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5
這時，鄧穎超已經把偎好的雞端上餐桌，周恩來伸手打開那瓶女兒紅老酒，分倒在幾個杯子中，笑著說：“來！今天就算是為和森同誌壯行。”
錢壯飛智取徐恩曾密碼本；負責中央特科保衛工作的顧順章生活腐化。對顧護送張國壽去蘇區，周恩來再三關照，為防萬一，派董健吾與顧同行
隨著蔣介石調兵遣將速度的加快，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就要打響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責任也就越來越重了。他除了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有關情報外，還要嚴肅地審時度勢，提出切合實際的反第二次“圍剿”戰爭的戰略方針，供朱德、毛澤東等前線同誌參考。3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中央給一、三集團軍總前委的信，明確指出根據中央掌握的諜報材料，敵人第二次“圍剿”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他們認為江西蘇區是主要的危險，這次進攻時最主要的是進攻江西蘇區與打擊紅軍一、三集團軍；
二、為了改正第一次進攻指揮不統一的弱點，委任何應欽為進攻蘇區的總指揮他們現在預定不取包圍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擊你們。
周恩來在發信前再次審看一遍，感到言猶未盡，遂又提筆增加了如下這段極重要的話語：
在戰略上，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擊潰敵人的主力。當著敵人大舉包圍，我們必須利用敵人的弱點，擊潰敵人的一方。如能誘敵深入，聚而殲滅他，這也是可采用的戰略。總之不應執著一端，而固守某一辦法成為不可改變的定理，這是容易造成失敗的前提的。我們作戰，隻有一個是不易的法則，即是時刻不忘與群眾武裝鬥爭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們站在主動地位而支配作戰形勢的。
上述這段話，比較全麵地且又是正確地反映了周恩來反“圍剿”的戰略思想。
周恩來自南昌起義失敗後回到中央主持軍委工作，就十分重視軍事情報工作。而今，隨著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日益迫近，他越發地感到情報工作的重要。但是，由於陳立夫廢棄了原有的密碼，而那本最機密的密碼本又放在徐恩曾的貼身處，使得軍委無法得到敵人確切的第二次“圍剿”的戰略部署，所以他為此而焦慮不安。
一天，陳賡滿麵春風地走了進來，連聲說著“好消息”。
周恩來故作沉穩地問道：“是不是那件絕密的東西搞到手了？”
“不搞到手，哪敢在你麵前稱好消息啊！”
“快說說看，壯飛同誌是怎樣搞到手的？”
說到錢壯飛同誌搞到徐恩曾這本貼身的密碼，就必須先要講一講他們二人近來發展成的特殊關係。
隨著時間的推移，徐恩曾對錢壯飛信任有加，連他自己的私生活也從不隱諱。誠如前文所述，徐恩曾道貌岸然，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長期以來，一直在上海大搞“金屋藏嬌”。在他與一個姓王的嬌婦同居期間，恰是他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的時候，他怕張揚出去影響自己的仕途。因此，總有點惴惴不安。錢壯飛把這都看在眼裏，向其獻策：“我在上海住的房子，前樓讓給你，你們可以在那裏同居。如此掩人耳目，可謂萬無一失。”徐恩曾聽了之後當然樂為從之，於是每次到上海就下榻於錢壯飛寓所的前樓。從此，他對錢壯飛更是醜惡不背，視為心腹。同時，也為錢壯飛搞到徐恩曾那一貼身的密碼本提供了機會。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去開會，錢壯飛與李克農趁機向他宣傳，某地有漂亮姑娘，徐一聽動了心，立刻要去，李克農說：“你不能帶密碼本到那裏去，萬一出了事情，你可承擔不起啊！”徐沉思片刻，即從西裝內袋裏掏出了一個小密碼本，交給錢壯飛，說：“你替我保存一夜吧，明天交給我。”於是李克農連夜趕緊拍照。
接著，陳賡把錢壯飛搞到的第一份有關第二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情報交給了周恩來。這份情報涉及到“圍剿”方針、“圍剿”兵力編製及戰鬥序列以及內線部署等。
周恩來看罷這份情報既興奮又不安，興奮的是，我們終於能獲取敵人最核心的機密情報了；不安的是，中央蘇區即將麵臨著敵人如此強大的軍事壓力，尚不知如何才能粉碎這次敵人的“圍剿”。為此，他將上述軍事情報交與軍委參謀長聶榮臻，立即送往中央蘇區，供朱德、毛澤東在製訂反“圍剿”戰略時作參考。
接著，他又間陳賡：“還有什麽好消息嗎？”
“有，我的那位姓劉的師弟。也就是上海現任偵緝隊長被楊登流利用計謀幹掉了。”
周恩來一向反對搞暗殺活動。因此，他十分警覺地間道：“你們介入了嗎？”
“也可以說是介入了，也可以說沒有介入。”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陳賡扼要地說出了處決劉隊長的全過程：楊登流預設圈套，讓姓劉的來逮捕陳賡等人。然後，陳賡等按照計劃將其逮捕，並將一封預先寫好的感謝信放在劉隊長的身上，旋即撤離現場。待到楊登流帶人趕到一看陳賡寫給劉隊長的感謝信，遂以通共罪將其處決。
周恩來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
過了幾天，陳賡又是滿麵春風地走了進來。周恩來一看陳賡那難以掩飾的喜悅表情，又問：“一定是又有什麽好消息，對嗎？”
“對！揮代英同誌再有兩個月就提前釋放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是通過什麽渠道辦成的？”
誠如前文所述，揮代英被捕之後，先關入潛河徑模範監獄，後解蘇州軍人監獄，由於渾代英被捕時抓破麵部，在獄中一直未被敵人認出來。不久，周恩來由蘇聯回國，親自指示陳賡等進行營救，結果揮代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待到揮代英解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之後，陳賡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通過南京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關係，講定提前到六月釋放。
周恩來聽後非常激動，緊緊地握住陳賡的手，說道：“好！揮代英一出獄，立即派人護送中央蘇區，毛澤東同誌一定會歡迎他的。”
不久，蔣介石在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二次“圍剿”的同時，又積聚兵力對鄂東南與紅一軍進行第二次“圍剿”。為此，周恩來於3月24日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討論紅一軍、鄂東南蘇區等問題。他在會上指出，紅一軍最近的勝利，已衝破了敵人第一次“圍剿”，但敵人正在進行第二次新的進攻，這是不能輕視的。鄂豫皖特區必須在鞏固的基礎之上向外發展，擴大蘇區。同時，他還談到加強敵軍工作的原則，並明確指出，當我們向當前的敵人進攻時，可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以擊潰之。他還說，我們可以與次要的敵人結成暫時軍事聯盟，以打擊主要敵人，但絕不能存什麽幻想等。
接著，中央政治局於3月28日討論鄂豫皖蘇區問題。周恩來在詳細地分析了鄂豫皖地區的地理、人文等條件之後，遂得出結論：此地較中央蘇區為好，更易發展，而形成對敵人平漢鐵路的威脅，必須加強。會議決定由張國煮前去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書記。
張國煮，江西萍鄉人，生於1897年，長周恩來一歲。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理預科學習，後轉入哲學係。那時，他是北大的活躍分子，學生會的負責人。不久，他與陳獨秀、李大釗兩位恩師撚熟，遂又成為北大最早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與此同時，他當選北大學生幹事會副主任和總務主任，積極參加領導了著名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1920年夏天，他在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下，開始參預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他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並致力於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對創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是出了力的。1921年7月，他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主持了這次有曆史意義的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分管組織。之後，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職。隻是因反對國共合作，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落選，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權力。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叛變，但當時未被組織發現。大革命失敗不久，中央政治局於7月改組，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東下，曾試圖阻止南昌起義。後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兵敗潮汕之後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瞿秋白回國之後，他接任團長。但是，就在他剛剛上任兩個月，共產國際突然把李立三的錯誤上綱為路線錯誤，並向中國共產黨發出所謂十月來信。接著，共產國際在決定派出米夫使華的同時，又考慮張國蠢回國。自然，何孟雄、羅章龍等黨內“老幹部派”請求共產國際派回張國煮主持工作，調解矛盾，也是促成張國煮回國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幹部派”為什麽要求共產國際派張國煮回國呢？這其中既有遠因，也有近因。所謂遠因，張國煮與何孟雄、羅章龍等同是北京大學的先後同學，他們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又都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實事求是地說，大革命失敗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風暴，他們都有一份功勞。隨著大革命失敗所帶來的危局，黨內不斷進行分化改組，逐漸形成了上麵所說的鼎足而三且又勢不兩立的三大派。作為被米夫派等稱之為右傾的何孟雄、羅章龍等，長期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派駐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產國際任職已有兩年多的張國煮回國是可以理解的；所謂近因，除去何孟雄、羅章龍等人要求共產國際派張國煮回國以外，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共產國際希望張國熹借批判李立三路線的同時，利用他與這些老幹部源遠流長的關係，把何孟雄、羅章龍等人拉到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米夫一邊，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權。也或許就是出於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把尚在歸國途中的張國蠢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寶座。
但是，張國蠢回國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話說：“我曾設想如果當時揭發米夫派的罪惡，要求立即舉行中共五中全會，將陳紹禹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局麵將難於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沒有被捕，或許我可以這樣做，現在沒有了他們，那就煞費考慮了。”把他的話說白了，他回國的目的不是幫著黨渡過困難，而是想借助於何孟雄、羅章龍等老幹部的力量，把王明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由他張國煮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張國煮是有政治野心的，隻是時機不成熟，沒有演出後來在長征中演出的奪權醜劇。怎麽辦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須忌器’！”換言之，繼續等待時機。
關於決定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是由周恩來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對此，張國煮作了如下回憶：
周恩來為此提出了一個具體計劃，經議決通過，其要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分別設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張國壽、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後者則由已在那裏的夏曦、關向應（關這時尚在獄中）等主持。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在上海另設中央分局，指導白區工作，預定由趙雲（康生）、李竹聲等主持。
這個決議，是中共將工作重心轉到蘇區去的一個重要關鍵，對於此後中共的發展有極大關係。我們當時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裏豎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旗幟，聯絡長江以南和蘇區的紅軍遊擊隊，共同奮鬥，以期握有一省或數省的地盤。鄂豫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裏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廣泛的地區。至於湘鄂西蘇區則似是一個主要的衛星，並且可以向西南發展。……
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
雖說張國煮的上述回憶存在著錯誤，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對中國未來革命的構想；如果再聯想到未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證明這一構想不僅是正確的，而且也是極具戰略意義的。更為重要的是，也說明了周恩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為中心向農村發展的階段。
張國煮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負著發展長江以北地區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須派一名有經驗又熟悉通過長江進入鄂豫皖根據地的地下交通線的負責同誌，護送張國燕、陳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據地。為此，周恩來又在人選方麵頗費了一番心思。
負責由長江經武漢進入鄂豫皖蘇區地下通道的是顧順章。但是，在周恩來赴莫斯科之後，他當年混跡黑社會中的一些惡習複發。他認為自己不僅是工人出身，而且還是中央負責保衛部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自認為了不起，個人野心日漸暴露。最後，他竟然發展到驕橫跋雇，不可一世，連黨都不放在眼裏，中央隻有周恩來的話他還能聽一些。那時，他除了在上海開設了一座“化廣奇魔術店”作為聯絡點以外，還利用黨的經費在英租界威海衛路八0二號一幢石庫門包租一座“公館”，家具陳設相當考究。按照白區工作的規定，他的家隻有陳賡、李強能去，其他任何黨的負責人都不能造訪登門，這就為他過著揮霍無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條件。據陳賡說，他曾去過顧順章家兩次，發現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更不能容忍的是，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還有濃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請“星相家”看相算命，當他聽“星相家”吹噓他有“福相”，將來能當皇帝之後，還得意不已。對此，陳賡氣憤之極，他曾對柯麟說了如下這句話：“我們兩人如果不死的話，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
周恩來在聽取了陳賡的上述報告之後，找顧順章談話，嚴厲批評，並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墮落完全違背共產主義道德準則。作為共產黨人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誠如前文所述，顧順章在負責中央特科工作期間，他的工作重點不是放在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的同誌方麵，而是熱衷處決叛徒、暗殺敵人等一些恐怖行為。隻是由於周恩來的批評和阻止，才沒釀成無可挽救的悲劇。對此，聶榮臻曾作過如下記述：
顧順章這個家夥，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再一個特點，就是亂千，為所欲為。我在特科時，他曾經擬訂計劃，要用幾箱炸藥，爆炸一品香旅店，還想組織力量，搶劫私運毒品的外輪，以製造所謂“聲勢”。這些當時都被我們大家製止了。
由於顧順章的人生觀完全墮落了，或者說他作為流氓無產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內心中，對上述那些醜惡的腐化生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對於周恩來等同誌的批評，他表麵上虛與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館”照舊胡來。另外，他還清楚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有一個公開的情人，黨的所有領導都未出麵批評過。這不僅給他找到了繼續胡作非為的借口，而且也為他演出陽奉陰違、屢教不改的醜劇提供了依據。為此，周恩來毅然作出決定：顧順章調離中央特科，為加強中央蘇區的領導力量，隨中央遷往江西。
顧順章當然清楚周恩來這一決定的真正用意，遂產生了極大的抵觸情緒。另外，他自幼生長在大上海這座冒險家的樂園中，這些年又過慣了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讓他去江西住農村，時時與槍林彈雨打交道，他打心裏是不願意的。
說到顧順章的思想變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曆經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嚴酷地打擊了一大批黨的優秀領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羅章龍等人被開除黨籍，各地黨組織相繼破壞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誌不堅定者相繼登報離開了黨。這時的顧順章也產生了離黨投蔣的想法。也就是在他奉命護送張國煮、陳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預留了一封向蔣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寫字台裏備用，大意謂“不滿共產黨”，“早有反正來歸之心”等等，並叮囑其妻說：“我如被捕不能回來，可將此信交給蔣介石。”
周恩來於1950年5月在軍委情報部的一次講話中曾說過：“顧順章的叛變，不是偶然的，當時的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而我們沒有預先警覺。”
周恩來的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這是千真萬確的，也是符合顧順章的實際情況的；二是“我們沒有預先警覺”，筆者認為這是周恩來的自謙。周恩來曾數度批評顧順章，並決定將其調離特科等。同時，他還調聶榮臻進中央特科，接手顧順章所負責的有關軍事情報等。這都說明周恩來預先是有警覺的。就其常理而言，當顧順章尚未變成叛徒之前，誰也不可能警覺到他一定會叛變。
另外，還有一個可佐證周恩來預先有警覺的事例，就是他親自決定調牧師董健吾隨同顧順章護送張國煮、陳昌浩去武昌。
董健吾的公開身份是牧師，不僅是通碩大儒楊度先生的弟子，同時還與宋氏兄妹有著較深的私誼；再者，他原先曾為馮玉樣將軍讀經講道，與西北軍中的高級將官相識，時下被蔣介石改編的西北軍多數調往鄂豫皖三省，執行蔣介石“進剿”中央蘇區、鄂豫皖根據地任務。在周恩來看來，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煮、陳昌浩西去武漢的期間，萬一發生什麽不測事件，董健吾還可利用上述有利的條件化險為夷。再者，董健吾早年出於好玩，也曾經練過幾手小魔術，在必要的時候，也可與化名為化廣奇大魔術師的顧順章配合一下。
周恩來親自找董健吾談話：“過兩天，有位很重要的同誌去遠方，這護送任務，僅顧順章同誌一人我不放心。”
董健吾沒有想那麽多，隻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紀律一言不發，靜靜地接受周恩來交給自己的任務。
“我想了很久，知道你也會玩兩手魔術，想請你協助顧順章同誌完成這項任務。”
董健吾微微地點了點頭，小聲地問道：“我是以神職人員出行，還是以普通百姓與老顧同行呢？”
“以普通百姓的身份為好。”周恩來說罷又補充道，“不過，你照樣帶著牧師的著裝，在必要的時候，你還可以用神職人員的身份做掩護嘛！”
“我還有其他的特殊任務嗎？”
“有！”接著，周恩來指出時下白色恐怖嚴重，到處都有敵人的警察與暗探，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另外，顧順章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就是知名的人物，不僅有不少特務認識他，而且還有很多叛徒想拿他加官晉級。最後，他又有些沉重地說：“可是老顧呢，他一向愛出風頭，又喜歡登台玩幾手魔術，加之這次是去武漢，他在那裏的熟人很多，一旦被人認出來，就會出大的事情的。”
董健吾一聽責任重大，遂又陷入靜聽與凝思的狀態中。
“因此，我要求你此行務必提高警惕，千萬不能發生意外。”
“萬一……”
“絕對不能有萬一！”周恩來說罷又想到了顧順章在黨內的地位，董健吾是沒有辦法製約的。他沉吟片刻，又看了看沉重點頭的董健吾，“萬一發現有異常情況出現的苗頭，你要立即向上海報告。”
“是！”董健吾下意識地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我也隻有請萬能的上帝保佑我一路平安了。”
接著，周恩來又親自找顧順章麵談，重申了這次護送張國燕、陳昌浩進入鄂豫皖蘇區的戰略意義，以及沿途應注意的事項。最後，他深沉地說道：“順章同誌，祝你一路順風，早去早回。”
顧順章當然明白“早去早回”這四個字的含義，同時也越發感到共事多年的周恩來已對自己持有戒心。他笑了笑說：“還是那句老話，後會有期，請放心！”
恰在這時，張國煮前來領受登程西去的具體任務。寒暄過後，顧順章成竹在胸地說道：“國同誌，你和昌浩同誌於4月1日啟程，這天有一艘來往上海和武漢的‘野雞船’，老板和我很熟，你打扮成普通商人，我已安排好了人接你上船。”
“你不和我們乘一條船走？”張國煮愕然問道。
“不！我和董牧師帶一支小魔術隊，於3月30日乘英國輪船先行一步，在漢口安排好有關人員，好護送你們安全進入鄂豫皖蘇區黃安。”
“那就全拜托你了！”張國烹說罷轉而看見提前送行的周恩來，問道，“恩來，你還有什麽叮囑嗎？”
“該說的，我們在政治局會議上全都說了，一句話，希望你們在鄂豫皖盡快打開局麵。”周恩來說道。
“請放心，我會努力去做的。”張國煮答說。
周恩來似對顧順章依然不放心，沉重地說出原滬西區委書記尤崇新調到武漢不久即被捕叛變，他天天領著敵特警察走街串戶，抓捕共產黨人，給武漢的黨組織造成了很大威脅。最後又關照：“順章同誌，尤崇新和你很熟，一旦在公眾場合相遇……”
“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顧順章冷笑了一聲，“到時，我就讓他知道馬王爺有三隻眼！”
“不準蠻幹！”周恩來幾乎是下意識地反駁，隨即，他又近似下達命令地說道，“你一定要記住：快去快回！”
“是！”顧順章頗有情緒地答說。
大故當前，蘇區中央局對反“圍剿”意見分吱；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錢壯飛虎口脫險，及時轉送情報；周恩來鎮定指揮，剪除了殃及全黨的災難
張國煮是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離去之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隻有向忠發、周恩來二人；另外，向忠發、周恩來等中央政治局委員也要相繼撤離上海，進入各中央蘇區、因此中央必須重新建立領導核心。為此，中央政治局於3月28日舉行常委會議，“周恩來提議羅登賢、聶榮臻可參加常委。會議決定常委由五人組成：向忠發、羅登賢，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軍委參謀長參加會議”。由於沈澤民已經進入鄂豫皖蘇區，他的宣傳部長一職由從蘇聯歸來不久的洛甫（張聞夭）接任。
接著，周恩來通過錢壯飛等不同的渠道獲悉，何應欽於3月27日下達了向中央蘇區進攻的命令，並於4月1日分四路大舉進犯。其進攻路線如次：
第十九路軍第六十、第六十一師主力由興國地區向龍岡、寧都方向攻擊前進；第五路軍第二十八師、第四十七師第一旅、第四十三、第五十四師由泰和、吉安、吉水、永豐等地向東固、潭頭、沙溪方向攻擊前進；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師由樂安、宜黃地區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擊前進；第六路軍第五、第二十四、第八師由南豐、康都地區向廣昌方向攻擊前進，第五十六師準備由建寧經安遠汛相機會攻廣昌。
同時，何應欽對這次“圍剿”中央蘇區還采取了軍事、政治、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因而他“在軍事上，按照‘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一天隻前進二點五公裏、五公裏或十公裏，每前進一步，先以小部隊進行遊擊偵察，然後大部隊才‘向前推進；每占一地，立即構築工事和進行搜山、‘駐剿’。在政治上，每占一個城鎮，立即把地主豪紳召回來，組織‘善後委員會’（地主豪紳政權）和‘守望隊’（地主豪紳武裝），進行恐怖統治和欺騙宣傳。在經濟上，除繼續對蘇區實行嚴密封鎖外，進入蘇區後，大肆搶劫、燒殺，並毀壞禾苗，屠殺牲畜，企圖造成蘇區經濟困難和人心恐慌。與軍事、政治、經濟上的辦法相配合，還派遣特務潛入蘇區，刺探情報，製造謠言，挑撥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擾亂紅軍後方”等等，給紅軍製訂粉碎這次“圍剿”的戰略與戰術，都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看了上述情報之後，除去自己壓力重重之外，的確也為朱德、毛澤東等前線指揮員捏著一把汗。因為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兵力對比是六比一，且敵人裝備優於紅軍許多；另外，江西中央分局至今還未報來如何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計劃，這說明前線指揮員在製訂戰略的時候有分歧。為此，他把這份情報轉給軍委參謀長聶榮臻，通過交通局立刻送往中央蘇區，供朱德、毛澤東等作參考，希冀盡快拿出一個可行的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方案來。
周恩來從戰略全局考慮，為減輕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壓力，他在參預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中，明確指出：“黨在目前主要的任務是鞏固紅軍蘇區反對軍閥第二次的進攻。這一任務，在福建主要的是反對軍閥張貞等進攻閩西。”同時，中央又致信閩粵贛特委，指出“閩粵贛是整個中央蘇區的一部分，保持與鞏固閩西根據地，即是鞏固中央蘇區的後防，保障中央蘇區的勝利”。要求“盡力發展閩西的廣大遊擊隊，從軍事政治方麵堅強紅軍，與國民黨軍作戰，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周恩來的用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把敵人極大限度地滯留在中央蘇區的東、南兩個方向。
周恩來清楚何應欽坐鎮南昌，是“圍剿”中央蘇區的總司令部，位於中央蘇區的北與西北兩方。為了把敵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長江以北，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對於鄂東南兩特委及十六軍工作的決議）。要求“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組織廣泛的遊擊戰爭，建立各地蘇維埃政權，以求得湘鄂贛邊區的鞏固”。嚴肅指出：“隻有在這一蘇區根據地鞏固的條件下，才能衝破敵人四麵的‘圍剿’，才能與中央蘇區打成一片，而給一、三集團軍以直接的幫助。”同時，還規定了“紅十六軍目前的作戰方針，要求應與紅一、紅三軍團主力取一致行動，以打破這一方麵的當前敵人”。
這樣一來，周恩來就把已開始的第二次“圍剿”的敵人分散或滯阻在南、東、北、西北諸方向，等於為中央蘇區在粉碎第二次“圍剿”之前，就減輕了外圍的壓力。
周恩來考慮到此次“進剿”中央蘇區的部隊多為馮玉樣的西北軍，為了便於從上層做西北軍高級將領的工作，借以策應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同時，迅速地發展北方的革命運動，洋決定派熟悉北方情況的胡鄂公、楊獻珍二人，去天津發展政治情報工作。恰在胡、楊二人領任受命，剛剛到達天津之際，周恩來又驚悉，由於叛徒的出賣，順直省委再次遭到敵人大的破壞，省委的多數負責同誌落入敵人的魔掌。周恩來代表中央指示胡、楊二人：暫緩開展政治情報工作，立即與曾任天津稅務局長的劉少白同誌聯係，先做營救被捕同誌的工作。
也就是在這種前提下，中央於4月9日召開政治局會議，為確保中央的安全，討論中央的組織和工作方式。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對黨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門要精簡人員，要盡量減少文件，內部交通要用口頭傳達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不在家中辦公，家中不放文件，黨的領導人也要社會化、職業化”等。
正當國民黨軍重兵壓境，中央蘇區各級組織和紅軍正在緊張地進行反“圍剿”準備的時候，周恩來不僅沒有等來中央蘇區製訂的反“圍剿”戰略，相反，傳來的消息卻是：“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團（即已進入中央蘇區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內，對反‘圍剿’方針出現了分歧。”有關這次戰略分歧，權威著作（毛澤東傳》作了如下評述：
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並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並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隻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持，在會上處於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範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麵軍參謀長朱去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能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來在獲悉這一消息後，不僅為“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能統一”而焦慮，更重要的是還考慮到中央近來向各根據地派去了很多同誌，如與當地有實戰經驗的指揮員發生意見分歧“可不是件好事”，一定會影響打破接踵而來的不同形式的“圍剿”。為此，中央政治局於4月21日召開會議，討論蘇區內黨的組織問題，最後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決議。他認為“組織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將蘇區當地的最高黨部委員會代替了和取消了，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確的委派製度的殘留。因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組織，他隻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當地黨部工作的進行，個人的代表與集體的代表在職權上原無分別，他決不能因為中央局是集體的組織便代替了當地最高黨部的自己組織，這將妨礙當地黨部自己職權的行使與工作的獨立”。他明確指出，“兩種組織絕不容混淆與合並起來。過去的錯誤辦法，現應立即改正。”
事後追論，周恩來這一思想不僅對王明等宗派主義者派出的“欽差大臣”是一種製約，同時也從旁支持了有實際工作經驗的當地的領導同誌。自然，對處於少數地位的毛澤東也是一種支持。
然而，周恩來在處理、決策上述大事的同時，他時時都在關注顧順章護送張國煮、陳昌浩的行蹤。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月了，依然沒有消息，他不能不想到顧順章的表現，以及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央特委成員之一，同時擔任中央特科的負責人，並兼管上海與蘇區的交通線。因此他知道黨中央的事情很多，他有親屬多人在黨中央機關工作，黨中央的一切機密、機關住地，他完全了解”。萬一在西去武漢期間發生意外事件，那對黨的危害可就太大了！隨著時日的流逝，周恩來的心情越發焦急不安，使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自問：“從上海到武漢往返不過五天，可他走了這樣長的時間，為什麽還沒有消息呢？國煮、昌浩安全到達目的地了嗎？他不會發生什麽意外的情況吧？”
據張國煮回憶：他是在顧順章的安排下，由顧的助手雇了一輛街車，先把他拉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館，扮作香港來的商人，然後於翌日淩晨3時登上那艘“野雞船”。接著，他走進水手艙中，見到扮作他的夥計的陳昌浩，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上海，溯長江而上，直駛武漢。由於水手和客人多猜疑張國煮是販鴉片的巨商，張國煮與陳昌浩就將計就計，和同船的人打起了麻將，且隻輸不贏，給同船的人造成一擲千金的大鴉片商的錯覺，故很順利地駛抵武漢。
張國熹按照顧順章的安排於傍晚6時下船，他和陳昌浩提著簡單的行李走上碼頭，在碼頭外的要道上，看見一位青年人，手裏拿著一張當天的報紙，向張、陳投射了一個暗號，這個年輕人遂坐上一輛人力車離去。張國煮與陳昌浩也分別坐上人力車，跟著這個青年人的後麵，直向離碼頭不遠的日租界駛去。
顧順章住在日租界一條僻靜街道的二樓上，他在這裏接待了張國熹和陳昌浩。他告訴張、陳二人：“從這裏到鄂豫皖區，不能由漢**通站的人護送，須由鄂豫皖派出來的交通迎接進去，現在已確知那個可靠的交通，至少還要三天才能趕到。”也就是說，張國煮與陳昌浩至少要在漢日停留三天。由於這個地方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懷疑，顧順章又向張國煮說了一件張向來不知道的事情。顧順章說他是有名的“化廣奇”大魔術師，曾在漢口表演多次，轟動一時，漢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師，其中有幾個和他來往親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顧順章。接著他又對張國煮說道：“我看這裏不好住，可以搬到我的一個學魔術的學生家裏去住，那是一個大商人的家庭，不會引起懷疑。”
張國煮認為：“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裏，不能躲著不見客，漢口認識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認識我，萬一遇著了，反為不妥。這裏雖已為日租界暗探所懷疑，但不見得在這幾夭內就會出事。我們藏在這裏，決不露麵，也許要妥當些。”
最後，按照共同議定的一動不如一靜的方案，張國煮與陳昌浩於8日上午8時，跟著從9豫皖派來的交通離開日租界，穿過中國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車站，坐上公共汽車向鄂豫皖駛去。
顧順章於4月8日就完成了護送張國煮與陳昌浩的任務，他為什麽還不回上海向周恩來複命呢？對此，同行的董健吾於1961年說過如下這段話：
當時在漢口，我住在朋友家裏，顧順章單獨另住一個地方，兩人每滅在公園裏碰頭。他每次來，常偕一個身著白衣、白帽、臼高跟鞋的時髦女郎同來。說是在舞場上認識的舞女，為了避免別人注目，每次約她一道散步。這個女人曾經問我姓什麽、我說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顧順章卻不以為然。後來我見顧順章到處招搖，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匯報工作，與他分手。他就為我買了一張建國輪的船票，準備第二天動身回滬。當天晚上，我向友人辭行的時候，友人問我乘何輪船？女主人說：建國輪不及洛陽輪舒適，我家阿福（傭人）明晨乘洛陽輪去上海，阿福沿途還可對你照顧。遂要阿福給我退票，改換洛陽輪的船票。
董健吾乘船東下上海不久，周恩來對顧順章的擔心就變成了現實——顧順章因在武漢新市場遊藝場變魔術被叛徒發現，繼而被捕。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顧順章是一位極愛出風頭的人，又是一個揮霍無度的人。當他完成任務之後，很自然地會想到自己下一步棋該如何走？他就是在這種特殊矛盾的心情下滯留於武漢的。他在滯留武漢期間，以“化廣奇”大魔術師的化名，公開在漢口表演大套魔術。為了擴大影響，以廣招徠，他又在漢口的街頭大貼廣告。像這樣一個不尋常的人物突然在漢口出現，不僅成為百姓街談巷議的話題，而且也必然引起漢口的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事有湊巧，顧順章恰在馬路上遇到了叛徒尤崇新。
尤崇新由上海調往武漢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就在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他在武漢被捕叛變，在徐恩曾的特務機關武漢行營偵緝處當偵探。自然，他的任務是搜捕中共領導人。另外，尤崇新早在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就認識大名鼎鼎的顧順章。“當尤在馬路上見到顧順章後，就暗示同行的特務跟蹤，一直跟到‘世界旅館’，立刻派人將顧逮捕。”由於顧順章早有叛變投敵之心，故被捕之後立即叛變。
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是鄂籍國民黨要人何成浚，為蔣介石分共排俄、促成張學良易幟等立有特殊的功勞。因而，他在對付共產黨人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他深知武漢三鎮位處要津，平漢、粵漢鐵路縱穿南北，長江橫過東西，南接廣州，北達北平，西入四川，東下上海，各種勢力，尤其是販運鴉片的青幫、洪門、袍哥等黑社會，不僅都在武漢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還有著極其嚴密的橫向聯係。因此，他委任洪門頭子楊慶山出任行營屬下的偵緝處處長。1930年8月，徐恩曾打著調查科的名義，派親信蔡孟堅到武漢，負責兩湖地區的“鏟共肅反工作”。何成浚當然清楚蔡孟堅不是自己的人，更知蔡的真正的領導是坐鎮南京的塗恩曾。他為平衡與陳立夫的關係，遂委任蔡孟堅為偵緝處副處長。由此，蔡孟堅與楊慶山勾結一起，采用軟化的自首政策收買共產黨的叛徒，破壞和鎮壓武漢地區的中共組織。策反尤崇新即為蔡孟堅走馬上任後的一大傑作。
是日深夜，楊慶山與蔡孟堅相繼趕到偵緝處，提審被捕的顧順章。在他們看來，或者說從經驗出發，像顧順章這樣級別的共產黨人，是很難變節投降的。因此，他們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靜觀顧順章的表現。出乎他們所料的是，顧順章一被帶進室內，就以盛氣淩人的口氣問道：“你們的處長蔡孟堅呢？”
蔡孟堅聞聲一怔，他看了看顧順章故作鎮靜的表情，問道：“你怎麽知道這裏有蔡孟堅？”
顧順章作為中共特科的負責人，當然清楚各地對付共產黨人的國民黨特務的負責人。另外，他還清楚武漢偵緝處楊慶山雖是處長，但與南京沒有什麽瓜葛，而副處長蔡孟堅卻是徐恩曾的嫡係，如要與南京取得聯係，隻有利用蔡孟堅這特殊的身份。這就是顧順章進門之後把處長楊慶山晾在一邊的原因。他一見蔡孟堅不過二十四五歲的年齡，再一聽問話的口氣，已猜出麵前這位少年得誌的人就是蔡孟堅。故答說：“我當然知道，他是武漢對付共產黨的負責人。”
“好，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蔡孟堅。”
顧順章故作萊鶩不馴的樣子，從鼻孔裏擠出一個“哼”字來，片刻後方說：“你就是蔡孟堅。好，你馬上安排飛機，將我送往南京，我有特別機密的情報須當麵向總司令蔣公（蔣介石）報告。”
蔡孟堅一聽顧順章的口氣征住了，一時不知這個階下囚的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
顧順章又補充說：“在我到達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發電報。”
蔡孟堅聽後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隻是感到顧順章越說越玄，究竟有多少底牌，他的心中沒有一點數。他沉吟片時，說道：“我可以為你引薦行營主任何將軍。”
蔡孟堅望著一言不發的顧順章，的確不知該如何處置。他與處長楊慶山議過之後，連夜向何成浚作了報告。
何成浚聽後有喜也有憂。喜的是抓住了中共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而且還坦然相告，他有一個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可以在三天之內把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領導人一網打盡；憂的是究竟是真還是假？萬一顧順章演的是一出詐騙劇，把他送到南京之後，在蔣介石麵前再換作另一付麵孔，他何以下台？想了一下，遂決定立即傳訊顧順章。
何成浚於4月25日清晨提審顧順章。何是老牌的政客，為了試探顧順章是真投降還是搞欺騙，有意問：“你有什麽大的計劃先不談，先說說設在武漢地區的共黨組織吧。”
顧順章一聽也明白了何成浚的用意是借以測試他投誠的真偽，遂當即“供出了我黨駐武漢交通機關，鄂西聯縣蘇維埃政府以及紅軍二方麵軍駐武漢辦事處。因此，這些機關遭到破壞，十餘人被捕”。接著，他又重複說：“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指蔣介石），我將當麵陳請。”
此後，顧順章又一言不發，傲視何成浚與蔡孟堅等人。
何成浚通過上述事件，驗證了顧順章是真的叛變了共產黨。遂結束審訊，指示有關部門向蔣介石、陳立夫發電，報告有關顧順章叛變的情況。接著，他又於當晚派特務和一排憲兵，乘坐專輪，押送顧順章去南京，命令蔡孟堅於4月26日早上乘飛機去南京麵陳一切。
蔡孟堅是徐恩曾派到武漢的耳目，像顧順章叛變這樣的大事不預先報告，等於是重大的失職。一旦蔣介石下令陳立夫，要徐恩曾處理解到南京的顧順章的時候，被動中的徐恩曾是一定要獲罪於蔡孟堅的。聰明的蔡孟堅為趕在顧順章到達南京之前報告徐恩曾，遂啟用了徐恩曾隨身攜帶的那本絕密的密碼，連夜向南京發去了密電……
1931年4月25日是星期六。自然，好色的徐恩曾又借周末尋花問柳去了；錢壯飛也一如既往留在辦公室裏，為徐恩曾收發來自全國的密電。令他震愕不已的是，這一夜接連收到了發自武漢行營的六封密電，上麵都寫著“徐恩曾親譯”。錢壯飛暗然自思：是什麽事情這樣機密、又這樣急呢？他當即取出已經到手的塗恩曾的那本密碼，偷偷地把電報拆開，用心地譯出了電文：
第一封電報：黎明（顧順章的化名）被浦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以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第二封電報：將用兵艦將黎明解送南京。
其它三封電報內容略同。根據周恩來當年作出的規定：錢壯飛在南京破譯的一切情報，都是通過女婿劉祀夫借去上海之便交李克農，再由李克農轉陳賡，並由陳賡親自麵交周恩來。也就是說，錢壯飛與顧順章沒有直接的聯係。但是，他是知道顧順章在黨內的地位以及他的化名黎明的。他看了這六封電報之後，真是吃驚不小。如果讓顧順章的計謀得逞，黨的中央機關、黨的主要負責人都會落在徐恩曾的手裏。他當機立斷，叫醒正在熟睡的女婿劉祀夫，向他扼要地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把已譯出的電文抄了一份，雙手交到劉祀夫的手裏，表情嚴峻地說道：“你立即拿上這張紙條趕往火車站，搭乘今夜開往上海的火車，一定要找到克農同誌，請他把這張紙條當即轉給陳賡同誌，要他親自交到伍豪的手裏。”
“是！”劉祀夫就像是得令出征的士兵，剛要轉身離去，又看著顯得異常凝重的嶽父，不放心地問道，“我走後，您打算怎麽辦呢？”
“不要管我，隻要天不亮，我就是安全的。”
“南京的家呢？”
“留給我來管！你趕快去火車站。”
錢壯飛送走女婿劉祀夫之後，他覺得心胸之中就像是灌滿了鉛水，堵得他喘不上氣來，也透不出絲毫的光亮，真是沉沉心事連廣宇啊！就說這寬大的辦公室吧，他碎然感到滿室的空氣一下子全都凝固了，昔日那安祥的氛圍變得異乎尋常的緊張，靜靜的長夜，也失去了往日的寧馨，突然之間變得格外清冷可怕。他下意識地走到窗前，駐步遠眺深邃的夜空，望著那數不清的點點星光，陷入了凝重的沉思中……
錢壯飛十分清楚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天一亮，蔡孟堅就要乘坐飛機到達南京，隻要他與徐恩曾一見麵，再相攜趕到碼頭，見到乘軍艦來南京的叛徒顧順章，黨在國民黨中央苦心經營的所有的機密均化為烏有，這對黨的損失是何等的大啊！同時，他和戰友李克農、胡底等，從此也就結束了在秘密戰線上的工作，這對他與他的戰友而言是何等痛惜的事啊！少頃，當他想到敵人萬一趕到劉祀夫的前麵，按照顧順章提供的情報進行搜捕……他驚得驀地打住自己的思維，不敢再繼續想下去了……他唯有一個願望：開往上海的火車快些跑吧！劉祀夫早一點見到聯係人李克農。
天就要亮了，他知道就要離開自己戰鬥過的崗位了，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潮湧上心頭。當他想到自己撤退之後，留在南京的眷屬的下場的時候，他走到寫字台前，提筆給徐恩曾寫了下麵這封信：徐先生：
天亮了，錢壯飛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去了……
劉祀夫於4月25日夜登上東去的客車，於26日清晨到達上海。他按著規定的接頭地點來到一家旅館，找到了李克農，把錢壯飛破譯的六封電報抄件交到李的手裏。由於劉祀夫從未經曆過這樣嚴峻的事件，在轉述錢壯飛的囑托時顯得有些緊張。
李克農為了使劉祀夫鎮定自如地應付這一非常事件，很是嚴肅地說：“你為什麽這麽沉不住氣，這麽不沉著！”
李克農與錢壯飛是生死與共的戰友，當他看完錢壯飛親自破譯的這六封電文之後、一是感謝錢壯飛為黨立了大功，再是很自然地為身在虎穴的老戰友的安全擔心。轉瞬一想，他認為錢壯飛會處變不驚，虎口脫險的，遂又安下心來。
這時，劉祀夫提出要回南京，李克農幾乎是本能地反對：“不，你留在上海，不能再回南京重入虎口！”
劉祀夫認為自己的身份並未暴露，再者他的妻子錢椒等人還留在南京，如果自己突然從南京消失了，就等於公然承認自己和嶽父一樣是共產黨。結果，自己雖然可以安全無恙，但留在南京的親屬的下場就不可設想了！相反，他冒險回到南京，做出不知其事的樣子，一時會被株連，但從長遠看可確保全家無恙。
李克農聽後認為有一定的道理，他幾經權衡利弊，同意劉祀夫立即返回南京的要求。分別前，他緊緊握住劉祀夫的手，有些沉重地說：“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著。”
李克農送走劉記夫之後，立刻開始考慮如何把這萬分緊急的六封電報送到陳賡的手裏，再由陳賡轉給黨中央和周恩來，采取果斷措施，避免一場毀滅性的大災難。但是，今天——4月26口是星期天，不是他與陳賡會麵的日子，按照嚴格的白區工作規定，他沒有辦法把這六封電報送到陳賡的手裏。怎麽辦？他想到了江蘇省委。最後，他終於通過江蘇省委找到了陳賡，把這事關重大的六封電報交到陳賡的手裏，並在當天轉給了周恩來。遺憾的是，所有當事人都未記下轉送這六封電報的過程，也沒有人明確記述江蘇省委是如何找到陳賡的，自然也沒有人留下陳賡是怎樣找到周恩來的經過。據聶榮臻的回憶，在他得知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後，周恩來還不知底情。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後震驚不已！但他很快從震愕之中鎮定下來。首先，他計算了敵人留給他的時間最多還有一天一夜。接著，他又計算了轉移中央機關、江蘇省委等單位所需要的工作量。他不僅深知目前是黨最危險的時候，而且還明白單靠中央特科的同誌，是無法完成這項艱巨的轉移任務的。為了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必須與敵人爭時間、比速度。他決定調陳雲等同誌當自己的助手，協助指揮這場特殊的戰鬥。他又召開緊急會議，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地有計劃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果斷地處理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
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同時，周恩來還作了如下具體的部署：負責轉移中央係統黨的主要負責同誌的工作，由陳賡、劉鼎等負責；江蘇省委，由陳雲負責；遠東局，由李強負責；潛伏在淞滬警備區、工部局的內線同誌，一定要保證他們的安全，這項工作由陳養山協助陳賡負責。
緊急會議一侯結束，與會的同誌就分頭實施保衛黨的安全的計劃去了。接著，周恩來悄然轉移到大中華飯店，在五0六室建立了秘密的臨時指揮部。他獨自留在指揮崗位上一邊有條不紊地調兵遣將，於無聲中撲滅這場殃及全黨的災難，一邊又不能不時時發出這樣的自問：“顧順章到南京了嗎？敵人將會采取什麽樣的措施呢……”
4月27日是星期一，顧順章才被敵人解到南京。當他驅車來到中央路三Q五號中央飯店，見到乘坐飛機先期趕到的蔡孟堅以後，低沉地說：“請通知徐恩曾先生，立即將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前功盡棄。”
“為什麽？”蔡孟堅愕然問道。
“錢是共產黨，如果他已潛逃，整個肅清計劃，自然全部落空。”
蔡孟堅聽後勃然大怒，在他看來，這有可能是顧順章使的所謂緩兵之策，故大聲問道：“你在武漢為什麽不把錢匪的事告訴我？”
顧順章是一位勢利政客，即使他投降敵人，也要把手中的所謂王牌當作奇貨，成為他向上爬的資本。在他看來，如果在武漢就把底牌合盤托出，不僅會成為蔡孟堅等邀功請賞、加官晉級的琺碼，而且還會貶低他投降的作用，自然也會影響到他未來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因此，他在武漢采取了拒絕回答一切問題的策略，並暗示蔡孟堅等人不要向南京發電報。時下，他已經來到中央調查科的大本營中央飯店，他認為時機到了，遂把手中的底牌亮出。
愚蠢的蔡孟堅等人絕對沒有猜到顧順章的上述用意，更不會想到向南京發出絕密的電報會被錢壯飛破譯。當他明了這一切之後，在驚恐之餘，也隻有把希望寄托在徐恩曾的身上了。他拿起電話向徐恩曾如實地作了報告。
好色的徐恩曾做夢也不曾想到錢壯飛是打入他身邊的共產黨，當他從妓院回到自己的家，收到蔡孟堅的電話後，驚得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當他作出決定，準備扣留錢壯飛的時候，用蔡孟堅事後回憶的話說：他得到的屬下的報告是，“錢壯飛先日將我自武漢發出顧順章被捕自首密電譯出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當他發瘋般地闖進錢壯飛的辦公室，見到的也隻是錢壯飛留給他的那張便條。為此，他嚇得癱坐在椅子上，好久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他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計，在哀歎之餘，也隻有借怒責顧順章來排泄胸中的憤慈了！
顧順章為了減免自己沒有預先報告錢壯飛真情的罪行，便向敵人建議：“我認為錢壯飛一定是乘火車去了上海，立即用長途電話通知上海有關的部門，重重封鎖火車站，逮捕錢壯飛。”
徐恩曾認為顧順章說得在理，火車再快也沒有電報快，故又來了情緒，高興地說道：“好！據值班人說，錢壯飛清晨才離開中央飯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達上海，隻要他沒和上海的共產黨接上頭，我們就能確保肅清計劃的完成。”
顧順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來，取筆寫了幾個字交給徐恩曾，說：“請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長江碼頭扣留建國號客輪，逮捕牧師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說。
“立即發報上海，逮捕李克農！”
“阿？！”徐恩曾驚得下意識地叫了一聲，“他也是共產黨？……”
恰在這時，消息靈通的張道藩趕到了，當他聽說顧順章已供出：中央調查科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中央調查科駐滬代表楊登滾是中共的情報人員，他很自然地想到這件案事與己有關，當即對徐恩曾、蔡孟堅說了：“這是黨內大事，隻能告之立夫先生，切不可徑向蔣公報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張道藩這句話的寓意，他一方麵為了減輕自己重用錢壯飛的罪責，另一方麵不想因此而引起國民黨內的派係之爭，他遵照張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陳立夫作了報告。
陳立夫作為國民黨中有名的政客，當然知道顧順章在共產黨營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他也清楚蔣介石一旦獲知此事真著，他在征得蔣氏的所謂處理方案之後，連夜召開緊急會議，並提出如下實施計劃：“為爭取時間，我已經把顧先生（顧順章）提供的共匪要人的名單、住址，全部電告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將軍，請他立即派出軍警憲特全麵出擊，不使一人漏網！請徐科長和上海方麵保持聯係。”
徐恩曾或許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陳立夫的忠誠，頗有些低三下四地答了一個“是”字。
“請張淮南等立即驅車前往上海，會同有關部門，堅決完成此次肅清計劃。”
“是！”張衝答說。
“蔣總司令還指示我們，在執行此次肅清計劃的過程中，還是要堅持那句老話：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漏掉一人！”
陳立夫下達完命令之後，顧順章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為了表示是真心投降，又主動請纓道：“為徹底完成此次肅清計劃，請陳先生允許我隨張總幹事趕赴上海。”
顧順章聽後興奮異常，他認為自己“攀龍”騰飛的機會到了，於第二天4月28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跟著陳立夫拜見了蔣介石。令陳立夫、徐恩曾等人生氣的是，顧順章為了在蔣介石麵前顯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又大講特講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對此，史家作了如下記述：
顧首先供出了上海我黨中央負責人周恩來、瞿秋白、陳紹禹和向忠發的住址，接著供出我黨在敵人內部工作的錢壯飛同誌和潛伏在敵內的我重要關係鮑君一甫（即卿笠〕瓶少。多由錢看，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很多是錢供給中共的。我被捕一事，千萬不能讓錢壯飛知道，他如知道，一切都完了。”蔣介石當場大發雷霆，命令徐恩曾：“快把錢壯飛關起來！”徐則喪氣地回答：“錢壯飛昨天就跑了！”
或許是陳立夫從旁把責任推到了顧順章的身上，也或許是蔣介石感到再發脾氣也與事無補，遂改變了態度，把這次召見變成了禮儀性的。對此，《錢壯飛》一文根據蔡孟堅的回憶寫了如下這段話：
蔣介石雖然接見了他，但對他很冷淡，隻是說“你歸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對你寬大，希望以後多多尊重蔡同誌（指蔡孟堅）的話，事事與他合作，藉獲帶罪圖功機會”。這顯然隻是把他當作一個特務小嚼羅看待。
顧順章這個叛徒或許是期望值太高的緣故，對於蔣介石如此打發他這位自命“天子”的歸降者頗感意外，所以他的內心有著一種極大的失落感。然而，當他稍許平靜之後，又從市儈哲學出發，認為自己手中握有的底牌，由於形勢的碎變，在蔣介石看來已經變得一文不值。如何萬能拿出足以使蔣介石重視的籌碼呢？為此，他供出了揮代英同誌，使得就要出獄的揮代英慘遭敵人的殺害。請看《渾代英》一文中的有關記載：
顧順章……為了活命，除了將黨中央的組織情況密告敵人外，更首先供出揮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獄中。蔣介石得此確訊後，又驚又喜，急令偽軍法司司長王震南到獄甲查對。
4月28日，王R南來到獄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揮代英在黃埔軍校的照片，向揮代英勸降。揮代英輕蔑而自豪地說：“我就是揮代英！”敵人勸降碰壁，便立即將揮代英加上鐐銬，關進了“智”字單人監房。
蔣介石見勸降陰謀失敗，親下手令立即將揮代英就地槍決。
4月29日中午，難友們正在吃飯，忽聽過道裏響起了悲壯的《國際歌》。這歌聲震撼了每一個“犯人”的心，他們停著望著過道。
“’阿，代英！”難友們看到劊子手們押著悸代英走過來，熱淚奪眶而出。揮代英神色泰然，拖著沉重的腳鐐，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來到獄中菜園地邊。
“共產黨人是從來不下跪的！”渾代英嚴詞拒絕。他麵對黑暗陰森約監獄和國民黨士兵們，發表了演說：“蔣介石走袁世凱的老路，屠殺愛國青年，獻媚帝國主義，較袁世凱有過之而無不及，必將自食其惡果！……”
他慷慨激昂的演講使敵人驚恐萬狀。王震南急令執刑。可是執刑者兩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動槍機。偽執官無奈，隻得換一個姓宋的看守開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