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7
8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為突破敵人的包圍圈，曾走出戰史上少見的險棋：那就是處於敵軍重重包圍的紅軍為實行中間突破，首先給敵人造成錯覺，“紅軍以少量部隊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紅一方麵軍主力卻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連續急行軍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嶺悄悄東進，穿過國民黨左翼集團軍之間二十公裏的空隙，於中午到達蓮塘，跳出了敵軍主力的包圍圈”。接著，於7日拂曉向駐守蓮塘的敵軍發起猛攻，經過兩小時的戰鬥，全殲敵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又一個營，擊斃旅長譚子鈞，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初戰勝利。毛澤東、朱德乘勝追擊，於當天下午1時，攻占良村，殲滅該師大部，擊斃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棋；8月11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在“黃阪擊潰敵之毛炳文師全部，繳得步槍三千五百餘支，手花機槍、水旱機關百餘挺，無線電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數，俘虜官兵六千餘人”。從此，紅一方麵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第三次反“圍剿”朝著勝利的坦途前進。
正當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勝利的時候，中央蘇區派來向中央匯報的代表歐陽欽到達了上海。周恩來在聽取了關於中央蘇區情況的報告後，又於8月3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現在，中央蘇區的中心任務應是：最大範圍的發動群眾，鞏固並擴大紅軍，支持長期的艱苦的階級戰爭，以衝破敵人的“圍剿”，並擴大蘇區和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在這個根‘據地上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實施蘇維埃政綱。
在軍辜策略方麵，集中紅軍主力，實行各個擊破敵人，這是我們的原則，但不是說要集中主力，便連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備去發展遊擊戰爭，去鞏固後方，去襲擊敵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說隻有誘敵深入的辦法，才可各個擊破敵人，在力量許可時，我們還要用追擊敵人的辦法來消滅敵人。
從上述這段指示來看，就單純的軍事理論，乃至於對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規律而言，無疑都是正確的。然而，我們從這段話的字裏行間，似乎還感到了周恩來對機械地實用理論的厭惡。事後推論，身受教條主義之苦的周恩來，是否擔心一些缺乏或無實戰經驗的同誌，把教條主義的壞毛病帶入中央蘇區，從而導致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呢？
這封指示信的內容也有明顯的錯誤，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如下評述：
信中也批評“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批評紅軍“還沒有完全拋棄遊擊主義的傳統”。這些批評是不正確的，反映了當時中央指導中的“左”的錯誤。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論家，再虛心的政治家，隻要脫離了革命的實踐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而出，不僅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就連設在上海的地下黨中央，也不可能指揮中央蘇區的軍民進行反“圍剿”的戰爭。像這樣顯而易懂的道理，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豈有不敗之理！
正當周恩來在焦急地盼聽中央蘇區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的時候，潘漢年又給他帶來了一個不好的消息：楊度先生參加過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禮，回到寓所後就臥床不起。
周恩來聽後問道：“漢年同誌，你親自去看過楊先生嗎？”
“看過了，從他的氣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來聽後久久不語，從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無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從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楊先生的學生，聽說恩師病了，回來看看是情理中事。不過，請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另外，告訴健吾，請他代我去看看病中的楊先生。”
楊度為何一病不起呢？時人、後人都有不少議論。筆者認為起因有二：一是自身的體質較差，加之年過半百，抗不過病魔纏身；再是楊度作為一位苦苦追求真理的名士，有感於國難維艱的時局，引起了很重的“心病”。隨著中華民族所謂的國運日衰，他這難於醫治的“心病”也就加重了。請看如下史實：
楊度先生早年雖然做過不少助封為虐的事情，但始終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中原大戰結束之後，他通過國民黨上層人士以及中外報紙獲悉：蔣介石為實施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治國方針，決定不惜犧牲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也要消滅所謂心腹之患共產黨。時下，隨著國民黨軍隊頻頻“圍剿”中央蘇區紅軍戰爭的進行，這就等於授給了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機遇。在這前後，日本軍國主義乘此天賜良機，積極地向東三省調兵遣將，早就想動用武力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的關東軍更是躍躍欲試，隻要天皇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把日本的太陽旗插遍白山黑水。另外，他還聽說在北平養病、戒毒的少帥一切聽命於南京政府——實質上是聽命於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於8月16日給張學良發來了有名的賣國“銑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以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病中的楊度不用揣摸蔣介石這“銑電”就知其真意，禁不住地仰天悲歎：“東北三省失矣！中國將亡！……”
楊度先生早年混跡宦海，他作為遊弋宦海中的幹將，幾乎沉淪於海底；討袁革命勝利之後，他雖然被孫中山先生赦免“籌安會”之罪，由於曆史的淵源等因，他依然與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民國時期的權貴等時相過從。因此，他對清末、民國這兩個最為黑暗的官場不僅了如指掌，而且也是深惡痛絕的。當他看到國民政府大小政客如同封建官僚一般，他真不知這種官場惡習何日才能根除？當他再看到當代的竊國大盜袁世凱、善玩陰謀的大縱橫家蔣介石權傾一時，憑借手中的軍隊，悠意幹著倒行逆施的賣國勾當，他怎能不為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槍然慨歎呢！結果，又必然加重了他的“心病”。
楊度先生是受著救國良知的驅使，通過研讀馬列主義一步一步地找到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從理論上講，他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當他從各種渠道獲悉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到六屆四中全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以及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叛變，他的心中必然生起許多不解的疑惑。當這許多不解的疑惑與他入黨時的理想發生激烈的碰撞時，他又必然會發出這是為什麽的疑間。當這傷情的疑問再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相聯係的時候，他本來已經十分痛苦的“心病”就會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值得重筆一書的是：楊度先生雖然害了憂國、優民，甚至是優黨的“心病”，但他對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理想並沒有半點懷疑。請看如下兩件事例：
董健吾在探望病重的恩師楊度先生的時候，轉達了周恩來對他的問候，楊度聽了甚為感動地自語：“翔宇，翔宇，我謝謝你啊……”這不僅代表了他對周恩來人格的敬仰，而且也說明他跟著像周恩來這樣的共產黨人革命是無悔的；另外，當董健吾向他討取墨寶的時候，他沉吟片刻，在董健吾的攙扶下走到書案前，提筆寫下他生平最為欣賞的對聯：
但哦鬆樹當公事
願與梅花結後緣
說到楊度先生給弟子董健吾留下這副墨寶，時人與後人也有著不同的解釋。一說自己不久就駕鶴西去了，通過這副墨寶再次向後人言誌：他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正確的。還有一種議論，董健吾雖然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且為黨做過不少事情，但他的思想與行為，尤其是私失活是非常不檢點的，這與共產主義理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楊度看來，如長期不改，顧順章、向忠發就是前車之鑒。因此，他在言誌的同時，也含有勸告董健吾要重視氣節，要像鬆樹、梅花那樣活著。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說明楊度不愧是一位信仰馬列主義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就在楊度先生的彌留之際，海上聞人杜月笙來到病榻前看望他。作為政治信仰，他與杜月笙是針鋒相對的；作為私誼，或者說作為對崇拜他的一代聞人杜月笙臨終前的希望，也應該講一講自己的心裏話。他寫了一副自挽聯，一是算作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再是對杜月笙的留言：
帝道真如
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
繼起自有後來人
楊度先生在這副自挽聯中依然把醫民救國的希望，寄托在自有後來人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同時，他也借此告誡杜月笙：應當像自己拋棄帝道一樣，與國民黨、黑社會決裂，看清真正的醫民救國的後來人不是蔣介石。
9月12日，重病臥床的楊度先生獲悉蔣介石乘專列北去石家莊，約見病中的少帥張學良，明令要求張學良在日本侵略東北三省的時候不準抵抗，靠所謂國聯解決。當即，楊度先生氣得不省人事。接著，病情加重，於9月14日帶著無限的悲憤、無限的惆悵、無限的思索溢然長逝，終年五十七歲。
對於一代曠世奇才楊度先生的病逝，周恩來非常悲痛！在那樣危險的形勢下，他不顧個人的安危，於楊度先生謝世當天深夜，在潘漢年等陪同下來到楊度先生的靈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禮，算做對這位忘年戰友兼同誌的告別。但是，當他看見楊度先生那安詳的遺容，不知何故又默默地吟起了“但哦鬆樹當公事，願與梅花結後緣”。他終於忍不住自己的情感，無聲地淌下了串串的淚水……
就在周恩來哀悼楊度先生的前後，中央蘇區的軍民在毛澤東、朱德的統率下，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三次軍事“圍剿”。
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節節勝利的喜訊，的確使在上海過著隱蔽生活的周恩來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正當他等候前往中央蘇區之際，王明收到了共產國際的通知，要他盡快趕赴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之職。共產國際遠東局鑒於王明、周恩來不久就要離開上海，提議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陳紹禹提出秦邦憲進入中央負總責。商議結果確定秦邦憲、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後報共產國際批準。同時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會討論。”就這樣，秦邦憲（即博古）留在國內成了王明路線的主要代表人。
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下，9月18日，“駐沈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條溝鐵路路軌”，由此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十分可笑的是，麵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張學良於是日晚在北平前門外中和劇院著梅蘭芳表演的《宇宙鋒）；也是在這同一天晚上，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趕到南昌行營，重新部署“圍剿”中央紅軍的作戰計劃，無論他怎樣向世人辯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東北三省的曆史罪人！9月21日，蔣介石為應付全國沸騰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齡由南昌趕回南京，22日晨，在南京肅然大講“以和平對野蠻，忍痛息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9月23日，發表《國府告民眾書》。向國民宣布的對日的基本方針：（一）依靠國聯主持“公道”，乞求帝國主義給以“合理的援救”。（二）繼續鼓吹“以文明對野蠻，以合理的態度顯露無理暴行之罪惡”，要國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蠻屠殺。
請看，這是一副何等卑微的賣國嘴瞼啊！如果再與他“圍剿”中央紅軍加以對比，他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孫中山先生的叛臣逆子啊！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聽到日本發動侵略我國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即於22日發出《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進行廣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的運動。”在這期間，周恩來雖然“處在嚴格隱蔽、準備撤退的情況下，仍密切關心著時局的發展，並寫過幾篇有關‘九一八事變’的短文章”。兩相對照，就可完全看出蔣氏控製下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周恩來與蔣介石誰是真正的偉大的愛國者！
隨著全民族抗日**在大江南北的興起，蔣介石再也無法欺騙各界愛國群眾了！另外，他迫於國民黨內各派愛國力量的衝擊，為轉移已經變成眾矢之的的不利地位，他突然宣布於11月12日召開寧方的國民黨四大，提出與黨內不同的政派和解，稱那些被他開除黨籍的國民黨人，“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係對我蔣某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個人而造成”。一律宣布恢複國民黨黨籍。由此又畫出了蔣介石另一副嘴臉：無恥的政客！
“九一八”事變導引出了全民族擾戰的悲壯史劇，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暫時打亂了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計劃。正當蔣介石在各方勢力的壓迫下，一步一步地走向第二次下野的時候，也為周恩來撤往中央蘇區創造了較為安全的時機。12月上旬，周恩來決定自上海撤離了，但是，當他想到在上海工作、戰鬥的這不同尋常的四年，真是各種滋味一齊撲入心頭啊！當他在鄧穎超的陪同下向聶榮臻夫婦辭行的時候，善解人意的聶榮臻早已盼咐夫人，按著中國的傳統包好了三鮮餡的起身餃子。他唯有一邊吃著這香噴噴的三鮮餃子，一邊不停地說著：“今天的餃子真好吃啊！
關於周恩來化裝撤離上海時的情景，金鳳的《鄧穎超傳》做了真實的記述。為惜墨存史，現摘引有關部分替代拙筆：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在海寧路山西北路轉角處一家雜貨店的樓上，周恩來上身穿一件藏青嘩嘰中式對襟上衣，下穿一條藍嘩嘰中式褲子，打扮成一名熟練工人模樣。配上他滿臉胡須，看上去像是四十開外的人，比他的實際年齡大了近十歲。他就要離開緊張戰鬥了四年的上海，離開和他並肩作戰的親愛的小超，到中央蘇區去了。鄧穎超深情地默默注視著他。他們又要分別，從上海到江西，路上肯定要冒許多危險。鄧穎超把擔心、憂愁隱藏心底，表麵裝作沒事的樣子，故意灑脫地說：“你放心走吧。我和媽媽商量好了，送她到杭州一所尼姑庵去暫避一時，那裏有她一位朋友。博古己通知我明年去蘇聯學習。我們以後總會見麵的。”
周恩來深深了解小超。她不僅是他深愛的妻子，更是最親密的生死相共的戰友。和他一道分擔一切危險，忍受一切艱難困苦，多次別離總是這麽沉著冷靜，使他解脫後顧之憂，能從容鎮定地離去。他滿懷深情看著鄧穎超：“現在敵人搜捕很緊，小超，你千萬要小心。等組織上安排好了就走，有機會學習總是好的，學完回來咱們在江西再見！我走了，你不要送下樓了，免得引人注意。”
周恩來又向嶽母告別，叮囑老人家保重身體，告訴她先到尼姑庵躲避一下，他到了江西，一定想法派人接她到蘇區。楊振德很堅強，默默地點點頭。
周恩來拎著一隻小手提箱下樓了。
鄧穎超默默地看著他下樓，從窗口看著他坐上人力車，直往碼頭拉去。
周恩來坐著的人力車愈走愈遠，鄧穎超一直癡癡地站在窗口，很久很久……。
周恩來離開住處之後，就由黃平負責護送他自上海撤退，進入中央蘇區。對此，黃平做了如下的回憶：
周恩來離滬那天，我是晚上8時許到他家的。我們兩人就一起下樓，雇了兩輛人力車就動身了……到了十六鋪，我們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輪船，經過香港或直放汕頭，我不能確定，但決不會冒被捕的危險，在香港上岸。在統艙裏找到綽號叫“小廣東”的交通員，恩來認識他。我把恩來交給了“小廣東”，就告別下船。
周恩來就要進入中央蘇區了，他作為一代尋求中國革命之途的大政治家，他不能不再回想起自西渡歸來之後，一直為之奮鬥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是否在中國走得通？當他再想到自己參加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南昌暴動、廣州起義……包括他在上海戰鬥的這四年之後，他不得不微微地搖搖頭。但是，當他再想到就要到達的中央蘇區，以及取得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紅軍，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為此，他那凝重的臉上似乎又綻露出欣喜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