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和第二次國共合作002
劉鼎被俘以後，先解往南昌行營軍法處，再轉送九江俘虜營。他自稱是紅軍兵工廠的化鐵技師，巧妙地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為了取得敵人的信任，盡量尋找機會做些技術活，並有意帶徒弟。待到敵人放鬆對他的看管以後，遂溜出俘虜營，在碼頭找到開往上海的船，把錢給了“扛黃魚”（拉私貨、私客的行話）的船員，被藏在船艙裏，逃離了九江。
華的美國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當史沫特萊聽說劉鼎是來自江西的紅軍，遂把劉鼎帶到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家裏，並囑咐道：“他將住在你們這裏，直到他去別處。”劉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養好了滿身的疥瘡。越年3月．史沫特萊為劉鼎引來了一位中國牧師，他就是剛從陝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劉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戰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謂是喜從心起。從此，劉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第一線。
誠如前文所說，董健吾受宋慶齡之托前往陝北，並帶回中共中央對國共談判問題的複信給宋慶齡。董在宋處說起，去年12月張學良曾來上海秘密會見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鄭重委托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係，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萊和艾黎曾帶來一位避難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曆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這就促使了劉鼎和董健吾的相見。
董健吾把張學良想找中共關係商談抗日的事說了，征詢劉鼎可否當此重任。劉鼎感到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不知底細，就說：“我急於找到黨中央，希望能得到組織的指示。”董說：“到了西安還可以去陝北，這是一個條件，一定要讓他們送你去陝北。這次我去陝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送到膚施，再派騎兵護送到瓦窯堡的。”劉鼎聽說這是找到黨中央的一個途徑，很興奮，但想到事關重大，表示要考慮兩夭再答複。
李杜得到劉鼎的答複，立即電告張學良說：“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這時，張學良剛剛在洛川會見過李克農，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聯係，但仍然很重視李杜介紹的關係，立刻選派自己的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迎接。從此，劉鼎搖身一變，成了中共派駐張學良身邊的代表，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同時，還利用他的職務之便——並征得張學良將軍的默許，建立了一條自西安到陝北的安全交通線。
潘漢年聽了劉鼎這近似傳奇的自述之後，又想起了宋慶齡先生講的那句話：“這就叫大勢所趨吧！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為這個所趨的大勢盡力。”他緊緊握住劉鼎的雙手，哨歎不已地說：“看來，有這樣多的有良心的中國人盡力，蔣介石再逆潮流而動，那隻能是自取滅亡。”
潘漢年隨劉鼎於8月初到達西安，被安排住在七賢莊。沿途也不消閑，劉鼎向潘漢年介紹了陝北紅軍和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從戰到和，繼而建立了睦鄰合作關係，以及他親自參加的張學良和周恩來舉行的膚施會談的詳細內容。最後，他激動不已地說：“我們這些人是不信佛的，可‘相識即緣’這句佛語，確在張學良和周恩來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印證。張將軍親自對我說：我和周恩來先生一見如故，並認為中國的事從此就好辦了！”
劉鼎很快就安排好了潘漢年赴陝北的交通線，先由東北軍護送穿過軍事防線，移交給紅軍，於8月9日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這裏，潘漢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領導同誌的熱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張聞天的窯洞裏，由劉英為他做了一頓可口的陝北飯菜。
潘漢年在長征途中，是由張聞天親自交待任務去蘇聯的；一年半後的今天，還是張聞天同誌親自接待他，並聽取他的工作匯報。分別時，國難深重，蔣介石力主“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換句話說：我是要抗日的，但必須先消滅共產黨和紅軍；而當時中共中央的口號則是“抗日反蔣”，紅軍的兩個拳頭要同時打擊兩個敵人。而今相見時，蔣介石雖然沒有公開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但他迫於全國抗日浪潮的衝擊，也不得不在口頭上高喊抗日的口號了；就說對待紅軍吧，他也不得不由軍事“圍剿”而改為政治“安撫”，並且主動地要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盡管還是處於地下秘密的狀態。這再次證明了“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潘漢年匯報完這一年半的工作之後，不無感慨地說：“看起來，我們共產黨人和蔣介石集團的區別就在於：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麵前，一個是主動地調整自己的方略，一個是被動地改變自己的政策。”
張聞天是我黨頗有理論修養的領導人，他有著中國傳統的長者的那種大而化之的風範。換言之，他不太幹預具體工作的實施，而重視理論問題的研討。對此，毛澤東不以為然，並批評說：“抓而不緊，等於不抓。”但是，誰也不可否認，張聞天是一位嚴以律己的理論家，在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麵是立有大功的。今天，他聽完潘漢年的匯報以後，又實事求是地糾正了潘漢年所得出的結論。
張聞天認為，在全民族掀起的抗日潮流麵前，共產黨人並不是完全自覺、自動地調整自己的方略的。由於對客觀事物認識有一個過程，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過渡到“聯蔣抗日”，是一定要經厲一個極其痛苦的自我改變過程的。就說變“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吧，是張學良將軍最先提出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就沒有張學良將軍高明。因此，他的結論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麵前，我們共產黨人沒有私心，碰了壁就回頭；但蔣介石卻不這樣，他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碰了壁想繞過去。但是，我們必須還看到，在他周圍的人，有不少有識之士，也有像張學良、楊虎城這樣有民族大義的將軍，他們是絕不讓蔣介石繞道走的。最後，他又以理論家的口吻指出：“一、我們共產黨人不碰壁是不可能的，這不僅需要我們自己努力去掉盲目性，而且還要主動地向國民黨中的有識之士和愛國將領學習；二、蔣介石注定是要碰壁的，但我們為了全民族抗日的大利，寄希望他碰得頭破血流之後能清醒，不情願地轉回頭來。”
潘漢年是很樂意傾聽張聞天的意見的，他覺得他們之間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界線，有的隻是情真意切的開導和關懷。但他卻不曾想到，這恰是鑄成他們二人政治悲劇的性格特點。此乃題外之語。
潘漢年從張聞天這番宏論中，完全明白了中央對國共合作的態度。因此他當即表示：願在中央的領導下，盡其全力為國共合作積極奔走。張聞天笑著說：“你先休息幾天，待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並製訂出新的方針之後，我們再請你這位社會活動家去奔走。”
潘漢年由此知道，中央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將專門研究國共合作的方針大計。他作為一名黨的幹部，唯有安然待命。
翌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有關問題。“為了民族、國家的最大利益，也由於南京政府對日態度開始變化，會議議決：統一戰線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中央。在它進行抗日準備、實行民主、停止‘圍剿’紅軍的前提下，同國民黨中央進行談判，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逼迫蔣介石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時繼續影響南京以外各派，以利於我們和國民黨的談判。”
五天之後——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明確指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本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必須采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
關於國共談判，共產國際也有明確指示：“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談判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而談判條件是：
.（1）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武裝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聯合司令部，製定聯合對日作戰計劃，條件是完全保持紅軍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紅軍負責對日戰線的一定地段；
（3）向紅軍提供相應的根據地及必要的武器裝備和補給；
（4）釋放在押共產黨人，停止迫害國統區共產黨人。
根據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會議精神，以及（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的要求，中共中央於8月25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希望國民黨能有新的轉變，還提出兩黨代表進行重新合作的具體實際的談判的建議。這份文件是公開闡明我黨主張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為了統一全黨思想，中共中央於9月，日向黨內發出李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在我黨由“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過渡的全過程中，潘漢年是一個方麵的重要的經曆者，他也為以“逼蔣抗日”為契機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說到和國民黨舉行新的一輪談判，實際上一直沒有中斷過。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談判基調由“反蔣抗日”，完全變成了“逼蔣抗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於7月25日發布《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同一天，潘漢年接到了潛回上海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指令，並準備動身離開保安。
事隔兩日——8月27日，負責國共談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張子華同誌突然回到保安。在聽取了張子華同誌的詳細匯報後，經中央研究，由周恩來出麵和曾養甫或陳立夫舉行會談。為此，周恩來於8月31日執筆給曾養甫寫了如下這封信：
養甫兄：
黃兄帶回手劄，陳述盛意，此間同誌極引為幸。
國難危急如此，非聯合不足以成大舉。弟方數年呼籲，今幸貴方所表同情，複得兄出而襄讚，救亡前途實深利賴。弟方除已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誠意和願望外，茲為促事速成，巫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承．允麵敘，極表歡迎。惟蘇區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為策劃。為慎重秘密計，現仍托黃兄回報，並攜去較妥靠之密碼，至呼號波長一如來約。凡機密事，統可電中相商。晤期約定，即希告黃兄先來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書不盡意，托黃兄麵達。專此。順頌時社！
恩來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來為了表示對國共談判的真誠之心，翌日——9月1日，又親自執筆給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寫了如下這封信：果夫分手十年，國難日亞。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實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麵軍到西北後，已數作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麵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的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麵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臨穎神馳，佇待回教。專此，並頌時社！
周恩來 九月一號
由於“中共中央決定派張子華（即周恩來信中稱謂的黃兄、黃君）返寧，邀請國民黨負責人來陝談判”，遂又改變派潘出外談判的計劃。9月11日，潘返保參加中共中央重要會議。1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需要說明的是，決定改變潘漢年行蹤的是毛澤東同誌。他親自給潘漢年發去專電，指出“南京政府已切實開始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現急需兄去南京並帶親筆信與密碼去，談判方針亦須麵告”。
誠如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信所指出的那樣：“今二、四兩方麵軍亦已北入陝甘”。姑且不去談三大主力紅軍如何才能減少損失，勝利完成會師，就說會師以後的給養——禦冬的棉衣也難以在地痔人窮的陝北得到解決。怎麽辦呢？唯有求救於張學良將軍。幾經研究，中央決定應張學良將軍的邀請，派遣葉劍英同誌去西安，在幫助指導、訓練東北軍的同時，和張學良將軍談判三方（含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進一步合作事宜。考慮到潘漢年的社會活動能量，以及他隨時待命參與國共談判的現實，決定派他作葉劍英同誌的副手，去西安共同完成這一大任。行前，毛澤東同誌如電文所示召見了潘漢年。
毛澤東同誌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作用的。但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給他的刺激實在是太大了！使他那本來就非常倔強的性格越發地自信起來。那就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尤其是由蔣介石去掌握。就說這次改由周恩來出麵談判國共合作的事吧，他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希望陳立夫、曾養甫，或其他國民黨大員來陝談判，可他一想到蔣介石的為人和性格，又認為蔣絕不會同意這種“移搏就教”之舉。為此，他十分達觀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兩廣事變’就要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了，我看等著蔣某人從南方完全倒出手來以後，他很有可能又要改變對我們的辦法，那就是變文談為武打。對我們繼續進行他的軍事‘圍剿’計劃。我的根據是：（一）中國有句俗話，叫狗改不了吃屎。蔣某人想消滅我們的本性也是難移的；（二）據最新的消息說，他已經決定把和我們舉行談判的大將——就是和‘小開’你進行會談的曾養甫，調到廣州去任市長。這樣，身在南國的曾養甫，還能擔負起和我們談判的重任嗎？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怎麽辦呢？也隻好跟著他蔣某人變。而且力爭走到他變的前麵。為此，我們決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幫助劍英同誌開展工作。一旦發生了變化，你立即由西安趕赴上海，繼續和張衝、陳立夫的談判。”
潘漢年是十分敬服毛澤東同誌的政治預見的。早在福建事變的時候，毛澤東就親自對出使福建與十九路軍進行談判的代表潘漢年說：力爭和十九路軍結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在打破軍事“圍剿”的同時，擴大紅軍的力量。可是，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執行王明的“左”傾路線，竟然得出十九路軍有欺騙性，比國民黨軍隊還壞的結論來。結果，潘漢年這位談判代表前令後改，失去主張，不僅眼看著福建事變很快失敗，而且中央蘇區也增加了更大的壓力。在長征路上，潘漢年這位宣傳部長親耳聽指戰員大發牢騷，罵李德等人瞎指揮，犧牲了幾萬名優秀的紅軍指戰員；同時，也聽到了許多有關毛澤東同誌指揮打仗近似神話的傳說；遵義會議之後，他又親自經曆了四渡赤水的部分戰役，看到了紅軍變被動挨打為主動進擊的作戰經過……簡之，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選擇毛澤東為自己的領袖是曆史的必然，他打心裏是讚成的。今天，他又當麵聆聽了毛澤東同誌對形勢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之感。為了未來更好地完成國共談判的重任，他又請示道：“在未來的國共談判中，您對我還有什麽特別的指示嗎？”
“我不是諸葛亮，因此也沒有錦囊妙計給你。”毛澤東風趣地說罷，便轉身取來幾封預先寫好的信，“這是寫給宋慶齡諸位先生的信，說不定對你的談判，能從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漢年雙手接過了這幾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澤東同誌的居室。
毛澤東的親筆信，加上潘漢年敬長尊賢的作風，使宋慶齡、陶行知、蔡元培等更了解共產黨和紅軍；談判桌上，潘漢年義正詞嚴，不辱使命
1936年10月4日，潘漢年隨葉劍英同誌離開保安，由紅軍交通員護送，安全地轉交給設在東北軍中的交通員，然後乘坐張學良將軍派來的汽車，急馳在已是天高雲淡的黃土高原上。潘漢年望著溝壑不平的光禿禿的大地，很自然地想起了這兒曾是炎黃子孫的發祥地。五幹年過去了，曆代為皇權而征戰的遺址難以尋覓，留給後人的隻有一座供子孫們頂禮膜拜的黃帝陵！而今，我們共產黨人也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鹿天下，留給子孫後代的又將是什麽呢？他除去暗然稀噓的感懷外，似乎也有著毛澤東同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偉大胸襟！
潘漢年作為葉劍英同誌的隨員進入西安古城，遂拜會了張學良將軍；．首先，轉呈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兩個文件，旋即又解釋說明我黨聯蔣抗日新政策的具體內容。對於鞏固和發展擬建立中的西北大聯合的政治局麵、對出於發動西安事變前夕矛盾中的張學良將軍的抉擇，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張學良將軍獲悉侗促西北的紅軍有困難，當即撥五萬元請宋慶齡先生轉交；當他獲悉紅軍缺少禦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東北軍的被服廠為紅軍趕製一萬套棉衣，派軍車悄悄送到紅軍的駐地；當他獲悉紅四方麵軍要出甘南北上，一定會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東北軍於學忠將軍所部阻攔以後，又出謀劃策地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從甘南穿過西蘭公路就到陝北。西邊蘭州方麵是於學忠軍，隴東是胡宗南的中央軍，如果陝北紅軍南下靜寧、會寧一線，向胡部取攻勢，四方麵軍向北挺進，盡量向於部邊防區靠攏，我已令於部堅守城池，不出城。請你們靠蘭州附近相機奪路，胡宗南不便入於軍防區，還有雲南軍在胡部側後，他更不敢動。四方麵軍就可以無阻攔地過來了。”
潘漢年通過和張學良將軍的會談，感到他是一位識大體、顧大局，又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的愛國者。有他——還有和他一樣的楊虎城、傅作義等將軍的救亡之舉，全民族的抗日局麵一定會很快的實現。由此，他又想到了紅軍被迫長征以前的全國大局，越發地證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為此，他也更加堅定了自己和國民黨會談的信心。
就在潘漢年留居西安期間，他抽空去西安電廠看望了姐姐潘文琴和姐夫路寶宗，並通過姐姐約見了西安汽車修配廠當工人的侄兒潘可西，詢問了家鄉父老鄉親的情況。同時，他還代表黨組織接見了輾轉來到西安的老朋友丁玲和聶給弩。為使讀者詳知這段文壇軼事，現把丁玲有關的回憶摘抄如下：
1936年9月，組織上安排我同聶紛弩同誌改名換姓，經過幾次國民黨關卡的檢查，終於到了西安，住在一個小旅館裏，等候預定從陝北蘇區來找我們接頭的人。第一天過去了，我們雖然沒有什麽擔心，但總要懸想、盼望這個從陝北來接頭的人能早早來臨。第二天傍晚，果然從門外閃進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問道：“聶有才先生在嗎？”聶紛弩轉身去望，來人朝我點了一點頭，把頭上的呢帽輕輕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驚，幾乎叫出聲來，我趕忙笑著讓坐，這不就是潘漢年同誌嗎？
真是他鄉遇故知！ 我們處在日夜都有警察盤查的這樣一個留人小店……潘漢年同誌到這裏來接我們了，他是從陝北蘇區來的，是從中國共產黨中央駐地保安來的。他渾身充滿著奇異神秘的光輝，我好像有無數的問題要問他，我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他。
他還是那麽輕鬆，閃著那雙智慧而機智的眼光看著我。他不問我什麽，隻是淡淡地說：“我以為你不要進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國去，那裏有很多事等著你去做，你是能發揮作用的。你知道嗎？紅軍需要錢，你去國外募捐，現在你有最有利的條件這樣做……”
怎麽，這個問題太新鮮了。法國，巴黎，馬賽曲，鐵塔，博物館……這不都是十幾年前我曾經向往過的嗎？……可是，這時，我卻隻有一個心願，我要到我最親的人那裏去……別的什麽地方我都不去，我就隻要到陝北去，到保安去，我就這樣頑固地用這一句話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琉，但似平也有些惋惜地答應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聶紛弩分手，他聽從潘漢年的建議，返回上海繼續工作。我搬到七賢莊……在那裏安心等候著去保安。
這時，“兩廣事變”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了。誠如毛澤東同誌所預見的那樣，蔣介石果真改變了對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態度。他認真地研究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等文件，錯誤地認為共產黨變“反蔣抗日”為“聯蔣抗日”的路線，是因為處境困難，為求生存和發展，急於同國民黨妥協。所以，他又錯誤地認為這是消滅紅軍的極好的機會。他曾對馮玉祥將軍直言說：“和共產黨妥協包括三點：A、人的問題——這好解決，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飯，一屋子開飯，現在變成對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現在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並無不可。B、黨的問題——這好辦…… o C、軍隊問題——這是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所以，他經過反複考慮和研究，遂“采用政治解決、軍事壓迫雙管齊下的辦法，先解決紅軍。”換句實在的話說：他“一麵邀周恩來去廣州會談，一麵調集軍隊‘圍剿’紅軍，給紅軍以打擊，最低限度壓迫紅軍全部過黃河，然後在談判桌上講條件”。這就是蔣介石當時的如意算盤。
對此，我黨中央冷靜的估量形勢，認為“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民黨轉向抗日。對於蔣介石的企圖，我黨針鋒相對，從政治、軍事兩方麵迫蔣與我妥協並逼蔣抗日。中央一方麵令潘漢年即去南京和陳立夫直接會談，並向南京方麵建議，如果實現停戰，在確保安全條件下，周恩來可以赴廣州會談，另方麵準備反擊蔣介石的軍事進攻。”
這樣，潘漢年奉命電告南京的張衝，說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麵談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與條件。”這時，負責聯絡國共談判的張衝已等得十分著急，加之陳立夫等想從潘漢年的口中獲悉中共的最新態度，遂命張衝“立即趕到西安來會晤潘漢年。”二人相見，故作老友重逢時的熱情，但誰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潘漢年為了保持這和諧而又親熱的氛圍，主動地將陝北方麵定下的談判方針和基本條件向張衝作了介紹。張衝的任務完成了，和潘漢年相約在上海相見之後，遂又乘車返回南京，和陳立夫等商討談判對策去了。
潘漢年很快在西安完成了黨中央的托付，於11日動身去上海，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準備於適當的時機再與南京方麵接觸。
潘漢年於10月14日安抵上海之後，立即和馮雪峰等會麵，宣布“成立中共上海辦事處，主要是做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由潘漢年任主任，馮雪峰任副主任。接著，潘漢年又拜訪了宋慶齡先生，並當麵呈交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及毛澤東同誌寫給她的這封信：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誌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隻有先生與我們的同誌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過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應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海，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誌前來麵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並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附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作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誌一談，不勝感幸。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
宋慶齡遠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初期，就認識這位毛潤之先生，知其是共產黨中力主國共合作、堅持執行三大政策者之一。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她和國民黨中真正的左派以及毛潤之等共產黨人一道，和蔣介石、汪精衛的叛變行為做了堅決的鬥爭。分別倏忽近十年了，還是這位毛潤之，他不僅變成了中共和紅軍的主要負責人，而且還肩負起了救亡抗日的民族大任。對此，她是由衷地敬服。
由於宋慶齡和共產國際有著特殊的關係，又經常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保持接觸，對於中共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的過程是知道的。她作為一名政治家，自然清楚毛澤東寫這封親筆信的目的，是想借重她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聲望，團結更為廣泛的上層人士，結成一個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統一戰線。當她讀完信中的這段文字：“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樣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誌一談，不勝感幸。”她知道這是毛澤東請她團結南京國民政府要員中的抗日派，逼迫蔣介石從投降派的包圍中衝出來，盡快地舉起救亡抗日的大旗。為此，她欣然同意，表示願為此從中積極奔走。
潘漢年為了實現毛澤東同誌結成最為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構想，他又馬不停蹄地秘密拜訪了時在上海的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愛國的誌士仁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蔡元培等，並分別轉呈了毛澤東同誌寫給他們的親筆信。毛澤東在信中向諸位賢達說明：“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麵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漢年同誌與諸位先生經常交換意見和轉達我們對諸位先生的熱烈希望。”事後追論，毛澤東同誌的親筆信，播漢年敬長尊賢的統戰作風，對這些中華民族的精英之士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為促進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早日建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這時，張衝趕到了上海，邀請潘漢年去南京和陳立夫晤麵。潘漢年打點行裝，隨張衝即日趕到南京，下榻中央飯店。
翌日，陳立夫趕到中央飯店，禮貌地握著潘漢年的手，打量著剛到而立之年的潘漢年那不卑不亢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說：“人才！”雙方寒暄過後，陳立夫先聲奪人地說：“貴黨中央給我黨中央的信，以及周恩來先生給我本人的信，都已經拜讀了。現已呈報到蔣先生那裏。蔣先生還沒有正式召集會議，研究正式的談判意見。我現在僅就個人的看法和潘先生交換意見。”這顯然是可進可退的外交用語。
潘漢年也隨機而變，說明自己此行的任務，是奉中共中央的指派來磋商國共合作談判事項的。換言之，我潘漢年是負責聯絡的，並未肩負中共中央特殊的授命。接著，潘漢年取出一封信，十分鄭重地說：“陳先生，這是周恩來同誌寫給您的親筆信，請我代為轉呈。”
陳立夫聽後一征，下意識地說了一句：“怎麽，周先生又給我寫來了親筆信？……”遂雙手接過這封來信。
陳立夫為何出此驚詫之語呢？因為在這不久以前，他收到了周恩來同誌於9月1日寫給他兄弟二人的那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這封沒有署明年份的信，在海峽兩岸的史學界引起了紛爭。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
陳立夫和蔣介石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數年之後，他們都著文說明這封9月1日的來信寫於1935年，一並由此扯謊說周恩來曾於1935年到香港、廣州等地和陳立夫舉行會談。更為滑稽的是，連和蔣介石拚死作對的台灣史學家李敖先生也信而無疑。但隻要想一想1935年1月1日，周恩來還在長征途中這一史實，這謊言豈不就不攻自破了嗎？
陳立夫又收到了周恩來的親筆信——他從未對外公開這封來信，他看著那熟悉的筆跡遲疑片時，遂當場拆閱了這封周恩來的信：果夫、立夫兩先生：
前由黃君奉陳一書，想已入覽（，關於雙方負責代表具體談判事，迄今未得複示，不勝係念。日寇圖我益急。弟方停戰要求已至再至三。乃蔣先生於解決兩廣事變之後，猶抽調胡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麵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於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竊以內戰不停，一切抗日準備無從談起。養甫先生曾數數以書信往還，弟方更屢次竭誠相告，而蔣先生遷延不決，敵對之勢非但未變，且更加深。此徒長寇焰，絲毫無益於國難之挽救者也。
兩先生為貴方黨國中堅，領導黨議。倘能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律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現為促事速成，特委潘漢年同誌前來詳申弟方誠意，並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與時間（漢年同誌是聯絡代表，他不負任何談判責任），到時希賜接洽。臨疑匆匆，不盡欲言。即頌時祺！ 不一。
周恩來
九月二十二日
早在黃埔軍校初創時，陳立夫就和周恩來相識。對周恩來的工作能力和周到齊全的禮儀是心服的。就私誼而言，他從未攻擊過周的為人和處事。今天，他再次接讀周的來信，似又想起往昔那融洽共事的歲月。但是，在政黨立國的政治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就全部讓給所謂生死牧關的政治了！他很想和周恩來晤麵會談，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蔣介石又給他下了新的談判指令：“中共武裝必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式來解決。”這等於取消了周恩來參加談判的可能。他沉吟片時，表示向蔣介石轉呈周恩來的這封來信，一侯蔣介石訂下談判的方略，立即通知潘漢年。最後，他請潘漢年向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諸先生轉達他個人如下的意見：
（一）抗日問題，蔣先生是早有打算和準備的。但不能空談抗日，而要做好準備。沒有準備好，隻是宣傳空談，反而會被日本所利用；
（二）貴黨文件中提出的組織抗日聯軍的建議，好像是兩個國家談判的口氣，這使我們感到不快。西歐各國都有共產黨，但沒有軍隊。而中共既有軍隊又有政府，形成了“封建割據”狀態。這個問題不好辦，但應當解決；
（三）我們的意見是希望中共放棄“割據”，交出軍隊由國民政府統一指揮抗日。 一至於中共的幹部和毛澤東、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決。幹部可以適當安插。毛澤東、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國考察一個時期。
潘漢年聽了陳立夫的三條意見，不由怒火中燒。但他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是負責聯絡，遂又把碎起的怒火壓在心底，客氣地答說負責向黨中央轉達，即結束這次會晤。他當夜趕回上海，把和陳立夫會見的詳細情況，如實地電告陝北黨中央。
1936年10月18日，魯迅的病轉為劇烈。那天晚上，我也曾經和潘漢年同誌研究過，想請宋慶齡先生聘請好的醫生來診治；但我們又都相信這個晚上是能夠過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點多時，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電話，說情況很壞了。等我到魯迅先生家裏時，他已經斷氣三十多分鍾了。我隨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潘漢年同誌，他報告了中央。
魯迅先生碎然謝世的消息不舍為晴天霹雷，險些把潘漢年擊倒在地。就在這瞬間，他想起了自己的無知——以二十一歲的年齡和文學泰鬥魯迅先生筆戰，但當他想到自己受命請魯迅先生出麵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時候，他既往不咎，欣然應允。從此，他作為文化戰線上的一麵旗幟，在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的同時，寫下了劃時代的力作和培養了一代勇於肩負民族重任的文化新人；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想到了魯迅先生從封建堡壘中殺出，用他手中的筆和封建軍閥、賣國政客、蔣介石的獨裁一作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為中華民族的複興，為新中國的再生拚命地呐喊著……時下，正當需要魯迅先生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而奔波，為迎接新的救亡抗日的偉大時代來臨的前夕，他卻突然地離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因此，對於魯迅先生的逝世，潘漢年的悲痛也是超乎常人的！
潘漢年真想趕到魯迅先生的靈前，撲到這位長者的遺體上大聲地嚎陶。但他的身份不允許他躬身前往憑吊，也不能公然為先生的治喪、出殯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他和馮雪峰忍住這極大的悲坳，經研究決定：魯迅先生的喪事交由救國會出麵來辦，並應通過魯迅先生的葬儀，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對此，當事人胡愈之同誌作了如下記述：
魯迅先生的葬儀團結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體現了魯迅先生不分派別，一致對外，聯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極抗日的國民黨反動派和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者顯示了團結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
蔣介石對於魯迅先生的仙逝是不以為然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尚未泯滅民族之心的各界人士的抗日要求，他也是無動於衷的。他認為會師陝甘寧一帶的三大主力紅軍，已經減至不足三萬人槍，這正是消滅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極好機會，遂在魯迅先生逝世後的第三天——10月22日偕宋美齡自南京飛往西安，親自部署東北軍、西北軍對紅軍作戰；旋即，他又於10月29日偕宋美齡轉到洛陽，部署中央軍及馬鴻A的部隊進攻紅軍。他認為一切部署停當，就等各方傳來消滅紅軍的捷報的時候，又在洛陽以避壽為名，實際上大辦其“國人獻機”的五十大壽’了！
（一）日寇進攻甚急，我方願以全力為助，希望寧方堅持民族立場，不作任何喪權之讓步；
（二）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進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
（三）欲圖和議談判早日實現，請蔣暫時以任何適當名義停止軍隊進攻，以便開始談判，若一麵進攻一麵談判，似無此理；
（四）在進攻未停止，恩來未出去以前，準備派在滬之潘漢年同誌進行初步談判。
潘漢年對於碎變的政局是清楚的，對即將舉行的談判不甚樂觀。但是，他認為通過談判不但可以公開宣傳我黨關於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而且還可以從談判對手的口中獲悉蔣介石下一步的真實意圖，為黨中央正確的決策提供證據。所以，他接到中共中央的電令之後，立刻通知了負責聯絡的張衝，雙方商定11月10日在上海滄州飯店舉行會談。
潘漢年如約走進滄州飯店，和已經迎候在此的張衝、陳立夫握手相見，寒暄過後，分主賓落座，遂宣布會談開始。
首先，潘漢年說明由他出麵談判的緣起，並指出是國民黨的軍事進攻破壞了周恩來參加談判。接著，他取出我黨擬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交給陳立夫，遂又根據這一草案的內容闡述我黨的意見。
陳立夫當場翻閱了我黨提交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文件，他沉吟片時，代表蔣介石作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答文：“既然共產黨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其次紅軍隻可保留三千人的軍隊，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按才錄用。在軍隊解決後，你們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
潘漢年想到了這次談判的艱巨性，但他沒想到陳立夫從原來的談判立場倒退這樣多。他為了戳穿陳立夫的陰謀，一針見血地說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蔣先生目前有此設想，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
陳立夫被潘漢年的強硬立場震住了。為了不使談判不歡而散，他又急忙轉了話題：“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願和周麵談”。他知道周恩來在這種條件下是不會出來的。他要潘漢年不要報告蔣的條件。
談判無法進行下去了，張衝隻好快快宣布暫停，準備下次再繼續會談。
潘漢年堅持原則，也講得有理、有利、有節，可謂不辱使命。
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潘漢年住進宋公館
潘漢年回到自己的下榻處，很快平息了憤感之情，把和陳立夫會談的內容和經過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通過電台於11月12日發給陝北黨中央。幸喜的是這份報告奇跡般地保存下來，成為說明潘漢年不是內奸的最有說服力的佐證。
中共中央在收到潘漢年的報告的同時，負責和曾養甫聯絡的代表張子華同誌回到了陝北，向黨中央轉達了國民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最新條件：
（一）共產黨公開活動；
（二）蘇維埃繼續存在；
（三）蘇區派代表參加國會；
（四）紅軍改名，照國民革命軍編製及待遇，但不變更原有人員。
中共中央認真地研究了潘漢年的報告，以及張子華同誌帶回來的四個條件，認為陳立夫在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試探性的，而張子華同誌帶回的四個條件是雙方談判的基礎。同時又認為，張子華同誌帶回的四個條件，較之過去的談判條件有所倒退。我們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仍可退讓接受。遂於11月13日指示潘漢年：“為一致對外我們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養甫）談原則協定。”並把張子華同誌帶回的四個條件稍作如下改動，電告潘漢年：
（一）黨可公開活動；
（二）政府繼續存在；
（三）參加國會；
（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照國民革命軍編製與待遇，個別變更紅軍原有之組織。
中共中央在指示潘漢年繼續和陳立夫會談的同時，周恩來同誌奉命趕赴前線，在東北軍王以哲將軍的配合下，準備粉碎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對紅軍的“進剿”。
潘漢年收到黨中央的指示以後，認真地研究了我黨有關國共和談的條件，明顯地感到在蔣介石的軍事進逼之下是在有意退讓。他作為一方的和談代表，內心中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也就是在潘漢年收到中共中央談判條件的第三天——11月巧日，日本和德國簽訂了反共協定。日本政府以聯合反共為借口，企圖把南京國民政府拉入國際反共集團。蔣介石為了給日本人作出一個姿態，遂於11月17日由洛陽飛抵太原，要閻錫山轉告收複百靈廟的抗日英雄傅作義將軍，停止綏遠抗戰，以便他集中軍事力量完成西北的“剿共”任務。潘漢年審時度勢，認為新的一輪會談更是不堪樂觀！
不出潘漢年所料，陳立夫的態度意外強硬。會談一開始，他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說：“首先，我向潘先生轉達蔣先生的意見：他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並請潘先生把我上次傳達的蔣先生的意見，電告你們的中央。”
潘漢年一聽怒火拌起，不知何故，他立刻想到了藺相如出使秦國的典故，如果今天的談判對手是蔣介石，說不定他也會幹出類似藺相如的事來。然而，他畢竟是有著豐富的酬醉經驗的談判老手了，他理智地把碎起的怒火壓在心中，不失身份地冷笑作答：“正像我無權要求陳先生，把我黨中央的意見轉告蔣先生那樣，我想陳先生這種要求是否有些過分了呢？”
“這……”
“這是對罵談判的常識吧？”潘漢年倏然變色，他聲調雖然不高，但卻很有分量地說，“如果陳先生沒有不同的意見，那我們就進行正式的會談吧！”
陳立夫確實小視了他的談判對手潘漢年。他對潘漢年打過來的這不軟不硬的球，真可謂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唯有在獨自發火生氣之餘暗自說一句：“厲害！”但是，陳立夫依然認為自己是當今中國的主人，視潘漢年為所謂的造反的亂民，所以，他還是端著當然的主人的架子，訓導潘漢年這位造反的亂民。可以想見，這種談判是很難有什麽結果的。最後，陳立夫終於打出了日德簽訂反共協定這張王牌，他不陰不陽地說了如下這段查有實據的話：‘舊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陣線，說不定中蘇關係會惡劣，那時紅軍豈不更糟糕？”
對此，潘漢年是早有準備的。他知道在陳立夫這樣的談判對手麵前，隻能是遵照“來而不往非也”的古訓行事，否則，他就視你軟弱可欺。他針對陳立夫打日德簽訂反共條約這張王牌，從全球的視角大講了一通正在建立中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接著，他又分析了全國人民掀起的不可抗拒的反日浪濤。最後，他看了看陳立夫那無動於衷的表情，又斷然地說了下邊這句史有所據的話：“蔣先生要加入反蘇陣線，就不會抗日，我們今天的談判也不需要了。”
這實在是太出陳立夫的所料了！但他的確是談判桌上的大滑頭，遂借著潘漢年的話題把話鋒一轉，不慌不忙地說道：“我們不希望中國加入反蘇陣線，因此更希望紅軍方麵能為民族、為國家捐除成見。”
潘漢年一聽陳立夫的口氣，知道他又想回到談判的立場上來了，遂又把話題引到我黨草擬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上來，他鄭重地說：“這是我黨對民族、國家最負責、最盡職的意見，供國共兩黨合作之參考。”
“那貴黨對這份草案的意見呢？”
“方才我已經轉告潘先生了：蔣先生堅持原提各點，無讓步可能。”
“那貴黨通過曾養甫先生，轉給我黨的四項談判條件呢？”
“哪四項談判條件？”
潘漢年聽後怔住了，他看了看陳立夫有意裝做不知道的樣子，當即把張子華同誌轉告中央的四條談判意見說了一遍，旋即又操著嘲笑的口吻問道：“難道陳先生真的不知？”
“純屬子虛，蔣先生並未對第．二個人講過。”
談判已經無法再繼續下去，遂不歡而散地結束了這次會談。
雖說張衝也是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但他處於尚未泯滅的愛國心的指使，是寄希望國共合作以開創抗日救國的新局麵的。為此，他樂此不疲地為之奔走。另外，他在近幾個月和潘漢年的交往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暗自佩服這位江南才子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當然，他認為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跟著共產黨走，實在是太可惜了！無論是從民族、國家的公利出發，還是從他和潘漢年結下的私誼著眼，都認為陳立夫和潘漢年的談判結果是太令他失望了——雖說他早已估計到了這種不歡而散的結局。他為了表示一種姿態，於當晚10時左右，去看望潘漢年，婉言申述陳立夫左右為難，望雙方繼續努力，並轉達陳立夫意見，希望潘把蔣的意見電告陝北，如果周恩來能與蔣麵商，條件可斟酌。
潘漢年自然明晰張衝的這種特殊的心態。他處於統戰的需要——也是表達個人情感的要求，笑著說了句“買賣不成仁義在嘛”，遂又十分大度地說道：“謝謝淮南先生的美意，隻要真心抗日救國，我相信你我還是會再見麵的。”
對此，張衝能說些什麽呢？他隻是深沉地點了點頭。
潘漢年返回上海，並於11月21日將此次會談報告了黨中央。
12月初，陳立夫派張衝來上海見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同時，張衝還告訴潘漢年，他近期赴西安見蔣介石，等他返回南京以後再聯係相見。但是，他決沒想到此次西安之行，竟然當了張學良和楊虎城二將軍的俘虜，被軟禁在古都西安。此乃後話。
談判暫時擱淺了，接下來就是在戰場上進行軍事較量。中共中央為了痛擊蔣介石對紅軍的軍事“進剿”，就在潘漢年和陳立夫談判的同時，中央軍委於11月18日發布了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動員會。當天，在萌城堡擊潰胡宗南的第一師第二旅。21日，周恩來親自指揮山城堡戰鬥，又全殲胡宗南一個整旅又兩個整團，狠狠打擊了蔣之嫡係部隊。
但是，蔣介石並未因此而接受教訓，變得聰明起來。他在繼續向西安調兵遣將的同時，竟然於11月23日逮捕了上海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王造時等七人，史稱“七君子案”，查封了十四種國內著名的刊物。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研究了國際國內的形勢，認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為達其目的，以毛澤東、朱德等十八位紅軍高級將領的名義，於12月1日給滯留西安的蔣介石寫了如下這封信：介石先生台鑒：
去年八月以來，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主張發表後，全國各界不分黨派，一致響應。而先生始終孤行己意，先則下令“圍剿”，是以有去冬直羅鎮之役。今春紅軍東渡黃河，欲赴冀察前線，先生則．又阻之於汾河流域。吾人因不願國防力量之無謂犧牲，率師西渡，別求抗日途徑，一麵發表宣言，促先生之覺悟。數月來綏東情勢益危，吾人方謂先生將翻然變計，派遣大軍實行抗戰。孰意先生僅派出湯恩伯之八個團向綏赴援，聊資點綴，而集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城、馬鴻遙、馬鴻賓、馬步芳、高桂茲、高雙城、李仙洲等二百六十個團，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平抗日蘇區不可之勢。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吾人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邊山城堡之役。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於自相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並無二致，亞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係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願中國人打中國人，寧願繳槍於紅軍耳。人心與軍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扣心思其故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日，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日，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
寇深禍急，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侯明教導
蔣介石利令智昏，視毛澤東等同誌的忠言勸告為軟弱可欺。他不僅部署完畢幾十萬“圍剿”紅軍的部隊，而且還明令指示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如果不舉兵“剿共”，他立刻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調往內地，遠離抗日前線。這就激怒了旨在救亡抗日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二位將軍，二人在12月12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把蔣介石及其隨行的數十名國民黨高級將領軟禁在了西安。
誠如世人盡知的那樣：“西安事變”碎發，南京國民政府立時分為兩派。宋美齡趕回南京，為製止何應欽下令轟炸西安，她奔走呼號，舌戰親日的文臣武將。她更為處變不驚，調動一切積極、有利的因素，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其中之一就是約見潘漢年。
這時的宋關齡，並不知“西安事變”爆發的真正原因，隻是想當然地認為共產黨和紅軍一定介入了此事。甚至還推想張學良將軍是受了中共的抗日宣傳和指使而兵變的。因此，若想保住蔣介石的性命，首先要說服中共放蔣。而今誰能對中國共產黨施加影響呢？唯有共產國際和蘇聯。為此，她請孔祥熙約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政府從中斡旋，使中共同意放蔣；同時，她又請最疼愛她的二姊宋慶齡和共產國際聯係，幫助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宋慶齡先生從團結抗戰的民族大義出發，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主張釋放蔣介石的條件是：蔣答應停止內戰，實行抗日。她不念個人恩怨，不顧自己安危，“要胡子嬰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準備親自飛往西安，“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以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隻是因為何應欽阻撓，解決不了飛機，始未成行。當她獲悉宋美齡急切想知道中共在“西安事變”中扮演的角色以後，立即約見了潘漢年。
這時，潘漢年已經收到中央的電報，明確表示：“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變’。”並把“中央和張學良、楊虎城方麵已決定歡迎南京方麵派代表到西安麵商和平解決的消息告訴她（宋慶齡），主張勸宋子文前往西安”。這樣，宋慶齡和宋美齡、宋子文聯係後，商請潘漢年秘赴南京，住在宋子文的公館中，隨時和宋子文、宋美齡協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事宜。從此，潘漢年又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著另外一種鮮為人知的談判。
潘漢年駐進宋子文公館不久，即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他立刻交宋子文，並請宋轉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宋子文仔細閱畢這則電文，認為是中共對“西安事變”起因的全麵剖析，以及具體的善後處置辦法，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遂通知宋美齡、孔祥熙來宋公館共商對策。
宋子文是歐美諸國在華利益的代言人，一向主張對日實行強硬路線。為此，他和蔣介石鬧翻，辭謝財政部長之職，以在野的身份呼籲救亡抗日。在他看來，張學良將軍發動“西安事變”是必然的，他由衷地讚同這篇致國民黨中央電文中的這段話：“蔣介石在此次幽禁，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但是，他為個人計——雖然和蔣介石有矛盾，他決不允許何應欽借“西安事變”主長南京中樞，把國民政府變成日本的附庸。他雙手捧著中共的這封信電，鄭重地念著：“試看日寇自蔣氏被幽禁以來，盡其造謠挑撥之能事，以鼓勵內戰，甚陰毒計，昭然若揭。”最後，他十分嚴肅地說：“我們一定要設法阻止他們輕舉妄動，以免中日寇之奸謀。”
“對，對！誠如中共電文所說：退一步，即對於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宋美齡當即又補充說道，“我看中共提的五條處置意見，其核心是第三條：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也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共電文所說：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
簡之，潘漢年轉交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堅定了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反對轟炸西安，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
翌日——19日，潘漢年收到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的密電，對“西安事變”產生前的形勢、“西安事變”的意義、“西安事變”發展的兩個前途及其擁護者等方麵作了科學的分析，令置身宋子文公館的潘漢年知道自己的任務是：“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為此，他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為後盾，從旁支持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向親日派作鬥爭，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果。換言之，宋美齡等人敢於力排眾議，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潘漢年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