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就形成了解放全國的三種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綏遠方式。但是，他作為一代大政治家卻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當做解放全中國的主要途徑。因此，當北平國共和談破裂之後，毛澤東主席同朱德總司令就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下達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毛澤東針對當時國內、國外和黨內、黨外的具體情況——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半途而廢，堅定地向中國共產黨人呐喊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響亮號召，借此也表達了他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不可動搖的決心。自然，毛澤東這種決心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物質基礎之上的。當時，“國民黨的總兵力還有二百零四萬人，控製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麵積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島等地還駐有美、英等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但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主力已被殲滅，剩餘的軍隊中隻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部還有較強的戰鬥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於人心已去，士氣渙散，已難以組織堅強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實力派中，不少人不願再打內戰，正在醞釀起義”。因此，毛澤東認為向全國大進軍的形勢已完全形成！
毛澤東為了實現解放全中國的戰略任務，經和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和前線指揮員磋商，確定“以第一野戰軍（包括解放太原後的第十八兵團、第十九兵團）向西北進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擔負渡江解放京、滬、杭、蘇南、皖南、贛東，浙、閩全省；第四野戰軍先以一個兵團牽製武漢白崇禧集團，保障第二、第三野戰軍的渡江”，爾後再完成渡江南進的作戰任務。
隨著渡江後進軍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在下達總攻上海命令之後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確地下達了《對各野戰軍的進軍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向華東進軍並經營京、滬、杭和江蘇、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務後，粟裕等在總攻上海的前夕致電中央軍委：認為不日攻克上海之後，“蔣匪已全線潰退，福建守敵不多，我入閩部隊是否可能提早，應準備何時出動，以便淞滬戰後進行準備，調整部署。”對此，毛澤東命令第三野戰軍：
你們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入閩部隊隻待上海解決，即可出動。
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第二野戰軍這顆舉足輕重的棋子需走兩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幹涉，此項準備是必需的，有此準備即可製止美國的幹涉野心，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幹涉。但在上海、寧波、福州等處被我占領，並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協助山東攻占青島（假如上海占領後，青島敵軍尚未撤退）以後，美國出兵幹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時二野就可以西進了。
其二，據毛澤東判斷：
二野亦應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四川）、黔（貴州）、康（西康）。
在說到二野向西進軍，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還預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島等地迅速順利解決，美國出兵幹涉的可能性業已消失，則二野應爭取於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遊一帶，並打通長江水路。如果二野能於八月一日左右開動或更早點開動，則上述任務是可能完成的。
雖說事後戰事進展完全按著毛澤東的預測順利發展，但是他考慮到方方麵麵的因素，又明確指示：
此項任務在二野內部暫時不要下達，因為中央對此尚是一種擬議，最後決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領之後。
由此可見，毛澤東作為一代戰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謹慎！
第四野戰軍在進占武漢三鎮之後，毛澤東在未來進軍部署上明確電令：
四野現有兩個軍渡江，尚有六個軍已至隴海、長江之間，約於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個軍正由新鄉、安陽地區出發約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個軍及兩廣縱隊）於七月上旬或中旬可達湘鄉、攸縣之線，八月可達永州、郴州之線，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領兩廣。
第一野戰軍原本兵力隻有兩個兵團，兵力不足二十萬，在未來向西北進軍之中，不僅要與兵力較強的西北“五馬”對壘，而且還要經營西北陝西、寧夏、甘肅、青海、新疆五省。為此，毛澤東把華北野戰軍的第十八兵團、第十九兵團劃歸第一野戰軍的建製，要求“一野（四個兵團三十五萬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分兵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澤東在製定了“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的戰略規劃——並向各野戰軍下達了上述進軍部署的命令之後，他又為實現上述各項戰略任務，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作戰指導方針。
一、“先占城市，後占鄉村。”這項指導方針源於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政治路線，以城市為中心奪取全國勝利，建設一個新中國。另外，從軍事角度看，當時“國民黨的殘餘軍事、政治、經濟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現在人民解放軍在兵力上已占絕對優勢，隻有把進攻的矛頭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滅敵人，加速勝利的到來”。事實上，隻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國民黨盤踞在江蘇、浙江兩省的主要兵力就消滅了；接著，再分兵解放江南廣大的鄉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清楚：長年以來，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與地方實力派有著根本利害的衝突，麵對大勢所趨的局麵，這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越發地變得尖銳起來。舉例說：國民黨在西北的軍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團和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部。前者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後者是地方軍閥，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矛盾。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在下達總攻上海的命令的當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戰軍解放了西安，接著又控製了渭河南北地區。毛澤東審時度勢，遂於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為第一野戰軍製定了“鉗胡打馬”和“鉗馬打胡”的作戰方針：
你們攻占鳳翔等地，殲敵一部後，暫時停止前進的處置是對的。日前胡馬兩軍配合，在長武、寶雞之線企圖阻我進攻，而我十八、十九兩兵團，尚需三四星期以後才能到達西府（指涇渭兩河之間的地區）區域。依你們現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時對馬，而欲同時對馬，必須等候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或至少一個兵團開到，方有把握，否則無把握。因此，你們應耐心等候三四個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打幾個好仗，即可直取蘭州，基本上解決西北問題。隻要胡馬不走，仗是總有打的。僅在一種情況下，即胡馬向漢中退卻，胡馬兩軍又確實不能聯合（即馬部確實不威脅我側翼），你們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即向漢中方向追擊胡軍。
第一野戰軍在等待第十八兵團、第十九兵團到來的期間，在彭德懷的統率下，以運動戰的方式擊破胡、馬二部的聯合進攻，接著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風、寶雞、鳳縣地區，二馬退至邠州長武地區，都想借助對方的力量，互為犄角，阻止解放軍進軍甘肅、寧夏、青海或南下漢中。毛澤東與彭德懷等幾經電文來往與磋商，終於下達了《鉗製兩馬殲滅胡宗南四五個軍》的電令：
你們應當集中王（震）周（士第）兩兵團全力及許（光達）兵團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圍胡匪四五個軍，並以重兵繞至敵後，切斷其退路，然後殲滅之。許兵團留下必要兵力監視兩馬，以待楊（得誌）兵團趕到接替。楊兵團應立即向西開進，迫近兩馬築工，擔負鉗製兩馬任務，並嚴防兩馬回擊。此點應嚴格告訴楊得誌，於萬不可輕視兩馬，否則必致吃虧。
根據毛澤東製定的這一戰略方針的精神，不僅第一野戰軍取得了殲滅胡宗南所部四萬餘人的勝利，並最終導致兩馬所部的徹底潰敗，而且我其他野戰軍在向全國進軍中，也曾根據這一作戰方針的精神，在不同的戰場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戰鬥方式的同時，須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決”。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在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的時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軍：“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在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戰役中，國民黨江陰要塞炮台總台長唐秉琳率部起義；在攻占南京的前後，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部起義；在白崇禧從武漢撤退中，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張軫等率部起義，等等。與此同時，毛澤東曾於四月二十八日電告彭德懷同誌：“你可否於回陝前來中央一談關於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的問題。看樣子，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張治中等人現在決定留平，並向我方靠攏。用和平方法解決西北問題這件事，我們或許考慮通過張治中的幫助去做。”有關毛澤東、周恩來在這期間幫助張治中轉變思想的情況，張曾回憶：“在四月到六月這一段時間，是我最苦悶的一個時期。腦海中有許多問題沒法解答，矛盾彷徨，展開了激烈的自我思想鬥爭。這時期周恩來先生常來相看，多所勸導，又蒙毛澤東先生親臨慰問，思想乃初步搞通，內心亦漸次寬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後，毛澤東認定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勢必再次加劇，這就又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決桂係創造了條件。為此，他通過各種渠道向李宗仁陳情利害，希望李能夠留在桂林，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迫使桂係局部簽署和平協議。
或許是天意，正當李宗仁為政治前途舉棋不定，且需要聽取桂係諸位大將意見的時候，白崇禧收到了蔣介石送來的三萬兩黃金，心裏十分感謝蔣介石。麵對潰敗的全局，他認為李宗仁是個扶不起來的“天子”，危厄的國事還須蔣介石統一處理。他為勸說李宗仁離桂赴粵，繼續充當蔣介石的擋箭牌，遂“偕居正、閻錫山、李文範以及程思遠、邱昌渭從廣州飛桂，五時許到桂林，居、閻、李三人被招待於榕湖畔的‘桂廬’，白崇禧徑去文明路一三○號向李宗仁匯報他到粵後同各方麵接觸的情況”。接著，他就開門見山地說：“蔣先生既不肯放手，處處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請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並不知白崇禧如此而為的真諦，依然像過去那樣，非常認真地說：“此事萬不可行。現在已是憲政時期，吾人必須維護憲法的尊嚴。今蔣氏已引退下野，即為一介平民，若不經國民大會的合法選舉而私相授受，由我勸他複任總統，則我將為千古罪人。”
已經成了末代代“總統”的李宗仁還發如此高論，足以見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對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聽而不語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著，李宗仁拋出所謂的書麵材料“備忘錄”，自述“三個月來他在南京不能有所為的關鍵是因為蔣介石在幕後把持一切；次述蔣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請他複職，以免彼此牽製，互相抵消；最後說到如蔣介石不願複職，仍由他擔任代總統，則請蔣答應”授予他一切權力。
為促李宗仁離桂赴粵，白崇禧有意說：“同老蔣攤牌，本來就是我的一貫主張。但是現在政府遷至廣州，如果德公長期留在桂林，則中央失去了領導重心，恐怕影響很大。”
程思遠很不讚成白崇禧的論點，會後隨白崇禧來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問道：“現在老蔣隻顧沿海一些據點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廣州去，試問在軍事上有什麽把握？”
“有什麽把握，這不過是要對曆史有一條交代罷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說。
李宗仁就這樣被白崇禧連哄帶騙地從桂林弄到了廣州。對此，程思遠很是生氣，決定暫不隨李、白飛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華中戰區的得失關乎他們在大陸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漢撤守，他“外臨強敵，內有反側，也已岌岌不可終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軍攻占，蔣命殘部撤往閩、台，所謂京滬杭防線徹底崩潰。李宗仁審時度勢，對堅守華中，確保西南的戰略也失去了信心。
恰在這時，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團奉蔣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如果人民解放軍乘隙南下，即可將剛剛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隊包圍。換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經營多年的桂係集團，必然全軍覆沒於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見情勢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門生”，隻好商請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電令宋希濂按計劃迅速撤往湘西。實出白崇禧，也出何應欽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從命，在電話中驕橫地對黃埔時代的師長何應欽說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總的命令！”
何應欽當然清楚，所謂“老總”是指蔣介石。他忙解釋道：“恩施一帶並無敵人，你到那裏去實無必要！常德一帶異常空虛，你若不來，湖南戰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絕路。”
宋說：“我管不了許多，老總要我怎麽辦，就怎麽辦！”
何說：“我是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負責指揮全國的部隊，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宋氣憤地說：“我就不知道什麽行政院長、國防部長。”說畢就把電話掛了。
何應欽氣得麵發紫，立即趕來向李宗仁報告說，“這成什麽體統？這成什麽體統！我有生以來也未受過這種侮辱！”
何應欽和蔣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蔣氏是一位城府極深的縱橫家，一不小心就會掉入他設計的政治圈套中。這次，使何應欽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國難於既倒。可是蔣氏在敗亡之中依然和代“總統”李宗仁鬥法，置自己這位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於不顧，獨行其政治、軍事計劃，這豈不等於自滅王朝嗎？當他想到自己未來的處境時，遂於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總統”李宗仁堅辭本兼各職，並無限悲哀地說：“受命以來，月餘於茲，除立法院問題應欽獲得全體立法委員之支持，引為畢生最大之榮快外，其餘各項問題，莫不與願相違……事實演變，未符理想，而財政問題，又複困難萬端，無法解決……欽雖努力以赴，終感補苴無術，心中隱痛，莫可明言，唯有懇請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以免貽誤將來。”
李宗仁深知何應欽辭職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風度相挽留。何應欽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語調說道：“德公，如要我繼續幹下去，我隻有兩條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殺。”
就這樣，何應欽內閣倒台了！何應欽內閣自上台起始，毛澤東就預測到了它很快就會倒台。同時，他還知道何內閣倒台的結局，又必然加劇李宗仁與蔣介石的矛盾。雖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簽署和平協議的計劃宣告結束，但仍然可以利用這組矛盾爭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敗，也可隨著桂係向南潰敗的大勢，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潛等人的起義上。為此，毛澤東幾經權衡，遂決定請老鄉長章士釗、小老鄉劉斐南下香港，通過各種渠道繼續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時，把重點放在程潛的身上。
章士釗南下香港負有多種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勸說聞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幫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誠；再是通過程星齡向程潛傳話：毛澤東希望老鄉長程潛為和平解放家鄉作出曆史的貢獻。前者，杜月笙遵命給上海的弟子寫去親筆信，為解決上海的青幫起了作用；後者，史家作了記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齡奉程潛之命去香港時，見到章士釗。章土釗鼓勵程星齡要協助程潛頂住白崇禧的壓力，不要動搖起義決心，並親筆給程潛寫了一封信，要程星齡帶回交給程潛。信中列舉大量事實讚揚毛澤東確實是中國曆史上未有過的傑出領袖，絕非溢美虛誇之詞。對頌公期望甚殷，對陳明仁也決不會追究四平街之戰的問題等。”事後，程星齡曾當麵向毛澤東說：“主席，行嚴對頌公的談話與信，對促進長沙起義、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劉斐由於眷屬還在香港，須他去設法接到北平，經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協商，遂“決定去香港一轉”。據劉斐回憶，他是五月間從北平經天津乘船南下香港，並且“帶了章行老（章士釗）和邵力老（邵力子）責備李宗仁的長信想設法轉交李，爭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劉斐安抵香港之後，李宗仁、白崇禧、程潛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電話，希望劉斐能到廣州或長沙議政共事，但都被劉斐以種種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後，劉斐踐約來到廣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塊麵談。相見之後，劉斐首先轉交了章士釗、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並請其先閱，然後再舉行晤談。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餘言。二位老報人以敏銳的政治卓見，流暢犀利的文言行書，詳論了蔣氏王朝必敗，中國共產黨必勝的規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時，還道出了寫此長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緣非淺，平章國事，略有執持，因緣應舍，責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為，坐視公等之溺於稽天大浸而不為援手已爾。”章、邵二老進而道出李宗仁所處之地位：“設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義布之，則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其後果何堪設想。某等顓蒙，夙承見愛，心所謂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讀罷章、邵二老的長信，大有“臨表涕零，不知所雲”之慨！隨著信文的展開，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腦海中閃現而出，似在嚴峻地向他招手，謂之“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為此，他又重新拜閱了這段信文：“蓋長江之局麵雖變，西南之版圖猶存，盼公在桂林開府，屹立不動，繼續以和平大義相號召。乃公終不以鄙言為采，並不勝主戰分子之脅迫利誘，竟亦翩然蒞穗，同流合汙，陽冠僚案，陰儕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猶岸然以國家存亡民生禍福為張皇工具，傷哉，傷哉！”這時，他感到章、邵二老說到了他的心痛之處，頓生“無臉見江東父老”的羞色。然而當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覺得隻有按此一條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來信，情緒低沉地對劉斐說：“旁觀者清，還是你先談談自己的看法吧！”
劉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紹了在北平的所見所聞，直言告訴他們：現在勝敗的大局已定，無可改移了。然後，他又嚴肅地質問，“德公，你為什麽到桂林去？去了為什麽又不按以前的諾言簽字？”
“你們談下來的條款，簡直等於投降，這叫我怎麽簽字呢？簽了字怎麽能執行呢？”李宗仁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一切都被蔣控製死了……叫我怎麽辦呢？我隻好生氣不幹了，才以飛廣州的名義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羅網到廣州來呢？”劉斐不解地問道。
白崇禧為了掩飾自己的責任，搶先說了李宗仁來廣州的經過，並有意諉過於居正、閻錫山。這時，李宗仁取出蔣介石促他來廣州的信件交於劉斐，歎了口氣：“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劉斐看罷蔣介石寫給李宗仁的親筆信，操著挖苦的口吻講：
“你像那個童話故事裏的那隻猴子了。有隻猴子蹲在樹上，有個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著，但沒有辦法捉到手。後來他想了主意，從懷中取出一隻蘋果來，向猴子再三**，示意要把蘋果給它，那猴子看見了蘋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樹上徘徊瞻顧，跳來跳去，終於經不起**，下樹來取那隻蘋果，剛想把蘋果抓上，卻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鎖鏈。蔣在信中說一定要給你以軍、政、財權，就等於是那隻蘋果嘛。現在薛嶽控製了廣州，就是蔣手上的鎖鏈，你有什麽辦法呢？”
“那我隻有負責到底了。”李宗仁沮喪地說道。
“不行啊！”劉斐嚴正地指出，“你這樣替蔣介石負責，就是替罪魁禍首的蔣介石墊棺材底，於黨、於國、於人民、於你自己都是不應該的。”
劉斐與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談到深夜，李宗仁被說得搖首歎氣，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認那四兩酒錢。最後，白崇禧說道：
“我們還是九九歸一，一起到廣西打遊擊去吧！”
“不行的，打遊擊誰還能強過共產黨？”劉斐接著又坦直進言，“為今之計，隻有李德公下野，因為他已失去代表講和的資格，由你（白崇禧）率領湘、桂兩省軍政人員和部隊局部起義，還可救全多年來追隨你們的部下。這樣，你們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個安頓。否則，你們失敗了往國外一跑，這些人往哪兒跑呢？”
白崇禧一聽說率部起義，立即來了火氣，大聲說道：“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幹不來！”
劉斐一聽這話知道應該結束這次談話了，遂淡然地說道：
“好吧！士各有誌，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
這時，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
白崇禧默不作聲。劉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談話就在這樣的沉默中結束了。
翌日清晨，劉斐飛回香港。這對李宗仁而言，又一位親信大將離開了自己。同時他還感到：在不久的將來，劉斐也會步張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後投向共產黨。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發悵然了！……
至此為止，毛澤東認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決桂係的希望基本破滅了。從此，他就專注家鄉湖南和平起義的事情了。
從以上事例可知，毛澤東在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戰略部署中，不僅要求我解放軍“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敵占區和殘敵，而且還和周恩來等在指揮軍事解決的同時親自做方方麵麵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似傅作義統率的部隊和管轄的北平；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決湖南、雲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張治中、程潛、龍雲等這樣重要的棋子，從而加速了全國解放的步伐。由於有關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經過將在下文詳述，故在此略。
“實行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渡江戰役的前後，已經獲悉蔣介石的戰略退卻計劃，那就是“經營台灣，為其最後的根據地；守住沿海島嶼，使與台灣相呼應；控製川滇，欲在西南留個後方；收拾兩廣，徹底地消滅桂係勢力”。另外，從戰爭發展來看，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後的大進軍中，“國民黨軍隊幾乎是一觸即潰，盡力避免作戰，像抗日戰爭那樣，準備在西南邊陲數省站住腳跟，進行頑抗，並在不利時將大批軍隊撤往國外。”對此，毛澤東深知由陝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將與宋希濂駐紮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隊會師四川，其中胡宗南殘部很可能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逆行南下，由雲南逃往緬甸、老撾等鄰國。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達的《對各野戰軍的進軍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係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麵進軍斷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應準備經貴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滅白崇禧占領廣西之後，應以一部經百色入雲南。請林（彪）羅（榮桓）即令曾澤生軍（曾原為滇軍起義將領）早日出動南下，該軍是否已從熱河出發，盼林羅查告。
毛澤東此舉的戰略意圖是：由廣西揮師西行，經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東麵的湘黔入川，賀龍所部由陝南入川，經營川北，這樣就對退守四川的蔣軍形成了大包圍之勢，並將其大部消滅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來某些軍史學家認為：“實行大迂回，大包圍”戰略方針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錯誤的。有關毛澤東如何實施上述這一“大迂回，大包圍”戰略方針，筆者將在下文詳述。
我四大野戰軍完全遵照毛澤東的上述部署向全國進軍，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毛澤東在下達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以及《對各野戰軍的進軍部署》之後，他的工作重心遂由軍事轉為指導管理城市、恢複全國經濟建設以及創建新中國等大事上來。如果說毛澤東指揮軍事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那麽管理城市、恢複全國經濟建設以及創建新中國等大事對他而言，則是一門全新的課題！正當如履薄冰的毛澤東思忖如何完成這些大事的時候，剛剛解放的上海就爆發了始料未及的經濟危機，迫使他倉促上陣迎戰……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上海全市解放了！
這天清晨，槍聲和炮聲漸漸地停息了，上海各界群眾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悄然打開自己的家門，驚奇地發現馬路兩邊濕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滿了身穿黃布軍裝的解放軍指戰員。啊！激戰上海的十五個日日夜夜——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上海新生的人民功臣，一個個卻睡在馬路兩邊的人行道上，這不僅是曠古未有的奇事，而且也深深地打動了上海的市民群眾！另外，各界人民很快又發現，新生的上海市，電燈是亮的，自來水也長流不息，就說是電話吧，也暢通無阻，工廠、學校也保護完好……大家都禁不住地發出這樣的自問：“這哪像是剛剛打過仗的樣子呢？共產黨和解放軍是如何創造出這樣的奇跡呢？……”
這奇跡應當歸功於黨的另一支隊伍——上海八千餘名中共地下黨員和廣大的進步群眾！在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上海戰役的過程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護廠、護校、策反敵軍、散發傳單、輸送情報……上海才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很快，各界人民從戰爭的惶恐之中醒來，相互傳送著一個消息：“上海真的解放了！”接著，他們自發地擁上街頭，走到外灘，有人在高呼“上海解放了！”有人在高呼“解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更為令人感動的是，年長的老人提著燒開的水壺，拿著大小不一的茶碗，慰勞睡在水泥地上的解放軍戰士；年輕的工人和學生有的打著腰鼓，有的扭起了秧歌，有的放聲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慶祝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正，陳毅率領軍管會所屬軍事、政治、財經、文教各接管委員會的主要幹部，走上了舊上海市府大廈的黑色大理石階梯，正式接管市政府。與此同時，一麵鮮豔的紅綢大旗在樓頂飄揚。接著，陳毅昂首闊步地走進舊市長辦公室，嚴肅地命令：“宣趙祖康進來！”
趙祖康是我國著名的道路與市政工程專家，任上海工務局長，後與中共地下黨員發生了關係。我人民解放軍奉毛澤東的命令發起總攻上海的當天——二十三日，國民黨原上海市代理市長陳良倉皇出逃，行前將所謂市長大印交給了趙祖康。趙祖康僅僅當了四天代理市長，上海就全部解放了。在陳毅等入主市府大樓之前，他已經主動將市長大印交給了有關人員。當他聽說陳毅將軍宣召見他，遂誠惶誠恐地走進，畢恭畢敬地說道：“卑職趙祖康，請陳將軍示諭。”
陳毅根據黨中央、毛澤東製定的城市接管方針以及對待國民黨留守人員的政策，嚴肅地問道：“軍管會命令你執行得如何？”
“條條照辦了。”
“檔案、資產呢？”
“完整無損，可一一查點。”
這時，陳毅起身握住趙祖康的手，指著旁邊的沙發客氣地說了一聲“請坐！”旋即又說道，“趙先生，你對未來的工作有什麽想法嗎？”
經過簡短的交談，雖說趙祖康從陳毅的問話中沒有感到有興師問罪的意思，但因地位的不同，內心中依然是忐忑不安。他沉吟片時，低聲地答說：“陳將軍，我想回交通大學教書，做點有益於人民的事情。”
陳毅完全理解趙祖康此時此地的矛盾心情，他很是真誠地說：“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來是對的，國家需要人才，你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我們想請你繼續擔任工務局長的職務。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這實在出乎趙祖康的所料，他聽後先是驚異萬分，繼之是感動不已。就這樣，國民黨時代的代理上海市長趙祖康又被陳毅任命為工務局長。這項人事安排，對舊上海市府留用人員的影響是很大的！這天，在會議室等候傳見的二百多名舊市府工作人員個個坐立不安。看見陳毅偕趙祖康來到會議室的樣子，他們感到驚詫不已。陳毅講道：“諸位老市府的朋友們，這次解放軍的勝利，不是共產黨一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希望大家各安職守，辦理移交，並聽候人民政府量才錄用。”聽了陳毅的這段話後，一個個露出了笑臉，並情不由己地鼓起了掌！
但是，留給陳毅市長的上海是一個什麽樣子呢？對此，史家作了如下的記述：
解放前夕上海工業已陷入半解體的狀態。一萬二千多家工廠中，隻有百分之三十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百分之八十以上，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隻有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業產值百分之七十四的輕紡工業，缺原料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
與此同時，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麵粉僅夠全市吃半個月，而儲煤隻夠全市燒七天！治安情況也不容樂觀，流散在上海的蔣軍官兵近兩萬人，國民黨還留下八個特務組織三萬多人，加上慣匪、流氓作亂，社會秩序很不安定。而目前匯聚在上海的難民、乞丐、小偷、妓女、遊民，總數達六十萬！當時一起聽匯報的鄧小平同誌不禁深歎一口氣道：“這些都是我們陳市長的‘子民’喲！”
對此，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就完全估計到了！那時，他親自向未來的市長陳毅交代了接管上海的方針：堅定地依靠工人階級，“集中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各黨派，穩步前進。”為此，陳毅每次走上講台第一句話便說：“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們，我們是歸隊來了！首先，讓我代表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向保護大上海的人民群眾，致以熱忱的感謝！”他說完向台下深深地、畢恭畢敬地鞠了一躬。
上海解放的前夕，毛澤東通過各種消息獲悉：蔣介石懷著愴然的心情向上海告別，他不能不想起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他以曆史功臣、北伐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進入上海，而今他卻以曆史罪人的身份向上海道別”。他在此時此景中，沒有去想自己為什麽會落到如今敗走麥城的地步，非常奇怪的是，他那泛著苦汁的心湖之中竟然生出了這樣一個問號，有意思的是這個問號又漸漸地拉直變成驚歎號！為此，他近似自語地說：“我想有一天，毛澤東也會像我一樣從上海敗走的。”
“為什麽？”守侍身旁的蔣經國小聲地問道。
“上海是個大染缸，自稱是紅色的共產黨，要不了多少時日，他們就會改變顏色的。”
蔣介石的這句由自我反省而感悟出的普通話語，的確震撼了毛澤東的心靈！誠如前文所說，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他就再三向全黨發出要謹防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號召，就連他離開西柏坡的時候，還再三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然而當他聽說也曾被山呼萬歲入主上海的蔣介石竟然向中外斷言：“毛澤東也會像我一樣從上海敗走的！”這就不能不使毛澤東引以為戒了！
同時，毛澤東還從各種渠道獲悉：蔣介石在從上海敗走的當天，雖然感到自己猶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顧茫然”。可他卻在日記上寫下了如下這段話：“今日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凶險的共黨，我們用什麽辦法來對付敵人呢？隻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愈，新的刨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怎能不揮淚前進？……但我憑著一線光明的希望，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
事後追論：當毛澤東獲悉這段話以後，他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蔣介石不僅敗而未亡，而且還要東山再起。換言之，人還在，心不死，與敗走上海的蔣介石的較量是長期的！
恰在這時，中外的政治家也以幸災樂禍的目光看待共產黨人的勝利，他們公開說：共產黨在軍事上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經濟上打零分。有的直言之：毛澤東的隊伍開進上海之日，即為共產黨人失敗的開始。對此，毛澤東也經常發出這樣的提問：以農民成分為主體的共產黨人真的會敗走上海嗎？自然他的答案也是清楚的，共產黨人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還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讓一切敵人在我們麵前發抖吧！
毛澤東在戰略上曆來是藐視敵人和困難的，然而他在戰術上卻是十分小心地重視敵人和困難。因此，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再三指示陳毅，一定要看到上海在全國的特殊地位：“上海的紡織廠紗錠二百二十九萬占全國百分之四十，貿易額占全國的一半。上海工廠的煙囪若不冒煙，全國經濟就將垮掉一半；上海市場一混亂，全國財經就會失去控製。”另外，陳毅作為共產黨的第一任上海市長，不僅非常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接收的是一個什麽樣的上海：僅就國民黨中央銀行為例，“經過多次的搶劫，中央銀行的庫存……隻剩下黃金六千一百八十兩，白銀兩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兩，銀元一百五十四萬六千六百四十三枚，美元八千六百七十八元，英幣一百五十三鎊，港幣三萬八千八百五十二元……”可以想見，這樣一點可憐的錢，將如何應付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的經濟運作呢？為此，毛澤東在上海解放的初期，對各界人士實事求是地講：“不要以為解放了，今後就是一帆風順，大吉大利，帝國主義從此老實，老天爺從此不鬧災荒，我們自己也從此不犯錯誤，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還會是曲折的。還要準備勒緊褲帶，甚至要準備流血犧牲。”
時人皆知，蔣介石如此迅速垮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他支撐打內戰，在國統區相繼濫發法幣和金圓券，造成通貨膨脹，變成了一堆廢紙。誠如時人所雲：“假如你進飯店吃飯，第一碗飯是一種價格，等你吃第二碗飯的時候又是一種價格，因為漲價了。”為了穩定上海的金融，陳毅市長走馬上任的第一天就以軍管會的名義頒發了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為照顧人民的困難，在六月五日以前，暫準金圓券在市麵上流通。在暫準流通期間，人民有權自動拒用金圓券。同時宣布：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於六月一日正式成立，開始以人民幣兌換金圓券的工作，比例是1∶10萬。
由於金圓券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因而兌換金圓券的工作非常順利，待到六月五日以前，兌換工作就告一段落。但是，金圓券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惡劣的心理影響，以及曆年物價波動遺留下來的保存鈔票不如保存實物的經驗，繼續影響著各階層的人民。國內外的階級敵人，緊緊抓住了人們這一心理，“一群唯利是圖的投機分子跟著興風作浪，胡說什麽人民政權剛剛建立，人民幣並不鞏固，人民幣和金圓券都是紙印的鈔票，沒有什麽不同。他們不顧人民政府的警告，仍像解放前那樣，投機牟利，掀抬物價”。他們“把投機的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麵。投機商掌握了大量銀元，任意提高價格，進行投機，一轉手之間，一塊銀元竟然可以獲得人民幣一百五六十元。販賣銀元的販子，上海叫做銀牛。一時間，銀牛橫行，‘大頭’（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銀元大多是有袁世凱像的，俗稱大頭）囂張，銀元和人民幣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
據史記載：“當時上海每一條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可以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著長衫，手裏拿著一大把銀元，發出嘩嘟嘩嘟的聲音，有的用兩塊大頭互相敲擊，丁當作響，吸引過往行人的注意。他們嘴裏還不斷報著當天銀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是上海的證券大樓，他們利用幾千部電話同他們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密切聯係，操縱銀元物價。在他們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的十天左右的時間內，上漲將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後的十三天內，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紗也上漲了一倍到兩倍以上。”也就是在物價如此暴漲的時候，南京路上的“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起，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結果，上海人民銀行分行發行的人民幣，“早上發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人民幣就這樣被排斥在市場之外！當時，剛剛接管上海的軍管會沒有經驗，對不法的投機分子的金融實力也缺乏了解，“為了穩住市場，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但十萬銀元拋出後，全被投機分子吃進去了，不但沒有穩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越演越烈”。以陳毅為市長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認識到：“上海遊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住市場的。”這時，不法的投機分子又借機製造輿論，到處散布“日本占領上海時，為了穩住上海的市場，從東京一次運來五噸黃金，但投下去之後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換言之，共產黨不懂金融，將會很快步國民黨的後塵從金融戰線上敗下陣來！
毛澤東收到陳毅代表上海軍管會寫來的報告的時候，他正在準備接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
陳嘉庚，於一八七四年生於福建同安一個貧窮的農家。在他十六歲那年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後靠著一種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漸漸地在南洋發跡，旋即又以新加坡為基地經商，遂成為一代華僑巨商。不久，他結識孫中山先生，加入中國同盟會，並積極募款資助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與此同時，他深感祖國落後的原因是教育，遂於一九一三年起始在家鄉集美村先後創辦中學、小學、師範、航運、水產、農林、商科等學校；一九二一年，籌募巨資創辦有名的廈門大學，為家鄉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識的新人，在國內、國外享有盛名。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又奔波於南洋各地，積極募款，支持愛國的抗日鬥爭。一九四○年他由南洋回國，先在山城重慶發表抗日演說，後應毛澤東之邀，又於是年五月下旬動身赴延安慰問邊區的軍民。也就是他到延安的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窯洞裏會見了慕名已久的陳嘉庚先生。陳嘉庚先生對訪問延安的感想，曾在一次講演中說：
我初到陝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裏，人人平等，相親相愛，有如兄弟。刻苦耐勞從事建設，成績斐然。毛主席的辦公處設在一座窯洞裏，布置很簡單……毛主席的香煙癮很重，可說煙不離口，他拿出一罐英國的香煙對我說，我每個月薪俸有限，不配抽這樣名貴的香煙，這一罐是美國華僑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見他一根煙抽過一半了，有客求見，他舍不得把半截煙蒂丟掉，卻把煙頭的火滅了，擱在煙灰缸上，然後去見客，及至會了客回來，再把那截煙蒂吸完。
毛主席曾單獨請我吃飯，是白飯、鹹菜，配一味雞湯。毛主席說：“我沒有錢買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有一次，我們在毛主席辦公室裏閑談南洋的情況，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可參加，頃刻間座位滿了，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主席身邊略有空隙，就塞身進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軀移開點，讓他坐得更舒服。這就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機構中沒法見到的現象。
延安之行，使陳嘉庚真正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僅結識了毛澤東，而且還堅信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救星。他由延安回到四川，在峨眉山曾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解放戰爭爆發之後，陳嘉庚為抗議蔣介石撕毀“雙十”和平協定，四處發表演講；同時，為了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尊敬，在會客大廳的牆上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這是南洋公開懸掛的第一張毛澤東的畫像，借以遙祝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勝利。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八年五月登上“總統”的寶座之後，陳嘉庚又代表新加坡華僑各界代表大會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公然聲明否認蔣介石為中國“總統”。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致電陳嘉庚先生，代表中共中央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共商國是。是年五月五日，陳嘉庚先生偕莊明理等從新加坡回國，並於六月四日到達北平，在車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李維漢、李濟深、沈鈞儒等熱烈歡迎。七日，周恩來親自接陳嘉庚一行到香山雙清別墅，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會見。
說到陳嘉庚與周恩來的相識和相知，還有著很曲折的故事。一九四○年三月下旬，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問團來到重慶的時候，周恩來剛好回延安，僅見到了鄧穎超等中國共產黨人，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陳嘉庚一行來到古城西安，恰好周恩來由延安返回重慶路過西安，約定去七賢莊十八集團軍拜會周恩來與路過西安回延安的朱德將軍。由於特務借口車輛等因，使陳嘉庚未能如約前往。翌日，陳嘉庚親自趕到七賢莊致歉，但朱總司令已回延安，周恩來也已去重慶，失之交臂，令陳嘉庚深感惋惜；陳嘉庚由延安返回重慶不久，接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電話，詢問陳先生近日有無時間，說周恩來準備第二天登門拜訪。就這樣，他們二人好不容易地見了麵。那天，周恩來向陳嘉庚先生重申了共產黨的三大主張：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接著，又講：“國共合作，這是曆史的潮流，頑固派搞摩擦，這是不會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們在西安會麵，但是今天我們不是在重慶會麵了嗎？”
從此以後，周恩來與陳嘉庚在正義的鬥爭中結為知己，並有著許多感人的故事在流傳。這次，周恩來再次見到陳嘉庚，舊話重提，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周恩來十分自豪地說道：“一別十年，現在天下是我們的了。嘉庚先生十年來為抗日所作的貢獻、所受的磨難我是知道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也是不會忘記的。新的中國就要誕生了，毛主席說，我要好好地聽聽陳嘉庚先生的意見！”
陳嘉庚在周恩來的陪同下驅車趕到香山，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澤東偕朱德、劉少奇早已躬迎在雙清別墅的院中，並親自打開車門，攙扶他步出汽車。他望著毛澤東那平易近人的樣子，激動地說道：“毛主席，你是開國元勳，我是普通僑胞，你親自扶我下車，這讓我怎能受用得起哪！”
“怎麽受用不起呢？”毛澤東笑著繼續說，“陳老，要說是開國元勳，你老也是其中一位嘛！”
“不敢當！不敢當……”陳嘉庚連連搖手說道。
“當之無愧！”毛澤東說罷指著劉少奇，“來，我給陳老介紹一下，這位是劉少奇同誌。”
陳嘉庚緊緊握住劉少奇的手，打量了一下劉少奇的表情，說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朝相識，三生有幸啊！”
“陳老，”劉少奇操著尊敬的口吻說道，“我對您也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朝相識，三生有幸啊！”
毛澤東親自挽著陳嘉庚的臂膀走進雙清別墅，又親自把陳嘉庚扶到沙發上坐下，然後有些感慨地說道：“陳老，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今天，我倒有些迷信了。你還記得嗎？我們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識的？”
陳嘉庚略加思索，答說：“一九四○年六月。”
“對！您老是哪一天離開延安的呢？”
“六月七日。”陳嘉庚說罷似追憶起了往事，頗有感慨地又說道，“我記得那一天告別的時候問你：毛主席，我們什麽時候還能相見呢？你說：我想不會再用十年了。我說好！六字吉利，但願在十年頭上的六月相見。”
“今年恰好是第十個年頭，不但是六月，而且還是我們分別的那一天，六月七日。”毛澤東說罷轉身指著擺在茶幾上的台曆，“請陳老看一看，今天是不是六月七日？”
陳嘉庚一看愕然大驚，因為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人都有幾分迷信，他幾乎是震愕地自語：“是六月七日，這……”
“這不是天意，而是巧合。”毛澤東急忙說道。
“不，”陳嘉庚連連搖頭，“哪有這樣巧的巧合？……”
“那就按陳先生說地來解釋，”周恩來急忙接過話茬，說道，“蔣介石統治集團垮台，我們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勝利，是上應天意，下合民心。”
“對，對！還是周公說得對。”陳嘉庚讚同地說道。
毛澤東談興甚好，借著他與陳嘉庚相見在六月的話題又做起了文章，他笑著說：“我們兩個跟六月有緣，在延安見麵是六月，在北平見麵又是六月，六月裏有花香，有清風，真是個好季節呀！抗戰勝利，陳先生功不可沒。現在新政協正在籌備，群賢畢至，陳先生可不能不參加喲！”
“嘉庚先生多慮了，不會講國語不要緊嘛，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懂得所有語言，國與國還不是照常交往嗎？”周恩來急忙接過話茬說道。
“恩來說得對，”毛澤東也趕忙解釋道，“陳先生現在講閩南話，我講湖南話，我們通過翻譯不是交談得很好嗎？心通勝於言通啊！”
對此，陳嘉庚還能說些什麽呢？恭敬不如從命，他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的邀請，同意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議。
接著，毛澤東告訴陳嘉庚先生：新的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能聽到更多的定國大計。對此，陳嘉庚說道：“全國的大事，由毛主席、周公、總司令、少奇同誌你們去考慮，一定會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家鄉很窮，希望中央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才武將去，給父老鄉親們造福。”
毛澤東告訴陳嘉庚，中央已經作出決定，委派張鼎丞、葉飛去主持福建的工作。接著，周恩來又告訴陳嘉庚、張鼎丞和葉飛都是領導福建革命的老同誌，其中葉飛還和華僑有些關係。陳嘉庚聽後急忙站起來，說道：“我先代表福建的父老鄉親向黨中央、向毛主席說聲謝謝！”
“陳老快請坐！我們是一家人，說謝謝豈不遠了嗎？”毛澤東待陳嘉庚落座之後，方才說道，“今天我也有兩個請求，說給陳老聽。”
“請毛主席講。”
“第一，如果他們在福建的工作沒有做好，陳老一定要不留情麵指出來。假如他們不聽，陳老就直接找我提批評意見。”
“有毛主席這番話，我就放心了！”
“第二，我聽恩來說，當年，陳老在南洋曾吃過金融投機家的虧；今天，我毛澤東在上海也遇到了這類問題，你看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回擊他們呢？”
陳嘉庚聽後似又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稍許沉吟，以堅定的口氣說道：“對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機家，手一定不要軟！”
毛澤東從陳嘉庚這句話中感到了一種力量，那就是接受投機家的挑戰，並戰勝他們！自然，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有了解決上海金融危機的腹案，故笑著說道：“少奇同誌，恩來同誌，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記住陳老的這句話：對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機家，手一定不要軟！”
……
毛澤東在接到陳毅及華東財委的報告之後，立即與周恩來、劉少奇等進行研究，提出原則的解決意見，遂交由剛剛走馬上任、正在籌建中央財委的陳雲去辦。
陳雲認為：“上海流通之主要硬通貨不是金圓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津解放及我軍渡江後，金圓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因此，時下上海“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同時，他又嚴肅指出：“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後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占領市場，恢複城鄉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沈陽、平津）。過江以後，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後占鄉村，城鄉均是銀元市場，推廣我幣增加了困難。”經研究，並報請中央批準：同意陳毅市長提出的“先禮後兵”的解決辦法。
上海證券大樓是證券交易所的指揮中心，設在漢口路422號，是一幢八層高的大樓，占地四畝有餘，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抗戰前夕，該所登記的證券字號有一百九十二家，是金融、地產、紡織、百貨、化工、文化等各實業界的一些“巨頭”的活動中心，同時也是官僚資本在滬操縱資金市場巧取豪奪的一個重要基地。抗戰勝利後，在此登記參加交易的證券字號達二百三十四家，它控製著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並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操縱物價。由於南京國民黨政府一些要員，或明或暗地充當投機活動的幕後人或保護人，因此，所謂的證券交易所實際上是一個公開的變相的賭場。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暫停營業的證券交易所又悄然複業，很快又成為這次“銀元之戰”的地下指揮司令部。
陳毅市長接到毛澤東“表示讚同”的電話之後，為了確保對投機分子一網打盡，事先作了周密的準備。據史記載：“九日，他們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數骨幹，化裝進入證券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其餘人員全部留局待命，並臨時切斷他們與外界的一切聯係，以防泄露。與此同時，還依靠原地下黨設在證券大樓的密點及秘密工作人員對證券大樓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人員的名單。”接著，陳毅市長於六月十日下達了查封證券大樓命令。對此，有關著作作了如下的記述：
六月十日上午八時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首先率領二百餘名便衣幹警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五個組控製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上午十時，宋時輪警衛部隊的一個營，分乘十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對整個大樓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布在證券大樓各個場所的公安人員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
從上午十時到午夜十二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有二千一百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二百三十八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餘一千八百餘人經教育均陸續放出。
在查封證券大樓的過程中，“大樓外觀者如堵，市民莫不拍手稱快曰：‘大亨鼠坍台了！’‘共產黨到底厲害！’”或許是這場幹淨漂亮的突擊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霎時之間傳遍了上海，震動了全國。自第二天開始，不僅人民幣成為上海的流通貨幣，而且各種物價指數也迅速回落。實事求是地說，在上海演出的這場“銀元之戰”勝利是在黨中央、毛澤東直接關心下取得的。但是，毛澤東又不失時機地告誡剛剛進入上海的同誌，這僅僅是人民政府與舊勢力交鋒中取得的第一個回合的勝利，更加艱巨的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還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