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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琴聲，就像是閃電，給黑漫漫的蒼山大地帶來了光焰；這琴聲，又像是點燃奴隸心中怒火的引信，霎時間，滿山遍野同聲唱起了“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聽！這琴聲如泣如訴，似近似遠，那是在誘發一個個奴隸的心聲；聽！這歌聲低沉壓抑，如悲如憤，那是掙紮在死亡邊緣上的奴隸在呻吟；聽！這琴聲鏗鏘有力，像是船夫號子中的領唱，指揮著一長串赤身的纖夫與激流抗爭，與險灘奮戰；這歌聲激越高昂，就像是奴隸們掙脫了鎖鏈，呼喊著向舊世界宣戰！……
循著這變化無窮的琴聲，我們看見在熊熊燃燒的篝火旁邊，站著一位頗具風采的中年婦女，頜下夾著一把小提琴，右手舞弄著琴弓，陶醉在音樂之中。她忽而上身微顫，忽而頭部隨著琴聲的緩急，十分協調地擺動著，一句話，她的靈魂和音樂完全融為一體了！她就是長征中的囚徒姚秀芝。她用琴聲驅走了困神，喚醒了一個個紅軍戰士，高聲唱著《國際歌》，前進在陡峭的山路上！夜幕打開了，晨曦的光芒漸漸灑向了人間；待到紅軍戰士登上險峻的高山之巔，天完全大亮了。舉目眺望，長空放晴，雲霧皆收，如血的朝霞捧出一輪紅日，萬道金光掩映在峰巒叢林之間，姹紫嫣紅，光怪陸離，異常壯觀。
從此以後，姚秀芝的琴聲又回到了紅軍中間。打了勝仗，小提琴就奏響了歡慶的樂曲，向英雄的紅軍戰士們致敬；打了敗仗，部隊繼續無目的、無窮盡地向西逃亡，小提琴就奏響了動情的江西民歌，讓紅軍戰士於失敗之中想想當年的中央蘇區，思索著失敗的原因。
姚秀芝仍然沒有摘掉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但是，紅軍戰士早已忘記了她是長征中的一個囚徒。她是一位有著淵博知識和政治素養的紅軍幹部，同時又是一位執著追求革命、信仰共產主義的藝術家，因而她永遠不能寂寞，時時都在求索。人生最大的苦痛是什麽？自然不是坐牢，遭受幽禁。如果鐵窗之火能冶煉革命鬥誌，這監禁之地恰是高風亮節之所，她會認為這也是人生的最大樂趣。然而，今天禁閉她的囚牢是共產黨設立的，押送她的解差是紅軍戰士，作為一名共產主義的忠誠信徒，還有比這樣的處境更痛苦的嗎？姚秀芝由於遭受審查，不明白紅軍退出中央蘇區的原因，也不知道最終退向何方；在長征的路上，她這個囚徒沒有活動的自由，更不準隨便和紅軍戰士談心，唯一的權利，就是看護越來越多的傷病員。因此，她心中的苦悶是可想而知了！姚秀芝真想早一點解開心頭的謎團，為此，她利用一切機會和霍大姐深談。
霍大姐是來自井岡山的女紅軍，她和丈夫被說成是朱毛山頭的人。由於她的丈夫能征善戰，所屬部隊一時又離不開他，所以才幸免於被擼掉兵權，像姚秀芝這樣放到基層當“囚徒”。但是，霍大姐卻受到了牽連，長征的前夕，把她調離機要部門，放到紅軍醫院中做臨時負責人。她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什麽還要搞株連九族這一套？每當姚秀芝問到有關這些事的時候，她總是要長長地歎一口氣：
“秀芝啊！我的處境比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是明牌的囚徒，我是在上麵掛了號、內部控製的囚徒。咱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可是，姚秀芝對別的事情不感興趣啊！她每每聽到霍大姐這句話，就興味索然地離去了。接著，她不是埋頭於護理傷病員的工作，就是獨自一個人躲在僻靜處，安上弱音器拚命地拉琴，在這艱苦的路上，似乎隻有工作才能填補她內心的空虛，也隻有琴聲才能發泄她滿腹的憤慨。
命相連，心相通。霍大姐對姚秀芝的處境是同情的，因而在行軍中，利用可憐的一點職權照顧她；遇上老馬為難她的時候，就挺身而出為她說幾句不平的話，試圖在紅軍醫院的醫務人員、傷病員的心目中，抹掉她那托派、囚徒的形象。但是，她們畢竟還不十分了解，因而她對姚秀芝的一些做法也難以理解。比方說，姚秀芝被打成托派，是因為心愛的丈夫在蘇聯期間，曾和托洛茨基的一位部下有過交往，可她為什麽會和反對她丈夫的人結合呢？難道她真的想通過這種違願的結合，抹掉別人強加給她身上的汙點嗎？如果不是這樣，那又是為了什麽呢？一個多月以來，霍大姐尋找不到答案，但她從姚秀芝的言行堅信，這個堅毅的女紅軍，永不屈服的囚徒，這樣做一定別有原因，在一次宿營的時候，她依然和姚秀芝背對著背休息，為了探視姚秀芝深埋內心的秘密，她主動地講述了自己的愛情經曆。
霍大姐雖然結婚將近六年了，可是她的年齡還不足二十五歲。在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興起的時候，她這位女中學生走出了校門，被山溝溝裏的有錢人譏為金鳳凰飛離了梧桐樹，領著被罵作痞子的泥腿子造了她爹的反，真是出足了風頭！大革命失敗以後，她被父親緝拿回家，打入囚牢。用她父親的話說：“不讓她上上刀山，下下火海，脫上幾層皮，掉下幾斤肉，她是不會改邪歸正的！”然而，這位性格倔強的霍大姐，寧可死了，也不向父親低頭認錯。不久，秋收起義的部隊逼近了她的山鄉，反動的父親逃跑的時候，決定把她帶走，她死活不從，氣得她父親重重地打了她一記耳光，罵了一句：“讓紅毛綠眼睛的山大王娶你做壓寨夫人吧！”遂帶著金銀細軟、妻兒老小逃走了。很快，紅軍解放了山鄉，也從牢中救出了霍大姐。是天意相許吧，她真的愛上了一位長她整整十歲的紅軍指揮員，雖然沒有應驗她父親的話語，當上山大王的壓寨夫人，可的確成了一位紅軍幹部的妻子。那時，她剛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她講到這裏，突然收住了話音，又習慣地歎了口氣，感慨地說：
“秀芝！我們這一代女人是不幸的，為了求得愛情的幸福，婚事也變得有些傳奇了。多少年以後，我們這些和綠林好漢成親的人，在藝術家的筆下，將會被描寫成個什麽樣子呢？”
姚秀芝雖然也是一個地主的女兒，可她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文化教育，她隻相信愛是婚姻的基礎。有了真正的愛，即使相愛的人兒遠隔千裏，他們仍然是幸福的。但是，嚴酷的現實懲罰了她，使她永遠地失去了這種相愛的基礎，所謂的夫妻結合，竟然變成了一種需要——當然不單單是指生理的需要。這對一個視情操為聖潔的人來說，是何等的痛苦啊！因此，她聽了霍大姐的話後，淡淡地笑了笑說：
“霍大姐，做山大王的壓寨夫人不一定會痛苦，未來變成國王的妻子也不一定幸福，關鍵是為了愛，還是為了需要，而需要總有滿足的時候。就這個意義上說，我對你的愛情生活，倒是很羨慕的。”
霍大姐以為時機到了，便問：
“秀芝！你愛他嗎？”
姚秀芝被問得窘住了，霍大姐的問話，就像是一顆重型炮彈，炸開了她封閉的心扉，那暫時平靜的心湖，頓時又掀起了感情的巨浪，攪得她神誌慌亂，難以自持。在她的心目中，霍大姐應當是了解她的曆史的，起碼也聽說過她那曲折的愛情經曆。此時此刻，她不知為了什麽，特別期望霍大姐問起早已逝去了的他，似乎通過對他的談議，還可以尋回早已泯滅的幸福，盡管她也知道，對逝去的幸福的回味，心中會釀成更多的苦酒。因而，她微微地低著頭，像初戀的少女，在向同齡的好友說起自己的情人那樣，心裏咚咚地跳著，很是不安地問：
“你指誰？”
“張華男。”
“他？……”
“對！我問的就是他。”
姚秀芝麵色頓變，方才那甜蜜蜜的滋味猝然變質，苦得她就像是吃了青杏一樣。她把頭扭向一邊，又獨自生悶氣去了。
霍大姐是個聰明人，她從姚秀芝速變的神色，知道她是十分憎恨這位曾做過保衛局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張華男的。說句老實話，由於張華男他們這一夥進入中央蘇區以後，把她的愛人打成毛派分子，排擠到一邊，她打心裏也是反對他們的。為了盡快打開姚秀芝的心扉，獲知全部的秘密，又嚴肅地問：
“秀芝！你是個明白人，告訴我，你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啊？”
“不是！就是把我打死，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不是。”姚秀芝堅定地說。
“你相信原來的他是托派嗎？”霍大姐沉吟片刻又問。
姚秀芝自然明白“原來的他”是指愛人李奇偉。她永遠不相信李奇偉是托派分子，因為巴黎公社牆下的婚禮就是佐證。但是，殘酷的事實竟然是這樣的複雜，李奇偉不僅自己承認是托派分子，而且還向組織上交代發展了她，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她無法解釋這無情的事實，又陷入了極為痛苦的矛盾中。
“你怎麽啦？”霍大姐生氣了，大聲地問，“難道你真的相信原來的他是托派嗎？”
“不！不……可他、他……”
姚秀芝的思緒變成了一團亂麻。她清楚地知道，如果這種談話再繼續下去，她會痛苦到發瘋的境地。為此，她匆忙站起身來，慌忙地說了一句：“我看看傷員去！”就像一個小偷似的逃去了。
霍大姐的努力再次失敗了，難以理解地搖了搖頭，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何時才能找到打開她心門的鑰匙呢？”她站起身來，跟在姚秀芝的身後，也去察看傷病員了。
霍大姐很早就做了母親，長征前夕，她忍著極大的悲苦，把兩個不滿五歲的伢子送給了家鄉的老表，可是她那顆做母親的心一天也沒平靜過。行軍的路上，每逢看到老鄉的孩子，她都會聯想起自己的心頭肉；露宿的夢中，也常常因為孩子撲到自己的懷抱裏、或被還鄉團殘酷地殺死而驚醒。為此，她時常對姚秀芝發著這樣的感慨：
“我們婦女的痛苦，多半是來自家庭和孩子。”
姚秀芝十分讚賞這句話。這些年來，她飽嚐了丈夫釀製的比黃連還苦的酒，隻有孩子才是中和這苦酒的藥劑。因此，每當霍大姐和她談起孩子，她就會想起比親生女兒還親的彤兒。
彤兒十多歲了，跟著姚秀芝長大成人。多年來，母女二人相依為命，默默地為黨工作著，進入中央蘇區以後，她是紅軍劇團最小的成員，會唱歌，會跳舞，自然還能演奏一手不錯的小提琴。每當同誌們誇獎彤兒天資聰穎，承繼了母親那非凡的才氣的時候，姚秀芝的心中就會泛起一陣陣甜滋滋的味道；每當彤兒天真地問她：“媽媽，我能去巴黎音樂學院學習提琴嗎？”她的心中又會掠過一絲悲涼，但她又立刻回答女兒：
“能！一定能。”
姚秀芝突然被隔離審查了，張華男借口不要給彤兒心靈上造成創傷，強行把她們母女分開了。每到萬籟俱寂的深夜，長空就會飄**著彤兒思念母親的歌聲、琴聲。姚秀芝佇立在隔離室的窗前，眺望著空中的明月，靜靜地聽著這歌聲和琴聲，猜想著女兒憂傷的心情。長征以來，她聽到的不是槍炮聲，就是傷病員的呻吟聲，唯獨沒有聽到那如泣如訴的琴聲和歌聲。
霍大姐逐漸地知道了姚秀芝這種特殊的母女之情，每當她想做個好心的搭橋人的時候，老馬那固執的形象就又閃現在眼前，那可怕的株連事件，又像是一群嗡嗡的蒼蠅在包圍著她，使她不得不放棄這個善良的念頭。
十二月十一日，紅軍西進到通道縣城，突然決定原地整休，等待命令。老馬接到通知，立即趕到張華男的駐地匯報；霍大姐決定趁機去城外看看久別的丈夫。事有湊巧，霍大姐回來的路上，看見隨軍長征的劇團在忙著籌糧。她找到了彤兒，叫到一邊小聲地問：
“想媽媽了嗎？”
“想……”彤兒猝然鼻子一酸，啜泣起來。
“別哭！別哭……”霍大姐神秘地使了個眼色，壓低聲音說，“快裝作肚子疼痛的樣子，阿姨帶你看媽媽去！”
彤兒跟著霍大姐來到了紅軍醫院，當她看見久別的母親蹲在一個大木盆的前邊，默默地洗著那帶血的紗布的時候，她驚喜地叫了一聲“媽媽——！”飛身跑到跟前，一頭紮在姚秀芝的懷裏失聲地哭了。
姚秀芝驚呆了，她不敢相信這就是現實，因為像這樣母女相會的情景，她在夢中不知見過多少次了！直到她看見彤兒仰起淚眼，望著她那驚愕的神色，搖著她那呆滯如木的身軀，哭著問“媽媽！你這是怎麽啦”的時候，她才驀地叫了一聲“彤兒！……”緊緊地抱住彤兒哭得發抖的身子，淌下了一串串熱淚。
站在一邊的霍大姐也早已淚水滿麵了，她不忍心再看這母女相會，可又怕被老馬撞見，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故又不得不打斷這剛剛入情的母女會，關切地說：
“秀芝！你母女快說說心裏話吧，老馬回來以前，我還要把彤兒送回去呢。”
姚秀芝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哽噎著說了一句“霍大姐！我謝謝你了”。她輕輕地擦去彤兒滿臉的淚花，帶著彤兒走進了自己的住處。
霍大姐蹲在木盆前，剛剛洗了一塊紗布，老馬就闖進了院子。她為了掩護姚秀芝母女在屋內相會，急忙起身攔住老馬，詢問見到張華男的情況。正當老馬傻乎乎地講述中央可能在道縣開會的消息的時候，屋內傳出了姚秀芝和彤兒傷心的啜泣聲，他愕然地問：
“姚老師和誰在屋裏哭啊？”
“這……”
“這我可得看看去！”
“不行！”霍大姐一步跨到老馬的身前，攔住了去路，神態格外的嚴肅，但語調又是那樣的懇切，“老馬！今天看在我的麵上，你也不能進屋去。”
“為什麽？”
“不要問了，有朝一日我會告訴你的。”
“這……”
“這樣做是為了你，也是為了我。”
這時，屋內傳出了彤兒格外傷情的哭聲，以及姚秀芝悲切切的話聲：
“彤兒！聽媽媽的話，快回劇團去吧。”
“不！我哪兒也不去，我要媽媽，我要和媽媽在一起，嗚嗚……”
老馬全然清楚了，他蹙著眉頭沉吟了片刻，很是不安地問：
“彤兒怎麽來的？保衛局知道嗎？”
霍大姐說彤兒是來醫院看病的，順道看看母親，沒有任何人知道，也希望老馬裝作沒看見，不要向保衛局匯報。
“這……怕不好吧？我的職責……”
“就是對付紅軍中的所謂敵人，對吧？”霍大姐猝然發怒了，兩隻冒火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圓，憤然地說，“國民黨還許探監呢，你們為什麽連彤兒看母親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這……”
“這是最慘無人道的事情！你懂嗎？”
姚秀芝領著號啕不已的彤兒走出了屋門，十分理智地說：
“霍大姐，你把彤兒送回去吧，這，我就很滿足了。”
彤兒緊緊抓住姚秀芝的手不放，不住聲地哭喊著“我要媽媽……”姚秀芝痛苦地合上了雙眼，驀地用力把彤兒推下台階，轉身進屋，咣當一聲，又關死了屋門。
摔倒在地上的彤兒哭得更是傷心，霍大姐急忙趕過來，扶起彤兒，難過地說：
“別哭，不是媽媽狠心，懂嗎？彤兒……”
彤兒懂了。屋內又傳出姚秀芝的話聲：
“彤兒！你再不跟霍阿姨回劇團去，我就不要你這個女兒了！”
“媽媽！我聽你的話，我這就跟著霍阿姨回劇團去！”
霍大姐領著彤兒走到老馬身旁，說了一句“人心都是肉長的！”氣呼呼地走出去了。
老馬一言未發，隻是長長地歎了口氣。
幾秒鍾後，屋門打開了，姚秀芝走了出來，感傷地說：“老馬同誌！這事與霍大姐無關，希望你匯報的時候，要尊重這個事實。”旋即又坐在木盆前，嘩啦嘩啦地洗起了帶血的紗布。
“我誰也不匯報！”老馬轉身走了。但他作出這樣的決定，還是十分矛盾的。
老馬曾經任過張華男的警衛員，被稱之為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絕對可靠的肅反戰士。長征前夕，他受張華男之命，押著姚秀芝來到了紅軍醫院。當然，他還負有其他的使命，如在暗中監視霍大姐，以及其他所謂的嫌疑分子。時間，是改變人的認識的條件；生死，是考驗是否忠誠於革命的分水嶺。曆經一個多月戰火的洗禮，姚秀芝這個囚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慢慢地起著變化。他經常地自問：“姚秀芝為什麽要當托派呢？她在家當小姐，在國外當藝術家，在紅軍裏當指揮員，不都過得很幸福嗎？她既然加入了托派，又為什麽死活都不承認呢？再說她的言行，我看更像是一個共產黨員啊！……”當初，老馬知道姚秀芝是張華男的妻子，他逢人便誇獎張華男“大義滅親，連自己的老婆都不抬抬手放過！”但是，自從那天夜裏翻越險山以後，他對姚秀芝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曾對霍大姐說：
“我看啊，像姚秀芝這樣的托派越多越好，革命興許還會提前成功呢！”
老馬和霍大姐是同鄉，但霍大姐是老馬參加革命的指路人卻鮮為人知。所以，張華男要老馬暗中監視霍大姐是失算了，因為他根本就不相信霍大姐會反對紅軍，反對革命。老馬也是來自井岡山的紅軍戰士，他雖然忠誠於肅反工作，但對紅軍接連失敗、無休止地長征想不通，自然地會想起當年紅火的革命年代，免不了悄悄地同霍大姐發幾句牢騷，說幾句怪話。
霍大姐對革命忠心無二，把一切都獻給了共產主義。近幾年來，革命中出現了許多怪人怪事，尤其是那些借肅反之名，進行著黨同伐異，隨意整人的事情，令她十分惱火，可又怯之三分。她終於學會了適應的辦法，文明的說法，就是要講究策略。例如，她發現老馬的思想開始鬆動了，就通過回憶共同走過的路，說明現在這種無目的地逃跑是錯誤的。為了改變老馬對姚秀芝的態度，她說過這樣一段話：
“你的頂頭上司就沒有難處嗎？他如果真的相信姚老師是托派，那為什麽不和她離婚呢？你再想想看，他為什麽偏偏派你來呢？是讓你監視姚老師，還是讓你暗中保護姚老師，這不是小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嗎？如果有個變化，你不就真成了一個傻老馬了嗎？”
從此，老馬的心眼也變靈活了，同時，他還想著萬一不發生變化的結果。他和姚秀芝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相安無事地走在長征路上。老馬畢竟是一位忠於職守的同誌，他不滿意自己的做法，可又不敢貿然行使保衛局授予的職權，內心還是很痛苦的。他真想見到頂頭上司交差了事，回到作戰部隊中去，亮開膀子，痛痛快快地幹它一場！說來也真巧，這種機會真的來到了。
那是紅軍突然改變路線，放棄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向西進入貴州的一個傍晚，紅軍醫院剛剛紮下營盤，一位戴著眼鏡、書生氣十足的紅軍幹部騎馬來到了醫院。老馬一見欣喜若狂，飛快地跑過去，一把抓住了戰馬的韁繩，分外熱情地說：
“歐陽！是哪陣風把你給吹來了？張首長和同誌們都好嗎？”
歐陽是這位幹部的姓，並非他的名。中國人就是喜歡簡單明了，把姓名歐陽瓊三個字還省略了一個。他是張華男的秘書，是紅軍作戰部隊中為數不多的筆杆子，和老馬也是熟人。歐陽瓊滾鞍下馬，萬分焦急地說：
“張首長負傷了！老馬同誌，快通知醫院的領導，做好救護準備，一會兒擔架就到。”
老馬聽說張華男負傷了，急得二話沒說，轉身跑到霍大姐的住處，如實地作了匯報。霍大姐稍經沉吟，望著麵色極為難看的姚秀芝，幾乎是用下達命令的口吻說：
“秀芝！你帶上急救的藥物，立即和老馬同誌去迎候老張，我留在這兒做好救護的準備工作。”
姚秀芝麵色蒼白，緊緊咬住微微顫抖的嘴唇，淒楚地哀求說：
“霍大姐！我……不去……”
“你必須去！”霍大姐發怒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怎麽這樣不近情理？”
姚秀芝第一次看見霍大姐發這樣大的脾氣，驚得不知所措，她那滾動欲出的淚水，無聲地淌了出來。片刻，她說了一句：“隨你怎麽說吧，我就是不去！”轉身離去了。
霍大姐望著姚秀芝的背影，氣得“咳”了一聲，匆忙收拾好急救的藥品，和老馬一塊急急忙忙地出發了。
姚秀芝理智地準備好救護工作，寒冷的明月已經爬上了東山，可是抬張華男的擔架仍然沒有來到。事實就是這樣在捉弄姚秀芝，她恨張華男，更不願意見到他，然而他偏偏負了傷，還要住進她待的紅軍醫院。想到此，她那隱隱作痛的心中，陡然之間翻起了波浪。她不知是出於恨，還是因為愛，她隻覺得神情恍惚，胸口像是堵了一團棉絮，生命就要被窒息了！是為了逃避？還是為了解脫？甚至是為了其他什麽……她身不由己地離開了急救室，沿著山野小路，踏著寒月的銀輝，向著山裏走去。當她的心無法驅走張華男的形象時，隱隱遠去的那段痛苦的曆史，又重新在折磨她的靈魂、她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