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6
揮代英臨危不懼，振臂高呼：
“打倒蔣介石！”
“中國共產黨萬歲！”
“砰，砰……”槍聲響了，渾代英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時年三十六歲。
對於渾代英的棲牲，周恩來十分悲捅。對於渾代英光輝戰鬥的一生，周恩來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的無產階級意識，感人的說服力，應永遠成為中國革命青年的楷模。”
蔣介石得知顧順章的口供之後，“立即布置了一個企圖將上海我黨中央一網打盡的行動計劃，派國民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及黨派組組長顧建中率領大批軍警憲特，由顧順章親自帶路趕到上海，會同英、法捕房執行。4月28日早上，敵人的大搜捕開始了。我黨中央負責同誌的住址被搜查，黨中央機關和電台被查抄”。由於周恩來坐鎮大中華飯店五六室，搶在敵人的前麵完成了黨中央、遠東局、江蘇省委等機關、單位的轉移工作，使得敵人一網打盡上海地下黨中央的陰謀未能得逞。
與此同時，黨中央估計顧順章到達南京之後，很可能立即引敵人到上海參加破壞計劃，“黨即指示陳賡部署力量，準備在火車站等顧順章一下火車，給他來個措手不及，明正典刑”。可惜的是，由於蔣介石的召見，顧順章沒有來，致使這一計劃落空。
需要向讀者交待的是，雖然顧順章向敵人供出董健吾乘坐建國號客輪，但由於董在武漢改乘洛陽號客輪，使得這位上帝的使者得以脫險，終於安全回到了上海。
周恩來見到董健吾的到來十分高興，同時他也想到顧順章熟知董的一切，故嚴肅地指示：必須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埠教堂中去講經布道，待事過境遷之後，再回到上海工作。
董健吾奉命從上海撤離，在外埠教堂中隱蔽了近四個月，直到楊度先生謝世的前夕才又回到上海。
錢壯飛告別南京之後，驅車東下上海，他料到了敵人會在上海車站設伏，當即決定在上海的前一站真如車站下車，化裝混進上海。周恩來指示陳賡：把錢壯飛安置在一個同誌的家裏，等待黨中央的命令。與此同時李克農奉周恩來之命向天津的胡底病夏迷歸”，瞪不局勢產夏。立即返回上海。由於李克農在滬熟人太多，周恩來命令他暫時隱蔽。就這樣，錢壯飛、胡底、李克農三位深入虎穴的英雄，突然之間在大上海這個花花世界中消失了。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後，很快就想到楊登流的安全問題，遂代表黨立即派陳養山通知他立即轉移。
當時，楊登流考慮到自己與張道藩等國民黨上層人士的關係，決定留守不走。陳養山也認為楊說得在理，遂對楊進行氣節教育：“隻要矢口不講，國民黨不敢對你怎麽樣！”
接著，陳養山等對楊登流的家屬作了妥善安排，免除了楊的後顧之憂。
不久，顧順章來到上海，引敵人逮捕了楊登流。楊的表現不錯，沒有供出他與黨中央特科的工作情況。當敵人審訊他的時候，他總是說這樣一句話：“我的事顧順章完全知道，我沒有什麽可講的。”
誠如楊登流自己估計的那樣，由於他和張道藩有著極其特殊的關係，敵人隻關了他半年多，就由張把他保出來了。
周恩來雖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之下，勝利地撲滅了由於顧順章叛變投敵所引起的這場災難，但是，他作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視這樣嚴酷的現實：三年多以來在敵人內部所建立起來的力量，絕大部分遭到了破壞，許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敵人內部的同誌不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難以存身。怎麽辦？為了保存黨的骨幹力量，這批長年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同誌，如陳賡、李克農、胡底，以及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等必須撤出上海，分散轉移到全國各地去。這就意味著負責保衛黨中央安全、營救被捕同誌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須進行改組。為此，周恩來曆經深思熟慮，並報請黨中央批準，及時地調整了“中央特別委員會”，重新組建了中央保衛機關的領導機構。新的中央特科由陳雲負總責，康生從旁輔佐。可是由誰接任即將撤離上海、時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的陳賡的職務呢？周恩來與陳雲等有關的中央領導同誌，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潘漢年。就在重組中央保衛機關的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鄭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衛機關由陳雲、康生、潘漢年三人組成，由陳雲負總責，並兼任一科科長，直接領導總務、財務、交通等項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長，直接負責指揮、執行保衛或警報工作；潘漢年擔任二科科長，負責搜集情報、偵察敵情以及反間諜等方麵的工作。從此，潘漢年完全脫離了黨的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成為黨的職業化的情報工作的領導人。
周恩來在完成“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改組之後，遂又實施安全轉移原有的情報戰線上的同誌的工作。權且不論周恩來一一送別這些戰友的時候那難以言述的情潮，就說在敵人眼皮底下把這些同誌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但是，膽大心細的周恩來在很短的時間內，勝利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請看如下事實：
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相繼離開上海，他們繞道進入中央蘇區。不久，紅一方麵軍成立保衛局，錢壯飛出任局長；一年以後，錢又調任中革軍委第二局局長；紅軍長征之後，錢壯飛被編在軍委縱隊，隨軍長征；遵義會議之後，錢壯飛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1935年3月31日，紅軍主力在渡烏江後途經息峰的時候，因躲避空襲掉隊失蹤，後被敵人害死。胡底後轉到鄂豫皖蘇區，在長征途中因反對張國煮分裂紅軍，被張害死在長征路上。李克農進入中央蘇區半年之後，周恩來也轉移到中央蘇區來，從此，李克農就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工作，成為我黨情報戰線上的英雄。對於他們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勳，周恩來在李克農的悼詞上加了這樣一段話：李克農同誌“在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爭，同為革命而犧牲了的錢壯飛、胡底同誌一道，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負責電訊機要工作的李強等也因同樣的原因，於這年5月撤離上海，由黨決定經天津、東北到了莫斯科，後回國參加祖國解放的工作，並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畢生的力量。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後，他考慮轉移的第一人就是陳。因為陳與顧順章認識較早，早在1926年9月，陳賡就和顧順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參威，一塊在蘇聯遠東地區滯留三個多月，在蘇聯紅軍中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群眾武裝暴動經驗。接著，他們二人又於1927年2月1日回到上海，並於年底參預組建了中央特科。從此，他們二人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近四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共同戰鬥的經曆中，陳賡的事情顧順章幾乎全部知曉，就連陳賡的親戚朋友顧順章也全都認識。時下，顧順章被捕叛變了，周恩來立即叫陳賡隱蔽起來。很快，陳養山在跑馬廳旁邊，原華安保險公司大樓的下邊為陳賡租了房子。機警的陳賡選定了前後都有通道的一間房子住下，白天隱蔽，夜晚出來活動，協助周恩來工作。然而，上海認識陳賡的人實在太多了，加之他和許多特情關係都有所交往，一不小心就會出事。當周恩來完成“中央特委會”的改組之後，又開始考慮陳賡自上海撤退的事情。
陳賡是湖南人，自參加革命起就活動在大江南北，因此江南諸城市中都有認識他的敵人。換言之，陳賡不適宜在南國城市‘中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在這時，周恩來又獲悉派往北平、天津的胡鄂公、楊獻珍尚未開展工作，中共順直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壞，有很多被捕的同誌極需營救出獄。周恩來決定派陳賡與陳養山等去天津，並明確交給他們如下三項任務：
一、營救被捕的同誌，了解他們被關在什麽地方，有何辦法可以援救；
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質的工作，以保衛黨組織的安全；
三、清查叛徒的情況，了解哪些叛徒對黨威脅嚴重，必須加以懲處。
陳賡接受任務之後，遂扮作商人模樣，穿一件灰色的絲綢長衫，綢褲，布鞋，儼然是一位老板的派頭；陳養山也是商人打扮，對外說是陳賡的帳房先生；自然，陳賡的夫人王根英就是名副其實的老板娘了。他們一行乘船北上，經四天四夜的航行到達塘沽港，轉乘火車安抵天津。從此，他們又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周恩來在極端困難、危險的情勢下，不僅完成了保衛黨中央的安全，而且還在重建“中央特委會”的同時，又把數以百計的領導同誌撤出上海，安全地轉移到各地去。麵對敵人。尤其是顧順章帶頭製造的白色恐怖，周恩來以及黨的主要負責同誌的活動範圍不得不更加縮小。“那時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隻有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工人，後叛變）四人，總書記仍是向忠發。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很少進行。為此，中央決定改變工作方式，采取分頭負責的辦法。周恩來仍然被指定負責軍事工作和中央蘇區、贛東北蘇區工作。”正當周恩來自問中國革命的希望在哪裏的時候，軍委參謀長聶榮臻送來了驚人的喜訊：
中央蘇區勝利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
中央紅軍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由於顧順章的出賣，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就義；向忠發被捕後叛變
曆史的進程竟然是這樣的難以預料：當顧順章奉命護送張國煮、陳昌浩進入鄂豫皖蘇區，並滯留武漢期間，中央蘇區中央局經過多次激烈的爭論，最終采納了毛澤東的反“圍剿”戰略，並在策略上也接受了毛澤東先打王金鈕的第五路軍的主張；當“朱德、毛澤東於4月19日命令各軍、師分別由瑞金、寧都、石城地區，向蘇區中部的龍岡、上固、石頭坑、回龍地區集中”，並於4月23日以前陸續到達指定地區的時候，顧順章於4月24日在武漢被捕叛變了；當周恩來坐鎮上海，指揮撲滅因顧順章叛變而引起的這場災難的期間，毛澤東指揮三萬多紅軍在東固這個山區隱蔽了二十多天，以逸代勞地等候王金飪的第五路軍的到來；當周恩來奉命改組“中央特委會”，並把陳賡、錢壯飛、胡底、李克農等陸續撤離上海期間，毛澤東、朱德於5月13日晚，下達了消滅進攻東固之敵的命令。第二次反“圍剿”戰役打響了！“從5月16日起的半個月中，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麵軍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山區，橫掃七百餘裏，連續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五個勝仗。殲敵三萬餘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餘件和大量的軍用物資，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毛澤東在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後，非常興奮地寫了這首有名的詞《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袋何及！
正當黨的白區工作遭到重大損失，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上海難以存身之際，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卻淋漓痛快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這無疑是一個驚人的喜訊！周恩來從白區工作屢屢失敗的教訓中進一步感悟到：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這時，他雖然還未認識到毛澤東逐步總結出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但他從中央蘇區兩次反“圍剿”所取得的勝利中看到：黨的中央機關必須盡快地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為此，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周恩來在安排總書記向忠發等中央領導同誌陸續進入中央蘇區之後，他也趕往中央蘇區就任中央局書記。在這期間，周恩來為了防止政治情緒不高、私人生活又很不檢點的總書記出事，決定把向忠發請到自己的家裏同住。
或許是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句老話，由於顧順章被捕叛變，北方的順直省委於6月再次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破壞，江南各省市黨的組織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周恩來為了把白區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指示有關的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設法隱蔽或轉移，特別強調在香港的蔡和森一定要從香港撤退。
毛澤東、朱德指揮中央蘇區的紅軍，於半個月中就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這對於蔣介石而言真是大丟其麵子的事，因為他在5月12日召開的第四次國民會議上向中外宣告：此次用兵是一定能“剿滅赤匪”的！因此，當他聽說第二次“圍剿”僅僅半個月就失敗了，大光其火、連罵幾聲“娘希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蔣介石看來，進攻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失敗了，但是在上海卻因顧順章叛變取得了勝利，雖說這勝利令他並不滿意。為此，他召見了何應欽與陳立夫：“從現在起，你們都要樹立這樣的思想：不根除隱藏在大城市中的共產黨，絕不罷休！不消滅農村的共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共匪，絕不眼目！”
何應欽對此心領神會。他在總結第二次“圍剿”紅軍失敗的同時，盡快向蔣介石提出第三次“圍剿”紅軍的計劃。
作為政客的陳立夫，也十分清楚蔣介石的用意：能否再打一個像顧順章這樣漂亮的戰役，一舉殲滅設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領導人。可是，他心裏十分明白：談何容易啊！思之良久，便召來了顧順章，十分客氣地說道：“顧先生，蔣公對你指認渾匪代英十分欣賞，讓我等對你優禮尤加。”
顧順章是篤信“貓是不會給耗子拜年”這句俗話的。他一聽陳立夫的話音，就清楚陳想利用他繼續擴大所謂戰果。他稍許平靜一下，說道：“謝蔣公，謝陳先生。”
“顧先生，你還有什麽為黨國建功立業的機會嗎？”
‘有。”“是什麽級別的？”“中共的大人物。”“誰？”坐在一邊的徐恩曾迫不及待地問道。“蔡和森。”
徐恩曾聽後喜不自禁地望了一眼陳立夫，出乎他所料的是這位頂頭上司並沒有他那突如其來的歡喜，依然是那樣的嚴肅，他匆忙收起自己拌然而起的笑顏，靜觀陳立夫下一步棋的走法。
“顧先生，”陳立夫終於說話了，池扼要地講了自己在大革命時期對蔡和森的一些看法後把臉一沉，問道，“像蔡匪和森這樣重要的人物，你為什麽到今天才說呢？”
“和森早已奉調去香港任廣東省委書記，據我的判斷，事發之後，周恩來已經通知他轉移……”
“既然知道他已轉移，你……”
“可我深知和森的為人，他是絕不會扔下廣東的工作的。所以，我認為他還在香港，最多是換個住處。”
“有道理，”陳立夫點了點頭，“顧先生，我們采取什麽措施才能抓到蔡匪和森呢？”
“若想抓到和森，非我親自南下香港。可是我的身份……”
“不應成為你為黨國立功圖報的負擔嘛！”陳立夫說罷看了看徐恩曾，以命令的口氣說道，“徐科長，你立即派兒個弟兄，帶足路費，陪同顧先生南下香港。”
就這樣，顧順章就像是一條不受信任的狗，在陳立夫派出的人的監視下南下香港，捕捉蔡和森去了。
蔡和森是一位視信仰高於一切的共產黨人。他留下的名言是：“幹革命，哪裏需要就去哪裏，不能隻考慮個人的安危。”他偕再婚夫人李一純等到達香港以後，“住在一家洋酒罐頭公司的樓上，對外的公開身份是這家公司的職員。為了替黨節省開支，他沒有在附近另租房子辦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長的路到秘書那裏去聽匯報，批閱文件，研究工作，各種活動是十分繁忙的”。在他不知疲倦的努力下，數度遭到敵人破壞的廣東省委的工作又有了起色。
香港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很複雜的，除去英國殖民主義者外，大陸上的各種反動勢力，尤其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黑社會，都在這裏你爭我奪，搞得烏煙瘴氣。但是，他們在對付共產黨方麵卻又是一致的。因此，蔡和森在這個人鬼雜處的地方開展工作是很危險的。不久，他從敵人的報紙上獲悉顧順章被捕叛變，本能地想到了黨的損失；接著，他又收到了黨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即從香港撤退，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清楚自己因為職務的原因，與顧順章曾長期在黨中央共過事，彼此是非常熟悉的，時下顧順章叛變了，必然會對他構成很大的威脅。然而，當蔡和森決定是去還是留的時候，他以不忍扔下廣東的工作為由選擇了留。就這樣，他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繼續留在香港領導廣東省委的工作。說到他的被捕，《蔡和森》一文做了如下記述：
這年6月10日，香港海員舉行一次重要會議。中共廣東省委考慮到這樣一個群眾性集會，很可能混進偵探、特務，所以沒有安排蔡和森去參加。蔡和森認為：會議既然這樣重要，“我不去不放心”。會議從上午開始的，地點距蔡和森的寓所不遠。快到中午時、分，他決定赴會。臨走時，他對李一純說：“下午一點前我一定回來，如果沒有回來，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進會場，早在那裏蹲著的叛徒顧順章，帶著四個便衣特務將他逮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施混等四人。
對於蔡和森同誌的被捕，黨中央，尤其是周恩來非常痛惜。在那種白色恐怖之下，他依然開會研究了營救蔡和森的具體措施。黨中央認為，隻要蔡和森關在英國設在香港的獄中就是安全的。因此，一定要想方設法不讓國民黨把蔡和森引渡到廣州去。為此，通知李少石在香港籌足資金，爭取把蔡和森從英國人的監獄中保釋出來。
也就是在蔡和森被捕的同一天6月10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審查特委工作總結》。該總結指出：“特委工作雖然有許多成績，給予黨以不少保護作用，但終因顧順章一個人的叛變，遂使全部工作發生動搖，這不能不說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錯誤的結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為特委基礎不能鞏固的病源。”在此總結中，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明確表示：“直接指導這項工作的伍豪同誌要負錯誤的主要責任。”該總結對今後特委的組織、工作方針、紀律等都作了極其嚴格的規定。
恰在這時，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繼6月6日發表《為“匪”告全國將士書》，聲稱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並發誓“幸而完此夙願，決當解甲歸田”，否則就“舍命疆場”之後，又於6月15日發表（為一致協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聲稱為消滅紅軍，要求全國同胞“勿存僥幸之心理”，“勿存畏怯之心理”，“勿存推診之心理”，“勿存觀望之心理”。並要求各級黨部務必“集中心力完成剿滅赤匪之工作”，“不懈不撓，有進無退”。接著，蔣介石離開南京赴南昌，親自組織對江西紅軍實行第三次大“圍剿”。其戰略方針為：“厚集兵力，分路圍剿”，以主力分由南豐方麵進攻，以一部守備吉安、泰和、萬安、贛縣等地，先擊破紅軍主力，再逐一“清剿”。其組織為：“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直接指揮的左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其中大多是從中原戰場調來的蔣介石嫡係精銳部隊，從左翼南城方麵向根據地腹地實施‘進剿’，尋求同紅一方麵軍主力決戰。陳銘樞指揮的右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從右翼吉安方麵深入根據地‘進剿’。此外，還有預備軍、守備軍、防堵軍、航空處等。集中的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共三十萬人”。這與三萬多人的紅軍幾乎形成了十比一。
就在蔣介石部署第三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陳立夫向他報告：顧順章南下香港，指認並逮捕了中共領袖級的人物蔡和森。蔣介石當然清楚蔡和森在共產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白英國人在香港的法律，故有意地問道：“蔡匪和森從英方引渡過來了嗎？”
“我正在通過有關的部門辦理。”
“我的原則是：一、要快；二、為一戶決，不怕花錢。一句話，絕不允許共匪采用同樣的辦法搶在我們的前麵。”
蔣介石的計謀得逞了。據史記載，“黨員李少石，通過一個社會團體與香港英國當局聯係，答應付給一筆巨款，將蔡和森保釋。但是，當李少石籌足這筆款時，蔡和森已在兩小時前被引渡給廣東軍閥陳濟棠了”。真是蒼天無眼，或有意殘害中國革命的棟梁之材啊！
事有湊巧，恰在這時，蔣介石偕夫人遊廬山，又意外地受到王亞樵屬下暗殺未遂，虛驚一場。更為可笑的是，多疑的蔣氏竟然認為這次謀殺一定是共產黨所為。接著，他收到了廣東陳濟棠的密電，大意謂：蔡匪和森業已引渡到廣州，請示處理方略。他當即指示陳立夫：如歸向中央，可解回南京；如冥頑不化，就地處以極刑。
蔡和森在廣州的監獄中，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酷刑，但他一直橫眉冷對，沒有暴露任何黨內的情況。“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監獄，躺在地上動彈不得。難友們見了都傷心地哭泣。他卻鼓勵大家堅持鬥爭，並說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敵人見蔡和森如此剛烈，遂對蔡和森執行了世界上最為殘酷的死刑。請看《蔡和森》一文的記述：
敵人的殘酷折磨絲毫無損於蔡和森的堅強意誌。他們終於使出了滅絕人性的一手，將蔡和森拉到監獄的牆邊，把幾顆鐵釘擺在他麵前，進行最後一次威脅、恐嚇。蔡和森無私無畏，寧死不屈。敵人野蠻地用鐵釘把他的四肢釘在牆上，然後用刺刀將他的胸脯戳得稀爛。為了黨約事業，蔡和森就這樣壯烈犧牲了，時年三十六歲。
對於蔡和森的犧牲，黨和人民十分悲痛，並且深切地懷念他。他的戰友毛澤東曾說過：“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誌都做到了。”周恩來也難過地說：“和森同誌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
真是禍不單行啊！就在蔡和森同誌英勇就義的前後，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於6月22日被捕叛變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向忠發原本是武漢碼頭工人，在時代大潮流的裹挾下投身革命，一度被選為湖北總工會委員長。大革命失敗之後，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人機械強調出身的指導下，向忠發在黨的六大上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黨的總書記。在他出任黨的主要負責人的三年期間，並無多少獨立的建樹，相反卻成了黨內錯誤路線的推波助瀾者。如在李立三主持工作的時候，他跟著李立三犯“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前後，他看風使舵，搖身一變又成了米夫的應聲蟲，並主動地把手中的權力讓給王明。他不僅未能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中國革命服務，相反在生活上腐化了。他雖然年近半百，且家有發妻兒女，卻與一名妓女楊秀貞公然拚居，在黨內的影響很壞！顧順章被捕叛變之後，周恩來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向忠發，通知他搬到一棟樓房裏。他借口工作需要，再次把餅婦楊秀貞帶來同住樓下。為了謹防亂中有變，工作細致的周恩來又調來任弼時的夫人陳瓊英和女兒遠誌住在樓上。當中央政治局決定向忠發立即轉移到中央蘇區之後，周恩來唯恐出事，又把向忠發一個人請到自己的家裏同住，並再三叮囑他不要隨便外出。
向忠發的靈魂早就變質了。這些年來，他在與妓女楊秀貞餅居的過程中，完全被楊的色相迷住了。就在他單身移居周恩來家中的期間，他也難以割舍分別之苦。因此，他每天焦躁不安，食之無味。一天，周恩來告訴他，去中央蘇區的交通路線和護送人員全都安排好了，隨時做好出發的準備。到這時，他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情感，公然提出在他從上海撤退之前，必須見餅婦楊秀貞一麵。
周恩來當即否定了向忠發的這一提議。並鄭重指出：顧順章介紹給楊秀貞的女傭雖已解雇，顧順章卻已指使她跟蹤向忠發和楊秀貞。楊秀貞在一家裁縫店做的一件衣服還未完工，這個女傭知道楊秀貞要去取衣服，每天在裁縫店守候。楊秀貞並不知道向忠發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他是一位“闊商”。她照常去裁縫店取衣服。那個女傭一直跟蹤到她和向忠發的新居即他們和陳瓊英合住的樓房。幸好向忠發已搬到周恩來、鄧穎超的住處。這次盯梢被我黨的工作人員發現了，立即報告周恩來。接著，周恩來又告訴向忠發，為了甩掉這個女傭的盯梢，他已經讓中央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黃階然接陳瓊英和楊秀貞至靜安寺附近一家旅館住下。最後，周恩來嚴厲地對向忠發說：“楊秀貞已被敵人盯梢，你還要見她，這不是太危險了嗎？”
向忠發沉吟片刻，突然把頭一昂，厚著臉皮說道：“把話說白了，行前不見秀貞一麵，我就不去中央蘇區。”
“為什麽？”周恩來震驚地反問。
“我……這樣偷偷地走了，實在對不起她”
周恩來很少與這位黨的總書記變臉。但是，他一聽向忠發這無黨性原則的理由‘，碎然變色，非常嚴厲地說道：
“忠發同誌，那你這樣做，就對得起黨嗎？對得起為革命犧牲的和森同誌和代英同誌嗎？”
“可我和她……”向忠發懾懦了，他不敢正視周恩來那就要冒火的怒眼，最後隻是歎了口氣，“咳！你們是理解不了的。”
“我是不能理解，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都不能理解！”周恩來斷然地說道。
周恩來在家裏辦公，或約有關同誌談話，鄧穎超是很少插話的。這天，聽了向忠發的理由之後她真有點生氣，於是插話道：“老向同誌，我和恩來不知分離過多少次，他從來說走就走。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一位負責同誌，組織決定你離開上海，還要這樣婆婆媽媽的。”
6月21日晚，周恩來與鄧穎超有事需要外出，行前再三叮囑向忠發呆在家裏，幹萬不要出去。向忠發聽後似有情緒地答道：“放心，我哪兒也不去！”但是，當周恩來與鄧穎超走出家門不久，向忠發趁著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還有臨時搬來同住的革命母親夏娘娘在室內做事的空間，在桌上留了一張紙條，悄悄地溜了出去。接著，他又偷偷地向陳瓊英與楊秀貞住的那家旅館走去。事有湊巧，向忠發走進這家旅館之後見到的是陳瓊英，顯得很是不自然。陳瓊英十分警惕地間道：“你怎麽到這兒來了？”
“我……就要出遠門了，來和秀貞辭行。”向忠發撒謊道，“我嘛，隻呆一會，就走。”
陳瓊英是一位黨性原則很強的人，在那種曆史條件下，她是不能隨意向黨的總書記問個為什麽的。再者，她認為向忠發的到來，是一定經組織批準的。因此，她沒有再說什麽，就把向忠發引到楊秀貞的住處。但是，午夜的鍾聲敲響了，陳瓊英發現向忠發還留在楊秀貞的房間裏，她不得不敲楊的門，催促向忠發盡決地離去。出他所料的是，向忠發卻在室內說：“你不要管了，我明天一早再走。”
黨組織交給陳瓊英的任務是看好楊秀貞，因此，她內心雖然有情緒，也隻好任向忠發與楊秀貞在此鬼混一夜。誠如周恩來所擔心、所預料的那樣，向忠發在6月22日清晨離去的時候，就在靜安寺附近的一家英商開設的“探勒”汽車行出事了。原來，靜安寺附近有一個黨的秘密機關，向忠發經常到這一帶來辦事，對這裏的地形地物是很熟悉的。另外，在靜安寺有一家英商開設的“探勒”汽車行，向忠發時常到這裏租用轎車，與“探勒”汽車行的部分員工是相當熟悉的。其中一位叫葉榮生的會計曾在上海互濟會工作，認得向忠發。顧順章叛變之後，國民黨的報紙上夭天有某某檢舉共產黨要人立功、受獎的報道，葉榮生為利所驅，同他姐夫一起去找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屬下的特務頭子鄒練和，說他可以找到共產黨的總書記向忠發。敵人許他事成之後，賞他一大筆錢。
6月22日清晨，向忠發告別與之餅居的妓女楊秀貞走出旅館，大步踉蹌地向“探勒”汽車洋行走來。葉榮生遠遠一見就認出來了，暗示臥底的特務準備動身。特務一看向忠發那大老板的派頭生怕抓錯了不好向上司交帳，故不敢貿然動手。葉榮生悄悄告之，向忠發右手缺半截手指，一看便知真假。就這樣，當向忠發走到“探勒”汽車洋行門前之後，葉榮生打了一個呼哨，“早已守候在那裏的特務蜂擁而上，把向忠發抓進汽車，押送到善鍾路趣捕房”。接著，陳瓊英、楊秀貞被捕；設在戈登路恒吉裏一一四一號黨中央秘書處機關被敵人破壞，工作人員張紀恩、張越秀和蘇才都被捕。
周恩來得知向忠發被捕，立即向黨中央實際負責人王明建議，商量營救和對策事宜。政治局緊急會議在王明住處召開。由王明主持會議，周恩來報告情況和提出營救方案。會議同意周恩來的營救方案，並通知有關機關暫停活動，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此次行動。
有關向忠發被捕後的情況，《鄧穎超傳》一書做了如下的記述：
向忠發被捕後，特科工作人員很快從敵人內部知道了確切的消息。下午，特科工作人員趕到周恩來住處報告。周恩來不在家。鄧穎超立即出外通知有關同誌轉移。
這天上午，鄧穎超曾到戈登路恒吉裏黨中央秘書處機關，去看烈士張采真的妻子蘇才，約定晚上到她那裏吃晚飯。鄧穎超雖已得知向忠發被捕，還不知道他立即叛變，已帶特務去過這個機關。下午4點多鍾，她仍按照約定去。到了後門附近，看見蘇才所住亭子間窗戶上放的花盆不見了。她知道出事了，立即轉移到另一位同誌家裏。
她實在不放心周恩來，冒險回到原來住處，看到原定的警報信號還在，便進了家門。
周恩來得知向忠發被捕，立即組織人營救。執行的同誌剛剛出發，得知向忠發已叛變，便撤回來了。
他回到家裏，見到鄧穎超。兩人銷毀了所有文件，約定以後再見麵的地方，趕緊分別轉移。這時已是6月22日深夜。鄧穎超勸母親和同住一起的夏娘娘和她一起走。兩位老人說，情況緊急，你快走吧。我們兩個老人隻是家屬，敵人來了也不會把我們怎樣。
周恩來一生不僅愛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也非常重視同誌的政治生命。每當他聽說某某被捕叛變的消息，他從不輕易表態。他的原則是：在沒有拿到確鑿的證據之前是不能把被捕的同誌當叛徒看待的。他出於同樣的原因，也不能相信向忠發被捕後就叛變的事實。一方麵，他請有關的同誌設法打入敵人內部取證，另一方麵，他於6月23日晚上“親自來到小沙渡後頭的高堤上。這個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後窗戶。他看到，後窗戶的窗簾拉開了，透出昏黃的燈光。這是楊振德和夏娘娘發出的信號。周恩來曉得，家中出事了”。到這時，他不得不痛心地黯然自語：“向忠發確實叛變了。但是，他是怎樣叛變的呢？向敵人供出了哪些黨的機密呢？”
周恩來設法搞到故人審訊向忠發的全部記錄，以解心中疑團；楊飽安在獄中堅貞不屈，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義凜然的高風亮節
向忠發參加革命是受時代潮流裹挾的自發行為，絕非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那樣，是建立在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覺行為。中華民族曆代的革命誌士是講氣節的，文人是重名節的，換言之，民族氣節是高於一切的；名節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中華民族曆來頌揚蘇武、文天徉等民族英雄，貶斥秦檜一類民族敗類。然而，向忠發、顧順章等都是一些沒有氣節的江湖遊民，他們參加革命是為了獲取權力和地位，並進而借獲得的權力和地位進行個人享受。因此，向忠發被捕之後，絕不會像彭湃、揮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樣視死如歸、悲壯就義，成為中華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顧順章之後叛變投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推行的唯成份論是何等的荒唐啊！
6月23日，向忠發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時任警備司令的熊式輝有一種錯覺，他認為像向忠發這樣級別的中共領導人是不會真的叛變的。因此，他指示屬下：如果向匪忠發願意歸向中央，就讓他協助我們把周恩來等一批“共匪”要人緝拿歸案；如果頑固不化，我也不會親自審理這一案件了。接著，他立即電告正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向忠發在滬被捕，請示處理方略。
向忠發認為向敵人獻媚的時機到了，他通過審訊人員向警備司令熊式輝坦承自己的身份，並供出了周恩來的住處。接著，他又親自帶領敵人趕來搜捕。幸虧周恩來、鄧穎超已轉移，住處隻剩下楊振德、夏娘娘兩位老人。由於夏娘娘在此之前坐過牢，特務一見便說：又碰到你了。“楊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著，什麽也不說。敵人殘忍地打了她們，沒有把她們抓走。”用顧順章的話說：“帶走了她們二人，就等於切斷了和周恩來、鄧穎超的聯係。我們要把她們留在這裏做釣餌，讓周恩來、鄧穎超上鉤。”
但是，對於向忠發被捕叛變後的上述所作所為，周恩來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說也僅僅是推測、懷疑而已。自然，推測與懷疑是不足為憑的，更不能當作給黨的總書記做結論的依據。因此，他依然通過各種渠道積極營救向忠發。
也就是在向忠發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當天，周恩來通過潘漢年等關係完全掌握了這一情況。時下，在周恩來的心目中，隻要沒有抓到向忠發叛變的確切證據，就得繼續設法營救。然而，如何繼續營救向忠發呢？這又成了周恩來心中的一大難題。
根據以往的經驗，周恩來認為像向忠發這樣級別的要案，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是無權做出裁奪的，司令熊式輝是一定要給蔣介石拍發密電，請示處理意見的。而蔣介石一旦獲知這樣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輝派專人把向忠發押解南京的。他曆經深思熟慮，遂命令潘漢年等除隨時報告向忠發在警備司令部的情況外，還特別強調要潘漢年偵知向忠發何時押解南京，從什麽地方上車起解，並派有多少武裝人員護送等情況。
對此，潘漢年是心領神會的：周恩來計劃組織武裝力量截囚車，救向忠發脫險。同時，潘漢年也清楚：若想獲知向忠發起解南京的時間、地點和路線，必須先要知道警備司令部審訊向忠發的詳細情況。很快，他通過內線獲悉，向忠發一案結束審訊，向忠發已投敵叛變了。
就在這當口，周恩來又突然收到一個意外的消息：向忠發已經在警備司令部被槍殺了。他於震驚之餘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自問：既然向忠發被捕之後叛變了，敵人為什麽還要下令槍殺他呢？如果說向忠發沒有投敵叛變，那為什麽黨的機關，乃至於他自己的家會被敵人搜查呢？因為這些黨的秘密機關——自己家的住址隻有向忠發才知道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清楚，要解開這一謎團，唯有盡快地搞到審訊向忠發的全部記錄。為此，他指示潘漢年等：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要盡快地搞到敵人的全部審訊記錄。
潘漢年終於通過內線的關係，輔之以重金收買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敵人之手抄出來的全部審訊記錄。
周恩來當即審閱了向忠發叛變後的口供抄件。他認為這份供詞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機密，除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數人知道以外，敵人是不可能掌握這些材料的；類似像中央新改組的保衛機關的人員組成這種絕密消息，也隻有向忠發等少數幾個人知道；至於供詞中說的向忠發暫居周恩來的臨時住處的地址，也隻有向忠發一人知道。因此，周恩來肯定了向忠發被捕叛變的事實。
周恩來知道向忠發叛變的影響，也清楚黨一旦做出向忠發叛變投敵的結論的分量。他已經確認向忠發叛變無疑，可他依然無法解釋：既然敵人知道了向忠發已經叛變，為什麽還要槍斃他呢？如果讓他公開登報自首，其政治影響不更大嗎？由此，他又不得不自我懷疑：敵人會不會通過製造假口供達到動搖處於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決心呢？為了不給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也為了不冤枉任何一個人，他再次嚴肅地指示潘漢年等：必須查清敵人處決已經叛變投敵的向忠發的原因。
潘漢年等很快通過內線關係，獲得了向忠發被處決的確切情報。原來，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在電告蔣介石的時候，並不知向忠發已經叛變；遠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依據過去的經驗，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渾代英、蔡和森的表現，他認為中共總書記向忠發決無叛變的可能，故當即電示熊式輝：“就地秘密槍決。”向忠發叛變投敵之後，熊式輝沒有再過問此案的詳情，遂按蔣介石的指示執行了。另外，熊式輝在國民黨的派係中隸屬新政學係，和係頭子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矛盾較大，三次會審向忠發，竟然不讓係的特務徐恩曾、張衝等人參加，自然，向忠發叛變的供詞，也就密而不告組織。
潘漢年過去在文化戰線上做領導工作，方方麵麵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雖說他最近調入中央特委會，接替陳賡的工作，但由於向忠發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會的核心成員之一，繼續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險的。周恩來與陳雲等商議並商請中央同意，決定讓潘漢年撤出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工作。接著，他又要求潘漢年行前把一些重要關係移交給可靠的同誌。對此，夏衍做了如下回憶：
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麵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約薛華立路的一家小洋房裏，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歲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麽寒暄客套。漢年同誌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麽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念單線聯係，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話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麽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係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了。”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
這位長者就是楊度。但是，在當今所有解讀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時代久遠，錯誤理解為潘漢年在1933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轉交楊度這一情報關係的。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楊度先生1931年9月14日就駕鶴西去了，他怎麽會在謝世兩年之後再複生呢？顯然是把年代搞錯了。隨著形勢的變化，黨又決定潘漢年繼續留滬從事情報工作，並陪著周恩來於夜間向楊度的遺體告別。
黨中央決定周恩來立即轉移中央蘇區之後，王明就成了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麵對如此嚴重的白色恐怖，周恩來還得關心這位對他有著種種看法的王明的安全。據史記載：在這期間，王明為躲避敵人的搜捕，曾經到上海郊區的一個療養院居住，也曾經到尼姑庵居住，當過數天的當代的張生，所不同的是，他在留居尼姑庵期間，不是與當代崔鶯鶯談情說愛，而是與妻子孟慶樹為了安全問題經常拌嘴。善寫打油詩的王明還留下了當年寫的這首小詩《尼庵小住》：“警犬見蹤何所之？尼庵同隱學禪師。黨人本領通天大，結伴神仙鬼不知。”
蔣介石不僅深諳有軍就有權的傳統的治國之術，而且還十分重視輿論工具的作用。在這期間，他一方麵集結強大的兵力，繼續準備對中央蘇區實施第三次軍事“圍剿”，妄圖一舉消滅日漸壯大的紅軍；另一方麵，他利用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大造輿論，希冀動搖、瓦解白區地下黨，尤其是設在上海的地下黨中央。蔣介石一聲令下，國民黨的電台、報紙天天都在報道：某某地方的共匪被國軍消滅，某某中共要人棄暗投明、歸順中央。再加上國民黨的宣傳部門有意利用一些共產黨的敗類、軟骨頭大作文章，在社會上的確造成了共產黨已經不複存在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人相繼離開了黨，還有一些敗類賣身投靠蔣介石，使得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二連三地遭到破壞，使得一批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相繼落入敵人的魔掌，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其中，對周恩來震撼最大的是楊飽安等同誌的被捕。
楊飽安是建黨初期的老黨員，在國共兩黨中都有很高的威信。早在八七會議之後，由於瞿秋白等犯“左”的錯誤，於1927年1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致使楊安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撤銷其中央監委，並且一直未給予平反。可是，他依然無怨無悔默默地為黨工作。1929年，“由於黨的印刷所遭破壞，楊鮑安被捕。這時，周恩來時常冒著白色恐怖，去看望楊鮑安的母親和家人，並大力組織營救。楊袍安幸因沒有暴露身份，在提籃橋監獄關禁八個月後，即獲釋放。”出獄後，仍留中央機關工作。同時，他還借翻譯馬列主義精典著作宣傳正確的革命理論，並把不多的稿酬填補家用。1931年，楊豔安一家住在上海東有恒路（今東餘杭路）二○四八號。這裏是黨的一處秘密印刷機關，“他在極其艱難和危險的環境中，參加編輯黨的刊物，還以中國互濟會的名義開辦政治訓練班，為黨培養和訓練幹部”。是年7月25日清晨6時30分，病中的楊鮑安突然在家中被捕。他被捕時的情景，執行逮捕任務的國民黨特務黃凱曾做了如下交待：
那一天半夜，我們被一陣粗暴的打門聲驚醒，衝進來的是一群持槍的特務，開口就說要找楊鮑安。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親給他找了幾件禦寒的衣服，我們忍著極度的悲潰，看著他被特務押走。這一走竟成永訣！楊袍安被捕不久，處於隱蔽狀態中的周恩來就知道了，他當時就想到“楊袍安一家人口多，生活異常困苦，七個孩子有三個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邁，妻子身體也不好。為彌補家用，減少黨的開支，除了工作，他平時還要幫助家裏人推磨做米糕，讓他年邁的母親和小孩上街叫賣。”時下，楊飽安被捕了，這一家妻兒老小將如何生活呢？周恩來當即指示有關的部門：無論黨有多大困難，都要把楊飽安一家管起來！
接著，周恩來通過有關的內線弄清了楊鮑安被捕的原因：時任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園與楊飽安相交素篤，二人不僅經常往訪深談，而且還時有詩文唱和。在革命處於極其艱苦的階段，這位黨的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園卻犯了舊知識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俗話說得好：“朋友妻，不可欺。”可羅綺園卻偏偏與還是共產黨員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務黃凱交待的胡某）的妻子關係暖昧。誠如黃凱所交待的那樣，胡章原是黃埔四期的學生，當他決定向蔣介石寫信投誠的時候，很自然地就把羅綺園、楊袍安等人供了出來。結果，就造成了楊飽安等十六人被捕。
楊安等人被捕之後，先關在匯山捕房，第二天，即7月26日，被移解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審理。當天即過堂，他化名陳君複，別無其他口供。7月27日又第二次被審訊，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來員向法庭出示一張照片，指認陳君複就是楊飽安，是南京來文指名逮捕的共產黨要聲要求引渡。法庭簡單地訊問了楊鮑安後，當即同意引渡。楊豔安就被押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設在南市白雲觀的偵緝隊關押。
周恩來知道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雲觀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觀，觀中的茅山殿為當時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占用，是敵人對政治犯刑訊逼供的地方，被稱為鬼門關。所以，當周恩來獲悉楊鮑安被引到此地之後，他又為病中的楊飽安的身體擔心起來。但是，當他想到楊袍安當年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影響，又認為沒有蔣介石的指令，淞滬警備司令部是不敢輕易對楊飽安用刑的。這樣，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許平靜下來。接著，他又想到楊鮑安與何香凝與宋慶齡淵源流長的革命情誼，遂指示有關人士通過關係拜見何香凝與宋慶齡，請她們二位出麵營救楊飽安。
對此，周恩來認為：一、蔣介石采取這種暖昧態度，是為了巧妙地答複“二夫人”的上書；二、蔣介石深知楊鮑安在國共兩黨中的地位和影響，如果能把楊飽安由共產黨中爭取到國民黨中來，其影響將是非常大的。進而，周恩來又推論：既然蔣介石想親自利用楊袍安大作文章，就其常規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楊鮑安解往南京進行勸降的。為此，他要求有關部門及時了解楊袍安起解的時間、地點與路線，並做好武裝解救的一切準備。
對此，史家寫下了如下這段話：“當時，黨組織曾通過宋慶齡、何香凝出麵營救，但沒有結果。周恩來還策劃武裝營救，準備一旦敵人將他解往南京或蘇州時，就在半途劫囚車。但狡猾凶殘的蔣介石，卻下達了就地秘密槍決的命令。”
蔣介石為什麽沒有把楊飽安解往南京呢？事後分析有兩種原因：一、在蔣介石等人看來，上海地下黨中央曆經顧順章、向忠發等人叛變之後，全麵覆滅隻是時間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不親自出麵勸降，楊鮑安也會識趣轉向的，因為蔣氏一向推崇“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的。二、蔣介石在曆經第一次、第二次“圍剿”紅軍的失敗之後，他認為“剿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轉向農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紅軍。恰在這時，他正坐鎮廬山，親自調兵遣將，積極部署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沒有可能為了楊鮑安案事，由避暑勝地廬山回到賽火爐的南京受罪。但是，蔣某人是絕不會放過楊鮑安被捕這個機會的，遂決定通過其他途徑對楊飽安進行勸降。
由於曆史本來就是複雜的，再加之案事久遠等原因，所以有關蔣介石坐鎮廬山，指揮勸降楊鮑安的經過就有了各種傳說。為向讀者有一個較全麵、正確的交待，現摘錄兩種有關的回憶如下：
楊飽安在獄中，立場堅定，忠貞不屈。蔣介石連寫兩封勸降信，都被他撕毀；蔣又直接打電話到獄中向他勸降，也被他摔掉話筒。
（摘自《楊鮑安傳》）
楊豔安因為在國民黨內也甚有影響，敵人又想收買他，所以未曾對他用刑。楊飽安被關押在偵緝隊期間，蔣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談話，做勸降工作，均遭到嚴詞拒絕。敵人勸降不成，又進行威脅，楊飽安慷慨地宣稱：我開始參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是不能的。在押的同誌無不為楊鮑安的為人和他對黨的忠貞而感動，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稱他為楊鐵人。
（摘自尤亮 張先根合著《關於楊鮑安被捕和犧牲的經過》。）
楊鮑安在獄中的鬥爭堪稱是高風亮節，為共產黨人的楷模。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當自知不久將告別人世時，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兒老小，忍著極大的悲憤給家人傳信，述說臨終前的囑托。據史記載：他在信中說，他的處境很危險，難免要為革命而犧牲，告誡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認識的人的任何財物或資助，如果實在沒有辦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別囑咐，千萬不要把家中的縫紉機變賣了，那是全家今後活命的工具。
楊鮑安在偵緝隊被關押十多天後，蔣介石因數度派人勸降失敗，一怒之下，下令處決。接著，楊飽安被解到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在8月的一天晚上，楊鮑安未經過任何的審判手續，被秘密槍殺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荒地上，同時被槍殺的共有八人。”楊飽安不僅是革命家，而且還是詩人，當他獲知自己就要行刑的時候，即興寫了一首絕命詩，向著獄中的難友大聲詠誦：慷慨登車去，相別一節全。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投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者番成永別，相視莫潛然。
對於楊袍安的死，周恩來十分悲痛。就是到了抗戰時期，周恩來在山城重慶還親自背誦過上述那首絕命詩，借以“教育同誌們在複雜困難的環境中，要像楊飽安那樣，對黨忠貞不渝，為革命勇於獻身”。
就在楊飽安遇難的前後，因上海的環境變得十分艱險，致使周恩來很難及時地收到中央蘇區的信件，他隻是通過敵人的報紙獲悉：蔣介石即將開始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三次“圍剿”。為此，他這位待命進入中央蘇區的中央局書記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央蘇區做好了反第三次‘圍剿’的準備了嗎？”
蔣介石傾數倍於紅軍的國民黨軍隊“進剿”中央蘇區，卻連續兩次損兵折將，敗下陣來，使他不得不於失敗之中尋找教訓。他認為曆經兩次反“圍剿”戰爭的紅軍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正常損耗的兵員建製、武器裝備、軍需給養等均一時難以補充到位；另外，他清楚時下的紅軍分散各處山村休整，也難以在短期內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頭。為此，他針對紅軍上述等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種權力，迅速調兵遣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把三十萬大軍，且多為蔣記嫡係部隊調到江西，做好了“進剿”前的一切準備。接著，他又於7月1日在南昌行營下達了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的命令。
蔣介石迅然用兵這一著的確出乎紅軍所料，就說善於用兵的毛澤東也不曾料到敵人在第二次“圍剿”剛遭受失敗後，就會這樣快發起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等總前委的指揮員沉著冷靜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指戰員在苦戰之後尚未休整，人員也沒有得到補充，仍是三萬多人；部隊遠離原有根據地正分散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時沒有集中起來”等等，決定有條不紊地指揮部隊收縮集中的同時，以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的名義於7月4日發布動員令，並緊急通知各級黨部：（1）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加強宣傳工作； （2）迅速整頓各地方武裝’;（3）徹底肅清AB團及一切反革命分子；（4）立即實行蘇區戒嚴；（5）對赤衛軍、交通隊、偵察隊、運輸隊等組織重新整頓，加強領導和督促；（6）立即堅壁清野；（7）做好清掃戰場的準備和組織工作。
但是，由於顧順章叛變，中共打入敵人心髒的錢壯飛等迅速撤退，這就等於中央蘇區失去了敵人“進剿”中央蘇區最可靠的情報來源，所以，碎然準備迎戰的紅軍就必然帶有一定的盲目性。
這說明無論是遠在上海過著隱蔽生活的周恩來，還是在前線指揮反第三次“圍剿”的毛澤東，他們麵對強大的敵人發起的第三次“圍剿”，都會深深地為失去像錢壯飛這樣的情報人員而惋惜。
正當周恩來在上海為營救楊袍安而操心的時峨蔣介石於7月底發現紅一方麵軍主力已集中在它側背的興國地區，他當即下令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麵對如此嚴峻的態勢，毛澤東、朱德當即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並做出決定：“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人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是，當紅軍實施富田作為反攻的突破口的時候，卻又發現“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向興國急進，其右翼的富田一帶隻有三個團防守。但當紅軍主力開始北進時，忽然發現陳誠、羅卓英兩師已先於紅軍趕到富田，這是國民黨‘進剿’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紅軍準備奪取富田的計劃已難以實現。”毛澤東、朱德斷然改變作戰計劃，重新返回高興好，另尋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