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家人

倫敦“5·10”大轟炸發生的那個周末，溫斯頓·丘吉爾夫婦正身處迪奇雷。這裏鄰近牛津，也是羅納德·特裏和南希·特裏的鄉間別墅的所在地。七個月前，特裏一家曾經提議：周末月圓之夜，首相不妨來到迪奇雷的這處居所躲避。畢竟，首相官邸——那座寒冷透風的伊麗莎白式建築——很可能成為敵機攻擊的首要目標。主人家的待客之道，很得丘吉爾的歡心。特裏的建議，他自是欣然接受。此後的兩年之內，丘吉爾先後13次光臨此地。

那個周末，特裏一家的慷慨好客讓首相的隨從樂得享受。應首相夫人的熱切要求，埃夫裏爾·哈裏曼也來到了迪奇雷。近來的一件家事讓首相夫婦頗感震驚：他們那18歲的女兒瑪麗和貝斯伯勒伯爵家的繼承人訂了婚。未來女婿時年28歲，不久之前還和克萊門蒂娜見過一次麵。對於此人，首相夫人並無惡感。不過，她覺得自己的女兒與他並非真心相愛。而且，克萊門蒂娜認為瑪麗年紀輕輕、不通世事，訂下婚約隻是“出於一時興奮而衝昏了頭”。母親要求女兒三思而後行，瑪麗卻把克萊門蒂娜的話當成了耳旁風。首相夫人請丈夫出麵和女兒好好談談，丘吉爾也表示答應。可是戰事緊急，首相始終沒能抽出時間。失望之下，克萊門蒂娜隻好向哈裏曼求助。哈裏曼家裏有兩個女兒。首相夫人覺得，他應該最了解年輕女孩的心思。所以，他也許能夠勸服瑪麗。

這可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求助。首相夫人的求助說明了一個事實：短短幾周之內，哈裏曼和懷南特不但進入了首相的施政圈子並變身其中的核心人物，他倆甚至和他成了一家人。來到英國之後的每個周末，他們幾乎都和首相及其家人一起共度。地點不在官邸，就在迪奇雷。克萊門蒂娜覺得：周末度假應當安寧祥和，丈夫不妨借此從倫敦的戰事中解脫片刻。可是，丘吉爾讓她失望了。首相從來不願分清工作與家庭生活。戰爭期間，他總在自家位於肯特的查特維爾別墅接見政、軍兩界的訪客，而且還樂此不疲。即便到了周末，首相的身邊也簇擁著陸、海、空軍將領和內閣成員。外國政府的領導人也是常常造訪。丘吉爾家的親戚，倒是零零星星尤如點綴。有時候，家中的來客可以分為三類：一類僅僅為了午餐而來，一類的目的則是晚餐，第三類人則會陪伴首相度過整個周末。

無論在官邸或是在迪奇雷，有了丘吉爾的存在，生活總顯得有些亂糟糟的。衛隊人員覺得，陪伴首相這檔子事“亂得就像森林火災和颶風來臨的時候”。秘書們急急地穿梭來去，電話聲響個不停；一輛輛政府公車通過崗哨來到官邸，而後又紛紛離開；郵差帶著官方文件，也總在進進出出；如果不用參加絕密會議，來賓也不會閑著：他們要麽打打網球或門球，要麽就像查爾斯·波塔爾爵士那樣自得其樂——為迪奇雷莊園清除雜草，這就是空軍司令的放鬆方式。煙不離手的首相總是各類活動的中心人物。如果不用主持會議，他也要把大家召集一起共進午餐或者晚餐。首相傳記的執筆人羅伊·詹金斯指出，首相吃飯的時候“總喜歡有人圍觀作陪”。詹金斯表示：“一對一談話可不是首相的專長。如果餐桌邊滿是賓客，他才會表現得神采飛揚。他不但可以逗樂身邊的人，還能給他們帶來啟迪……身邊的客人，也能振奮他的精神和士氣。”

哈裏曼和懷南特總陪在丘吉爾的身邊。但是，和一般的客人不同，他們還融入了首相一家的生活之中。最終，兩人都成了丘吉爾一家的朋友。約翰·科爾維爾指出：兩位美國人“一方麵在完成政治任務，他們的陪伴也讓首相覺得其樂融融”。

雖然已和首相親如一家，首相夫人的求助還是讓哈裏曼覺得有些棘手。勸說瑪麗·丘吉爾（Mary Churchill）放棄婚約，無異於一個巨大的挑戰。沒錯，哈裏曼有兩個女兒。可是，他和妻子早就離了婚，而她們也是在母親的養育之下長大的。此間，父親一直沒有多少工夫能夠陪伴女兒。當然，近來哈裏曼倒也不乏接觸年輕女性的機會——隻是，他的角色乃是她們的愛侶，而不是一個諄諄教誨的長輩。盡管如此，哈裏曼還是攬下了克萊門蒂娜布置的任務。他和瑪麗談了一次心。對方一吐為快，而哈裏曼則在默默傾聽。而後，美國人告訴瑪麗：戰爭之中萬事難料，她隨時有可能變成寡婦；結婚這種可能帶來人生轉折的大事，也不該如此輕易定奪。終於，瑪麗的態度轉變了。對於這起婚約，她也生出了疑慮。談話之後不久，瑪麗決定推遲婚期；又一段時間過去，她終於決定結束這段關係。瑪麗特地致信哈裏曼：“我想向您表示感激，謝謝您的幫助和熱心。您在公務纏身忙得不可開交之際還能抽出時間聽我絮叨那些愚蠢的心事，讓我尤為感覺貼心。您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如今我終於可以解脫了——這真是太好啦。”

這份父親一般的責任，自然有些別扭。但是，眼見首相夫人對於自己如此信任，哈裏曼還是深感欣喜。未能加入羅斯福新政團隊的懊喪，也因為接近丘吉爾一家而被衝淡了些。他，終於站到了政要身邊，成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雖然這位政要並非美國總統而是英國首相。不過，哈裏曼好歹也算一償夙願。

為了和丘吉爾一家拉近距離，哈裏曼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幾乎把自己對於馬球和其他愛好的熱情，都轉移到了結交首相及其家人的努力之中。剛剛來到倫敦，哈裏曼就特地找到克萊門蒂娜，並把一小袋柑橘送給了首相夫人。英國國內食品短缺的窘境，善於審時度勢的美國人自然不難發現。嚴苛的時局，甚至威脅到了首相一家的食物供應。而後，哈裏曼差不多成了丘吉爾一家的聖誕老人。他總能變出許多英國商店裏已經不見蹤跡的禮物——比如弗吉尼亞火腿、新鮮水果、手帕、絲襪和哈瓦那雪茄——送給丘吉爾一家。要知道，哈裏曼原來可是出了名的節儉。

丘吉爾喜愛奢侈品，也喜歡結交生活闊綽的朋友。這兩點，哈裏曼恰恰能夠滿足。此外，首相需要交談和傾訴的時候，哈裏曼也能隨叫隨到——無論何時，也不管地點。通常情況下，哈裏曼收到的邀約都發自午夜時分，可他總能按時趕到唐寧街10號或者丘吉爾的官邸。首相叫上哈裏曼，往往是請他參與貝茲克紙牌遊戲——遊戲很是複雜，也是首相最為中意的消遣方式。這樣的對局通常持續到淩晨兩三點。牌局中運勢的起起落落，叫丘吉爾十分著迷。借此機會，首相也會向美國客人們談起自己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中大蝕其本的經曆。往事雖不愉快，首相卻仍對哈裏曼表示“當個投機者其實也不錯”。對於丘吉爾而言，哈裏曼就像一塊共鳴板。首相對於戰爭走勢與英美關係的判斷可以在對方那裏得到驗證。兩人之間都在互相試探：哈裏曼想猜透首相的心思，首相也要借哈裏曼的話語來分析羅斯福政府的各種舉動。有趣的是，雄心勃勃的哈裏曼剛剛攀上英國首相一家，就差一點親手毀掉這段尊貴關係——當時，他正好勾搭上了21歲的帕梅拉·丘吉爾（Pamela Churchill），而此人正是首相的兒媳。

兩人初次相識是在1941年的3月末。當時，哈裏曼調任英國才不過兩個星期。帕梅拉褐發碧眼，和哈裏曼有著一樣的愛好——結交權貴、癡迷政治權力。就這樣，她很快愛上了這位美國商人，雖然他足足比自己大了快30歲。畢竟，有朋友告訴帕梅拉，這個哈裏曼“就是倫敦最有權勢的美國人”。一起就餐期間，他曾向她套話，問到了丘吉爾和媒體巨子比弗布魯克的相關情況。這位比弗布魯克和丘吉爾私交甚篤，還是首相身邊的高參。英國國內最具權勢、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中，比弗布魯克也可以占據一席之地。事後，帕梅拉曾經表示，這個哈裏曼“就是個美國來的鄉巴佬”，他對於英國政壇“一無所知”。但是，她也記得哈裏曼其人“長得很符合自己的標準”。這個美國人“體格很好，膚色很黑，也很健康”。於是，她雙眼放光，幾乎是死死地盯住了他。按照朋友的話說，她很快進入了“跳求偶舞的模式”——她不停地提問，並對他的解答表現得全神貫注。他的妙語和笑話，馬上就能引發她會心的笑聲。曾經，她用同樣的行為模式——溫情脈脈，而又略顯挑逗——征服了自己的公公，就這樣，帕梅拉變成了首相最為親密的夥伴之一。她的丈夫倫道夫遠在中東，剛剛六個月大的兒子溫斯頓則被托付給了鄉下的一位保姆，因此，她可以把大多數時間消磨在唐寧街或者首相官邸，陪著公公一起打牌消遣，聽他談古論今。他有什麽愁緒憂思，也能得到她第一時間的慰藉。

從一開始，帕梅拉和公婆的關係就很親近，親近程度甚至超出了她對自己那位27歲老公的感情。她的父親迪格比勳爵來自多賽特，家道早已衰落。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帕梅拉和倫道夫結識。帕梅拉曾經表示，此前她一直擔心“自己這輩子都可能被困在多賽特這個地方”，因此“特別向往新的空間、新的挑戰……不管前路需要經曆什麽事情，我都想去經曆一番”。相識第二天，倫道夫就向帕梅拉求婚了。幾周之後，兩人的婚禮正式舉行。對於雙方而言，這場婚姻都“充滿冷酷和算計，就好像一筆生意一般”——提到此事，帕梅拉的傳記作者薩利·貝德爾·史密斯表示。史密斯還寫道：“他不過是需要一位貴族女子，而她也渴求名譽與地位。”這一次，兩人都算得償所願。他們的婚姻轉化為感情上的災難，也是毫不為奇。倫道夫從小就被父親寵溺壞了。興頭之上的他倒也是風趣機警、很有魅力；不過，更多的時候，他濫飲好賭而且酷愛拈花惹草。為此，首相夫婦也是頭疼不已。按照瑪麗的說法，這位兄弟“性情叫人不安——他很吵，而且喜歡與人爭辯。隻要來了興致，他甚至可以和一把椅子較上嘴勁”。約翰·科爾維爾對於首相家公子的評價就更是不堪：“他是我結交過的人物中最為討厭的那一種，嘰嘰喳喳、剛愎自用，總在怨天尤人、惹人心煩……就餐的時候，人人都受不了他。唯有溫斯頓對他很是寵愛。”1941年2月，倫道夫所在的連隊整裝開赴埃及。丈夫的離開，叫帕梅拉大大地鬆了口氣。戰爭中的倫敦充滿著招蜂引蝶的機會，而她終於可以投身其中享受一番。

“今朝有酒今朝醉”——戰爭電影當中，類似的情形實在多得有點泛濫。不過，1941年的倫敦確實就是那樣一副場麵。情欲的狂潮從酒店泛濫到了夜店，卷過吧台和宮殿，也衝進了戰況室和臥室裏麵。“空氣裏都有風流的味道，彌漫著求偶的氣息。”一位作家如是說，“國內一度傳言：倫敦的每個人都戀愛了。”帶有宿命和享樂意味的浪漫潮流，也困住了好些身居倫敦的美國人。他們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不僅美國人如此，當地人和流亡倫敦的歐洲人也都放下了道德的束縛，大家都想要借此歇息一下。“過去尋覓情人的那些障礙都被拋到了風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席威廉·佩利曾在戰時的倫敦度過幾個月的時光，那段日子，讓他產生了如此的感想。“隻要你情我願、大家高興，婚外情好像也不打緊。”

年青一代英國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新生意識，又為本已自由的風氣增加了一層無拘無束的色彩。她們成長的這個國度之中，很少有女人能夠走出家門去追求事業和接受教育。英國社會隻希望她們安守本分、好好地相夫教子。隨著英國對德宣戰，這種一成不變的狀況開始鬆動，成千上萬的女人要麽前往工廠上班為抵抗事業出力；要麽直接應征入伍，變身女子空勤輔助團或者其他部隊的一分子。就連帕梅拉這種連雞蛋都沒煮過幾隻的新人，也必須加入時代洪流。回憶起這段歲月，一位英國女性不禁感歎：“那是一次解放，讓我獲得了自由。”打那以後，女人也開始穿上了寬鬆的工裝褲，而不是以長筒襪加身的形象示人。她們可以抽煙、飲酒，可以和丈夫之外的男人歡愛——至少，她們在投身這樣的活動的時候，不必像自己的祖輩那樣良心不安。城中為數不多的幾個美國女性，也被這樣的氛圍所感染。“那時的倫敦，就是女人的伊甸園。”《時代》和《生活》雜誌派駐倫敦的女記者瑪麗·韋爾什表示，“大蛇就藏在每棵樹、每座路燈的後麵，隨時在向大家分發誘人的禁果，讓她們陷入溫存卻並不長久的伴侶關係。”

這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早期女性解放運動。置身其中的帕梅拉·丘吉爾，堪稱一位先鋒。她的工作地點位於供給部，自己則在多切斯特飯店棲身。多年之後，她還記得自己一麵在酒店長廊踱步、一麵思來想去的情形。“當年我才20歲，無拘無束。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誰即將走進我的生活？”埃夫裏爾·哈裏曼，似乎就是她的真命天子。相遇之後不久，帕梅拉立即展開了攻勢。她的這場戰役實在贏得輕鬆。哈裏曼本來就喜歡逢場作戲，即便倫敦城中沒有刮起及時行樂的風氣，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尋歡作樂。2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他一直和泰迪·傑拉德保持著密切關係——哈裏曼的這位情人既是演員也是夜總會的歌手，齊格飛的富麗秀當中，常常能見到她的身影。那些年裏，哈裏曼身邊的女性遠遠不止這一位。前往倫敦赴任之前，他還曾與和芭蕾演員、日後成為喬治·巴蘭欽妻子的薇拉·索麗娜糾纏不清。

哈裏曼和帕梅拉·丘吉爾的這段情，很可能始於1941年的4月16日。正是在那一天，德國空軍對倫敦實施了慘烈的大轟炸。戀情萌芽的時候，兩人相識不過兩周。他們的第一次約會，還是在多切斯特的一次晚宴上麵。晚宴專為阿黛爾·阿斯泰爾·卡文迪什（此人是弗雷德·阿斯泰爾的妹妹，而其夫婿則是德文郡卡文迪什公爵的九世繼承人查爾斯·卡文迪什）而設，哈裏曼和帕梅拉同是應邀出席的賓客。空襲來臨的那一晚，吉爾·懷南特還在倫敦街頭巡視，而愛德華·默羅更是親眼見證了自己的辦公室和最喜歡的酒吧被摧毀的過程。與此同時，哈裏曼和其他賓客身在多切斯特的八樓宴會廳。正在這裏，他們發現倫敦正在陷入一場烽火之災。後來，大家都轉移到了哈裏曼的套房之中。畢竟，套房位於底層，相對安全。後來，客人漸漸散去，帕梅拉卻留了下來。第二天一早，約翰·科爾維爾見到了手挽著手的哈裏曼和帕梅拉。兩人在皇家騎兵隊的遊行方陣中往來穿梭，像是在檢視昨晚的受損情況。那天晚些時候，哈裏曼給妻子去了一封家信：“昨天晚上真是一場‘閃電戰’——開戰以來，要數這次空襲最為慘烈……炸彈無處不在。不用說，我肯定沒有休息好。”信中，哈裏曼談到了晚宴的種種細節，巨細靡遺。賓客的姓名，他也是一一提及。當然，其中自然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帕梅拉·丘吉爾。

最開始，哈裏曼和帕梅拉表現得很是低調。兩人都不想把這段關係鬧得滿城風雨。他們的一位朋友表示：如有他人在場，這對情人總是克製守禮，就像“普通朋友一般”。不過，大家終歸還是慢慢察覺到兩人的關係並不一般，一些流言也在漸漸傳開。作為丘吉爾大女兒戴安娜的夫婿，鄧肯·桑蒂斯似乎“捕捉到了哈裏曼和帕梅拉之間的眼波交換”，還發現“兩人之間似乎很來電”。謠言甚至聲稱：哈裏曼趁著夜色摸進首相官邸的一個房間，而且還被抓了現行。

不少人都在猜疑兩人的這段關係，而比弗布魯克勳爵正是其中的熱心人物之一。打一開始，勳爵就懷疑首相的兒媳和哈裏曼可能有染。作為三家主要報紙的所有者，比弗布魯克曾是希特勒在英國的熱心追隨者。1940年的時候，勳爵還曾經如此表態。英德開戰過後，比弗布魯克卻又成了堅定的抵抗運動支持者。雖然曾是這一運動的反對者，時過境遷，勳爵對於戰事也投入了同樣的熱情。

首相夫人對比弗布魯克的印象相當糟糕。在她看來，此人就是個“渺小的怪物”。克萊門蒂娜甚至多次規勸丈夫，要首相減少和勳爵的會麵次數。“很多人都覺得勳爵是個壞人。”美聯社派駐倫敦的記者德魯·米德爾頓（Drew Middleton）表示，“個人覺得：比弗布魯克確實缺乏道德，而且冷酷多計。他精力充沛，心性涼薄，對於陰謀暗算很有熱忱（有時候，他簡直沉迷此道、如癡如醉）。當然，他倒也非常慷慨。”一次，比爾·佩利應邀前往勳爵的府邸參加晚宴。行前，愛德華·默羅特地送來了警告：這位媒體大亨特別“喜歡把賓客灌得昏昏沉沉，然後再從他們的口中榨取信息”。

作為丘吉爾內閣的軍需部長，比弗布魯克掌管著英國的戰時經濟生產。麵對女性友人，他總是特別大方。帕梅拉自然也是勳爵的座上賓客。對方為首相的兒媳提供了多重的方便，他曾給了她許多人生建議，倫道夫的賭債，他也幫忙填上了不少。勳爵還把自己位於薩裏的切克利鄉村別墅騰了出來，讓首相的孫子及其保姆住了進去。英國對於“美援”的依賴程度，勳爵自然一清二楚。哈裏曼在英美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弗布魯克同樣知曉。因此，帕梅拉和美國人的這段關係得到了媒體大亨的大力支持。和首相一樣，比弗布魯克也在竭力把美國拉入戰爭。哈裏曼勾搭帕梅拉的秘事，自然可能成為可資利用的把柄。反正，勳爵覺得這件事情說不定能夠推動美國參戰的進程。比弗布魯克一向認為：情報就是權力。因此，他總在搜集美國方麵的一舉一動，並由此猜測對方的所思所想——勳爵認為，帕梅拉可以和他一起完成這項任務。於是乎，這對情人很快成了切克利的常客，而首相的兒媳也源源不斷地把格羅夫納方麵的信息通報給了報業大亨。“麵對比弗布魯克，她簡直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美國記者特克斯·麥克拉裏表示。這段情緣也給哈裏曼帶來了不少好處。“有這樣一位身邊人……他自然是如虎添翼。”帕梅拉日後回憶說，“一切好像都變得不一樣了。”

當然，哈裏曼和帕梅拉肯定要讓這段關係顯得毫無痕跡。特使女兒的到來，倒是幫了兩人一個大忙。凱思林·哈裏曼當時23歲，來到英國是為了陪伴父親。此前，特使的千金剛從本寧頓大學畢業。在父親的幫助下，凱思林找到了一份臨時的差事。由此她來到倫敦，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國際新聞服務報》倫敦分部擔任記者。一開始，女兒並未意識到父親和首相兒媳的親密關係，她和帕梅拉甚至建立起了一段友誼。哈裏曼等人把家安在一個更大的套間之後，凱思林也跟著搬了進去。直到那年夏天，兩位年輕女人得到了哈裏曼的金錢資助並在薩裏租下了一間小屋。每到周末，她們可以在那裏消磨時光，而哈裏曼也常常加入其中。凱思林心思細密，父親和好友之間的這層糾葛當然沒有瞞過她的眼睛。不過，她不以為意也並未聲張。從小到大，凱思林·哈裏曼生活的俗世環境當中到處可見如此這般的婚外關係。而且，她和自己的繼母並不親近。對他而言，就連埃夫裏爾·哈裏曼都像一位慷慨仗義的朋友，而不是什麽爸爸。察覺父親出軌的事實之後，凱思林更是堅定了在倫敦長居的決心。由此一來，她能夠打著工作的幌子為父親做個掩護。

雖然有人小心維護，哈裏曼和首相兒媳的這段關係還是露了餡，倫敦和華盛頓的不少人都對此有所察覺。相關消息，也被哈裏·霍普金斯捅給了羅斯福。按照霍普金斯的說法，總統當時簡直“嚇了一大跳”。至於霍普金斯本人也是心思煩亂。按照帕梅拉本人對曆史學家小阿瑟·史萊辛格的陳述，他“很是擔心總統特使插足首相公子婚姻帶來的可怕後果”。

這段關係就像是在玩火，而帕梅拉和哈裏曼都心知肚明。首相兒媳覺得，她的婚外情“很可能誘發可怕後果”，由此而來的醜聞足以擊倒他倆身邊的一大群人。那麽，帕梅拉和美國特使兩相勾搭的最初幾個星期，首相和首相夫人知不知道自己屋簷下的這樁奇事呢？對此，我們一無所知。按照丘吉爾二女兒薩拉的說法，她的父母對於個人隱私十分看重。“我們幾乎很少問及對方的個人生活。對於相互的情感世界也沒有窺探之意。”薩拉·丘吉爾表示，“我們熱衷於保護自己的隱私，對於他人的私事也十分尊重。”

當然，要說首相夫婦對於這起關係毫無察覺，同樣也難以令人相信。為了這個任性的兒子，克萊門蒂娜幾乎心力交瘁。倫道夫的家庭變故，母親倒是可以接受。不過，父親一向寵溺兒子，帕梅拉紅杏出牆，對於首相本人應該是個重大打擊。無論如何，哈裏曼及其身後的美國，都是丘吉爾必須依賴的力量。首相由此拋開了個人情感，不讓個人因素影響了國家利益。況且，帕梅拉可以作為他和哈裏曼之間的溝通信使。有了她這層關係，哈裏曼那裏一旦有了什麽風吹草動，很快就能傳遞到首相這裏。

帕梅拉本人倒是一貫堅信：丘吉爾一家一早就發現自己和美國特使有染這個事實。不過她也再三強調，公公婆婆從未因此和自己有過直接交鋒。有那麽一次，首相倒是旁敲側擊：“你知道嗎？外麵到處都有關於埃夫裏爾和你之間的種種傳言。”兒媳回應道：“好吧，戰爭期間無事可做隻能嚼嚼舌根的人倒也不少。”“這個觀點我同意。”丘吉爾表示附和——此後，公公再也沒有提及相關話題。

哈裏曼和帕梅拉糾纏不清的時候，懷南特也同首相一家的好些成員萌生了友好關係。按照密友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的說法，大使“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可以讓他麵前的每個人生出自矜自貴的感覺”——這樣的才能，無疑有助於他博得丘吉爾及其家人的歡心。“吉爾是個沉默而極有魅力的人，他很快就成了我們全家人的親密好友。”瑪麗·丘吉爾·索姆斯表示，“他參與我們的生活，見證我們的歡笑、憂愁、樂趣和爭執（通常情況下，他都能起到和平使者的作用）。”

懷南特生性羞怯，有時候，他還顯得笨手笨腳。不過，公務場合下每個人都對他印象不錯。約翰·科爾維爾覺得大使“是個溫文爾雅的理想主義者”，而且“身邊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歡他”——同時代的許多英國人也在自己的日記和信函中表達了同樣的感覺。他們的話語，恰能佐證懷南特的好人緣。“懷南特一走進房間，”一位和大使有過接觸的婦女表示，“在場每個人的情緒似乎都能變得高昂一點。”另一位知交覺得“他身上有一種魔力”。保守黨籍議員奇普斯·錢農（Chips Channon）曾經提到過大使的一樁軼事：首相官邸的某次宴會上，懷南特和肯特公爵夫人比鄰而坐。一餐下來，年輕美麗的夫人已被大使迷得神魂顛倒。在哈羅德·尼克爾森看來，懷南特屬於“我認識的人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類”，而且有著“堅定的性格特征”。作為首相的保健醫生，莫蘭勳爵（Moran）也在日記裏對大使大唱讚歌：“其他人為了贏取人心作出的種種努力，懷南特完全無須擔心。隻消吐出一個音節，大家就能對他傾慕不已。”

懷南特的魅力，甚至征服了挑剔的艾倫·布魯克將軍（Alan Brooke）。這位皇家軍隊的參謀長一向尖酸刻薄、嘴不饒人，提到大使卻也是稱頌連連。某天晚上的一次官方會議期間，莫蘭勳爵還發覺了一幕奇景：布魯克在和大使交談甚歡。將軍熱愛觀鳥活動，那一次，他與懷南特的談話主題也圍繞著“在自然中尋求慰藉”這個話題而展開。戰爭期間，這份慰藉似乎特別珍貴。“那天懷南特顯得特別熱忱……至於布魯克——在我看來他就像變了個人——也顯得興致勃勃。”日記中，莫蘭記述了自己的見聞。按照醫生的說法，大使話音雖落，“他的言語卻好像仍然縈繞耳邊”。正是在那個時候，將軍和大使成了莫逆至交。待到戰爭結束多年，已經升任陸軍元帥的艾倫·布魯克勳爵表明了對於友人的看法。他覺得自己和懷南特的這份友誼“堪稱戰爭為我提供的收獲之一”，而且“能夠抵消戰事帶來的所有痛苦”。

大使的魅力麵前，有那麽一位大人物卻似乎不為所動。這位人物，正是英國的首相丘吉爾。其實，他對懷南特的印象倒也不錯。不止一次，首相曾經提到自己對於美國大使的尊重與仰慕：“每一次與懷南特相見，我都會變得活力滿滿。”話雖如此，首相卻並不喜歡與大使為伴。相形之下，還是哈裏曼和哈裏·霍普金斯更叫丘吉爾覺得自在。“懷南特的樂觀態度吸引了首相。不過……丘吉爾還是更欣賞霍普金斯的尖刻與機智。出於同一原因，首相和比弗布魯克關係也相當不錯。”莫蘭如是說。其實，丘吉爾的這些朋友在性格上幾乎都是比弗布魯克的翻版，他們行事高調、腦筋靈活而且都有一點“冒險的傾向”，賭博、飲酒是他們的共同愛好，一路暢談直至深夜同樣深受幾人的歡迎。對於首相的交友情況，羅伊·詹金斯有過一番確切評價：丘吉爾就“喜歡不守規矩的人”。偏偏懷南特其人生性最是循規蹈矩。

說到對懷南特和哈裏曼的態度，克萊門蒂娜·丘吉爾和丈夫正好相反。相比特使，首相夫人更為欣賞大使的為人。哈裏曼幫忙勸服了女兒，克萊門蒂娜對此感激不盡。而且，首相夫人也喜歡和特使一起參加門球比賽——在這方麵，她和哈裏曼都是高手。不過，按照作家克裏斯托弗·奧格登的說法，克萊門蒂娜·丘吉爾眼中的哈裏曼不過是個“很有錢的生意人”，而且“冷靜、雄心勃勃而精於算計”。丈夫的身邊，永遠不缺哈裏曼這般富裕而又打著自己算盤的朋友，克萊門蒂娜覺得哈裏曼和他們一樣“隻會讓丈夫和自己更加疏遠”。至於懷南特，則被首相夫人引為真正的知己。克萊門蒂娜認為，大使和自己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瑪麗·丘吉爾覺得，懷南特對於自己母親那複雜的內心世界“有著精確的了解”。首相夫人生活中的種種壓力和苦悶，也得到了大使的知曉和寬慰。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向不和身邊人分享秘密的首相夫人，卻總會找到美國大使吐露自己的心聲。

在造訪唐寧街首相官邸、首相別墅或迪奇雷的各位來賓看來，克萊門蒂娜·丘吉爾是一位優雅得體、機智聰明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她待客十分周到，總在給大家營造賓至如歸的氛圍。提到她的時候，不少人都用上了“親切”這個字眼。哈裏·霍普金斯覺得首相夫人“在親切和善的程度方麵”冠絕他在英國認識的一切人等。珍妮特·默羅表示，克萊門蒂娜其人“真是親切、有活力又有魅力”。埃莉諾·羅斯福的評價也幾乎如出一轍——“首相夫人富有魅力，很有年輕活力而且十分親切”。

不過，羅斯福太太也有自己的一點疑心：克萊門蒂娜·丘吉爾那沉靜自製的外表之下，似乎隱藏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人格。“大家應該感受得到：公共場合之下的丘吉爾夫人似乎是在扮演某種角色。表演這種活動，也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不過，角色之下的那個她才叫我們最是好奇。”身為美國總統的妻子，埃莉諾·羅斯福對於公眾形象與真實人格的對立再是熟悉不過。第一夫人對於英國“同行”的猜測隻是出於直覺，卻又正好命中事實。沒錯，克萊門蒂娜·丘吉爾呈給世人一副泰然安詳的麵孔，卸下這層麵具，她的內心其實**滿滿。脆弱、孤獨甚至有些抑鬱的情緒，也時時困擾著首相夫人。

3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克萊門蒂娜已經把自己的丈夫當成了終生的事業。不過，時不時她也會轉移自己的感情，把愛獻給丈夫之外的其他人——他們也許是她的孩子，也許是某位滿足她欲望與需要的人士。首相夫人曾經告訴兒媳帕梅拉，她“與溫斯頓結婚之後就決定把整個生命托付於他……她隻為溫斯頓而活”。妻子投之以桃，丈夫卻沒有回報以李。毫無疑問，他很愛她而且對她很是依賴——這份感情，他曾用數以千計的溫存信函予以表明。不過，曾為丘吉爾一家立傳的約翰·皮爾森覺得，首相“徹頭徹尾非常自我”。對於妻子，他從未付出太多時間。相比妻子和兒女，丘吉爾首先更熱衷於追逐政治權力和自己的各種愛好。“內心裏，他還是愛她的。不過，她需要的愛可不止這麽一點，而他從來也不打算多給。”帕梅拉如此評價公婆之間的感情。兒媳還表示：“丘吉爾一家的男人都是這樣：他們希望妻子了解自己，卻又不打算花些功夫去了解妻子的心思。”

結婚之後，克萊門蒂娜一直在為家庭的經濟狀況而煩惱不堪。妻子的煩憂，主要來自丈夫對於奢侈生活的大力追求，偏偏他熱衷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家庭往往難以負擔。“我這人其實很容易滿足。”首相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當然，說完之後他也會沉吟片刻，而後不無調侃地接下自己的話茬，“我是說我這人很容易滿足於最好的生活啦。”丈夫對於賭博的喜愛、對於股票投機的追求，更是加重了家中的經濟負擔。1922年，他又自作主張買下了一幢鄉間別墅。這座叫作“查特維爾”的房子位於倫敦南郊，距離城市20英裏。房屋由紅磚砌成，屬於維多利亞時代式樣。它巍然挺立在肯特郡的鄉野之中，顯得蔚為壯觀。丘吉爾買下它，是想要給家人和孩子一個度假地點。丈夫的這個舉動，卻讓妻子十分惱怒。克萊門蒂娜認為，這棟建築隻會給家庭帶來更多的經濟困難。很不幸，她的想法是對的。瑪麗·丘吉爾記得，母親曾經因為“孩子們忘記關掉別墅房間的一盞燈”而對自己和姐妹大發雷霆。畢竟，“這座別墅隻是她心頭的負擔”。

首相和首相夫人同樣出身貴族家庭，卻也一樣沒能繼承族產。早年間，丘吉爾從議會領到的薪水又相對微薄。為了撐起奢侈的生活，首相不得不奮力筆耕。在這方麵，丘吉爾算得上相當多產，他的書籍和文章也很受歡迎。可是，由此而來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抵去巨大的開支。有一次，克萊門蒂娜為了繳清上月的賬單而不得不賣掉了一枚紅寶石和一條鑽石項鏈。這兩件首飾，可都是溫斯頓送給妻子的結婚禮物。多年以後，有人曾和首相夫人提起她丈夫的種種功績，他竟然能把寫作、繪畫和處理政務結合得如此之好，讓他們不禁感歎。不過，首相夫人隻是略帶酸楚地表示，自己“從未做過任何讓丈夫感到不滿的事情，而且總在為丈夫清理各種殘局和垃圾”。

戰爭期間，丘吉爾比以往更加受人矚目。當時的他，就是所有人的關注中心。無論在首相別墅還是在迪奇雷，一切事物都要圍著他轉。首相夫人也十分忙碌，丈夫的所有官方客人，都需要她周到接待。對於這位女主人，客人們卻是少有關心。其實，首相官邸舉辦的周末晚宴之上，女賓的身影都很少見，各位男士自然也不會留意到她們的存在。“這個地方的周末聚會實在大不一樣。”1941年夏天，凱思林·哈裏曼致信胞妹並提到了自己在首相官邸的周末經曆，“大家談來談去，話題始終不曾離開戰爭……至於女賓，似乎顯得有些多餘。吃罷晚飯，她們無不選擇匆匆離去。在這個男人聚集的場合，女士都不是主人想要長留的客人。有的時候，男士們甚至會一直傾談直至午夜。”

凱思林眼中的克萊門蒂娜作風優雅。而且，首相夫人總是“安然居於丈夫的身後”。凱思林告訴自己的妹妹：“丘吉爾家中的每個成員都把首相當作上帝一樣膜拜。至於首相夫人則是一貫低調。如果有人能夠注意到她，她就已經有些感激涕零了……不過，可不要以為她是個唯唯諾諾的人，那可不是她的個性，她很有主見。在家中，她擁有超然的地位。不勞首相夫人吩咐什麽，首相自會照著她的心意去辦。”

克萊門蒂娜·丘吉爾的直覺非常敏銳，對於大多數的事務都有著堅定的看法。可是到了餐桌旁，當她的丈夫和各位賓客縱論時事、闡發觀點的時候，女主人卻很少提出自己的意見。偶然的情況下，首相夫人倒也想要轉移話題，不過她的努力總是收效甚微。隨著戰事的深入，克萊門蒂娜在晚餐期間躲進臥室閉門不出的情況也愈發增多。作為聚會中為數不多的女賓，帕梅拉常常在婆婆的要求下擔起了女主人的職責。在兒媳看來，克萊門蒂娜守在自己房間捧著餐盤進食的次數，遠比陪伴丘吉爾一幹人共餐的機會要多得多。帕梅拉覺得，婆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在孤獨度過。

如此情形之下，首相夫人對於新任美國大使的感情也就不足為怪。畢竟，懷南特公開表示自己喜歡與她為伴，她的話語也能得到他的共鳴。大使來到倫敦之後不久，克萊門蒂娜便向他提出前往唐寧街進餐的邀請。可是，首相夫人總是不忘補充：進餐期間，男主人很可能不在場。“聽起來好像我在阻撓您和溫斯頓相聚！”克萊門蒂娜表示，“這並非出自本人的刻意安排。不過，我仍然覺得：如果溫斯頓不在這裏吸引您的注意，我會更享受您的陪伴。”

在許多方麵，大使和首相夫人都有著相同的誌趣。兩人的個性都有些羞怯內斂，很少有人能夠窺見他們外表之下的內心。理想主義的感覺，懷南特和克萊門蒂娜也都有那麽一些。他們都還堅信一種觀念：政府應該大力幫扶底層人民。克萊門蒂娜·丘吉爾打年輕時就傾心於一些激進思想。這一點，又和大使是一模一樣。幼年的克萊門蒂娜喜歡學習，並一直希望能夠攻讀大學學位。那個時候的上層社會青年女性之中，很少有人懷抱這樣的誌趣。克萊門蒂娜的母親就對女兒的願望很不讚同。終其一生，首相夫人都對女性追求財政獨立的舉動大加讚賞（雖然她本人從來未曾享受過那樣的自由）。而且，她還一直強烈主張婦女應當獲得投票權。雖然女性參政的事，隻是很久之後才變得普遍起來。

1924年，丘吉爾改換門庭，從自由黨轉投保守黨。作為自由黨的忠心擁護者，克萊門蒂娜對此深感挫敗。不過，在表麵上她也跟隨丘吉爾一起加入了保守黨，私底下的克萊門蒂娜卻沒有失去往日的情懷和誌趣。她仍是一心想要提升英國底層人民的生活。丈夫的托利黨同事之中有不少人都反對社會改革。對於他們，首相夫人的厭惡從來難以掩飾。至於比弗布魯克和丈夫的那些有錢朋友，也都沒有得到首相夫人的歡心。這些人**空虛的生活方式讓克萊門蒂娜覺得不適。他們對於英國低下階層的冷漠態度更叫她感到氣憤。“不要被那種浮華虛榮的氛圍迷了雙眼。”一次，克萊門蒂娜致信自己的丈夫表示，“你今天結交那些朋友……無知、粗俗而又偏見滿懷。低下階層的獨立自由，從來得不到他們的認可。”

麵對那些冒犯自己的人，克萊門蒂娜表達厭惡的時候可是從不害羞。布蘭赫姆宮的一次周末聚會上，丘吉爾的表兄，同時也是這座宮殿的所有者馬爾堡公爵曾向她建議：作為首相夫人，她一定不要和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保持書信往來——要知道，她的信紙上還帶著布蘭赫姆的家族紋章。畢竟，勞合·喬治來自自由黨，而且是保守黨最大的政敵。聽罷此言，首相夫人放下手中的筆，而後，她不顧公爵的苦苦挽留，徑自走回房間開始收拾行李，隨後頭也不轉地回了倫敦。另一次，克萊門蒂娜甚至公然與丈夫的一位客人反目相向。妻子的表現，讓丘吉爾覺得有幾分驕傲。首相提及此事甚至有些懼怕：“麵對他，她咄咄逼人得就像一隻跳下樹枝的美洲獅！”

對於美國大使而言，與丘吉爾一家的相處就像放鬆的機會，他可以借此暫時放下肩上的重擔。而且，這種關係還給了懷南特一種歸屬感。成年以來，大使一直寄情工作，就連自己的家人都很少陪伴。無論是作為美國大使、州長還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幹事，懷南特的忙碌可謂一以貫之。來到倫敦的時候，他的女兒康絲坦斯已經結婚；大兒子約翰在普林斯頓求學，小兒子狄文頓也進入了馬薩諸塞州西部的蒂爾福德預科學校。時不時地，大使夫人會來到倫敦省親，不過，夫妻之間的關係甚是疏離。作為懷南特一家的老朋友，阿比·羅林思·卡佛利覺得大使“就是我認識最為孤獨的人之一”。卡佛利覺得，“懷南特需要有人作為傾訴衷腸的對象。可是，家中沒人願意聽他說話”。

有克萊門蒂娜陪在身邊，懷南特覺得很是高興。丘吉爾家其他成員的出現也讓他十分受用。不過，唯有27歲的薩拉最叫懷南特感到牽掛。首相的幾位千金當中，要數薩拉最得父親寵愛。和首相一樣，紅發碧眼的薩拉性格獨立、意誌堅強，因為性格因素，家人甚至把她叫作“騾子”。丘吉爾的女兒們都很依戀父親，薩拉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唯有薩拉有獨一份的勇氣去和首相唱反調。

當然，薩拉也和姐妹們有著同樣的早年際遇。其實，英國高層人物的孩子們一般都少有機會和父母相處。在這方麵，丘吉爾家可謂登峰造極。“小時候的我們很快就意識到了一點：爸爸媽媽的個人誌趣在於一些大事方麵。至於我們這些小孩的所思所想，肯定屬於雞毛蒜皮，不值一顧。”瑪麗曾經回憶，“學校的戲劇日、頒獎典禮和體育比賽，我們從來不指望他倆能夠出席……當然，我們的母親倒是還能抽出時間，出席上述的活動場合。那些時候，我們可都是感激不盡。”

兩年過後的1921年8月，丘吉爾夫婦再次拋下了四個子女，克萊門蒂娜急切想要送掉的瑪麗格爾德也在其列。一名保姆帶著孩子們住在英國南部，夫婦兩人則各自忙碌——克萊門蒂娜忙著參加一項網球比賽，而溫斯頓也在倫敦處理公務。那個夏天，瑪麗格爾德不過兩歲。暑假開始她就染上了喉部炎症，並在後來發展成為敗血症。丘吉爾夫婦匆匆趕到病床之前，孩子隻剩下了一周的壽命。在薩拉看來，母親從未真正擺脫瑪麗格爾德夭折帶來的種種痛苦，由此而生的負罪感，也一直伴隨克萊門蒂娜，沒有散去。

不過，克萊門蒂娜並未停止自己的“休假”曆程。結婚早期，她就時不時拋下家庭而自顧自去玩樂。歐洲大陸的各家減肥溫泉療養地，倒是時時能夠找到她的身影。隻有到了那些地方，她才能擺脫養育孩子帶來的煩惱，還有那個咄咄逼人的丈夫。積蓄了足夠的精力過後，克萊門蒂娜才有重新投入家庭的勇氣。每當結束休假回到家庭，她就像個“溫柔和嚴厲的結合體”——這是薩拉的看法。薩拉還覺得，那個時候的母親“儼然一位獨裁君主，讓人根本不能與之爭辯”。

進入少女時代的薩拉和瑪麗，都和母親變得更加親近。家中最大的孩子戴安娜卻與克萊門蒂娜一直關係不睦，這點糾葛，一直陪伴著丘吉爾家的大女兒。瑪麗曾經執筆過一本傳記並深情地回憶了母親的生平。提到母親和子女的關係，她表示：“我們這些孩子都很愛戴和尊崇自己的母親。不過，對我們來說她從來不是個溫馨有趣的人，也並非最好的夥伴。”

和妻子相反，溫斯頓·丘吉爾不但溫馨有趣，而且還是個上好的夥伴。他雖然很少和孩子相處，但是父親一旦陪在子女身邊，就會顯露出放鬆、逗趣和溫情脈脈的一麵。那個時候的首相與其說是一位慈父，毋庸說更像一個頑童。他和他們一起遊戲，還帶上他們出外玩耍或者遠行。查特維爾的一麵撞牆，就是由首相和孩子們共同堆砌而成。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兒們都很喜愛自己的父親。不過，倫道夫才是父親最為喜愛的那個人。對於自己的這個兒子，丘吉爾寵溺非常。兒子的一切作為，都能得到他的原諒。首相覺得，倫道夫可以進入政壇成為自己的繼承人。就餐期間，父子二人常常陷入大聲而熱烈的爭論之中，此時其他的賓客往往插不上嘴，薩拉和戴安娜也隻能靜靜圍觀。想到那幅場景，首相的侄子佩裏格林·丘吉爾（Peregrine Churchill）表示：“丘吉爾家裏滿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充斥著無窮無盡關於政治的談話！到了某個年紀，我終於下定決心要和這個家庭保持疏遠，要不然，他們真有可能把我撕得粉碎。”堂兄弟的話，得到了戴安娜的認可。多年以後，首相的大女兒告訴自己的女兒：當年之所以匆匆締結第一段婚姻，隻是為了“逃離查特維爾桌邊那些永無休止的政治話題”。

18歲那年的薩拉·丘吉爾開始有了“不合作主義分子”的名聲。這時候，她常常對於父親身邊的朋友品頭論足。在她的眼中，這些人的那種生活方式“膚淺而奢靡”。女兒的評價和母親幾乎如出一轍，也同樣讓父親感到厭煩。而且，女兒的另一件事情更是刺激了父親的神經。在倫敦的一家著名劇院中，薩拉·丘吉爾找到了一份舞蹈演員的工作。那一年，薩拉剛剛年過二十。其實，她自幼就對藝術活動興趣非凡。對於政治活動，她可沒有這樣的興趣，雖然她的生長環境有著濃鬱的政治氣氛。進入青少年時期，薩拉開始撰寫詩歌——這點愛好，還被她貫徹終生。為了早早地在創作中做出名堂，她還纏著父母給自己報了舞蹈課。這樣的經曆讓薩拉十分欣喜。她還記得，自己在收到《追逐太陽》劇組合唱團入職邀請的時候是有多麽自豪。“我走出劇院，感覺自己好像高大了一英尺多。而且，生活突然間似乎有了意義……我們的冒險也終於開始了。”

溫斯頓和克萊門蒂娜可不想自己的女兒在舞台上拋頭露麵。其實，不少人都覺得薩拉在表演和舞蹈方麵很有才華，首相的另一個女兒瑪麗也抱有這樣的觀點。可是，做父母的仍然堅持己見。在上司的影響之下，約翰·科爾維爾原本也對薩拉的才能有所懷疑，一個偶然機會，科爾維爾去倫敦西區的一家劇院親眼看到了薩拉的表現，此時，他才發現“其實她的表演相當不錯”。

21歲那年，薩拉的另一個舉動進一步惹惱了父母。當時，她宣布要和38歲的維克·奧利弗（Vic Oliver）結婚。這位奧利弗是奧地利籍猶太人，也是《追逐太陽》的明星演員。對於女兒的婚約，丘吉爾十分不滿。第一次和維克·奧利弗見麵的時候，他甚至拒絕同對方握手。在首相看來，這位喜劇演員“就和灰塵一樣不起眼”，做父親的當然想要勸說女兒收回成命。薩拉還記得，那一次爸爸“就像在召開公開會議一般”在應對“這個流浪藝人帶來的種種威脅”。

對於這段愛情，薩拉有著堅定的決心。於是，她追隨奧利弗到了紐約，在那裏，他們展開了新一輪的巡演。父親立即委派倫道夫坐上最近的一班跨洋郵輪，前往美國尋找薩拉的下落。倫敦和紐約的各大媒體，都把首相的女兒描繪成了“逃亡中的貴族千金”。她的故事，自然引發了一眾報紙的集體狂歡，它們爭相讓出頭版，報道丘吉爾家的這樁愛情故事。標題從“私奔跨大洋”到“兄長追愛神”，簡直不一而足。丘吉爾甚至雇傭了私家偵探和律師，想要阻撓女兒和奧利弗之間的婚事。可是，丘吉爾的努力以失敗告終。1936年底，薩拉和維克最終成婚。而後夫妻兩人返回英國進行巡演。他們先是同台演出，後來又分別參與各自的劇目。他們的足跡不限於倫敦西區，甚至遍布英國各地。

薩拉·丘吉爾那“粗糙無禮的咯咯笑聲”很是有名，她有著相當的幽默感。“我人生當中最有意思的幾個瞬間都和她有關。”艾德文娜表示，“那幾次，我們真是笑得哭了出來。”一位記者也對薩拉有著自己的看法：“我采訪過的所有人當中，要數薩拉·丘吉爾最富於生命活力。她可以讓身邊的一切事物顯得更為可愛、更為愉快和更加迷人。與此同時，她也是個脆弱的人。她希望獲得別人的喜愛。一旦對她顯露善意，她會顯得非常感動。”

30年代後期，薩拉在舞台上的形象愈發多變，由此，她的演員生涯更顯光彩。這個時候，她對自己那個迷人卻又富於控製力的丈夫也失去了幾分依戀。同一時間，奧利弗和其他女性的秘密關係也被妻子所發現。1941年遇到懷南特的那個時候，薩拉·丘吉爾的這段婚姻已經走到盡頭。凱思林·哈裏曼曾對自己的妹妹表示：“薩拉真是個好姑娘。至於她那個丈夫維克，在我看來可不是什麽值得托付值得信任的人。”哈裏曼的女兒還察覺“薩拉·丘吉爾顯得很不快樂。不過，能夠反抗父親的意誌而和維克在一起，已經需要巨大的勇氣。而且，登台演出也能讓她避免陷入瘋狂”。

凱思林不知道，其實薩拉還有另一重慰藉：她和懷南特之間日漸增長的友情，也能夠幫忙排遣鬱結。在倫敦、在首相別墅，兩人一同度過了不少時間。接下來的幾個月，兩人的關係更加親近起來。這時，薩拉·丘吉爾才向美國大使吐露了自己的煩惱，同時，她也聊起了自己對於未來的希望和期許。她的溫暖、智慧和體貼感染了懷南特，由此，他卸下了阿蘭·布魯克口中的“那條保守的鐵幕”。他對於她變得很是信賴，甚至生出了一種情感。這種情感，懷南特從來未曾托付他人。

英國正麵臨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身處危機之中的美國大使，卻發現自己愛上了首相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