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戰士與牧師

2014年4月26日，從韓國起飛去往馬來西亞的空軍一號經過南中國海時，奧巴馬突然來到了媒體艙。奧巴馬從未在出訪的途中屈尊到飛機後艙接受過媒體的采訪，而是將這些安排在飛回華盛頓的返程途中，那時他可以與記者深入討論剛結束的海外訪問。當時奧巴馬正在對亞洲各國進行為期一周的國事訪問，所以當他突然出現在後艙時，人們都在揣度發生了什麽重大事件。奧巴馬總統身著藍色開領襯衫和灰色長褲，帶著他特有的嚴肅表情，冷冷地與《洛杉磯時報》通訊社、CBS新聞電視網絡以及其他四家報紙媒體的記者打了招呼。

坐在第三排的我早早地伸出手，等待與總統握手，但他沒有理會我，而是轉身走回前艙，雙手交叉，隨意地倚靠在艙壁上，一旁閃爍的電視熒屏正默默地播放著電影。

我不知道奧巴馬總統是不是故意無視我，畢竟我被一堆鬧哄哄的記者擋在了後麵，而且奧巴馬也不喜歡寒暄。但是開場時，我提出了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他有意地回避了。這時，我明顯感覺脊背發涼，有如芒刺在背。

“我一會兒再回答這個問題。”總統說，“在這之前，我想先說幾件事。”原來總統對當日《紐約時報》的兩篇報道相當憤怒，其中一篇出自我和我的同事喬迪·羅得倫（Jodi Rudoren），該報道指稱奧巴馬的亞洲之行已經遭遇了雙重挫敗：第一重是亞洲之行首日與日本貿易協商失敗；另一重則是未能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另一篇文章則稱白宮低估了朝鮮金正恩的好戰性。奧巴馬想讓我們明白，他從來就沒指望這次訪問能簽訂什麽貿易協定，而且他對朝鮮年輕獨裁統治者也從來沒有抱任何幻想。奧巴馬突然造訪飛機後艙是為了糾正記者團關於他外交政策的報道。奧巴馬認為我們的報道非常膚淺，將謹慎誤解為軟弱，將實用主義當成缺乏雄心。

“本和我一直在討論要不要就我的外交政策做一次演講，”他邊說邊瞟了一眼外交助理本傑明·羅茲（Benjamin Rhodes）。本傑明偷偷地溜進記者群，坐在白宮新聞發言人傑伊·卡尼（Jay Carney）旁邊，似乎他此刻也不知道總統接下來要說什麽。

“我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我的外交政策，”奧巴馬停頓了一下，接著強調，“不幹狗屁一樣的蠢事！”

他說，美國的問題不是不作為或者少作為，而是太多作為，而且很多事情都超出了範圍。這個國家的大災難基本都是不計後果的魯莽軍事冒險導致的，不管是越南戰爭還是伊拉克問題都證明了這一點。所以要建立完善的外交政策，就不要在美國國家利益沒有受到直接威脅的地方糾纏。如敘利亞，什葉派和遜尼派陷入無望的宗派戰爭之中，美國的協調工作根本起不到作用；再如烏克蘭，雖然被強鄰俄羅斯所擠壓，但美國與烏克蘭的外交貿易根本不值一提。話題升溫，總統列舉了時任政府沒有搞砸的國際訪問，如中東、亞洲以及東歐。他說，尼克鬆總統在外交政策上所創下的曆史成就，即中美友好，是幾十年難遇的案例。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與伊朗就其核問題的談判能夠達成協議，奧巴馬或許也能創下曆史性的外交成就，但在教派衝突頻頻爆發、“專製”領導人靠不住的時代裏，我們不能奢求過多。總統說，就個人而言，他很樂意“小打小鬧”，但也會堅持外交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當空軍一號抵達吉隆坡，輪子與地麵摩擦發出刺耳的聲音，奧巴馬用手撐在艙頂，依然滔滔不絕，並命令那些站在過道裏的人坐下。“我才是那個唯一能夠站立著的人！”他說著，“雖然我也不想有這樣的特權。”在返回自己的機艙更換夾克和領帶，踱步走下飛機踏上別國熱情的紅地毯之前，奧巴馬回過頭問記者：“現在你們知道我的外交原則了嗎？”

“不幹蠢事！總統先生。”我們怯怯地回答道，就好像是被老師懲罰背誦準則的調皮學生。

聽罷，奧巴馬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然後如來時一般悄然地離去，隻留下他的外交準則讓餘下的人深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政策有些不成熟，甚至可以說非常幼稚，尤其是說這句話的人是一位特別注意用詞，堅信語言可以傳遞思想力量的人。但這句不成熟的話卻讓人感覺更真實。與“曆史的長河”或“神聖的火花”這些表現他出色口才的詞相比，這幾個幾近幼稚的詞似乎更能說明奧巴馬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元首，這一不容置疑的事實。

作為《紐約時報》駐白宮通訊記者，我跟隨奧巴馬拜訪過許多國家，報道過總統在30輛車的車隊的護送下，前往白金漢宮進行國事訪問；也報道過夜晚乘坐黑鷹直升機飛越興都庫什山，到阿富汗視察的秘密行動。在白宮東廳和人民大會堂的新聞發布會，我也都有提問過，聽過總統在倫敦、耶路撒冷、布裏斯班的演講中闡述他的世界觀。但是直到這個陰鬱的周六下午，我和所有空軍一號後艙的記者才聽到這句奧巴馬任職期間最有代表性的話，一句與比爾?克林頓的競選名言“笨蛋，問題出在經濟”類似的外交政策。

很快，“不幹蠢事”這句話被納入了國際詞庫。奧巴馬在接下來與專欄作家和社論作家的麵談之時不斷地提到這句話，助手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不停地引用。甚至於次月，在紐約的西點軍事學校演講中去除禁忌語之後傳達給學員，還被評為有史以來美國總統所說的最矛盾的一句話。一時間，對這句話的睿智和深意進行切實辯論的嚴肅外交政策分析鋪天蓋地。這些分析通常都是對其措辭進行修正，使其更委婉和友好一些，讓原句從“別做狗屁一般的蠢事”改為“別做愚蠢的事情”。對於奧巴馬的批評者來說，這句話正好印證了總統畏首畏尾、拖拖拉拉的領導素質，也證明他拋棄了美國作為世界秩序最終擔保人的曆史和必要角色。“伊斯蘭國”肆虐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種種野蠻暴行，俄羅斯實際上在強力擠壓烏克蘭……這個世界到處都是暴風雨，總統的這種態度似乎不大合適。

這些批評家裏包含了希拉裏·克林頓——這位奧巴馬曾經的忠實助理和對手，她渴望成為他的繼任者。擔任過國務卿的她在奧巴馬時期，直接參與了每一次重大外交政策辯論。她會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接管他遺留下來的東西。可是，在希拉裏第一個任期滿後離開內閣，勾勒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時，不可避免地她與之前的老板分道揚鑣了，而且這類“分手”和其他分離一樣，都不怎麽好看。

2014年，當被問及奧巴馬的這句口號能讓她學到什麽時，她回答道：“偉大的民族需要組織原則，‘不做蠢事’並不能被稱之為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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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1年搬進了白宮，在我結識還在國務院的希拉裏的最初兩年裏，她對奧巴馬的執政理念並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段時間，她忠誠得像機器人一樣，而且每次說話都以“正如奧巴馬總統所說……”和“奧巴馬總統非常清楚……”開頭，她會斥責每一個批評奧巴馬及其政策的助手，而白宮從來沒有回報過她的好意。作為一個忠誠、紀律嚴明、決心做一名善於團隊合作的人，她極少在公眾麵前暴露她與總統的分歧。2008年初選期間，記者都期望看到希拉裏與奧巴馬的交手會讓“霧穀”（霧穀：霧穀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地處賓西法尼亞大道以南的19到24街區。因其地處河岸邊常被大霧與工業廢氣籠罩而得名。由於這裏是美國國務院所在地，因而“霧穀”有時被作為一個綽號來稱呼美國國務院。——譯者注）與橢圓辦公室之間爆發戰火，然而他們表現出來的團結讓這些記者有種窒息的感覺。我曾經陪同國務卿一起訪問過四個大洲的43個國家，目睹了一位女性在漫長10年裏的驚人變形記。她與她曾經服務過的改革派總統之間的差異並沒有日漸縮小，反而越來越大。希拉裏正在慢慢地褪下自己作為極端右翼社會工程師的痕跡，成為國際舞台上揮斥方遒的新人。能與德黑蘭的毛拉（毛拉：伊斯蘭教國家對老師、先生、學者的敬稱。——譯者注）近距離對峙，也能與莫斯科的冷戰分子斡旋，沒錯，她是一位忠誠的助手，但她也是一位等待上任的大將。

表麵看來，希拉裏身上一直都有摩尼教徒式的世界觀。這種性格很早就顯現出來了，她曾經在一次密會中直率地預測：伊朗人一定不會接奧巴馬拋出的橄欖枝。後來，隻要有軍事指揮官提出的軍事部署高於總統或國防部長的預期，她就會不懈支持，哪怕是五角大樓建議讓1萬至2萬剩餘軍隊駐留伊拉克時，她也會大力支持。希拉裏在利比亞實行了空襲企圖阻止穆阿邁爾·卡紮菲上校（Colonel Muammaral-Qaddafi）的大屠殺計劃，這時她的世界觀已經浮出水麵。在她離開國務院之前的那個夏天，她向反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al-Assad）的反叛軍提供了大量武器。此時她的言行舉止更加激進了。盡管謹慎，急切的希拉裏還是成為奧巴馬總統戰時內閣中的鷹派成員。2008年冬天，奧巴馬和希拉裏大吵了一架，即使是親眼看見了這一幕的人也想不到希拉裏會比奧巴馬更強硬。當奧巴馬說他會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與美國的對手談判時，她指責這位年輕的競爭對手過於天真。她警告伊朗，如果伊朗敢對以色列發起核戰爭的話，美國將“徹底消滅”伊朗。然而，希拉裏天生警惕，加上苛刻的自我控製以及她加入奧巴馬內閣時達成的共識，掩飾了這兩位對手的不同。奧巴馬將她納入麾下，是想恢複在喬治·W·布什長達八年的總統任職期間被消磨殆盡的美國形象。而她則是帶著被推遲的白宮夢進入奧巴馬的內閣，並將此視為獲得國家安全方麵資曆的鍍金機會，這能讓她繼續在世界的舞台上表演。所以，希拉裏最不樂意看到的，就是與她的新上司產生公開的芥蒂。

曾經的她隻是一位普通的民眾，然而在總統之位放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時，兩人之間的間隙越加明顯，掩蓋不住了。這並非她希望看到的局麵。曾經熱心倡導奧巴馬所製定的亞太貿易協議的她，變成了反對者。在針對敘利亞和俄羅斯的政策上她開始與他產生了分歧，這發生在一個漸漸遠離他的機會主義助手來說，一點也不奇怪。2014年8月，希拉裏說，奧巴馬拒絕為敘利亞的武裝反叛分子提供武器，因此在那裏和伊拉克造成安全真空，以致其被殘忍的“伊斯蘭國”恐怖分子肆虐。她的批評讓本已心煩意亂的總統七竅生煙。幾天之後，弗農·喬丹（Vernon Jordan）的妻子安在馬薩葡萄園島舉行生日派對，這兩個人尷尬地擁抱並和解了。“我整晚都沒看見他們兩有過互動。”一位坐在他們附近餐桌上的客人仔細地觀察了他們的身體語言，如此說道。

希拉裏依然接受了奧巴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畢竟，她自己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2015年秋天，她向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名成員解釋了奧巴馬備受爭議的伊朗核協議。但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講話隻強調了希拉裏與奧巴馬對這項成就的看法有多大差別。奧巴馬稱之為“史上最強的反核擴散協議”，而她認為這是一個存在缺陷的交易，隻有在強製執行的情況下才有所成效。這是一項遏製伊朗在中東地區的不法行為的協議，是用軍事力量來阻止伊朗獲得核彈的協議。“我不相信這個協議，”她說道。

希拉裏和奧巴馬對俄羅斯的態度改變非常相似。她長期懷疑弗拉基米爾·普京，遠比奧巴馬對普京的不信任感更強。雖然她曾經做出警示，但奧巴馬的助手表示她隻能在普京的“邪惡”動機付諸行動之時才發出警告。

2014年3月，在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募捐活動中，她將普京吞並克裏米亞半島的行為與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占領蘇台德地區的行動聯係在一起。18個月後，她說：奧巴馬在應對普京欺淩烏克蘭的事件上所作的反應非常勉強。當普京代表阿薩德介入敘利亞內戰時，希拉裏吹響了新冷戰的號角。“所有俄羅斯專家都認為，自己的工作在柏林牆推倒之時就已經完成了，我希望他們掃一掃材料上的灰，”她如此說道，“我們需要製定一個作戰計劃，來確定如何試圖限製、遏製、阻止俄羅斯對歐洲及世界的擴張行為。”

2015年底的血腥月裏，當“伊斯蘭國”宗教極端分子在巴黎和加利福尼亞州展開“殺戮狂歡”時，他們之間再次產生分歧。這次大屠殺讓恐怖主義顯得格外惹眼，比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都更引人注目。突然之間，黎凡特的混亂糾紛對外交政策專家來說不再是單純的未解之謎了，它對美國造成了直接的威脅，將奧巴馬置身於不利處境，讓共和黨候選人們開始呼籲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她第一次在敘利亞問題上與奧巴馬產生分歧，是在是否向其武裝反政府軍提供武器的問題上。這次他們又一次產生分歧，是關於她呼籲美國在敘利亞北區強加一個禁飛區，就像她的丈夫比爾·克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為保護庫爾德而在伊拉克設置禁飛區一樣，但是奧巴馬卻持不同觀點。

在巴黎遭到攻擊之後的幾天，她對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說道：“你看，我已經明確地表明了我有異議，而且我覺得任何兩個不同的人的觀點應該都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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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和希拉裏·克林頓不僅是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當中的兩個，他們還是一場美國大權辯論賽的主角。誰贏了這場辯論，誰就能入主橢圓辦公室，帶領這個國家與混亂力量作戰，迎來新的黎明。

辯論的一方站著一些與奧巴馬一樣，相信美國過於輕易依賴軍事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他們認為美國幹涉其他國家通常以痛苦收場，也堅持認為“二戰”以後美國如果能把少管些閑事的話，一定能發展得更好。而另一方則像希拉裏一樣，相信軍事力量是捍衛國家利益的關鍵手段。他們堅信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幹預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多於壞處，並堅持美國就像喬治·W·布什所說的一樣，觸及“世界上的每一個黑暗角落”。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希拉裏和奧巴馬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奧巴馬的觀點是節製內省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激進的；而希拉裏的觀點是犀利務實的、並且不加掩飾的老派守舊。

這本書將探討兩人之間的觀點差異，包括這種差異如何在奧巴馬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中發揮作用；如何影響了奧巴馬作為總統的政治遺產；如果是一個“希拉裏政府”又會如何，以及對於一個已經在十多年戰爭裏筋疲力盡的國家，依然需要麵對諸如中世紀的“伊斯蘭國”聖戰、19世紀的俄羅斯民族主義、21世紀中國的實力增長等一係列新威脅，這一切都意味著什麽。本書分析了兩人的演講內容和媒體發布會，探究了戰情會議室和橢圓辦公室內許多會議磋商、電話和郵件內容，從希拉裏與奧巴馬為各自選擇的搏鬥中分析兩人的世界觀，以及不同的世界觀讓他們在同一件事上的不同看法。

這是戰後美國的長期論題，時常被認為這是現實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對戰，像喬治·凱南與伍德羅·威爾遜一樣。威爾遜的門徒認為，外交政策是理想的事業，是一種在全世界傳播民主價值觀的手段。而現實政治的使徒們則認為，外交政策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途徑之一。奧巴馬和希拉裏並不都符合這些標準，她來自火星而他來自金星的說法太過於簡單。不管怎樣，橢圓辦公室裏這位心有不甘的戰士是無人機、海豹特遣隊和其他秘密戰爭武器的狂熱信徒，而國務院的獵鷹卻致力於威爾遜式的外交政策和多邊機構，兩個人都兼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色彩。

客觀地說，希拉裏和奧巴馬之間的共識比分歧多得多。兩者的外交政策首選都是暴力，都回避了布什時代的單邊主義。他們都是律師出身，致力於維護美國在1945年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秩序。然而，當這個秩序開始出現裂痕時，兩人在如何修複的問題上表現出了不同的性格。“總統做了一些非常艱難的決定，”奧巴馬的國防部長兼中央情報局局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對我說，“不過這些決定毀譽參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總統對21世紀美國在全世界的角色的定位還未實現。”

“希望他能做到，”帕內塔說：“當然，她肯定能。”希拉裏和奧巴馬的前助手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曾在與伊朗核計劃的秘密談判中扮演了幕後角色。他說：“並不是說她在武力使用上很靈活，而是她的本能更傾向於使用硬實力。”與思想差異相比，他們之間的代際關係、文化和性格差異更加明顯。希拉裏是中西部人，出生於冷戰時期，成長於越南戰爭時期，在20世紀90年代目睹了丈夫為人道主義幹預巴爾幹地區製造出了新理由，她是一位渴望從事隻有男性才能掌握的工作的女性。而奧巴馬生於太平洋沿海地區，成長於越南戰爭之後，沒有親自接觸過巴爾幹運動（那些年他沉浸在伊利諾伊州的州政治活動裏）。在他一生中對其性格形成造成影響的外交事件便是美國在伊拉克的不幸遭遇。

作為反戰主義人士的奧巴馬入主橢圓辦公室，目的是結束布什的戰爭，恢複美國的道德地位。但他的野心也不小，他開始讓美國人甘心接受“美國不再是無可爭議的超級霸主”的事實。他繞開了美國例外論的凱旋主義用詞，宣稱美國的獨特性格不在於其完美，而在於其不懈奮鬥以實現其理想的努力。他拒絕將美國卷入遙遠的衝突裏，除了令人遺憾的利比亞。他把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其他國家的安全聯係在一起，尋求氣候變化和防核擴散方麵的合作。但為了捍衛國土安全和阻止大屠殺，他也會用軍事力量。2009年，奧巴馬在接受其諾貝爾和平獎時發表演講說道：“我們麵對的挑戰部分來自調和這兩個看似不可調和的事實——戰爭有時必要，而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又是人類愚蠢的表現。”

希拉裏更傳統，也更關心政治。她的外交政策不單單是一套理論，而是一套基於冷靜計算以及被一名助手稱為“美國例外論的教科書式觀點”的教義。她本質上是一個“情境主義者”，即根據問題作出反應，而不是用更大的理論來矯正問題。她的靈活性讓不同的人們在她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不同的東西：共和黨人指責她是翻新版奧巴馬；而奧巴馬的忠臣則抱怨，她由於政治利益放大了與總統在敘利亞和俄羅斯問題上的分歧。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萊斯利·吉爾伯（Leslie Gelb）警告說，她最終可能變成讓美國進入伊拉克的新保守派。“她選擇了讓她不那麽容易受傷的位置，”他對我說。

這些性格特點讓希拉裏成為一位時刻準備上戰場的戰士，卻也讓她成為一名謹慎的外交官。希拉裏與大多數現代國務卿不同，她與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和平談判保持距離，認為此舉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不值得為了他們而犧牲國內猶太選民的選票，奧巴馬卻向伊朗和古巴提出了大膽的建議。如果2008年當選的是希拉裏，美國是否可以成功談妥這些協議，尤其是伊朗核協議，就不得而知了。丹尼斯·羅斯指出，奧巴馬的政治才能與希拉裏完全來源於不同的地方：他傾向於根據對手對美國的不滿來決定他的態度；而她則以對手的利益作為根據，比奧巴馬更為傳統。“這就讓他們兩個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羅斯說道。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預測一名國務卿如何扮演最高統帥，本身就是一個愚蠢的錯誤。最後一個以國務卿身份過渡到總統的人是1857年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出任總統加速了內戰，被廣泛認為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失敗。希拉裏作為總統的話，對待外交利益的態度肯定與她擔任國務卿時不一樣。在軍事上，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她都麵臨了與奧巴馬一樣的限製。

奧巴馬的捍衛者指出，21世紀美國秩序的崩潰使得世界不再是哪一位總統稍加控製就能處理好的。“如果你看了奧巴馬在2008年的說辭，你會期盼一位變革型的總統，”克林頓的谘詢師、哈佛大學政治科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說道，“他打算禁止核武器，他想要修複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我們將重新與俄羅斯建立外交。這些目標非常宏偉，事實上他隻是謹慎地削減部分‘開支’。現在擺鍾稍微往回擺了一點，希拉裏可能不打算削減開支，但問題是，她還有多少退路？”

希拉裏的鷹派本能與這個國家有多匹配？這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美國人對戰爭已經感到疲憊了，而且對外國瓜葛持懷疑態度。然而，有證據表明，在經曆了奧巴馬時期的縮減後，美國人對美國威風不在和在新崛起大國、複興大國以及所謂“伊斯蘭國”這樣致命的新力量遍布的世界裏日漸衰弱表示極度不滿。如果奧巴馬的極簡主義措施是對前輩們的最大化主義的必要反應，那麽美國人所渴望的應該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即希拉裏窮盡一生所培養出來的“鋼鐵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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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奧巴馬和希拉裏·克林頓之間的關係很難找到平行點。他們的雄心壯誌和對立，就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一樣，用約翰·米爾頓·庫珀（John Milton Cooper）的話來說，是“戰士與牧師”的關係，後者認為20世紀的美國是一股強大的競爭力量，強勁又不失冒險精神，自製又以規則為基準。但是希拉裏和奧巴馬來自同一個政黨，在同一個政府工作。拿他們與哈裏·S.杜魯門（Harry S. Truman）和他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類比或許更合適，奧巴馬和希拉裏傾盡全力想要保護的美國主導秩序正是由他們倆所創建。杜魯門體現出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精神，而艾奇遜則反映了羅斯福的均勢現實主義。“雖然這兩人的觀點看似相互衝突，”正如G.約翰·伊肯伯裏（G. John Ikenberry）所寫，“他們能攜手共事。”

對希拉裏和奧巴馬來說，對那些參與創造世界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夢想與幻滅的故事。奧巴馬試圖重建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卻在克裏米亞戰場上遭到了普京的嘲諷；希拉裏熱切地呼籲總統將利比亞從瘋子手中解救出來，結果卻讓這個國家的瘋狂程度加深，此外還讓奧巴馬在野蠻勢力入駐敘利亞時難以采取行動。G.約翰·伊肯伯裏年輕時是曾一名理想主義者，他發揮了雄辯才能，對奧斯陸采取人道主義軍事幹預，最終卻成為一名審慎的現實主義者，四年後他在西點軍校發表了上文那個蒼白無力的觀點。

這是一個擁有眾多配角的故事，包括空話連篇的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曾在參議院磨煉了幾十年的外交才幹，並在奧巴馬時代與希拉裏競爭，他的主張相比奧巴馬總統而言，還要低調（最低綱領主義）；蘇聯時期的間諜組織首腦和布什政權的留任官員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後成為希拉裏的同盟；接任了希拉裏國務卿之位的貴族議員約翰·克裏（John Kerry），他不顧一切的風格讓希拉裏看起來有點古板；希拉裏的朋友、疾病纏身的民主黨政客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從未找到自己與奧巴馬的共同點。此外還有一大把顧問，從本·羅德（Ben Rhodes）到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這些年輕人總是忙個不停，他們作為各自上司的代理，為其發揮超出自己年齡的影響力。舞台後麵站著美國第42屆總統比爾·克林頓，他曾稱美國為“不可或缺的國家”。他對他的妻子影響非常大，不管是他超廣角的世界觀還是他擔任總統時所遇到的挑戰，從巴爾幹半島衝突到盧旺達事件，都在她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的看法裏得到了體現。

最後，這本書的主角是兩位野心極大的人物：一位是敏感易怒、落落寡合的總統，他會在飛機上麵對記者發表演講，處理問題時卻非常誠實；一位是主張實用主義、高度謹慎的國務卿，她會與新聞團舉杯共飲，但永遠讓人懷疑她的敦厚隻是一種偽裝。這兩位對手曾經是合作夥伴，曾是就彼此的曆史性命運達成了共識的開拓者，但他們在力量部署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其中一人即將從總統之位卸任，另一人則對總統之位垂涎已久。希拉裏和奧巴馬如何看待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是當今時代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