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有我們陪在身邊，他好像更有信心了”
1941年4月16號是個好日子——溫暖和煦的天氣，珍妮特·默羅可不想白白浪費。在妻子的要求之下，愛德華·默羅終於拋下工作、抽出時間，和妻子一起前往“星星小築”共進晚餐。蘇荷區的這家法國小館，乃是默羅夫婦在倫敦的最愛。
趁著這美麗的時光，倫敦的其他居民也紛紛湧上了街頭。嚴冬終於過完，水仙花和風信子四處盛放開來。當然，德國轟炸機無影無蹤，才是大家重拾好心情的真正原因。最近的一個多月，倫敦上空都沒出現過什麽像樣的敵情。日記中，一位女士表示：“每個人的臉上又有了血色，疲憊與驚惶一掃而空。不眠之夜和忡忡憂心帶來的血紅眼眶，也開始恢複正常。”恐懼曾經隨著黃昏而來，侵擾著大家的神經。如今，這種感覺如雲飄散。就連愛德華·默羅也都放鬆了下來。用餐期間，他一直和妻子談天說地，話題從朋友轉到書籍，又扯到了電影。講來講去，兩人都沒講到戰爭。臨走之前，默羅夫婦還在鄰桌的一旁駐足，去和英國廣播公司的熟人打招呼——這些朋友聚到“星星小築”，也是為了消遣放鬆。春天的空氣分外軟潤，滿月高掛，照亮了回家的行程。停電帶來的困擾也因為月光而減輕了些。路旁的房屋牆麵斑駁，但卻仍然堅挺未倒。偶然間，默羅夫婦也會走過幾處磚石亂布的廢墟——想來，那本該是挺立的建築。
公寓就在眼前，默羅的耳邊卻躥起了熟識的響動：警報又來了，遠方也傳來飛機引擎的呼號。倫敦的南部模模糊糊，似有炸彈爆裂的聲音。如此這般的動靜，仍然不能破壞這一夜的美好。默羅向妻子提議，想去住家附近的“德文郡武器吧”小坐一下。那個酒吧也是英國廣播公司員工的聚會勝地。對此，珍妮特卻有點不放心，月圓之夜總有大轟炸——每個倫敦市民都清楚這一點，珍妮特也不例外。而且，據默羅夫人回憶，那一晚她確有不好的預感。她覺得自己和丈夫絕不該去酒吧一遊。“我真的很害怕。”妻子告訴丈夫，“我覺得你還是和我一道回家比較好。”丈夫雖然不情不願，最後還是答應了妻子的要求。
幾乎就在打開屋門的一刻，夫妻兩人聽到了震耳欲聾的飛機轟鳴聲——珍妮特覺得：他們頭頂上空少說也掠過了好幾百架戰機——不久，高射炮展開了雷霆一般的還擊，隨之而來的還有起起伏伏的轟炸聲響起。待到默羅夫婦爬上天台，看到倫敦已陷入火海：燃燒棒多如雨點，仿佛是羅馬式的蠟燭；天幕之上，探照燈的光柱四周亂晃；熊熊的火焰更是無處不在、四下亂竄，卷成了一片又一片。
突然，一聲巨響襲來，仿佛帶著不祥的預兆。果然，一枚炸彈呼嘯而來，目標似乎就在默羅夫婦所在的地點。兩人急急衝回房內，他們雙手護頭、在樓梯井蜷了好一陣。炸彈爆響的動靜差點就讓默羅和珍妮特失聰。隨著樓房的震顫，兩人的身體也重重砸在了牆麵之上。“辦公室被擊中了！”默羅驚叫起來。他和妻子重新爬上頂樓，四處眺望，地獄般的景象出現在兩人眼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辦事處所在的公爵夫人街已是火光衝天，鄰近的街區也幾乎無一幸免。一聲悶響過去，辦事處大樓倒向地麵。充溢著石膏味道的灰土，瞬間盈滿了整片空氣。“德文郡武器吧”已被夷為平地。一枚炸彈恰恰錯過了默羅的住家，卻不偏不倚、擊中了酒吧。爆炸過去，酒吧的原址隻剩下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痕，煙霧、塵埃、碎片和火花衝天而起，形成了一道高聳的巨柱。
抓上自己的安全帽，默羅朝著樓下奔去。他的妻子則守在窗邊，觀看著屋外這個火的世界。那一刻，也是珍妮特平生中最為恐懼的一瞬。“我們的許多朋友就這樣失去了生命。”默羅夫人在日記中寫道。而且，她覺得整個世界“已經倒了個個兒”。
轟炸發生的那一刻，懷南特身在幾英裏外的格羅夫納廣場，警報嘶吼的那一刻，他還在處理公務。沒過多久，懷南特就聽到了炸彈的囂叫以及隨之而來的驚天響動。接下來，玻璃碎裂的聲音震徹四周：辦公樓的窗戶沒有一副能夠保存下來。
終於，大使從地麵上直起了身。在兩名隨員的陪同下，他來到樓頂審看空襲帶來的損失。剛剛來到倫敦省親的懷南特夫人也伴在丈夫的身邊。他們發現，空空如也的意大利大使館舊址被一枚燃燒彈拖入了火海。一旁，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奔忙著想要撲滅火災。街對麵本有一座喬治時代的建築，可惜，漂亮的它已經麵目全非，約翰·亞當斯曾經的居所橫遭炸穿。鄰近的牛津街上也是一片混亂。倫敦最大的百貨公司沒入火海，被焚毀殆盡。攝政公園梅菲爾街那邊的情況，一點不比懷南特等人身處的地區更為有序。其實，倫敦的大部分區域都成了人間煉獄。
空襲還在繼續，懷南特叫上大使館的政務參讚西奧多·阿基利斯，兩人準備上街走上一走，估量一下這次災禍的具體損失。戴上他那頂破破爛爛的帽子，大使就和參讚出了門。遠處的轟炸聲也好，身邊濺起的迫擊炮彈也罷，似乎都不能阻止懷南特的決心。他和阿基利斯迎著煙塵走了好幾英裏。四周的能見度實在有限，他倆隻能看清眼前幾英尺的環境。路過一處廢墟的時候，還有好幾個年輕護士正被人從冒著濃煙的斷垣殘壁中抬出來。一切就發生在懷南特兩人的眼皮底下。他們走訪了不少防空洞和避難所。一位身在高梯上和樓頂火焰搏鬥的消防員，也讓懷南特和阿基利斯駐足了好些時間。那一刻，大使仿佛忘記了周邊的槍林彈雨。而且，他總會拉住每一個人——空襲防禦官、消防員、救援隊員，還有防空洞裏的民眾——因為他想知道，他到底可以為他們幫點什麽忙。
那一刻，大使性情流露——回憶這段往事的阿基利斯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參讚記得，自己剛到倫敦的那一陣，也接到過大使類似的問候：“現在我來了，有什麽可以為你效勞的呢？”按照阿基利斯的說法，懷南特從事大使職業的全副**“都源於對人的關心”。“別人把有關英國時局的經濟報告呈給他過目的時候，他總是說：‘麻煩把中間的數字換算成鞋和衣服……’空襲這回事，他也要從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眼中隻有夜間轟炸帶來的人間慘劇。”
懷南特和阿基利斯就這樣一路走著，直到清晨。時間已是早上5點。最後一聲警笛鳴響，持續了整整八個小時的轟炸宣告結束。抬頭仰望，大家已經可以看到白雲和藍天。但是，假若放平視線，濃煙籠罩全城的景象就會刺入眼簾。拖著倦體，大使和參讚回到了使館。那時候，消防隊員還在朝著樓宇的遺跡噴射水柱。有幸家宅無損的人們也行動起來——說是“無損”，其實也可能有些搖搖晃晃——他們拿上掃帚和鐵鏟走到屋外，開始清理滿地的碎玻璃和建築殘骸。
懷南特在辦公室坐定之後，立即給自己的每位朋友和認識的人打去了電話。無論這些人來自美國還是英國人，都得到了大使確認平安的問候。默羅夫婦自然也在問候之列。對此，珍妮特表示一切安好，隻是默羅的辦公室被夷為了平地。旅英以來，愛德華·默羅已經先後三次遭遇被戰火奪走辦公場所的命運。這次，他所熟悉的酒吧也在轟炸中化為了煙塵。30多人因此喪生，其中還有不少默羅夫婦的友人。轟炸過去的第二天，珍妮特·默羅給母親去了封信。信中，她說起了昨夜的慘境：“轟炸之下，似乎應該是無人生還才對。”
走街串巷的過程中，懷南特被不少人認了出來。因此，他夜訪西區很快成了全英皆知的新聞。一開始，大家對於他的這番事跡還限於口耳相傳，後來，報紙也開始登載大使的故事。最終，懷南特成了英國廣播公司節目的主角。他和前任之間的巨大反差，成了不少文章的報道重點。要知道，每有空襲來臨，前一任美國駐英大使就會躲進溫莎附近的鄉村防空洞。大轟炸未及高峰，此人幹脆逃回了美國。懷南特能在“4·16”之夜走上倫敦大街，讓不少英國人第一次確信了美方的誠意。美國記者弗吉尼亞·考爾斯曾在倫敦和懷南特短暫共事，提到曾經的上司，考爾斯表示：“他用人格折服了一個國家。現代社會中，還沒有哪個大使能有可以與之匹敵的成就。對於英國人民而言，他就是一個象征……他的所作所為，也讓美國大使辦公室的名聲傳揚開來。”航運部副部長阿瑟·薩爾特爵士是懷南特的朋友。考爾斯的看法，爵士表示完全同意。在薩爾特看來，大使“代表了英國人民心中美國形象最為良好的一麵……他的行為，顯示他和英國心心相印，也展示了他對於英國抗擊納粹和希特勒的同仇敵愾。英國參與戰鬥的理由，他也能夠完全理解和認同”。正因如此，薩爾特覺得，許多英國人“生出了一種堅定的信念”，他們相信英美關係在戰前戰後的重要性，而這一點正是大使反複強調的內容。
“4·16”空襲中，約有1100名倫敦市民失去了生命——大空襲開始以來，要數這次轟炸造成的傷亡最為慘烈。不過，這個血腥的紀錄僅僅維持了三天。4月19日，德國戰機再次來襲，並導致1200人死亡。相隔不久的兩次空襲，差不多讓50萬倫敦人無家可歸。
那個春天，首都倫敦並非英國境內唯一承受嚴重損害的城市。德國方麵的戰略在於破壞英國的補給線、摧毀戰爭物資的生產供給。由此，英國的主要工業城市和港口都經受了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曼徹斯特、樸次茅斯、加的夫、普利茅斯、利物浦和布裏斯托爾都在此列。六個夜晚的連續空襲，幾乎讓利物浦港中半數的碼頭完全損毀。駛入港內的船舶無法正常卸貨，軍需設備的供應量下降到不足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
轟炸之下，倫敦以外的英國國民又在過著怎樣的生活？對此，丘吉爾很是牽掛。首相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各個受難城市巡視考察。他要向當地居民發表演講，為他們加油打氣。大多數時候，哈裏曼和懷南特都會陪同丘吉爾一起出行。“有我們陪在身邊，他好像更有信心了。”哈裏曼向羅斯福報告了這一情況。不過，特使也指出：丘吉爾堅持帶上美方人員還有其他原因。每每來到外地，首相總不忘記把哈裏曼和懷南特介紹給各位聽眾——“借此，他可以讓大眾確信：美國方麵確實和他站在一起。”倫敦遭遇4月的第一場大空襲之前不久，兩位美國特使才陪同首相去過英格蘭南部以及威爾士的一些港口。其間，懷南特還被丘吉爾授予了布裏斯托爾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其校長一職正是由首相擔任。
一次，首相一行離開斯旺西並趕往布裏斯托爾。剛剛來到目的地，他們就和一場嚴重空襲遇個正著。過去的五個月來，這個繁忙的港口已經先後六次遭到空襲。首相的專列停在城外的鐵路橋下。透過車窗，他和他的隨員眼睜睜看著炸彈將布裏斯托爾的大片城區化為廢墟。從港口到市中心，都沒能逃過這場劫難。第二天天光微亮，首相專列才開進了滿目瘡痍的城市。四周餘火仍在燃燒。自來水管早已爆開，街道變成了一片澤國。人們爬進廢墟，找尋著或死或活的受難者。約翰·科爾維爾在日記中表示，這樣的損壞程度“我從來也不曾預料得到”。
可是，災民們的愁緒似乎突然消散了。因為那個熟悉的身影進入了他們的視線。他總是叼著雪茄，帶著手杖。至少在那一瞬間，大家都輕鬆了些，並朝著他蜂擁而來。每到一地，首相總能收獲同樣的歡迎。如此場景，懷南特也在信函中向羅斯福作了描述：“首相來臨的消息，很快就會在人群當中傳播開來。他的身邊，總圍著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家都在和他打招呼，說著：‘溫尼你好！’‘老溫尼真是好人’，‘你從來不會讓我們失望’，‘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漢’。”
丘吉爾在布裏斯托爾的場景，也被哈裏曼記在了自己的日記之中：“他檢閱了地方誌願軍——他們個個專心致誌。但他走過的時候，他們卻又難掩喜色。他們的獎章引發了他的好奇——‘這是你上次戰役的成果嗎？’他問。而後，空襲警報官、誌願消防員和參與救援的女性依次接受了他的致意。”首相的表現可謂大無畏，不過，哈裏曼更要為布裏斯托爾市民的勇氣表示讚歎。一位年邁的女性的房舍慘遭炸毀，她自己也剛剛被人從廢墟當中救出。麵對前來慰問的首相一行，她隻是匆匆寒暄了一陣便道了別：“不好意思我要失陪一會兒。家裏還需要我去清掃呢。”
布裏斯托爾居民和首相的對話並未占據哈裏曼日記的太多篇幅。不過，這位曾經喜怒不形於色的商人，這次卻顯露出了強烈的感情。字裏行間，哈裏曼的語氣甚至有點誇張：“他們還身處戰場、舔舐著戰火的滋味……卻仍然盡忠職守……自豪而無畏。‘看看這些野蠻人的作為吧，’他們表示，‘他們還會來襲，但我們的小夥子一定會打敗他們！’‘戰爭一定會以我們勝利而告終，對不對？’”
到了布裏斯托爾大學，哈裏曼也發現了同樣的勇敢行為。那一次，轟炸就發生在前夜，直接威脅到了學校的大樓和其他建築。不過校方仍然堅持舉行典禮，把榮譽學位授給了懷南特等三人。參與儀式的所有教員與學生都在昨天參與了護校行動，他們要麽麵對火災熬夜奮戰，要麽就從事其他救援。走進小小禮堂的那一刻，全校師生個個眼睛充血，一張張憔悴的麵容也遍布灰塵。學士服早已濕漉一片，五顏六色的帽簷甚至還散發著濃煙。
刺鼻的火焰透過破碎的窗戶，在禮堂內外進了又出。就在幾百碼之外，消防隊員還沒有停止忙碌。附近的大樓還在燃燒，需要他們奮力撲滅。每隔那麽幾分鍾，會場中的各位就能聽到幾聲悶響——轟炸中沒有爆破的炸彈，終於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首相開始頒發學位的時候，布裏斯托爾市長的夫人甚至昏厥了過去——在懷南特看來，這起事故“簡直就是幾個小時以來夢魘的縮影”。
當天下午，首相準備離開布裏斯托爾。幾百名市民來到車站為他送行。車行漸遠，人們卻還在歡呼雀躍。眼見此景的丘吉爾不得不舉起報紙，掩住自己哭泣的麵孔。“他們有這樣的信念。”首相告訴哈裏曼，“這是一種嚴肅的責任。”
布裏斯托爾市民的勇氣深深觸動了哈裏曼。為此，他特地付出一筆錢，並請克萊門蒂娜轉交給布裏斯托爾的市長，他希望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一點幫助。首相夫人回信感謝了他的好意。克萊門蒂娜還希望“所有這些苦難……能夠永永遠遠鞏固兩國的友誼，並促進我們之間的相互了解。無論如何，我們不再是孤軍奮戰”。
懷南特和哈裏曼寄給羅斯福與霍普金斯的不少信件當中，都強調了英國人民的堅忍與決絕。而且，兩位公使還反複提及這些普普通通老百姓在抗敵鬥爭中的關鍵作用，“人民的戰爭”這個概念在他們的筆下重複多次，幾乎到了用濫的地步。不過，英國人民作為誌願者的踴躍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其他參戰國家確實難以匹敵。
戰爭之中，地方政府常會力有不逮，而國家也有照顧不周的時候。每每遇到這樣的時刻，誌願者都會挺身而出。空襲之下，倫敦地鐵的各大站點都被辟為了防空躲避設施，這樣的藏身之地往往環境逼仄而叫人難以忍受。正是誌願者的服務，給防空洞裏的人們帶來了一絲慰藉。大多數防空躲避地點都沒有食品供應，也缺乏供暖、床鋪、浴室和盥洗設施。“那裏麵的惡臭實在太駭人了——屎尿混在一起，還摻雜了炭味、汗味和髒兮兮的體臭味。”——大轟炸早期的防空洞，就像目擊者描述的這般不堪。
還好，誌願者很快趕來了。在他們的努力之下，防空洞裏終於有了浴室，所用的材料全都是從轟炸現場搶救而來；同時，誌願者還帶了食物；避難的人們得到了煤爐和床鋪，一些防空洞甚至裝備了扶手椅和無線電。誌願者的功績，讓倫敦地方政府的疏漏和遲緩暴露無遺。羞愧之下，官方力量很快加入了整改防空洞的運動之中。大轟炸結束之前，大多數防空洞已經煥然一新，人們可以在這裏安然守望，度過漫長而恐怖的空襲之夜。
與此同時，一些臨時避難所的環境也得到了升級和整改。暫時失去家園的人們，由此得到了可以依靠的棲身之地。持續的大轟炸，迫使政府必須打開大門迎接大批的無家可歸者。僅在倫敦一地，就有140萬人湧進了政府設施避難。也就是說，六位倫敦居民之中就有一位在1941年春天之前遭遇了家園被毀的厄運。還好，他們得到了誌願者的幫助，誌願者提供的暖爐、餐食、臨時居所，可以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救濟解困的誌願者之中，婦女占據了主力地位。如此情形讓哈裏曼等人大為驚訝。“正是英國女性的精神感召，扶持著整個國家度過這場可怕的災難。”哈裏曼寫信告訴朋友。麵對自己的妻子，特使則表示：“女性是英國抗敵活動的中堅。”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曾在戰爭末期來訪倫敦。而後，摩根索在日記中感歎：“英國女性的種種功績讓人驚訝……如果不是她們辛勤奮戰，這個國家已經退化到洞穴時代了。”
哈裏曼和摩根索提到的這些女性，大多隸屬於“婦女誌願服務隊”。服務隊的發起人是馬爾克斯·雷丁勳爵的遺孀。這位貴婦也是20世紀最受尊敬的英國女性之一。她的丈夫曾經擔任駐美大使，還在印度擔任過殖民當局的總督。雷丁一向認為：世界要想進入民主時代，英美兩國之間的互信必不可少。這一點，他的夫人也同樣堅信。1935年，雷丁與世長辭。其後的幾年，雷丁夫人一直在美國居住。她以“雷丁夫人”的名義周遊美國。為了了解美國勞工階級的日常生活，她不惜下榻一美元就能過夜的雞毛店，甚至還曾經當過洗碗工。由此，她結交了不少美國朋友。羅斯福的夫人埃莉諾正是其中之一。回到倫敦後，雷丁夫人又和默羅夫婦以及懷南特建立了友好關係。
1938年，英國國防部向雷丁夫人發出請求，官方希望她能組建一個機構並把婦女們組織起來，由此，她們可以參與到國民警衛隊的國防活動之中。雷丁夫人接受了任務，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認為，婦女誌願服務隊的職責範圍不應限於戰爭事務。按照雷丁夫人的想法，一切任務都可以交給她的組織。
1939年，戰爭正式開始，婦女誌願服務隊也忙碌起來。戰場上，服務隊那標誌性的綠色便裝外套和紅色毛衣格外顯眼。在雷丁夫人和隊員們的幫助下，大批孩子從倫敦和其他城市疏散到了鄉下。幾個月後，當英國子弟兵從敦刻爾克港口匆匆撤離、輾轉準備登上故土的時候，誌願服務隊的人員已經守在碼頭和車站，準備迎接疲憊的他們回到祖國。也因為服務隊的幫助，士兵們可以喝上一口熱茶並有三明治可以果腹。後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陷入了希特勒的控製，大批的難民不得不離開家鄉來到英國避難。這時，正是雷丁夫人這一群“孤獨無助的偉大女性”奔走忙碌，為他們提供了容身的場所。大轟炸來臨了，誌願服務隊又成了本國同胞的保護者。她們辟出了無數處避難所、旅社、移動房屋和餐廳。同時，雷丁夫人等人還趕製了上萬件衣衫。美國和海外殖民地提供的各種援助，也經過她們的手而分發到了有需要的人們那裏。
大多數的英國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了抗敵鬥爭當中，當然，她們中的有些人直接參軍上陣，或是成了國民警衛隊的成員。還有些女性工作的工廠與商店也和戰爭有著直接關係。即便沒有從事以上工作，她們也在婦女誌願服務隊（由於“婦女誌願服務隊”的卓越貢獻，雷丁夫人也成為第一位進入上議院任職的女性）中發光發熱。
雖然英國國民表現得異常英勇，但是，他們能夠作出的貢獻始終有限。任他們如何努力，敵軍的U型潛艇也還在對各色商船發起攻擊。1941年春天的其他危機，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堅忍奮鬥而自行散去。當時的英國正處於最為脆弱的一段時期——那也是戰爭最為殘酷的時期，生活在那個當口，就好像“活在噩夢之中，而且總有不幸的事情會襲擾人的思緒”——在給哈裏·霍普金斯的信件中，哈裏曼不禁感歎。
日子還在繼續，大西洋上沉沒的商船也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除卻U型潛艇，德國方麵還派出了新型的“格內森瑙”和“沙恩霍斯特”兩艘巡洋艦。在它們的追逐下，英國商船就像獵槍下的野鴨一般無助。僅在4月，就有近70萬噸物資沒入大海。比起前兩個月，損失足足多了兩倍。相關的慘劇實在太過駭人，丘吉爾不得不向情報部下了命令：停止發布損失公報。畢竟，巨大的損失很可能會打擊全國軍民的士氣。
那個時候，英國人民的饑饉程度也達到了開戰以來的頂點。食物配給製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每個人隻能分到極少的口糧。人們的每周食譜隻能由一盎司奶酪和極少量的肉類組成。每個月，他們隻能領到八盎司的果醬和人造奶油。至於番茄、洋蔥、雞蛋、橘子一類的食品，則根本從商店的貨架上沒了蹤影。食物之外，衣料也必須由政府限量供給。從平底鍋到手表，所有的其他消費產品幾乎都已絕跡。“毫無疑問，當時英國的食物環境已經糟得不能再糟，”雷蒙德·李將軍表示。將軍在美國駐英大使館擔任武官。1941年4月，他剛剛結束三個月的國內公幹回到倫敦。“不過，比起1月份的時候，人們的精神反而更加莊重了。”
同一時間回到英國的美國人，還有記者文森特·西恩。空襲給倫敦帶來的巨大傷亡讓西恩深感震動。美國新聞同行的遭遇，更是叫西恩十分驚駭。一天晚上，西恩和愛德華·默羅、本·羅伯遜和比爾·斯通曼一起喝酒談天。他發現，同行的四人無不是臉色憔悴、眼光無神。其中又數默羅最為頹唐。他的麵容，看上去比他33歲的實際年紀要老上許多。“去年那種昂揚的士氣、大家都能感到的精神，現在你肯定是找不到了。”默羅告訴西恩，“人們……的處境實在冷酷。戰爭帶來的新奇感覺**然無存，史詩般的階段也已成往事。也許，這一切都和食品短缺脫不了幹係——這裏的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沒吃飽。”
當然，英國人民還是那樣英勇無畏。這點精神，仍是處處可見。不過，八個月的轟炸與苦難，也給人民的堅強心性帶來了不小的裂痕。誠然，英國人可能天性勇敢，可是他們畢竟還是肉體凡胎。那麽，他們到底還能堅持多久？尤其倫敦之外的國民的精神狀態，正在經受考驗。這樣的問題，一直縈繞在丘吉爾和其他決策者的心間。5月初，情報部的副部長哈羅德·尼克爾森曾在日記當中透露，內政大臣赫伯特·莫裏森（Herbert Morrison）很是擔心“德軍對於地方的轟炸可能大大削弱士氣”。而且，“大臣一再強調：如此的轟炸之下，人民遲早都會徹底崩潰，其他城市的士氣將由此消散殆盡”。樸次茅斯、普利茅斯和布裏斯托爾一類的小城市並未遭遇夜間空襲。但是，他們所承受的損失，遠比幅員廣大的首都要深重得多。倫敦畢竟地域綿延，很多地方借此躲過了德軍的空中攻勢而保持了完璧。而且，小城市不像倫敦一般擁有廣闊的資源。那裏沒有地鐵可供改造成為防空洞，也沒有足夠多的救援人員發放食物、衣料和其他救濟品——這些東西，在倫敦倒還能夠得到供應。
懷南特認為，英國人民的士氣正在一點一點慢慢散去。究其原因，空襲自然要負上主要責任。日常生活的艱苦萬狀，也在消磨大家的抵抗意誌。“每一天都是如此令人疲勞和千篇一律……交通一片混亂……城中灰塵四起……破破爛爛的衣衫幾乎磨穿了……窗戶壞了，也沒有玻璃可以修補……停電之餘還沒有供暖——心性最為堅定的人，麵對這幅圖景恐怕也會漸漸難以忍受。”
開戰的日子已經過去了20個月，停戰的那一天卻還遙遙無期。眼中的場景，不能帶來哪怕一點慰藉。“全國上下想要索求的，不過一點確保戰爭一定能夠勝利的證據而已。”哈羅德·尼克爾森寫道，“政府大談特談戰爭的正義性，又反複強調我們一定能夠打贏。這些論調，人民已經厭煩。他們很想知道，我們到底怎樣才能擊敗德國。根據現在的狀況，該如何說服民眾？反正我是沒有一點辦法。”
尼克爾森毫無辦法，丘吉爾和其他政府官員同樣一籌莫展。他們麵對的，隻有英國軍隊麵臨的一堆災難——連連被圍、連連撤退、連連失敗。當年4月，德軍橫掃了整個巴爾幹半島。希臘已經無險可守。而後，德軍給駐守當地的英軍帶來了巨大的傷亡損失，後來又把英國勢力驅逐了出去。英軍先是退到了克裏特島，後來又在5月把這片陣地放棄給了德國——這一次，已是英國軍隊在戰事當中第四次被迫撤離。這次撤離，也是最讓英方感覺大丟麵子的一次。“大量的傷亡嚴重挫傷了英國的士氣。”羅伯特·舍伍德表示，“更糟糕的是，三軍之間也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和爭論。”英國遠征軍期盼實施“每周五天工作製”的苦澀笑話，也在英國本土流傳開來。
與此同時，英軍在北非戰場也陷入了苦戰。早期對意大利軍隊取得的勝果，被德國的埃爾文·隆美爾將軍及其麾下的“非洲軍團”抹去了不少。後者對意大利軍隊的增援，幾乎抵消了英軍的戰績。僅僅10天之內，德軍便把英國人三個月來占領的領土收複完畢。英國人不得不向東撤離，退回了埃及。在丘吉爾看來，隆美爾的這一擊堪稱“最大震級的災難”。由此，英方的戰略也開始坎坷起來。北非局勢的搖擺不定，中東的石油恐怕難以安全運輸，蘇伊士運河的控製權也有易手的風險。要知道，運河可是通往印度和遠東的重要水道。
對於英國軍隊的戰鬥力和士氣，政府的各位官員愈發生疑。就此情況，丘吉爾等人在私下都曾反複談及。“撤退行動還算非常成功——看來，且戰且敗才是我軍的真正長項！”日記中，亞曆山大·卡多根對於英軍撤離希臘的行動作出了如此評論。“我們的戰士就是最為畏畏縮縮的業餘人士，卻要和職業軍人殊死鬥爭……局勢叫人疲憊、抑鬱、充滿失敗！”
苦澀的時局，讓丘吉爾也陷入了議員們的圍攻之中。大家覺得他的指揮藝術值得商榷。當年4月，首相要求中東地區的英軍部隊開往希臘進行增援。這一決策更是各位議員的攻擊目標。5月的一次眾議院辯論中，好些議員直接對首相的領導能力大加撻伐。他們舉出了好些例子，指證丘吉爾治軍無方。對此，丘吉爾十分惱怒。而且，他還嗅到了國內正有一股“挫敗和氣餒”的氣氛正在四散開來。於是，他告訴各位議員：“每一個日子，每一個小時，我覺得我們都在為了生活和生存而戰。”
英國唯一的勝機，在於美國能夠參戰助陣。丘吉爾痛苦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由此也向懷南特和哈裏曼展開了更加強勁的攻勢。首相一再希望美方能夠加大援助的力度，他苦苦勸說，幾乎到了癡狂的程度。為此，懷南特都對自己每周的首相官邸之行生出了一點懼意——首相會當著他的麵高談闊論，而不給自己一點還嘴的餘地。待到丘吉爾去小睡的時候，另一位內閣成員則將對著大使繼續喋喋不休。一個小時的休息之後，養足精神的首相即將展開新一輪的講話，而大使則早就疲憊不堪。丘吉爾反複要求：美國方麵擬定的“平等租借貨物”必須平安送達英國，否則一切都沒有意義。為此，首相希望美國海軍能為商船船隊保駕護航。而且，他還有一個希望：美國能夠加入己方，參與這場戰爭。
3月末，英美兩國領袖在華盛頓碰了頭。雙方商談了合作事宜，也說起了美國是否參戰的前景。兩位領袖都覺得對德戰爭的主戰場在大西洋和歐洲。根據英國一方事先擬好的計劃，美國應當派出大隊海軍，為英方商船提供保護。而且，至少應有30艘美軍潛艇應對德方的船艇發起的攻擊。相關的計劃讓英方非常滿意，不過，麵對毫無興趣實施計劃的羅斯福，英方卻沒能取得任何進展。
5月3日，灰心喪氣的丘吉爾終於不再掩飾自己的真正目的。此前他曾表示，英國需要美國提供的東西不過是“驅逐艦、戰機和護航編隊”，現在，他直截了當地請求美國政府對德宣戰。這可是1940年6月以來的第一次。“總統先生，我相信您不會誤解我的意思。我所說的話語，就將是我真正的心事，”電話中，丘吉爾告訴白宮方麵，“戰爭局勢要想真正穩定下來，唯有一個因素……隻有美國立即投身戰場，並和我們並肩作戰。”
那麽，總統會接受首相的請求嗎？或者，首相發出的信息隻會得到華盛頓的忽視，就好似漂流瓶被拋入大海一般？這樣的憂慮，不但沉澱在英國領導人的心裏，同樣也讓旅居倫敦的幾位美國人惴惴不安。“整件事情就像在和時間賽跑，”駐英大使館的武官李將軍在日記中寫道，“目前，英國的敗象已在慢慢顯露。我國的援助能不能及時送到，這還是一個問題。”
一周之後，羅斯福終於作出了回應。回音抵達唐寧街的那一刻，大家失望地發現：直到那一刻，總統還沒有真正地急英方之所急——其實，那個時候，總統的不少同僚和手下都已經感受到了事情的緊迫性。至少，美國內閣的大部分成員和軍隊的高級將領都覺得：美方應立即向英國船隊提供護航，以降低敵軍襲擾帶來的損失。麵對同僚，斯塔克上將表示：“大西洋的局勢實在非常關鍵。在我看來，除非我們能夠出手，情況毫無改善的餘地可言。”演講中，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也宣布：“我們不能眼看著自己的貨物就那樣沉入大洋。”好些要員聯合起來向總統施加壓力，他們希望羅斯福速速作出決斷，而諾克斯、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哈裏·霍普金斯都在此列。可是，麵對下屬的請願，羅斯福仍然沒有回應的意願。丘吉爾對於盟約的請求，也未曾得到總統的應允。羅斯福隻是再三告訴首相：美國的援助很快就到。這樣的承諾，總統已經做過不知道多少次。
毫無疑問，英國那岌岌可危的國勢正是總統在那個春天的一大關切點。不過，羅斯福隻願意在以往的援助之上增加少許。在哈裏曼的催促之下，總統簽發了一道命令。由此一來，美國的供應物資可以直接送往中東的英軍陣地，而無須在英國再行卸貨和裝船。同時，總統還允許英國戰艦進入美方船塢進行檢修——這一點，又是來自哈裏曼的建議——同時美國空軍基地也會敞開大門，歡迎英軍飛行員前去接受培訓。
除此之外，羅斯福還把美方自定的安全區擴大到了大西洋上方。這樣一來，美軍艦艇和戰機的巡邏範圍可以覆蓋英美之間這片水域的三分之二。1939年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曾將離岸300英裏內的海區劃作非交戰領域，而美國軍隊將對領域進行監察和保護。1941年，羅斯福的新決定大大擴充了美軍海、空力量的保護範圍。由此，他們最遠可以到達格陵蘭島。一旦發現德軍U型潛艇或水麵戰艦的蹤跡，美方也可以立即向英國商船發出警告。當然，羅斯福有言在先：敵方如果沒有率先開火，美國軍隊也不得主動出擊。
美軍監控範圍的擴張對於英國方麵大有裨益。不過，羅斯福的舉措並不足以阻礙U型潛艇的頻頻出擊。畢竟，總統決不允許美國艦船和戰機挑戰德國船隊。要想保障船隊安全無虞，英國方麵隻得自己努力。相關的損失並未得到遏製，相反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僅在5月的前三個星期，德國潛艇就擊沉了20艘英國商船。事發地點，無一例外地位於美方劃出的安全區中。對此，總統身邊的高官與幕僚深感不安和焦躁。他們愈發覺得，那個時候美國應該勇敢出擊。前駐英大使威廉·普利德致信哈裏曼表示：“總統還在等待民意的推動，而人民卻也盼望總統早日下令。”總統的內閣下屬和親信人士之中，不少人都覺得所謂“除卻戰爭的大量援助”並不足以拯救英國。普利德正持有這樣的觀點，而最高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也表示讚同。“我告訴霍普金斯……如果我們還想救英國一命，美國就必須投身這場戰爭，”亨利·摩根索在日記中表示，“我們需要英國方麵堅持下去。不說其他的理由，這個國家至少可以為轟炸德國的飛機提供基地。”美國財長還覺得：“我認為，總統和霍普金斯都在探索下一步的行動方案……霍普金斯覺得，總統尚不願意直接參戰。相反，他期待輿論起到推動作用，從而把自己拉入戰爭。”和總統身邊的其他高官一樣，摩根索也覺得羅斯福是在等候時機，總統期待一場意外的發生，由此，羅斯福可以卸下肩頭的重擔，而得到一個可以放手對英方船隊實施保護的理由。甚至總統可以借此理由對德國宣戰。
4月，史汀生、諾克斯、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和總參謀長羅伯特·傑克遜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麵。四人想要商量出一項對策，以便向總統進一步施加壓力。他們希望羅斯福不再猶疑，而是果斷地控製整個局麵。“我很清楚，方方麵麵都有人對於總統這種不肯負起責任的態度很是不滿。”伊克斯表示，“如果他能擔負責任，作出領導的表率，他還不至於失去人民的信任。但是，現在的他已經漸漸沒了威信。唯有做出成績，他才能挽回局麵。”
當時的史汀生已經73歲。為官期間，他一共兩次擔任戰爭部長，還曾負起國務卿的職責。危機當前，史汀生決定身先士卒，向總統提出自己的意見。作為華盛頓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史汀生的道德和政治高度自然少人企及。內閣成員之中，也隻有他敢於對總統直言相諫，告訴羅斯福擔負職責的重要性。當著羅斯福的麵，史汀生表示：總統不該依賴輿論推動政策，而應該主動引導輿論的走向。“我向他發出了警告。”史汀生事後回憶，“……沒有他的領導，人民不可能自行向總統表達他們的意願。他們是不是想要追隨他，他根本無法了解。”
那麽，1941年那個春天，美國人民到底又懷有怎樣的意見呢？這個問題實在難覓答案。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和英國站到了一邊。不過，他們雖然支持援助英國，但被問及是否願意派出海軍進行護航的時候，美國人民卻又分為了意見相反的兩個陣營。對於出兵參戰的提議，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表示反對。但是，同等比例的人們也覺得美德之間遲早會有一戰。“事實就是，大多數人仍對戰爭漠不關心”，弗朗西斯·珀金斯表示，這場戰爭“和美國實在相隔遙遠。大多數人都無法想象其中的樣貌。他們並未感覺到事件的急迫和逼人。他們甚至根本不太關心這回事情”。
在支持美國參戰的人們看來，民意調查的低落恰好說明了羅斯福的無能。總統引導無方，而美國公眾也沒有因此意識到戰爭對於他們生活的關鍵作用：畢竟，德國對於美國的威脅已然迫在眉睫，而不是一種遠在天邊的事情。“作為整體，美國人民並未明白一點：希特勒一旦控製了歐洲、亞洲、非洲及其附近的重要海域，我們所需資源的百分之二十五都可能落入敵人的手中”，切特·威廉斯如此表示。此人既是聯邦政府的官員，還和默羅交往密切。他給自己的朋友去了一封信，“如此種種的事實，政府卻未能解釋給人民聽”。
蓓兒·羅斯福的丈夫和總統互為表親，這對夫婦也是埃莉諾·羅斯福一家的密友。麵對總統，蓓兒直言不諱地提到了對方在教育人民方麵的疏失。“為什麽您就不能對美國公眾據實相告呢？雖然事實可能相當殘酷。”蓓兒表示，“但是，您必須知道我們能不能接受這些事實。如果不能，我們這個國家應不應該把麵對事實作為最基本的目標呢？讓國民了解這些事實，又是不是您的職責所在呢？”
在羅斯福看來，蓓兒這些支持參戰的人忽視了一點——所謂事實，可不像他們想象的那般簡單。他麵臨的環境相當複雜和凶險。麵對戰爭，美國公眾的意見可能比較複雜也難以捉摸。可是，國會方麵的看法相當一致。比如，近八成的議員對派出軍隊護航商船的提議投了反對票。即便“如此舉措有助於英國方麵挫敗希特勒的陰謀”，這些議員也是堅持己見。雖然政府內部幾乎在一致要求總統拿出更為強硬的舉措，仍有不少人在懷疑英國方麵的戰鬥能力。英軍節節退敗的戰績，更加劇了有關人士的疑慮。由此他們覺得，美國總統可能已經給了英國方麵太多的幫助，由此可能難以抽身。這些人士當中，國務卿赫爾及其助手——比如阿道夫·伯利和布雷肯裏奇·朗——都在向總統建言。“世界各國已經覺得，我們可能對於英國方麵過於殷勤。”日記中，朗如此表示，“南美、遠東和西非等地的人士，都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史汀生本人也麵臨著相同的煩惱。他和軍隊同樣存在一些分歧。馬歇爾的觀點可能在海軍中占了上風，不過，將軍的好幾位高級幕僚都對支持英國一事相當反對。同時，他們也不支持美國立即參戰。畢竟，美軍當時的裝備並不齊全，人員也有欠完整。就連馬歇爾本人也同意這些下屬的意見，覺得出兵一事不妨待到準備完善再行商談。雷蒙德·李的一位武官同僚曾經返回國內待過幾個星期。再臨倫敦的時候，這位同僚告訴李，自己在國內“發現不少高級將領竟然懷著失敗主義的態度，對於支援英國一事也顯得十分的消極”。
對於旅居倫敦的美國人而言，1941年春夏實在是一段讓人羞惱的時光。畢竟，華盛頓方麵並未做好和英國同仇敵愾共克時艱的準備。祖國首都的氛圍，和他們的想法完全就像在兩個星球一般。“華盛頓那邊有許多人都在一廂情願，都懷有不切實際的樂觀和對於幸運的過分依賴。民主政治中的‘行動遲緩與保守’的痼疾也是暴露無遺。”雷蒙德·李抱怨道。美國駐英使館的諸位官員當中，雷蒙德·李對於英國抵抗運動的支持態度也算堅定。他表示：“隻有到達前線，才能理解危機的迫近並知曉事實的全貌。”
對於國內的懶怠態度，埃夫裏爾·哈裏曼表現得更為憤怒。“美國政府的鴕鳥姿態，本人絲毫也不能理解。”在給朋友的信件當中，哈裏曼如此表示。“不管我們對於這場戰爭的結果是關心或是漠然……如果我們還抱有一絲期待，那麽美國方麵的行動已經有些為時過晚……我們正在麵臨巨大的風險。戰爭可能以失敗告終。由於我們的耽擱，勝機也在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溜走。”哈裏曼甚至向自己的妻子表達了對於羅斯福某些作為的蔑視態度。在他看來，總統擴大安全區的行為隻是“利用戰艦實施間諜行為，而並非直接投入戰爭”。“美國難道一點廉恥都沒有嗎？就連英國的婦女也在奮起抗敵，我們還要在她們的裙裾之下躲避多久？……我本人並不鬱悶，我隻是感覺憤怒而已。”
一次又一次，哈裏曼和懷南特向總統及其他高官反複陳情，請求他們采取更為直接的行動並介入到這場戰爭當中。“英國已經有些失血過多，”4月的時候，哈裏曼在電報中對總統表示，“出於國家利益，我覺得我們的海軍應當行動起來。要不然，我們的盟友有力竭而亡的危險。”作為援助事務代表，哈裏曼可謂盡心盡力，他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保證各項物資能夠盡快抵達英國。比如，他曾親自出麵勸說美國商船人員改變堆放貨物的方式。哈裏曼如此用心，隻是為了英方人員裝卸貨物能夠迅速一些。而且，哈裏曼還提出了許多其他建議。英國商船能夠得到進入美國船塢接受檢修的機會，正是出自他的努力。由此，哈裏曼也算推動了援助的進程，雖然這向前的一步邁得相當有限。
無論是懷南特還是哈裏曼，都必須掌握工作中的平衡。做到這一點實在困難。當時的他們，同時在為兩國政府效命。一方麵，兩人都是美國政府派駐英國的最高級代表。另一方麵，他們又將作為丘吉爾的信使，把英方的種種需求反饋給美國政府。不過，兩人都向英方表明了心誌——他們的首要任務，仍然在於自己的國家賦予的職責並向總統負責。按照約翰·科爾維爾的說法，兩人“不但用高超的專業技能為自己的國家盡心服務，還成了丘吉爾的密友。首相的家人與隨員也和他們十分親近。與此同時，兩人也沒有失去一分一毫的獨立性和行動力”。
在丘吉爾麵前，哈裏曼和懷南特都是竭盡全力。首相的想法與心意，被兩人傳達給了總統以及其他美國高官。對於華盛頓官場的生態以及個中的各種人物，兩位特使再是熟悉不過。借此，丘吉爾和英國政府高層可以更好地解析羅斯福等人的種種回應。英方在擬訂公報和其他呈給美方的文件之時，也可以做到更有針對性。隨著時間推移，首相發給羅斯福的電報愈發增多，措辭也顯得急切和怒氣難掩。對此，哈裏曼和懷南特都在努力規勸。有一次，哈裏曼表達了請首相在電報中慎言的意見，卻直接引爆了丘吉爾的脾氣。盡管對方已經勃然大怒，可特使仍然堅持己見。最終，丘吉爾不得不勉強表示同意。第二天早晨，首相將修改過的電報稿遞給了哈裏曼，其中的種種說法，都已經緩和了不少。
提到英方船隻損失情況的時候，丘吉爾一度想要加以隱瞞。首相的這一舉動，再次招來了哈裏曼和懷南特的勸誡。兩人請首相不要試圖掩蓋情況。在他倆看來，要想勸服美國公眾支持參戰，英國方麵必須將自己的慘重損失完全展示開來。無論是商船的沉沒數量，還是前線軍人遭遇的種種敗績，都必須得到展現。“我們美國需要的不是文過飾非的宣傳手段，而是事實的呈現。”一次演講中，懷南特直言不諱地表示。可是，這一次兩人的意見到底沒有說服丘吉爾。
與此同時，懷南特兩人也想幫助首相去除政治方麵的阻礙。因此，麵對美國上下丘吉爾的反對者，懷南特花了不少口舌功夫。好些不滿的議員在向首相持續施壓，要求他立即辭去國防大臣的職務（此前，英國尚無首相兼任國防大臣的先例）。這時，懷南特倒是出麵解釋了首相身兼兩職的必要性。大使表示：隻有在一肩雙挑的情況下，丘吉爾才能得到一個和羅斯福平等談判的平台；假若國防大臣交由他人擔任，英美雙方的談判則可能失去平衡。新來倫敦的美國記者也常常口出怨言。畢竟，首相可不像美國總統那樣願意舉辦新聞發布會。這時，懷南特再次挺身而出為丘吉爾辯護。大使告訴同胞：英國的議會製度之中，首相每周都會通過下議院的聽證程序向公眾闡釋自己的意見。而且，即便首相願意直接麵對群眾和媒體，各位議員也會對他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這等情況，懷南特也向美國記者作了說明。
這一次空襲，甚至給倫敦的地標性建築帶來了嚴重損害。城中最為重要的音樂場所“女王廳”就此毀於一旦。大英博物館的幾個展廳也遭到毀壞，近25萬冊圖書毀於轟炸引起的火災。同樣，聖詹姆斯宮、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本鍾和議會大廈都成了轟炸的目標。還好，這些建築雖然受損嚴重，卻最終得以保存下來。不過，作為英國現代史上好些重要事件的見證場所，眾議院大樓可就沒了這種幸運。小小的建築幾乎完全被火焰包圍。最終，木質的穹頂燒毀殆盡，整個建築成了無遮無蓋的廢墟。
由於轟炸的破壞，城裏的不少火車站都被迫停止運營。地鐵的線路和站點當中，也有許多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大倫敦地區有三分之一的街道都已經不能通行，近一百萬人陷入了沒有電、沒有供水和天然氣的生活。
死亡的人數同樣叫人心驚：1336名市民在那一夜因為轟炸喪生。倫敦建城以來，還沒有在一個晚上死過這麽多人。死者當中，甚至包括默羅夫婦的一對熟人——英國廣播公司本土部的外國新聞編輯艾倫·威爾斯（Alan Wells）和他的太太克萊爾。威爾斯夫婦的住所就在默羅和珍妮特·默羅的隔壁。他們兩人都是誌願的消防隊員，一枚高爆炸彈降臨到威爾斯兩人身邊的時候，這對夫妻正在試圖撲滅住所附近的一場火災。
大轟炸開始以來，已有4.3萬名英國公民在空襲之中失去了生命。受害者當中半數來自倫敦。1941年的那個春天，英國本土婦女兒童的死傷人數甚至超過了戰死的軍人。此外，還有兩百萬座房屋遭到損毀。在倫敦中部地區，僅有十分之一的屋舍能夠保持完璧。
空襲過後的幾天，默羅夫婦來到了一家小小的社區教堂。這裏就是威爾斯夫妻兩人葬禮的舉辦地。近幾個月，愛德華·默羅和珍妮特·默羅已經出席過不少類似的活動。幾乎在同一時刻，眾議院大樓的前方，溫斯頓·丘吉爾正麵對一片廢墟表達哀思。這一次，首相的身邊沒有任何議員，他完全可以把這裏當作自己的私人領地。40多年前，他曾是這裏的一名新晉議員；30年代的時候，他曾在此地痛陳綏靖政策可能給國家帶來的災難。1940年5月，眾議院見證了丘吉爾和張伯倫之間的唇槍舌劍。正在那次交鋒之後，前者成了國家的首相。英國孤軍奮戰期間，丘吉爾也曾多次來到議院。他發表了許多慷慨的演講，對德軍的威脅表示蔑視。最後一次來到故地，首相的眼光掃過了整片瓦礫場，此時，眼淚已經禁不住淌滿了他的臉龐。
對比了英國人民和林肯之後，大使又作出了一番更為精妙的比喻。他隱約地表示：自己這個大使將和英國人民堅定地站在一起——他還覺得，自己的祖國也該采取同樣的姿態。“惡魔在發動襲擊的時候，我們卻在沉睡。”懷南特說，“美國人都在勸說自己：我們不是兄弟國家的保護人。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需要兄弟國家的幫助，兄弟國家也需要我們伸出援手。”
演講當中，懷南特反複提到了一個字眼——“我們”。按照《紐約時報》和《泰晤士報》的共同看法，大使的呼喚不但指向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在對英國致意。“我們今天樂於從事的事情，正是我們昨天有所疏忽的東西。由於疏忽，我們的任務將更為艱巨。”懷南特宣布，“繼續拖延，隻能讓戰爭久而不決，相關的犧牲也將更為不可估量。請大家都停止疑慮，不要再去計算得失。我們隻需要問自己：今天需要做些什麽，明天才能避免更多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