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時人皆知，陳毅是“兼資文武此全才”的儒將。因此，早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親自點將陳毅出任未來的上海市長。也就是從這時開始，陳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陳毅隨總前委移師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抽調了約五千名幹部，趕到江蘇省剛剛解放的丹陽，迅速組成接管上海各係統的機構，擬製了具體的接管計劃和警備措施，組織接管人員學習中共中央以及毛澤東關於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在這期間，他指示有關部門把“有關上海的年鑒、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概況，包括繳獲的、地下黨調查的、上海來人報告的，匯成關於上海的二百多種小冊子，陳毅自己看，也交給幹部戰士們讀，再依據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確定接管的具體方針步驟。比如，上海的官僚資產如何接管？外商企業如何對待？民族資本家的廠子如何使其開工？國民黨政府機構如何處理？等等，他都要事無巨細地親自過問。
自古以來，勝者之師攻入敵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許軍隊“搶掠三天”。但是，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軍必須以主人翁的姿態進入上海。為此，陳毅從入城紀律教育著手，他嚴格地強調：一是市區作戰不許用重武器，二是部隊入城後一律不得進入民宅。對於第二條，有些幹部想不通，說遇到下雨、有病號怎麽辦？陳毅聽後作了答複，“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準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麵禮’！”
為了能在較短的時間裏完成黨中央、毛澤東交給的接管上海的任務，身著戎裝的陳毅親自在丹陽的一座大廟裏作入城紀律報告。首先，他抓住兩件在丹陽發生的“小事”進行批評：一是有軍人沒票硬要進戲院看戲，二是有人擅自拿師範學院一個燈泡。他極其嚴肅地講：“這兩件小事不小，為什麽無票非要進去看戲？是不是老子革命幾十年，進戲院還沒有資格？（笑聲）這個思想作怪，進上海非吃敗仗不可！”
與此同時，陳毅親自主持製定了《入城守則》草案，毛澤東閱後連說了四個“很好”。毛澤東感到入城是一件關係著軍紀、黨容以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大事。於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
（一）凡市內衛戍機關軍風紀、交通規則、娛樂場所規則，軍隊人員必須共同遵守，並服從當地軍事管製委員會、警備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揮。不得借口隸屬關係不同，而有絲毫違抗。（二）保護城市人民生命、財產不許侵犯，除現行犯（例如搶劫、放火、行凶等），各機關不得擅自捕人。（三）保護外僑（包括領事館）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與安分守己之外國僑民，一律予以保護並尊重其人格，以禮貌待之；凡有違犯或破壞行為者，報告上級及軍事管製委員會，不得自行處理，一切有關外僑事務，不論大小均由最高機關辦理，各部無權處理。沒有命令不得進入外僑住宅，不準住外僑的房屋或教堂、學校，對外僑民外僑住宅，無命令時，不得施行室內檢查與人身搜查。（四）我軍各部人員，不得接見中外記者，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五）軍人進入戲院、電影院、理發店、澡堂及公共娛樂場所遊覽，及乘坐電車、公共汽車者，均須照章買票，照章付錢，不得要求免票或半價付錢。（六）不經上級許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勞，對各階層人士給軍隊個別人員送禮和被邀請吃飯赴宴者，尤需拒絕。（七）軍隊在城市駐紮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軍隊之騾馬大車不得入城，必須入城者，可在裝卸後即應出城。（九）不準亂放槍。（十）不準上街亂跑，嚴格請假製度。（十一）整頓軍容，提倡禮節。（十二）對群眾態度須好，不可蠻橫無禮貌。
在古今中外的軍史上，沒有哪一位軍事統帥為部隊入城做過這樣明確而又嚴格的規定。同時可知，毛澤東主持作出的這十二條入城規定，是集納了屬下很多《入城守則》而寫成的。因此，它不僅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而且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話再說回來，毛澤東在作出殲滅上海外圍之敵的部署之後，遂又全力關注如何消滅中南地區之敵的大事。
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在未來向全國進軍的戰略部署是：賦予第四野戰軍的任務是向中南進軍，消滅該地區之敵，解放並經營豫、鄂、湘、贛、粵、桂六省。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務，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局與華中軍區，以林彪任華中局第一書記、華中軍區司令員，羅榮桓任華中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政治委員，鄧子恢任華中局第三書記、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統一領導中南地區的黨政軍工作。毛澤東在確定了未來中南地區的黨政軍領導班子之後，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決中南地區的戰略問題。首先，他清楚盤踞中南地區之敵的主力是：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白崇禧集團和廣州綏靖公署餘漢謀部共二十八個軍七十三個師，總兵力共四十餘萬人。“其中駐守湘鄂贛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軍五十二師近三十萬人，其部署是：以湘鄂邊綏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團共六個軍布防於巴東至嶽陽間的長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區，重心置於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屬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團共七個軍布防於南昌以西、長沙以北之九嶺山、汨羅江、洞庭湖一線；以長沙綏靖公署程潛部和第一兵團陳明仁部四個軍布防於長沙、湘潭地區。”上述之敵，即為我第四野戰軍渡江戰役的主要對手。誠如毛澤東於五月九日致林彪、蕭克電所分析的那樣：
據白崇禧的意圖，不是準備在衡州以北和我軍作戰，而是準備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們全軍似有提早渡江時間的必要。並且不必全軍到達北岸然後同時渡江，可以采取先後陸續渡江的辦法。
我四野接到毛澤東陸續渡江的電令之後，遂於五月十四日在武漢以東團風至武穴間一百餘公裏的地段上橫渡長江。由此，我軍提前打響了第四野戰軍發起的渡江戰役。毛澤東考慮到四野發起渡江戰役之後，夾在南京、武漢之間的南昌守敵有可能棄城逃遁。為此，他又電示總前委等：
如果南昌敵逃走，可由陳賡率兵直入城維持秩序，俟林（彪）羅（榮桓）部隊過江後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軍勝利渡過長江之後，向中央請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進，還是暫時停止蘄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幹部到後再進南昌”。毛澤東遂又於五月十六日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致電林彪等人：
四十三軍渡江後不必急於向九江、南昌前進，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項幹部大體到齊，然後前進較為適宜。九江、南昌既有桂係兩個軍駐守，我軍又不馬上前進，該兩處秩序似不致大亂。因此，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令陳賡注意，隻要南昌有敵軍駐守，陳（賡）兵團亦不要進占南昌，隻在南昌敵人確已撤退，該兵團才去占領，維持秩序。在南昌敵軍未撤的情況下，陳兵團亦不要過於迫近和威脅南昌。
我軍東線部隊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於五月十二日發起上海外圍戰之後，至十四日，“第九兵團先後攻占平湖、奉賢、南匯和鬆江、青浦等地，進逼川沙，威脅上海守敵側背。敵被迫由市區增調第五十一軍至白龍港、林家碼頭加強防禦。第十兵團攻占昆山、太倉、嘉定、瀏河等地後，繼續向月浦、楊行、劉行之敵發動猛攻。敵憑借鋼筋水泥碉堡頑強抵抗，我進展緩慢。從十五日起，各部隊遵著總前委和野戰軍首長的指示，加強了敵前偵察，調整了部署，總結了經驗，改以小分隊行動為主，實行火力、爆發、突擊緊密結合的攻堅戰術，逐個奪取敵碉堡，加強了戰鬥進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團相繼攻占月浦、國際無線電台，肅清了劉行殘敵；第九兵團攻占川沙，並在白龍港地區全殲敵第五十一軍，進而將敵第十二軍壓縮於高橋地區，與第十兵團形成了夾擊吳淞口之勢。敵被迫於二十二日將第七十五軍增調高橋，以保障吳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軍已將主要兵力壓縮於吳淞口兩側地區。”我軍不僅完成了上海外圍戰之目的，而且也為攻取市區，殲滅上海全部守敵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時，我四野部隊完成渡江任務之後，於五月十七日勝利攻占武漢三鎮，並爭取了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在賀勝橋率第一二八軍等部約兩萬人宣布起義。接著，陳賡率部接管江西省會南昌。這樣一來，長江中下遊南北兩岸全部控製在我軍之手。當毛澤東收到華東局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的報告之後，他當即以中央軍委的名義下達了《總攻上海的時間和步驟》的命令：
粟張，並告總前委及中指：
（一）據鄧（小平）饒（漱石）陳（毅）電，接收上海的準備工作業已大體就緒，似此隻要軍事條件許可，你們即可總攻上海。（二）為使偵察及兵力配備臻於完善起見，總攻時間似以擇在辰有至辰世之間為宜，亦可推遲至已東左右，如何適當，由你們決定。（三）攻擊步驟，以先解決上海後解決吳淞為適宜。如吳淞陣地不利攻擊，亦可采取攻其可殲之部分，放棄一部分不攻，讓其從海上逃去。（四）攻擊兵力必須充分，如覺兵力不足，須調齊兵力然後攻擊。（五）攻擊前必須作戰役和戰術上的充分準備。
正當毛澤東全力運籌攻占武漢、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戰役的過程中，通過黨的第二條戰線獲悉：敵人在撤退的前夕瘋狂地殺害革命的誌士仁人。僅就上海為例：五月十二日，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幹事黃競武——黃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國民黨保密局逮捕。黃競武在關押期間受盡酷刑，堅貞不屈，並慷慨陳詞痛斥國民黨當局破壞民主、剝奪人民自由等種種罪行。國民黨特務企圖獵取民建地下組織目的未能得逞，於五月十八日將黃競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車站路一九○號牢房的空地裏。接著，又將民建上海分會理事薑化民逮捕，並於五月二十日將其殺害。同時，湯恩伯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殺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殺人魔王毛森兼任“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除“統一指揮東南地區各遊擊部隊，密切配合國軍作戰”外，還負責殺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場比“四.一二”大屠殺還殘酷的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最使毛澤東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張瀾及羅隆基已經落入毛森之手……
張瀾，字表方，於一八七二年生於四川南充張氏農家。他早年投身革命，並於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學，開拓了救國之途。後回國從政，參加立憲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漢鐵路股東會副董事長，四川保路同誌會副會長。民國成立後，他曾任四川省省長、成都大學校長等職。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九四一年，因反對蔣介石獨裁專製，在四川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戰初期，他得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相識，遂支持中國共產黨倡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貢獻了力量。說到張瀾與毛澤東相識，卻遲在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期間。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他一步出機艙，就看見一位身材頎長、五綹銀髯飄拂的長者向他致意，當他再一看身著麻灰色舊布長袍就斷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輩張瀾。因此，他急忙越過麵前的達官顯貴，大步踉蹌地走過去，伸手握住時人稱之“川北聖人”張瀾的手，以若見故人的神態說道：“您是張表老吧？您好啊！”
毛澤東的行為實出張瀾所料，一種異樣的情感打心底湧起，他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說：“潤之先生好！歡迎您光臨重慶！”
由此，毛澤東與張瀾這兩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開始了相識與交往。雖說毛澤東在山城期間為國事奔波於“三會”——談判會、茶話會和宴會——且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毛澤東還是在到達重慶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專程到特園拜訪了張瀾。
特園，為革命老人鮮英的住宅，園名取鮮英的字特生，建於一九三一年，位於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約二十餘畝，住宅麵積約七畝半之多，正房是三層樓房，主樓名曰“達觀樓”，前後是花園。由於特園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額為馮玉祥將軍所書，並配有郭沫若題的詩，故被毛澤東稱之為“三絕”。另外，特園也是中共南方局與民主人士秘密會見的聯絡點。正因如此，特園也就為國民黨特務所嫉恨，並對它進行嚴密的監控。據史記載：“從中共代表團住址曾家岩五十號‘周公館’到上清寺特園，沿途擺設‘香煙攤’、‘修鞋攤’、‘擔擔麵挑子’等進行監視。其後，蔣介石侍從室的陳希曾更強租下緊鄰特園的一幢名曰‘康莊’的住宅”，由特務頭子戴笠親自指揮，日夜監視。因此，無論是張瀾還是特園的主人鮮英，都為毛澤東來訪的安全擔心。
毛澤東走進特園，首先為張瀾親書的一副對聯所吸引：“誰似這川北老人風流、善工書、善將兵、善收藏圖籍，放眼達觀樓，更贏得江山如畫；哪管他法西斯蒂壓迫，有職教、有文協、有政治團體，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罷這副對聯，感慨萬千。因為這不僅是對“民主之家”的主人鮮英的頌揚，而且也是張瀾高風亮節的自我寫照。所以，他在向張瀾轉達了弟子朱德、好友吳玉章的問候以後，遂又開始進行坦誠的交談。對於這次在山城的相識，他們二人都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團被迫從國統區撤退之後，民盟遂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當局主要壓迫的對象。是年十月，蔣介石公然殺害了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杜斌丞之後，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在白色恐怖下，張瀾、羅隆基等民盟負責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時，張瀾沉痛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殺頭我不怕，我考慮的是全體盟員的安全問題。”
接著，沈鈞儒、章伯鈞等陸續到達香港，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聲明否認在劫持與威脅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臨時總部，號召全體盟員“今後更堅強地站立起來，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這樣一來，留在上海的張瀾、羅隆基等人再次成為蔣介石攻擊的主要對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戰役結束之後，上海的一些大資產階級尋找新的出路，有的還通過民盟與中共打通關係，預留一條所謂後路。其中，虹橋療養院院長丁惠康經羅隆基介紹加入民盟。從此，羅隆基以及後來的張瀾等於免費住在虹橋療養院中，靜觀天下的變數。隨著我軍橫渡長江以及占領南京的勝利，蔣介石加強了對國統區民主人士的迫害。這時，我上海地下黨組織接到中央的命令，“幾次通過人表示希望張表老（即張瀾）和羅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區去”。由於張瀾年邁，難以獨自成行，故說：“努生（羅隆基號）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羅隆基卻強調自己“是被拘留在療養院裏的”，不能隨便行動。結果，一拖再拖，在打響上海外圍戰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張瀾和羅隆基被特務拘捕，看押在虹橋療養院裏。
毛澤東獲悉張瀾和羅隆基被捕的消息後非常焦急，與周恩來、李克農等緊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黨組織利用一切關係，務必營救張瀾和羅隆基逃出虎口。為此，我地下黨組織被迫動用了楊虎的關係，請他協助營救張瀾和羅隆基。
楊虎早年投身國民革命，與蔣介石同是孫中山先生可信賴的軍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後，楊虎追隨蔣介石背叛革命，積極讚成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革命人民。那時，楊虎任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陳群任上海市長，是這次血腥屠殺的劊子手。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楊虎和陳群，呼之為“虎狼成群”。隨著時代的推移，楊虎失勢，對蔣介石不滿。早在山城期間，楊虎與周恩來有接觸。據史記載：“在重慶談判期間，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指使他們的鷹犬對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進行嚴密監視，甚至企圖暗殺他們。楊虎曾當麵警告戴笠不許暗下毒手，否則唯戴笠是問。”解放戰爭爆發的前夕，中共駐上海辦事處設在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園樓房內，距楊虎寓所環龍路（今南昌路）很近。在這期間，楊虎與周恩來也有往來。我軍攻占南京的前夕，楊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備副司令，而他的屬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後路的辦案人員，為楊虎營救張瀾和羅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張瀾和羅隆基被捕的前夕，楊虎找來了一位叫閻錦文的親信，交代有關的任務。
閻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來的為人和膽識。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楊虎家見到周恩來。據閻的回憶，那天“我畢恭畢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對他們的敬意，並表示能有機會見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榮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熱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詢問我在什麽部門從事什麽職業。還沒等我張口，楊先生就搶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閻名錦文，現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任職，如需效力，盡管吩咐。’周副主席語重心長地分析了當時國內的形勢，希望大家能為實現和平民主多做貢獻。”等等。事後，誠如閻錦文回憶的那樣：“如果國民黨政權一旦崩潰，我將何以自處？為個人著想，我必須爭取為共產黨做一些好事，以便為自己留一條後路。”說到楊虎找他交代任務一事，他作了回憶：
有一天楊虎在環龍路寓所的樓上召見了我，要我做兩件事：1．調查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逮捕了多少共產黨員？被捕人的姓名、職業？關押在何處？將詳細情況寫成書麵報告，以便設法營救；2．最近從中共方麵獲悉，民主同盟主席張瀾、羅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這樣事情發生，由你負責營救。上海戰役即將開始，張瀾、羅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時間緊迫，刻不容緩。楊說此話時，當時在場的有楊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楊虎的舊屬王寄一、孫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張瀾和羅隆基突然被捕，閻錦文驅車趕到虹橋療養院，隻見張瀾、羅隆基二人睡在病**，滿麵愁容，一副病態，惴惴不安地注視著閻錦文。此刻，閻錦文心裏清楚：如果讓逮捕者把張、羅二人押往警備司令部，再營救比登天還難。他急中生智，當即給楊虎的女婿——上海警備副司令周力行通電話，以張、羅二人病情嚴重、行動不便為由，提出請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計獲周力行批準。接著，由療養院副院長鄭大夫開具保書，交閻錦文收憑。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楊虎再次向閻錦文布置營救張、羅事宜，首次向閻披露真情：“營救張瀾、羅隆基是周先生（周恩來）的指示。周先生來電要求我們營救張、羅二人脫險。”閻錦文聽後深感責任重大，當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務。”從此以後，閻錦文“幾乎每日晚間均向楊（虎）報告張瀾、羅隆基在醫院的情況”。同時，楊虎還提醒閻錦文防止軍統特務在醫院內對張瀾、羅隆基下毒手。
大約在五月十四日晨，閻錦文獲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橋療養院內幹掉張瀾、羅隆基，辦法是用鋒利的匕首在病房內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時行動”。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上海外圍戰取得的節節勝利，市內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漸次演成學生護校、工人護廠的鬥爭，敵人擔心在醫院中行刺張、羅的行動，引發新的李公仆、聞一多事件，釀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醫院行刺的辦法，改為將張、羅綁架，用船運到吳淞口外，身係石塊，將其投入江內，毀屍滅跡，掩人耳目”的行動。事有湊巧，大特務頭子王新衡把這一任務交給了閻錦文執行。
閻錦文聽後非常緊張，當即向楊虎作了報告，經研究，決定在轉移的同時營救張瀾、羅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閻錦文正式接到警備司令部轉移張瀾、羅隆基的命令，閻驅車趕到虹橋療養院，幾次說明，終於讓張、羅二人相信他就是執行營救任務的負責人。誠如閻錦文回憶的那樣：楊虎的夫人“在電話中告訴我，接到吳克堅（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時以前完成營救張、羅的任務，轉移地點是環龍路楊家。並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須同時遷出，否則必有殺害的危險”。有關轉移張、羅的經過，閻錦文作了回憶：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時許，我親自駕駛大型轎車開往虹橋療養院。是時，上海全市已經戒嚴，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為我身著軍官服裝，並有當夜口令，所以能在戒嚴的時間通行無阻。當我將汽車駛入虹橋療養院院內時，醫生護士見汽車漆有警備總部字樣標記，又由身著軍裝的軍官駕駛，深夜到此，知道情況不妙，膽小的嚇得躲起來，膽大的在一旁觀看。我快步來到病房，手提左輪手槍，故意大聲吆喝：“張瀾、羅隆基快些上車，我們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誤。”張、羅二人此時心中有數，迅速離開病房……登上汽車……我迅速將車駛出療養院，轉彎抹角，避開大路，在黑夜中向環龍路急馳。一路上有好幾處崗哨向我喝問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當夜的口令。及至環龍路楊虎住宅門口時，碰上國民黨軍隊的夜間巡邏值勤車。值勤軍官不僅盤查我的身份，而且檢查了我的車內有無武器……我即告知張是我的父親，羅是我的哥哥，為了隨軍撤退，我需要將家屬妥善安置。夜間值勤軍官對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讓我把汽車開入楊家院內。事後得知，早有解放軍的便衣隊在楊家院內迎候。田淑君將張瀾、羅隆基迎至客廳，互相寒暄祝賀。此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楊虎的花園樓房已成為中共地下工作的總部了。
事後，閻錦文回憶道：“從整個營救行動計劃上看，中共上海地下黨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幾位負責同誌對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並不知道，營救張瀾、羅隆基全過程，是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關懷下，由李克農負責落實的。
自然，營救張瀾、羅隆基隻是解放上海整部交響樂中的一支很有意義的插曲。作為這部恢弘交響樂的總指揮——毛澤東所關注的重點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這兩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達了總攻上海的命令之後，遂又及時地電告粟裕、張震有關處置黃浦江內外國軍艦的原則：
（一）黃浦江是中國內河，任何外國軍艦不許進入，有敢進入並自由行動者，均得攻擊之；有向我發炮者，必須還擊直至擊沉擊傷或驅逐出境為止。（二）但如有外國軍艦在上海停泊未動，並未向我軍開炮者，則不要射擊。（三）中國及外國輪船為敵軍裝載軍隊及物資出入黃浦江者，亦應攻擊之。（四）中國及外國輪船在上海停泊未動者，或得我方同意開行者，準其停泊或開行，並予以保護。（五）為了對付外國軍艦的幹涉，你們應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實力準備，即要將外國幹涉者的武裝力量殲滅或驅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應速從他處抽調補足。
自鴉片戰爭以來，有哪一位當權者下過這樣大長民族誌氣的命令？實踐證明：一切妄圖以軍事實力幹涉我軍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澤東的這一命令下退卻了！
第三野戰軍首長在收到毛澤東總攻上海的有關電令之後，迅速增調第七兵團之第二十三軍和第八兵團之第二十五軍，分別配屬第九、第十兵團，於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敵發起總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團攻占浦東市區和虹橋、徐家匯車站；我第十兵團直插吳淞、寶山。“敵一麵繼續調集兵力增強月浦方麵的防禦，一麵向吳淞收縮，準備從海上逃跑。我各部隊采取快速勇猛的動作，多路直插市區，追殲逃敵。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團攻占市區。在我軍的爭取下，敵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軍等各一部向我投誠。第十兵團相繼攻占大場、吳淞、寶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戰役結束。”在總攻上海四天的戰鬥中，“除湯恩伯率第五十四軍等部約五萬人登艦逃跑外，其餘十五萬人全部被殲，我共繳獲各種炮一千三百餘門；坦克、裝甲車一百一十餘輛，汽車一千一百餘輛，艦艇十一艘及大批軍需物資。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軍解放崇明島，殲敵三千七百餘人。至此，京滬杭作戰勝利結束。”
毛澤東收到上海解放的電報之後，他並沒有沉浸於勝利的喜悅之中。相反，他的戰略視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國，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戰役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