先生的代表——張先生你進行秘密的國共和談。我看，這不是國共兩黨有意妥協，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
張衝聽後暗自說了一句：“真是厲害！”他為了繼續窺探潘漢年的政治主張，又有意地問：“不知潘先生——或更準確地說，共產國際是怎樣看待‘兩廣事變’的？”
張衝暗自敬服潘漢年這段滴水不漏的談話。他——包括潘漢年都清楚，誰也改變不了對方的政治信仰。再在這些方麵進行這種旁敲側擊的交談，是沒有實在意義的。同時，他們二人知道“賣啥吃喝啥”這句俗話，遂又很自然地把談話內容轉到國共合作上來。
潘漢年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政治家，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對手——張衝是一位有著很高的政治修養的才子，完全用不著那種強奪人意的說教。他首先分析了國際反法西斯的大勢，又講了中國救亡抗日新的形勢發展。接著，他才著重說明中共（八一宣言）的由來和基本精神，以及中共方麵的基本立場和主張。最後，他苦笑了一下，又說道：“我深知任重而道遠這句古話的份量。但為了完成這一民族重任，我受命回國就給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一是知難而進；二是不怕道遠。不達目的，誓不回頭！”
張衝讚揚了潘漢年服從民族大任的精神和決心。旋即他又說明國民黨為了完成救亡抗日的曆史使命，對外一直主張和蘇聯修好，爭取蘇聯能援助中國抗日；對內希望各地軍事實力派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同時也希望在這一大前提下和中共進行談判。最後，他也不無為難地搖了搖頭，深沉地說道：“水流千遭歸大海，我看這也是一條難以抗拒的規律。所謂任重道遠，恐怕就是缺少像你我這樣疏通河道梗阻的人。你說是吧？”
潘漢年當然知道張衝所指的水流大海的本意，是指全國諸地方軍事實力派——包括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紅軍，最終都要歸到蔣介石的靡下。他不便直言相駁，遂吟哦有頃，巧妙地答說：“淮南先生說得很對，水流千遭，是一定要歸到救亡抗日這個大海中去的。我願意和淮南先生一道，積極地去做疏通河道梗阻工作的。”
“好，好……”從張衝的表情可知，他這個“好”字是言不由衷的。他可能從潘漢年對他的稱謂的變化，感到他們之間的關係又進了一步，遂又誠懇地點了點頭，算是一種禮節性的補就。
潘漢年和張衝不愧是國共兩黨的精英，而他們這種所謂高層次的交談方式和內容，也的確折射出了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他們各自的目的是：一吃掉一變成二，結果卻是1-1=0；危亡中的中華民族需要的卻是。啊！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並不以潘漢年和張衝個人的意誌為轉移。
潘漢年送走張衝之後，巡視了一遍這寬敞舒適的房間，近似冷笑地點了點頭。旋即，他又遵命伏案，寫起了張衝所需要的書麵材料。
張衝告別揚子飯店，又馬不停蹄地驅車直奔陳公館，向他的知遇恩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報告香港之行的經過，以及他對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潘漢年的初步印象。
陳果夫和陳立夫是親兄弟。他們二人乃是蔣介石的知遇恩師陳其美的兩個侄子。他們兄弟二人因有著這層特殊的關係，一直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實事求是地說，他們兄弟二人在建立蔣家王朝的過程中，也的確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年來，他們兄弟二人一直控製著國民黨中央組織大權，並組建了龐大的cc特務係統。我們可以從“蔣家天下陳家黨”這句話中．想象到他們兄弟手中有何等大的權力！
陳立夫聽了張衝的匯報以後，立即和正在前方“平叛”所謂“兩廣事變”的蔣介石通話聯係，求其談判指導方略。對此，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文中作了如下記述：
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衝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切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領神會的。但是，他認為要落實蔣介石這四點指示，單單和潘漢年談判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因為他在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多次會談中獲悉：共產國際不能完全指揮國內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朱毛紅軍”。他認為應當直接和周恩來舉行會談。這不僅是外交談判中的所謂對等禮儀，而且也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關鍵，他考慮再三，決定這次不見潘漢年，並由張衝轉達他的三點意見：
（一）二陳對潘漢年回國奔走國共合作談判表示歡迎。潘的安全不成問題，但請他保守秘密，以免傳出去引起麻煩；
咬．二）二陳目前不便向蔣介石提出國共談判的事，因為蔣正在洛陽前線指揮戰事。蔣堅持在解決“武裝割據”之前不停止軍事行動；
翌日清晨，張衝如實地向潘漢年轉達了陳立夫的三點意見。
這實在有點出潘漢年的所料。但他仔細一揣度陳氏兄弟如此而為的用意，遂又覺得在情理之中。他為了表示自’己對國共談判的誠意，依然把寫好的書麵報告交給了張衝，並同意和曾養甫舉行接觸性的會談。
曾養甫，原名憲浩，養甫是字，廣東省平遠縣人。他早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礦冶係，隨即赴美進入匹茨堡大學讀書，並當選學生會會長。北伐前夕，他自美回國抵粵參加革命，很快升任為農礦部次長。從此，他在國民政府的變遷中出任過許多建設部門的職務。待到1935年，他又改任鐵道部政務次長等職。當蔣介石想打通和共產黨的聯係渠道時，遂由陳立夫出麵請其奔走，並利用他的好友湛小岑和周恩來有同窗之誼，請湛小岑幫忙聯絡。由於湛小岑讚同團結禦侮的建國大計，他通過地下黨員左恭和張子華取得聯係。並由張親赴陝北，溝通了和中共中央的關係；接著，湛又邀請著名曆史學家呂振羽先生和曾養甫會晤，並由呂振羽出麵請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周小舟南下，促成了曾、周會談。事後追論，曾養甫對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是有貢獻的。
誠如湛小岑所說：“曾養甫對蔣介石是‘忠誠無間’的。”因而他受到了蔣介石和陳立夫的信任，由他出麵擔當國共會談的重任也是必然的。這次，陳立夫又把和潘漢年談判的任務交給他，也是順理成章的。
曾養甫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政客，他清楚蔣介石急於和中共打交道的真實目的。就在不久以前，陳立夫在他的家口述，由湛小岑筆錄了一封給中共領導人的密信，道出了和中共進行談判的四項條件：
（一）K方（代表國民黨）歡迎C方（代表共產黨）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
（二}C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中央采擇；
（四）C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
因此，曾養甫受命和潘漢年進行會談心裏是有底數的。他為了穩妥起見，又親自登門征詢了陳立夫對這次談判的宗旨和要求，方隨張衝來到揚子飯店會見潘漢年。
潘漢年是了解曾養甫的。他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就知道曾養甫和陳立夫是在美國匹茨堡大學的同學，有著很好的私誼。他認為今天和曾養甫會談，實質上就是和陳立夫舉行談判。他和曾養甫寒暄過後，就開門見山地向曾傳達了中共中央方麵關於實現國共合作的三條意見：
（二）釋放政治犯；
（三）軍隊聯合抗戰。
曾養甫是留美生，自然會表現出一種所謂的紳士派頭。首先，他十分客氣地答說：“一定把潘先生提的三條意見向國民黨中央報告。”接著，他也代表國民黨向潘漢年提了如下兩條意見：
（一）國民黨對抗民是有決心的，但要作好準備。蔣介石反對空談抗戰。目前外交問題險惡，希望中共方麵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來往搞對外宣傳；
（二）歐洲各國共產黨都沒有武裝，中共目前擁有武裝力量。這是談判中最難解決的問題。能否像北伐時期那樣，中共不搞軍隊，隻搞政治活動。
曾養甫要求潘漢年將上述兩條意見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轉達，等陝北方麵有了具體談判意見後再通知國民黨中央。
潘漢年越發地明白了這樣一個問題：他這個談判代表，僅僅有共產國際的授權還是不行的，因為講究實際的蔣介石，更為重視的是握有兵權的在陝北的黨中央。因此，他決定結束這次接觸性的會談：“那就按曾先生的意見辦。請問，今後誰代表貴黨和我聯係呢？”
“我們仍然派淮南先生作代表，負責聯絡工作。”曾養甫肯定地答說。
潘漢年結束了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以後立刻找到了馮雪峰，請馮幫助他解決去陝北的交通問題。
馮雪峰答應了。
潘漢年在等待去陝北的期間，馮雪峰幫他見到了久違的沈鈞儒、宋慶齡等前輩和友人。他們視潘漢年為最可信賴的忘年之交，又隱約知道他是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回國和國民黨談判國共合作的，所以都很想知道共產國際、蘇聯、中共對局勢的看法。潘漢年借此也向他們介紹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得到了他們充分的理解和讚同。其中，宋慶齡感慨萬端地說了這樣一段話：“這就叫大勢所趨吧！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為這個所趨的大勢盡力。”
潘漢年十分同意他所敬仰的宋慶齡先生的這番話，但他並不知道，早在蔣介石想和中共恢複接觸的最初階段，宋慶齡先生已經為此盡了力。為使諸者較為全麵地了解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來之不易，容筆者簡介宋慶齡先生的功績：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慶齡商議，派一名使者進入陝北蘇區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聯係。他們選中了紅色牧師董健吾。董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陝北蘇區送信。行前，宋慶齡交董一張委任狀，委任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由財政部長孔祥熙簽名委任，以保障旅途安全。
1936年1月，董健吾到達西安，由於遍地冰雪，雇不到車輛，無法進入蘇區。他設法麵見張學良，請其協助赴瓦窯堡。張心領神會，遂派飛機送董至膚施（即延安），東北軍派一騎兵連護送董等人過境，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在蘇區邊境接待他們。並於2月27日安全到達瓦窯堡。
此時，中央紅軍正渡河東征，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領導都在前線石樓。幾經密電往返磋商，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集中各方意見，提出“與南京談判之意見”，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施之談判”。向南京方麵提出五項條件：（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北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帶著上述條件離開瓦窯堡回上海。
誠如劉家泉先生在其專著《宋慶齡傳》一書中所評述的那樣：“當時的幾條渠道都對國共談判作出了貢獻，宋慶齡則幫助溝通了兩黨中樞間的直接聯係，起到了別的渠道難以起到的作用。”
這是十分公平的論斷。
話再說回來，留居上海的潘漢年突然收到了馮雪峰的電話，告之去陝北的交通已經到達上海。今晚就來他的下榻處，具體安排去陝北的行程。他放下電話，分外激動地在房間內快速踱著步子，盼著這位交通快些到來。
大約在晚間9時的光景。潘漢年的臥室外傳來信號似的敲門聲。他三步作兩步地走到門前，打開屋門一看，大吃一驚，遂禁不住地說道：“怎麽是你？……”
來客走進房間，回身把屋門關死，作了一個鬼臉，笑著說道：“說老實話，我也沒想到是你。”
通過地下交通線來到延安；周恩來和陳立夫會談；毛澤東派潘漢年協助葉劍英去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談判
馮雪峰同誌為潘漢年找來的去陝北的交通不是別人，是當年潘漢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時的得力助手——劉鼎同誌。
劉鼎同誌自南京逃出以後，化名戴良，從上海出發前往中央蘇區。他途經閩浙贛蘇區，正值第四次反“圍剿”戰爭，通往中央蘇區的交通被封鎖。經方誌敏同誌的勸留——並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擔任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紅軍第五分校政委。由於他是學習理工科的留學生，還改進了蘇區的地雷，創製了小火炮，對殺傷敵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誌敏奉命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挺進，不久失利被俘。劉鼎等人也因此隱蔽在江西弋陽仙霞嶺一帶活動，過著野人一樣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覓食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