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002
“你的意思是……”
“中山先生以天下為公的宗旨，想包容天下所有的主義、政黨，甚至還想包容那些包藏禍心的新老軍閥。可是，他二旦仙逝之後呢？……”
“蘇俄、共產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一個接著一個地向你發難，對吧？”
“對，完全正確。”
“所以，你就不得不為這些遺產付出必要的代價。”
“是的，是的。”
“你為什麽不可以像中山先生那樣，更高地舉起他所倡行的天下為公的理想旗幟呢？”
“他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是神，就像是觀音菩薩那樣，理論能當飯吃，能當水喝；我呢，在中國老百姓的眼裏，不過是跟著他打夭下的一員武將，說空道理，誰也不聽。”
“你怎麽不學學中山先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變成神呢？”
蔣介石側目看了看宋美齡那認真聆聽賜教的表情，不無蔑視地哼了一聲，差點說出“可笑”二字來。當他再一看拾級而上的屬下，低聲地答道：“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是神嗎？釋迎牟尼生前有誰稱他是佛祖？就說你勸我洗禮板依的基督吧，他活著的時候不也是受苦受難嗎？”
宋美齡聽後感到是那樣的不順耳，可當她再一想蔣介石講的這些聖賢哲人生前的經曆，也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這時——似乎也隻有這時，宋美齡覺得蔣介石在宗教問題上的見解遠遠超越了自己——盡管她自己永遠也不承認這一事實。另外，宋美齡自有她聰明的地方，那就是善於藏匿自己的所謂短處，旋即又把話題轉到現實中來，小聲地問道：“那你總有行之有效的對策吧？”
“當然有了，不然今天來參拜中山先生的就不是你我了。”蔣介石說到此時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從中山先生活著的時候，從他所經受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或者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改朝換代中，也或者說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的較量中，醒悟到這句世人皆知的俗話：有槍便是草頭王是真理！”
“所以，你一直抓住軍隊不放。”
“放了軍隊，你我的腦殼就搬家了。”蔣介石不無得意地又笑了笑，“當然，光靠軍隊還不行。在同汪精衛、胡漢民這些元老派的鬥法中，我還醒悟到了一句文話：叫縱橫之策。”
“那你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呢？”
“以後再議。”蔣介石轉身看了看遠遠列隊等候祭陵的文武百官，“夫人，渴陵儀式應該開始了。”
蔣介石從第一次國共合作迄始，就認定未來與他爭天下的不是國民黨內的所謂左派、右派，以及諸地方實力派，而是共產黨。但是，由於他當時自身的地位和實力，使他不能在孫中山先生倡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時候有絲毫的表露。相反，他要借助孫中山先生的旗幟、共產黨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登上軍事統帥的地位。孫中山先生仙逝之後，他又借助手中的軍權，以及蘇俄顧問與共產黨人的支持，擊垮了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元老集團。接著，他又因勢利導，與失意的右派元老胡漢民等結盟，把國民黨中的假左派汪精衛逼下台。也就是當長江兩岸歡慶北伐勝利的時候，他認為機會到了，遂又采用突然襲擊的手段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妄圖把他內心的政敵共產黨一舉殲滅。
出他所料的是，共產黨人並沒有被他斬盡殺絕，作為對他屠殺政策的回答，共產黨人又憤然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雖說這些革命的義舉，在蔣介石軍事集團的壓迫下相繼失敗了，可是所顯示出的強大的生命力，卻令蔣介石不寒而栗！
蔣介石由此看到了共產黨人潛在的實力，同時他又錯誤地認為：經過“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已成強弩之末，隻要組建龐大的特務組織，與潛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領袖人物鬥法，根除所謂赤禍是易如反掌之事。這就是他讓陳氏兄弟組建中統特務組織的主要原因之一。
蔣介石在這種輕共思想的指導下，遂又傾全部國力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所謂大任，這就是他相繼演出蔣桂、蔣馮、蔣馮閻等新軍閥混戰的原因。然而出他所料的是，共產黨人又借著他消滅諸地方實力派之機死灰複燃，不僅上海租界中的共產黨人公然發動聲勢浩大的罷工、罷市運動，而且各地的紅軍猶如雨後的春筍，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鄉建立起來。其中在湘贛一帶活動的朱毛紅軍，竟然強大到可以乘虛攻下長沙的地步，這不能不令他暗然吃驚！也就是在他慶祝完中華民國第十九個國慶日之後，他的戰略重點已經悄然轉向：集中力量消滅共產黨！
如果說蔣介石在與地方實力派進行軍事角逐的時候，他對付共產黨的主要策略是，以軍警憲特消滅地下共產黨的組織，那麽時下他對共產黨即將采取的措施就成了這樣兩句話：一是運用手中握有的軍權，堅決消滅各地的紅軍部隊；二是采用恩威並舉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設在上海的中樞機關，逮捕和法辦那些在他看來冥頑不化的所謂禍首。前者，他交給何應欽等人去籌謀軍事“圍剿”；後者，他又找來陳立夫等人去上海落實。也就是在這次召見中，陳立夫雙手呈交了一封信，蔣介石看後沉吟片時，提筆在信上批道：交楊登贏親辦。
周恩來作為一代戰略大家，他非常清楚蔣介石下一步要走什麽棋。他為了應付蔣介石對蘇區即將發動的軍事“圍剿”，親自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號——為發動全國的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運動，以紀念十月革命和廣州暴動》。他向全黨，尤其是各地紅軍指出：國民黨軍閥最近在湘、鄂、贛三省調動了將近二十個師的兵力，準備實行他們的“圍剿”計劃。“然無論如何，反動統治之進攻紅軍蘇維埃區域，總是目前主要的危險。”當前最中心的任務，是調動全國勞動群眾和紅軍，打破敵人的進攻。同時，他清楚蔣介石興兵“進剿”的重點是“朱毛”紅軍，遂又於10月29日代中央起草致紅一、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對此，《周恩來年譜》作了如下記述：信中說：聽說你們為攻長沙或南昌而爭論以至發生分兵行動，“問題的中心並不在攻南昌還是攻長沙。照今天的形勢來說，攻長沙或是攻南昌，並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黨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組織革命戰爭來擊破敵人“圍剿”與進攻。必須根據鞏固地向外發展的原則來計劃行動方針，堅持進攻以擊潰敵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統一指揮，利用敵人的弱點，盡力的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打擊。各蘇區要進行適當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動都能牽製敵人的調動和援助，而收到我們自己和互相策應之效。信中指出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來一向關注黨中央的安全。為此，他回到上海之後，一邊籌備召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一邊著手了解並加強中央特委會的工作。為了竊取國民黨中央的核心機密，他又特別關心打入敵人心髒中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的工作。’為此，陳賡向他作了專亡遭的報告：
周恩來離國之後，徐恩曾在錢壯飛的幫助下，一個行之有效的特務首腦機關迅速地建立起來了。地址在南京中山東路五號。為了掩人耳目，在錢壯飛的建議下，門口掛了一個“正元實業社”的招牌。知情人都清楚：南京中山東路五號是徐恩曾的特務機關大本營。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都由國民黨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裏，再由首先看到這些密件的錢壯飛分檔保存。設在漢口、九江、安慶、長沙、青島等地的特務組織發來的電報、情報，也是經由錢壯飛提出意見，由徐恩曾簽字後再交由錢壯飛處理。因此，錢壯飛很容易獲取這些重要的情報。當時，擔負李克農與錢壯飛之間傳遞情報的是錢壯飛的女婿劉祀夫，可謂是萬無一失。
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前後，錢壯飛以搜集諸地方實力派的情報為由，征得徐恩曾的同意，遂在南京、上海、天津創辦了以新聞通訊社和新聞廣播為掩護的公開情報機關。其中心指揮機關為“長江通訊社”，社址設在南京的中央飯店四樓，也就是“正元實業社”的隔壁，負責人是錢壯飛。另外，在南京還設立了“民智通訊社”，社長是錢壯飛，主要編輯是胡底。為擴大所謂業務，經徐恩曾同意，於1930年冬天在天津設立“長城通訊社”，由胡底任社長。在上海則以“＿七海無線電管理局”為招牌，李克農以采編廣播新聞為掩護，開展上海方麵的情報工作。
與此同時，錢壯飛為了取得徐恩曾的寵信，打著獲取張學良在中原大戰期間態度的幌子，主動提出由他與胡底潛往東北，搜集有關的軍事情報。為了慎重起見，中央特委會決定派陳賡同行。他們拿了國民黨的錢，三人一同出關，在沿途黨組織的幫助下，共同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其他任務。他們回到上海以後，又把一些軍事情報和當地報紙上的材料剪剪貼貼，寫了一份四萬多字的報告。徐恩曾閱後大加讚賞：“真了不起，哪來的這麽多材料！”從此，他對錢壯飛、胡底信任尤加。
也就是在雙十日國慶典禮不久，陳立夫獲悉蔣介石一侯結束中原大戰，即可對“朱毛”紅軍發起“進剿”，並把有關兵力調動的電報拿給徐恩曾看。自然，錢壯飛也就得到了有關“進剿”“朱毛”紅軍的絕密戰略情報。接著，這絕密的情報交由李克農轉陳賡，再由陳賡轉分管軍委的周恩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恩來代表中央向紅一、三軍團發出上述指示信，也有錢壯飛等的功勞。
正當周恩來密切關注蔣介石即將對白區展開全麵“圍剿”，進而完善和加強中央特委保衛黨中央安全的時候，突然關向應被敵人逮捕了。周恩來當即命令顧順章、陳賡等，全麵了解關向應被捕的原因，製訂切實可行的營救方案。
關向應，遼寧省金縣人，於1902年生於一個滿族家庭。早年，他在東北宣傳革命思想，並於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讀書。越年回國，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之後，先後在河南省、團中央組織部工作。黨的六大召開之後，他當選中央委員，並擔任團中央書記。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參加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懷疑而被捕。同時，還被抄去一大箱子文件。通過內線還獲悉：當時巡捕房的英國人看見那麽多的文件和材料，因華語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沒有用的，天天圍繞著這個箱子轉，想不出辦法來。
周恩來聽了陳賡等人的上述報告之後，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把這一箱子文件從巡捕房搞出來，然後再營救尚未暴露身份的關向應。
為此，他問道：“我走後楊登汰的情況怎樣？可否由他出麵和英國人交涉這件事？”
楊登滋精通國民黨官場中的一切情況，為了取得陳立夫的信任，他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關係，免稅為上海國民黨公安局長以及陳果夫、陳立夫各搞了一輛進口車，並親自押車送到南京。同時，他也采用同樣的辦法，為徐恩曾搞一些英國或美國進口的高檔物品。這樣一來，陳立夫交由徐恩曾酌辦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楊登流的手裏。在這個時期，徐恩曾還秉承陳立夫的意圖，親自登門拜訪楊登流，將南京中山東路五號大本營的地址告訴楊，歡迎楊到南京時來作客。如此交往的結果，徐恩曾對楊登流從不懷芥蒂之心。為此，徐經常打電話或寫信對楊指示工作，但從不檢查楊做得怎樣。為表示親密無間，徐還對楊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央（指陳立夫）在用錢上總是依從你的，你知道嗎？”同時，徐又學著蔣介石的樣子，送了一套《曾國藩家書》給楊，用以拉攏。
這樣一來，英國人越發看中了楊登流的價值。那位自稱是楊登流好友的蘭普遜就主動地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確有急辦的案子，不必辦理拘捕手續，作為現行犯隨時叫我蘭普遜去逮捕就好了。”
對於楊登流上述的情況，陳賡是了如指掌的。因此，他對周恩來大包大攬地說道：“沒問題，他時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紅人，又是英國巡捕房信得過的要人。”
“好！”周恩來點了點頭，“一定轉告楊登滋：第一步，把那一箱文件搞出來；第二步，想辦法再把關向應同誌保釋出獄。”
陳賡當即約見楊登流，二人共同商討了落實周恩來上述兩步意見的方案。因為關向應被捕時化名李世珍，敵人無法判斷他的身份。陳賡為了摸準情況，先叫楊登流到巡捕房探聽消息。楊登滋回來說國民黨想要把文件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強調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的，不願意把文件交給國民黨。
陳賡便同楊登流商量，要他直接去找蘭普遜，就說願意幫助巡捕房來鑒別這些文件。蘭普遜正求之不得，就對楊登流說：就交給你來鑒別吧！”楊登流見蘭普遜已經應承，忙又改口說自己事忙，不過可以另想辦法。
楊登滾和巡捕房談好之後，陳賡就根據中央指示，派劉鼎去鑒別，告訴他說，要把所有手抄的和複寫的文件都拿回來，其他的可以不管。陳賡還特別囑咐劉鼎：“不要將被捕者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告訴楊登流，怕他知道了膽怯，不好營救。”
於是，楊登流就把劉鼎作為他的‘’專家”介紹給英巡捕房，並把他帶到存放文件的房間，把門帶上。劉鼎在這裏仔細地檢查了全部文件，把裏麵的手抄和複寫文件抽出來藏在身上，出來的時候手裏還故意拿著幾張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我帶回去看看！”
後來陳賡叫楊登滋告訴蘭普遜，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一些學術研究資料，以此把敵人敷衍過去了。
正當周恩來與中央特委的有關同誌研究營救關向應的問題時，陳賡有些緊張地走進來，嚴肅地說道：“黃第洪叛變了。”
周恩來聽後征住了，暗然自問：“這可能嗎？”接著又鄭重地問道：“有什麽證據嗎？”
“楊登流聽陳立夫和徐恩曾說的，黃第洪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還說能幫著他們抓到你。”
周恩來遂陷入凝思之中……
黃第洪，江蘇揚州人氏。早在1924年春天，他隻身到大上海闖**天下，落得個一身不文，流落街頭。恰在這時，黃埔軍校派陳果夫等人到上海秘密招生，黃第洪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報考應試，竟然被錄取了。接著，他南下廣州，入黃埔一期，學習還算用功。不久，他與同期的陳賡等同學相識，接著又拜見時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那時的黃第洪要求進步，讚成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並在黨組織的幫助下加入共產黨。
大革命失敗之後，黃第洪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周恩來離國赴莫斯科不久，黃第洪回到上海，參加了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時，蔣、馮、閻中原大戰業已打響，黨組織派他到江蘇與山東交界處發動群眾，利用新軍閥混戰的機會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由於他俱怕戰爭，又不願過艱苦的生活，遂又悄悄地回到上海，並與他姨母家的表妹曹玉香發生戀情。與此同時，他又混跡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過上了浪**公子的生活。不久被姨母等發覺，逐出家門。恰在這時，蔣介石就要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已經變質的黃第洪為生活所迫，決定改換門庭，投靠校長蔣介石。他前思後想，竟然把剛剛回到上海的恩師周恩來當作晉見禮，成為他重新向上爬的階梯。接著，他就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說有重要機密向“蔣校長”報告。
蔣介石知道黃第洪是自己的弟子，由於黃當年是共產黨，對他沒有多少好的印象。時下，他收到黃第洪“來歸”的信件，打心裏還是歡迎的。但是，對他所說能幫著逮捕周恩來一事卻是將信將疑。按照他的規矩，先不見黃第洪。旋即又與陳立夫等密商，把黃的來信批給楊登派辦理。蔣介石的意思是清楚的：來歸嘛，我蔣某人是歡迎的；我見不見你，則要看你所說的見麵禮是真還是假。
在白色恐怖下進行戰鬥的周恩來，一向是有著很高的警覺性的。同時，他對於每一個同誌的政治生命又是極其負責任的。當他聽說黃第洪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命令切斷與黃有關的所有聯係，防止黨的中樞機關遭到破壞。但是，對於黃第洪是否真的叛變，則取慎之又慎的態度。他曆經深思熟慮之後，認為隻有見到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那封親筆信，才可最後斷定黃第洪的性質。為此，他與中央特委會開會研究，在進一步調查的基礎上又作了周密的布置。楊登滾兩次約黃第洪到指定地點見麵，他都沒有去。雖然黃十分狡猾，但是黨經過周密調查，證明他確已寫信向蔣介石自首（通過楊登汰搞到了黃第洪的親筆信），企圖進行大破壞。據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確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
黃第洪叛共投蔣案由於處理及時、得當，所以沒有給黨造成什麽損失。但是，周恩來卻從黃第洪的事件中悟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剛剛離開校門的青年，必須到基層中——最好是到蘇區、到紅軍中接受一個時期的鍛煉，才能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為此，他征得中央的同意，決定把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青年，分批輸送到各個蘇區去。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就作出決定：王明、博古等人去中央蘇區。誠如李初梨所回憶的那樣：從此，“王明就離開省委宣傳部，搬到鬥雞橋”，等候安排去蘇區了。但是，不知為什麽，他們至今還沒有離開上海。作為負責這項工作的周恩來，就又催促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維漢。
據李維漢回憶說：“王明這個人我在1927年就認識他。”那時，“共產國際代表團（米夫在內）到中國工作時，由他當翻譯……大革命失敗後，米夫返回蘇聯，他也踉著回去了。”後來，王明回國之後，曾在上海滬東區委做過一段工作，與時任省委書記的李維漢有所接觸。但是，他留給李維漢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時下，王明雖然業已調離江蘇省委宣傳部，可他一天不離開上海赴中央蘇區，他這個省委書記就有責任管他。或許是李維漢看不慣王明等人的風格，也或許是王明等人過分傲視他的領導，這次談話沒有一點感情色彩。一見麵，李維漢就公事公辦地說道：“王明同誌，你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有什麽意見嗎？”
王明打心底深處是瞧不起李維漢這些老同誌的。但是，時下尚未得到遠在莫斯科的恩師——米夫等人的指示，故不便與李維漢等上司把關係搞僵。在他看來，李維漢等人的手中是握有實權的，弄不好，還會給自己一個什麽處分。另外，他也不清楚今天談話的目的，故近似搪塞地答說：“從大的原則上講，我對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是讚成的。”
“你知道中央對你的工作安排吧？”
王明把臉一聾拉，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中央研究了你與博古幾個同誌的情況，為了使你們從書本上學得的馬列主義化作革命的實踐，決定讓你們去蘇區鍛煉一段時期，我看是正確的。”
對此，王明沒有說些什麽。
“王明同誌，你與博古等同誌計劃什麽時候動身呢？”
王明聽後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發了一通牢騷之後，強硬地反問道：“羅邁同誌，難道讓我帶著中央的處分進蘇區嗎？”
“那又有什麽關係呢？你在蘇區表現好，也可以撤銷中央給你的處分嘛！”
“請問組織上知不知道，我的未婚妻孟慶樹的情況呢？”
“組織上不僅知道她於7月底被捕入獄，而且還正在設法營救她盡快出獄。所以，你盡可放心地去中央蘇區。”李維漢說罷緩和了一下口氣，“等她出獄之後，組織上再把她送往蘇區，到那時，你們再結婚，不更有意義嗎？”
說到王明的未婚妻孟慶樹，也是一位值得大書一筆的女性，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女性的某些影子；說到他們之間的戀愛經過，也有值得追憶的地方——且還可以折射出王明青年時代的某些思想，故有必要做些扼要地補記：
孟慶樹，1911年12月2日生於安徽省壽縣田家集孟家圍子一個地主家庭。早年，追求自由，向往革命，在1927年11月——尚不滿十六歲的她登上赴蘇聯留學的輪船，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三期學生。與她同班的有後來與張聞天結為伉儷的劉英、陸定一的愛人唐儀貞等。不久，青春年少的孟慶樹以她那特有的女性優勢，成為中山大學中男性同學追求的對象。有意思的是，時年二十三歲的王明自視有才遂向這位小同鄉孟慶樹發起了“攻擊”。遺憾的是，孟慶樹有眼不識泰山，看不上這位身材矮小的王明，與另外一個長相不錯的同學結為朋友。對此，王明雖然在感情上受到了重創，但他依然矢誌不悔，繼續追求業已有了男友的孟慶樹。1929年春天，王明歸國的行期臨近，恰在這時，孟慶樹又和那位男友正式分手，王明鼓足勇氣，向孟慶樹正式求愛。可是，王明的身材實在引不起孟慶樹的**，她沒有答應王明。無奈，王明隻好隻身回國，過著那種“朝朝暮暮顧盼”的單相思的生活。
1930年，王明因被捕受到黨紀處分不久，孟慶樹翩然回到了上海。在政壇失意的王明的心中又燃起愛情烈焰，請孟慶樹下小館、看美國電影、逛馬路。由此可知，自願與王明相偕進出的孟慶樹，雖未下定以身相許的最後決心，也說明她的內心日漸向王明靠攏。正當他們二人相愛升溫的時候，孟慶樹竟然知道了王明受黨紀處分的事情，這對她而言真是一個意外的打擊！要知道那時的共產黨人的人生誌向，絕大多數是讚成“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的境界的啊！孟慶樹經過短暫的抉擇，很快就下定決心斬斷與王明的感情瓜葛，獨自搬離舊舍，讓王明再也找不到她的影子！
癡情的王明不知有變，依然踏著舊路走進孟慶樹的舊舍，他望著這“人去樓空”——且留下他與孟慶樹無限愛意的空****的房子，真是無限滋味在心頭啊！如史所記，“在空****的房子裏踱來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撿到了孟慶樹用過的幾支發卡子，他小心收藏起來作為心愛的紀念品，這倒可窺見王明當時的一片癡情。”
王明或許又應了那句成語：“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孟慶樹舍他而去不久，他又因反對立三路線與博古等四人受到黨紀處分。接著，他又獲悉孟慶樹於7月30日不幸被捕，關押在上海龍華看守所。當時，他那焦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為此，他無力救出被陷圖圈的心中戀人，隻有把這滿腔的憤慈化作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絕了：“天上當然織女好，星間難怪牛郎癡。真情豈受銀河隔？有限長空無限思。”
度日如年的王明終於盼來帶回國際指示的周恩來與瞿秋白，實出他所料的是，李立三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受到了批判，並被送往莫斯科解決問題，可受到李立三處分的他以及其他幾個人不僅沒有平反，而且還要被安排去中央蘇區。這在他看來，都是當年在莫斯科與他作對的瞿秋白所為。因此，他越發加深了對瞿秋白的個人成見，大有不把瞿秋白拉下馬誓不罷休的意思！
現在，李維漢又代表組織找王明談話，要他盡快離開上海去蘇區，他思前想後，臨行之前，真的想見孟慶樹一麵。可是，他十分清楚，像他這樣的身份，且又因政治問題被捕進過監獄，搞不好仍然會受到牽連。也或許是他受著愛情衝動所驅，竟然做出冒死探監的決定。據史記載：他於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曾先後三次與孟慶樹的二叔孟涵之去龍華監獄看守所探望。多年之後，他曾寫了如下這首七律，回憶當年探望孟慶樹的情形：“化裝三探龍華監，親織背心遞我穿，高話家長低話黨，鐵窗加緊兩心牽。”
憑公論詩，王明為孟慶樹被捕寫的上述兩首七律，詩味不足，情真意濃。也許是身陷圖圈的孟慶樹被王明這情真意濃的愛心所打動，二人雖然隔著鐵窗，卻完成了“加緊兩心牽”的愛情，孟慶樹在鐵牢中答應了王明的求愛。
王明第三次探監時，隔著鐵窗向孟慶樹再次背誦“真情豈受銀河隔，有限長空無限思”後，感動得孟慶樹隔著鐵窗緊緊地擁抱了他。
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製訂第一次反“圍剿”戰略；王明等借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機，把自己標榜成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為上台大造輿論；麵對出於不同目的的反對派王明、羅章龍、何孟雄，周恩來為使黨內不致分裂，同意中央召開緊急會議
周恩來回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與瞿秋白等領導同誌一起努力，比較成功地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黨內，包括王明等人在內的大多數同誌還是比較滿意的。恰在這時，中原大戰結束了，蔣介石公然向中外宣布：他將集中一切力量消滅蘇區的紅軍。為此，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遂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反“圍剿”方麵來。
周恩來自西渡歸來已六載有餘了！屈指算來，前三年，他主要是從事軍事工作，先後經曆了黃埔建軍、兩次東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東征討蔣、南昌起義等有名的戰爭，既有勝利的喜悅，也有失敗的悲槍；後三年，主要是在黨中央工作，但他負責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依然是軍事。因此，無論是廣州起義、百色起義，還是三大主力紅軍的創建，都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自然，他在這六年之中，不僅閱讀過不少中外軍事著作，而且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軍事經驗。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遠離紅軍反“圍剿”戰場的周恩來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通過打入敵人心髒中的錢壯飛等來完成。在這期間，錢壯飛等通過各種渠道，準確無誤地向中央提供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的戰略意圖。大意謂：
遠在8月27日至29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官員舉行“綏靖會議”，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區組織對紅軍各蘇區進行“圍剿”的總方針。那時，中原大戰尚未結束，僅僅通過了一個（湘鄂贛三省剿匪實施大綱案）。一侯馮玉祥、閻錫山等宣布兵敗歸隱，蔣介石就下令長江兩岸各省設“綏靖區”督辦、司令或總指揮，準備發起對紅軍的“進剿”。同時，他迅速揮師南下，對蘇區與紅軍形成全麵“會剿”的態勢。待到10月20日前後，蔣介石“將其第七十七師、新編第五師、第五十師、第六路軍第二十四師、第八師分別由湖南、河南調入江西境內，連同原駐江西的第十八師、新編第十三師、獨立第十四旅，共七個師又一個旅。另外，又令在武漢休整的第十九路軍（轄第六十、第六十一師）準備進入江西。蔣介石指令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指揮以上各師，對紅一方麵軍和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不久又獲悉：魯滌平指揮直屬部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瑣任前敵總指揮。
但是，有關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中所使用的戰略思想、具體的兵力部署等機密情報不知。據錢壯飛等報告：一是這類高度機密的軍事情報不歸調查科收發，再是徐恩曾對錢壯飛留了一手：收發絕密情報的密碼掌握在徐恩曾的手裏，就是機要秘書錢壯飛也隻有收的義務。
為此，周恩來嚴肅地指示陳賡同誌：“請克農同誌轉告壯飛同誌，一定要想辦法把徐恩曾的這本絕密密碼搞到手。”
“是！”陳賡答說。
“請派可靠的同誌，把有關蔣介石‘進剿’中央蘇區的情報送往江西，一定要麵交朱德、毛澤東同誌。”
陳賡當即把有關的情報整理完畢，請周恩來簽閱過後，交由有關的同誌送往江西。
周恩來作為軍事戰略家，自然知道古今中外的戰場都是瞬息萬變的。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軍事情報。再者，他也清楚我們雖然建立了自己的電台，但還不能用於和蘇區及紅軍的通訊。在日後的友“圍剿”戰爭中，就是從內線得到了絕密的戰略情報，也很難穿越敵人重兵的封鎖，及時而又安全地送到蘇區。
於是，周恩來向中央建議，並得到批準：“為加強對蘇區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吳德峰等組成委員會，吳德峰為交通局長，擔負建立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和全國的交通網，輸送黨的幹部和蘇區急需的各種物品。”
接著，他又把親自起草的（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兩集團軍前委諸同誌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討論通過，並於10月29日派人送往中央蘇區。周恩來在這一指示中較為詳細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態勢，以及敵人可能采取的戰略行為。明確指示紅軍：“過去紅軍中之保守與地方觀念，已限製了紅軍的不少發展，兜圈子式的遊擊，已使紅軍不能有陣地的向前發展，現在如果你們不以組織大規模的國內戰爭為紅軍的中心任務，而仍回到過去‘分散以遊擊’‘兜圈子以避敵人圍剿’的道路上去，則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嚴重的失敗，而為敵人各個擊破。”為此，他又代表中央為第一次反“圍剿”製訂了如下的戰略：
你們必須堅信：在敵人的進攻與“圍剿”中，在全國革命鬥爭日益發展的形勢下，隻要我們能堅持進攻以擊破敵人“圍剿”的策略，隻要我們能動員廣大群眾一致起來反抗這一“圍剿”，大規模的革命戰爭，則勝利必將為我們所得。
與此同時，身處反“圍剿”第一線的毛澤東則認為：“紅一方麵軍和中央蘇區雖然有了相當的發展，但蘇區還不鞏固，在全國範圍內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還遠未改變的條件下，對於敵軍的大規模‘圍剿’，紅軍應先向蘇區內退卻，依靠蘇區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條件，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實施反攻作戰，各個殲滅敵軍於運動中，以粉碎敵軍的‘圍剿’。”簡之，毛澤東為第一次反“圍剿”製訂的是“誘敵深入”的方針。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毛澤東與周恩來在軍事戰略上的差異；二，證明正確的戰略、戰役的確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當周恩來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動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積極為中央蘇區反“圍剿”提供戰略情報的時候，時在中央負主要責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門造訪，心情有些沉重地遞上一封信：“這是陳紹禹和秦邦憲他們寫給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後我們再議。”
周恩來接過王明與博古寫給中央的這封信後當即拆閱，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封信的標題：《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意見》。他禁不住地一怔，暗自說道：“他們並不了解中央蘇區，怎麽也要向中央建議反‘圍剿’的意見？”遂不動聲色地嚴肅地審閱了這封致中央的信。他讀完這封信後，方知是一封借著粉碎敵人的“圍剿”為由頭，實質上是反對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信，其用詞之尖銳與激烈的確是出周恩來所料。他把如下這段話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們認為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過去李立三同誌為領導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立三同誌的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布郎墓主義的混合物。立三同誌的路線和國際路線是不能並容的。立三同誌的路線的發展，必然要走到脫離共產國際，反對共產國際的地位上去（事實上已經走到了這種地步）。
周恩來看完這封信的直覺是：王明與博古等人突然改變了觀點，不僅明確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錯誤是路線性質的，而且還明目張膽地指出：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換言之，由他與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會以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執行的是一條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這在周恩來看來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誠如前文所述：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召開的，那就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政治路線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誌為代表的錯誤，隻有局部策略上的失誤，不存在路線問題。因此，他對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綱上線一是反感，再是覺得他們年輕，沒有實際鬥爭經驗，純屬是個人情緒的宣泄。
他稍許平靜之後，遂對瞿秋白說：“不要把他們的來信看得過分嚴重。我看，是他們不想去中央蘇區的一種借口。”
瞿秋白有些慘然地笑了，旋即又微微地搖了搖頭說道：“我看，問題可沒有你說的這樣簡單。或許是我過分的敏感，我總感到這封信的背後一定還有文章。”
周恩來依然將信將疑地望著情緒低沉的瞿秋白。
周恩來再次接過這封來信，用心地研讀這兩段文字：
我們認為在目前緊張的局勢下，任何爭論和爭辯是不必要的。並且用不著任何爭論。李立三同誌的路線和中央目前的錯誤與國際決議對照之下已極端明白的放在麵前，問題是在中央要以布爾什維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評來承認差錯，以避免爭論，使妨礙黨集中力量來解決當前的迫切任務。
堅決地有係統地揭破李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是兩條原則不同的路線，揭破李立三路線的機會主義的實質；並且迅速的糾正目前的各種策略上分析上的錯誤，將這些錯誤教育全黨同誌。
周恩來看後自然是非常氣憤！但是，由於他與王明、博古等政治方麵沒有太多的交往，更沒有瞿秋白與他們，實質上與他們的恩師米夫等人的鬥爭經曆，也不會把他們這封信與共產國際東方部聯係起來，所以，他望著麵色沉鬱的瞿秋白間：“那……又會有什麽其他文章呢？”
“我隻是一種感覺。”
瞿秋白的感覺是正確的。王明與博古致中央這封信的背後的確是有著一篇大文章。為把問題說個清楚，還是請讀者跟著筆者重新回到8月初去吧……
誠如前文所述，李立三等人為堅持其“左”傾盲動錯誤，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發生嚴重對立。“為了統一思想，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在8月6日召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等四人和中國共產黨方麵的向忠發、李立三等三人。會上，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對此，史家作了如下評述：
會議一開始，向忠發就向共產國際遠東局接連提出幾個問題：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仍然存在？遠東局承不承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遠東局是否認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經破產了？
麵對向忠發連珠炮似的提問，羅伯特一麵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和紀律的；另一方麵又毫不客氣地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近兩次會議上，暴露出它有執行反共產國際政策的危險傾向，所以遠東局必須以十分堅毅而果斷的態度發表意見：政治局沒有破產，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地進行鬥爭，使它按照共產國際的決定來完成自己的任務。
向忠發抓住羅伯特認為中共中央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這句話，指責共產國際遠東局：既然你們自己承認近兩年內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又為什麽要召集青年同誌到你們那裏，在同他們的談話中表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從而使黨的團結受到威脅？……如果遠東局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嚴重錯誤，那它就應當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李立三表示：“明天將在政治局討論這些建議。”
參加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傑克也嚴厲地批評了李立三……他指出，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下十次地說，共產國際沒有弄清中國的形勢、共產國際的路線需要修改、共產國際應當采取進攻路線。據李立三說，共產國際竟連中國革命的總趨勢都不理解……傑克的講話還未完畢，向忠發便大聲插話，使發言無法繼續進行下去，聯席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中共中央以向忠發的名義致函斯大林，請求給中國革命以切實的援助。自然，也嚴厲地指責了共產國際遠東局。
對此，周恩來與瞿秋白一無所知，因為他們二人正在回國的路途之中。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以及遠東局的報告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書記處閱完這些材料，特別是8月3日以來中共中央講的對共產國際不尊重的議論後十分惱火。“在共產國際看來，李立三竟然要同共產國際算帳，這是共產國際的紀律所不能允許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把李立三的錯誤性質由策略錯誤上升為路線錯誤，決心對李立三的問題來一次徹底的總清算。”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會於10月形成（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下稱十月來信），並派專人送往中國。這封信不僅把立三錯誤升格為路線問題，執行的是一條“反國際的政治路線”，而且還全盤否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積極作用，給它戴上了“調和主義”的帽子。
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共產國際這封十月來信。
但是，王明卻早在這之前就知道這封十月來信的內容了，故他在11月13日與博古致中央的信就明確指出：李立三犯的是反共產國際的路線錯誤，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的立三路線。
但是，王明何時——又是通過什麽渠道獲悉這封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呢？就史料分析：一，誠如向忠發指責共產國際遠東局說的那樣：“為什麽要召集青年同誌到你們那裏，在同他們的談話中表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由此可知，王明這位受到共產國際青睞的青年，一定會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座上客。自然，王明從遠東局處提前獲知十月來信是順理成章的。二，也就是在共產國際形成十月來信之後，把一批忠誠於共產國際的留學生派回中國，於10月底、11月上旬先後到達上海。他們是陳昌浩、沈澤民等人。據茅盾的回憶：沈澤民帶回了十月來信，並趕著翻譯成中文，提交中央。王明在蘇聯留學期間，與他們同屬米夫所信賴的弟子，陳、沈等人回國之前，恩師米夫一定會再三叮囑，在翻譯成中文之前，先把十月來信告之王明，並搶在中央之前舉起批判立三路線、批判六屆三中全會為“調和主義”的旗幟。這也就是王明、博古致中央信的政治背景。
由此可見，王明是有意在扯謊！
王明自從先於中共中央獲悉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後，他雖然為了搶旗幟，爭當中國共產黨內的先知先覺，真可謂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但是他精神上卻一掃昔日的沉悶，分外活躍起來。他又是親自動筆撰寫批判所謂立三路線的長篇論文（兩條路線），又是約見先後由蘇聯回到上海的留蘇同學共商所謂大計，又是不失時機地給中央寫信搶旗幟的同時，把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推向對立麵……總之，在他看來，韜光養晦的時機終於結束了，他王明不僅等來了出頭之日，而且他就要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旗手”了！
據史記載：就在黨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時候，“王明、博古、陳昌浩，還有一人，在兆豐公園開秘密會議，研究不去蘇區問題。”也或許是他們感到應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話了吧，這四個先後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同窗也有了所謂雅興，包了一間茶亭，一邊品茗一邊交談。由於博古、陳昌浩在中國未來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先分筆作些簡介：
博古，原名秦邦憲，祖籍江蘇無錫，1907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早年受五四愛國運動的洗禮，後又受著名共產黨人渾代英的影響，毅然加入國民黨，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不久，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積極參加五冊愛國運動，並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奉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與王明、陳昌浩、沈澤民、張聞天等人是同學，由於他們在反“江浙同學會”等問題上觀點較為一致，且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上又有著同一的認識，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睞。他於1930年5月回國，由於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對李立三，一起受到黨紀處分，並要他與王明等人一塊去中央蘇區工作。對此，他有著很大的抵觸情緒。
王明這時的自我感覺真是好極了！他大談了一番他與博古致中央信的內容之後，又頗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說道：“我真想親眼見一見，中央的領導，尤其是周恩來與瞿秋白二人，他們收到我們這封信後的表情！”
陳昌浩始出茅廬，還沒有修煉到遇大事可淡然處之的火候，依然帶著所謂的學生腔，很是激動地說道：“我希望他們大發雷霆！唯有大發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們的錯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博古深表讚成地說，“唯有讓更多的同誌認識他們錯誤的實質，方顯出我們這些忠誠於共產國際的同誌的本色；唯有讓黨內更多同誌認識、了解我們是共產國際所信任的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中國未來革命的命運！”
“據澤民同誌說，今天，也就是可紀念的11月16日，他才把譯成中文的來信交給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幾天，我和博古聯名給他們寫了一信，表明我們是覺醒者；在他們收到共產國際來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聯名給他們寫一信”
“給奉命回國處理立三問題的兩個大人物以當頭棒喝：該清醒清醒了！”陳昌浩在一旁下了結論。
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學著江南名士的風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語道：“這樣一來，我的頂頭上司羅邁，還能強迫我等去中央蘇區嗎？”
“我看啊，”博古接過話茬：“這個前執行秋白路線，後執行立三路線的羅邁，他倒是應該考慮考慮換個地方了。”
王明於無意之中向外一看，隻見一位身著西裝的青年神情沮喪地走來，先用手示意靜聲，說道：“這不是我們當年留蘇的同學王掘夫嗎？”
“是他。”博古補充道，“不過嘛，他回國之後，改名叫唐虞了。”
這時，王掘夫已經失神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繼站起，熱情地說：“掘夫，請進來坐吧！”
“老同學，閑來無事聚一聚。”博古逢場作戲地回答。
陳昌浩剛剛回到上海，不知深淺，貿然地問道：“你怎麽沒和你的女友——我們在莫斯科的老同學麗莎一塊來啊？”
王掘夫聽後悵然地歎了一口氣，旋即又無限傷情地說：“她於前幾天突然失蹤了……”
在那個年月，所謂突然失蹤，就是被敵人逮捕的代名詞。王明畢竟老道些，樂觀地說道：“沒關係，我的慶樹不也失蹤了幾個月嗎？想了點辦法，再有幾天就又回來了。”
博古一聽喜上眉梢，請王掘夫落座之後，又語意雙關地說：“等慶樹出來之後，為了喜上加喜，我們就幫著你們把喜事辦了，怎麽樣？”
“這嘛……得聽慶樹的。”王明底氣不足地笑著說。
“這得聽大家的，這叫雙喜臨門！”陳昌浩大聲地說。
王掘夫與女友麗莎是王明等人留蘇的同學，這是誰也無法修改的曆史。但是，王掘夫在女友麗莎被捕投敵，遂又和女友麗莎出賣了何孟雄、李求實等三十幾位同誌之後，王明在修定《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中，做出不認識王掘夫的樣子，且把責任推到羅章龍等人的身上，實在是欲蓋彌彰之舉。
11月16日夜，王明耐不住十月來信的刺激，又與博古在一起商量給中央寫第二封信。誠如史家所評：如果王明、博古給中央的第一封信的用意，在於反李立三路線、反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那末這第二封信的目的就是：把他們自己樹成反對立三路線的英雄，為自己上台大造輿論。假如把他們這封長信濃縮成幾句話，大意謂：
（一）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誌中他們反得最早；
（二）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誌中他們反得最有原則性；
（三）在全黨反立三路線的同誌中唯有他們才是從開始就反，給了處分還反，六屆三中全會下了決議之後繼續反；
（四）在全黨反立三同誌中他們是最顧全大局的，隻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正確意見，從不搞無謂的爭吵；
（五）他們反對立三路線雖然遭到打擊報複，但堅信自己與共產國際的立場是一致的，因此，他們百折不撓。
鑒於上述各點，王明與博古又在信的最後向中央提出如下三點建議：u（1）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2）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布我們與立三同誌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 （3）禁止任何同誌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汙蔑和造謠。”
王明與博古十分得意地把這封信認真地看了一遍，二人相視一笑，似乎心照不宣地在說：“瞿秋白、周恩來在讀了我們這封信後作何感想呢？他們又是如何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呢？……
共產國際執委十月來信主要是解決立三路線問題。這封十月來信的主體，是指出立三路線的“錯誤、危險和害處在什麽地方”。
筆者認真研讀了這封十月來信，沒有找到公開譴責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段落。但是，當周恩來讀到信中“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這句話時他會作何感想呢？當他讀到“必須向所有的積極黨員，十分明白地和用布爾塞維主義的自我批評態度，去解釋這兩條政治路線的實質，說明立三路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實質”這段話時，他難道不會想到黨的六屆三中全會與十月來信的差距嗎？如果他再聯想到王明、博古那兩封致中央的信，公開批判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時下中央所執行的是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他又將何以自白而求得全黨的理解呢？假如他再想到與瞿秋白回國之前，共產國際向他們二人交待的任務，他又不得不暗暗自問：“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我與秋白同誌犯調和主義的根源又在何處呢？……”總之，他讀過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後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與此同時，周恩來在讀十月來信的時候，必然還會注意到該信開始的這段話：“共產國際執委會很滿意地接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通知，說在伍豪同誌報告之後，政治局已經取消以前的決議，而完全同意於國際執委和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所共同擬定的決議。”同時，他也會留意全信結束前的這段話：“共產國際執委滿意地接到通知，說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已經接受這條路線，而排斥立三同誌的根本相反的路線；我們希望全黨都接受國際的這條路線而排斥立三同誌的根本相反的路線。”這兩段行文單從文字上講，可以解釋為共產國際對周恩來、瞿秋白奉命回國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是滿意的；如果再聯係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把它當作政治家所慣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謂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筆者推想，周恩來全都估計到了。
周恩來是一位非常實際的政治家。他清楚黨剛剛召開過六屆三中全會，初步結束了李立三同誌的錯誤，如果再因十月來信而引起黨內新的爭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另外，蔣介石已經調集近二十萬人馬，對中央蘇區進行軍事“圍剿”，黨的中心任務應當服從反“圍剿”這一全局。筆者認為，這就是周恩來在11月18日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思想基點。周恩來在18日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下發言：
中央政治局多數同誌與周恩來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發言中都一致“承認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線錯誤，是一種調和態度。但認為在目前的特殊環境下，這個問題不宜在黨內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實行中的工作轉變並造成黨的分裂。”同時，中央政治局或許都看到了十月來信的嚴重性，因此，要求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再認真閱讀十月來信，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
中央政治局於11月22日召開擴大會議，再次討論共產國際執委十月的來信。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中強調，“三中全會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傳達國際決議的”。針對王明等人密謀反對黨中央的行為，周恩來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高舉共產國際的旗幟，用以回答舉著國際旗幟“攻擊中央的人”。
與此同時，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決定，起草《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一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中央對十月來信的態度，再是應付王明等“攻擊中央的人”：
從政治局準備起草的決議到每一位同誌的發言，都認為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核心是有權威的。或者說，是能夠領導全黨渡過這暫時的困難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獲悉十月來信之後，就已經不承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了。實出周恩來、瞿秋白等同誌所料的是，他們給中央寫信，以及他們在私下進行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奪中央的領導權。把話說白了，周恩來讓位，瞿秋白下台，中共中央應當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組成。因此，他們從根本上講，不僅不承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而且還下定決心要奪權。
事有湊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的11月22日，王明興致勃勃地從敵人的監獄中接回了孟慶樹，23日，又在博古、陳昌浩等人的幫助下，舉行了婚禮。當時，王明與孟慶樹結婚的場麵是可以想見的。王明當場即興賦詩一首：“出獄兩天便結婚，雙心結合勝千軍。三年多少悲歡劇，銀漢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來，苦苦追求孟慶樹整整三年，且又演出了“多少悲歡劇”，但終於迎來了“銀漢女郎不可分”的結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與孟慶樹的結合一定勝過千軍，必將開創政治上的新天地。換言之，他終於迎來了大顯身手的好時機！為此，他把自己的婚禮變成了向黨奪權的造輿論大會。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先討論了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形勢，與會者都為反“圍剿”戰爭焦慮不安。
在討論紅軍和蘇區問題的時候，周恩來講：“紅軍的戰略與黨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敵人進攻，但在軍事方麵，有遊擊的進攻，有防禦的進攻，有暫時的退守。若軍事必如政治，隻有硬碰是不對的。”
周恩來說這段話必有所指，是針對黨內那些不懂軍事，卻一味要求用進攻來對待蔣介石發起的第一次“圍剿”的同誌呢？還是隱喻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繼續提倡反右呢？在沒有準確答案之前，我們依然從上述講話可知，周恩來在軍事指揮方麵，的確有著比其他政治局常委高明之處。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這是根據共產國際最近來信的精神，所作出的“補充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來都認為：三中全會是貫徹共產國際的會議，雖犯有調和主義的缺點，但大方向是不容懷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領導核心是符合黨的章程的，有能力帶領全黨貫徹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精神，肅清立三路線帶來的一切危害。鑒於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線，公開要求辯論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認為在黨內實行‘公開辯論’立三同誌路線問題是不適宜的——現在對於黨正是很困難的時候”，“因此決定：關於立三同誌路線隻限於解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