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3
對於想借此奪取黨權的王明等人而言，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這一決議。為此，他們利用自身的優勢和能量，集合黨內各種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勢力，一起把矛頭對準了瞿秋白、周恩來，以及經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一時間，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成員變成了他們攻擊的靶子。而且，勢頭一天比一天大，調門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們看來，時下的黨中央，在他們強大的攻勢之下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塌台隻是時間問題了！
對此，周恩來認為黨中央必須作出反映，其中，對帶頭鬧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給予有理有據的批評。為此，他於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批評立三路線的報告時，不僅嚴肅地點名批評他們反對中央和拒絕組織分配的錯誤，而且還“指出陳紹禹在與李立三的爭論中，有許多觀點如‘奪取武漢’、‘革命轉變’等問題，與柏山（李立三）同誌是同樣的錯誤。”第一次嚴肅地指出：當前“尤其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之超越組織的活動”。
誠如史家所評說，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是有許多問題的。它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而且還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上來反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把他的“左”傾錯誤當作右傾來反對，從而為王明推行更“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鋪平了道路。請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中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隻有完全和布爾塞維主義不相幹的人，才會把這種路線當作退卻。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執行這條路線的時候，並不是退卻，而恰好相反，正是進攻。革命並不停止，而是展開著。任務並沒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體地和實在地成為革命底任務。武裝起義底方針已經抱定了。應當用布爾塞維克的堅定精神和一貫精神，用列寧主義的堅持精神，去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一定要去教育、團結、組織群眾，把他們引導到決戰的陣地上去。不要消極，而要進行布爾塞維主義的群眾工作。不要談論武裝起義的“左派”空談，而要切實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
或許是周恩來從十月來信中看到了原則錯誤，也或許是為了教育全黨同誌，甚至是為了回答黨內的反對派，他花了幾天時間，終於寫成了《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一文。他認為立三路線之理論基礎有如下五點：
一、不懂得正確地估計階級鬥爭力量的對比；
二、否認革命發展之不平衡的特點與對革命**認識的錯誤；
三、組織觀念不正確。對此，周恩來嚴肅地指出：“立三同誌對於組織的解釋，常常以加強主觀力量來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機會主義的觀點上。”
四、在估量鬥爭形勢與布置工作中含有軍事投機與軍事冒險的觀點；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論來補充他革命轉變的理論。
縱觀這篇論文，對形成立三路線的理論基礎的分析是有說服力的，較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要中肯得多。
12月6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長篇發言。同時，他針對王明等人非組織活動再次作了嚴肅的批評。周恩來指出，黨內的不滿情緒，“中心問題是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改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動上可以看出顯然是小組織傾向的”，“首先是陳（紹禹）、秦（邦憲）信對中央文件批評，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他們把這認為緊急任務，簡直可以放棄一切中心任務。”他強調：“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組織活動是有計劃的，完全不站在擁護黨的立場，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政治意見也不是正確的；若是正確的，在組織上便不會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組織活動，引起很多領導同誌的反感。李維漢在晚年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依然是帶著極大的情緒寫下了如下這段話：
12月1日，恩來在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報告，同時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錯誤。當時中央一再對他們讓步，還是不行，分配工作他們也不幹，硬要召開緊急會議。有一次政治局開會，我主張跟他們進行鬥爭。我說，他們不像話，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還鬧，分配工作還不幹，黨中央開的會還不行，還要開緊急會議。這個時候中央很軟，他們很硬。
隨著雙方爭論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來，處於守勢的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同誌所能做的，也不過是如此了。換言之，是到了王明他們全麵出擊的時候了！到這時，王明等人不僅不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的批評放在心上，而且他們對批評所謂立三路線也失去了興趣。他們認為立三路線已經成了死老虎，絕不可能阻止他們上台；而今，最大的阻力是來自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所以他們集中一切火力，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瞿秋白與周恩來等同誌。恰在這時，王明拋出了他的代表作《兩條路線》。
王明等人有恃無恐，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更加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指責它已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要求由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他們對進一步揭發李立三的錯誤沒有多大興趣，置黨的一切中心任務於不顧，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認三中全會、要求改組中央上麵，把這說成是緊急任務。
與此同時，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比較早的反對立三路線，且又受到六屆三中全會無端批評的這些資深的老同誌，他們見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後，自然也會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批評，並建議召開像當初“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提出改選中央領導機構的主張。由於這些老同誌反對立三路線以及反對六屆三中全會是為了黨的整體利益，決無王明等人向黨奪權的野心，所以，他們的行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鄭重建議：重新發出一個更為嚴肅的決議，要明確指出6月11日以後的路線是“立三路線”，要指出三中全會的錯誤，並修改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實事求是地說，何孟雄等雖然也有不少怨氣，但其出發點還是出於公心的。
然而，還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戰友——羅章龍也在舉旗反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
羅章龍，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話說：“1912年，我由瀏陽至長沙求學，就讀於長沙第一聯合中學，於1917年上期畢業，其間我結識了毛澤東。”不久，他加入新民學會，翌年決定東渡日本留學，毛澤東作長詩《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為之一壯行色。其中的“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寄托著毛澤東的厚望。後來，由於羅章龍分裂黨的錯誤，被開除出黨，他晚年深感有負毛澤東的心意，遂將“世事紛紜從君理”改為“世事紛紜何足理”。由於羅章龍在滬候船期間，獲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國留學生等事件，他決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學。後在恩師李大釗、陳獨秀的幫助下接觸馬克思主義，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後，他任中共北京區委執行委員會書記6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與毛澤東一道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一同在中央機關工作。“八七會”之後，他留在白區工作，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由於他與何孟雄等均為陳獨秀當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評陳獨秀機會主義路線的時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他們畢竟都是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同誌，對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覺察會早一些。
由於羅章龍在黨內有著這樣久遠的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著極其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和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總的負責人，所以，由他帶頭反對三中全會的影響是會遠遠超過王明等人一一甚至何孟雄等的。也或許是矛頭所指一致的原因，這三派反立三路線、反六屆三中全會的目的並不完全相同的勢力，在最初階段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合為一體，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把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麵對這三派勢力，周恩來等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一下去。
如果說周恩來在前一階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線的錯誤，勇敢承擔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責任，是為了黨的整體利益；時下，他如此出於公心“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這是為什麽了？也就是在這前後，他漸漸相信瞿秋白同誌的話了：王明等人如此而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這背景就是指的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少數人。因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下再堅持工作，不僅會給王明等人以“戀棧”嘲諷的把柄，而且也會貽誤黨的工作。
怎麽辦？他在12月11日政治局會議上痛苦地講：“如果繼續下去，中國黨的領導機關的威信再也經不起了，撤換指導機關是沒有甚麽要緊的，問題是會發生許多派別，黨會受大的損失。”
也就是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堅持要王明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最後，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召開緊急會議。
悍代英作《獄中詩》；手執共產國際尚方寶劍的米夫來華；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等在黨內得勢；周恩來憤然提出辭職。
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來同意王明、羅章龍、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開緊急會議，這不僅標誌著雙方的鬥爭已經開始向著王明等人傾斜，而且實質上等於向全黨宣布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瞿秋白、周恩來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並失去了領導全黨克服立三路線的能力。這對當時的每一位中央負責同誌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為黨的負責人，當自己已經向組織坦承所謂的錯誤，且準備交出黨授給自己的權力之後，他理應有著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可是，周恩來卻無論如何也輕鬆不起來，因為他依然在考慮中央蘇區打得正激烈的反“圍剿”戰爭的發展，他還要采取一切措施，防範敵人利用黨內的危機破獲黨的組織，逮捕業已分成各派的黨的幹部。也就是在這種心緒如麻的氛圍中，陳賡突然叩門走進，他分外緊張地問：“陳賡同誌，有什麽情況嗎？”
“有，是關於渾代英同誌的事。”陳賡答說。
“他若不被敵人逮捕該有多好啊！他可以到中央蘇區去，協助毛澤東同誌粉碎敵人的圍剿。”周恩來頗多感慨地說罷又問，“代英同誌的情況怎樣？”
“我們通過內線，打通了南京上層的人士，不僅做到了減刑，提前釋放，而且還派人到獄中探望了代英。”
“他有什麽要求嗎？”
“沒有，”陳賡邊說邊取出一張紙，“這是他在獄中寫的詩，或者說是代英借詩向黨表達自己的心誌吧！”
周恩來雙手接過這張紙箋，緩緩展開，上邊寫著：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周恩來看著看著兩眼模糊了，雙手也有些顫抖了，漸漸地這寫有《獄中詩）的紙箋化作了揮代英的形象，似乎在向他傾述著什麽。也就是在這瞬間，他從揮代英的被捕到揮毫寫下這震顫心魄的詩篇，從李立三狂妄地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抗到王明等人對三中全會發難……想了很多很多。同時，他想的這些事情，又在他那難以平靜的心湖中化作了一個又一個間號，很快這些問號又化作了無數個驚歎號，像是一把把錘頭猛烈地撞擊著他的心！
然而，他畢竟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革命者，很快就又從這複雜的情慷中解脫出來，當他的雙眼再次看見這首（獄中詩）的時候，他發自內心地感歎道：“寫得好啊！每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都應該會背誦渾代英這首詩。我也應該……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了！”
陳賡聽後，他的心湖中也禁不住地湧動著酸楚的波浪。為了轉移周恩來的情緒，他又小聲地說：“據我們得到的最新情報，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已經到了上海。”
“知道是誰嗎？”周恩來驚覺地問道。
“是米夫。聽王明他們的人說，米夫已經召見過他們了。”
周恩來頓感問題複雜化了。但是，他對米夫到達上海之後，在沒和中央政治局接洽之前與王明等人密商是有意見的。同時，他又認為黨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而他自己又處在這樣一個極其特殊的位置，也隻有在感歎之餘聽之任之了！
剛好是在這前後，瞿秋白也得知了米夫到達上海的消息。或許他太了解米夫的緣故，自己有著一種被押上審判台的感覺。思來想去，他終於身不由己地叩開了周恩來的家門，一見麵就自嘲道：“沒想到是我這位不速之客吧？”
“可以說沒想到，也可以說想到了。”周恩來邊說邊請瞿秋白落座，“因為我覺得心裏有很多話要說，似乎能聽這說話的對象……”
“隻有我才能真正理解，對吧？”
周恩來微微地點了點頭。
“我也有同感，”瞿秋白呷了一口鄧穎超剛剛端上的香茗，“而且這同感憋得我化作了行動——未經約定就貿然叩開了你的家門。”
“你知道共產國際派米夫來華的事嗎？”
瞿秋白有些沉重地點點頭。
“他為什麽至今不和中央接頭呢？”
“不清楚。但我有一種感覺，米夫如此而為的目的隻有一個，借著批判立三路線，把他的這些得意的中國弟子扶上台。”
“這很容易嘛！”頓時，周恩來顯得是那樣的輕鬆，“按王明他們的話說，你我是沒有李立三的立三路線，僅此一條就夠了嘛！”
“根據我對米夫的了解，以及他們在蘇聯搞肅反的經驗，我看問題似乎還不這樣簡單。”
“這我們管不了，但我要表明這樣一個態度：與你共進退。”
瞿秋白聽後慘然一笑，微微地搖了搖頭，似乎是在說，現在不是說義氣話的時候，還是靜觀事變吧……
米夫，全名巴維爾.亞曆山大羅維奇.米夫。1901年出生在俄國一個小官僚家庭。他早年投身革命，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他在故鄉赫爾鬆辛納的共青團工作；後報名參加紅軍，並往察裏津前線，與叛軍戰鬥。1919年春，由地方黨組織推薦進入莫斯科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翌年又轉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讀書，畢業後留校任研究員，專門研究遠東革命運動問題。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拉狄克任校長，他任副校長。從此，他又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蔣介石叛變革命不久，他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了解情況，王明任翻譯，從此，他們師生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相偕回到莫斯科不久，中山大學兩派學生發生爭論，他堅定地支持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動。早在中共六大會議籌備期間，米夫就曾想把王明塞進中央委員會，隻是由於瞿秋白、周恩來等一批老同誌反對才未如願。接著，米夫辭去中山大學校長之職，調任共產國際東方部任副部長，負責指導遠東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革命。接著，他的愛徒王明奉調回國，他又給中共中央寫了介紹信，專門推薦王明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又是因為周恩來等一批老同誌堅決反對才沒變成現實。更出乎米夫所料的是，王明不僅沒進入中共核心，而且達接連著挨了兩次黨內處分。
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暴露之後，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解決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李立三搞下台的同時把王明捧上台。瞿秋白與周恩來回國之後，再一次使米夫等人大失所望。為此，他們就下定決心搞掉瞿秋白等同誌。就在發出十月來信不久，米夫等人就又炮製了《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誌的錯誤的報告》，全盤否定了六屆三中全會。
由於共產國際東方部突然對三中全會持否定的態度，必然就是在引導王明等人，把鬥爭的矛頭對準六屆三中全會的主持人瞿秋白。與此同時，他們試圖通過對瞿秋白投不信任票的辦法，達到把瞿秋白等人排斥在中共核心領導以外的目的。
米夫及其東方部的負責人搞倒瞿秋白並不是目的，他們的真實想法是：讓在莫斯科培養的，並為他們所信任的王明等人上台，成為中共中央真正的指導者。對此，他們之間是直言不諱的。時下的中共中央獨行其事，是共產國際所屬支部中唯一的一個獨立王國。必須派出授於極權的欽差大臣去中國，砸爛這個獨立王國，讓王明這些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人進入中央，指導中國革命。
這就是米夫此次來華的政治背景。自然，也就是他這次來華的政治目的，或日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米夫雖然是俄國人，但他也懂得“要知故鄉事，需問故鄉人”這句中國俗話。誰是他的故鄉人呢？王明、博古等得意門生。因此，他到上海之後，撇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單獨召見了這些“中國未來的希望之星”。開始，他就像是一位來自俄國的長著大鼻子的元始天尊，儀態威嚴，高坐其上，一言不發，故做出成竹在胸的樣子，傾聽這些所謂“受苦受難”的中國弟子在講述不幸的個人經曆與情況。最後，他就像是一位頒布詔書的高僧那樣，一句一頓地說道：“中國黨的情況大體就是這些了，我先不談解決的辦法。今天，我隻想告訴你們：我此次使華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把中共支部變成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戰鬥核心，或曰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堅強堡壘。為此，共產國際認為，必須首先做好兩件事情：第一，堅決把執行立三路線的人，且又是屢教不改的，堅決從中共中央清除出去；第二，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把你們這些在蘇聯學習，並堅定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有為青年提到中央的崗位上來，擔負和完成曆史賦於你們的重要使命！”
這些參加召見的米夫的得意門生們，聽了上述講話，真猶如大旱之年望雲霓，簡直比三伏天吃冰淇淋還要好上百倍。他們絕大多數人的臉上綻開出了歡欣的笑顏。
王明聽了米夫的話，心裏有了底數，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劃了如下搶班奪權的所謂方案：
第一步，反對中央政治局召開似“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力主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撤銷對王明等四人的處分。
米夫曆經蘇共多次肅反運動和黨內的鬥爭，深深懂得多數的重要性。時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裏，使得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為此，他決定召見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人，向這些業已放在被告席上的中共領導者，當麵傳達共產國際對王明等人的態度，並希望這些處於被告席上的老同誌能認清形勢，網開一麵，從旁為王明多說幾句好話。所以，他一見瞿秋白與周恩來，就像是毫無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說：“今天，我約見你們的目的，主要是聽聽你們對三中全會的認識。”
米夫如此而為的目的是清楚的：由此為契機，讓瞿秋白、周恩來知道國際對他們的態度，同時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話題。
但是，書生氣很濃的瞿秋白絕不去投米夫的機，依然按照共產黨人應遵循的原則去辦事，沉重地自我批評：“由於自己的馬克思土義理論水平不高，從調和主義的立場出發，在三中全會上沒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線的要害，這責任主要由我來負。”
“不！我至少也要負一半責任。”周恩來忙說道。
對於周恩來的插話，米夫當然是不高興的。他當即變色，十分嚴厲地斥責：“時下不是誰承擔多少責任的時候！從秋白同誌的談話，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你們至今都未認識到所犯調和主義的本質是，在掩護立三路線錯誤的同時，繼續執行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
對此，瞿秋白與周恩來能說些什麽呢？唯有沉默不語，接受這種傲慢的庭訓。
“由於你們繼續執行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就必然要打擊、迫害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真正反對立三路線的同誌！”米夫說罷看了看沉默不語的瞿秋白與周恩來，“你們讀過王明同誌寫的《兩條路線》嗎？”
“沒有讀過。”瞿秋白答說。
“這樣有理論水平的文章為什麽不讀？”米夫大聲責問。
“王明同誌並沒有把（兩條路線）這篇文章提交中央討論，隻是在他們的小圈子中進行傳閱。”周恩來嚴肅地答說。
“這就更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米夫霍然起身，“你們在三中全會以後，不去求教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能把中國共產黨團結在國際的旗幟下嗎？更不能容忍的是，你們還處分這些手中握有真理的同誌們！時至今日，你們還認為對王明等四人的處分是正確的嗎？”
今天——或以後的讀者或許都不能理解，共產黨中為什麽會有這種極不平等的談話。由此出發，自然也就不能理解周恩來與瞿秋白為什麽在米夫麵前如此臣服，任其飛揚拔鹿地訓斥？那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中國共產黨隻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嚴格的組織規定，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絕不允許各行其事。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壓力下，遂於12月16日開會決定撤銷對王明等人的處分，並發出《關於取消陳韶玉（王明）、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誌的處分問題的決議）。為了達到提高王明等人在黨內的威信，在該決議中還寫道：“除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外，並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韶玉等四同誌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鬥爭的責任。”
也或許是為了公允，中央政治局也發出了《關於何孟雄同誌問題的決議》，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見一般是正確的，取消了對他的錯誤處分。同時，還決定公布他寫給中央的意見書。
第三步，米夫強迫中央政治局於12月23日發出為王明上台製造輿論的（第九十六號通告》。該通告指出“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己錯誤與黨內危機之後，特通告全黨執行下列的決定”：
1、三中全會的決議與最近兩次補充決議以及告同誌書是不能領導全黨執行國際路線進行反立三路線的鬥爭的。要堅定這一鬥爭戰線來執行國際路線，隻有采取非常緊急的辦法，在適合秘密條件下，產生新的政治決議來代替三中全會的一切決議。在這裏，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與最近來信是黨的目前行動的根本方針。
2、為要保障國際路線與反立三路線之絕不調和的徹底的執行，黨內應實行改造。發展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是根本的辦法，改造各級指導機關是緊急的處置。在這裏，必須發展布爾塞維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評，而反對抑製與恐懼自我批評，必須堅決執行黨內民主化而不妨礙秘密條件，必須引進積極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的幹部尤其是工人幹部到指導機關，必須堅決的反對以派別觀念對抗反立三路線的分子，而造成掩護立三路線的小組織行動。這樣，才能衝破家長製度命令主義懲辦主義委派製度，而開展反立三路線之絕不調和的鬥爭。
3、為要使國際路線在中國黨內得到根本的鞏固，黨現在就應開始準備七次大會，這不僅解決黨內問題，且更要進一步去解決一切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如黨綱問題等等。
4、反立三路線的鬥爭是一長期艱苦的工作一切用各種形式來掩蓋在立三路線之下的企圖，黨都須予無情的打擊，這不僅要有思想上的鬥爭，且要有組織上必要的製度。
第四步，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在12月25日討論王明任江南省委書記。
米夫在經過上述準備之後，他仍然認為現在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捧上台似乎還顯得過於早了一些，在人心未服的前提之下，即使強行把王明拉入中央核心領導，也難以在全黨發號施令，行使手中的大權。為此，他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個過渡的辦法，在開四中全會之前，借口江南省委執行立三路線宣布解散，在重組江南省委的時候讓王明出任江南省委書記。
江南省委即是當初的江蘇省委，是當時黨在白區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領導機構。它直接領導著江蘇、浙江、安徽的黨組織和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在它的工作範圍內，包括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國民黨統治的政治中心南京，還有無錫、南通等工業城市。全國的產業工人江蘇超過三分之一。無論黨員人數，還是黨的指導機關的健全程度，江蘇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居第一位。”
按照米夫的想法：如果能把王明放在這樣一個重要崗位上過渡一下，再進入中央核心機構就順理成章了。為此，他有意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會議，當他提出改組江南省委的時候，與會者沒有說什麽；但是，當他提出：“為了確保國際路線的執行，我建議省委書記一職由王明出任”之後，與會者依然沒人發言。前者不發言，可以解釋為默認；但是後者不發言，則就是表示與會者的不滿了。為此，他有意看著一言不發的瞿秋白，十分生氣地問道：“秋白同誌，你先談談個人的意見吧？”
瞿秋白自然明白米夫點他將的目的，但是他生性耿直，絕不順著米夫給他豎的竿往上爬，非常平靜地說道：“我不完全同意。王明同誌有很高的理論水平，但缺少實踐經驗，我提議由少奇同誌任省委書記。”
周恩來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共產黨人。開會前，米夫已經就江南省委書記人選問題和他交換過意見——其實不交換意見也知道，米夫要王明出任。但是，當他看到米夫聽了瞿秋白發言後的表情，遂又禁不住地說道：“我也讚成少奇同誌任江南省委書記。”
由於周恩來的附和，與會者就一致表態讚成劉少奇任江南省委書記。但是，當主持會議的向忠發說完“少奇同誌時下正在莫斯科”後，米夫就又搶先說道：“我再提議：在少奇同誌沒有回到上海之前，由王明同誌任代理省委書記總可以了吧？”
對此，與會者誰也不表態。向忠發為了改變這尷尬的氣氛，近似打圓場地說道：“如果大家沒有疑義，就決定由王明同誌任江南省委代理書記。下邊，請米夫同誌作指示。”
米夫對於今天的會議是很不滿意的，對瞿秋白、周恩來，則更不滿意。因此，他在講話之前心中就憋著一股無名大火，隻是沒有找到發泄的機會。時下，他終於有了這樣一個機會，遂殺氣騰騰地講道：“我已經講過多少次了！我這次來華是落實共產國際的兩條指示的：第一，把那些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而又不肯改悔的人，從領導崗位上拿下來；第二，目前中國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右，換句話說，把那些反立三路線不堅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中央清除出去！對此，大家有什麽意見，都可以在會上發表。”
周恩來從米夫的話中聽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要把他與瞿秋白清除出去，且要被清除的人主動表態，借以達到以傲效尤的目的。對此，他覺得自己是那樣的坦然，一侯米夫講話結束，他就起身嚴肅地說道：“我鄭重聲明：在處理立三問題上既已錯誤，就應團結各方麵過去曾反對過立三錯誤的人在一起，共同執行國際路線。因此，我主動提議退出政治局，請辭中央的所有職務！”
周恩來的話音一落，與會者隨之大嘩，震愕地望著昂首走去的周恩來……
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米夫“趕瞿留周”，王明心領神會；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圍剿”
周恩來自從決心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起，就抱定了必勝的信念，劈波斬浪，勇往直前，從未動搖過。然而今天，他卻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公然提出辭職，其內心的痛苦，絕非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周恩來憤然辭職是出於多種原因的。事後追論，促成此舉的動因，不排除有對米夫淩駕於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為所欲為的作風的抗議，以及以此向黨表白自己那坦誠的心跡等因素。但是，當他回到家稍許冷靜之後，就又深感不安起來。首先，他認為就這樣把黨權交給王明等人不放心，這樣做的結果，就等於把中國革命斷送在王明等人的手裏！然而，他個人，包括黨中央都沒有力量改變米夫的決定，怎麽辦呢？其次，他想到，王明等人是一些缺乏實踐經驗的青年學生，一想到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上海等白區殘酷而又複雜的地下鬥爭，他就認為自己把黨授給的軍權，以及保衛中央、營救被捕同誌等中央特委的權力交給他們，則更是對黨不負責任的做法。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天，他就是在這種矛盾中涯度時日的！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無私無畏的共產黨人，當他想通了自己和黨都無法改變這一現實的時候，遂又毅然做出了“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決定。換言之，在黨處在極端困難的時候，自己的言行隻能服從中國革命這個大局；為了黨，就是忍辱負重，甚至忍氣吞聲也行！就這樣，他把自己從痛苦中解脫出來，遂又投入了緊張的革命工作。
是日夜，他又集中分析、研究了蔣介石近期內的行蹤和言論。當他發現蔣介石於12月7日到南昌，向世人做出“禦駕親征”、督率“剿共”之後，內心感到了中央蘇區在進行反“圍剿”戰爭中的壓力；當他獲悉蔣介石於12月9日，在南昌召開“剿匪會議”，特懸賞五萬元緝拿紅軍統帥朱德、毛澤東、黃公略、彭德懷等人之後，竟然生出立即趕赴中央蘇區，與朱德、毛澤東等同誌一起指揮反“圍剿”戰爭的想法；當他仔細地研究了蔣介石頒布的（剿匪賞罰令），以及命張輝攢為前線總指揮，親率十萬大軍進攻中央蘇區之後，立即找來了陳賡同誌，嚴肅地指示道：“中央蘇區的壓力是很大的，一是要密切注意朱、毛紅軍在反‘圍剿’中的態勢，再是要錢壯飛等同誌注意搜集敵人有關的軍事情報，為粉碎敵人的‘圍剿’作出貢獻。”
陳賡深知周恩來的處境和心情，他一改往常那種愛開玩笑的樣子，一句話沒說，隻是深沉地點了點頭。
“現在黨中央處在非常時期，一定要確保黨的安全。一句話，要動用一切關係，事事都要爭取走在敵人的前麵。”
“是！”陳賡說罷看著周恩來那緊鎖的雙眉，那如鐵的麵色，又忍不住地小聲問，“我聽說，你向中央提出請辭本兼各職，有這事嗎？”
周恩來微微地點了點頭。
“他們那些人是什麽態度呢？”
“不要去管他們的態度，我們是共產黨人，不管是不是領導為黨做事是天經地義的！”
周恩來說得是何等的好啊！是啊，想做共產黨人嘛，就不要管別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而是一心一意地為黨做事情。陳賡聽後什麽也沒說，就堅決履行一個共產黨人的職責，為黨做事情去了！
但是，王明等人聽了周恩來請辭本兼各職之後是怎樣想的呢？
在他們看來，周恩來請辭本兼各職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為他們不止一次地議論過，周恩來才是真正阻止他們上台最大的障礙。周恩來在黨內有威信，他不僅有著超人的工作能力，而且還有著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簡言之，所有的人都認為：中央沒有誰都可以，唯獨沒有周恩來是不行的。這就是周恩來自從進入中央核心之後，陳獨秀、瞿秋白，乃至於李立三都因所謂路線問題離開了中央，而周恩來依然留在中央的原因。另外，王明等人還清楚無論是誰主持中央的工作，而中央的軍事、人事、特委會等實權都控製在周恩來的手裏。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就是在恩師米夫的幫助下上了台，這些實權也很難從周恩來的手裏奪過來。這對於權欲極強的王明等人來說，他們可不願意當第二個傀儡向忠發。再者，王明等人還知道周恩來對他們有看法，且三番五次地要他們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未來和這樣一位資深的且又有威信、又有能力的人共事，他們打心底是不願意的。但是，如何才能把周恩來擠出中央的權力中心呢？正當他們無計可施之際，周恩來主動地請辭本兼各職，真是飛來的大喜的事情。為此，他們相約趕到恩師米夫的下榻處準備好好地慶祝一番！
對此，米夫可有著與王明等人完全不同的想法。在米夫看來，時下中共中央的實權掌握在瞿秋白和周恩來的手中，因此，他們二人也是阻止王明等人進入中央核心的障礙。換言之，若想實現他中國之行的目的，必須搬掉這兩個手握實權的人物。與此同時，米夫看到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也清楚他的這些弟子既無實踐經驗，又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多少根基，認為王明等人從現在起就全盤接班、掌權，為時過早。幾經深思，遂定下了“趕瞿留周”的方針。所以，當王明、博古等人提出慶祝周恩來主動請辭本兼各職的時候，米夫嚴肅地問道：“你們有能力駕馭中國革命這隻航船嗎？”
對此，米夫還是有知人之明的。他望著博古嚴厲地問道：“你們現在能指導中央蘇區反‘圍剿’的戰爭嗎？紅軍的統帥朱德、毛澤東會聽你們的命令嗎？”
博古被問得不知該如何回答。
“時下，你們如何接管中央的組織大權？從中央到各省委的負責人會買你們的帳嗎？”
這時，不僅博古被問得尷尬不已，就連喜衝衝而來的王明等人也收斂起滿臉的笑局，隻有恭敬地聽米夫訓話。
“我再間你們，據說你們中央的特委會就像是我們的契卡一樣，自成係統，你們能接過來嗎？萬一特委會出了問題，你們如何確保中央的安全呢？”
對此，王明、博古等人都難以回答，一個個就像是泄了氣的皮球，再也沒有方才那種氣勢洶洶的樣子了。或許是一師之徒的緣故，他們都心照不宣地瞪大雙眼，望著指點迷津的米夫，想盡快地得到答案。
米夫在難倒了這些高足之後，遂講出了自己“趕瞿留周”的方案。接著，他分析了周恩來一心為公、一切聽命於共產國際的特性之後，又向情緒不高的弟子們近似打氣地說道：“一，你們時下沒有周恩來是不行的；二，周恩來一定會輔佐你們工作的。因此，你們下一步的工作中心要轉移，不要老盯著瞿秋白與周恩來，要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前，利用羅章龍、何孟雄與中央的矛盾，把他們搞倒。”
王明不愧是米夫得意的高足，對恩師的指點很快就心領神會了。接著，他又在米夫的指點下，把團結羅章龍、何孟雄向中央發難的方針，迅速地改為利用手中的權力——代理江南省委書記，向同是江南省委委員的何孟雄發起了蠻不講理的進攻。時任江南省委秘書長的劉曉同誌回憶道：
1930年12月底，王明以討論九十六號通告為名，召開了一次擴大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進一步進行他的反黨宗派活動。王明集團布置召開這個會議的意圖，是要公開打擊以何孟雄為首的一批反對他們的幹部。會前，王明集團預先組織好了發言內容，會止王明作報告，除兒個省委和區委的幹部作簡短的表態性的發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澤民和陳昌浩發言。陳昌浩的發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謂材料來吹捧王明的報告的正確，攻擊中央和江蘇省委的某些幹部（實際是指何孟雄等同誌）是在“反立三路線的掩蓋下發揮自己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煽動到會者要“與之進行堅決鬥爭”。陳昌浩還指名攻擊了何孟雄等同誌，並對有人要求改組中央的意見表示支持。在他們之後的發言，會議把矛頭指向何孟雄等，實際上是對這些同誌進行圍攻。
何孟雄同誌的發言，以立三路線使上海工作受到損害的實際教訓為據，有力地駁斤了王明一夥的錯誤主張，指出他們的綱領是“新的立三路線”，並指責他們在上海黨組織內進行宗派分裂活動，是破壞黨的團結的，號召上海各區委的黨員幹部起來反對王明宗派集團的錯誤主張和分裂黨的活動。
這樣，在會上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兩種意見一經交鋒，有的原來站在王明一邊的轉過來反對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態度了，王明看到會議的發展對他不利，就馬上宣布休會，並急忙密商對策。當會議繼續進行時，王明集團就更加猛烈地圍攻何孟雄同誌，誣蔑何孟雄等同誌是“右派”，帽子滿天飛；並且限製何孟雄等同誌的發言，後來便匆匆地結束了會議。最後王明作結論：會議通過了對九十六號通告的意見和對中央的建議。何孟雄等同誌當即表示不同意這個結論，更不同意王明對他們的批評。王明就借口“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蠻橫地宣布：誰不遵守這個原則，將按組織紀律處理，以此來壓製反對他們的同誌。
不久以前，周恩來曾向米夫建議：為了開好六屆四中全會，希望他能與持不同意見的何孟雄、羅章龍等人談一談，聽取他們對立三路線以及對三中全會的意見。在米夫心目中，何孟雄是不堪救藥者，隻有通過王明等人采取上述圍攻的辦法把他搞臭；羅章龍雖然也是較早反立三路線，且又反對三中全會的老同誌，但他卻有著所謂“靈活”的一麵，加之他又是全總黨團負責人，如果能把他爭取過來，對王明等人上台是不無益處的。為此，他決定親自召見羅章龍等人。
羅章龍一向對王明等人不感興趣，或者說沒有把王明這些書生放在眼裏。在羅章龍看來，中國共產黨自六大以來，主要問題全都出在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等三個人的身上，因此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把這三個人從中央清除出去，由他們——似乎也含有何孟雄等重新組建中央，領導中國革命。至於王明這些剛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書生，充其量是他完成奪權任務時的可借用的力量。
但是，出乎羅章龍等人所料的是，米夫來華之後，王明這些隻能充任可借用力量的書生，一躍成了改組未來中央的依靠力量。僅僅十幾天的時間，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但拿掉了黨紀處分，而且還爬上江南省委的代理書記的位子。這對羅章龍而言，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但又必須接受的現實。所以，他對這位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產生了極大的不滿。另外，他一想到即將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頓感問題嚴重起來，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苦心經營的這場奪權鬥爭的結果，竟然變成了為王明等人做嫁衣，這是他絕對不願看到的事實。因此，他由對米夫的不滿又化作了堅決排斥的態度。
誠如前文所述，羅章龍有著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他一看未來六屆四中全會後的權力重心開始向著不利於他而利於王明等人的方向傾斜，遂立即召集他的同夥，並利用全總黨團這塊牌子大做起文章來。換言之，他竟然天真地想用全總黨團的力量，向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向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發起最後的一擊，借以達到奪取中央領導大權的目的。事後追論，權且放下羅章龍此舉對錯不論，單憑他在此時伸出兩個拳頭出擊不同性質、不同地位的兩班人馬，絕非是戰略家之舉，因為他不僅失去共產國際的支持，而且隨之又把自己孤立起來，由多數變成了少數，豈有不敗之理。
周恩來就是在這種一日三變，各派都在想著黨權落於誰手的氣氛中送走了1930年，自然又是在同樣的氣氛中迎來了1931年。作為立黨為公的周恩來而言，他又是懷著怎樣的情感辭舊迎新的呢？恐怕隻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了解了。
雖說中國人是不過新年的，但在開埠較早的上海過新年的人卻越來越多了。天還沒亮，上海到處響起了僻僻啪啪的爆竹聲，不同階層的人都換上節日的盛裝，手裏拿著不同檔次的禮品，去走親訪友。然而，周恩來卻一直佇立窗前，癡然地望著窗外那陰霆的長空，陷入一種難以言喻的凝思中……
鄧穎超是一位組織觀念極強的共產黨人，多少年來，她都是遵照這樣的信條行事：不該她知道的絕對不間。然而，她畢竟是黨的高級幹部，黨內發生這樣大的事件，她無論如何也會耳有所聞。另外，她也會從周恩來這少見的表情中看出，周恩來在為黨的存亡擔憂啊！
楊振德老人雖然從不過問女兒與女婿的事，但她從報紙上或從女兒、女婿的表情中知道他們是高興還是不高興。這些天來，為了能讓女婿高興些，她利用過新年的機會，在元旦這天特意做了兒道周恩來愛吃的菜，買來一瓶老酒，一塊吃頓團圓飯。待到她把酒菜擺好之後，便朝著女兒鄧穎超使了個眼色，請周恩來入席吃飯。
鄧穎超走到周恩來的身旁，看著周恩來那雙灼然有神卻喻著滾動欲出的淚水的大眼，一陣說不出的酸楚滋味打心底湧起。她極力控製住自己的情感，小聲地說：“過新年了，不去想這些事情，好嗎？”
周恩來聞聲轉過身來，看著鄧穎超，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道：“是到了新桃換舊符的新年了，可我們是用什麽樣的新桃去換舊符呢？……”
恰在這時，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周恩來拿起電話：“喂！我就是啊！……我不讚成他們這樣的做法，可時下的中央……咳！我的態度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一切聽命於國際。”
“王明他們利用職權，在繼續圍攻何孟雄同誌之後，又把矛頭對準了蟹秋白同誌。更不能容忍的是，羅章龍、王克全他們利用過新年的機會，到處散發要求解散中央，要我和秋白等同誌下台的公開信。”
就在這時，室外傳來了信號似的敲門聲，周恩來用心一聽，忙說道：“小超，快開門去，是秋白同誌到了。”
鄧穎超快步走到門前，開門迎進滿麵怒氣的瞿秋白。
瞿秋白二話沒說，雙手取出一封信，說道：“恩來，你看吧，這是羅章龍主持製定的《全總黨團決議案》，他們在到處散發。”
“這個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什麽呢？”周恩來忙問道。
瞿秋白從信中取出一份油印的文件，雙手展開，念道：“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這上邊還說你我均是不堪教育與學習的，應立即離開領導機關，照黨章予以組織上最嚴厲的製裁，其餘如向忠發、項英、關向應、羅邁等人，亦須離開領導機關，施以嚴重的處罰！”
周恩來聽後接過這份《全總黨團決議案》用心地看了一遍，冷笑了一下，說道：“那你我就等著他們處罰吧！再說，我周某人從來沒有為了權力而工作，況且你我已經向中央提出辭職了嘛！”
“米夫是不會要你辭職的。”
“為什麽？”
“他對他的弟子們公開說過這樣的話：對周恩來是要批評的，但不是要他滾蛋。”
“那你呢？”
“米夫說：瞿秋白是一定要滾蛋的！”瞿秋白說罷慘然一笑，“因此，你還要挑著這個擔子。”
周恩來聽後無比悵然地歎了口氣，似乎是在說：這樣做不公平啊！……正當他與瞿秋白相對無語，室內的空氣似要凝固的時候，室外又傳來了信號似的敲門聲。周恩來用心一聽，禁不住地一怔，自語地說道：“怎麽是陳賡敲門的信號？”接著，他又說道：“小超，快開門去。”
鄧穎超再次快步走到門前，急忙打開門，迎進滿麵春風的陳賡。一侯鄧穎超關死屋門，他就像是賣報的報童，大聲說：“好消息！好消息……”
按照白區的規定，今天不是陳賡見周恩來的時候。就其常理而言，沒有特殊的情況，陳賡是不會叩周恩來的家門的。或許是這些天來，周恩來所獲知的消息一個比一個糟糕，因此，當他聽陳賡連聲說“好消息”以後，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說道：“我真不相信這個新年會有什麽好消息！”
“是真的好消息。”陳賡說罷又做了個鬼臉，“而且嘛，還是特大的好消息！”
“好！我這就說。”陳賡故作嚴肅狀，“方才克農同誌送來錢壯飛同誌自南京發來的情報：朱德和毛澤東同誌於今天粉碎了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全殲敵軍九千多人，活捉敵前線總指揮張輝攢。怎麽樣？算不算是一個特大的好消息？！”
原來，蔣介石離開南昌不久，國民黨軍隊於12月24日繼續向中央蘇區推進，至28日，完全進抵蘇區的腹地，在少量的紅軍和赤衛隊的阻擊、襲擾下，由於兵力分散，補給困難，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了。
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認真地分析了敵情：敵人不過十萬人槍，且又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加之這些敵軍分成許多路，每路又分成幾個梯隊，各路、各梯隊之間又距離很遠，這就為紅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創造了有利的時機。另外，張輝攢的第十八師和譚道源的第五十師為魯滌平的嫡係部隊，是這次“圍剿”的主力，如能消滅這兩個師，敵之“圍剿”即可打破。再者，張、譚二師各約有一萬四千人槍，而這時的紅軍有四萬餘人，一次打一個師，占有絕對優勢。為此，紅一方麵軍於12月30日正式打響龍岡戰鬥。是日下午4時，紅軍發起總攻，殲敵第十八師師部和二個旅近一萬人，活捉敵前線師長張輝攢，繳獲各種武器近九千餘件，子彈一百萬多發，電台一部。
當時，毛澤東看著大霧與硝煙彌漫的戰場，詩興大發，寫下了有名的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攢。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或許是元旦這天對蔣介石而言反差太大的緣故，他怒氣衝衝地走進作戰室，望著那些躬立桌前的將軍們，真想破口大罵幾聲“娘希匹！”恰在這時，室外傳來密集的爆竹聲，蔣介石環顧左右問道：“何部長！外麵響的是什麽聲音？”
“是老百姓過新年放的爆竹聲。”何應欽答說。
“不對！”蔣介石驀地拍了一下桌麵，“是槍炮聲，是朱毛領導的共匪打敗國軍的槍炮聲！”
“是！”何應欽懾懦地答說。
“我自北伐以來，以不同的戰略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新老軍閥。但是，我做夢也不曾想到，以十萬重兵進剿江西不足四萬的泥腳杆子，不僅損兵越萬，而且連前線指揮的十八師師長張輝攢將軍也當了俘虜，這是何等的奇恥大辱啊！”蔣介石越說越氣憤，最後竟破口罵娘了，嚇得與會的將軍們就像是見了貓的耗子，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最後，他又對何應欽下達命令：“何部長，今天是元旦，你們最好的過年方式，就是在你的領導下，製定出新的進剿共匪的作戰計劃！”
蔣介石離開作戰室之後，又怒氣衝衝地走回自己的官邸，隻見陳立夫站在客廳中，雙手捧著一揮紙，笑嘻嘻地說：“主席，我給你送驅趕晦氣的萬能的靈丹妙藥來了。”
“不看了，快給我說說是什麽萬能的靈丹妙藥？”
“這份材料，是近期宣布脫離共產黨的名單。”
“我再說一遍：我感興趣的是，共黨內部的爭吵有結果了嗎？”
陳立夫微微地搖了搖頭，接著又呈上另一份材料：“一定請主席親自看看這份材料。”
蔣介石接過材料，很快閱畢，沉吟片刻，問道：“有多大把握？”
“我與恩曾、張衝他們研究過了，萬無一失。”
“靠不住，通知有關人員，明天跟著我去上海，我要親自布置這一特殊的戰役！”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太上皇”米夫的一手操縱下，成了一場毫無積極意義的鬧劇
新年已過，米夫及其弟子們就忙著六屆四中全會的準備工作了。是為了避嫌，還是為了向各派作個姿態？米夫不僅要親自起草《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而且還把周恩來、瞿秋白等排斥在籌備班子之外。這樣一來，周恩來就變得十分清閑了！
周恩來或許心中隻有黨的利益，抑或是像中國俗話說的那樣，生來就是操勞命，他內心想的事比召開任何一次黨的全會都多，他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責任、精神上的壓力大得很。舉例說來：
既然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按照黨的章程，六大以來至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央委員都必須參加。可是在這樣急迫的時間裏，如何才能確保所有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到會呢？再者，在外地工作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並不清楚黨內鬥爭的實質，就是趕來參加了四中全會，又會起什麽作用呢？
既然開的是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何孟雄等反對立三路線、反對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的同誌不僅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如何進行投票改選呢？米夫這位共產國際代表總不能采用指定的辦法吧？
既然開的是六屆四中全會，除去批判立三路線、批判三中全會調和主義之外，還必須把陷於分裂的黨統一在正確的路線之上，並對未來中國革命作出新的部署。隻要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解決這樣多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給予充足的時間討論，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可是，米夫已經代表共產國際作出決定：六屆四中全會就開一天會議。周恩來聽後禁不住地暗然自問：“這怎麽行呢？……”
但是，在國際代表米夫看來什麽都行。他在親自起草（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之餘，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不僅一手確定了出席會議的名單，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而且還指定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鬱五人為主席團委員；他為了能使王明等人進入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又把王明、博古、沈澤民、王稼祥等人作為列席會員出席四中全會，並賦予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自然，他為了遮醜或是做給別人看，也有意把何孟雄等少數幾個既反立三路線、又反六屆三中全會，同時還反對王明等人的反對派，作為列席會員出席四中全會。
為此，周恩來當即把顧順章、陳賡等人找來：“為了確保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必須摸清蔣介石來滬的真實目的。”
很快，陳賡通過內線楊登滾以及隨行來滬的錢壯飛獲悉：一位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女青年，被公安局偵緝隊的劉隊長逮捕，這位女留學生為了活命，不僅出賣肉體，與好色的劉隊長有染，而且還向敵人報告說通過他的男朋友獲知，中共內部打得不可開交；近期將舉行重要會議，到時她和她的男朋友可以帶著有關的人員混進會場，將中共要人一網打盡。蔣介石來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親自部署這一特殊的戰役。
“知道這個投敵的女青年是誰嗎？”周恩來嚴肅地問。
陳賡搖了搖頭。
“這個女青年還關在公安局嗎？”
“不，根據蔣介石的指令，已經放出來回到她男朋友的身邊了。”
“和她保持單線關係的還是那位劉隊長嗎？”
“是的，楊登漱等沒有介入這一案件。”
“你知道這位劉隊長的底細嗎？”
“我太了解他了！姓劉的是黃埔畢業的，是你的學生，我的小師弟。據壯飛同誌說，這小子最不講交情，他當麵向我們那位可愛的蔣校長許諾，不僅要借中共開會之際一網打盡你們這些領導，而且還揚言把我陳賡獻到蔣介石的麵前。為此，他還把我陳賡的相片衝洗放大了許多張，讓他的手下每人一張。”
周恩來聽後心情越發地沉重了，他凝思片刻，當即指示：一、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時間和地點要絕對保密；二、要清查自蘇聯留學歸來的男女青年，注意他們的動向；三、六屆四中全會開會期間，一定要加強防範措施，確保大會不出問題。最後，他用力握住陳賡的手，深沉地說道：“你當年是黃埔軍校的活躍人物，又是蔣介石東征時的救命恩人，不僅名氣大，而且認識你的敵人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這就請你放心吧！”陳賡猶豫片刻，“說句老實話，我最擔心的是四中全會將怎麽個開法。”
對此，周恩來無以作答，唯有看著陳賡啃歎搖首。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舉行，地點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號（現在的武定路九三○弄十四號）。由於這次全會是在術天一牛操縱下一籌備的，義是米取臨時通知開會日期的突然襲擊的辦法，“因而有的代表在會前二十分鍾才知道要開六屆四中全會；有的代表進了會場還不知道要開什麽會，思想上毫無準備。甚至有的持不同意見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被拒之會場之外。如候補中央委員、東北代表唐宏經，趕到上海後竟然沒人領他去會場參加會議”。其中全國鐵路總工會負責人、候補中央委員徐蘭芝，從另外渠道獲悉召開四中全會，她十分氣憤地闖入會場，大聲責問主席團主席向忠發：“你們開的什麽會？”有人從旁代答：“六屆四中全會。”徐蘭芝氣得拍著桌子質問：“我是候補中央委員，為什麽不通知我來參加六屆四中全會？”向忠發被間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對此，周恩來看在眼裏，痛在心裏、然而他已經被放在被告席上，就是再表示痛心又有什麽用處呢？他安然坐在一邊，靜靜地聽著每一個與會者的發言，思索著每一個發言的真實用意，當他從王明、羅章龍等人不同用意的發言中，感悟到一個共同點——奪取中央的大權之後，他那顆對黨一片赤誠的心禁不住地顫抖起來。當何孟雄向大會提議先聽聽犯錯誤同誌的態度後，他站起來作了有理有據，且出於公心的發言。對此，《周恩來傳》作了如下的評述：
周恩來在發言時，對三中全會的錯誤承擔了責任，同時仍坦率地針對當時黨麵對的分裂危機和派別分歧，談了他的憂慮，強調要維護黨的團結。他說：“黨現在正處在困難時期。立三路線是渙散了黨的，現在正要加緊的將它恢複與健全起來。”“如果說凡是過去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者、或者指導機關主要負責同誌便是立三派，拿他們當派別看待，說他們不堪造就，這依然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我們也是要反對的。因為站在派別觀念上來解決問題，就一定會離開黨的利益而隻顧到派別的利益，這不是布爾塞維克黨允許的。”對自己，他沒有作什麽解釋，並印發了自己在三中全會上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注明：“對立三路線之調和主義錯誤，實可以拿它做一個標本式的文件。我發表了它，也正是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斤我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