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4
說到大會的發言，也是可以想見到的。最為荒唐的是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十五分鍾，可是王明等人卻不在此限製之列。這又引起了不少與會者的反對。說到具體發言，也是可以想見到的，無論是王明宗派集團的多數成員，還是羅章龍的絕大多數的支持者，都是重複他們在四中全會前的一些意見。所不同的是，四中全會僅僅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麵對麵相互攻評的場合。當然，也有像何孟雄這樣比較實事求是的發言，他首先肯定了“秋白同誌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錯誤根源，這是進步的”。繼而又指出秋白“對於目前時局的任務沒發揮這是缺點”。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雖然同屬王明宗派小集團中的骨幹成員，但他對王明的一些做法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王明黨性不純，“應該引起黨特別是他本人的注意。”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是他一貫的“左”傾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他這篇洋洋數幹言的結論有什麽特別用意的話，那就是通過他這位共產國際權威人士之口，變相地說出四中全會的人事安排。請看：
米夫為了達到轟瞿秋白下台的目的，在會上公開指責三中全會後的領導：“他一方麵向共產國際行鞠躬禮，另一方麵向立三主義行鞠躬禮，這樣行鞠躬禮的時候，將國際路線推到立三路線後麵去了。”“特別是秋白的文章，不僅沒有揭破立三路線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講，比三中全會的決議還退後。”他這樣露骨批評的終極目的，就是告訴與會者：一定要把瞿秋白從政治局中趕出去。
米夫為了把王明等人拉入權力機關，借批評瞿秋白高抬這些弟子。他頗有情緒地說道：“在組織上三中全會是執行了鬥爭的，但不是反對立三同誌，而是反對那些反對立三同誌的同誌，如陳紹禹、沈澤民……他高度“讚揚”王明他們堅決地執行國際路線。
米夫為了把何孟雄等排除在四中全會選出的領導核心之外，他以比立三路線更“左”的言語批評何孟雄。說何孟雄“不是站在國際路線來反對立三路線的。”
誠如前文所述，在四中全會上周恩來被完全放在了“被告”席上。羅章龍等人公開“提議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並單獨交付表決，由於十八人不同意，隻有六人同意，才沒有被通過”。這一方麵說明了周恩來在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另一方麵也說明羅章龍等人的動議不得人心。由此，米夫也更加證實了他提出的“趕瞿留周”的方案是正確的。正如他在結論中講的那樣，對“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政治家都懂得，發言是為奪權造輿論，選舉才是真正的奪權。因此，六屆四中全會的選舉則成了各派爭吵的**。誠如前文所述，米夫等在會前已經擬好了如下這個名單：
1．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應退出的：羅邁、賀昌；
2．新加入的中央委員：韓連會、工盡仁、沈先定、黃蘇、夏曦、陳紹禹、徐畏三、沈澤民、曾炳春；
3．政治局應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羅邁；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陳鬱、盧福坦、陳紹禹、王克全、劉少奇。
上述名單一公布，羅章龍、餘飛、史文彬等就群起而反對，並提出了一個新的名單，簡單地說，不僅把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成員全部拿掉，而且也把王明、沈澤民排除在外，清一色是他們一派的人。爭論結果，雙方互不相讓，隻好付諸表決。結果，羅章龍等人占少數，米夫的方案獲得通過。
當時，羅章龍憤而起身，威脅道：“如果按照你們的名單付諸表決，我將以退場抵製！”
對此，米夫也來了火氣，嚴厲地說道：“應當安靜地解決問題，搗亂會場是絕不允許的！”
結果，米夫預先擬定的名單以簡單的多數獲得通過。
在這場爭權奪勢的吵鬧中，周恩來隻是一位暗自生氣的旁觀者，他沒有表態支持哪一方。但是，當以舉手表決通過了米夫等人提出的名單之後，他以公心向大會建議：“既然王明和幾個同他持相似觀點的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是否也可以選一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
米夫聽後當即表態否決了，因為他清楚周恩來指的是何孟雄等。
四中全會之後，中央政治局於1月10日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局分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選等問題。共產國際遠東局與米夫十分清楚，這是把王明塞進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的機會。同時，他們通過六屆四中全會，又親眼看到了王明在黨內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時下，羅章龍、何孟雄等還在下邊積極活動，不僅要推翻六屆四中全會的一切決議，而且還要把王明，甚至米夫都要拉下馬，如果一步把王明推到權力的極點，一定會引起更大的逆反行為。他們經過審慎研究，米夫躲在幕後，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陳紹禹為候補常委。周恩來自然清楚這一提議的真實用意，為了確保黨的實權不落入王明之手，他當場反對，並作了如下提議：“陳紹禹仍應做江南省委書記。”
由於周恩來的這一提議，王明暫時沒有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核心。這次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煮為中央常委，陳鬱、盧福坦、徐錫根為候補常委。總書記一職仍由向忠發擔任。
周恩來雖然被選入中央政治局，並坡選為三人常委之一，但是黨內的領導都清楚，繼任總書記向忠發沒有多大的工作能力，另一名入選的常委張國燕才奉命回國，尚在路途之中，因此，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擔子仍然由周恩來挑著。與四中全會以前所不同的是，已進入政治局的王明仗著米夫這個“太上皇”，為所欲為，明目張膽地把手伸進了中央常委，一步一步地促使總書記向忠發成為他的代言人，且竊取了黨的最高權力。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四中全會。
由此可見，六屆四中全會近似一場鬧劇，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沒任何積極意義。事後，劉少奇在延安整風的時候作的這段結論是公允的：“本來，三中全會雖然未在思想上糾正立三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當時還是糾正了的。當前問題是解決了，本來可以不開四中全會的。但米夫到中國後與王明結合，卻召集四中全會，打擊恩來、秋白。”
周恩來作為一位政治家，深切地知道，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是難以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他清楚，隻要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留在中國一天，一切重大的問題都由他決定。換言之，中央政治局處理任何問題，事先都必須請示他。另外，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高足，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大事，王明必然先於政治局知道米夫的態度。如此一來，就很自然地形成了這樣一個領導格局：米夫是中國共產黨的“太上皇”，王明是米夫這個“太上皇”的傳令官，中央政治局就變成了毫無主動權的辦事機構了！再者，周恩來十分清楚：“在中國共產黨內，經過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以後，中央的威信被剝奪殆盡，黨內思想極度混亂，派別活動頻繁，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黨內討論已難於進行……全黨麵臨大分裂的現實威脅。這種情況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曆史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環境中，共產黨正處在敵人的嚴密搜捕下，一旦出現這種大分裂，就會給黨帶來致命的打擊。”正當周恩來麵對這樣複雜而艱難的局勢自間該怎麽辦的時候，又獲悉已正式轉正為江南省委書記的王明，對堅決反對他的何孟雄等展開無情的打擊與批判。
正當周恩來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這種不正常的黨內鬥爭的時候，他又獲悉：羅章龍、何孟雄等十六位參加六屆四中全會的代表，因對米夫在會上采取欺騙手段和高壓政策十分氣憤，遂在羅章龍的領導下，於四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1月11日，召開了一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該會議通過了由羅章龍主持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很快，周恩來收到了這份反對四中全會的綱領性的文件，他認真地逐條研讀，分辨是非。
但是，羅章龍等人以反對四中全會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處串連，煽惑鼓動，加緊分裂黨的活動”，並悍然成立了一個第二黨的組織，叫“非常委員會”，江蘇搞了一個“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區搞了“第二區委”等等。這樣的做法是分裂黨的行為。周恩來為了黨的團結大局，同時也為了挽救羅章龍等己經走到自絕於黨的邊緣的同誌，他代表黨中央與他們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要他們立即停止活動，認識錯誤回到黨這邊來。告誡他們：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這次談話沒有生效，王克全態度蠻橫地大吵大鬧。最後，周恩來要他們慎重考慮，限三四天內作出答複。”
羅章龍、王克全等對周恩來的勸說和正告置若閣聞，繼續沿著分裂黨的路走下去，終被黨所拋棄。
與此同時，米夫為了懾服反對王明的代表，於1月13日，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反對王明上台的同誌開會，極力美化王明，吹噓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內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是百分之百執行國際路線的。他還嚴肅地說，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國際；誰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反對共產國際，就要受到處分。
米夫召集這次會議，不僅增加了反對王明派的人對米夫的反感，同時也加重了每一個反對王明的同誌的精神負擔。為了研究所謂對策，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以及馮鏗、柔石、殷夫、胡也頻等反對四中全會的幹部決定，1月17日在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開會。
恰在這時，陳賡等從內線獲悉：投敵變節者已經打入我們的內部，有些同誌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來聽後當即作出決定：中央各單位相互聯絡，必須嚴格遵循白區工作原則；要調動一切力量，設法盡快地查出投敵變節者。另外，由於設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著相對的獨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與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趨尖銳，從客觀上勢必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因而，周恩來又指示陳賡，通知王明，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破獲黨的機關；同時，也請王明轉告仍然隸屬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敵人已經打入我們的內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陳賡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向土明作了通報。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對待這一極其嚴峻的事件根據劉曉的回憶，王明在江蘇省委不止一次地誣蔑何孟雄，說根據中央特科的消息，國民黨特務已打進何孟雄等人的內部。他還說，國民黨特務也是通過文化人的關係混到何等人中間去。他布置省委和區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預防措施，防止牽連。有一次在省委會議上，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還一再聲稱何等人情況複雜，活動暴露，有可能遭到敵人破壞，要省委和各級組織都提高警惕，並說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險的，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1月17日，正當何孟雄等人在東方旅社開會研究對策的時候，周恩來剛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他在發言中嚴厲“批評羅章龍分裂黨的活動，完全停頓一切實際工作，是幫助敵人和托陳取消派”。接著，他又指出：“這是極嚴重的問題，前方血戰，後方這樣，一麵反對立三路線，一麵離開實際工作，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會議尚未結束，陳賡等快步走進，嚴肅地報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幾位同誌在東方旅社被敵人逮捕了！”
“知道是誰出賣這些同誌的了嗎？”周恩來嚴肅地問道。
“還沒查出。”陳賡答說。
“一、要設法營救所有被捕的同誌；二、一定要盡快查出打入我們內部的敵人！”周恩來以命令的口氣說道。
何孟雄和左聯五作家被捕遇難；魯迅極度悲憤，周恩來盡力營救；王明雪上加霜
陳賡通過內線很快搞清楚：與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時被捕的還有魯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等左聯的知名作家。為此，周恩來請陳賡找來負責左聯工作的潘漢年，讓他轉告馮雪峰：請馮立即向魯迅先生報告這一不幸的消息，並請魯迅先生利用他的社會影響，設法營救這五位曾受過他恩澤的黨員作家。
當魯迅由馮雪峰的口中獲知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等青年作家被捕的消息後，其悲憤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當即表示：“雪峰，請一告朋友們，我會忍住悲哀與憤怒，和你們一起營救他們的‘”
抉著，上海工部局決定公開審訊何孟雄等，魯迅先生請朋友代為請大律師張橫海出庭辯護。由於一個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蘇聯留學時的女友）在幕後指認被捕人員，因而當工部局宣讀完所謂罪行之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就強行要求引渡，致使張大律師孤掌難鳴。
對此，魯迅先生唯有怒指蒼天了！同時，他清楚國民黨監獄中的規矩：既然殷夫、柔石等人已經工部局轉到中國的監獄，按照規定，被捕人員的親人就可以探監了。他曆經深思熟慮，又對馮雪峰說道：“如果你們有辦法和獄中的人取得聯係，請帶去我的致意。另外，如果他們可以和獄外的人通信，請他們給我寫信來，我會幫助他們做些事情的。”
“不行！”馮雪峰斷然地說道，“這對大先生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
“他們為了苦難的祖國的明天，連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這個剛好半百之人，還怕什麽危險嘛！”
“大先生的確是很危險的，朋友們讓我轉告您：必須立即從這裏搬走，暫時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風聲。”
“為什麽？”
馮雪峰望著震愕不已的魯迅先生，沉重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柔石在明日書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明日“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店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時是1931年1月16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麵，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
魯迅先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大思想家，在他的身上絕少有熱血青年所具有的行為。當時，他聽後的直感是：“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他事後曾說：“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槳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當天夜裏，“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
魯迅先生接受黨組織的勸告，暫時躲在一個客棧裏避難，但是，他還繼續利用自己的影響營救被捕的同誌。
與此同時，顧順章、陳賡等人在獲悉淞滬警備司令部引渡何孟雄、林育南等之後，遂又在半路上設伏，以武力解救這些被捕的同誌。遺憾的是，狡猾的敵人也許想到了“熟路生非”，突然中途改道，致使這次武裝解救失敗。
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引渡到龍華監獄不久，陳賡就通過內線查到了出賣這些同誌的叛徒是王掘夫——當時改名叫唐虞。案發原因有二：其一，在他管理黨的財物期間，被李立三查出有貪汙行為，當即把他調離工作單位，並給予了紀律處分；其二，誠如前文所述，他在留蘇期間的女友被捕，與偵緝隊劉隊長有染。也就是在蔣介石上次來滬不久，王掘夫向蔣介石寫信邀功的同時，還向工部局告密。由於在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的時候，周恩來嚴令加強保衛措施，使得敵人沒有得手。不久，王掘夫與她的女友利用擁護羅章龍等派觀點的辦法，從內部獲悉何孟雄等人將在東方旅社召開會議的消息，遂化裝打入會場，終於導致與會的全部同誌被捕。更為可恨的是，他又利用所謂“臥底”的辦法，又在會後抓獲了一些同誌。
‘鑒於上述情況，周恩來以命令的口氣指示：“陳賡同誌，請把王掘夫叛變一事通知王明等同誌：王掘夫是他們留蘇時的同學，要采取斷然措施，切斷一切聯係；再者，何孟雄等同誌隸屬江蘇省委，要他調動省委的力量，協助中央營救這些被捕的同誌。”
然而，王明在何孟雄等被捕前後又做了哪些事情呢？請看劉曉同誌如下的記述：
當何孟雄等同誌被捕的消息傳到江蘇省委時，省委正在開會。好像是潘漢年或李竹聲來會上通知的，當時王明的表情異常冷淡，隻說，這是他早就預料到的。後來，他又幸災樂禍地分析：這是何孟雄等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什麽“咎由自；取”；他們是“右派反黨分子”，是在反黨話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誌在工作中被捕性質有所不同等。接著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漢年同誌（注：這時潘漢年尚未調入特科）進一步了解情況。
當大家提到如何處理善後，如何設法營救時，王明說他將與中央商量解決，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後的省委會議上，王明沒有主持過如何營救這些被捕同誌的討論，也沒有詳細地提到這批同誌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準備如何營救他們。隻是在有人問起時，他回答說：“正在了解中。”有一次他說：根據現有材料，這次大破壞的原因，一個可能是由於被捕者中間出了叛徒；另一個可能是由於文化人的複雜的社會關係和自由主義習氣，使得國民黨特務有機可乘。
王明為什麽不說明叛徒即是他留蘇時的同學王掘夫呢？筆者認為主要是為了避嫌。當中央特委會完全掌握了王掘夫叛變投敵，並出賣何孟雄等的情報之後，他在即將出版的《兩條路線》小冊子中，又有意加進了如下這段話：
恰恰在這個時候，羅章龍派把一切托陳派分子，開除黨籍很久的分子，來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來，並且哄騙一部分我們的同誌去和那些反動分子一塊在旅館裏和其他公開地方開幾十人一次的反黨會議，把我們黨的主要幹部的名單，在一切傳單小冊子上公開散布，結果使得我們二十幾個同誌（即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犧牲，在北方被監禁（上海東方旅館的破獲，林育南等二十五個同誌的犧牲為羅章龍派的王掘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壞的告密人，便是羅的親信韓連會等等），這除卻直接幫助敵人來破獲我們組織和消滅我們幹部以外，還有什麽意義呢？
王明寫的這段話有兩層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羅章龍派的人，避開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這段文字栽贓羅章龍等人，回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問題上的責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誌壯烈殉難龍華監獄，全黨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他為了掩飾自己那難以推樓的責任，還有意寫了如下這首七絕：“廿六英雄同遇難，而今“二七”更槍然；育南師輩孟雄友，淚灑春風泣杜鵑。”
說到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與遇難，除卻王掘夫與女友叛變投敵以外，王明是難辭其咎的。除去當事人劉曉記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撰寫的《東方旅社事件》一文還提供了如下證據：
當時工部局內潛伏有我黨中央特科的敵工人員，得到情報立即通知了組織。可是，王明這時已醞釀將何孟雄等激烈反對四中全會的同誌開除出黨……王明早已視他們為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右派敵人結果，林育南等同誌沒有得到敵人即將進行逮捕的通知，他們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被捕之後，在王明看來，等於為他處掉了一個最大的反對派。為了鞏固既得的地位，繼續把他的“左”傾錯誤推向全黨，遂又“殘酷打擊”與他持不同政見的同誌。其中最典型的是打擊雖已下台，卻在黨內有著相當威望的資深領袖人物瞿秋白。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瞿秋白不僅被清除出中央領導核心而且為了黨的整體利益，還遵照黨的要求，違心地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擔責任的同時，接受所謂“指斥”，說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就其常理而言，米夫與王明等人就可罷手了。然而，王明為了確立自己在中央的絕對權威，為了達到所謂以傲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被捕以後，並在獄中慷慨對敵之時，他們一夥又在米夫的幫助之下，迫使黨中央於1月27日作出決定，在警告“立三主義者”必須真正認識自己錯誤的同時，還特別點名要瞿秋白“須寫聲明書表明積極反右派與立三路線的政治態度”。
這時，已走下領導崗位的瞿秋白，其身心的摧殘是可以想見的。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嚴重，極需臥床全休，加強藥物治療與營養保健。但是，當他接到中央的決定以後，出於一個老布爾塞維克對黨的忠誠，忍著各種難以述說的苦衷，又被迫於1月28日寫了第二次聲明。
但是，王明等人對瞿秋白的迫害並未就此停止。他們為了自己在曆史上的所謂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作出《關於1929至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宣稱李立三處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響的結果。反過來，瞿秋白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決不是偶然的”，簡而言之一句話：是一脈相承的。為了徹底把瞿秋白搞倒、搞臭，正式發表國際決議，在全黨展開對瞿秋白的鬥爭。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對瞿秋白實行政治打擊、組織處理的同時，還在經濟上作出決定：減發瞿秋白的生活費，每月隻象征性地發給他十六七元。
對此，周恩來是絕不讚成的。他清楚，當時“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資二三十元，最低工資八元到十五元。給瞿秋白這點生活費，僅能維持他們夫婦的最低生活需要，連溫飽都談不上，更不能求醫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不同的意見：“秋白同誌雖然離開了中央，但他是我們黨的老同誌，加之他又有較嚴重的肺病，我建議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堅決反對！”王明盛氣淩人地說道。
對此，周恩來能說些什麽呢？唯有憤然不語。
另外，這些天來，由於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兒位黨的骨幹成員被捕，極少生還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與此同時，羅章龍等人堅決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對抗到底，搞得本來就麵臨分裂的黨更加危險，黨中央不得不作出開除羅章龍等人黨籍的決定，這又加重了他內心的痛苦；當他看到王明等人借著米夫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內大搞蘇聯肅反那一套時，他內心的痛苦真是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處，一言不發，經常一人駐步窗前，望著那沉沉的長夜陷入沉思。在中央做出對瞿秋白減少生活費的那天，他回到住處後依然獨自站在窗前，無限悵然地望著星空，聽著不時傳來的警笛的響聲，他真想大呼一聲“為什麽！？”
鄧穎超非常理解周恩來此時此刻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沒有良藥幫著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憂。晚上，她看到周恩來實在是痛苦到了極點，悄然走到周恩來的身旁，側首一看那雙就要冒火的怒眼，剛要說句安慰的話兒，隻見周恩來驀然轉過身來，緊緊抓住鄧穎超的雙手，近似吸泣地說了這句話：“我內心充滿著痛苦！……”
就在這時，室外傳來了信號似的敲門聲，周恩來忙把這痛苦藏於心底，小聲說道：“秋白同誌到了，快開門去。”
鄧穎超開門迎進微然作笑的瞿秋白。周恩來一見先是一怔，接著又慘然一笑，說道：“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
瞿秋白是一位絕頂聰明的書生革命家，他自幼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僅崇尚中華民族的氣節學說，而且還有著曆代文人重視名節的氣度。因此，他在敵人麵前是可以做到慷慨陳詞，從容就義的。但是，當他看破他終生追求的理想的代言人是如此無恥的時候，他內心的痛苦也就絕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可是當他把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的時候，他自然也會有著另一種人生感悟——那就是如釋重負的解脫感。所以，他是微笑著走進周恩來的住處，且說了這樣的一段話：“對一個沒權欲的書生來說，放棄手中的權力，等於是一種精神上的最大解脫。因此，我突然覺得自己的精神上從未有過的輕鬆感。”
或許周恩來與瞿秋白有著某種相通的心理，他非常理解瞿秋白說這句話的內涵，不無感慨地說道：“可我……什麽時候才能獲得你這種輕鬆感呢？”
“看來，你此生此世是辦不到了！”瞿秋白坐在沙發上，呷了一口鄧穎超剛剛端上的香茗，做出二種完全置身事外的樣子，淡然一笑，又補充道，“借用文藝家的話說：這叫性格使然。”
周恩來聽後啃歎不已地搖了搖頭。當他再一看瞿秋白那慘一然的麵色，思忖方才他說的那些話，似又覺得他是有意做給自己看的。當再想到中央決定減少瞿秋白的生活費時，他又身不由己地取來一迭鈔票，很是沉重地說道：“我手裏也沒有更多的錢，你拿去一解燃眉之急吧！”
“你這是幹什麽？”瞿秋白愕然地問道。
“從下個月起，你的生活費就減少了啊！”
瞿秋白聽後十分坦然，摘下自來水筆，在手中掂了掂，說：“我本來是靠它起家的，而且也是靠著它維持我的生活。今天，他們幫著我拿掉了壓在我肩上的擔子，我嘛……”
“你又要拿起它重新起家？”
“不敢口吐狂言，但解決生活是不成問題的。”瞿秋白似早已想到了他未來的出路，“開始嘛，可能會有些困難，我可以向老友沈雁冰求救，他是不會拒我於門外的。”
周恩來聽了這句話，心裏更不是滋味，忙把手中那不多的錢塞到瞿秋白的手裏：“開始嘛，你就先用我的這點錢吧！”
瞿秋白看著手中的錢，久久沒有移開視線，他又似想了很多很多，當他再想到何孟雄等被捕之後，王明一夥強行斷掉他的生活費，又顯示出書生本色，感慨道：“錢，不是什麽好東西。但它在關鍵的時刻，也能道出人情的冷暖。為營救何孟雄等同誌，聽說魯迅先生都捐了一百元，可我們這些人呢……”
“不要再說下去了。”周恩來也感到一股異樣的情感在心中翻卷，“秋白同誌，我已經通過各種關係、各種渠道做工作，希望蔣介石能夠多釋放幾個同誌。”
瞿秋白聽後無比悲憤地搖了搖頭。
蔣介石一向視共產黨為心腹之患，對被捕的共產黨要人向來是殺無赦。但是，當他聽說這次被捕的二十多人均為打入“另冊”者，為了所謂擴大戰果，曾讓陳立夫代為出麵，向林育南等人勸降。結果，被林育南等人的凜然正氣威攝得慌了柳。蔣介石聞悉之後，即下達了立地處以死刑的命令。
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接到蔣介石的命令之後，1931年2月7日深夜下達槍決的命令。據同獄的難友回憶，這天深夜，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從牢房中被押出，他們低聲唱著《國際歌》，昂首走出牢門。不久，獄外的夜空先是傳來烈士們齊呼“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聲，接著，又傳來一陣罪惡的槍聲。也就是在二十四烈士慷慨就義的當天，龍華監獄中的難友忍著極大的悲憤，在獄中舉行了悼念活動。不知是哪位難友寫了一首七絕，題在牆壁上：龍華千載仰高風，壯士身亡誌未終；牆外桃花牆內血，一般鮮豔樣紅。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位烈士殉難的消息傳出以後，在黨內黨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住在客棧避難的魯迅先生時時都在關注這一案件，當他從馮雪峰處獲悉左聯五烈士遇難的消息後，很悲哀。兩年之後，他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記下了他當時的心情：
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者助睡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公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
攀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繃衣。
與此同時，魯迅先生為了聲討劊子手殺人的罪行，還用手中的筆寫了（柔石小傳》、（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章。他還主動地間馮雪峰：“需要我做些什麽嗎？”
馮雪峰當即告知：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遇難之後，敵人千方百計地封鎖殺害烈士的消息，黨又沒辦法在敵人控製下的報紙上發表抗議聲明，希望魯迅先生能借用新聞媒介，把消息公布於世。
魯迅先生聽後沉吟片時，說：“放心，我請袁殊在他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這則消息，是不會有問題的。”
就這樣，袁殊按照魯迅先生的意思，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第一個向社會報道了何孟雄等二十四烈士遇難的消息。
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遇難之後，王明等人又是做何表示的呢？請看劉曉同誌如下的回憶：
何孟雄等大批同誌英勇就義晰噩耗傳來，王明的冷淡態度簡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沒有提擊上海黨組織如何追悼紀念這些壯烈犧牲的烈士的問題，相反地，還繼續向烈士身上潑“汙水”，繼續攻擊誣蔑他們。他胡說什麽他們的犧牲是“個人野心”、“反黨分裂黨”的必然結果，並提出要以此為教訓來警告、爭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們，乘此時機進行分化、瓦解工作。他還惡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雖然已經犧牲了，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徹底清算；並羅織了何孟雄的若幹錯誤，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央精神組織批判文章在黨內刊物上發表。他還要省委宣傳部根據他的講話起草一個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誌被捕犧牲的所謂教訓，和繼續批判他們的錯誤，發給各級組織。
周恩來是一位愛憎分明的共產黨人。他獲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二十三（一說二十四）人在龍華就義之後，很是悲痛。據史記載：本日，周恩來為《群眾日報》撰寫社論《反對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他在該社論中寫道：何孟雄等二十三個同誌，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們的犧牲“是革命中巨大的損失”，“革命戰士英勇鬥爭的熱血，必然更要燃燒著廣大工農群眾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毀和埋葬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死亡的進程”。
這篇社論不僅表達了周恩來對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最深沉的哀悼，同時也廓清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與一個野心家王明的本質區別！
與此同時，為了打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新的軍事“圍剿”，中央政治局於1月30日成立了中央軍委，由周恩來、陳鬱、聶榮臻、陳賡等七人組成，周恩來為書記，聶榮臻為參謀長。周恩來指示陳賡：轉告李克農、錢壯飛等同誌，要密切注視蔣介石的政治和軍事的動向，及時向中央提供有關的情報。
周恩來又進入了另一個更大的風暴考驗中。
蔣介石把“剿共”重點由城市移往蘇區；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肩表重擔
蔣介石在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之後，很快又從中共叛徒的日中獲悉：中共內江頻仍，大有分崩離析之勢。接著，陳立夫等又在上海捕獲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多位中共重要骨幹。在他看來，鏟除隱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核心機關指日可待了！
蔣介石在行前召見何應欽：“敬之，兵貴神速，一定要趕在共匪尚未休整之前，就做好第二次軍事進剿的準備。”
“請總司令放心，我絕不給他們以喘息的機會。”
“好，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你到南昌之後，首先要把魯滌平失敗的教訓，還有共匪的弱點通通找出來。然後再製訂第二次進剿的計劃。”
何應欽“奉旨出朝”，大有地動山搖之勢。他於2月4日一到南昌，遂通電中外：“奉令巡贛，代總司令處理四省剿匪事宜。”他的用意有二：其一，我何某人手中握有蔣總司令親賜的尚方寶劍，湘鄂贛閩四省的封疆大吏不得違令行事；其二，由我何某人在此統馭全局，幾萬名共軍何足道哉！
對此，蔣介石是讚成的。在他看來，由新近參加打敗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上百萬人馬的愛將何應欽出馬，消滅中央蘇區紅軍絕不成什麽問題。接下來，他就可集中全力統一全黨的認識，召開國民會議，企圖利用這個會議製定一部設置總統的憲法，再利用國民會議選舉，他就可以在三呼萬歲中登上大總統的寶座了！
但是，蔣介石萬萬不曾想到，就在他做的總統夢即將成真的時候，竟然遭到了右派元老胡漢民的堅決反對。
胡漢民，早年投身革命，深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無論是在同盟會時代，還是在推翻清廷的鬥爭中，他都立有特殊的功勳。但是，當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之後，尤其是孫中山先生在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之後，他不僅落伍了，而且還成了阻止革命前進的右派元老。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蔣介石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搞垮胡漢民；“三二0”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又依靠右派元老胡漢民，從汪精衛的手中奪過黨政大權。之後，胡漢民又利用在黨內的影響，幫著蔣介石鬥敗了國民黨中的反對派，分化瓦解了諸地方實力派聯合反蔣的活動。實事求是地說：胡漢民為蔣介石建立軍事獨裁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
時下，胡漢民為何又反對蔣介石當大總統呢？這涉及到了胡漢民的自身利益。
這時的胡漢民身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立法院院長，他以五院製的組織法，從蔣介石的手裏分得了一部分權力，並想利用五院製繼續擴大自己的權力。蔣介石如要召開國民會議，製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是為了想當五院之上的總統，根據孫中山先生親訂的（建國大綱），由總統任命五院院長。這樣一來，蔣介石就從胡漢民的手中收回了全部權力。結果，必然遭到胡漢民的堅決反對。
蔣介石的個性是，要做什麽，就一定要做成什麽。對於阻攔他的人是堅決要搬掉的，且不擇手段。他經過深思，於2月26日夜，演出了軟禁胡漢民的鬧劇。接著，又於3月3日，宣布扣留胡漢民，並向中外宣布胡漢民的罪狀。
蔣介石憑借手中的軍權，輕而易舉地軟禁，進而又扣留了黨國元老胡漢民。然而，他絕對不會想到由蔣胡對立發展為寧粵操戈，並為汪精衛再次出山提供了機遇。
恰在這時，何應欽由南昌回到了南京，向蔣介石作了全麵報告之後，又客氣地說：“我感激總司令對我委以重任——奉令巡贛，代總司令處理四省剿匪事宜。經過近一個月的調研，我認為第一次圍剿共匪失敗的症結是：情勢未審，計慮不周所致。”
“敬之所言極是！”蔣介石認為何應欽的結論說到點子上了，故又加重口氣補充，“魯滌平這個冒失鬼，一是在戰略上輕敵，再是在戰術上又急躁冒進，以致中了朱毛二人的誘敵深入的圈套，鑄成第一次圍剿的大敗。敬之，下邊談談你的一些具體的設想，好嗎？”
“好！”接著，何應欽把他所了解的中央蘇區的情況、紅軍的部署等作了詳細的匯報，最後，他以肯定的語氣說，“鑒於敵弱我強的態勢，此次剿匪所采取的戰略有二：一，用重兵封鎖共匪的根據地，謹防各類物資流入，造成不戰而困其師，繼之再戰而必勝。”
“好，好！那第二種戰略呢？”
“為對共匪形成聚而殲之的強大攻勢，必須有縱深梯次的強大的兵力配備。”
“好，好！我給你二十萬人馬……”
“此次剿匪不可不重視，也不可把共匪說成不可戰勝的天兵天將。我意可從馮玉祥的西北軍、張發奎的粵軍中調撥主要人馬在剿共戰役之中嘛……”
“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敬之越來越聰明了！哈哈……”
接著，何應欽又向蔣介石報告：據來自江西的報告，蘇區中因AB團事件發生了內江。對此，蔣介石笑了笑說：“這我早就知道了。一個月前，立夫他們利用上海租界中的共匪內江，一舉破獲了幾十名骨幹成員；我希望在一個月後，你要利用蘇區的內江，把共匪一舉全殲！”
雖說蔣介石業已把“剿共”的重點由城市移往蘇區，但他清楚中共的地下中央依然設在上海的租界區內。在他看來，隻要中共中央在上海存在一天，他將無寧日；就說他蔣某人吧，也不會有專心構築蔣家王朝的環境。為此，他要求陳立夫擴大戰果，乘勝消滅中共設在上海的首腦機構。
陳立夫有著極其敏感的政治嗅覺。他根據蔣介石的旨意，立即召來徐恩曾、張衝、錢壯飛等，十分嚴肅地說道：“前兩天，蔣主席問我，第一次圍剿共匪為何失敗得這樣快，且又是這樣的慘？是共匪兵力強悍，還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時，蔣主席又問我，上海方麵，有幾次緝拿周恩來等共匪禍首的準確情報，為什麽都一一落了空？而這次捕獲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幾個匪首的戰役，又為什麽大功告成？蔣主席生氣地說，他有證據，我們的要害部門，尤其是組織部屬下的調查科，一定是混進了共產黨，把有關情報泄露給了共匪！”
錢壯飛聽後十分明白：這僅僅是蔣介石、陳立夫的推算，他們絕對沒有什麽證據。否則，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陳立夫的官邸，聽他如此鄭重其事地訓話。另外，他所關心的不是蔣介石、陳立夫大放馬後炮，而是將采取什麽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邊當他的記錄員。
接著，在陳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討論落實蔣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謂安全措施。最後，他們達成共識：從現在起，調查科廢棄過去使用過的一切密碼。另外，重要的情報，尤其是關於“進剿”中央蘇區的軍事部署、涉及破獲中共地下首腦機關的來往電報，均由徐恩曾親譯，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陳立夫處理。
從此之後，徐恩曾根據陳立夫的要求，把這套絕密的密碼本帶在自己的身上，親自破譯有關機密的情報。
這樣一來，錢壯飛由於不掌握這套破譯絕密情報的密碼，他這位機要秘書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往來電文收發員了。於是，他及時請李克農向中央作了報告。
周恩來感到事態嚴重，又指示陳賡轉告李克農、錢壯飛：為了配合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劇不再重演，必須把徐恩曾身上這套絕密的密碼本搞到手。
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這條通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在周恩來“保證繼續暢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敵人破壞，勝利地完成了中央領導一批又一批撤往中央蘇區的任務。
與此同時，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安排參加過無線電訓練班的伍雲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蘇區，與王崢、劉寅等會合”。目的是明確的，溝通中央蘇區與上海中央的聯絡。後來，他們利用反“圍剿”中繳獲的電台，“於1931年秋，溝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香港與中央蘇區的無線電通訊聯絡”。
1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周恩來負責軍委與蘇區工作。接著，他於2月初“幾次與遠東局研究，認為加強蘇區和紅軍的工作、改變城市鬥爭的方式是關係全黨的兩件大事。遠東局要求，中共中央從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派去鞏固蘇區的領導；軍事幹部，不論是在莫斯科學過軍事的，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應派到蘇區，充實紅軍的領導，並且要求盡早成行。對白區的工作，遠東局認為，工會多是空架子，工會幹部應脫去長衫，改變作風，到工人群眾中去，組織讀書班、俱樂部、夜校，甚至用開茶館、飯鋪、商店等作掩護，接近群眾，以適應白色恐怖的環境”。為了落實加強蘇區和紅軍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來又在幾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相應的方案，並得到中央的認可。其中，在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討論了蘇區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贛東北的特委、鄂豫皖特委、閩西特委等的組織調整，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蘇區中央局常委，夏曦為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沈澤民為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正當周恩來全力推動各蘇區的發展，準備粉碎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二次軍事“圍剿”之際，蘇區中央局卻發生了“富田事件”。對此，《任弼時傳）一書作了如下評述：
所謂“AB團”，是1926年冬，北伐軍攻克南昌後，蔣介石為反對共產黨，奪取江西省的領導權而派人成立的，1927年4月，共產黨領導南昌的群眾給予嚴厲的打擊，“AB團”即行解體。對此，總前委和蘇區中央局都沒有經過周密調查，’而負責肅反的部門則把“AB團”誤認為是打進革命隊伍進行破壞的現行反革命組織，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居11。事變發生後，二十軍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總前委，請示處理。
中央蘇區發生“富田事件”的時間，恰好是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期間。同時，又是在米夫策動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捧上台而引起羅章龍、何孟雄等不承認六屆四中全會的時候。二十軍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總前委，恰好又處在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行將殉難的前夕，又是在中央蘇區積極準備第二次反“圍剿”的階段。因此，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富田事件”的時候，非常嚴肅地指出：“立即去一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
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更加棘手的是總前委和新成立的蘇區中央局對事變的性質認識有分歧：總前委認為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中央局雖然也肯定事變在客觀上‘完全是反黨的反革命行為’，但是‘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都是AB團取消派’。”為此，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一委員會，對富田事件進行討論，提出處理意見交政治局”。
2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任弼時、王稼祥三人發言，指出：“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的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根據這一總的結論，須立即寫信去，要他們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等候中央解決，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同時，他考慮到僅憑對立兩派的報告是難以作出正確結論的，他建議“派兩位得力同誌，分別從贛南、湘東進入中央蘇區先行考察，為中央代表團準備材料”。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建議，並決定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由任弼時起草一信。
三天之後，任弼時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起草了致紅一方麵軍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並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信中指出：
由於任弼時的夫人陳瓊英同誌行將分娩，在討論任弼時行期的時候，周恩來曾建議推遲幾天。但是，一向視黨的工作為第一的任弼時卻堅定地說道：“不需要，瓊英分娩事小，黨的工作事大。再說，由黨組織管她，我一切放心。”
周恩來聽後深受感動，就在任弼時動身的頭天夜裏，她與鄧穎超相偕叩開任弼時的門，隻見陳瓊英拖著個大肚子，很是不方便地為任弼時收拾行囊。他們夫婦一見周恩來右手拎著一尾活魚，鄧穎超提著一籃雞蛋，就異口同聲地說道：“哎呀呀，看你們二人……”
“是多麽的實在啊！”周恩來忙打斷任弼時夫婦的話茬，把手中的活魚交給陳瓊英，笑著說，“魚有二用：一給瓊英吃，可以健身生奶；二為弼時同誌此去中央蘇區討一個吉利：吉慶有餘（魚）嘛！”
接著，鄧穎超又把那籃雞蛋放在桌上，笑著說：“按照北方的習俗，做月子是要用雞蛋來補身子的。”
“這……多不好意思。”陳瓊英有些難為情地說。
“這有什麽不好意思的？”周恩來笑道，“今天，我把小超帶來，就是要當著弼時的麵宣布一件事情。”
“什麽事情？”任弼時不解地問。
“我為瓊英同誌請了一位保姆。”
“誰？”任弼時與陳瓊英幾乎是同時間道。
“我！”鄧穎超指著自己說道。
“你？……”
“合格嗎？”鄧穎超問道。
“這怎麽行呢？”陳瓊英答說。
“行！”周恩來看著深受感動的任弼時，“由小超當保姆，陪著瓊英分娩，不僅我放心，弼時同誌……”
“我更會毫無牽掛地去中央蘇區了。”任弼時說道。
“弼時同誌，估計再過三幹月，我這位蘇區中央局的書記也會走馬上任的。”
“在我到來之前，書記一職，還是由項英同誌代理，你負責組織工作，王稼祥同誌管宣傳，毛澤東同誌主持軍事工作。”
任弼時深沉地點了點頭。
周恩來送走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之後，除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以外，他作為中央軍委書記，且又負責蘇區工作，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導蘇區準備反“圍剿”戰爭，以及向各蘇區派遣軍事幹部兩大任務中去了！在這期間，僅就指導各蘇區工作一項，他就代表中央給各蘇區起草了既有指導意義又有曆史價值的信件。如：
2月19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致贛東北特委的指示信。該信除要求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徹底肅清立三路線在贛東北工作中的影響而堅決的轉變到國際路線上來”以外，重點強調在粉碎國民黨“圍剿”中應取的方針是：“發動最廣大群眾的鬥爭力量，聯係著蘇區非蘇區的群眾運動，集中與鞏固紅軍的領導，配合著農民的遊擊戰爭，加緊在敵人士兵中的工作；這樣，來與國民黨軍隊作持久戰，來疲敝與渙散敵人的戰鬥力，在適當的力量對比上”，“擊破敵人的一方，給敵人以各個擊破”。並且指出：“你們的發展方向，應以打通與西南一、三集團軍的聯係為主要任務。”“在發展中，必須求得鞏固，絕對反對隻發展不鞏固的冒滿乙L托人叼限。
事後追論，這封指示信對發展贛東北蘇區起了很大的作用。
3月10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致湘鄂西特委的指示信。該信除去要求貫徹六屆四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外，指出：“你們沒有鞏固蘇區建立根據地與改造紅軍的根本認識，而隻憑脫離群眾的單純的軍事行動企圖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線之不要根據地的冒險盲動主義的策略。”接著，又強調紅二軍團在粉碎國民黨軍“圍剿”的作戰中要發動群眾的遊擊戰爭，在配合群眾的鬥爭，利用敵人的弱點的條件之下，擊破這一線敵人的一方，以震動敵人的整個陣線。
事後追論，這封信對賀龍等克服困難，創建湘鄂西蘇區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這前後，鄂豫皖蘇區在曾中生等的領導下取得了較大的發展。3月9日雙橋鎮一仗全殲來犯敵軍主力，活捉敵三十四師師長嶽維峻以下官兵五千餘人，繳槍六千餘支，炮十四門。這是鄂豫皖紅軍取得的空前大勝利。中央為加強鄂豫皖蘇區的領導力量，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的決議），借新成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領導這一地區的土地革命的開展。與此同時，決定派遣沈澤民去鄂豫皖蘇區出任書記。
根據周恩來與遠東局達成的共識：加強各蘇區的建設與紅軍的領導，張國熹、蔡和森、張聞天、楊尚昆等相繼從蘇聯回到上海。如何安排這些同誌的工作，以及如何把這些領導同誌安全地送往各蘇區，的確花費了周恩來很多心血。其中，最費心思的是蔡和森的工作問題了無端打擊，被迫把黨給的一切權力交給了李立三，而自己淒然離國赴蘇，在莫斯科一呆就是兩年半的時間。李立三因犯路線錯誤遭到批判，像他當年一樣，隻身留在莫斯科做檢查。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全黨掀起批判立三路線的**，大凡受立三路線迫害的同誌都得到了平反；可是，由蘇聯歸來的蔡和森卻無人間津。這對病中的蔡和森而言，無疑是一種精神打擊！接著，他為了自己的工作問題向中央提出：去中央蘇區，與老戰友毛澤東並肩戰鬥。但一直未得到回音。為此，他又不得不問一個為什麽。當想到八七會議之後，他曾向中央提出與毛澤東回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後被某些人懷疑他與毛澤東有小集團之嫌未果，遂被派到北方工作。因此，他的思想負擔又加重了許多。他獨自躲在上海等待分配期間，想了很久很久，最後決定與老戰友周恩來麵談一次。
周恩來是最善解人意的，他知道蔡和森的一切情況，也清楚他主動約見自己的用意。周恩來親自買來了一瓶女兒紅老酒，又提前偎好了一隻雞，等著重病在身的老戰友蔡和森的到來。
作為政治家的蔡和森，最大的打擊莫過於在他的政治麵孔上抹黑。時下，全黨無一不知抹在他臉上的黑應當擦去，可就沒有人主動地說一句：“抹在你臉上的黑搞錯了！”當他走進周恩來的家門，尤其是感到那不多見的溫馨之後，他認為應當向周恩來傾倒這兩年多來憋在肚子裏的委屈。所以，他就毫無保留地講了自己的看法。
對此，周恩來心中的委屈也不少，尤其當他想到瞿秋白的結果，內心中就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歉疚之感。算老帳嗎？莫說時下找誰去算，就說真的要算又能算得清嗎？為此，他哨歎不已地搖了搖頭，說道：“和森同誌，我說句心裏話吧，你暫時就不要去算這些老帳了！就說立三同誌吧，他的結果也並不美妙嘛！再說句不當說的話，就說我的日子吧，也不比你好過多少。”
對此，蔡和森是完全難理解的。但是，蔡和森把人間的一切都想得那樣美好，遇到任何事情都希望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否則，就痛苦不堪。所以，他有些酸楚地問道：“你講的我都理解，可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是到了問個為什麽的時候了！可是，嚴峻的形勢又不允許我們坐下來，平心靜氣地加以探討。怎麽辦呢？唯有把個人的恩恩怨怨放在一邊，真正做到顧全大局，相忍為黨。”
周恩來聽了蔡和森這番話後，或許是內心之中產生了某種共鳴，拌然間生出了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滋味。他稍許平靜之後，方代表中央與蔡和森談工作：“中央考慮到你的身體情況，多數同誌不讚成你去中央蘇區工作。另外，廣東省委幾經破壞，急需把黨的工作恢複起來。政治局委托我征詢你的意見，希望你能去香港出任廣東省委書記。”
“請放心，我服從組織決定。”蔡和森沒有提任何要求，爽快地答應了。
周恩來聽後很受感動，禁不住地暗自說：“這就是我們的和森同誌啊！……”他走上前去，緊緊握住蔡和森的雙手，有些激動地說道：“那我就請顧順章同誌為你安排去香港的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