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持中央機關工作
周恩來奉命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發展，認為中國革命的**已經到來；周恩來回國說服李立三認錯，力圖減少革命力量的損失
1930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到莫斯科向共產國籲板告工作。周恩朱已是第二次由上海乘船去歐洲了！
周恩來第一次從上海乘船去歐洲，1920年11月7日，屈指算來已近十個年頭了。那時的周恩來剛剛經過五四革命岡雨的洗禮，滿懷著救國濟民的宏圖大計，高唱著：“出國去，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一處處的浪卷濤湧，奔騰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幻想著：“到那裏，舉起工具，出爾的勞動汗；造你的成績燦爛。磨煉你的才幹，保你的天真爛漫。”為的是：“他日歸來，扯開自由旗；唱起獨立歌。”他在法國、德國等國家勤工儉學近四年，不僅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還高舉著巴黎公社的大旗回到了祖國，立誌讓十月革命的赤旗在神州大地上浪高甄揚！
周恩來回國後近六年的革命實踐，既有東征、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勝利的喜悅，也有大革命失敗後一次又一次城市暴動失敗的悲痛。尤其當他想到先後為革命捐軀的先烈們，又禁不住地望著大海上的日出或落日狂濤暗自低吟：“舉起那黑鐵的鋤兒，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然而當他從這槍然的情緒中解脫出來，展望革命的前景，又很自然地想到：“沒有耕耘，哪來收獲？沒播革命的種子，怎盼共產花開？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它，夭下哪有這類便宜的事？”因此，他唯有踐行自己的諾言：“努力為生，還要努力為死，便永別了又算甚麽？”
但是，法國、德國畢竟是周恩來人生曆程中的轉折點，在這近四年的勤工儉學的革命生活中，的確給他留下了終生難以泯滅的回憶！當他再次踏上這片異國大地的時候，如煙的往事不能不從他記憶的深處浮出；他想到自己此行的使命，則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此時此刻，他想起與他共建旅歐支部的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等烈士，越來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實在是太重、太重了！
周恩來於是年5月繞道德國到達蘇聯莫斯科。接著，他與共產國際開始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他集中精力認真地回顧、研究了自黨的六大以來中國革命發生的一切變化，寫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國革命新**與中國共產黨》，並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了公開的演講。他說：“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同時，這一民權革命是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聯合農民徹底完成。”他還明確指出：“工人運動的新**是在農民戰爭的背景之上興起的。”接著，他又向出席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各國共產黨人指出、“中國工農群眾不僅有他們的蘇維埃政權，並且有了為這政權鬥爭的十萬紅軍和十數萬的遊擊隊。”同時，他還強調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和爭取群眾、組織群眾、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說到黨內反傾向的鬥爭時，他指出在黨內既要反對右傾的傾向，“也要反對‘左’傾盲動情緒和閉關主義。”月16日，他在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的特點與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他說：“中國革命的發展，因為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還表現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國革命新**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實事求是的說，他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農民和紅軍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較之六大時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飛躍。
更為重要的是，周恩來在會見斯大林的過程中，向他全麵而又客觀地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情況，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來中國紅軍有重大發展的事實，認為應該把中國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這不僅標誌著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了新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道路——從堅持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動，逐漸地向在中國農村建立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過渡。
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後，很快會見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全體成員。那時有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煮、陸定一等人。其中，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因與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人發生矛盾，遂被解除了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他一邊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中央與遠東局派駐上海代表的分歧，一邊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職務的始末。由於國內李立三的錯誤，加劇了中共中央與遠東局派駐上海代表間的矛盾，所以周恩來赴蘇的任務就更加難以解決。自然，他處在這樣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沒有可能重議瞿秋白的問題了。
周恩來非常尊重瞿秋白同誌。在周恩來看來，瞿秋白不僅是我黨最早介紹十月革命的同誌，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論家。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尤其是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是有著重大建樹的。更為難得的是，當他在八七會議之後犯了一時的左傾盲動錯誤，他不誘過於人，主動承擔責任，這與那些文過飾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質是何等的可貴啊！
周恩來與瞿秋白相知很深。雖說自六大之後，他們分開了一年半多的時間，可是他們通過往來的電文，相互之間依然是了解的。在一些大事大非問題上他們似乎都心照不宣。令周恩來感動的是，他此次出國之前曾病了一場，這消息不知是如何傳到莫斯科的，瞿秋白當即致電中央：“聽說恩來、向應都病，現在怎樣了，不勝懸念之至！”因此，當他來到莫斯科之後，看到肺病纏身的瞿秋白還蒙受米夫等人的不白之冤，內心自然是很為之不平的！但是，他作為黨的領導人，在共產國際的所在地莫斯科，唯有避開這些政治上的是非，以溫言寬慰瞿秋白。
另外，周恩來深切地知道：瞿秋白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他的心一直牽掛著中國國內的革命事業。毫不誇張地說：國內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幾乎都有明確的態度。給他影響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彭湃、楊殷等五位同誌被捕之後，瞿秋白當即給中共中央寫信：“得彭、楊被捕之電，究竟情形怎樣？此事宜巫設法，究竟用武力劫獄，或賄買獄卒，或其他方法救濟，你們應能就地決定，如需特費，宜速來電聲明。”當彭、楊遇難的班耗傳到莫斯科後，他含著悲憤的淚水，連夜趕寫了《紀念彭湃同誌）一文，發表在《真理報》上。
既然瞿秋白已經被米夫等人控製的共產國際東方部解除了職務，就常理而言，不要多少時間，病魔纏身的瞿秋白就會被送回國內。為此，周恩來一是為了緩解瞿秋白那憤感不平的情緒，再是希望瞿秋白一回到闊別兩載的祖國就能投入革命工作，遂主動地向瞿秋白介紹國內的革命大勢。但是，周恩來不曾想到的是：不久，竟然是他自己與瞿秋白受命一起回國，而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場難演的政治悲劇。這場悲劇的緣起就是黨內一步步形成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周恩來出國不久，中原大戰打響了！這是蔣介石與諸地方實力派演出的空前的軍閥混戰，為中國革命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作為中共中央的正確指揮路線應是：引導全黨把握這一有利的時機，乘虛發動群眾，發展工農紅軍，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當時接任周恩來為中央實際負責人的李立三卻錯誤地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使得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在這時惡性地發展起來。6月11日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公然否定黨的六大以來所執行的正確政策，提出“在新的革命**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還宣稱：在現在全世界革命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史家認為：這一決議的通過，標誌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共產國際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之後，立即進行了審查，認為該決議是錯誤的，電告設在上海的遠東局代表，要中共中央停發這一決議。6月20日，遠東局代表羅伯特致函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表示不同意下發該決議。對此，李立三公然答複說：發出這個決議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麽問題時，由中共中央負責。”接著，他真的把該決議發了下去。這樣一來，中共中央與遠東局本已存在的矛盾就更加尖銳了！
對此，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一無所知。
隨著黨內“左”傾錯誤的繼續發展，李立三不僅與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的矛盾加劇了，而且對共產國際的一些指示也開始進行懷疑——甚至提出與之相左的意見。對此，遠東局及時地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
誠如《周恩來傳》評述的那樣，“共產國際這時還沒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講話，但研究了6月11日決議後，認為它是錯誤的，希望周恩來和六大後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糾正。”接著，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於7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問題，周恩來與瞿秋白、張國煮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對《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進行了討論。周恩來在作結論時的發言，仍然堅持他在國內一再重申的觀點：中國“現在是革命**日在成熟過程中，雖然許多蘇維埃已推翻了鄉村封建統治，但在全國說，還沒有直接革命形勢。”這與李立三的觀點真是相去遠矣！
但是，共產國際是讚成周恩來的看法的。23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就明確指出：“此刻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同時，《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並沒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線錯誤，而是比較嚴重的認識問題。
周恩來與瞿秋白就是帶著這樣的指示精神離開莫斯科，分別搭乘火車回國的。他們麵臨的是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紛爭！
自6月11日決議後，李立三以君臨天下的威風，批評一切不讚成他的意見的同誌。
他批評毛澤東對紅軍發展，仍是保持遊擊戰爭的觀念，認為遊擊戰術不適合當前戰爭的需要，現在需要奪取中心城市，向敵人主力進攻，向交通中心發展，所以紅軍應當擴大發展。
李立三為了改變毛澤東所謂的錯誤路線，又以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發去一封指示信，嚴厲地指責道：“中央過去曾經屢次把新的路線傳遞給你們”，“可是這一路線，直到現在你們還完全沒有懂得，還是在固執你們過丟的路線”。直言批評毛澤東等“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的錯誤”。其錯誤可分為四個方麵：一是“站在農民的觀點來作土地革命，如像你們認為：‘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二是“先完成三省邊境割據再打南昌”的“割據觀點”；三是“對於資產階級更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路線”，像“保護大小商人的口號”等；四是認為中央指示“爭取武漢的勝利”不可能做到，因為“帝國主義力量大”。，最後，以命令的口氣指示：“中央的路線到達四軍後，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接著，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於6月25日致信周恩來，說明目前國內麵臨“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勢的大爆發日益逼近的形勢”，告以6月11日決議等問題上，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說：“如果是懷疑準備武漢首先勝利的總路線，那末我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務請你向國際力爭。”鑒於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反對6月11日決議的理由之一是：周恩來、秋白目前不在國內，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來：“即刻動身回來，萬勿遲延。”
不久，蔣介石北防南攻的戰略方針奏效，桂係因粵係出兵以及桂係大將黃紹沈有意附蔣，致使桂係兵敗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廣西。接著，蔣介石為實現第二階段的戰略使命——從軍事上徹底粉碎馮玉祥、閻錫山兩大軍事集團，遂集中全力揮兵北指。從此，被史家稱謂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又拉開了戰幕。這時，由於蔣介石傾巢北指，無暇後顧，因而在黃河兩岸大戰不休的同時，長江兩岸的兵力頓顯空虛，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漢三鎮因其戰略地位之重要，遂為參戰各方所矚目。
對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負責人不僅未看到這場新軍閥混戰的實質，也沒有從軍事戰略上分析戰爭態勢的走向，以及參戰各方的成敗結局，隻是從混戰現象出發，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來，如果不伸展雙臂去迎接已經到來的革命**，那你就是中國革命的絆腳石。由此出發，李立三於7月13日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十分激動地提出：“我同江蘇省委討論後認為，南京兵暴是推動全國革命**之起點；組織南京兵暴必須與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同時並進；南京暴動的勝利必須有武漢暴動緊接著爆發，以爭取武漢首先勝利，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須在武漢；全國各省必須注意名重要城市中加緊組織總罷工，各省的工作都須以總罷工為前提。”對此錯誤的提議，中央幾乎無人擾比疑義，遂獲得通過。李立三等人或許看到了當時中央難以紮揮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請國際“通知恩來、秋白諸同法速歸。”
對此，遠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並不知情。
在李立三頭腦繼續升溫的前提下，黨內的“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為了具體實施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等計劃，中央政治局於7月20日召開會議，討論成立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的問題和長江局工作計劃，再次強調：“武漢首先勝利，必須接著全國革命**。”7月22日，全壓組織會議通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組織任務》，宣布行動委員會是黨領導鬥爭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匈組織，在這一組織方式之下，黨與團的組織暫時統一起來，成為一個組織係統；在行動中，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執行一切命令；要求實現黨員軍拿化與黨的組織軍事化。也就是在這種發燒的前提下，彭德懷紮揮的紅軍第三軍團乘著蔣介石無暇後顧的時機，一舉攻克了湖南重鎮長沙。對此，李立三分外興高采烈，他更加堅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線是正確的！
也就是在這種時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觀力量太弱，還沒有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不同意布置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
對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絕大多數成員是想不通的。他們在8月1日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的指示的時候，不僅不認真地考慮敵我雙方的態勢，檢討中央製定的路線是否正確，相反，幾乎一致認為：共產國際下達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來的右傾思想造成的。所以，他們必然要指責周恩來。
也就是在這種“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正酣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正在向著有利於蔣介石一方發展。自然，他也不會去想一旦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中國革命又將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他依然是頭腦發熱，在8月3日繼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竟然做出如下可笑的結論：“我們的戰略必須推動國際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決戰”，“國際在目前形勢，我想必須采取積極進攻路線才有辦法，首先是蘇聯，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在這進攻路線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則，不能在中國革命中掀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後的階級決戰。”會上決定在發動武俱暴動，南京景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的同時，要調集完三、四才五又六二甲火等軍分路向武漢推進，實現他的在武諷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洲毅想；與此同時，為了擴大其戰果，他還要求南方局在廣：州一組織爆動。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勢！
這時，中共中央已經聯悉周德來、租秋斑載洪產國際之命回國。換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來，周恩來與餐秋泊必然假借共產國際的招牌，極力壓製所謂已經到來的革命藺潮。怎麽辦？李立三等人統一認識：在強調反對“右傾”的旗幟下，迎候歸來的周恩來和瞿秋白。
以上就是周恩來、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對國內革命態勢的估計、對共產國際批評的態度、對周恩來所謂右傾思想的批判等情況。假如蔣、馮、閻中原大戰依然成膠著狀態，周恩來回國的任務是難以順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奉命回國期間，蔣、馮、閻中原大戰很快就明朗化了。
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發動反對蔣介石的這場中原大戰，是為各自的私利所驅。戰爭打響之後，善攻心術的閻錫山看到馮玉祥的西北軍連戰皆捷，生怕馮玉祥得勝之後再掉轉槍口占領山西，一報當初軟禁五台山私仇，遂單方毀約，不僅暗自保全晉軍實力，而且還斷絕對西北軍的接濟，使貧困的西北軍吃穿無著，械彈奇缺，吃盡了苦頭，僅僅憑借人多在隴海線苦撐。對此，馮玉祥氣得迭放粗話，大罵閻錫山背信棄義！
蔣介石十分重視情報工作。當他獲悉馮、閻出現矛盾之後，遂改變戰略：西線采取防守並進而拖垮馮玉祥西北軍的戰略，東線集中優勢兵力打垮進占山東的晉軍的方針。也就是李立三在決定實施全國總暴動計劃、並批評周恩來右傾的8月1日，蔣介石在津浦線對閻錫山的晉軍發起了總攻。晉軍難以抵禦，很快就被逼退到泰安一線。待到8月15日，蔣軍襲占山東省會濟南。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於8月21日一乘坐飛機到達濟南，親自指揮大軍北渡黃河，乘勝追殲逃散的晉軍。這樣一來，馮玉祥的西北軍失敗隻是時間問題了！
如果說李立三“左擠傾錯誤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從客觀上錯誤判斷了蔣、馮、閻中原大戰，使得他那過熱的主觀意識無限膨脹；那麽一旦中國革命的客觀載體——蔣、馮、閻中原大戰發生了逆轉，他那過熱的主觀臆想，遂在這驟變的客觀形勢麵前碰了壁。因此，他那近似發燒的“左”傾盲動思想也必然會自動降溫。接下來，他不得不考慮下一步應該怎麽辦？
恰在這時——李立三尚未完全清醒的時候，周恩來自蘇聯回到了東北，他先坐火車到達大連，再搭乘輪船於8月19日或20日到達上海。
周恩來是一位組織性與原則性極強的共產黨人。他回到上海以後，盡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發不是首先向他介紹國內的情，而是向他提出質問，可他並沒有采取針鋒相對的作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發以及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同誌宣讀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行要求李立三等同誌承認錯誤。相反，他分別找當時黨的主要負責同誌向忠發、李立三談話，在全麵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錯誤以後，再通過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於把他們說服了。
誠如前文所述，李立三會如此快的承認錯誤，除去周恩來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國內的局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那一套狂熱的革命構想就要變成明日黃花了！
這時，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來應該做的一是了解情況，再是向中央政治局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另外，他隨著對中國革命認識的深化，認識到“幾年，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對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抱著輕視的態度，並曾在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中把周恩來此前提出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主張斥為‘割據觀念”’是錯誤的；另外，他通過與李立三、向忠發等同誌的交談，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誌這次犯錯誤的原因，依然是堅持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並把勝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動上。換言之，還是在中國革命走什麽道路這個原則問題的認識上發生了錯誤。因此，他在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著重講了建立並發展革命根據地問題：“根據地決不是割據、保守，而是站住腳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發展。”“在中國什麽地方最適合作蘇維埃的根據地？贛西南、閩粵邊等處，不僅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而且有黨的基礎，有廣大的群眾，鞏固這許多地方以向著工業中心城市發展。在策略上為什麽要這樣做？這是因為在許多區域不僅是敵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黨所領導的廣大基礎，黨將這力量鞏固起來。”“中央過去特別指出割據的錯誤，因此對於根據地這一點確實注意得比較少。我回國後，與特生（向忠發）、柏山（李立三）兩同誌談話後，都認為這是工作中的缺點。”
實事求是地說，向忠發、李立三在他們狂熱的暴動構想行將失敗的前夕，能夠在革命根據地問題上有所認識是一大進步。自然，我們也從他們的進步中看到：“周恩來在引導全黨重視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李立三同時代的人都說：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團火。他犯錯誤是大張旗鼓的犯，他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也是光明正大的改。搞陰謀詭計他是不會的。他聽了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指示精神後，又認真地思索了周恩來對他的批評，很快就認識到自己錯誤了。8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周恩來的報告的時候，李立三講：“聽了伍豪同誌的報告以後，將過去所懷疑的主要問題完全了解。”他回顧過去“中央特別注意全國工作的配合城市無產階級武裝的準備，當然亦沒有放鬆蘇維埃的工作；國際的指示精神特別加緊蘇維埃的鞏固、紅軍集中，然後爭取中央城市。這一著重點確是不同。這一不同從哪裏發生？這還是在發展不平衡這點上發生。”“我們如僅注意弱點，而不利用優點，確是不妥當的，至少我個人過去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向忠發是第三共產國際單純強調革命者家庭出身的產物。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經驗和資曆，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是絕不稱職的！因此，在黨的六大之後，黨中央負實際責任的是周恩來；周恩來去莫斯科之後，李立三很快就又取代周恩來成了中央負實際責任的領導。因此，李立三犯了“左”傾錯誤，向忠發也必然跟著犯。時下，李立三初步承認自己犯錯誤的原因，他也隻好跟著做檢查。但是，他沒有李立三的坦**胸懷，對所犯錯誤還要進行一些辯解。請看他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所做結論的這段話：“在今天討論後，應有一電去國際。有幾點要聲明：過去是有誤會。同時說明伍豪回後，政治局已討論二次，一切問題已解決，堅決接受國際指示及補正過去的不足。”
與會者一致同意：由周恩來起草致共產國際電。
周恩來受命連夜為中共中央草擬以總書記向忠發的名義致共產國際主席團電，大意謂：“中央政治局對國際的指示完全同意，決定堅決執行國際的一切指示。同時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與國際的並無不同之處，表示等國際決議案到後，中央即作出接受國際指示的決議案送國際並發給下級黨部討論施行。”
通過上述扼要的介紹，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周恩來回國僅僅一個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就基本上使李立三初步認識到自己的盲動錯誤。
8月26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這時，國內的局勢又朝著有利於蔣介石的方麵碎變：蔣介石在津浦線上打垮晉軍之後，遂集中優勢兵力於隴海線上，對馮玉祥的西北軍發起最後的一擊。恰在這時，馮玉祥的屬下在蔣氏武力進逼和金錢收買之下，相繼叛馮投蔣，整個中原戰場出現了倒向蔣介石的大勢。
與此同時，蔣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長沙、南昌，對付冒險攻打大城市的紅軍。在這種形勢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紅一軍團、紅三軍團新近組成的紅一方麵軍進抵長沙近郊，先後兩次進攻長沙，均未奏效，不得不於8月29日撤兵罷戰。但是，如此貿然進攻長沙，給紅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也就是在這前後，被李立三吹噓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敵人逮捕的黨員有一百多人，使南京黨組織受到大破壞”的代價，終成泡影。自然，李立三所寄希望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遂成為一枕黃粱。
由於李立三的盲動錯誤，使得各級黨組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一批反對立三路線的黨的幹部遭到打擊與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敵人的魔掌。其中，最使周恩來痛心的是，他剛剛回國就獲悉：渾代英同誌因反對李立三的盲動錯誤受到迫害，也就在他回國前不久已經落入了敵手。
周恩來聽後非常痛心，立即找來陳賡等同誌，一塊研究了營救揮代英的方案。由此，他更加認識到立三所犯錯誤的危害！
也就是在這種前提下，周恩來一邊與瞿秋白貫徹共產國際的精神，批評李立三等同誌的錯誤，一邊又擔負起了所謂處理善後的工作。換言之，也就是把在立三錯誤影響下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舉例說，湖北問題是立三路線對全國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為嚴重。為此，周恩來為中共中央接連起草並發出三封給長江局的指示信。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如下評介：
9月1日的信上明確指出：“在今天武漢還不能暴動，還不是幕動的前夜。”“紅軍向中心城市發展這一路線是不會實現的。”這封信還強調：“當我們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過低的估計，不容許我們忘掉敵人的任何強點；當我們估計我們自己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誇大的估量，不容許我們有架空而不切實際的計劃，尤其不容許我們忘掉我們0己的弱點。9月4日的信上指出：“你們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布置暴動上做文章。”他強調：“你們第一個任務，便是要將武漢工人群眾的實際生活與要求（不僅是先進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廣泛的落後的群眾的一般要求都要計及）弄清。”“鬥爭力量和組織基礎必須從日常鬥爭、罷工與示威之不斷生長中培植起來，以聯係到黨的政治口號。”要他們堅決反對‘左’傾會比右傾好些、在現時隻怕右傾不怕‘左’傾”的錯誤觀念。“要知右傾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而‘左’傾也同樣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的。”月9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須極實際的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黨的千部必須“多派往下層去，多派往外縣去，加強紅色區域的領導是你們萬萬不可忽視的。”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漢暴動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轉移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周恩來曆經上述諸方麵的努力之後，遂與瞿秋白等商議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全麵總結前一階段中央工作的失誤，在貫徹共產國際精神的基礎上開創未來。自然，像這樣的中央全會，犯有錯誤的李立三隻有接受全會批評的義務，而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不能充任全會的主持人。由誰出麵領導六屆三中全會呢？就其常規而言，周恩來是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命共產國際回國解決立三同誌的問題，理所當然地應該擔負起領導召開三中全會的責任。然而向來沒有權欲的周恩來卻主動讓賢，請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瞿秋白主持。對此，列席六屆三中全會的聶榮臻作了如下回憶：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麵，讓他主持會議，作報告，發表結論性的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翟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虛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來在醞釀補選中央領導成員的時候，他卻考慮到紅軍、根據地在未來中國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當仁不讓地提名遠在贛南的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此可見，他是本著立黨為公的原則行事的。
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準備，周恩來又命中央特委的陳賡等同誌選好會址，提前做好安全保衛工作之後，遂決定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裏秘密召開……
六屆三中全會在糾正李立三“左”傾的同時，又錯誤地把何孟雄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王明見風使舵，借機發難
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主導思想，是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因此，大會開幕第一天的主要議程，也就是由周恩來作《傳達國際決議案》的報告。他依據該決議案的精神，全麵地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嚴肅地批判了李立三對形勢所做出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而對中國革命所產生的嚴重失誤。他在論述了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現之後，明確指出：“今天尚沒有全中國客觀革命形勢，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國的直接武裝暴動的形勢。”由於他在離開莫斯科接受任務的時候，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線問題上沒有分歧。所以他在報告中主張：“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中共中央“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他雖然認為李立三個人的錯誤是比較嚴重的，可也隻認識到這樣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煩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其中包括：在形勢的估量上將某種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實際；忽視鞏固發展蘇維埃區域、組織革命戰爭；在城市中，把組織政治罷工的中心策略運用得太機械了；成立“行委”，停止黨、團、工會獨立活動和經常工作等。
與會者的發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所謂檢查，基本上統一在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以及周恩來的上述論證上。簡之，與會的同誌都沒把李立三的錯誤上升到路線問題進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來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貢獻，除去終止李立三的錯誤繼續發展外，他強調指出：“現在的中心是在蘇維埃區域。不僅黨是（有）政權的黨，而且有紅軍、赤衛隊，而且是要發展及於全國，所以更要加強組織上領導。”並提議設立蘇區中央局，指導全國紅軍的發展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出於同樣的原因，他與瞿秋白一道提名毛澤東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獲得通過。
周恩來為了提醒全黨重視蘇區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他明確指出：“關於全國工作布置……有一原則：首先是加強蘇區工作，蘇區中央局的建立，蘇區下級的健全、強健紅軍之領導，是首先在組織上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主動表示：自己願意去蘇區中央局工作。以此為標誌，說明周恩來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在蘇區。
周恩來是為了解剖自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過程呢，還是為了通過闡述中國革命的希望在蘇區這一新論點，讓更多堅持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誌覺醒？總之，他在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一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的報告。他在這一報告中回顧了自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來紅軍成長的曆史，鄭重地說道：“今天來討論紅軍，根本任務就是要解決如何使紅軍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主要力量的問題。”他在論述了紅軍官兵之間應建立新型關係之後，又明確指出：目前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絕對不能取消，但要有現代化戰術的充分準備，並建立集中指揮，建立總司令部。中央軍事委員會應設在全國蘇維埃臨時政府所在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還領導討論了紅軍政治工作條例，確定了會後改編全國紅軍的計劃。
接著，由周恩來提議，經中央政治局批準成立了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餘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負責指導全國各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工作。由於周恩來一時難以離開中央，派項英先去，後又經中央政治局開會審定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吳振鵬、餘飛，再加當地二人為蘇區中央局成員，以周恩來為書記，由項英暫時代理。
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也有著明顯的不足或錯誤，那就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誌的錯誤視為“個別策略上的錯誤”，這除去認識上的差距與表現了某種妥協和調和之外，還為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並把王明捧上台打下了伏筆。更為嚴重的是，在三中全會的決議中，不僅沒有認識到黨的主要危險是“左”傾盲動主義，相反被視為是右傾機會主義，從而又為王明執行“左”傾盲動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誰是被黨中央錯誤地視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呢？他就是何孟雄。由於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在何孟雄等的問題上犯有錯誤，使得黨內的鬥爭變得越來越複雜化了！另外，由於周恩來在處理這個問題上負有一定的責任——且使他在六屆四中前後在政治上變得有些被動，所以，很有必要對何孟雄作一介紹：
應當說及的是：何孟雄反對立三“左”傾錯誤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很多同誌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實等。同時，也受到了江蘇省委、全總、上海工聯、蘇淮會、滬東、滬中區委中許多幹部與黨員的擁護和支持。被同誌們讚譽為“反立三路線最早和最堅決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等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願望和捍衛黨的正確路線的行為，即使到了周恩來與瞿秋白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不僅沒有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反而招致一場無情的打擊，並被誣蔑為“暗藏在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請看如下的事實：
向忠發在三中全會上說：“中央更指出，在國際指示中央糾正錯誤的過程中，右傾機會主義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錯誤，加以造謠汙蔑，來實行反中央的活動。且在江蘇區書聯席會議上，更發揮他的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公開地向黨進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誌這一活動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觀上起了取消派黨內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必須全黨與之作無情的鬥爭，同時也要克服黨內對何孟雄右傾路線發生動搖的調和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會上說：“黨的路線是正確的，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應深刻自我批評來肅清這危險。另一方麵，取消派暗探利用時機來反黨。江蘇何孟雄認為中央反國際，造謠言，來發展他自己路線，他不是改正黨的錯誤，而是乘機來攻擊黨的路線，同時又有調和派活動，所以鬥爭是更複雜的。”
也或許當時的中央把何孟雄的問題看得相當嚴重，竟然在《中共三中全會告同誌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不僅號召全黨批判何孟雄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而且還嚴厲指責同情何孟雄觀點的同誌為調和派。
在這種非同尋常的壓力下，9月4日，中央又指示江蘇省委：撤銷何孟雄滬中區委書記的職務；9月10日，又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嚴厲批判何孟雄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接著，《紅旗日報》又連篇累犢地發表文章，公開批判何孟雄的所謂反動理論。一時間，黨內似乎不是著力解決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而是集中火力撻伐何孟雄的“右傾機會主義”。誠如李維漢多年之後所評說：“結果，孟雄被立三指斥為‘取消派暗探’、‘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銷江蘇省委候補委員和滬中區委書記職務，降為江蘇省委幹事。其他支持何孟雄的同誌也都遭到打擊。”
何孟雄自視手中握有真理，麵對這暴風驟雨式的圍攻與批判處之泰然，為了黨的革命大業，他不畏打壓，不懼降職，繼續向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力陳己見，表現出一位共產黨人堅持真理的高尚節操！
建國之後，周恩來在回顧這段曆史的時候曾做了如下評價：“三中全會在組織上也有些缺點，例如批評了何孟雄……三中全會補選了一批中央委員，就是沒有補何孟雄，其實那個時候，他的意見還是對的居多。”
但是，曆史是複雜的。就在李立三狂熱地執行“左”傾盲動主義的時候，還有與何孟雄等人一道反對立三錯誤的小圈子，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由於六屆三中全會所存在的問題，等於授給了王明借機發難——並把鬥爭矛頭對準周恩來、瞿秋白這一機會，繼之又在六屆四中全會登上了權力的中心。王明在這段曆史中做了些什麽呢？
王明在被捕期間由於泄露黨的機密，受到黨內警告處分。接著，他就調離中央機關，到全總工作。對此，王明耿耿於懷。有一次，他主動找全總的負責人羅章龍長談，傾吐自己所謂的懷才不遇的情緒。多年之後，羅章龍較為平靜地回憶了他們這次談話：
王明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認為他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王明對我說：“想與你談談”。我們如約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王明說：“我們的鬥爭在東方大學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東方部派我們回國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的。”他對我反複強調：“我們是國際直接派來的，你要認識這一點。”他還對我說：“中國的黨自建立以來一貫幼稚，不懂馬列。蘇區的人更不懂，他們什麽也不曉得，一貫右傾，搞富農路線。……我們要把黨從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問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麽？”他回答說：“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麽都好辦；否則，我們是會有辦法來對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籌備工作時，王明當翻譯，那時他的野心已從言談話語中流露出來了，曾引起我極大的反感。這時我聽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話更加反感和生氣，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當即嚴厲地批評了他。王明強辯說：“我說這些話是代表國際而不是個人。”並要我回去“向大家傳達”。我義正辭嚴地拒絕，並對王明聲明：“我不讚成你的說法。”但是王明還是執意要我在全總會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這些念頭，並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這些想法很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王明很苦悶，認為在中國想達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麵的支持也極困難，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極，不幹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無事可做。
王明又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在蘇聯讀書有年，背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中所謂閃光的詞句，並視為立身革命之寶，另外，由於他是靠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恩師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對共產國際的指示、決議視為尚方寶劍。因此，有誰敢於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從理論到行動上都要堅決抗衡到底！誰要在文章、言行中有違背這些所謂閃光的詞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駁。正當王明竭盡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傾盲動主義的時候，他突然從李立三的文章中發現有違背馬列著作的。同時，他又通過內部關係獲悉：中共中央與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發生分歧。接著，他又得知遠東局駐上海代表奉共產國際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發6月11日通過的《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為此，他欣喜若狂，認為上台掌權的時機到了，遂召集才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開會，商談如何利用這一良機對李立三發動一次批判。在他們相互交換了意見之後，王明作總結時說了如下這段話：“今天的交談很好，對李立三他們那一套，凡是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漠然置之，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過幾天，中央機關要召開一個政治討論會，大家都可以也應該去談談意見，為了維護馬列主義和國際路線，這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開會那天，他們四人按照事先的準備，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線的發言之後，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發表反對意見，最後，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長篇發言，對5月11日的決議進行了全麵的批判。為了顯示他們的馬列主義的所謂精湛水平，他們當場掏出馬列經典著作和共產國際的有關決議，擺在桌子上，引經據典，滔滔不絕，與李立三等中央領導展開了一場學院式的大辯論！
據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秘書的李初梨同誌的回憶：“大約7月間，在總行委碰頭。李立三對我說：‘現在派一個理論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黨有名的理論家。’我問：‘是誰呀？’李立三答道：’是陳紹禹，他們反中央，到了你那裏要好好地幫助他，注意他。’李立三為了這件事還專門到我家去了一趟。”不久，“身穿長袍馬褂，帶著瓜皮帽，上有個紅頂子”的王明，來到江蘇省委宣傳部找李初梨報到。李初梨安排他住機關，由於他是單身一人，遂將著名的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堅調來，與王明假扮夫妻住機關。據入團不久的易堅回憶，她本不願意與王明假扮夫妻，出於組織決定，大約合住了二三個月。最為有意思的是，李初梨受命幫助王明，出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梨受王明的影響，遂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線”的支持者。
六屆三中全會之後，王明等人相信此會是周恩來、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召開的，遂表示堅決擁護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因此，原來曾堅決反對“立三路線”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擁護六屆三中全會。一度很緊張的黨內鬥爭也日趨緩和。
但是，周恩來是一位相當現實的共產黨人，他清楚這暫時趨於和緩的局麵僅僅是表麵現象，隻要一旦出現合適的時機，這隱伏的矛盾依然會重新爆發。為此，他主動找瞿秋白等同誌商議：“秋白同誌，三中全會雖然解決了立三同誌的錯誤，但黨內的認識並沒有統一，我們還應當做許多工作。”
對此，瞿秋白想得比周恩來要複雜一些，因為他在留守莫斯科兩年多的時間裏，清楚王明等人與米夫等人的特殊關係，在他看來，幾個剛剛留學回國的青年敢於如此大反“立三路線”，是一定有國際背景的。時下，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要李立三立即去莫斯科解決問題，一旦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問題改變認識，問題就會變得複雜化起來。因為，為解決中國留學生問題，蟹秋白得罪了米夫，被解除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
萬一出現不測事件，不僅中共中央的日子不好過，他也必然要接受王明等人的挑戰。所以，蟹秋白有些沉重地說道：“我們還必須要看到，統一全黨認識的難度是很大的。當然，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還是要做好立三同誌的善後工作。接下來，我們再與何孟雄同誌、王明同誌等人平心靜氣地多談幾次話，把黨內不同的認識統一到國際指示精神上來。”
李立三是一位資深的老同誌了，他經曆過黨內不少次鬥爭，也清楚共產國際——尤其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對待不同政見者的處理辦法。所以，他打心底深處是不願意去莫斯科的。另外，雖說他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受到了批評，選掉了他的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可依然還保留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如果能留在上海中央，在周恩來、瞿秋白這些老戰友的幫助下認識自己的錯誤，自信還能繼續為黨做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他是何等地想與周恩來、瞿秋白好好地深談一次啊！但是，當他想到由於自己的工作失誤，使得歸來的周恩來、瞿秋白為他的錯誤做補救工作，就又不好意思地再叨擾他們了！這些天來，他隻好一個人留在家裏邊閉門思過，邊考慮到莫斯科後將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果？
恰在這時，周恩來提著一籃水果與瞿秋白叩開了李立三的家門，他們一人抓住李立三一隻手，相視許久，誰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也隻有在這特定的情景下，李立三才感到情誼二字的分量！
或許瞿秋白有過相同的犯錯誤的經曆，遂帶頭打破這用真情織成的氛圍，頗動感情地說道：“我記得當年犯了盲動錯誤之後，最怕的是同誌們冷淡自己，最想的是和知心的戰友述說自己的苦衷。”
這句話恰好打中了李立三的心病，他連連點頭稱是，就是找不到一句表達自已心情的話說，“不要說了，”瞿秋白用手示意李立三不要說話，“今天，當我動議前來看你的時候，恩來已經買好了這籃水果，約我一道來看你，作一次戰友式的長談。”
“恩來！”李立三說罷又緊緊地握住了周恩來的雙手。
“我了解立三同誌，”周恩來十分真誠地說道，“你的性格是一團火，犯錯誤犯得轟轟烈烈，承認錯誤也承認得幹脆徹底。今天，我和秋白同誌來看你，就是想聽聽你的心裏話。”
接著，李立三沉重地對著周恩來與瞿秋白，較為全麵地談了自己對錯誤的認識。最後，他懇切地說：“國際要我立即趕到莫斯科作出檢查，可我在這種時候不想去，想留在上海，和你們一邊戰鬥一邊改正自己的錯誤。”
瞿秋白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領導人，他雖然主持了三中全會，但在改選的時候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員，而周恩來則當選為新的三人常委之一，像李立三去留這樣的大事，隻能由周恩來代表政治局回答。所以，他僅僅說了這樣一句話：“恩來同誌，我是能理解立三同誌這一請求的。”
“那我就服從國際決定，立即趕赴莫斯科，承擔一切責任。”
不久，共產國際駁回周恩來的請求。就這樣，李立三動身去莫斯科，不僅導致米夫來華，而且他自己也被扣在蘇聯長達十七年。
接著，周恩來又單獨找何孟雄等談話，反複向何孟雄解釋：“你的意見，包括你寫給政治局的書麵材料，我全都認真地研讀過了，其中有很多意見，我也是讚成的。但是，你認定立三同誌犯的是路線錯誤，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何孟雄並不是那種得理不讓人的人。另外，他對周恩來個人也並無私見。因此，他也坦然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從我反對秋白同誌的盲動錯誤，到這一次反對立三同誌的‘左’傾路線，我一直感到中央的路線與國際路線不同。”
“你的這種看法是危險的！”周恩來轉身取來一份文件，非常嚴肅地說，“你看吧，國際的決議中清楚地寫道：政治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但是，國際所做的這一結論是在7月。”接著，何孟雄氣憤地講述了李立三的“左”傾言行之後又說，“立三同誌在8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講了那樣多不尊重，簡直是反共產國際的話，比方說國際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等占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等等，一旦國際知道這些講話，又將如何看待立三同誌的錯誤呢？”
對此，周恩來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的。然而他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言行隻能與中央政治局保持一致。為此，他麵對何孟雄這有理有據的反問，遂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恩來同誌，”何孟雄的確是有些動感情了，“我何孟雄自從跟著李守常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從來沒有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爭過什麽。可是，我作為一名黨員，不能眼看著革命大業斷送在這些‘左’傾盲動者的手裏！”
周恩來凝思片刻，間道：“你還有什麽意見嗎？”
“請中央密切注意：蔣介石在戰勝馮、閻後的動向。”
周恩來讚同地點了點頭。
雙十節，將介石帶甲山陵，蘋孫中山大旗，排斥異己；營救關向應；周恩來及時果斷地處理了黃第洪叛共投蔣事件；王明被安排去蘇區，他仍對獄中的孟慶樹一往情深
或許是性格過於刻板固執，也或許是與行伍出身有關，蔣介石多年養成的生活習慣是難以改變的。據他的最親信的侍衛回憶說，他每日清晨，天還沒有完全放亮，就穿著睡衣輕輕地離開溫馨的雙人床，為了怕驚醒喜愛晨睡的夫人宋美齡，小心地穿好拖鞋，蹄著腳，走到窗前，默默地望著尚未開啟的窗慢陷入沉思：一是回憶昨天工作的情況，再是暗自部署當天黨、政、軍諸方麵的工作。
眾所周知，蔣介石為了與政敵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國元老爭搶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幟，繼而登上中山先生留下來的權力寶座，其中修建中山陵，是他走的若幹步棋中很重要的一著。自從他完成奉安大典之後，在重要節日帶頭渴陵，遂成了他雷打不動的儀式。自然，他的用意還是那句老話：紀念死人為了活人。把話說白了，他有意利用中山先生這塊近似神位的牌子，達到建立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統治。今天是所謂國慶幹九年紀念日，他豈能不帶頭登中山陵、渴先總理像呢！
宋美齡是一位有著獨立人格的女政治家。今天，她學著西方總統夫人的樣子，身著所謂國服——高檔的旗袍，親昵地挎著蔣介石，沿著那不知登過多少次的石級，十分和諧地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然而，當他們一道登上了中山陵之後，稍有微喘的宋美齡驀然抬起頭，看見了那鍾型的建築。也就是這刹那間，她由自由之鍾想到了她所敬仰的美國的自由女神，遂又由自由女神想到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待她想到就要結束的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後，就又禁不住地暗自啃歎：“中國何時才能實現美國式的自由呢？……”
有頃，宋美齡從她的理想王國回到了現實，她微微地搖了搖頭，旋又有意轉身俯瞰那些拾級而上的軍政官員，她沒有發出這樣的自問：“有幾個是真心來拜中山先生的呢？”而是淡然一笑。接著，她又側目一看，隻見蔣介石駐步原地一動不動，向著南天眺望，似在凝思些什麽。或許她是為了驗證自己的一些想法，款步走到蔣介石的身旁，小聲地問道：“達令，你還是在想北方的戰事吧？”
蔣介石聞聲依然遠眺南天，僅僅冷然一笑，操著不無蔑視的口吻說道：“區區小事，何足道哉！北方的戰事，我早已勝算在握，用不著我再費心勞神了。”
“那……你在此時此地想些什麽呢？”
“一個是抽象的——也就是汪精衛這些書生們說的理論問題，一個是馮、閻二人繳械後，擺在我麵前的——也是很實在的安邦定國的大事。”
宋美齡一聽愕然，似乎覺得這些話不是從蔣介石的嘴裏說出來的。她沉吟有頃，好奇地問道：“你所指的抽象的理論問題……”
“你就站在中山陵前說說自己的感想吧！”
“行！”蔣介石沉吟有頃，感慨萬千地說，“我承繼了中山先生留下的全部遺產，自然也要為這些遺產付出必要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