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千載良機
默羅的新年前夜廣播六周後，富蘭克林·羅斯福將埃夫裏爾·哈裏曼召到總統橢圓形辦公室。兩個人漫無目的地聊著，總統突然說道，他打算派哈裏曼到倫敦工作，負責監督英國對美國援助的使用情況。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租借法案》即將獲得國會批準。
時年49歲的哈裏曼家裏經營著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之一。他與總統的這次談話古怪得令人不安。總統說話的口氣好像幾個月前就已經決定了他的任職，然而，就在幾周前，白宮剛剛拒絕了他出任公職的申請。此前，羅斯福總統對委以哈裏曼重任一直了無興趣。兩人已經結識35年，對於辦公桌對麵坐著的這個黑頭發、方下巴的男人，總統始終不太相信他的智商和人格可以勝任公職。
兩人其實有著很深的淵源。他們都在哈德遜河沿岸長大；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弟弟豪爾是哈裏曼的朋友；兩人的母親是多年的老熟人；哈裏曼的姐姐瑪麗·拉姆齊（Mary Rumsey）熱心社會改革，擁護新政，擔任美國政府消費者谘詢委員會主席，和羅斯福總統夫人有著緊密的工作關係。
盡管兩家淵源頗深，但是，羅斯福家族作為哈德遜穀最顯赫的貴族家庭之一，從未真正接受過靠不義之財發家的暴發戶哈裏曼家族。埃夫裏爾·哈裏曼的父親E. H.哈裏曼將聯合太平洋鐵路建成美國最重要的鐵路之一，但他本人卻聲名不佳，被稱作美國最大的強盜資本家之一。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老哈裏曼是美國曆史上最惡名昭彰的“為富不仁者”。
富蘭克林選擇進入政界，而埃夫裏爾·哈裏曼則步父親的後塵成為一名錙銖必較的商人。他沒有富蘭克林的個人魅力、社交能力和生活情趣，痛恨家長裏短式的交流方式，缺少幽默感，講話喜歡直來直去，缺少耐心，即使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也是如此。給他做過多年助理的羅伯特·米克爾約翰（Robert Meiklejohn）說：“哈裏曼不善交往。我在他的公司工作多年，從未聽說過他個人生活的趣事逸聞。”
其實在這次白宮會麵前，哈裏曼已經經營著幾家公司，並且擔任著聯合太平洋公司董事長。然而，羅斯福還是把他看作一個半吊子運動員外加紈絝子弟。經過一年時間的努力，哈裏曼曾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獲得過馬球比賽冠軍；20世紀30年代，他把愛達荷州的太陽穀打造成美國最高級的一個滑雪勝地。盡管個性沉悶，經曆過兩次婚姻的哈裏曼卻很受女人喜歡，他的桃色新聞不止一次鬧得沸沸揚揚，滿城皆知。哈裏曼彬彬有禮，帶著一些羞澀甚至脆弱，因此很有女人緣。盡管外界盛傳他為人吝嗇，但對女友卻舍得大把花錢。羅斯福總統的助理，戰爭部長約翰·麥克洛伊回憶說：“他相貌俊朗、多金、有高冷範兒，頗受女人歡迎。”華爾街律師出身的約翰·麥克洛伊曾在聯合太平洋公司董事會任職。
此外，哈裏曼對政界人士也舍得金錢上的投入。“他曾資助過政客……積累了政界人脈”，麥克洛伊評價說。同懷南特一樣，為支持羅斯福競選總統，哈裏曼也毅然脫離共和黨。不同的是，哈裏曼對新政的支持不是為了普通大眾的福祉，而是為幫助美國經濟擺脫蕭條。另外，與懷南特不同的是，哈裏曼懂得兩邊下注。1940年大選後，羅斯福向他的共和黨競爭對手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提到，哈裏曼為他提供了25000美元的競選資金。威爾基反唇相譏：“富蘭克林，他也偷偷給我捐了25000美元。”選舉前，哈裏曼曾對一個朋友提起，如果威爾基獲勝，他願意在政府中擔任公職。
1933年羅斯福新政啟動後，哈裏曼一直處於權力邊緣，但迫切希望在羅斯福團隊中獲得更重要的位置。雖然總統對他的野心、忠誠和目的都持懷疑態度，但是，在總統顧問哈裏·霍普金斯的一再舉薦下，羅斯福最終決定給這位富商一個機會。他將作為羅斯福總統的聯絡官，赴倫敦與丘吉爾首相和英國政府商議《租借法案》。
這份公職正是哈裏曼求之不得的。激動之餘，他認為總統對待《租借法案》的態度有些冷淡，這讓他困惑不解。盡管他渴望進入權力核心，但哈裏曼求得這個職務卻另有原因：他強烈認為美國有義務出手，以免英國戰敗。在與總統會麵前幾天，他在紐約的耶魯俱樂部發表講話：“我們願意麵對一個希特勒統治下的世界嗎？如果不願意，我們還有時間援助英國。最致命的錯誤就是三心二意，搖擺不定，那樣無法提供足夠的幫助。”
和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會麵後，哈裏曼不太確定總統是否也認識到局勢的緊迫性。羅斯福對於《租借法案》究竟在什麽範圍內實施語焉不詳，對哈裏曼的工作職責也含糊不清，沒有明確給出指導或者指示，隻是讓他在英國四處轉轉，“提出建議，除了參戰，美國應該怎樣做才能保證不列顛群島不淪陷”。會麵結束後，哈裏曼在備忘錄裏寫道，總統“對於我該和政府中的哪些人共事一頭霧水，因為他尚未成立《租借法案》的相關機構。他說，如果有重要事情，可以和他直接聯係”。
當天稍晚，在向白宮新聞記者宣布哈裏曼的任命時，總統仍然含含糊糊。“一旦《租借法案》下的防禦計劃得以完善，哈裏曼就立刻赴倫敦就任。大家可能想知道他究竟擔任什麽職務，我真得想出一個頭銜……我們認為還是叫‘稽查員’吧。這就是你的新頭銜。”羅斯福笑著說。
“總統先生，”一名記者高喊，“哈裏曼先生與我駐英使館有何關係？他可以直接代表您嗎？”總統大笑：“我不知道，這無所謂！”另一位記者接著問：“哈裏曼向誰匯報？”總統回複：“我不知道，無所謂。”
哈裏曼認為，盡管羅斯福的這種模糊態度讓人感到不踏實，但從另一個方麵看，這何嚐不是千載良機呢？哈裏曼的新工作少有掣肘，如果一切順利，他完全可以將其發展成總統心中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工作。如果做到這一點，他將完全從E. H.哈裏曼那無所不在的庇蔭中走出。
少年時期，埃夫裏爾·哈裏曼的個頭已經遠超他身材矮小的父親，但在其他方麵，他卻自愧弗如。商界巨頭老哈裏曼被很多人奉若神明，從鐵路業競爭對手，到亡命徒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和日舞小子（The Sundance Kid），都對他敬畏有加。布奇·卡西迪和日舞小子經常打劫他的列車，後來老哈裏曼雇用了平克頓偵探公司的一幫偵探，這些歹徒方偃旗息鼓。
為了滿足父親的期望，少年埃夫裏爾頗感壓力巨大。傳記作家魯迪·亞伯拉姆森（Rudy Abramson）寫道：“E. H.哈裏曼不斷教育他要自律、努力、自我提高。”他的繼女也說：“埃夫裏爾的童年毫無樂趣可言，從未學會如何表達情感。”父母很少給予他溫暖、親情與鼓勵，埃夫裏爾終其一生都需要“不斷強化自尊”，一個朋友說道。
埃夫裏爾·哈裏曼進入馬薩諸塞州北部的預科學校——格羅頓中學就讀。同聖保羅中學一樣，格羅頓中學也采取伊頓公學的模式。盡管成績一般，哈裏曼還是順利升入耶魯大學，並被吸納進骷髏會——耶魯大學最負盛名的秘密社團，還成為新生賽艇隊的教練。他決心幫助耶魯大學賽艇隊再次擊敗哈佛大學，大二時居然請假六個星期前往英國，向牛津大學賽艇高手取經。這說明哈裏曼有著典型的不服輸性格和競爭意識。“他全身心地投入比賽，”前國防部長羅伯特·羅維特（Robert Lovett）回憶說，羅維特的父親與E. H.哈裏曼是同事，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埃夫裏爾·哈裏曼，“生活中，他想要什麽就有什麽——最好的馬、教練、設備，自己的保齡球場、門球場，為了比賽取勝，他可以拚命訓練。”
在耶魯大學，哈裏曼的成績和他在格羅頓中學時一樣，不見起色。盡管如此，這兩所學校的教育履曆使他獲得巨大優勢。同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畢業的英國實業家子女一樣，哈裏曼也進入本國的精英階層，他們掌管著美國的政商各界。格裏曼的校友包括羅維特和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包括哈裏曼在內，這些人將走上時代的舞台，為美國在20世紀40—50年代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發揮重大作用。
哈裏曼從耶魯大學畢業四年後，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大部分大學同學都參加了“一戰”，這其中不包括哈裏曼。在母親的資助下，哈裏曼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切斯特買下一個造船廠，希望趁著戰爭導致的商船運輸需求大增狠賺一筆。他母親說：“埃夫裏爾希望通過經營商船運輸比肩父親在鐵路上的成就。”最後，他控製了世界上最大的運輸船隊之一。然而，戰爭結束後，公司很快將所有盈利虧掉，1925年，他將船隊出售給一家德國公司。
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哈裏曼跑遍整個歐洲尋找項目：在蘇聯獲得錳礦特許權，在西裏西亞開采煤礦，在科隆經營自來水廠和有軌電車線路，在波蘭開辦鋼鐵廠和發電廠。他見過英國和歐洲的很多重量級人物，包括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貝尼托·墨索裏尼（Benito Mussolini）、溫斯頓·丘吉爾，當時丘吉爾還是英國財政大臣。哈裏曼一生都鍾情於結交權勢人物，小E. J.卡恩（E. J. Kahn）在《紐約客》雜誌撰文寫道：他到處結交權貴，就像集郵者收集珍貴郵票一樣。
“埃夫裏爾喜歡攀附權貴。”一名生意搭檔給了他如此的評價，“他的態度就是：無論在任何場合，隻有一個人值得交往——那就是擁有最大權力的那個人——而他就要做那個與權貴交往的人。”
“哈裏曼事務所”是埃夫裏爾·哈裏曼的家族企業，而他則擔任事務所的主席。不過，他管理企業的成就，可遠不及他拉攏權貴的業績。每每成功拉攏一筆生意，他都會立即失去興趣。公司的具體運作，他幾乎從不費心過問。正因如此，他的大多數經營活動都以失敗告終。而且，哈裏曼的花花公子形象實在過於深入人心。生意夥伴們都覺得：如果長期滯留國外的哈裏曼少一點功夫尋歡作樂，多一些心思努力經營，“哈裏曼事務所”的狀況不知道要比現狀好上多少。
大家心目中哈裏曼那隨心所欲的既有印象，又在1928年加重了一層：這個時候，哈裏曼決定從商業活動中暫時抽身，他要把無窮無盡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新的愛好——也就是馬球之中。經過一番奮鬥，埃夫裏爾·哈裏曼躋身美國國內馬球運動員的頂尖行列。這時的他方才回歸商場，成為聯合太平洋公司主席。接下來的幾年之內，哈裏曼一直在為太陽穀（Sun Valley）竭力鼓吹和宣傳。在他的努力之下，此地終於成為全美最受歡迎的滑雪度假勝地。
太陽穀的成功，並未改變美國商界和政壇裏一眾精英人物對於哈裏曼的鄙夷態度。他旗下的度假村，也被大家一並嫌棄。畢竟，哈裏曼不願意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卻從那場戰爭當中撈取了不少利益。他的種種行徑，自然不受歡迎。好些耶魯校友甚至覺得哈裏曼的舉動有些可鄙可憎。有些人甚至和他絕交，對他不理不睬多年。鮑勃·羅維特（Bob Lovett）和懷南特有著同樣的“一戰”經曆。作為一位飛行員，他談到了哈裏曼在當年的風評：“在那個年代，哈裏曼這種人距離大家心中的完美模範實在有些遠。”眾人的指責一直讓哈裏曼耿耿於懷。多年過去，哈裏曼對當年的選擇也有一番點評：“理智上說，我覺得自己在‘一戰’中的選擇毫無錯誤。畢竟，運輸才是戰爭的瓶頸所在。但是，情感上我還是因為未能參戰而有些難以心安。”
哈裏曼是個閑不住的人。時時刻刻，他總想開啟新的挑戰。30年代初期，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了華盛頓的政局以及新經濟政策方麵。由於羅斯福政府的作為，華爾街不再是美國的權力中樞。賓夕法尼亞大道（美國政府所在地）重新執掌國家大局。此前從未參與政事的哈裏曼也對首都的各種事務來了興致。對此，他甚至顯得有點急不可待。
其實，哈裏曼對於羅斯福新政的關注很是偏頗。新政提倡的經濟和社會改革可不在他的興趣範疇，羅斯福改革帶來的商機，才是哈裏曼參與政治的主要動機。經過一番努力，哈裏曼終於當上了休·約翰遜（Hugh Johnson）的特別顧問。約翰遜在國家振興委員會出任主管，其主要職責正在於重塑商機。這一點，和哈裏曼的想法完全吻合。1934年，哈裏曼被任命為“國家產業複興委員會”的首席官員。除卻這個職務，他在一年多的華盛頓生涯之內並未能夠更近一步。既然無望獲得政府高位，哈裏曼也選擇辭去官職而回歸聯合太平洋。不過，他仍和政府保持了密切往來。時不時地，羅斯福就能收到哈裏曼的問候和種種禮物——比如，特使會把自己在紐約州郊野別墅附近打到的野雞給總統捎去一些。有時候，他又會獻上紅酒表示敬意。殷勤的哈裏曼，倒也獲得了進入商務顧問委員會的機會。“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工商界的大人物（一些新經濟政策的批評者，則會把這些人稱作“羅斯福馴化的百萬富翁”）。他們身居政府和產業界之間，充當雙方的聯係紐帶。
1940年春天，美國政府不情不願地開始了戰爭動員。應總統的號召，許多產業界大亨都聚到了首都。他們的華盛頓之行，自然是為幫助政府開展工作。這一次，哈裏曼並未收到邀約。為此，他很是鬱悶了一陣子——爭權不力，自然讓他煩惱；況且，哈裏曼一貫認為美國政府應當堅決地和希特勒及墨索裏尼鬥爭到底。“一戰”過後，哈裏曼等華爾街大人物都在曆經重建的歐洲土地之上投入了巨資。他和他的同類，都有一點國際主義情懷。他們覺得：美國應該扶助世界其他國家。對於歐洲，美國更是別有一番責任。1940年初，哈裏曼就曾表態：“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現在並未被歐洲的戰火所殃及。戰爭的後果似乎也不迫近。但是，在這個世界曆史的緊要關頭，美國應當擔起自己的職責。”一些朋友覺得，哈裏曼如此執著於推動美國幹預戰爭，多多少少也出於“一戰”之中未能投身軍旅的愧疚。畢竟，這層經曆一直讓他苦惱至今。
無論原因如何，哈裏曼都成了一個吹鼓手。他多次公開表態，鼓吹美國政、商兩界應當竭盡所能為英法提供一切援助。他相信，如此作為十分必要。不過，哈裏曼也向朋友去信表示：自己為了生意四處奔波。每到一處，都能發現大家其實滿腔熱忱地想要援助海外。人民對於援助英國及其盟友法國的支持態度，遠遠超過羅斯福等高官的想象。不過，哈裏曼也察覺到了大眾的失望情緒。“人民的心中其實有些鬱結。”哈裏曼表示，“大家想知道，我們國家下一步到底應當做何反應？他們作為一個個的國民，又可以怎樣為國盡力？”顯然，哈裏曼本人，也是這群失望人民中的一員。
1940年6月，哈裏曼終於得到了陳情的機會。政府想要向他求教：原材料運輸業如何才能和政府的動員令互相配合？其實，哈裏曼並不看重原材料運輸業。來到華盛頓的第一天開始，他就在尋找機會，想要在引導美國加入戰局這個事業當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為了達成自己的心頭目標，哈裏曼必須向一位人物尋求指點。據說，此人有著馬基雅維利的才能，又像斯文加利和拉斯普京一般富於蠱惑之術。他，就是哈裏·霍普金斯。
當年的霍普金斯已經51歲。他對總統的影響力幾乎無人可比。更不用說，他還和羅斯福有著一層不同尋常的關係。正因如此，大家都把霍普金斯當成了華盛頓的二號人物。即便守在總統身邊，他也敢發泄自己的火氣。
這位麵色發黃的總統顧問有著棱角分明的臉龐，一雙犀利的眼睛似乎可以看穿一切。十幾年來，他一直是“新經濟政策”運動的幹將。自他來到華盛頓開始主持政府的緊急計劃和就業政策起來，霍普金斯一直主導著運動的方向。其實，他曾經的主要責任就是花錢。按照一位曆史學家的說法，霍普金斯“花掉的錢比世界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畢竟，經他手中流出的資金達到了900億美元。在他的監察之下，成百上千萬的失業人士收到了政府的緊急救濟。而後，他們又一步一步地重新獲得了工作。從修築道路到防治洪水，從撰寫書籍到描繪壁畫，所有這些工作崗位都得到了政府方麵的資助。
在扶助窮困方麵，霍普金斯這個曾經的社工有著極大的熱忱。他總想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製造出最多的工作崗位。而且，他隻在乎最後的結果，卻不大關心結果達成的具體過程。羅斯福政府的預算部長哈羅德·史密斯（Harold Smith）認為，霍普金斯其人“從不被既有觀念束縛，也不大考慮法律這個禁忌……其實，他對傳統一向都缺乏尊重”。許多批評者還指出：霍普金斯在施行管理責任的時候一貫粗心大意。新政效率低下、腐敗橫行、浪費成災等等現象，都和他的無能息息相關。一位曾和霍普金斯在20年代共事的紐約慈善機構負責人表示：“對於金錢的價值，哈裏·霍普金斯這個人連一點最基本的認識都沒有。”
霍普金斯麵臨的批評聲浪之中，那些反對總統新政的保守人士表現得最是活躍。不過，總統的好些擁躉也對羅斯福身邊的這位親密顧問很不感冒。
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曾經多次和霍普金斯進行官場鬥法。而且，每一次都會以伊克斯落敗而落幕。自然而然，內政部長覺得霍普金斯和總統走得有點太近。而且，他隨時可能給羅斯福帶來負麵影響並成為總統的負擔。持有類似觀點的政府官員，可遠遠不止伊克斯一人。1938年，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議員差一點集體遭到罷黜，事件的背後，正有霍普金斯的積極活動。而且，他作為羅斯福的政治顧問，又為總統和亨利·華萊士在1940年大選中得到提名立下了汗馬功勞。如上種種作為，足以給霍普金斯招來更多的仇和怨。（羅斯福打破先例尋求第三次連任的舉動，讓民主黨內的眾多鐵杆粉絲也有些不大舒服。同時，羅斯福還堅持讓前任農業部長華萊士出任競選搭檔。這一舉動，更是在黨內掀起了一股反對的聲浪。要知道，華萊士其人在民主黨黨內人緣差到了極點。）
霍普金斯睿智敏感，而且“舌尖嘴利，脾氣大得像個野蠻人”。麵對批評之聲，他一向報以傲慢的態度。這種態度，更刺激了這些對他不恭的人。很多時候，他都會把這些人喚進他那間破破爛爛紙屑遍地的辦公室，自己舒舒服服陷在椅子當中，雙腳還無拘無束地放在了桌子上。按照《聖路易斯郵報》記者馬奎斯·蔡爾茲（Marquis Childs）的回憶，霍普金斯“會突然爆發，朝著批評者們大喊大叫……他從不會注意言辭，很少拐彎抹角。隻需一點點刺激，他就能變身一頭怒獸而撲向所有（的敵）人”。
在發泄怒氣方麵，霍普金斯顯得毫無顧忌。他很清楚，總統就是欣賞自己這種強硬的性格。霍普金斯的才幹和忠誠，也讓那個他引為主公的人離不開。作為白宮的局內人，他從1939年起就在總統官邸的一個房間當中棲身和居住。要知道，這個房間曾經是林肯的書房。而且，它還處於羅斯福臥室的下方。霍普金斯的尊貴地位，他本人也很是清楚。而且，他也肯定沒人能對自己發起挑戰。
有那麽一陣，霍普金斯甚至有了自己的政治雄心。如果羅斯福遵循傳統而在兩屆任期之後選擇歸隱的話，霍普金斯很願意跟上主公的腳步而在1940年參與競選。當然，羅斯福並未停下腳步，而霍普金斯也沒有繼續追逐自己的總統夢。即便羅斯福有意讓賢，恐怕霍普金斯也無法如願。1937年，他的第二任妻子不幸離世，而霍普金斯本人也因為胃癌而接受了手術。手術盡管取得了成功，卻也切除了他的大半個胃。而後不長的人生曆程之中，霍普金斯一直在忍受著營養不良症的折磨。他常常虛弱得不能視事。
不過，霍普金斯仍然堅持繼續工作。接下來的八年時間之內，他忍著病痛，為美國總統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服務與意見。至於埃夫裏爾·哈裏曼，則成了霍普金斯的主要助手。
霍普金斯能和哈裏曼締結友情，還和他的一個愛好脫不了關係。對於生活品質，總統的密友一貫很是講究。同時，他還喜歡結交有錢有名的朋友。霍普金斯生在艾奧瓦州的格林奈爾。當年來到紐約的時候，他還隻是個年紀輕輕的社工。從那時候開始，他就在為了改善貧苦階級的生活而盡心盡力。不過，他也熱愛貴重禮物，喜歡出風頭和泡夜店。20多年後，他成為參與羅斯福新政的中心人物之一。那個時候，霍普金斯就和不少紐約商界中的進步人士搭上了關係——當年，對方願意和他交好，自然也有其目的。此外，紐約的文化藝術界當中也不乏霍普金斯的朋友。就這樣，每到周末，霍普金斯或是前往哈裏曼那座位於哈德遜灣的40間房間的大宅，或是來到著名報人赫伯特·巴雅爾德·斯沃普的長島別墅。在這裏，他可以呼朋喚友，和伯納德·巴魯克、威廉·佩利、喬治·考夫曼和約翰·海伊·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等人一起玩玩撲克，打打門球。
霍普金斯的長相難言英俊瀟灑。不過，隻要樂意，他可以展現出足夠的機智和魅力——他總愛追求漂亮女性，而這些特性又在追逐之中格外管用。“有些懷有敵意的報紙總說他是個花花公子。對此評價，霍普金斯一概是受之泰然。有時候，他甚至樂在其中引以為榮。”劇作家羅伯特·舍伍德表示，“如此的描述讓他自覺魅力非凡。”
1933年，霍普金斯和哈裏曼成了朋友。不過，直到1938年底，兩人才真正變得親密起來。當時，羅斯福剛剛把商務部長一職授予霍普金斯。總統心知，霍普金斯可不是美國商界喜歡的領導人物，參議院商務委員會的一幹成員更不可能對他表示歡迎。而且，霍普金斯要想上任，還必須經過委員會的批準。就這樣，羅斯福要求哈裏曼幫霍普金斯一把。聯合太平洋集團的董事長立即行動起來，他勸說自己擔任主席的總統商務顧問委員會親自出麵為霍普金斯背書保證。而後，哈裏曼又從其他商界巨亨那裏搜集了不少讚頌霍普金斯的信件。哈裏曼的努力沒有白費。霍普金斯正式上任之後不久，便邀請哈裏曼陪同自己前往得梅因（Des Moine）訪問。在那裏，霍普金斯第一次以部長的身份發表演講。由此，他拋下了社會改革家的身份，轉而誓言要用“全副的熱忱和能量”促進美國商業的再度繁榮。回憶起那副場景，哈羅德·伊克斯還有些語帶酸味。按照內政部長的說法，哈裏曼“一直在努力扶住哈裏·霍普金斯，而霍普金斯的手也總把哈裏曼攥得很緊”。
反複發作的病痛，讓霍普金斯不得不縮短了自己的任期。一段時間的入院治療過後，他在1940年11月回到了總統身邊。這一次，霍普金斯成了羅斯福的主要戰時顧問。整個國家的戰備活動和武備進程，都要服從霍普金斯的監管。其實，他並沒有正式的官職和頭銜，卻能守在白宮自己寢室的一張方桌邊上發號施令。他不知疲倦，總在催促、激勵和鼓舞工商界人士盡快達成各項生產任務。盡管相關的目標，事前都被看作不可能的任務。
1941年1月，《租借法案》已經成了美國國會必須討論的一件大事。此時，霍普金斯也得到了羅斯福的新任務。他即將前往倫敦，確定英國國防需求的同時，還得完成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霍普金斯需要判斷一個問題：英國到底能不能抵禦德方的猛烈攻勢。準備出訪期間，霍普金斯公開表示：自己一定做好準備而不會為溫斯頓·丘吉爾如簧巧舌所蒙蔽。按照霍普金斯的看法，丘吉爾的能力遠遠抵不上他的個性。“我覺得，丘吉爾很可能會以世界頭號偉人而自居！”霍普金斯告訴朋友。對此，朋友表示：“哈裏，如果你帶著這樣的想法去倫敦，那又和一個小地方來的沙文主義者有什麽區別呢？那樣一來你還不如立即取消行程好了。”
在倫敦，丘吉爾也得到了霍普金斯即將代表總統到訪的消息。對此，首相隻是表示：“這人是誰？”顧問們看出丘吉爾不是很在意，立即提醒首相小心應付。這個霍普金斯和羅斯福的親密關係，首相隨後也有所知曉。顧問們還告訴首相：霍普金斯一向覺得丘吉爾有些“反羅斯福”的傾向。因此，首相必須為自己洗脫冤屈。他需要向美國特使表示，自己一向對於羅斯福擁有最高的敬意。
各位顧問的種種吩咐，首相都一一照辦。而且，他做得相當賣力。在首相的授意下，一輛列車來到特使降落的機場。由此，霍普金斯乘坐專列前往倫敦，並在唐寧街和位於白金漢郡的首相鄉間官邸接受丘吉爾的款待。各位部長高官也遵從首相的吩咐，對於美國客人的問題幾乎是知無不言。首相還親自陪同特使走遍了滿目瘡痍的英國大地。其間，丘吉爾麵對每個人，都竭力引薦身邊這位“美國總統的私人使節”。
五周的訪英行程，讓霍普金斯和英國領導人成了親密朋友。雖然曆史學家更加關注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的關係，其實，霍普金斯和丘吉爾之間才顯得更為真摯和溫暖。雖然兩人在出身背景方麵差別很大，丘吉爾還是在羅斯福的特使身上發現了可親可敬之處。首相本身就是個好鬥分子，美國特使的尖刻、語言中的機鋒和直言不諱的說話方式都讓他頗為欣賞。對方的責任心和堅定作風同樣吸引了英國首相，更別提霍普金斯正在經受病痛折磨卻無懼英國那嚴酷的寒冬。每到一地，特使都顯得活力滿滿。其實，他隻是依靠隨身攜帶的各種藥片強撐病體。首相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及霍普金斯。丘吉爾覺得，此人“非同尋常……他就是海邊偉岸的燈塔，放射出的光芒能夠引導艦隊順利歸航”。
一場旅行未完，霍普金斯已經成了首相的鐵杆仰慕者。這時他才發現，首相並不反美，對於美國總統也並無意見。這些發現，霍普金斯都在信中向總統做了匯報。他還表示：“丘吉爾就是英國政府，這一點毫不誇張……我必須提醒您注意：您在和英方人員交往談判的時候，唯一一個能夠推心置腹的人就是這位首相。”
霍普金斯為人機智，總不忘記闡發一些尖酸的議論。可是，這一次的英國之旅，他卻始終心懷敬畏——無論在首相別墅還是羅納德·特裏的迪奇雷宅邸度周末，還是回到自己位於克拉裏奇飯店的房間，或是前往白金漢宮與國王和王後共進午餐，霍普金斯都有些不大自在。其實在這些地方，他的地位都很崇高，要麽被英國首相待若上賓，要麽就和王後平起平坐。但是，優厚禮遇也無法改變出身，他終究隻是個來自愛荷華州的鄉巴佬，父親不過以售賣馬具為生。隱隱約約的不安感覺，又開始襲擾他的心靈。後來，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覲見斯大林。其間，他把自己的旅英感受告訴了專欄作家馬奎斯·蔡爾茲。“在我看來，那段回憶有些悲戚……也有些酸楚，對於霍普金斯個人如此，對於美國也如此。”蔡爾茲表示，“這也是對美國的世界責任和領袖能力的一種諷刺。畢竟，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做好擔當領袖的準備。身為世界領袖，又怎麽會為了自己的出身而變得縮手縮腳呢？”
隨著旅程的展開，霍普金斯對於丘吉爾和英國的感情也愈發加深。1941年1月中旬，英方在蘇格蘭組織了一場宴會，對霍普金斯的到來表示歡迎。席間，霍普金斯表現得尤其激動。“我很清楚，大家對我回程之後麵對總統的匯報內容很感興趣。”麵對賓客，特使如此表態。而後，他轉向丘吉爾並開始引用《聖經》中的詞句，“你走到哪裏，我就行到哪裏；你在哪裏停下，我就在哪裏安居。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說到這裏，霍普金斯還略微沉吟，隨後加上一句：“直到永遠。”此時的丘吉爾，也是眼眶泛淚。霍普金斯的真情流露，給了首相和他的同胞以嶄新的希望：顯然，美國已經到了放棄中立的邊緣——可惜，他們燃起的這點希望卻和事實的發展並不相符。
回到美國的霍普金斯“好像完完全全換了個人”。此時，他已經“滿心都是緊迫感”——在專欄作家約瑟夫·阿爾索普和羅伯特·金特納看來，霍普金斯就是如此。2月中旬，特使準備啟程回國的時候，就曾通過電報向總統先行表示：“總統先生，這個島國非常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國應當向他們提供一切可能的東西……我們必須立即作出決定。這個決定，關乎英國在戰爭中的結局。是勝是敗皆在此一舉。”
1941年2月，霍普金斯搭乘的船艇駛入了紐約港口。甲板上，吉爾·懷南特已在恭候他的到來。那個時候，懷南特剛剛收到赴英履職的任命狀。除了這位新任的駐英大使，埃夫裏爾·哈裏曼也在迎接的人群之中。其實，霍普金斯出發之前，還曾接到了哈裏曼的一樁請求。“哈裏，讓我一起去吧。我寧願給你拎包。”商人曾經如此表達願望，“我和丘吉爾見過很多次麵，倫敦這個地方我也再是熟悉不過。”朋友的哀求，霍普金斯沒有應允。不過，特使還是暗示：總統會有“一些安排”等待哈裏曼去履行。如此機會，哈裏曼當然不想錯過。自然而然，他一定要和歸國的霍普金斯見上一麵。
霍普金斯回到華盛頓的第二天，就已經把朋友交代的事情辦妥。在特使的勸說之下，羅斯福下了決心要在倫敦派駐一名專員，以便對租借援助事宜進行監管。霍普金斯還向總統建議：埃夫裏爾·哈裏曼最是適合當此大任。羅斯福雖然有些猶豫，到底還是應允了這出任命。轉天，哈裏曼就得到了前往白宮的邀請函。
3月8日，參議院終於（很是勉強地）通過了《租借援助法案》。而後，總統向新聞界表示：“現在，在華盛頓，我們都在考慮一個速度問題。加緊速度，就在當下。我希望‘速度，加緊速度，就在當下’的口號能為千家萬戶所銘記，從而成為國家的行動箴言。”
總統的話語固然懇切，準備履職的哈裏曼卻發現：羅斯福的號召並未得到真心誠意的響應，也沒有一點付諸實施的基礎。1941年初的華盛頓剛剛恢複了元氣，可是，“加緊速度”的重要程度並未得到眾人的認可。從英國人民絕望求存的戰爭之中脫身而出的各位記者，尤其感覺到了華盛頓的倦怠和緩慢。他們甚至認為，美國首都仿佛處身在一片自得其樂的孤立境地——“見過倫敦曆經轟炸留下的片片瓦礫場，現在的華盛頓看起來也太過清潔有序了。”
1940年秋天，《紐約時報》的詹姆斯·雷斯頓遵從上級的調令而從倫敦來到了華盛頓。同一時間，埃裏克·塞瓦雷德的工作路線幾乎和雷斯頓一模一樣。對於自己的新駐地，雷斯頓覺得“非常舒適”。當然，“你必須得住在‘合適’的街區，而且沒有閱讀和思考的習慣才行”。在塞瓦雷德看來，華盛頓是一個“樹木茂密的夢幻公園”，而且“就是這個國家的郊區”。這裏“幹淨清潔又圍著籬笆”，與外界的喧囂完全隔離開來。身處此地，自然難以覺察到世界亂局的嚴重程度。大衛·布林克利帶著北卡羅來納一家媒體的任命來到華盛頓，後來，他曾把華盛頓比作“一個毫無準備的城市和一個毫無準備的政府。麵對突然降臨的世界責任，它完全手足無措”。
當然，華盛頓正在前行，它積蓄能量，朝著一座世界都市而迅速變身。其間，全城似乎都陷入了一陣忽然而來的瘋狂當中。“那一陣，華盛頓處處彌漫著狂熱和混亂，一切事情都不可預料。那種情緒一點也不用誇張。”羅伯特·舍伍德如是說。1940年末，舍伍德放棄了劇作生涯，轉而為羅斯福撰寫演講稿。同一時期，華盛頓方麵正在為了兌現承諾而忙忙碌碌，相關的緊要事宜一件接著一件：政府需要控製物價，同時兼顧原材料的分配。為了滿足戰時生產的需要，舊有的工廠需要轉向，而一些新的生產機構也亟須建立起來。畢竟，援英方案已經通過，而美國也需要麵對可能來臨的戰爭。
許多人都覺得，監督戰時生產和動員的工作應當交由單一的政府部門來完成，負責這一部門的人也要具備讓生產企業和商業企業表示臣服和統一行動的能力。需要這樣一位“經濟沙皇”的觀點，得到了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伯納德·巴魯克等人的鼎力支持。他們甚至聯起手來，催促總統趕快設置這樣一個職位。可是，總統自己卻另有想法。羅斯福從來不想把權力交給他人，這次也不例外，總統一心隻想加強行政管製。1941年1月初，他主持建立了生產管理辦公室（OPM）。而後，又有許多類似功能的政府機構相繼成立並運行。它們的職責，都在於管理戰時經濟。可是，生產管理辦公室其實並無實權，它無法逼迫企業轉入戰時生產，也不能下令把原材料從民營企業調到戰備部門。當時，美國經濟的複蘇形勢一片大好，麵對民眾的旺盛消費需求，企業自然不想拒絕生產那些大眾求之若渴的東西——比如汽車。畢竟，放棄這些訂單等於放棄利潤。如此情況之下，生產管理辦公室隻能跛足前行。為了督促企業完成總統下的那些急迫的生產任務，生產管理辦公室也使出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政府的生產計劃和現實一點也不合拍。”回到美國的文森特·西恩在信中向愛德華·默羅表示，“關於‘國防’和‘援助英國’的大話倒是說了不少，卻完全不能滿足現實需要……可是，大家仍然沒有認識到……這個曆史時刻的嚴肅意義。”
1941年早期，美國的軍事力量在全球範圍隻能位列五流。相較其他世界強國，美國的陸軍在規模方麵僅僅居於世界第17位。當時，德國陸軍的兵員超過400萬，英軍也有160萬之眾。嗷嗷待哺、巴望議會撥款的美國陸軍的總人數不超過30萬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也隻是剛剛入伍）。軍中甚至連一個裝甲師都還未能整備成形。受訓期間，新兵們隻能拿著掃帚當步槍，並把鋸木架想象成為反坦克炮台。一名研究軍事曆史的學者覺得，當時的美國陸軍實在太過不堪。如果“墨西哥的強盜土匪跨過裏奧格蘭德河入境劫掠”，恐怕美國陸軍也不是對手。海軍的狀況雖然好上一些，但是，大多數船艇的曆史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於空軍方麵，能夠參戰的飛機也隻有2千架。
經過與軍方和政府高層人物的數輪會談，哈裏曼終於認識到了一點：“我們的軍事能力目前還相當有限。陸海軍為了湊出目前這些援助物資，幾乎已經大傷元氣。接下來，他們已經是捐無可捐了。起碼在好幾個月的時間之內，英國人都收不到任何捐助了。”哈裏·霍普金斯倒是一直在為英方急切求助。可是，他並未能夠打動美國高層，反倒有好些高官覺得霍普金斯如此熱情隻是著了丘吉爾的道而已。“深更半夜從港口遞來一封信函，我們怎麽可能嚴肅對待呢？”這是一位高官抱怨的話語。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在指責總統顧問和英國首相之間那出了名的徹夜深談。
美國軍隊當中不乏對英國觀感不佳的人士。他們覺得：英國的國運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竭。美軍的悉心援助，最終隻能成為德國人的戰利品。正是由於這股反英情緒，援助事務也變得更為複雜。1940年底，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曾向一名副官坦承：自己麵對“美國海軍當中甚囂塵上的失敗主義情緒，真是有些身心俱疲”。在諾克斯看來，這種情緒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肯尼迪大使歸國之後發表的那出演講”。
更重要的一點在於，哈裏曼還得說服美國總統，讓他在租借協議之外為英國提供更多的幫助。沒有幾個月的等待時間，這些物資根本不會登上英國的海岸。跨越大西洋的航路漫長而又充滿危險。哈裏曼覺得，美方軍艦應該為途中的英國商船提供護航服務。他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史汀生、斯塔克和多名美國政府官員的認同。不過，羅斯福對一切形式的護航活動都抱有反對態度。他的政府已向人民和議會作了保證：所謂租借援助條款，其實就是美國避免戰爭的一種保證。唯有如此，美國才能在不卷入戰事的情況下阻止納粹的擴張（國會當中，佛羅裏達籍議員克勞德·佩珀是《租借法案》少有的幾個支持者之一。在這方麵，佩珀的態度相當堅定。不過，他的理由也來得頗為粗魯——有了美國的援助，英國人可以“像雇傭兵一樣為我們而戰”）。美方一旦加入護航，就有和德國的海空力量擦槍走火的可能。這一點，羅斯福當然心知肚明。要知道，這種衝突，當時的美國總統可還沒有做好準備。
前往倫敦之前，哈裏曼和羅斯福進行了臨別會談。3月初的這次見麵，反倒讓哈裏曼開始思索一個問題。隱約間他仿佛覺得：其實總統對於英國的生死存續並不特別上心。“我總有一種感覺：總統並未認識到我心目中的現實處境。要知道，我覺得德國很有可能……在英國支撐不住之前就將其完全擊倒。”赴任途中，哈裏曼寫下了如此的感想。“總統並不想要引導民意，也不願意推進參戰的過程。他隻是想當然地覺得：隻要我們的援助能夠到位，英國人自己就能把事情搞定。我很擔心：如果英國突遭變故，我方的各項援助可能都會來得太遲。”
3月15日，哈裏曼抵達了布裏斯托爾。在這裏，丘吉爾的海軍大臣接見了他。隨後，特使和大臣登上軍機，前往首相郊野別墅附近的一處軍用機場。此地距離倫敦北部大約50英裏。幾小時過後，美國方麵負責租借援助事務的特使已在英國首相用於鄉間度假的臥室當中安下了身。當時，丘吉爾正因為感冒而臥床休養，可是，他還是掙紮起身並和哈裏曼見了一麵。“私下裏，首相和我談到了戰爭的方方麵麵。”稍後，哈裏曼向留守紐約的妻子瑪麗寫信，“大西洋海戰和商船的保護工作就是他心目中戰爭的決勝關鍵。”哈裏曼告訴首相：自己必須對英國的戰備情況和相關需求知根知底。即便最為絕密的信息，英方也不得有所隱瞞。他的意見，得到了首相的全力應允。丘吉爾給予哈裏曼的回答，幾乎和早前麵對懷南特的話語一模一樣。而且，首相還表示：“我們不會對您有任何隱瞞。”
懷南特和唐寧街10號接觸頻繁，同樣也與外交部和安東尼·艾登來往密切。1941年，艾登取代哈利法克斯勳爵成為外交大臣。交往之中，美國大使和外交大臣變得非常親密。他們的許多交流，甚至沒有經過外交文件的正式記錄——這一點，在國際交往的曆史上可是前所未見。艾登覺得，自己和大使“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一點：如果我們之間的對話需要事無巨細的記錄——要知道，我們每天很可能有兩到三次交流的機會——那麽一切事情可能都無法達成”。他們的會麵地點，通常選在艾登那“洞穴一般”的辦公室。對話開始之前，大使還會習慣地對著大臣書桌上方懸著的喬治三世畫像戲謔一番。他們的話題相當廣泛，從美國的援助一路聊到英美對待法國維希政府的態度，幾乎無所不包。“我和大臣的關係不算正式甚至有些奇怪，”懷南特表示，“它基於個人友情，又和我們國家之間的邦誼息息相關。”
關於懷南特的人緣，哈裏曼也曾向總統提及。上任一月有餘的特使給羅斯福去信表示：“您的大使贏得了英國各個階層人士的一致信任和尊敬。我覺得，他在離任之前就會變成英國曆史之上最受愛戴的美國人。他富於熱情和悲憫，又具備獻身精神和敏銳的判斷力。”
供職社會安全署期間，懷南特的行政能力一直為人詬病。到了大使任上，這個缺陷也沒有絲毫改善。按照使館裏政務參讚西奧多·阿基利斯（Theodore Achilles）的看法，大使“簡直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行政人員之一”。他常常忘記約談的時間，還會把英方要員晾在辦公室外麵長達好幾個小時。而且，大使總是把各種機密文件揣進兜裏，而後毫無顧忌地遊來逛去。在他的住所裏，館員們可以輕易搜出各種機密電報，這些文件通常四散在公寓的書桌乃至地板之上。對於大使的這點習慣，安保人員當然十分惱火。有一次，他甚至忘記首相即將前來共進晚餐，而他的管家也沒有得到任何通知。待到丘吉爾大駕光臨，大使卻拿不出任何東西可供款待。
1941年5月，愛德華·默羅給紐約的一位朋友去了一封信：“你肯定很想知道一點，懷南特和哈裏曼在這邊的工作實在堪稱一流。美國使館的工作速度和效率也叫我刮目相看。”不過，丘吉爾雖然很是尊重懷南特，卻在哈裏曼的身上花去了更多的時間。首相覺得，哈裏曼的存在對於本國的戰爭前途更為關鍵。時光流轉，哈裏曼的重要性還在逐日增加：愈來愈多的英國商船遇襲沉沒，而希特勒對於希臘的覬覦也在公開化。要知道，希臘一向都是英方的保護國。在北非，德軍正有援助意大利盟友的動作。先前，英軍已經在意大利軍隊身上取得了勝績。當時，丘吉爾隻想美國人提供更多的艦船、飛機、武器和裝備。要達成這個目標，哈裏曼這個新來乍到的美國客人可是必須伺候得當。不過，首相曾經成功降服了霍普金斯和懷南特，這一次，他自然要為了自己的所需所求而故技重施。
哈裏曼甫上任，英方就為他在海軍本部安排了一間辦公室，英國軍方的秘密電報和文件，美國特使都可以隨意調看。戰時內閣就大西洋海戰召開小組委員會的時候，哈裏曼也列席旁聽。關於運輸、補給、飛機製造和食品、戰時經濟等各部大臣更是要和美國特使時時展開會談。哈裏曼自己也表示：“每位大臣……都對我把最為敏感的信息和盤托出。麵對他們的坦誠，我有時候倒顯得局促起來。畢竟，他們的許多問題我都隻能虛與委蛇。美國具體可以提供什麽樣的幫助，其實我也答不上來。”哈裏曼還覺得，英方人員並不把自己當成一隻“守著美國援助物資的看門狗”，相反，他更像一位“大型企業派來的生意夥伴”。在一封寫給“聯合太平洋”總裁的信件中，哈裏曼坦承：“我現在基本就是英國內閣的一位編外成員了。”麵對妻子，他更是驕傲地宣稱：“每一周，我都會和首相共度一天。到了周末，我倆更是常常形影不離。”這番炫耀確非虛言。哈裏曼在英國的最初八個周末當中，七個都在首相的鄉間別墅度過。他可是丘吉爾熱情款待的一位座上客。“我真是興奮透了。”數年之後，哈裏曼回想往事也是興奮不已，“就像一個闖入了戰爭中央的鄉下仔一樣。”
懷南特卻不喜歡肯辛頓宮的那處堂皇的官方寓所。於是，他也選擇成為格羅夫納廣場3號的一個住客。在大使看來，棲居之地的首要要求在於接近使館。於是，他租下了一處裝修簡單的三居室。而且，他堅決要求和英國國民同甘共苦——對方必須遵守的配給製度，他也要一體遵行。大使的高風亮節，還讓他的管家大感失望。
哈裏曼的身家，在美國也能居於最前列，自然，他可不想效仿懷南特那種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多切斯特酒店底樓的一處豪華套間，是哈裏曼在倫敦選好的住所。10年之前，酒店剛剛落成。縱觀整個倫敦，大家都覺得這所酒店在麵對德國空襲的時候最是安全。而且，此地的隔音效果也特別有名：臥室的地板和牆壁當中都塞進了壓縮海草，外牆則有軟木塞隔音。位於梅菲爾的這間酒店不乏尊貴的客人——其中包括英國內閣的各位大臣，也有歐洲各國流寓此地的王族和要員以及世界各國的將軍和元帥。當然，轟炸的陰影下，家資饒富的倫敦人也是這裏的常客。著名作家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就覺得自家的磚石結構不甚牢靠，於是搬進酒店以避難。倫敦交際圈的一位紅人認為，多切斯特酒店就是“專供富人入住的一處金光閃閃的避難所”。至於“現代巴比倫”和“擠滿了闊佬的城堡”之類的名頭，也是不一而足。
國難期間，大多數倫敦人都在承受食物匱乏的痛苦。多切斯特酒店的各位住客可沒有這樣的煩惱，他們享用的草莓、熏魚和牡蠣完全供應充足——其實，倫敦的其他著名食府也是如此。用餐的時候，酒店的樂隊還會在一旁演奏助興。某位保守黨成員曾在大轟炸期間來到酒店吃過一次飯。而後，他發出了這樣的感想：“我是沒見過比今天這場宴會更為鋪張浪費的場合，更加銷金的事情大概也不會有了。大家吃掉的食物、舞池的擁擠程度堪稱世界之最。屋內的燈光和歡樂，與屋外的黑暗與槍炮聲形成了鮮明對比，真讓人不寒而栗。”
死亡和毀滅的陪伴下，如此的奢侈生活自然不可能符合每個人的胃口。“身處薩伏伊和多切斯特的餐廳當中，我總覺得自己內心難安。畢竟，轟炸方才過去而已。”本·羅伯遜寫道，“音樂和食物，就像是對良心的拷問。要知道，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防空掩體中棲身，還有更多的人已經失去了生命。”戰火當前，倫敦竟然出現了如此對比強烈的生活場景，愛德華·默羅同樣也為此深感揪心。廣播中，他曾提起某處避難所裏汙糟而危險的環境。而且，這家防空洞就位於多切斯特酒店的對麵。當然，默羅也說起了酒店自帶的防空設施，設施就在酒店的地下室，那裏的簡易**也鋪好了舒適的鴨絨被和蓬鬆潔白的枕頭。
為社交生活樂而不疲之餘，哈裏曼也得適時收斂愛好。每到工作日，他實在有太多急於處理的煩人事務。和懷南特一樣，哈裏曼初來乍到就要為英美關係中的種種疙瘩而煩惱不已。隨著時間推移，美方的一項要求也愈發堅定：為了抵償美國的援助，英國人必須出售相應的資產。對此，英方自然大為光火。羅斯福當然也有自己的理由。總統希望丘吉爾能用金錢表達誠意，同時減輕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畢竟，有些孤立主義者擔心，英國人會利用租借援助條款而吃白食。1941年初，總統命令一艘驅逐艦前往南非。在那裏，美國人收獲了價值五千萬美元的黃金並將其搬運回國。而且，羅斯福政府還強迫英方將國營企業美洲黏膠公司出售給了一個美國財團，而後，財團又把公司以更高的價格拋售出去並大行牟利。
美國人的如上行動“就像一個苛刻的治安官，正在對債台高築、孤苦無依的人進行最後的搜刮”。——憤怒的丘吉爾在給羅斯福的電報當中如此發泄情緒。隻是這封電報，首相從來也沒敢發送出去。“我敢肯定，你們如果不想用參戰之外的一切方式向我們表示支持，你們肯定也不願意和我們戰鬥在一起。如此一來，我們也就沒法斷言自己一定能夠擊敗納粹。而你們能否獲得整裝待戰的時機，我就更不清楚了。”麵對內閣的一位下屬，首相幹脆地把自己對於美方的怨氣一吐殆盡，“因為據我的估計，德國人不但會剝了我們的皮，還會把我們的肉也剔得一幹二淨。”美國方麵那一板一眼的生意經，讓英國人簡直怒不可遏。盡管哈裏曼等人竭力滅火，這股怒氣也一直存在，直至戰爭結束也未能散去。“對於美國的援助，英國人真是怨憤不已。”加拿大外交官查爾斯·裏奇在日記中表示，“不過，他們必須吞下對方遞來的善果。可是，上帝啊，這枚果子實在讓人如鯁在喉。”
哈裏曼忙於處理英方的資產。與此同時，他和懷南特還有另一重艱辛的工作：丘吉爾首相也好，一般的英國民眾也罷，大家對於美援的期待都在不斷上升。他們甚至覺得，美國會在1941年的暮春或者初夏加入戰局。如此錯誤的認識，倒也有著好幾個立論基礎——霍普金斯“至死追隨”的演講打動了不少人。溫戴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一番評論也吊起了英國人的胃口。威爾基覺得：如果羅斯福能在1940年連任總統，美國就會在4月之前正式參戰。哈裏曼代表的“租借援助”，也是英國方麵的一顆定心丸。其實，霍普金斯倒是幾次想給首相和他的人民澆點冷水。哈裏曼和懷南特，也在試圖安定大家的情緒。
正因如此，懷南特和哈裏曼不得不反複告訴首相：雖然他可以掌控英國上下兩院，羅斯福卻沒有這種權力。根據美國憲法，宣戰是國會的權責，而總統對此並無發言權。1941年春天的那個時候，國會當中的大部分議席還被孤立主義者所把持。他們可沒有一點參與戰爭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