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天壤之別

第1章　從開羅到哥本哈根

希拉裏·克林頓躲在國務院辦公室裏隱蔽處，坐在書房裏，邊抿茶，邊評估自己在這裏第一年的工作。這個書房看起來更像休息室，非常舒適，鑲了木板，書架上陳列了希拉裏30年公眾服務生涯的紀念品。有芝加哥小熊隊職業棒球員厄尼·班克斯（Ernie Banks）親筆簽名的棒球，一座非洲孕婦木雕，還有她的女性偶像——埃莉諾·羅斯福的雕像。與希拉裏平時接受采訪的對外辦公室相比，這個溫馨的環境顯得很不正式。對外辦公室裝了水晶吊燈、大理石壁爐，擺放了美國第一任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肖像。2010年2月26日上午，希拉裏在這裏談論了比外交政策更敏感的事情——她與巴拉克·奧巴馬的關係。如果說她小心翼翼地斟酌了自己的一字一句，似乎還不足以描繪她措辭的精妙之處。確切地說，她更像拆彈技師一樣凝神屏息，決定剪斷哪種顏色的線，好讓計時器停止計時。

希拉裏曾在2008年的競選中說這個人天真、缺乏責任心、還沒有為擔任總統做好足夠的準備，現在她卻說：“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可以積極地對你能想象出來的一切進行溝通。而且我們一路走來，共同經曆了一些有趣而又不尋常的事。”

她說話時身體前傾，不停地做手勢，輕鬆地說笑。與奧巴馬相比，她的交流更溫暖，但千萬別期待她能透露什麽信息。希拉裏像往年一樣，於前一年12月份前往根本哈根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那裏，她和奧巴馬闖入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領導人所在的會議室，花75分鍾說服了各國領導人接受一個非約束性協議，以防峰會崩潰瓦解。對希拉裏和奧巴馬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時刻，證明了曾經是對手的他們在沒有寫好腳本的情況下也能一起完成工作。這也是他們倆的關係從競爭變成了合作的轉折點，非常特別。還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軼事，但希拉裏從來沒有公開談論過。就在那個時候的6個月前，即2009年6月，當時新總統正在開羅向伊斯蘭世界發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演講，希拉裏去開羅大學當觀眾。在奧巴馬進入禮堂之前，身著棕褐色夾克的她跨著手提包走了進去，觀眾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和掌聲。她剛剛結束在洪都拉斯的拉丁美洲峰會，拋下對古巴外交地位的荒謬談判，連夜搭乘飛機趕過來，以免錯過奧巴馬為期不長的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的演講。團結的表麵之下隱藏了極其複雜的故事：在飛往此地的旅程中，她拒絕了白宮參謀長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的要求，不願在演講結束後跟隨總統飛往耶路撒冷會見以色列新政府官員。

那幾個星期裏，奧巴馬大演講的內容和方式在白宮西廂掀起了激烈的爭論。他的一些顧問希望他能抓住時機，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製定新的和平倡議。其他人則不然，表示為了兌現他曾許下逐步結束伊拉克戰爭的諾言，他應該把重點放在重啟與伊斯蘭世界的外交。有些人認為，奧巴馬應該在訪問完埃及之後去一趟以色列，表現出美國與以色列所在地區的其他主要聯盟相互支持的姿態。另外一些人，包括本·羅德斯，卻持不同觀點，認為這將會使得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動作轉變成美國穿梭外交的另一次演習，淡化美國在中東地區迎來新時代曙光的希望。

奧巴馬最終選擇不去。伊曼紐爾擔心，跳過耶路撒冷會讓以色列人不爽，於是建議希拉裏盡量設法降低損失。他與希拉裏結識很長時間了，而且曾在1992年為比爾·克林頓的總統競選獻力，後來又在白宮擔任政策和戰略高級顧問。這些年來，伊曼紐爾和這位第一夫人正麵交鋒過，但他一直在為比爾·克林頓總統競選起起落落操心，從策劃比爾第一次就職演說，到起草聲明承認他與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婚外情等。伊曼紐爾還是以色列的堅定捍衛者，曾是以色列國防軍的平民誌願者。雖然他有如此資曆，即使他們之間交情如此深，當伊曼紐爾要求希拉裏跟隨奧巴馬前往以色列，向總統表現願意成為忠實盟友的誠意時，她還是冷冷地拒絕了他。

“她不可能，也不會，更沒有去。”一位前高級管理人員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如此說道。

奧巴馬的內圈親信們都認為，她拒絕此項要求是出於私利，就像內閣成員一樣，依然認為自己是獨立的政治人物，並如此踐行了。希拉裏本人與以色列和美國猶太人的淵源很深，所以當奧巴馬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西海岸建立定居點，曾在那年春天忠實地傳達了這一信息的她陷入了困境。早期，由於落選的苦澀感依然留在嘴邊，白宮西翼的一些人得出結論，認為希拉裏更關心如何保護自己的軟肋，而不是總統的。“有時候，這裏就好像有兩個首長一樣，”那位官員說道，“兩位首長各自根據自己的利益大小來評判彼此。”

那年夏天，由於有一位高級美國政客在訪問以色列期間缺席，對奧巴馬和以色列政府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以色列民主人士一直都對美國的新總統持懷疑態度，而他與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關係以友好作為開端，後來卻逐漸惡化為相互厭惡。以色列官員說，奧巴馬不僅跳過了耶路撒冷，還沒有提及過他在埃及的事情。“在開羅的演講非常重要，”奧巴馬任職期間的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邁克爾·奧倫（Michael Oren）說，“但他沒有谘詢過我們，這真是太讓人驚訝了。”總統的頂級助手們一致認為這一事件是最大的人為錯誤之一。伊曼紐爾拒絕透露任何他與希拉裏就這件事情的交談內容，但他承認開羅之行確實有所失當。“我會承擔我應該負責的那一部分，”他對我說，“但是你不能去那個地方，不能去你最親密的朋友那裏。其他人，如總統、副總統、總參謀長和國務卿等，他們才應該去。”

六個月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輪到了希拉裏需要奧巴馬與她同行。

她參加峰會時，心情非常複雜。就在會議的幾天前，她的顧問們還擔心她會踩到雷區。出席峰會的幾個國家之間分歧非常大，根本就不可能促使他們及時達成協議。但希拉裏任命了美國氣候變化問題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作為形象大使，以示美國參加抗擊氣候變化的決心，後者給希拉裏的助手寄了一份備忘錄，催促希拉裏趕緊動身去參加會議。希拉裏一到那裏，就發現場麵失控，就像八年級學生的理事會會議一樣混亂。峰會已經發展成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另一項惡意競爭。中國、印度和巴西都拒絕簽署采取漸進步驟來遏製排放的協議。來自193個國家的外交官在貝拉展覽中心明亮的走廊上煩躁地徘徊著。

眼看峰會就要以失敗收場，希拉裏打電話給奧巴馬，力勸他飛往哥本哈根，打破僵局。他的政治顧問提出反對意見，表示不願意讓上司從忙碌的國事議程中抽出時間，去參加一個看起來就沒有好結果的外交會議。不過，奧巴馬像希拉裏一樣，曾許諾要認真對待氣候變化問題。他相信她的判斷，即隻有美國總統才能居中斡旋。於是在2009年12月3日，他下令讓空軍一號加滿油，即刻飛往丹麥。

24小時之後，他來到了會議中心附近的購物中心，坐在小咖啡廳裏聽著滿腔怒火的希拉裏匯報已經結束的會議情況。事情很快就捋清楚了，以中國代表團為核心的部分國家代表團，正在一個窗戶被膠帶粘住的會議室裏，不讓美國代表看到各國代表之間的交談。意識到這一點之後的奧巴馬和希拉裏決定把局麵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於是，他們迅速地走過門廳，爬上樓梯，他們的助理慌張地跟在後麵。剛走到走廊上，他們碰到了一名中國官員，那位官員揮舞著手臂喊道：“還沒準備好！”

奧巴馬和希拉裏一頭霧水，跟著那名中國官員進入房間，想看看房間裏到底有些什麽人。一名先遣人員告訴他們，裏麵是印度、南非和巴西的代表。聽罷，希拉裏就抓狂了，印度官員明明告訴美國官員說他們已經離開會議中心，前往機場了！一個發展中大國說謊，隻是為了避免在氣候變化上與美國達成協議？她和奧巴馬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彼此。“來吧，放手搏一把吧，”他對希拉裏說。話音剛落，她就動身，從一名保安伸長的手臂下麵鑽過去，闖進了房間，聚集在會議桌旁的領導人紛紛把目光轉向她。奧巴馬緊跟在她身後。“嗨，大家好！”他低聲說，像一位父親提早回家看到十幾歲的小孩在後院舉行飲酒大會一樣。然後，他轉向一臉嚴肅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問道：“您現在做好準備與我見麵了嗎？”

奧巴馬和希拉裏在狹窄的會議桌旁找到座位坐下來，開始像律師一樣擬寫條款，他們的助手則在他們來回交換的紙張上塗塗改改。這次所達成的協議是以限製全球氣溫上升、監測汙染減排標準為目的的非約束性協議，隻是一次“荒唐”的妥協。當六年後，近200個國家在巴黎達成了約束性協議後，這項協議顯得更加無意義了。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曆史上，哥本哈根的那次峰會根本就沒有多少地位。

然而，對希拉裏和奧巴馬來說，這根本就不重要。哥本哈根對他們個人來說是一次關鍵的曆練，證明他們終於把過去的芥蒂放下。對拉姆·伊曼紐爾來說，這件事情表明不管過去兩人的關係有多緊張，他們之間都有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善於搞政治的人，對其他政客的處事方法和推諉都習以為常了。他還補充道，外交政策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而已。“是的，過去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伊曼紐爾繼續說道，聲音放低了半個聲調，仿佛在嘲笑那些認為超級大國之間的口水戰真的有別於芝加哥市參議員之間的食物戰爭的人。“4000年前，有人做了這樣或那樣的事。但是現在，你所麵對的每一個人都是與政治打交道的人。”

哥本哈根峰會結束後，接下來的幾年裏，希拉裏和奧巴馬還需要麵對亂七八糟的世界、一個盟友立場不斷轉換的世界和一個大多數人都厭惡美國的領導角色卻亟待美國去拯救的世界。雖然他們在美國角色的聲明中還是有分歧，但希拉裏和奧巴馬都一致認為，維護合法的世界秩序是21世紀美國的首要目標。

“我覺得他們都在哥本哈根頓悟了，不僅是對彼此的看法改變了，還對所有人的看法都改變了。”39歲的傑克·沙利文如此說道，他是希拉裏在國務院的最高政策顧問。

＆

解讀巴拉克·奧巴馬與希拉裏·克林頓之間的關係，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們從來就沒有公開失和過，也不會沉湎於團結一致的情感表演，兩個人在這方麵都很有分寸。他們與奧巴馬和喬·拜登相比，缺少發自內心的情感；與奧巴馬和約翰·克裏相比，卻又顯得更穩重。他們尊重彼此，又不會掩飾彼此競爭的暗流，讓彼此在競選中站到了對立的位置上。與其說希拉裏與奧巴馬的故事是一部肥皂劇，還不如說是一部王朝傳奇，一個關於被挫敗的野心和苦心培育的故事。從這個角度來講，開羅和哥本哈根就是一段關係的兩個隔欄，分出了真正的夥伴關係和持久的競爭關係。

一開始，他們試圖用幽默笑話來緩解兩人之間的緊張。當希拉裏在2009年4月與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Inácio Lulada Silva）握手時，他表示自己沒有料想到奧巴馬會成功當選總統。“哦，我也沒想到，”她自嘲說。幾個星期之後，希拉裏結束墨西哥訪問回到美國，當時剛好爆發了豬流感。奧巴馬在白宮記者協會的年度晚宴上說：“她剛從墨西哥回來，就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和一個大吻，還告訴我說最好親自去那裏一趟。”

雖然希拉裏和奧巴馬都以嘲弄那次競選為樂，但是事實表明，開羅事件給希拉裏造成的影響比奧巴馬的更難克服。“如果你是贏家的話，事情就很簡單，能放下，”2008年為奧巴馬的總統競選活動助力的老將大衛·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如是說。他繼續擔任總統的高級顧問，並與希拉裏有著複雜的關係。“但是奧巴馬並不是一個複仇心重的人。他沒有負麵地看待她，而是視她為一位必須與之競爭的朋友。”

“候選提名之後，氛圍有點冷，”他繼續說道，“我的意思是，這很正常。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議可能會有點不自然，但是在她加入之後就好多了，過渡得毫無縫隙。”但是，希拉裏花了很長時間才放下她對奧巴馬的助手的警戒心。2009年6月，當阿克塞爾羅德向希拉裏的辦公室詢問她的郵件地址時，她明確地表示要與他保持距離。“難道他不知道我不能一整天都盯著郵箱看嗎？難道他不知道他上班時間應該通過你和胡瑪或者勞倫來找我嗎？”希拉裏如此回複她的幕僚長謝麗爾·米爾斯（Cheryl Mills）。奧巴馬和希拉裏依然視對方為必要聯盟的盟軍，而不是針鋒相對的對手。最開始的幾個月裏，喬·拜登在兩人之間扮演了中間角色，從一個營地傳遞信息給另一個營地。副總統告訴我：“希拉裏會跟我說：‘如果我把這個上報給總統的話，你覺得怎麽樣？’我就會回答：‘哇！那就報給他吧。’巴拉克可能會說：‘她的工作做得太棒了！她知道我有多欣賞她嗎？’我就會回答：‘直接告訴她唄！’”

不過，拜登與希拉裏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兩人結識已久，相互熟知，還會定期在副總統府一起吃早餐。但是他對她的外交經驗嗤之以鼻，經常在會議上頂撞她，還強調她是一個奇怪的女性，格格不入。

事實上，從2009年到2010年，希拉裏的孤立感和不自信就已經遠遠超過了常人的理解範圍。她無法滲入奧巴馬的內部圈子，還要努力地適應白宮的國家安全政策製定集中化。她焦慮不安地給助手發了許多郵件表示自己很困惑，詢問白宮裏麵到底發生了什麽。她的幕僚擔心她萎靡不振。“棒極了的國務卿！”謝麗爾·米爾斯在郵件裏寫道，附上了2009年8月6日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個視頻，視頻上的希拉裏正在肯尼亞內羅畢一個聚會上與當地居民搖擺起舞。她喊道：“舞動你的尾巴，像少女一樣展示你的羽毛吧！”當然，希拉裏能吸引那麽多人追隨她，大部分還是因為她很注重自我發展。米爾斯所寫的郵件就是在盡可能地讓希拉裏振作起來。

希拉裏在國務院安排了不少忠於自己的人，並將精力投入諸如發展和公共外交等領域的事務中，使得自己能夠應付這種情況下的壓力，還讓她在不妨礙奧巴馬的前提下讓自己的形象更光輝。但是，她的行為卻讓國務院變得更加邊緣化，用一位前官員的話來說，“就像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境內的飛地一樣。”另一位官員更表示國務院“像是希拉裏的美國政府”。在以白宮為中心的現代時代，在獨門獨戶的總統依靠信賴的顧問所構成的小圈子進行管理的行政當局，希拉裏的國務院顯得非常危險。

有時候，希拉裏就像是踏進新校園的孩子，拚命地想要擠進主流派係。2009年6月8日，她給兩名助手發的郵件裏問道：“我聽廣播說早上要開內閣會議。

有嗎？我可以參加嗎？如果我不能參加的話，會派誰去？”2010年2月10日，她從家裏打電話到白宮，接線員卻怎麽都不給她轉接過去，因為沒有人相信她真的就是希拉裏·克林頓。接線員讓她報一下辦公室號碼，證明自己的身份，她卻報不出來。最後，希拉裏沮喪地掛掉電話，打給了國務院行動中心。後來，她寫給助手的郵件中自嘲道：“我隻能像一名正派、適當依賴別人的國務卿一樣打給國務院行動中心。他們不接受任何獨立撥號！”

2009年12月，又有謠言稱她那位擔任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別代表的老朋友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操縱白宮西翼。當時我還讓傑克·沙利文去了解下情況。他給希拉裏提了個醒，希拉裏便讓他和她的發言人菲利普·萊因斯（Philippe Reines）去查一查這究竟是怎麽回事。沙利文向她匯報：“大家好像對我們的這位朋友不大滿意。”萊因斯擔心白宮泄露了機密，趕緊補充道：“他們沒有理由這樣對你。”很顯然，即使進入白宮已經將近一年了，希拉裏的下屬依然不能完全信任奧巴馬的手下。

＆

對希拉裏來說，調停雙方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對她的下屬來說更難。雙方都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在奧巴馬參議院參選期間開著新聞車穿梭在伊利諾伊州農村，後來在愛荷華州擔任新聞秘書的湯米·維特爾（Tommy Vietor）回憶，奧巴馬和希拉裏陣營在那幾個月裏幾乎每天都跟記者開電話會議，用刻薄的詞語對對手進行人身攻擊。他每天下午都會集中注意力閱讀希拉裏的發言稿，像檢查毒素一樣仔細地找每一個攻擊性言論。“經曆了那場戰役的每一個人都發自內心地仇恨對方，”維特爾說，他後來擔任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你必須誇大其中的分歧，用一種可笑的方式在內部煽動情緒。”

當希拉裏在2008年6月放棄競選，轉而支持奧巴馬之後，敵方戰鬥人員被迫成為戰友。奧巴馬競選陣營聘請希拉裏作為國內政策顧問，與外交政策小組聚在一起，給希拉裏當政時期的霍爾布魯克和瑪德萊娜·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等一眾名人騰出了空間。過去18個月裏被丟進冷宮的友誼再次複蘇了。“這種感覺真的很奇怪，我們前幾分鍾還想撕裂對方的喉嚨，”奧巴馬陣營的公關主任丹·普費菲（Dan Pfeiffer）說道，他後來在白宮擔任了同樣的職位。

但這種奇怪的感覺與選舉後發生的事情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總統當選者告訴助手們，他打算邀請希拉裏·克林頓擔任他的國務卿！這個念頭在很久之前就有，約翰·波德斯塔（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1992年擔任克林頓競選團隊成員，並成為克林頓當上總統的有力推手，後任克林頓總統白宮幕僚長。2008年1月，波德斯塔加入奧巴馬內閣。2015年3月，波德斯塔成為希拉裏的競選總幹事。——譯者注）和其他人提出過，所以總統提此建議並不奇怪，但前景仍然不大樂觀。當快言快語的普費菲，這個依靠政治計算器來處理事務的國會事務工作人員第一次聽到這個想法時，他認為這個想法“絕妙，但很危險。”但是從另一方麵考慮，奧巴馬如果把最大的競爭對手帶進自己的陣營，就可以防止她在參議院對他進行肆意抨擊，還能很快地判斷出她是否會在2012年再次向他的總統之位發起挑戰。

這也意味著“希拉裏之隊”，這個由希拉裏的顧問、工作人員、支持者、資金籌集人和她親自培養的馬屁精組成的路易十四式團隊，將要在奧巴馬政府裏獲得長久居留權。希拉裏似乎決心為團隊的每個人都找到一個合適的位子。所以她接受奧巴馬的工作邀請時，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條件：她可以自主任命國務院官員。這些香餑餑本該是總統為其忠臣所備，而不該給希拉裏用來安置她的心腹。不過大使和其他少數職位例外，如副國務卿由奧巴馬的顧問吉姆·史坦柏格（Jim Steinberg）擔任，後者曾為比爾·克林頓效力。內閣成員通常隻能帶少數幾名核心幕僚來協助他們的新工作。比爾·克林頓的前助手回憶說，1996年出任國防部長的共和黨參議員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進入五角大樓時隻允許帶一名助手。希拉裏卻帶了將近百名親信進入國務院。

盡管奧巴馬的下屬都指責他，他還是默許了希拉裏的納新狂潮，而希拉裏此舉給她所將待的國務院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美國的外交職位從來沒有出現過那麽濃的政治意味，而且希拉裏任命的特使和顧問對外交幾乎一無所知。米婭·法羅（米婭·法羅（Mia Farrow）：美國知名演員。——譯者注）22歲的兒子羅南·法羅（Ronan Farrow）向希拉裏提出了“全球青年問題”，卻不想激怒了“霧穀”裏的人。“霧穀”指出，這位年輕人在七樓購置了豪華地產，還給希拉裏準備了辦公室。來自紐約上州的克裏斯·鮑爾德斯頓（Kris Balderston）喜歡溜須拍馬，他在參議院時曾在希拉裏手下做事，被委以建立全新公私合作關係的任務。這些政治家們籌錢在上海世博會上建立了美國館；向發展中國家的母親們分發清潔燃料爐灶；為僑民組織建立社會網絡；孵化大量其他項目。這與國務院寫寫電報、簽發簽證等傳統外交事務大相徑庭。

總而言之，也許是希拉裏在35年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接觸的激進社會因素，塑造了她激進的世界觀，也讓她與奧巴馬漸行漸遠。“她是一位想讓發展和外交平起平坐的女性。”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公共事務學院的前院長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如此說，希拉裏曾聘請她出任國務院政策規劃負責人，“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一樣重要。”斯勞特將新方案編入經典的“希拉裏化”文件“四年度外交和發展審議”（四年度外交和發展審議：簡稱QDDR，是一項由美國國務院於2009年發起的研究，計劃每四年進行一次，著眼於分析短、中、長期的美國海外外交與發展工作。——譯者注）中。她將希拉裏比作“二戰”驅逐艦的船長，試圖改造老船來應對如今的戰爭。

雖然短期看來，希拉裏的納新狂潮會引起人事鬥爭。它讓希拉裏的幕僚長謝麗爾·米爾斯，曾在比爾·克林頓的彈劾審判中為其辯護的鑽石般堅硬的律師，與奧巴馬外交政策過渡團隊幕僚長丹尼斯·麥唐諾（Denis McDonough）站在了對立麵，偶爾還要與拉姆·伊曼紐爾交鋒。2009年，希拉裏邀請北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代表艾倫·陶舍（Ellen Tauscher）出任國家軍備控製部副部長。陶舍是希拉裏和比爾的忠實籌款人，他管轄的區域內有兩個國家武器實驗室，所以他很清楚她的武器硬件情況。她在1996年曾罷免了一名共和黨在職人員，奧巴馬的助手就擔心他們會失去她管轄的區域，其中包括了舊金山郊區富裕的東灣寶地。而這次希拉裏沒有事先將她的計劃告訴他們，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伊曼紐爾對米爾斯咆哮道：‘你告訴希拉裏，如果籌到50萬美元，把那個職位變成民主黨的位子。’”一個親耳聽到了這場交易的人說。（不過市長表示自己不記得發生過這件事，而且他說：“這聽起來就不像是我會說的話。”）

希拉裏雖然成功將陶舍納入麾下，其他人卻未能讓她得償所願。她本想讓哈佛大學的喬·奈伊（Joe Nye）出任駐日本大使，後者創造的“巧實力”（巧實力（Smart Power）：指靈巧地通過由美國所支配的各種政策工具如外交、經濟、文化等等，恢複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譯者注）一詞成為了希拉裏在國務院的口號。但白宮更傾向於低調的矽穀律師和奧巴馬的頂級募捐人約翰·魯斯（John Roos）。另外，在打算將當過《紐約客》作家的白宮工作人員兼克林頓家族的常年門客西德尼·布魯門塔爾（Sidney Blumenthal）帶到國務院，擔任政策規劃部門的高級顧問時，她也遭到了阻止。

到底是白宮更不想讓布魯門塔爾擔任高級顧問，還是國務院？這很難說清楚。奧巴馬的助手認為布魯門塔爾是一名陰謀論者，曾在競選期間對奧巴馬陣營耍陰，散布關於奧巴馬私生活的負麵新聞。希拉裏那個年輕的團隊裏，有些人隻是聽過布魯門塔爾的大名，將其視為希拉裏的心腹，覺得他可能會影響到他們與希拉裏的互動。甚至連希拉裏的其他政務官也質疑，他到底能為政策規劃做點什麽，要知道“遏製政策”（遏製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主張加強美國同西歐等國的關係，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顛覆、特別是局部性的武裝幹涉和持續的政治冷戰來遏製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與影響。——譯者注）可是1947年由政策建造師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所創，是大思想家遺留下來的瑰寶。最終，花落在了伊曼紐爾身上，他曾在克林頓當政期間的白宮與布魯門塔爾共事，並稱之為“G.K”（即Grassy Knoll，暗指懷疑、陰謀或掩飾）。希拉裏拒絕前往耶路撒冷的不久後，他還跟希拉裏說布魯門塔爾非常討人嫌。這麽一來，希拉裏態度上突然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看起來好像很公平合理。

即使布魯門塔爾沒有拿到國務院大樓的通行證，也沒有絲毫影響希拉裏對他的重視程度。他在希拉裏的整個任期裏一直充當著她的影子顧問，通過成百上千封郵件告訴她該如何打磨自己的形象，如何應對利比亞戰爭，如何與白宮進行地盤之爭，甚至如何與共和黨政策保持一致等。布魯門塔爾時而能拿出高明的教唆，時而能爆出卑鄙下流的八卦，是一位無人能敵的靈通人士。2010年的選舉日，他告訴希拉裏，國會眾議院議長博納（John Boehner）被眾議院共和黨黨團會議中年輕、保守的議員鄙視。他們對他的個人行為非常反感。他聲名狼藉、酗酒、懶惰，從來不遵守任何行為準則。2010年3月，他建議希拉裏取消大衛·阿克塞爾羅德在外交政策的自由職業權限，原因是他加劇了美國與以色列的外交緊張局勢。“讓斯坦伯格告訴多尼隆，他們必須控製阿克塞爾羅德，”他在郵件中寫道，其中的阿克塞爾羅德指的是國家安全顧問副主席湯姆·多尼隆（Tom Donilon）。“阿克塞爾羅德給國內造成的混亂就已經夠他收拾了。讓斯坦伯格去說。反正他也不喜歡阿克塞爾羅德。”布魯門塔爾對阿克塞爾羅德的敵意其實是針對奧巴馬。他給希拉裏發了一係列文章，均以分析總統的外交政策缺陷、立法議程中存在的問題、日漸殆盡的聲望為主題。

和往常一樣，布魯門塔爾最鍾情的項目就是希拉裏本人。2009年7月，他給她發送了一份超長備忘錄，對她準備在外交關係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講稿進行了一通批評。這個演講稿是希拉裏充滿野心的任期內藍圖，國務院已經改寫過無數遍了。他狠狠地“酸”了一把演講稿。“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進步，”他寫道，“語調非常沉悶。”他表示，這場演講所主張的“自由式文化帝國主義”，認為世界各地的人對美國的希望都一樣，這樣的觀念是錯的。最殘忍的是，他居然建議希拉裏減少說“巧實力”的頻率。“口號總會過時，”他寫道，“尤其是那些缺乏解析力、史學基礎和描述力的口號。”

希拉裏帶去“霧穀”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員中，胡瑪·阿貝丁是最重要的一位，擔當得起“希拉裏之隊”的忠誠標誌。阿貝丁出生於密歇根州的卡拉馬祖，成長於沙特阿拉伯的吉達，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巴基斯坦人。1996年，33歲的阿貝丁進入白宮在希拉裏手下實習，當時的她還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名學生。阿貝丁是一位極具魅力的時尚女性，拎著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的手提袋，言行舉止讓人覺得高不可攀。她隨著希拉裏走過每一個地方，確保希拉裏的日程表正常實行，為希拉裏隨時準備免水洗手液。阿貝丁與克林頓夫婦的關係都非常親密，比爾·克林頓甚至還曾把她當成幹女兒一樣看待，希拉裏更是在倒時差的時候，半夜12點21分給阿貝丁發電子郵件，邀她到家裏聊天。如果希拉裏打瞌睡的話，她還會給阿貝丁發郵件說：“臥室門關了的話，敲一下門就可以了。”

2009年初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時任副參謀長的阿貝丁正在審閱“總統”的一份要求清單。當房間裏的人都困惑地看著她時，她澄清道：“不是奧巴馬總統。是我們的總統——比爾·克林頓。”這種刺耳的失言恰好證明了她與克林頓夫婦的關係多深多複雜。不過，這可以理解，因為阿貝丁在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裏為兩位總統工作過。後來，阿貝丁接受了克林頓基金會旗下一個私人谘詢公司的工作邀請，卻繼續在國務院兼職工作，這種安排給希拉裏惹來了不少政治麻煩。希拉裏助手團裏沒有人喜歡這種選擇上的自由。但在2009年，阿貝丁談到希拉裏生態係統中成長的人在奧巴馬政府中遇到的挑戰時，不假思索地說：“這些人不得不習慣於為工作人員工作，而不是為總統工作。”

傑克·沙利文是難得能在兩個世界裏斡旋的人。這也使得他在文化互滲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沙利文才華橫溢，骨瘦如柴，用厚道的表象掩飾了敏銳的政治本能。他最初顯示自己的敏銳觸角是在2008年，在初選期間為希拉裏的外交政策出謀劃策，還為奧巴馬準備了對戰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辯論稿。他和阿貝丁一樣擁有副參謀長的頭銜，但和她不一樣是，他的影響力非常大。如果說胡瑪是希拉裏的右手，那他就是希拉裏的左手。希拉裏作為國務卿拜訪過的112個國家和地區，每一處都有他在身邊。這個身著藍色羊毛衫、無處不在、光芒日漸強烈的人物經常到處奔走，眼部總是帶著厚厚的黑眼圈。希拉裏評價他時，說他是一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能冷靜、頭腦清晰地進行分析的人”。

她說：“他是無價之寶。”即使以華盛頓的最高標準來衡量，沙利文的履曆也相當令人咋舌：明尼阿波利斯的高中辯論賽冠軍、耶魯每日新聞（Yale Daily News）的編輯、牛津大學的羅德學者（羅德學者：羅德獎學金獲得者，該獎項也譯為羅德茲獎學金或羅氏獎學金，是一個世界級的獎學金，有“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之稱的美譽。——譯者注）；與希拉裏共同畢業於耶魯法學院，並在2014年離開政府後回母校從教；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的書記員等。沙利文與希拉裏和奧巴馬一樣，都有著律師的思維：他經常談論“案件理論”，並用“非確定性”來駁斥脆弱的論點。他知道自己總是扮演了房間裏最聰明的人。所以他曾經跟明尼蘇達大學漢弗萊公共事務學院的畢業生講：“‘我有一個想法’和‘我覺得可以這樣……’等表達方式會讓人覺得你很傲慢，尤其是你身邊的人都很聰明、很有經驗的時候。但這並不是傲慢，而是建設性的建議。”

2012年的感恩節，沙利文發了封郵件給希拉裏，知會她，他已經給高級官員分發了通告單，希望他們對她第二天該如何在電話裏處理內塔尼亞胡總理的問題提出建議。“我剛削完土豆皮，準備休息會兒，”沙利文解釋道。（他的郵件裏總是有非常敏感的主題，後來還卷入了希拉裏在擔任國務卿時使用私人郵箱和電腦處理公務的暴風雨中。）白宮工作人員，即希拉裏的美國全球婦女事務所（巡回）大使梅蘭妮·沃韋爾（Melanne Verveer）在一次國外訪問中看到了沙利文本人。經過數個小時的飛行，機艙裏一片漆黑，其他人都睡下了，隻有他還在輕聲地用保密電話跟白宮聯係。“傑克從來都沒有停歇過，”她說，“其他人都睡得死死的，隻有他還在打電話。”

這些品質在奧巴馬的奇才助手身上也有體現，如丹尼斯·麥克多諾（Denis McDonough）和本·羅德斯。沙利文是“霧穀”和白宮西翼之間的紐帶，是“希拉裏之隊”和“奧巴馬世界”之間的橋梁。他對希拉裏克服孤立狀態至關重要，尤其是來自明尼蘇達州46歲的麥克多諾；他和後者的關係與他和謝麗爾·米爾斯之間的關係爭議相對較小。麥克多諾是斯蒂爾沃特一個鎮上的大學足球明星，被稱為“花花公子”（the Dude）；他像奧巴馬一樣，身形高大，節欲苦行，行事謹慎，是後“9.11”時代的鍛造物。他是一個老派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華發早生，喜歡穿粗布襯衫，每天瘋狂工作，還會在大齋節（亦稱“齊齋節”，自聖灰星期三開始至複活節前的40天，在此期間進行齋戒和懺悔）放棄咖啡吃巧克力。此外，他還經常從家裏出發騎自行車7英裏前往馬裏蘭塔克馬公園，後來發生一次事故後，在妻子的強迫下放棄了這項活動。麥克多諾是一個既能訓練孩子參加足球比賽，又能處理白宮的電話轟炸，相當得體的人，他最為人熟知的恐怕還是對待訪客和下屬的優雅姿態。不過有時，他也會對身邊的人非常嚴厲，尤其是在他進入行政部門的第一年，惡狠狠地威嚇了膽敢指責他上司的記者和人員。麥克多諾也曾與沙利文發生過衝突，他認為沙利文在評論奧巴馬的每日簡報時順帶貶低了他。（沙利文的朋友說，沙利文還為此苦惱了好幾天。）但大部分時候，他們兩個人還是很談得來。他們通過無數電子郵件和電話，確保希拉裏的公開聲明不會與白宮發生衝突。

沙利文能與羅德斯建立友誼完全是一場意外。他們僅相識幾個月便分開數年，各自都得到了與自己年齡不符的權力和上司的賞識。但兩人又有所不同：羅德斯來自曼哈頓，會抽煙，喜歡馬提尼；沙利文則是中西部人，喜歡喝啤酒，支持明尼蘇達州的維京隊（Vikings）和雙城（Twins）隊。羅德斯是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他的抽屜裏還擱著一本未完成的小說，叫《愛的綠洲》，講的是一名女性加入了休斯敦的一個大型教會，傷透了她男朋友的心）；而沙利文則是腳踏實地的實務派。羅德斯對克林頓時代的民主黨當權派嗤之以鼻，而沙利文則是該群體的正式成員。即便如此，他們倆還是一拍即合，幾乎每天都通好幾次電話，發好幾封郵件。他們溝通的內容通常是一些例行公事，如希拉裏的演講措辭，其他時候都在討論如何創造曆史。對緬甸和古巴的外交開放都源於羅德斯和沙利文之間的閑談，沙利文琢磨出了這個念頭，而羅德斯則利用他對總統的影響力來說服不願承擔風險的西翼官僚。

在希拉裏離開國務院之後，她和總統還是會用他們各自的員工來保持團結一致的表麵，表現出盡管他們之間曾經有那麽多敵意，依然能一起非常和諧地工作、對世界的看法非常統一的畫麵。她甚至還在出版回憶錄《艱難抉擇》（Hard Choices）之前把內容交給羅德斯審查，以確保她所提及的細微政治分歧沒有讓奧巴馬不開心。2013年初，沙利文成為喬·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是一個能夠摸清白宮的敏感點並傳達給希拉裏的好位子。出版《艱難抉擇》之前，希拉裏找了奧巴馬的鐵杆擁護者湯米·維特爾（Tommy Vietor）來審讀這本書，後者在愛荷華的時候因為她討人厭的觀點而對她產生了偏見。當他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的時候，有一次打籃球弄得肩膀脫臼打了石膏之後，希拉裏送給他一個帶有國務院印章的吊腕帶，收攏了他的心。維特爾快速地瀏覽了蘋果手機裏滿滿的媒體聯係人，擔起了責任來反擊那些用這本書離間希拉裏和奧巴馬的媒體。

＆

在希拉裏的任期內，國務院和白宮都被一個匿名的推特（Twitter）賬戶用“NatSecWonk”的話題折磨得不厭其煩。這名匿名推特用戶是潛伏在政府內部的人員，雖然粉絲數額不大，卻都很忠誠。該用戶嘲笑了每一個人，從羅德斯到萊因斯，再到《紐約時報》的大部分記者都無一幸免；還抨擊奧巴馬政府官員和議員。該賬戶的推文大致如下：“我是奧巴馬的粉絲，但是他極其依賴密碼和暗號，就像瓦萊麗·賈勒特一樣，這一點讓我非常擔憂。”或者是：“瞧，艾沙就是個混蛋，他還一直在努力讓希拉裏·克林頓澄清班加西的責任真相。”這裏的“艾沙”指的是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人達瑞爾·艾沙（Darrell Issa），他一直就美國駐加西領事館遇襲事件抨擊希拉裏。推特用戶“NatSecWonk”最終被證實為40歲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分析員喬菲·約瑟夫。然後他就被解雇了，並且發表了道歉聲明。從此之後，這一時間便成了白宮裏的警世故事，警告工作人員謹慎使用社交媒體。

要想仔細地評估希拉裏的功績，需要從兩個方麵入手：第一個方麵就是現代美國國務卿裏，很少人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其中最著名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實現了與中國的秘密會談，並促成《巴黎和平協約》簽訂，直接結束了美國與越南的戰爭，讓混亂的戰爭拉下了帷幕。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可能是最高效的一位國務卿，他讓“冷戰”和平結束，在波斯灣戰爭時，組建了強大的聯盟，並組織了以色列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間的“馬德裏和平會談”，使之成為未來中東和平談判的典範。沃倫·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瑪德萊娜·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都沒有取得過類似的成就，而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更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麵前，揮舞著一瓶白色粉末大聲嚷嚷，誤以為那是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讓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

甚至就連約翰·克裏在其忙碌的任期內也褒貶不一，有中東和平運動的失敗，也有伊朗核協議的突破。此外，克裏還擁有得天獨厚的時機，即希拉裏在任期的最初兩年裏在進行了全球性複興之旅，修補了喬治·布什在位時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損害。然後她還采用了國際製裁，最終迫使伊朗人坐到會議桌前。正如希拉裏私下裏說的那樣，她為克裏的外交宴會“準備好了桌椅”。

“不管誰優誰劣，我們都有必勝的外交遠見。”吉姆·史坦柏格跟我說，“亨利·基辛格就是這種精神的縮影。但是這也很容易改寫在外交上，領導人對領導人的傳統作用。在21世紀尤其如此，因為這個國家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改變。”希拉裏所麵對的世界比基辛格和貝克所麵對的世界更加複雜，這是一個阿拉伯帝國占領了大部分伊拉克領土的時代；這是一個美國麵對的冷戰對手再也不是單獨的一個國家，而是一係列正在崛起的新興勢力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因經濟和環境因素，如中東失業率、太平洋海平線日漸升高等，引發了大量地緣政治事件的世界。

“他們好鬥的天性使他們不信任別人，他們懷疑別人羨慕他們，並有超越他們的野心。”吉姆·貝克（Jim Baker）是喬治·H.W.布什在內閣官員麵前的顧問，這一地位使得他擁有在華盛頓的影響力和在國外的信譽。曾擔任貝克和其他國務卿顧問的亞倫·大衛·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說：“貝克過去常說他是布什總統在國務院的手下，而不是國務院在白宮的手下。”而這兩種模式都不適用於希拉裏和奧巴馬。她永遠不會把自己描述為奧巴馬在國務院的女人。希拉裏是一位新上任的世界人物，她的知名度和人脈都與奧巴馬不相上下，甚至超過了奧巴馬。她對總統也沒有如基辛格對尼克鬆那樣的深度熟悉——那種全天候、全渠道的深入了解。

“當我需要見總統的時候，我會去見他；當我需要和總統交談的時候，我會和他交談。”希拉裏略帶防備地告訴我。對於外人做出的不討人喜歡的比較，她顯然很敏感。2009年12月，希拉裏在考慮《新聞周刊》提出的對她和基辛格作聯合采訪的請求時，她與她的新聞助理菲利普·雷恩斯（Philippe Reines）感覺到了一個潛在的危險信號。“我認為可能會提出的唯一問題是，我基本上每周見一次總統，而基辛格每天都要見尼克鬆。”她在電子郵件中寫道：“當然，如果我與那樣的總統打交道，我可能會在他的辦公室紮營，以防止他做有問題的事情。你認為這是個問題嗎？”

她和奧巴馬之間這種正式的、不平等的關係，或許可以最好地概括為她對他們每周在橢圓形辦公室裏會麵的重視。2010年2月，一個下雪的星期四早上，當她計劃與總統會麵時，希拉裏接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電話：她的丈夫比爾·克林頓因胸痛住進了紐約長老會醫院，需要做緊急心髒手術。但希拉裏沒有立即回家，而是堅持完成每周一次的例會，在她和奧巴馬談論即將到來的波斯灣之行時，她像往常一樣坐在黃色沙發上，她計劃在那裏加大對伊朗核計劃的壓力。當天在場的一位官員說，“沒有人知道”她家裏出現了緊急情況。會議一結束，她便坐上了返回紐約的穿梭航班。

奧巴馬在總統辦公室表現出的過度自信，使希拉裏的生活更加複雜。他非常願意在淩晨三點的電話中回應克林頓出了名的攻擊廣告中的妙語，並且不讓她接電話。他對諸如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嚴格控製最為明顯。他曾與梅德韋傑夫交過朋友，希望與這位年輕的俄羅斯總統建立高層兄弟關係，以開啟一個友好的新時代。他給伊朗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阿裏·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寫了幾封秘密信，誘使這位多疑的毛拉進行對話。奧巴馬把伊拉克的文件交給了喬·拜登，希拉裏沒有反對這個決定，因為她認為這是件棘手的事。即使是在本應由國務卿掌舵的問題上——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談判——白宮也製定了戰略，希拉裏不再是一名“設計師”，而是一名實施者。

奧巴馬白宮對控製權的嗜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當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拜登的一位溫文爾雅、出身顯赫的顧問，後來成為副國家安全顧問——在2015年1月轉到國務院擔任副國務卿時，為了在第一次幕僚會議上與新同事打破僵局，布林肯笑著告訴他們：“我來了一天，得出了一個結論。白宮對機構間的這種微觀管理必須停止。”

＆

希拉裏的助手們不屑於這樣的想法，即認為她正在策劃從“霧穀”競選白宮，並為進一步實現這一雄心壯誌而延長自己的國務卿任期。但在某些方麵，她從未停止過競爭候選人的行為。她的電子郵件顯示，她密切關注著喬·拜登、弗吉尼亞州的吉姆·韋布（Jim Webb）和紐約的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等潛在競爭對手的政治陰謀。她抽出時間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等眾多民主黨捐贈者以及不太知名但卻很重要的人物進行交談，比如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參議員盧·達萊桑德羅（Lou D’Allesandro）。2012年初，當她的前政策顧問尼拉·坦登（Neera Tanden）問她是否應該為支持競選活動的校友舉行一次聚會時，希拉裏給予了祝福。“我為他們和我們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她回答說。“請繼續保持！”

坦登定期向希拉裏發送電子郵件，更新她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徹底改革美國醫療體係中史詩般的戰鬥。她一度指出，奧巴馬的立法正在向希拉裏在競選中推動的目標靠攏。（坦登寫道，“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我會盡力確保我不是唯一一個注意到的人。”）。2009年11月，當該法案在眾議院以幾票之差獲得通過時，絕望的白宮就曾讓希拉裏去遊說兩名來自阿肯色州的反對奧巴馬醫療改革的民主黨人，請他們投反對票（其中一人把反對票改成了讚成票）。2009年平安夜的早上，希拉裏對國務院的一位同事說，她一早醒來，就看到參議院上午七點就這項立法進行表決，該法案最終以60票對39票通過。

有時，希拉裏的外交努力感覺像一場政治競選。例如，2009年2月希拉裏第一次訪問北京時，她聽到中國人說，美國可能不會參加次年的上海世博會，因為美國沒有籌集到建造國家館的資金。她對我說：“我真是目瞪口呆，竟然沒人注意到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中國將在21世紀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他們將舉辦一次世博會。這是各國都喜歡做的儀式，以表明他們已經能夠做到。我們不參與嗎？這說明了什麽？”

她開始四處打電話給百事可樂、通用電氣和雪佛龍的首席執行官，要求得到數百萬美元的承諾和懸而未決的讚助協議。“雪佛龍傳來好消息！”在這家石油公司承諾為這個6000萬美元的項目提供500萬美元之後，巴格利在一封轉發給希拉裏的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雪佛龍首席執行官大衛·奧賴利（David O'Reilly）也曾在一封信中向希拉裏承諾，他將提供幫助。國務院的律師們很不安——“托馬斯·傑斐遜會這麽做嗎？”有人問——但他們同意了，前提是希拉裏沒有親自向任何人要錢。

顯然，他們的不安並沒有延伸到美國大使身上。希拉裏的辦公室將電話打給了猶他州前共和黨州長洪博培（Jon Huntsman），要求他提供讚助，此人曾在2009年被奧巴馬任命為駐華特使。洪博培出身於猶他州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曾贏得兩屆州長任期。（他於2012年從北京回來後，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希望渺茫。）雖然他支持希拉裏的努力，但他拒絕參與。“我不希望波音公司的麥克納尼走進辦公室說，‘好吧，我們給你500萬美元去讚助世博會，但在757訂單上，我們也需要一些幫助。’”他說。他指的是波音公司董事長詹姆斯·麥克納尼（James McNerney）。“我隻是從來不想被置於那樣的境地。我也不想讓他們——首席執行官們——處於那樣的境地。”

這無關緊要：憑借希拉裏的明星影響力，足以在不到九個月的時間裏籌集近5500萬美元。次年五月，她前往上海參觀建造的房子，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美國館。它看起來像一座大城市裏的機場租車中心，啞光灰色的牆壁，裏麵循環展示著所有讚助商的名字和產品的功能（視頻展示了雪佛龍、通用電氣和強生公司的企業代表；美國鋁業讚助的環保功能；一家擁有迪士尼授權商品的禮品店）。“很好，”希拉裏說，當我問她對此的看法時，她撅著嘴說，“你能想象如果我們沒來過這裏嗎？”

在她任期的最後兩年裏，希拉裏較少進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公共外交，更多的是在敘利亞、利比亞、伊朗、中國以及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周期性衝突等敏感問題上，開展繁重的工作。盡管如此，她永遠不會成為奧巴馬外交政策機器的核心，她知道這一點。這有助於解釋她在擔任國務卿期間積極關注發展的原因。她接受的社會項目是彌補她在傳統國家安全領域中所麵臨的局限性的一種方式。清潔燃燒的爐灶，散居海外的訂婚網絡，婦女和女孩的權利，上海世博會，這一切加起來就是亞倫米勒所謂的“行星人文主義”。

希拉裏的電子郵件證實了我們這些報道她的人的懷疑：她和她的助手對她的形象和新聞報道有著像競選一樣的癡迷。分析民調數據時，國務卿似乎總要麵對新罕布什爾州的選民。2011年3月，雷恩斯給希拉裏發了一封郵件，主題是“65％！”他指的是CNN最新民調中她的支持率，接近她的曆史最高水平。“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與這麽多雜誌合作的原因，”他解釋說，“就等著下周有1900萬人閱讀《人物》吧。”

白宮也從未停止從政治角度看待希拉裏。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開始對加沙的哈馬斯武裝分子進行密集空襲，以報複對以色列城市的火箭襲擊。地麵入侵迫在眉睫。希拉裏和奧巴馬在亞洲進行了他們兩人的告別之旅。她告訴總統，她認為她應該立即飛往該地區，試圖促成停火。希拉裏並沒有輕易做出決定；失敗的風險是巨大的，讓自己陷入其中的後果是不可預測的。然而，當奧巴馬和他的助手們在辯論是否派她去的時候，據一位目擊者說，談話轉到了一個熟悉的主題：希拉裏這樣做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好看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三年半前，他們認為希拉裏拒絕前往以色列證明了她的政治手腕。

＆

他們在白宮並排坐著，他穿著深藍色西裝，打著領帶，她穿著一件翻領的覆盆子夾克，相機的燈光反射在她在家中摔倒後戴的處方眼鏡上。2013年1月25日，奧巴馬宣誓連任總統四天後，距離希拉裏卸任國務卿還有七天。當時是60分鍾的聯合采訪，這是奧巴馬第一次與妻子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出現在節目中。盡管當時受到了廣泛關注，但這次采訪並沒有揭示他們的合作關係中更深層次的奧秘。對任何人都會把他們的亮相作為對2016年的先發製人的理解，希拉裏一笑置之。奧巴馬讚揚她重振了國務卿的角色，並回憶起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外交角逐。

希拉裏說：“我的意思是，非常溫暖，非常親密。”她一邊說，一邊身子前傾，用手做了個手勢，試圖對這個問題給出超過一句話的答案。“我認為有一種理解感，這種理解甚至不需要言語，因為我們有相似的觀點，我們有相似的經曆，我認為這些經曆提供了一種紐帶，這種紐帶在某些人看來似乎不太可能，但在過去四年中，它確實是我們關係的核心。”

像往常一樣，背後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

奧巴馬曾要求他的工作人員提議公開感謝希拉裏在他內閣中服務的方式。本·羅德斯建議菲利普·雷恩斯在《時代》雜誌上安排一次聯合采訪，雷恩斯則反駁說，他們已在“60分鍾”節目中聯合露麵。奧巴馬對電視的偏愛超過了印刷品，他已經和該節目的一位記者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談過，可以進行一對一的希拉裏離職采訪。佩利非常了解希拉裏，他曾在2009年與她一起前往阿富汗，報道她擔任國務卿期間麵臨的挑戰。白宮對此表示同意，但堅持這次采訪由另一位“60分鍾”節目的記者史蒂夫·克羅夫特（Steve Kroft）主持，他是奧巴馬最喜歡的記者。作為一種姿態，奧巴馬的提議既寬宏大量又有控製力，同時，這也充分表露了這是兩個有著自己議程的合作夥伴。

對克羅夫特的選擇也引起了奇怪的回憶：20年前，克洛夫特曾在“60分鍾”節目裏，與希拉裏的一次著名聯合采訪中，向比爾·克林頓詢問過其對婚姻的不忠。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那是她作為全國公眾人物的首次亮相。當奧巴馬和希拉裏坐在一起時，他們的談話提醒人們，她不僅可能比他有更長的政治未來，而且她的過去也更長，那就是“9·11”、伊拉克戰爭、克林頓時代的“風暴”以及1992年的競選，那時她坐在比爾·克林頓旁邊的沙發上，幫助他挽回競選頹勢。當時，巴拉克·奧巴馬是芝加哥一名30歲的單身漢，擁有法學院學位和足夠強烈的使命感，已經開始寫回憶錄了。奧巴馬的人生故事與希拉裏的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為了理解他們將建立的關係，追溯他們的過去，回到他們成長的不同世界，以及他們在那裏獲得的不同世界觀，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