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和第二次國共合作003
宋氏兄妹終於暫時遏製住了何應欽等借轟炸西安，挑起大規模內戰的陰謀計劃。但如何才能達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的呢？唯有親赴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舉行直接會談。但宋氏兄妹最大的擔心，是重蹈蔣介石的覆轍——成為人質。為此，久議不決的宋子文就教於潘漢年。
恰好，潘漢年又於19日收到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並要他轉呈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員。他雙手捧著這份通電說道：“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我黨中央主張召開全國範圍內的和平會議。請宋委員代為轉達我黨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
宋子文接過這份通電，認真研讀：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憧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撞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墓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潘漢年望著讀罷電文陷入沉思的宋子文，似乎猜到了他的心病，有意地指出：為了促成召開全國範圍內的和平會議，首先應舉行南京和西安雙方的和平會議。麵對南京聲聲討伐西安的氣氛，張、楊二位將軍不可能來南京赴會；而南京方麵派誰去西安呢？親日派不會去，身為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先生離不開，而宋子文是有名的反日派領袖，又和張學良將軍有著很好的私誼，是最合適的人選。最後，他笑著說道：“宋委員最了解張學良將軍，他一定會熱情歡迎您去西安的。”
宋子文認為潘漢年這番話是代表中共的。這說明中共不僅不會策動張、楊二位將軍把他扣作人質，並且希望他的西安之行，成為舉行全國和平會議的先聲。這樣，他就可以重返排除了親日派的國民政府中，執行他的親美反日的主張。他堅定了去西安的決心。幾經和親日派舌戰，終於獲準“以私人資格飛赴西安，營救蔣公”。
宋子文西安之行的成功，堅定了宋美齡親赴西安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決心。這時，潘漢年又從旁把宋美齡的決心變為行動。待到宋美齡收到張學良歡迎她親赴西安的熱情電文之後，她終於在端納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飛赴西安的座機。
在“西安事變”期間，潘漢年住進宋子文公館是鮮為人知的；而潘漢年負責轉交有關的中共中央電文，並促成宋子文和宋美齡飛赴西安的內幕就更為世人所不知了。但是，公正的曆史卻早已作出了結論：在“西安事變”期間，潘漢年立下了特殊的功勳！
蔣介石背信棄義，軟禁張學良；為促成國共合作，潘漢年、張衝安排周恩來和蔣介石杭州會談
在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
張學良將軍為了向天下人表白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決計以負荊請罪的決心陪送蔣介石飛返南京。而蔣介石行前也向自己的顧問端納、郎舅宋子文等人許諾：一定放張學良回西安主軍，並參加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和平談判。
然而，蔣介石背信棄義。為了造成東北軍軍中無主必然分化瓦解，並進而達到破壞西北大聯合的政治局麵，他不顧端納、宋子文等人的強烈反對，毅然以“管束”為名，把張學良將軍軟禁在自己的故鄉——溪口中國旅行社。
由於張學良將軍飛返西安無期，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和主和派發生了尖銳的對立，幾乎到達了自相喋血的地步。時在西安的周恩來十分著急，他非常清楚，若想平息東北軍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唯有請求蔣介石兌現諾言，盡快放回張學良將軍。誰能代表中共一方在南京奔走，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將軍呢？唯潘漢年可擔當此任。周恩來於1937年1月28日親筆草擬了這則致潘漢年電：漢年同誌：
即轉蔣先生：
（甲）我們在西安已盡最大努力，楊虎城已決心服從蔣先生，惟東北軍多數幹部痛於張漢卿不能回陝見麵一次，決不肯先撤兵，恩來及何柱國、王以哲等向之說服亦無效。
（乙）除我們繼續努力向他們說服外，務請蔣先生撫念此流亡之師，以手書告東北軍將領，保證撤兵後，即給張恢複公權，發表名義，許張出席三中全會，並許張來陝訓話一次，以安東北軍之心。
（丙）請蔣先生許張漢卿寫親筆信給楊、於、孫、何、王及東北軍將領，堅其撤兵之決心。
（丁）請蔣先生許可西安及東北軍派代表見張一麵，然後撤兵。
（戊）時機緊迫，請蔣先生速允辦，否則忍令此抗日之師互耗國力，必非蔣先生之所願。
（已）蔣先生有撫慰東北軍其他辦法，我們無不讚同。
周恩來
儉亥
潘漢年閱此電文，一股寒氣打心頭生起。他作為一位統觀全局的政治家，知道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目的，那就是實現他近十年未能達到的目標——消滅最有實力的東北軍集團。隨著東北軍的分崩離析，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也必然被改組。結果，好不容易結成的紅軍早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大好局麵就不複存在了。接下來，蔣介石又有可能對倘促陝北的紅軍進行軍事“圍剿”了。怎麽辦？他又想起了老對手——新朋友張衝。
張衝應蔣介石之命到達西安不久，即被扣押。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飛返南京之後，已近失去自由的張學良將軍下令釋放被關押的文臣武將。張衝方得以回到南京和家人團聚，並一塊送走了多事之秋的1936年。他很快平靜下來，觀察“西安事變”的善後處置。他感佩張學良將軍的膽識，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為賭注換取和平，一致抗日；同時，他又擔心蔣介石用軍事手段報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從而又導致新的大規模內戰，給亡我中華的日本軍國主義以可乘之機。因此，他暗自下定決心：繼續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奔走。
張衝看罷周恩來請潘漢年轉蔣介石的電文，當即趕到溪口，麵呈在此養病的蔣介石。令他驚詫不已的是，蔣介石看罷電文苦笑了一下，隨手便把它放在身旁的茶幾上。蔣沉吟有頃，轉身對張衝說道：“我不能幫周恩來這個忙。淮南”
“在！”
“請你轉告潘漢年先生：東北軍不聽我的話，因此，對周恩來先生的請求，我不能從命。”
張衝完全清楚了蔣介石這招棋的真實用意，那就是借東北軍的內江，消滅這個最有實力的軍事集團。對此，他雖然不敢苟同，可也沒有勇氣違命。他唯有在此接受蔣介石的庭訓。
“你很熱心和中共的談判，我看你用武的機會就要到了，回去吧，等候我的指示。”
張衝路經上海下了車，如實地向潘漢年轉達了蔣介石的指示。
潘漢年聽後仰天長歎：“好厲害的蔣先生！一支好端端的抗日隊伍，就這樣斷送在他的手裏了。”
張衝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說罷：“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可惜我隻是一個謀事的普通中國人！”旋即和潘漢年握手告別，乘車馳往南京。
張衝回到南京不久，即2月2日，東北軍中的少壯派軍官殘酷地殺害了王以哲將軍，由此，西安陷入了東北軍喋血袍澤的殘殺中。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日夜奔走在互為對立的東北軍兩派軍官中，他雖然以超人的智慧，平息了“二.二事件”所掀起的軒然大波，但他和張學良、楊虎城構築的三位一體的大好局麵已經名存實亡了！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令他神傷的事件之一。
蔣介石的目的達到了，遂又指派顧祝同、賀衷寒、張衝為代表赴西安，並於2月12日和周恩來、葉劍英舉行會談。雙方曆經月餘的談判，始未達成任何協議。更令周恩來憤慨的是，賀衷寒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竟然提出把紅軍人數縮小到兩萬人；紅軍改編後，副職千部由國民黨派遣；取消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服從國民黨方麵的一切命令等。這等於是一個“收編”性的提案，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變成國民黨的附屬品，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周恩來的否決。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向顧祝同“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3月13日，周恩來就要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去了。行前，顧祝同、張衝向周恩來口頭表示不同意賀衷寒提的條文，讚同直接麵見蔣介石。
張衝在這一個月的會談中，在談判桌上代表蔣介石的利益，和周恩來進行所謂的理論，但他內心中卻是敬佩周恩來的外交風度的。他由此開始，和周恩來結下了很深的超越黨派利益的私人情誼。他們二人朝夕相伴、談笑風生，完全看不出是互為對手的談判代表。他和周恩來的私誼交往很快傳到了南京，有人就放出如下的風聲：“淮南過於冒險，這樣的事幹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得不好，就會成為千古罪人。”
中華民族之中有不少的聽了風就是雨的好事之徒，靠著那張不負責任的嘴巴隨意傳揚和演義，待傳到潘漢年的耳朵裏，幾乎就變成了張衝倒戈，投降了有“談判聖手”之稱的周恩來。他見到自西安返回南京——遂又受命趕來上海和潘漢年安排蔣介石和周恩來會談的張衝，有意地問道：“淮南先生，你聽到了有關中傷你的謠言了嗎？”
張衝坦然地笑著點了點頭。
“我要提醒淮南先生，”潘漢年又加重了語氣，“中國自古就有三人成虎之說，謠言——尤其是政治謠言，是可以殺人的。”
“我不怕，”張衝依然是那樣平靜，“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嘛！再說，我已經向出於各種目的關心我的人發表了鄭重聲明，這你沒有聽見？”
潘漢年微微地搖了搖頭。
接著，張衝複述了他的鄭重聲明中的一段話：“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黨，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年年圍剿，節節失利；強鄰虎視，外債高築；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他說得可能有些過分激動，麵頰都有些微微的紅暈了。他稍事平息，又換作另一種表情，似有意地笑著問：“如果有一天，貴黨中也生出中傷潘先生的政治謠言，你將作何答複呢？”
潘漢年近似玩笑地答說：“我願借用淮南先生的這段話作答：我自受命以來，夙夜優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
張衝和潘漢年兒乎是同時放聲大笑，且笑得是那樣的開懷和心暢，接著，他們又把兩雙手緊緊相握，且又從對方握手的力度可知，沒有像笑那樣的輕鬆……
或許是周恩來給張衝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他很難把話題轉到安排蔣、周會談的方麵來，他滔滔不絕地談罷對周恩來的印象後，又問潘漢年：“我知道你很早以前就在周先生的屬下工作，說說看，周先生的魅力究竟來自什麽地方呢？”
“我以為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再是他的風度魅力。”潘漢年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接著，他以讚歎的口吻指出周恩來和以往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言必行，行必果；即尊重自己，更尊重他人。而這一切就是中外政治家所難以具備的人格力量。另外，周恩來有著很好的教養，在他的身上既有東方傳統的美德，也有西方遇事民主，切忌獨斷專行的作風。這不僅有別於傳統的帝王思想，而且也不同於西方崇尚的紳士風度。最後，他為難地搖了搖頭；“看起來，我還是沒有說清楚。但我有一種感覺是準確的：你可以反對他的政治主張，但你絕不會攻擊他的人格。甚至你還願意聽他講你不讚成的信仰。我看，這就是周恩來的魅力使然。”
“說得太好了！太好了……”突然，張衝不知出於何因，變得有些沉重起來，他近似自責似地說道，“可世人有誰知道，我張某人幹過十分對不起周先生的事呢……”
潘漢年聽後很自然地想到，張衝是cc係的主將，他當年在上海主要的任務是對付共產黨，而其中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對準周恩來。這就像他當年在特科把陳氏兄弟、張衝、徐恩曾等人選作主要打擊對象一樣。故爾笑著說道：“說句封建色彩很濃的話吧，那時，你我各為其主盡忠嘛！而今，隻要我們一致對中華民族盡忠就行了。”
張衝聽罷繼續沉重地搖了搖頭，似乎是在說：“這件對不起周先生的事可非同一般啊！”他懾於自己的職責，又不能對潘漢年說個明白。
這到底是一件什麽性質的對不起周恩來的事呢？簡而言之，張衝當年一手炮製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世人簡稱的《伍豪啟事事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叛變投敵之後，周恩來在陳雲、聶榮臻等同誌的協助下，立即采取緊急措施，使局勢轉危為安；接著，向忠發又於6月22日被捕叛變，周恩來在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協助下化險為夷。“敵人深知粉碎他們陰謀的真正組織者是周恩來同誌，恨之入骨，乃於9月1日下令‘懸賞通緝’周恩來同誌等，繼而又於11月底在上海各報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用金錢收買叛徒告密。但這些均告無效。於是乃於1932年2月刊登出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目的是想在我黨廣大黨員和工人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使我黨渙散解體。”而這一“啟事”就是由張衝和黃凱合謀偽造的。是由張衝執筆，黃凱派人送上海各報刊登的。
這件“啟事”落款者計二百四十三位，均為顧順章等叛徒提供，多數位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機關的負責同誌。想登報聲明嗎？必然落入敵人預伏的圈套；聽之任之嗎？中央必然對周恩來等同誌失去信任，甚至因誤會還會引出更為嚴重的政治事件。在張衝看來，的確是給中共、給周恩來出了一道十分難解的題。換言之，他是借用“離間計”使中共自己除掉周恩來。
但是，張衝的算盤打錯了，早在張衝炮製這則偽造“啟事”兩個多月以前，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根據黨的決定撤離上海，經福建進入蘇區，於12月底到達瑞金。足見周恩來根本不在上海，這則“啟事”是偽造的。可是周恩來在國共兩黨——乃至於全國諸地方實力派、各界社會賢達之中是有著相當影響的領袖人物，必須采取措施，反擊國民黨這別有用心的造謠汙蔑！
而中共中央又把這一重任交給了陳雲、康生、潘漢年為首的“中央特別委員會”。主要承辦者是潘漢年。對此，史家多年之後作了如下的記述：
2月20日，黨在上海散發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傳單。這一傳單由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傳單指出：“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刊登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拘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
2月20日幾經交涉後，終於在《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顧問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廣告處的名義在報上公開答複：“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正如陳雲同誌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廣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問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關係，不能登出。這今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誌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第十一期上，刊登了黨所代寫的另一（伍豪啟事》……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汙蔑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誌的名義來汙蔑伍豪同誌（共產黨的領袖之一）、汙蔑中國共產黨。”
接著，黨還采取了更加明確有力的公開辟謠措施，以周恩來同誌的另一別名周少山的名義，請法國律師巴和代登啟事以否認偽造啟事……這一啟事公開刊登後，便在黨內外進一步澄清了問題。
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也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約造謠汙張衝陷害周恩來同誌的陰謀沒有得逞。但是他萬萬不曾想到，三十五年後，江青卻把它當作打倒周恩來的一張王牌，前後持續了七年之久。在（伍豪啟事》案中，毛澤東同誌講了公道話，陳雲同誌為澄清事實做了專題發言，即使很壞的康生也批道：“這完全是造謠誣蔑。”遺憾的是，這時的潘漢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僅未能替周恩來同誌洗冤作證，也未把自己介入這一事件的經過詳細地記錄下來。
張衝先生不幸於1941年早逝，如他在地下有知，更會對引共產黨人為摯友的周恩來同誌道一聲：“對不起！”
潘漢年和張衝曆經多次協商，終於促成了周恩來和蔣介石有名的杭州會談。他們二人分別作為蔣、周會談的助手，參加了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談。
遠在陝北延安的周恩來接到蔣介石的秘密邀請之後，遂經潘漢年和張衝共同安排好的路線，提前趕到上海，下榻四川路新亞酒店。他首先向潘漢年了解了杭州會談的議程和詳細內容，接著他又取出隨身帶來的中央書記處提出的十五條意見，鄭重地說：“漢年同誌，請把這份文件先交給蔣夫人，然後再由她轉交給蔣先生。”
潘漢年清楚周恩來如此而為的緣由是：（一）宋美齡是親美反日派，主張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由她轉交我黨的意見，對談判會產生積極效果的；（二）自“西安事變”始，潘漢年住在宋子文公館，促成了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同時，也結下了很好的私人友誼。誠如史家所記：“潘漢年先交宋美齡，然後請宋美齡轉交蔣介石。”簡之，潘漢年同誌完成了周恩來的付托。
但是，蔣介石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盤，從來不允其他人撥弄的。這些年來，他對其他人的意見——乃至於宋美齡的意見，也僅僅是聽聽而已。雖說經“西安事變”之後，宋美齡在國內外——以及在蔣介石的心目中的地位改變了，但大主意依然是他自己拿的。今天，宋美齡轉交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十五條意見，並說了自己對這十五條意見的想法之後，蔣介石卻一反常態，整著眉頭陷入了沉重的凝思。宋美齡不悅地說罷：“你就這樣和周恩來先生舉行會談嗎？”便轉身離去了。
蔣介石為何陷入沉重的凝思中去了呢？因為他又要見到周恩來——並互為對手進行杭州會談
蔣介石和周恩來相識於黃埔軍校。蔣對這位小自己整整十二歲的軍校政治部主任的為人、才幹，尤其是那罕見的組織能力是感佩不已的；同時，他又與這位堅信共產主義的部屬難以共處，隻好在廣州分手了；然而，他絕對沒有想到，又是這個周恩來在南昌打響了和他爭天下的第一槍，而且一打就是十年，至今也沒分出個勝負來；“西安事變”碎起，他——包括其夫人宋美齡等人都認為是張學良中了共產黨的計謀，一定會把他蔣某人送上共產黨的審判台，但實出他們所料的是，恰是這個和他為敵十年的周恩來為釋放他蔣某人而奔走。他和周恩來第一次在西安相見時的心情，真可謂是五味俱全啊！
今天，他主動邀請周恩來在杭州舉行會談，對於這位黃埔時代的屬下，“西安事變”時的“恩人”，自應盡地主之誼．作到優禮尤加才是。但是，當他閱畢宋美齡轉來的談判條款，他又難以“恩準”；而他提出的條款，又必然遭到周恩來的否決。結果，他又必然和周恩來是不歡而散。而這又是不願意——’可又不得不為之的事。他不無感慨地暗自說：“我為什麽一定要請他來談判呢？……”
“報告！”
蔣介石聞聲從沉重的凝思中醒來，下意識地晃了一下有些呆滯的頭，說道：“請進來！”
張衝應聲走進，報告周恩來在潘一漢年的陪同下就要到杭州。蔣介石幾乎是命令地說道：“一定要安排好周先生的起居飲食，明夭上午就舉行正式會談。”
張衝十分感佩周恩來和潘漢年的坦**人格；國民黨考察團進入陝甘寧；“七七事變”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潘漢年的身分由秘密轉為公開，出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
在美麗的西子湖畔，有一座疊翠交織的煙霞嶺。登臨遠眺，錢塘江縈回若帶，西子湖清瑩如鏡，杭州景物盡收眼底。煙霞嶺上有一座聞名遐邇的煙霞洞，頂彎有倒掛的石鍾乳千姿百態，堪稱天工之巧；洞壁有五代以來雕造的佛像和羅漢像；洞外有呼篙閣、舒嘯亭等景觀。如身臨洞外，大有岩石鬥秀，峭壁淩空之感；如登高呼嘯，又有遠引江濤，近俯諸山之勝。而潘漢年和張衝為周恩來、蔣介石選擇的會談地點，就是在“一角夕陽藏古洞，四圍嵐翠遙接村”的煙霞洞附近的那座院落中。
3月下旬的西子湖，已是春暖人間的季節。但煙霞洞附近的名勝似乎仍在沉睡之中，隻有幾隻追逐的蝴蝶在頑皮的戲耍，給人一點生氣。突然，靜臥枝頭的那隻小鳥撲棱一下翅膀飛去了，這時才會發現：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準時如約趕到了煙霞洞。
張衝是一位禮儀周全的官員，他早已靜候在門前，一見周恩來和潘漢年的身影，急忙迎過來，歉疚不已地說：“周先生，潘先生，請二位進屋稍候，委員長一會兒就到。”
對此，周恩來隻是淡然一笑，因為他太了解這位委員長了，做任何事情，都要維護其天下獨尊的領袖形象。至於所謂的禮儀——無論是老祖宗傳下來的還是從國外“引進”的，他都是不大在乎的。但是，周恩來的心中依然是不那麽愉快，因為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的首席代表。所以，他話中帶刺地說：“因為他是委員長嘛，所以我周恩來理應反客為主地歡迎他。”
張衝聽後很不是個滋味，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時下說什麽都是多餘的。他難為情地一笑，遂又環顧左右而言他，和周恩來、潘漢年談起煙霞洞的曆史和景觀來了。
有頃，蔣介石身著戎裝，儼然像是一國最高統帥的樣子款款走來，他望著已經迎候在此的周恩來，操著所謂不失領袖風度的團吻，近似表揚地說：‘。我就知道，恩來還像當年在黃埔軍校那樣，是最有時間觀念的好同誌。”
周恩來聽後感到是那樣的不舒服，可他又不便破壞首次會談前的友好氣氛，他隻好采取借題發揮的方式，向蔣介石表達自己的本意：“古今中外的軍事家，都知道時間和軍隊的特殊關係。我想委員長在運籌舉國上下一致抗日的大事方麵，是更為清楚時間的重要性。”
“這……是的，是的……”蔣介石一時不知該如何應對，嘴也顯得笨拙起來。
張衝一看蔣介石和周恩來那不同的表情，暗自說道：“未曾進入正式會談，周恩來就先聲奪人地贏了我們一分！”當聰明的張衝再一看這有點尷尬的場麵，忙又打圓場地說道：“今天委員長主動請周先生到此會談，就足以證明委員長是在抓緊時間，積極籌劃全民族抗日的大事。”
’蔣介石一聽這恭維的話語，就像是梗阻在喉的魚刺突然化解一樣，甭提有多麽舒服了！ 自然，他打心裏感激張衝這及時的解圍。接著，他又以主人的身份伸出右手，故做瀟灑地指著門口說：“為了早日完成抗日的大業，請！”
杭州會談就這樣開始了。蔣介石和周恩來前後談了數次，曆時近一個星期，真可謂是唇槍舌箭，互不相讓，‘談判之艱難是可想而知了！對此，筆者隻好收起手中的拙作，請讀者去自由地想象吧！為惜墨存史，我隻把經史學家提煉的談判內容，摘引如下：
周恩來在談判開始時，就向蔣介石說明中共擁蔣的立場係站在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奮鬥的綱領上，決不能忍受投降收編之誣蔑。並聲明六點：一、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後的：認數須達四萬餘人；三、三個師上必須設總部；四、不能派遣副佐及玫訓人員；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六、紅軍防地須增力口：
蔣介石談話的大意是：一、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二、“承認由於國共分家，致十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帝國主義者占領中國的局麵”，但分家之責，蔣介石“卻歸過於鮑羅廷”。三、要中共“與他合作……要能與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後，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四、要中共“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蔣介石還表示具體問題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可以在幾個月後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陝甘寧邊區可以保持整個的行政區，但正職行政長官須共方推薦一個南京方麵的人．以應付各方，其他幹部都由共方派遣，工作由共方自己幹，他不來幹涉。軍隊人數也同意共方意見，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共方的部隊，隻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也設法辦到。蔣介石甚至說：即使沒有商定永久合作的辦法，他也決不再打紅軍。
蔣介石在談到要同中國共產黨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時，周恩來回答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一個最好辦法。蔣介石要周恩來趕快回延安，商量同他的關係及共同綱領問題。
周恩來對蔣介石有著多年的了解，他一下就看透了蔣如此爽快的真實意圖：“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自可放鬆一些，否則必從各方麵給我們困難，企圖逼我就範。”
但從整體看，杭州會談是有成果的。潘漢年作為周恩來的助手，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通過這次會談，張衝再一次認識了周恩來和潘漢年的坦**人格，進一步加深了與中共的諒解和友誼。周恩來自西安會談始，對張衝的人品留有不錯的印象；這次杭州會談前夕，周恩來又從潘漢年處得知，張衝為這次會談做了許多工作，在這次具體的談判過程中——尤其是雙方在爭執不下的時候，張衝又以他的聰明和機智，起到了恰如其分的緩和與調解作用。這又給周恩來和潘漢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周恩來是重情義的，他為了表達自己對張衝的真誠謝意，主動地說道：“漢年同誌，為我和淮叮南先生合個影，留作紀念吧！”
曆史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周恩來和張衝背剪著手，免冠、叉腿，並排駐步門前。周恩來表情凝重、深沉，似乎是在說：“杭州會談的結果來之不易，這要感謝你張淮南先生。”張衝卻是笑口常開，且又是笑得那樣自然，是在對後人說：“我認一識了周恩來這樣一位好朋友！”當他收到這張相片，看到周恩來凝視前方的深沉表情，又啃歎不已地自語：“周先生一定是在想，國共合作的路還要走多長？……”
人情是沒有國界的，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家，在表達人情的方式上往往是相同的，或許是無獨有偶吧，就在周恩來和張衝合影留念的那夭，張衝慌忙通知潘漢年：“蔣夫人馬上就要來看你了！”
在杭州會談期間，宋美齡因陪伴腰傷未愈的蔣介石，她一直留居西子湖畔。據史記載，她沒有參加這次杭州會談。當她由蔣介石的口中獲悉：杭州會談雖然沒有達成具體的協議，但雙方一致商定內戰是可以停止了。她打心裏是高興的。另外，她知道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回國以後，一直為國共合作奔波和操勞。尤其是在‘’西安事變”期間，對促成她兄妹赴西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有著特殊的功勞的。而這次舉行杭州會談的前夕，又是這位潘漢年主動地把中共的條件交由她審閱——雖說這其中包含著中共請她影響蔣介石的因素，但這也反映了她在中共要人心目中的地位，這對做夢都想當中國第一夫人的她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滿足——而這種極大的精神滿足又是潘漢年給予的。因此，她打內心裏對這位口才、文才集於一身的潘漢年是有好感的。為此，在杭州會談結束的前夕，她曾主動地到潘漢年的下榻處拜訪。史家留下了這樣簡單的記載：
她對潘漢年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謝，並懇切希望潘漢年以後能像對她二姐宋慶齡一樣為她幫忙。
在杭州會談期間，潘漢年作為周恩來的助手是寸步不離的。
杭州會談結束了，周恩來在和蔣介石禮儀似地握手過後，又緊緊握住張衝的手，有意大聲地說：“淮南先生，我代表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歡迎你去延安考察、訪問。”
張衝是個極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這番話是說給蔣先生聽的。他急忙側著看看蔣介石那嚴肅的表情，也有意旁敲側擊地說：“謝謝周先生的邀請，隻要委員長一聲令下，我即刻登程去延安訪問。”
張衝把球踢給了蔣介石。在這種特定的氛圍中，蔣介石是一定要表態的，否則，這台戲就唱不下去了。另外，蔣介石早就想派人——實際上已經派出不少特務打入陝北的紅軍駐地，希冀全麵地了解紅軍的情況。所以，蔣介石便做出豁達大度的樣子說道：“我同意淮南去延安，如果周先生同意，我準備派一個考察團去延安。”
“歡迎，歡迎……”周恩來最希望有更多的白區人民去延安，看看那裏的紅軍和共產黨人是如何生活的。因而他當即表態說，“漢年同誌，你和淮南先生保持密切聯係，及時地把蔣先生派出的考察團的消息報告延安，我們做好歡迎的準備。”
“我看，就不要再經潘先生的手了。”蔣介石轉身對張衝說道，“你盡快編好一套密碼送給周先生，今後，南京和延安就直接聯係吧！”
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自杭州回到上海，又在潘漢年的安排下。會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李延祿，並同李一起去看望東北抗日將領李杜，還曾會見上海地下黨的一些幹部。對建立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起到了推動作用。
周恩來回到延安不久，在潘漢年和張衝秘密聯絡下，終於促成了國民黨當局派遣考察團進入陝甘寧邊區。張衝隨考察團於5月29日到達延安。30日參加延安各界民眾紀念“五”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林彪、馮文彬、劉長勝等也代表各界講話。考察團31日到洛川、6月1日至雲陽、6月4日到慶陽參觀步兵學校及陝甘寧部隊。考察團由葉劍英、陳賡陪同，童小鵬也隨往，一路得到邊區軍民熱烈歡迎。而延安軍民在艱難困苦的生存條件下所表現的朝氣蓬勃的精神麵貌，滿腔熱忱的敬業態度，勤奮踏實的工作作風和親密融洽的人際關係，都與國統區形成鮮明對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張衝為之耳目一新。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與他的幾次長談，氣氛友好，關係融洽。中共領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張衝深受教益，切身體驗到中共為國為民的殷殷誠意；而周恩來豁達大度，不咎既往，不記個人怨仇的博大胸懷，更使張衝十分感佩。事後，他悄悄告訴好友：“中國不會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這是我去陝北後親自領略到的。”這說明，他的思想、感情與頑固派已有了明顯差異。對此，周恩來在（悼張淮南先生）一文中曾做了如下回顧與評價：
在張衝訪問陝甘寧蘇區期間，根據蔣介石在杭州會談的意見：“今後關於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仍由陳立夫負責與中共方麵洽商。關於紅軍的改編及其經費問題，將由宋子文負責與中共商談。”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麵的代表，遂又和陳立夫、宋子文就上述具體問題進行多次談判，並促成了周恩來和蔣介石的第一次廬山談判。但由於蔣介石出爾反爾，談判從杭州會談的基調上大大地後退了一步，使得第一次廬山會談沒有取得結果。
潘漢年在這期間，不僅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和國民黨進行秘密會談的使命，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馮雪峰等同誌的協助下，又較成功地完成了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任務。例如：
“他和宋慶齡、沈鈞儒等著名愛國人士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向他們不斷傳遞著中共的信息，同時從他們那裏獲得各種支持；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獄後，他曾經親自到蘇州監獄去看望，代表中共向他們表示慰問；
“他在王稼祥、賀誠途經上海準備去蘇聯治病時，親自安排周文和鄭育之為他們做好掩護，負責安全工作，直到王、賀安全離開上海；
“他聽說在上海地下黨的一個同誌那裏發現有方誌敏烈士的詩稿和給中央的信件時，親自帶著照相機到那位同誌處將詩稿和信件逐頁拍攝下來，並將底片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使這些珍貴的革命文物得以流傳至今；
“他關心並積極支持東北抗日聯軍設在上海的辦事處的工作，直接和辦事處負責人董麟閣、李廷祿保持經常的聯係，介紹他們和救國會的負責人接觸，幫助他們做好社會宣傳工作，以擴大東北抗聯在上海的影響。”
正當國共兩黨為實現第二次合作受到梗阻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悍然在北平挑起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旋即，又於8月13日大舉入侵上海，一場大規模的全民族的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迫於舉國上下一致抗戰的壓力，又曆經與共產黨人第二次廬山會談、兩次南京會談，雙方正式通過了國共合作宣言的基本內容。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認為“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表示國共雙方“皆以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鹹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國共雙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願，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形成。
曆史自有自己的運行軌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聰明的政治家，能自覺地調整自己的步子，跟上時在變化的曆史運行軌跡；而笨拙的政治家，總是被動地、不得已地去適應曆史運行的軌跡。他——潘漢年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是屬於前者；蔣介石和陳立夫等人則屬於後者。至於像汪精衛之流，是一夥逆曆史運行軌跡而動的頑固派，必然被送進曆史垃圾堆裏！
當筆者駐筆回首潘漢年所經曆的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的時候，一種難以名狀的崇敬感打心底油然生起。我在這種聖潔的崇敬感的支配下，又禁不住地想起了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說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請問：根據是什麽呢？我茫然沒有答案……直到筆者再想起（關於為潘漢年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宣布潘漢年“秘密投降了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根本不存在的時候，我這種聖潔的崇敬感越發地覺得聖潔和祟敬了！
啊！這就是曆史，這就是發生在我們黨的一段不該發生的悲劇曆史……。
隨著全民族的抗戰爆發，潘漢年也就完滿地結束了國共和談的使命。旋即，他又受命組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並出任辦事處主任。從此，他的身份由秘密轉為公開，在史無前例的抗日戰爭中為黨、為中華民族立下了卓越的功勳。
在上海淪陷的前夕，潘漢年又受命把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等知名的愛國人士撤退到香港。而他自己卻是在上海變成孤島之後，才和夏衍一起撤離上海，乘坐一艘法國大郵輪向香港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