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源起
2002年10月2日，不起眼的伊利諾斯州州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在芝加哥的聯邦廣場上發表了反伊拉克戰爭演講。“我並不反對所有戰爭，”他告訴聽眾，“我反對愚蠢的戰爭。”八天之後，全球知名的前美國第一夫人在美國參議院的發言台上發表了講話。白宮當時正在處理一項可怕的事件：據說，薩達姆·侯賽因在秘密研製化學、生物和核武器。總統希望國會支持他采取軍事行動，對薩達姆進行打擊。“這是曾經做過的決定裏最難的一個，”希拉裏·克林頓苦笑著說道，“每一次可能引起戰爭的投票都是艱難的抉擇。但是我堅信這是正確的選擇。”帶著這樣的想法，她認可了喬治·W·布什的入侵計劃。
伊拉克戰爭應該是最能體現希拉裏和奧巴馬之間深層斷裂線的事件。這個事件對兩個人來說都是決定性因素，其中一人還因此影響了餘生，甚至在2016年參選之時也深受影響。這一事件推動或阻礙了他們的雄心壯誌，引導他們做出許多決定，並決定了他們如何感知美國在遠方衝突上所扮演的角色。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有時很極端，會極力地否定布什在軍事活動上的失誤。2015年夏天，他抨擊了那些反對他和伊朗核協議的人，指責這些人就跟過去那些讓美國陷入伊拉克陷阱的人一樣昏聵糊塗。2011年12月，他下令從巴格達撤離了最後一名美國軍人，完成了珍貴的競選諾言。但“伊斯蘭國”極端宗教武裝分子在美國軍隊撤離後，橫掃了敘利亞邊境的安全真空區，證明了美國撤軍隻是奧巴馬一次有名無實的勝利。就這樣，奧巴馬被迫將士兵送回伊拉克，給他的繼任者留下了一個未完成的危險事業。
希拉裏與喬·拜登和約翰·克裏曾就投票授權戰爭上進行了激烈爭論，最終改變了參議院其他人的判斷。她堅持認為：白宮誤導了她，讓她以為白宮會在戰火拉響之前奮守最後一道外交防線。她與當時還是參議員的奧巴馬一起抨擊了布什政府的戰爭行為，反對了其2007年的軍隊擴張計劃。後來，她承認，自己采取這一立場一部分是出於政治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戰爭不受歡迎。
當然，希拉裏投票授權這次軍事行動肯定是出於政治目的。她以紐約市資淺參議員的身份前往伊拉克進行談判。她所代表的城市——紐約，是西點軍校和德拉姆堡軍事基地的所在地，也是“9·11”襲擊事件的“歸零點”，她和比爾·克林頓理解抓住這些襲擊機會的政治意義。她請求在華盛頓的紐約女性拿出堅強的態度；9月11日，經過多次電話交談之後，她和比爾已經醞釀好了發布的信息；第二天，希拉裏便在參議院的發言台上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宣布向那些將雙子大廈撞倒了的人宣戰。她表示，“任何人想要庇護恐怖分子，或以任何方式援助他們，都將麵臨我們國家的怒火。”
希拉裏渴望在“9·11”事件後的時代裏擔任指揮官，所以不管接下來是要打擊在阿富汗的塔利班，還是推翻伊拉克的薩達姆，她決心要表現出足夠的堅定。投票支持伊拉克戰爭的六年後，民主黨初選，希拉裏也依然固執地拒絕為此舉道歉。她隻是在12年後的回憶錄裏寫道，這是一個“錯誤卻樸實、簡單”的艱難決定。最後，她的那一次投票讓名望不及她、卻敢在當年反對戰爭的奧巴馬獲得了總統候選資格。
然而，希拉裏和奧巴馬在2002年秋天出現決定性的分歧，並不隻是因為這些。他們對伊拉克的看法其實是各自生活經驗的產物，源於不同的年齡、時間和地點，對軍事力量的運用有著不同的認知，對美國在推動世界變化中的角色也存在不同觀點。希拉裏成長於“二戰”之後的浮躁世界，父親在乘船前往太平洋之前是一名訓練菜鳥水手的海軍小軍官，她的父母都是典型的保守型愛國人士。她曾經寫過：“（他們）是相信美國無所不能的一代。”而生於1961年的奧巴馬，隻有祖父斯坦利·鄧納姆（Stanley Dunham）經曆過“最偉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他在諾曼底登陸日的六周後被派往法國。鄧納姆是一名家具銷售員，後改行賣保險，其一生都顛簸動**，四處奔波，最終希望破滅，揉碎夢想，與妻子和孫子一起住在小公寓裏。
讓兩人走上不同道路的14年裏，奧巴馬和希拉裏在越南戰爭期間站在了對立的陣營，那是“二戰”後時代的轉折點。這次戰爭打破了美國人的自信，影響了那些讓林登·約翰遜毀滅的、對東南亞執行民主外交政策的思想家。希拉裏在1969年的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了激烈的反戰演講，她是動**時期的純粹產品。另一方麵，奧巴馬卻喜歡回顧60年代的混亂局麵，這在多年後被稱為“嬰兒潮時期時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劇，即很久以前的大學校園宿怨和複仇情節所構成的故事”。
除去出生時間不同，奧巴馬和希拉裏生長的地方也不同。她生長在國家的中心地區——芝加哥的中產階級郊區，有可靠的共和黨做靠山。他的童年則比較多元，多在夏威夷，甚至更遠的印度尼西亞，總是在本國本土以外的地方。當希拉裏·羅德姆（Hillary Rodham，希拉裏的婚前名。）在1965年秋天抵達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之前，她隻離開過美國一次，前去加拿大境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在巴裏·奧巴馬於1979年進入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時，他已經多次出國，卻很少踏足美國大陸。希拉裏從內部至外來看待國家，而奧巴馬則從外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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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四海一家的觀點寫在了他的DNA裏。他的傳記作家大衛·馬拉尼斯（David Maraniss）寫道：“由於母親來自堪薩斯州中南部，父親來自肯尼亞西部，奧巴馬不可能隻紮根在一個地方，來自非洲和美洲心髒地帶的不同傳承從一開始就塑造了他的特性。”奧巴馬的母親是一名人類學家，經常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亞之間來回往返，這就使得她年幼的兒子以外國人的視角來看待美國，能夠像第三方一樣冷靜地審視自己的國際。
奧巴馬八到十歲期間，與母親斯坦利·安·鄧納姆（Stanley Ann Dunham）和繼父羅羅·蘇托洛（Lolo Soetoro）一起生活在熱帶城市雅加達，並且很快就學會了印尼語。年幼的巴裏會唱愛國歌曲，命令同年級的學生將這些愛國歌曲改編成他們自己的語言。他與當地的孩子一起奔跑著穿過中產階級社區的小巷，用煙葉和香蕉葉燒出來的氣味回應禱告者的祈禱。雖然後來母親把兒子帶回了夏威夷，與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三年半時間，但印度尼西亞已然印在了他骨子裏。他的母親在雅加達生活和工作了二十餘年，所以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去那裏過暑假，對西方國家及其石油公司甚至包括安·鄧納姆的雇主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在內的發展機構都有偏見。這個遙遠的東南亞群島成為奧巴馬衡量美國力量善惡與否的重要根據。
奧巴馬在2006年出版了《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The Audacity of Hope），為參加總統競選奠定了基礎，該書還專門寫了“外麵的世界”。那一章的內容以印度尼西亞開始，以印度尼西亞結束。他寫道，這個國家“是過去的50年裏美國外交政策的現成案例”。1967年，也就是他和母親抵達蘇哈托的那一天，一位平靜溫和卻生性殘酷的軍官發起了血腥政變。他有美國作支撐和經濟來源。美國提供了援助，美國經濟學家幫他實現了經濟現代化，美國軍隊與他的士兵進行了聯合演習。奧巴馬寫道：“那種程度的力量很難不被察覺。”繁榮的上升浪潮給印度尼西亞人帶來了冰箱、汽車等奢侈品。雅加達曾是一個破舊的殖民地前哨，現在也變成了摩天大廈熠熠閃光、高速公路繁忙擁擠、五星級大酒店隨處可見的大都市。然而，為了冷戰時期地緣政治安全，美國容忍了蘇哈托統治中荒唐的一麵，如壓製性政治文化、逮捕不同政見者並施以酷刑、虛假選舉和殘酷鎮壓亞齊（Aceh）等偏遠地區的種族起義等等。
雖然奧巴馬在書中沒有提到，但他對福特基金會及其他發展機構所做的工作極其失望。若幹年後，他在大學裏受到了最親密好友之一哈桑·尚多（Hasan Chandoo）的影響。哈桑·尚多是巴基斯坦人，他跟奧巴馬講了美國大力支持軍事獨裁給第三世界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早期回憶錄《奧巴馬回憶錄：我父親的夢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奧巴馬回憶說：母親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與憤世嫉俗和腐敗潰爛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寫道：“她是現世人文主義的孤獨見證者，是新政、和平護衛隊和自由主義的衛兵。”
骨子裏流著的肯尼亞血液加深了他的疑慮。奧巴馬在書裏寫道，當他第一次去父親的家鄉，看到內羅畢的遊客時，內心湧起一股憤恨，“那些人穿著好萊塢電影裏的旅行裝，拍照、招呼出租車、躲避街頭小販。”在夏威夷，被太陽曬傷的遊客是當地人調侃的話題之一；而在肯尼亞，他覺得他們笨拙的天真無邪是一種怠慢。30年後的2015年，奧巴馬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回到肯尼亞，他的觀點必然與之前不同。
坐在被特勤圍繞的豪華裝甲轎車裏，他哀歎自己不能去訪問父親的村子，更不能在內羅畢的街上晃**，和當地人一起喝茶、吃烏伽黎和羽衣甘藍（玉米糊和蔬菜）了。奧巴馬提醒他們，他也是殖民主義的產物：祖父是英國軍隊裏的廚師，父親是去美國求學的知識分子。
批評家抨擊奧巴馬的反殖民主義思想，認為他受到了肯尼亞父親和左翼母親的鼓動。這些人的說法過於誇張，因為奧巴馬在四年級的時候就離開了肯尼亞，對父親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奧巴馬確實長期批評美國對待後殖民國家時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和冷嘲熱諷。他在有關印度尼西亞文章中寫道：“明擺著，我們在解放曾經的殖民地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在創立國際機構來幫助操縱‘二戰’後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我們趨向於通過冷戰的萬花筒來觀察國家和衝突，我們不知疲倦地幫助發展美國方式的資本主義和跨國公司。當對我們有利時，我們容忍了專政、腐敗和環境破壞，有時甚至加以鼓勵。冷戰結束後，我們樂觀地相信‘巨無霸’漢堡包和因特網將引導我們走向曆史衝突的終結點。”
人們認為，巴裏·奧巴馬在1971年回到夏威夷，也許會看到美國良好的一麵。這段日子裏，他與父親的關係逐漸疏遠了，那整整一年僅在聖誕節見過一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商業街和千篇一律的住房區取代了威基基海灘上閃閃發光的綠鬆石之後，火奴魯魯的生活對奧巴馬來說，與希拉裏·羅德姆在伊利諾伊州的生活並無二致。他也和祖父母一起吃肯德基，看《聖誕怪傑》（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與朋友一起打籃球。拿到精英私立學校普納荷學校的獎學金後，奧巴馬還偶然結識了遊手好閑的大麻幫（Choom gang），該幫派以吸食大麻而著稱。
奧巴馬的少年時代正好是充滿茫然和困惑的20世紀70年代末，但夏威夷仍然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據奧巴馬的高中朋友麥克·拉莫斯（Mike Ramos）回憶，當時夏威夷電視裏隻有在美國大陸的足球比賽結束後才會轉播。由於夏威夷與東海岸之間有六個小時的時差，夏威夷的人們剛醒過來，美國大陸的新聞早就已經不是新聞了。夏威夷與加利福尼亞州之間2500英裏的水域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距離，更是心理距離。“在夏威夷，你就是以外部的角度來觀看美國大陸，”拉莫斯跟我說，“當然，除了這一點之後，（他們之間）還有其他微妙的差異之處。”
奧巴馬上學期間，不斷繁榮的夏威夷文化和曆史強化了這種差異感。加比·帕西努依（Gabby Pahinui）及其樂隊“夏威夷之子”（Sons of Hawaii）複興了傳統夏威夷語音樂風格，在專門播放夏威夷音樂的第一電台演奏了歌曲。拉莫斯說，普納荷學校還專門開設了一門夏威夷曆史課，主要講解美國在1893年政變（1893年政變：指夏威夷政變。1893年，在美國海軍的支持下，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夏威夷，支援當地的美國人發動政變，夏威夷女王帶著臣民簽字的文件，親至美國國會請願。回島上後遭到軟禁。——譯者注）之後，吞並島嶼等一些不那麽討人喜歡的行為，如“那些家夥衝進來，然後推翻了女王”。奧巴馬在其回憶錄《我父親的夢想》中寫道：“破裂的談判、傳教士帶來的重大疾病、對夏威夷土著進行的殘酷征服”，“為了甘蔗和菠蘿種植園，美國公司對富饒的火山土壤的瓜分”。
根據奧巴馬所說，隨著這些年種族認同感不斷增強，他沒有理由再去過分地關注這種陳舊的曆史，但這些曆史讓他帶著矛盾的觀點進入了美國大陸。奧巴馬在洛杉磯西方學院結識了一群新朋友（包括哈桑·錢德和其他兩名巴基斯坦學生），開始參加漫長無趣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吹風大會，那些談話讓他更加了解了美國影響力的極限。在簽署《戴維營協議》（《戴維營協議》：埃及和以色列達成的關於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原則性協議。該協議於1978年9月17日在美國華盛頓簽署。——譯者注）的幾個月後，新生政治科學課上出現了精彩的一幕。一些同學認為，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和平協議將維護美國的利益，並對中東有更廣泛的有利影響；另一些同學則表示反對並批評其觀點。奧巴馬作為反對派的代表，他堅決表示反對。
奧巴馬寫道：“我們認為，這些人的觀點以一個錯誤的前提為基礎，即隻要有美國監護和擔保整個過程，埃及和以色列就能夠一起解決巴勒斯坦人的微妙問題。有多天真，才會相信美國有能力靠著心血**就掌控整個世界？事實上，很長一段時間裏的情況都並非如此，如今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有限，其角色應該是參與者，而非世界體係的控製者。”
30年後，新當選總統的巴拉克·奧巴馬嚐試著擔任起中東和平調停者的身份，這恰恰是18歲的巴裏·奧巴馬嗤之以鼻的徒勞之舉。他開展此項活動所派遣的特使便是他的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盡管兩人都聲名在外、勸說技巧滿分，但都沒能把心有疑慮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團結在一起，這似乎印證了年輕時奧巴馬所得出的結論：美國人習慣性地高估了他們在遙遠土地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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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拉裏·克林頓隱藏了自己對奧巴馬在中東地區和平行為的疑慮，那他們就需要依賴於戰術，而不是殘留幻想，認為美國能夠成為世界上追求美好的力量。對於生於長於她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可言喻的猜測。1960年，她九年級的曆史老師保羅·卡爾森（Paul Carlson）將世界描述為“無神共產主義與美國方式的殊死搏鬥，二者隻可留其一”。他告誡班上的學生說：“記住！最重要的是！與其赤化，不如死了算了！”
那個時候，希拉裏受反共產主義的共和黨成員父親羅德姆影響，完全同意這位老師的觀點。後來越南戰爭爆發，再進入威爾斯利學院，希拉裏的政治觀念發生了改變。即便如此，她成為第一夫人之後，接受NPR訪問時依然表示：“我的政治理念植根於伴隨我成長的保守主義。”這一點在她的外交政策上尤為明顯。她經常談到她少女時代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宇航員，因為她被NASA拒絕了，那封拒絕信是她第一次遭受性別歧視。她寫道，她真正的誌願動機可能是父親擔心“美國會落後於俄羅斯”。休·羅德姆作為一名吝嗇的家具推銷員，將家裏弄成自己當初當海軍教官的樣子。希拉裏的傳記作家之一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其作品《希拉裏傳：掌權美國的女人》（A Woman in Charge：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中寫道：“他在自己家裏複製了兵營式管理，坐在客廳裏的長沙發椅上發號施令（出了吃晚飯，他很少站起來），詆毀和貶低孩子的進步，讓孩子們倍感挫折。而他將其稱之為‘挫折教育’，真讓人印象深刻。”多年後，在利雅得郊外的一個沙漠營地裏，希拉裏坐在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國王（King Abdullah）身邊，看著大型顯示屏上播放的越野摩托車賽的視頻（國王喜歡在與別人談話的時候播放電視節目，這樣其他人就聽不到他們的對話內容了），這一幕讓陪著她的我們十分震驚。她卻跟我說，那個場景很神奇地讓她想起了她的父親。
“她是衛理公會派教徒，出生於中西部地區，時間也剛好是那個世紀的中葉，”希拉裏的朋友和前演講稿撰寫人麗莎·瑪斯卡廷（Lissa Muscatine）告訴我，“她一直徘徊在各種社會運動的邊緣，但是沒有觸到核心部分。她隻是有深刻的信念，認為這個國家有能力造福世界，保護其民眾。”年輕時候的希拉裏視野窄小，而奧巴馬則有國際視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希拉裏缺少語言天賦。她讀大學時法語非常爛，以至於教授對她說“小姐，請把您的才能用在其他地方吧。”即使是現在，希拉裏訪問其他國家時，如果有人要求她講當地語言，她都會禮貌性地拒絕，因為她講得非常蹩腳。相反，奧巴馬則樂此不疲地炫耀自己有限的印尼語和斯瓦希裏語。直到1973年，希拉裏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比爾·克林頓帶她去英格蘭參觀威斯敏斯特教堂、議會大廈、巨石陣和湖區，她才有了第一次歐洲之旅。他在那裏第一次向這位懵懂、猶豫不決的女朋友求婚。
越南戰爭對希拉裏的影響也與同齡人不一樣。1968年的動**期間，她還處於從共和黨向民主黨過渡的中間時期，必須遵守兩個黨派的規章製度。那年夏天，她以共和黨在華盛頓實習生的身份，在威斯康星州議員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舉辦的大型會議上發言，質疑了林登·貝恩斯·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升級對東南亞的幹涉程度是否合理。萊爾德（後來成為理查德·尼克鬆的國防部長）雖然也有自己的疑慮，依然為這個政策辯護。這位未來律師似乎不太關心越南的困境，而更關心其憲法含義，尤其是在尼克鬆在1970年決定將戰爭範圍擴大到柬埔寨之後。希拉裏在講座會和其他反戰集會上並不是一名非常顯眼的聽眾，她隻是一名來自紐黑文、在耶魯大學學法律的學生。
“1969年～1972年，當我們還在法學院時，大部分人都積極參與活動，希望盡早結束越南戰爭”，希拉裏的同班同學格雷格·克雷格（Greg Craig）如此說道。他後來進入白宮，擔任了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的法律顧問。“但我不記得希拉裏參與過這些活動。”（2008年，他與希拉裏分道揚鑣，轉而支持奧巴馬。）
希拉裏受衛理公會信仰和紮根於心的社會責任感，將**投入到另一個方向，即減輕貧困和捍衛兒童合法權益。受到兒童保護基金協會創始人瑪麗安·賴特·愛德曼（Marian Wright Edelman）的影響，希拉裏開始了為期20年的漫長而充滿風險的曆程，為她以後成為兒童權益倡導領域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我意識到，”她寫道，“我想用法律來為無人聆聽的兒童發聲。”她帶著這股**一路衝進了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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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裏·克林頓當第一夫人的前兩年，是她為改變美國醫療係統征途中最重要的階段。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她的唐吉訶德式想法，而且那一千多頁的高度保密規章製度、狂妄自大的個性、名為“哈裏和露易絲”（Harry and Louise）的電視廣告等，讓公眾極力反對這個項目。後文會講到這場醫療辯護如何完全地消耗了她的**，以及該項目的失敗如何讓她投身追求下一個目標。希拉裏並不是從未出過國門，她喜歡不停地提醒人們，自己還是阿肯色州第一夫人時就帶著孟加拉國社會企業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參觀了美國，想看看他的小額信貸計劃是否能夠解決歐紮克地區貧困城鎮的貧困問題。但正如她的丈夫從未忘記過1992年競選總統時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的著名口號一樣，希拉裏也將自己塑造成了關心“餐桌”問題的第一夫人。
醫療改革在1994年8月徹底宣布崩潰了。同年11月，共和黨人掌握了參眾兩院的大權，將中期選舉變成了克林頓式大政府的全民投票。這對比爾·克林頓來說是一次恥辱的失敗，對希拉裏來說更是致命的，因為人們判定她認同了這麽一個危害極大的大社會風格項目。在西翼，人人都像躲避瘟疫一般躲著她，總統顧問還譴責她危害到了總統的地位。被貼上了民主化標簽的她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找不到目標，甚至考慮完全退出政治圈。她告訴她的工作人員：“我不想給丈夫管理國家造成阻礙。”
但這並不能證明在那些黑暗時期，醫療保健政策的流產開啟了希拉裏的外交政策事業。1995年3月，她和女兒切爾西在南亞進行了為期12天的五國之旅，希拉裏還在途中就一些主題進行了測試，影響了接下來幾十年裏的外交。
希拉裏從巴基斯坦飛到印度，再從斯裏蘭卡飛到尼泊爾，參觀了各地女校、衛生診所和孤兒院。她與獲得小額貸款的女性企業家進行了認真的交流。她還摘取了一名印度女學生寫的詩放到了她的演講中：“太多國家的太多女性，都講著同一種語言，那就是沉默。”在尼泊爾的時候，希拉裏還和切爾西還騎了大象。
民眾的反應非常熱烈，很直接，“華盛頓的希拉裏”在海外轟動一時。當隨行的記者問希拉裏為什麽不早一點為婦女的權益發聲，希拉裏憤怒至極。她寫道：“我努力了25年，就是為了改善美國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和尊嚴。”但是希拉裏的形象在海外的傳播效果更好，因為她在海外的身份是像傑奎琳·肯尼迪一樣的傳統第一夫人，而不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右翼社會工程師，試圖將醫療保健政策硬塞到美國人的喉嚨裏。為了改善社會的雄心壯誌而奮鬥的希拉裏，開始意識到自己可以作為美國全球大使，將美國價值觀傳遞給更廣泛的人群。
卡維爾曾告訴過她：“你花了兩年的時間，想讓人們接受一個更好的醫療保健政策，人們想殺了你。你和切爾西一起騎一頭大象，他們卻愛上了你！”
南亞之行其實是訪問中國的熱身運動。1995年9月，結束了與切爾西同行的五國之行的六個月後，希拉裏前往北京參加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這次旅行讓整個華盛頓都坐立不安，國會鷹派成員擔心中國會在這次大會上傳遞他們不想聽到的信息。白宮西翼的政治助手們擔心，希拉裏可能會讓她的丈夫難堪。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卻認為，中美外交應當交給外交官來處理。“他們擔心這可能會得罪中國人。”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桑迪·伯格告訴我，“他們在這方麵可非常在乎繁文縟節。不過我認為，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也是她代表我們發聲的良機。”
這場演講讓希拉裏痛苦不堪，在懷俄明州的傑克遜霍爾與家人度假和在夏威夷轉機的時候，她也不忘改演講稿，甚至在前往北京的11小時航行期間也沒有停歇。她和助手一直想寫出極其出色的演講稿，以防各個政府代理的插入內容讓她的演講效果大打折扣。希拉裏的發言稿撰寫人莉莎·馬斯卡廷（Lissa Muscatine）回想起，自己在黑漆漆地飛機走道上走過，將演講終稿交給希拉裏所在的機艙時，看到乘客們都已經在兩旁的座位上打瞌睡了。當希拉裏拿到那一疊演講稿，她盯著馬斯卡廷看，一言不發。“我不想墨守成規，”她輕輕地說道。聽完這句話，作為一個喜怒不言於色的前新聞記者，馬斯卡廷震驚了。她回憶道：“我當時想，‘這就是我做這件事的原因吧。’這就是我為什麽願意在飛機上熬到半夜，盯著空白的熒幕思考。”
事實證明，希拉裏的這次演講是她職業生涯中最成功、最不朽的一場演講。
希拉裏用直率和嚴厲的語言，有條不紊地講述了她拜訪女童和婦女的過程中看到的震驚的現狀：“由於嫁妝太少而被浸泡在石油裏、被丟到火裏焚燒致死”，“隻是因為生而女兒身，就被餓死、被淹死、被掐死、被扭斷脖子”等等，她的描述將會場氣氛推到了**。她說：“如果這次大會裏能夠有一個信息向外部傳遞，那就是：人類的權力就是婦女的權利——婦女的權利也是人類的權利。”
對一個不像奧巴馬那樣對金句信手拈來的人來說，這可是令人非常難忘的金句。發展中國家的女性角色讓希拉裏明白了該如何為人權戰鬥，也讓她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貫徹這一認知。最諷刺的是，在擔任國務卿期間的訪華處女行14年之後，希拉裏告訴記者：就人權問題在中國發表演講其實非常難，因為中美兩國需要在其他一些壓迫性問題上共同努力，如氣候變化和朝鮮核問題等。埃莉諾·羅斯福的理想主義讓路給了亨利·基辛格的現實主義。
然而，這兩種矛盾的思想在希拉裏身上得到了長期的融合。18歲那年，她在寫信給對她精神追求影響非常大的衛理公會青年部牧師唐納德·瓊斯（Donald Jones）時，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有人能同時擁有保守的思維和自由的心靈嗎？”思維和心靈的二分性貫穿了希拉裏的所有外交政策和政治決策，她的傳記作家也指出，這就是她對越南戰爭憤怒不已，卻沒有上街遊行反對的原因。當她在比爾·克林頓的參謀團裏扮演了微妙卻極具影響力的角色，影響關於戰爭和和平的決策時，這種二分性再次顯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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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克林頓政府剛掌權不到一百天，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穆斯林小鎮就被波黑塞族（Bosnian Serbs）包圍了。身為作家的納粹大屠殺幸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當時前往白宮，就“中立的危害”發表了演講。在此之後，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便邀請他到白宮的總統住處，同行的還有希拉裏、希拉裏的參謀長梅蘭妮·韋維爾（Melanne Verveer）和後來成為了巴爾幹半島地區特使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據韋維爾回憶，比爾·克林頓簡短地跟維瑟爾介紹了斯雷布雷尼察的衝突，並問他：“你會怎麽做？”
他說：“埃利十分清楚答案：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他的話對希拉裏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她後來在書裏寫道：但在那個時候，她已經認定“阻止波斯尼亞種族大屠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塞爾維亞範圍內，進行選擇性空襲。”她的丈夫也同意這一觀點，但是他說服不了歐洲同盟。所以他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提出了一項可能無效的策略，即向波黑塞族讓步，試著跟他們開展和平談話。等到美國所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實施空襲，迫使波黑塞族坐到會議桌前，簽署代頓協議（代頓協議（Dayton Accords）：1995年，前南斯拉夫聯盟、克羅地亞和波黑三國領導人簽署了代頓協議，結束了波黑戰爭。2014年11月11日，決定將歐盟駐波黑維和部隊任期延長12個月，由其發揮主要的穩定和平的作用，保證《代頓和平協議》得以執行。——譯者注）後，已經過去兩年了，斯雷布雷尼察又有8000多人喪生。六年之後，1999年3月，她建議她的丈夫下令對科索沃地區開展空襲，波黑塞族正在那邊試圖徹底消除阿爾巴尼亞人。
“我力勸他開展轟炸，”她接受《說客》（Talk）雜誌采訪時如是說，還複述了自己在前往南非的途中打給比爾電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屠殺，你不能任由事態發展，留到下個世紀。如果我們都不能保證自己的生活了，要NATO有什麽用？”
不少人都在巴爾幹半島地區問題上讚同希拉裏的鷹派觀點，包括瑪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她比希拉裏早十年從威爾斯利學院畢業，後在聯合國擔任大使。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列出一係列反對美國政府幹涉波斯尼亞地區的原因時，她說了一句舉世聞名的話：“如果我們都不能使用，那你經常說這個精湛軍事隊伍又有什麽意義呢？”
1995年夏天，奧爾布賴特給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張直白的備忘錄，表示即使需要撤離聯合國安置在那裏的維和部隊，美國也需要重新考慮開展空襲的決定。希拉裏留意到了這張備忘錄，所以當比爾考慮究竟要讓誰替代沃倫·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來擔任國務卿時，她全力推薦了奧爾布賴特。
“希拉裏跟他說：‘你為什麽不考慮一下瑪德琳呢？她的觀點與你最契合，也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闡述你的觀點，更何況，選她做國務卿能讓你母親高興呢。’”奧爾布賴特告訴我，“如果沒有希拉裏的話，我可能永遠都當不上國務卿。”
這兩位女士一起出去旅行，迅速成為朋友。在1996年9月前往奧爾布賴特的出生地布拉格的旅行中，他們一起走過老城廣場上的鵝卵石街道，瀏覽街邊的櫥窗，在咖啡廳裏就著餃子和大白菜討論“二戰”。“我感覺她非常清楚美國的力量是什麽，而我在後麵也越來越清楚這一點了。”奧爾布賴特回憶道。《紐約時報》調侃這次外出旅行是第一夫人在麵試奧爾布賴特，不過她們的親密關係是真實的，兩人也遭遇過類似的婚姻衝突而加深了關係。“有一次晚宴上，希拉裏、努爾王後和我坐在一起”，奧爾布賴特回想起，在莫妮卡·萊溫斯基醜聞後，她邀請了約旦王後組織了一次晚宴：“我們三個人的丈夫，一個去世了，一個離婚了，一個出軌了。”（奧爾布賴特在45歲的時候，丈夫為了另外一個女人離開了她。）除了為奧爾布賴特拉票之外，很難看到希拉裏做了什麽來影響比爾·克林頓的外交政策。她之前在醫療保健改革中帶領了總統的特別小組，不過這次不同，她沒有參與任何桑迪·伯格及其繼任者安東尼·雷克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會。但所有人都知道，她肯定會跟她的丈夫說說自己的觀點。“我懷疑每個晚上她都會說。”伯格說道，“總統非常尊重她的觀點和判斷。我每天早上都覺得自己聽到了希拉裏在附和他的觀點。所以我懷疑他們肯定會私下裏談論這些。”
有時候，她對重要議題的強烈興趣讓人防不勝防。1996年10月，在參議院退休後被克林頓任命為北愛爾蘭特使的喬治·米歇爾（George Mitchell）前往紐約肖托誇，幫助總統準備再次競選的第一場辯論，對手是共和黨候選人鮑勃·多爾（Bob Dole）（美國佬米歇爾在嘲諷辯論賽中打敗了脾氣暴躁的多爾。）他們在一起的第一個夜裏，克林頓邀請米歇爾共進晚餐，這位前參議員發現希拉裏也坐在餐桌上。他回憶起來，在第一個小時裏，他們隻討論了他在北愛爾蘭的外交成就，這種積極性在她當上國務卿後還一直延續。“她把感情都投入到其中了。”米歇爾告訴我。
1998年12月15日，總統與夫人結束了滿載象征意義的訪問，正打算搭乘飛機從中東飛回家裏。在這期間，以色列總統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帶領他們去了馬薩達，兩千多年前的猶太人就是在這個山地要塞與羅馬軍隊進行了最後一戰；他們與巴勒斯坦總統亞西爾·阿拉法特一起在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吟唱了聖誕頌歌。但在“空軍一號”的會議廳裏，伯格和另一名國家安全局官員布魯斯·裏德爾（Bruce Riedel）依然簡短地向克林頓匯報了一個令他長期頭疼的問題：薩達姆·侯賽因拒絕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回到伊拉克。
幾周之前，五角大樓就已經製定了空襲計劃，準備進攻薩達姆在伊拉克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疑似地點。但每次在克林頓準備扣動扳機之時，薩達姆都會適當地讓步，瓦解美國與聯盟之間的團結，先發製人地阻止了軍事打擊。同時，克林頓還麵臨了一些政治詬病：他因為萊溫斯基醜聞事件被白宮內部彈劾，若此時發起空襲，無疑與電影《搖尾狗》的劇情吻合。但是隨著開齋節迫近，他的顧問提醒他，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
裏德爾回憶稱：“我覺得他極其不願意發起戰爭，並且打心底希望伊拉克就這麽走開就好了。”
作戰指示結束後，疲憊不堪的克林頓走到飛機前端，回到他的機艙準備休息。第一夫人則留下來沒走，陪著裏德爾和伯格一起繼續討論這個問題。這兩人很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擔憂，如果克林頓繼續猶豫不決，可能會對他的聲譽造成不利影響。希拉裏一直翻閱著雜誌，沒有說話，隻是靜靜地聽著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反複交談。突然，她開口說：“這次千萬別放過他。你們必須確保自己一定能說服他。別再讓他有逃避的機會。”
她話語中的那個“他”指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薩達姆·侯賽因。第二天，克林頓簽署了“沙漠之狐行動”（Operation Desert Fox），派了一大批F-16戰鬥機、B-52轟炸機和“戰斧”式巡航導彈打擊了將近一百個伊拉克目標地，其中包括薩達姆的宮殿和他的共和國衛隊兵營。投放範圍列表顯示，這些襲擊的目的不僅是銷毀薩達姆的武器裝備，還要動搖伊拉克的政權。兩個月前，克林頓就簽署了一項法規，讓伊拉克的“政權改變”成為正式的美國政策。結果證明，“沙漠之狐”行動隻是喬治·W·布什發起戰爭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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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希拉裏站在參議院裏，著重地強調了她作為第一夫人時的見聞，來為自己投票進攻伊拉克辯解。她指出，她的丈夫對該國采用了軍事武力，是因為多份報告指出薩達姆在儲備生化武器，而一旦“沙漠之狐”的飛彈停止投放了，他就會重啟核計劃。她認為美國政策從遏製轉變為政權變更應當歸功於比爾，哪怕他用來封殺薩達姆的方法，都是民主選擇，而不是美軍第82空降師的選擇。希拉裏提醒聽眾，她的丈夫在科沃索空襲問題和布什在伊拉克問題上的遭遇一樣，都因為俄羅斯行使了否決權而沒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總之，美國和NATO聯盟還是持續投放了78天的炸彈，阻止了針對成千上萬名阿爾巴尼亞的種族清洗活動。她說道，領導有時候需要繞過聯合國。
“我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另一端的白宮裏生活了8年，每日看著我的丈夫處理國家大事，也許我的決定受到了這些經曆的影響，”她說道：“我希望這位總統，希望未來每一位總統，不管是在聯合國裏還是在戰爭中，都可以站在最有競爭力的位置來領導我們的國家。”
希拉裏後來否認了她投票同意進攻伊拉克，因為她的情報出現了錯誤，而布什則濫用職權。事實上，她根本就沒有讀到提供給參議員的92頁《國家情報評估》，這份報告對薩達姆是否擁有殺傷性武器的評估更為保守，其中還包括國務院和能源部提出的反對意見，並非所謂5頁公開版本中所展示的那樣。
然而，希拉裏在2002年所舉的例子真實地反映出了她的世界觀：當美國的利益危在旦夕、世界不讚同美國的時候，美國需要軍事力量，需要支持政權改變，需要強有力的總統領導力，有必要單方麵采取行動。正如奧巴馬在談及印度尼西亞時所說的那樣：“沒問題。”奧巴馬在芝加哥發表關於伊拉克的演講時，沒有人在乎他到底在想什麽。
他在兩年後通過在民主黨集會上發表政策演講，進而登上國家政治舞台。那天在聯邦廣場上的活動錄像雖然隻留存了幾秒的內容，但是和希拉裏一樣，奧巴馬參加反對薩達姆·侯賽因的戰爭抗議活動也反映了他的世界觀：他對新保守派的大佬，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否定；不斷地稱伊拉克戰爭為“愚蠢的戰爭”；並表示“薩達姆並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脅”。這也是他擔任總統期間不願意幹涉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原因。
“即使伊拉克戰爭取得勝利，美國仍需要駐軍伊拉克，我們無法預知會持續多長時間，花費多大代價，造成什麽後果。”奧巴馬如此說道。他還說：“單方麵以曖昧不清的理由入侵伊拉克隻會使中東局勢火上澆油，隻會刺激阿拉伯世界采取最壞，而不是最積極的舉動。”
這種核不擴散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奧巴馬的大學時代。1981年，他剛從西方大學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一篇關於蘇聯和美國之間武器談判的論文得了A。他還為該校的周刊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表示雙方陣營都在提倡核凍結。
1983年，奧巴馬從大學畢業，希望找一份與自己四海為家的性格相符的工作，這個想法讓他一時間失去了方向。“我是該從事讀書時讓我非常感興趣的事呢？”他寫道：“還是去學國際關係專業，然後進國務院或外交部工作呢？還是直接去國外基金會上班？”相反，他選擇了一條希拉裏年輕時候沒有選擇的路：收拾好東西，開著本田思域（Honda Civic），去芝加哥做了一名社區幹事。在此後的六年裏，他穩穩地紮在一個地方，思考的最大問題是住宅項目中的石棉，而不是核導彈的發射重量。
其實，直到2004年被選為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才重新把注意力持續投入在國際事務上。在希拉裏·克林頓眼睜睜地看著丈夫掙紮於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問題上，通過軍事上的成功讓民主黨逐漸擺脫了越南戰爭之後的反戰偏見。奧巴馬成家了，並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法學教師，準備在伊利諾伊州開始其政治事業。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教訓似乎已經饒過他了。在《無畏的希望》中，他專門寫了一段有關比爾·克林頓的外交政策的內容。“至少，在公眾的眼裏， 90年代的外交政策缺少重要的主題和出色的規則。”
不過，一進入華盛頓，奧巴馬就試圖彌補丟失的時間。他進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重新燃起了防止核擴散的興趣。2005年，他與印第安納州共和黨參議員迪克·盧格（Dick Lugar）前往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後者給俄羅斯人塞了點錢，搞到了他們的彈頭。奧巴馬回憶，參觀完加固的蘇聯時代核儲備設施之後，招待他們的是“羅宋湯、伏特加酒、土豆燉肉和令人難忘的可怕魚凍”。
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動**歲月裏，奧巴馬想要尋找新的外交政策理念，於是他找到了民主黨外交政策專家蘇珊·賴斯（Susan Rice）以及記者、大學教師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兩人都熱切地談到，當局勢需要時，美國需要以人道主義為原因進行軍事幹預。鮑爾在獲得了普利策獎的《地獄的問題》（A Problem from Hell）書中，控訴了克林頓政府沒能阻止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大屠殺；作為比爾·克林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助手的賴斯，經常因為美國的無所作為而愧疚不已。
多年後，奧巴馬因為拒絕在敘利亞實行空襲和不願意幹涉利比亞而受到質疑，白宮本能地提出了伊拉克的前車之鑒。次數過多之後，批評家開始抱怨總統需要製定一個策略，一個比“不是伊拉克”更好的策略。然而，奧巴馬一直在自己心裏懷疑，美國會不會像他大一那年一樣，控製不住發生在美國境外的事情。
2006年1月，作為一個心懷總統夢的參議員，奧巴馬與其他兩位立法委員一起去了趟中東。他去了伊拉克，親眼看見了四年前被他稱為“愚蠢的戰爭”造成的後果。此外，他還搭乘直升機飛過綿綿山丘前往了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地區，在那待了一個星期。他回憶起來還說自己分不清猶太小鎮和阿拉伯小鎮。凝望這耶路撒冷的聖地，奧巴馬寫下：
從耶路撒冷的散步長廊，我往下望向老城、登霄聖殿、聖廟西牆和聖墓教堂，想象著這塊小地方曾經代表的2000年的戰爭和戰爭的傳說，思索著，認為這種衝突也許會以某種方式，在我們的時代結束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又突然想到了美國，盡管其勢力強大，但在世界演變的若幹年後不知道會處於個什麽地位。
我並沒有總是想著這些念頭，那是老人才去想的問題。
年輕人也應該想一想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