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您是全歐洲最棒的記者”
吉爾·懷南特抵達美國駐英使館後，驚奇地發現美國首任駐英大使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官邸居然就在大使館的旁邊。使館和亞當斯的官邸都位於倫敦格羅夫納廣場，18世紀初，英國爵士理查德·格羅夫納修建了這座時尚氣息濃厚的廣場。一位當代作家是這樣描述的：“建造完成之後，廣場立即成為整個倫敦的高尚地帶。”
廣場周邊環繞著數十座喬治王朝時代的住宅，其中就包括約翰·亞當斯和夫人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1785—1788年間租下的這座官邸。廣場中間是喬治一世鍍金像，周圍是規整的園林和礫石小徑。這的確是個寬敞的宜居之地，然而，首任駐英使節麵對的卻是對北美殖民地的反叛仍然耿耿於懷的英格蘭。
和其他英國人一樣，亞當斯夫婦的英國貴族鄰居們（其中就包括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擔任英國首相的諾斯勳爵）對這對美國夫婦給足了倨傲的白眼，“哼，美國大使！”倫敦報紙《公共廣告人》充滿不屑地寫道，“天哪，這都是什麽口音呀！”英國政界中很少有人相信新生的美國能夠存活下來。即使這個國家能夠生存下來，他們也會盡量不去理會它派出的代表的。在寫給身在祖國的一位朋友的信件中，亞當斯寫道：“英國人恨我們。”阿比蓋爾·亞當斯對英國人的做派嗤之以鼻，認為“精心計算出的彬彬有禮和偽善的冷漠掩蓋了他們惡毒的內心”。1785年，她在給妹妹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永遠不會和這些人有什麽過多的交往，我們互相之間都不喜歡。”三年後，美國國會批準了亞當斯離開倫敦回國的申請，阿比蓋爾欣喜若狂，“也許多年以後，有人對以美國大使的身份常駐英國感到十分高興，但是眼下英國人的情緒卻使得這份工作如坐針氈……”
後來的美國使節們發現，英國人對待美國表兄高人一等的態度並未有多少改觀。19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駐英國利物浦總領事納撒尼爾·霍桑寫道：“這些人自視甚高，又瞧不起人，我真的沒有那份寬廣的心胸和他們和平共處。”大約30年以後，知名編輯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James Russell Lowell），首任駐英大使亞當斯最新的繼任者，也是滿腔激憤，“要打造健康的兩國關係，唯一的途徑是消除他們心目中美國人是低人一等的被驅逐者的固有看法”。
但是，這一情況到1941年發生了變化。英國人現在如此需要美國，以至於公開向後者屈尊示好。如果阿比蓋爾·亞當斯的靈魂飄到倫敦格羅夫納廣場，她一定會為廣場的巨大變化震驚不已，也會因為看到美國大使在英國的新地位而瞠目結舌。
盡管格羅夫納廣場仍是人們的喜愛之地，但在20世紀30年代，很多莊嚴宏偉的舊房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新喬治亞式的奢侈公寓和寫字樓，其中一棟就是美國大使館。大使館位於格羅夫納廣場9號，以前曾是亞當斯夫婦的官邸，是少數幾棟保存至今的18世紀建築之一。戰爭帶來的變化不止這些。德國炸彈炸毀了廣場上的幾棟建築，廣場中間布滿了灰塵，服務車輛和低矮的木屋取代了曾經的草坪和網球場。在木屋裏辦公的是英國空軍婦女輔助隊的成員，她們負責管理飄**在倫敦上空的防空氣球，人們親切地把防空氣球稱為“羅密歐”。
英國人對待約翰·亞當斯和吉爾·懷南特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不再被看作暴發戶，而是決定英國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英王、政府領導和媒體對待英國大使簡直是眾星捧月，絕不僅僅是熱烈歡迎那麽簡單。懷南特到任後不久，舉辦了首次新聞發布會。報名參加的記者數量如此之多，以至於發布會不得不分兩場召開，一場向英國和歐洲記者開放，另一場向美國記者開放。
雖然說新大使在英國的待遇遠遠好於約翰·亞當斯當年的遭遇，但在其他方麵，兩人卻有很多共同之處。亞當斯的好友喬納森·瑟威爾（Jonathan Sewell）對亞當斯的描述同樣也適用於懷南特，“他不跳舞，不喝酒，不打牌，不阿諛奉承，不信口承諾，不和男士說長道短，不和女士打情罵俏；簡言之，他身上沒有朝中重臣常見的各種毛病”。
在這兩場發布會上，懷南特的表現一如既往地害羞，不知道該把手放在哪裏，聲音輕柔而且不連貫，一位英國記者這樣寫道：“他吐詞緩慢，根本沒必要安排速記。”在幾十個閃光燈的一片閃爍中，他不安地在辦公室踱步，記者連珠炮似的拋出問題。他對記者表示，這次沒有太多要說的，待他安頓下來後，會再次與記者會麵，那時大家再交流。換作別人，如此緘默少言的表現早就惹毛了倫敦報界那些久經沙場的記者。但是懷南特卻再次俘獲人心。《華盛頓明星晚報》的標題是“懷南特在倫敦留下絕佳印象”。《新聞紀事報》寫道：“在記者會的前五分鍾，他就靠自己的魅力、與眾不同和顯而易見的真誠與誠實贏得了全英國乃至整個大不列顛帝國記者的同情之心。”
記者們還強調了懷南特與他前任約瑟夫·肯尼迪的迥異之處，後者熱愛交際，說話直言不諱，曾聘請《紐約時報》前記者替他在倫敦處理公共關係。而且，肯尼迪對英美聯合記者團竭盡討好之能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比爾·斯通曼（Bill Stoneman）在參加完懷南特會見美國記者的發布會之後說道：“拋開他的政治觀點不論，肯尼迪先生在報界還是很受歡迎的。但是，那些此前從未見過懷南特的人們也一致認為，懷南特輕聲細語的講話方式恰恰成為他的寶貴優勢。”
發布會期間坐在懷南特辦公室後麵的一個瘦高個廣播電台記者也對此深信不疑。說得好聽一點，約瑟夫·肯尼迪從來不對愛德華·R.默羅的胃口。過去幾個月裏，這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分支的負責人一直在遊說華盛頓換掉肯尼迪，他對肯尼迪可謂厭惡至極，卻對懷南特崇敬有加。
到了1941年，默羅已然成為倫敦最知名的美國人，《斯克裏布納雜誌》寫道：“說到美國對外國新聞的反應，這位記者的影響力之大遠在他的同行之上。”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默羅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同事成為歐洲新聞的主要來源。
但是，四年前，當默羅想要加入倫敦的美國外國記者協會時，這個權威組織拒絕了他的申請，而且拒絕的理由無懈可擊：默羅在1937年剛抵達倫敦時連一天的記者經曆都沒有。作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部主任，他接到的任務主要是溝通協調並安排現成的廣播節目，從國際聯盟的辯論到維也納和布拉格的男孩合唱團音樂會。那個時代，不管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還是美國另一家主要廣播網絡——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尚未聘請記者走遍世界各地為本國聽眾進行報道。
然而，默羅將要改變這一切。隨著戰爭威脅臨近，他說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長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組建了自己的記者團隊，後來，這批記者被稱為“默羅男孩”。1940年9月，當德國人開始殘酷空襲倫敦時，默羅抵達倫敦以來所做的準備工作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倫敦大轟炸的幾大特點非常適合廣播報道：即時性，戲劇性，尤其是各種聲音，包括尖銳的警報聲、炸彈的呼嘯聲、防空炮火的爆炸聲，現場感十足。其他任何媒體都無法向美國人民如此有力地傳遞戰爭的慘烈。
收聽默羅以那句著名的“這裏是倫敦”開場的廣播報道成為全美國人民的一個習慣。靠咖啡和香煙支撐，默羅每天工作18個小時，成為戰時倫敦的知名記者。他用一個個微小的細節來描述當城市甚至全世界瀕臨毀滅之時，人們如何掙紮著活下去。《聖彼得堡時報》出版商兼編輯納爾遜·波因特（Nelson Poynter）在寫給默羅的信中說：“您是全歐洲最棒的記者，不僅因為您在所有工作中都如此出色，而且還用家長裏短式的簡單敘事揭示了如此可怕的夢魘般的事實。”
通過報道，默羅還贏得了聽眾的信任。他在報道時開始更加頻繁地暗示英國無法獨自支撐，美國應該參戰，他的觀眾開始認為：也許默羅是正確的。成百上千名美國人給他寫信，表示默羅的報道讓他們不再相信美國可以通過援助英國而置身事外、獨善其身。1940年9月，蓋洛普民意測試結果表明，39％的美國人支持加大力度援助英國。一個月後，隨著德國轟炸倫敦，默羅將現場報道傳回美國千家萬戶，這一比例增加到54％。
1941年，設在紐約的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將上年度“最佳廣播記者”的稱號頒給默羅。在他32歲這年，默羅終於成名。報紙和雜誌爭相報道他的事跡，他的廣播內容被印成文字在美國報紙專欄中發表。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同事威廉·夏勒從紐約來信：“你是廣播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一人。”
現在，默羅成為倫敦的重要人物，華盛頓的官方人物都從他那裏打探英國政府和人民的情況，並獲得相關指導。他的座上客包括總統最信任的顧問哈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941年1月，霍普金斯受羅斯福指派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在抵達倫敦幾個小時後，他就邀請默羅共進晚餐。他對默羅說，自己到倫敦的任務是“在兩國元首間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我要了解丘吉爾本人和他午夜以後會見的都是怎樣的人”。
由於默羅與丘吉爾和英國政府其他高官關係緊密，霍普金斯需要了解的情況他都可以提供。丘吉爾非常清楚默羅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美國記者對英國抵抗事業的重要性，自從就任首相以來，丘吉爾始終不遺餘力培養和他們的關係。英國同行們語帶醋味地說道：“美國記者現在相當重要，他們受到的禮遇僅次於上帝。”當英國官員拒絕默羅在倫敦大轟炸期間搞現場廣播時，丘吉爾立刻出麵批準了此事。
首相願意為任何有助於說服美國援助英國的活動大開綠燈。
1940年年末，隨著兩人的夫人成為朋友並合作開展一個由美國人資助、為因轟炸無家可歸的英國人捐助衣物和其他物資的項目，默羅與丘吉爾之間也開始向私人友情發展。默羅和夫人珍妮特都是唐寧街10號的常客。一次，當珍妮特與克萊門蒂娜·丘吉爾（Clementine Churchill）共進午餐後，默羅去接她，首相從書房裏出來，招呼默羅進去，“真高興又看到您，”丘吉爾用低沉的聲音說道，“有時間喝幾杯威士忌嗎？”
與他在倫敦的記者同事一樣，默羅對英國人滿懷同情。盡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高層支持美國中立，但是在他看來，這政策完全不切實際，沒有考慮到納粹德國與同盟國之間巨大的道德落差。默羅曾報道過1938年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並，親眼看到納粹暴徒燒毀猶太人商店，強迫猶太拉比跪地清洗人行道，將猶太人打得失去意識。一天晚上，默羅正在維也納的酒吧喝酒，一個有閃米特人特征的男人站在他的身旁，突然，這人從兜裏掏出一把剃刀，割向自己的喉嚨。回到倫敦後，他目睹的這些暴行、這些慘劇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他向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位朋友講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多年以後，這位朋友說道：“我還記得他描述的可怕情景，以及他在講述這一切時的痛苦表情。”默羅的另一位朋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說：“德奧合並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
默羅深信德國將威脅整個世界，非常清楚英國存在的重要性，因此毫不掩飾對約瑟夫·肯尼迪和他綏靖主義立場的不屑。盡管他從未在報道中直接批評肯尼迪，但他曾在一次廣播中興致盎然地引用綏靖主義反對者、英國國會議員哈羅德·尼克爾森（Harold Nicolson）在一篇雜誌專欄中攻擊肯尼迪的一段話。默羅對肯尼迪可謂厭惡至極，戰後不久，他的一位朋友曾造訪肯尼迪在棕櫚灘的住宅，結果被默羅一頓狠批。他說，和這位前大使打交道不啻與希特勒的副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 ring）勾勾搭搭。默羅深信，“英國人會挺過去的”。“默羅男孩”成員之一埃裏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回憶說：“他對所有失敗主義路線者都怒火衝天，即使在私下對話中也是如此。”
1940年年底，當默羅發現肯尼迪將要離任回美時，他立刻敦促自己在羅斯福政府中的故交，請他們為吉爾·懷南特繼任駐英大使說項。盡管年齡相差20歲，20世紀30年代早期懷南特在國際勞工組織日內瓦總部任職時，兩人就已建立友誼。“默羅非常尊敬懷南特”，兩人共同的朋友回憶說。根據他們的回憶，兩人有很多共同之處，“都是性格內向之人，都具備奉獻精神，在一個頻道上”。與懷南特一樣，默羅“有著強烈的社會良知，希望個人和政府達到較高的道德標準”，塞瓦雷德在20世紀60年代說：“與多數人不同，他認為外交政策應該建立在道德準則之上。”
盡管默羅非常敬仰羅斯福，但他對美國援助英國的遲緩日益失去耐心。在懷南特身上，他看到和他一樣的緊迫感以及對理想的熱烈追求，他非常希望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也具備這些品質。在給美國的一位朋友寫信時，他說“希望你在家一切都好，希望你的鼻孔不會充斥死亡的味道，但是在這裏到處彌漫著死亡氣氛”。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裏，他說道：“如果世界的光明來自西方，那最好有人點燃一大堆篝火。”
一位朋友這樣回憶默羅：“他的祖國沒有意識到生活的現實，他對此非常非常憂心。如果希特勒的戰爭機器碾過英國，那他的下一站就將是曼哈頓。”
雖然愛德華·默羅與吉爾·懷南特有很多共同之處，兩人卻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默羅的父親是北卡羅來納州波利卡特溪市的自耕農。默羅五歲時，他的父親攜妻子和四個兒子搬到華盛頓州，在伐木場找了一份工作。默羅14歲之前，家裏還沒有內部水管設施，直到他離家獨立生活，家裏還沒有裝上電話。
作為雄心勃勃的理想主義者，默羅批評不勞而獲的特權，深信記者應支持弱勢者。但是，他也對英美上層社會的俱樂部和沙龍心懷向往，喜歡穿著英國薩維爾街的高級服裝，希望以此抹除自己貧苦出身留下的痕跡。埃裏克·塞瓦雷德從未忘記自己第一次見到默羅時的情景，“一位著裝考究的美國青年和某位女士語氣輕鬆、聲音文雅地煲著電話粥，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默羅越是遠離自己的貧苦農村出身，罪惡感越是強烈。他對倫敦的朋友說，有時真希望留在華盛頓州的家裏繼續做一名伐木工人，當年高中和大學暑期他就做伐木工作。默羅過去常說“伐木工的生活讓他滿足”，“後來從未體驗過那種滿足感”，一位朋友回憶說。
熱愛讀書的默羅後來被華盛頓州立學院錄取，主修演講學。大學期間，他加入久負盛名的大學生聯誼會，並當選為學生會主席。1930年畢業時，還擔任美國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該組織代表四百多個美國大學和學院的學生會。後來，默羅進入國際教育研究所，研究所主要負責在美國和歐洲組織學生交流與會議。由於經常出國，他結交了很多重量級人物，包括傑出的英國社會主義者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後者也是吉爾·懷南特的好朋友。1933年，借助在國際教育研究所的工作，默羅參與協助德國知名學者與科學家移民美國，其中包括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漢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後來，他認為，“那是一段最有意義的經曆”。
第二年，26歲的默羅迎娶了珍妮特·布魯斯特（Janet Brewster），這個一頭黑發的美女畢業於康涅狄格州曼荷蓮女子學院，其祖上可以追溯到“五月花號”。在安靜、拘謹的外表下，珍妮特內心熱愛冒險，幽默感十足，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大學期間，她拒絕像父母那樣成為保守的共和黨人，而是成為擁護新政的忠實民主黨人。在遇到默羅之前，她的夢想是搬到紐約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
1935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聘請默羅擔任廣播訪談節目主任。兩年後，他被派到倫敦負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文化、新聞與教育節目。隨著戰爭逼近歐洲，默羅進入了瘋狂的工作狀態，他走遍歐洲各國首都安排辯論、國際人物訪談、知名外國記者現場評論，他對音樂會、賽狗會等各種活動也進行報道。
1938年年初，在希特勒即將吞並奧地利之時，總部設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同意拓展歐洲業務。默羅聘請了駐在柏林、經驗豐富的記者威廉·夏勒作為駐歐洲記者。在納粹3月份進入維也納之際，默羅和夏勒抓住機會改寫了廣播史。德奧合並幾天後，兩人第一次向美國發回晚間新聞報道，默羅從維也納、夏勒和工黨國會議員埃倫·威爾克森（Ellen Wilkinson）從倫敦，還有多名美國報社記者分別從巴黎、柏林和羅馬進行了報道。最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孤立主義者路易斯·施韋倫巴赫（Lewis Schwellenbach）在華盛頓進行了報道，他說：“如果這世界的剩餘部分想要卷入這場爭鬥，機會就在眼前。”
晚間新聞報道取得了巨大成功。默羅和夏勒已經證明廣播不僅可以播報新聞，還能進行現場報道，同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即時性將各地報道連接起來。他們還舉辦了一係列活動，在僅僅一年的時間內，就將廣播發展成為美國主要的新聞媒體，使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隨後數十年時間裏成為新聞廣播界的翹楚。
內維爾·張伯倫擔任英國首相和保守黨領袖期間，盡管默羅從未在廣播中公開批評政府對希特勒的懷柔政策，卻經常播出張伯倫綏靖政策反對者發表的觀點。唐寧街和白廳的很多人對默羅極為不滿。“很明顯，他們對我最近的言論不感冒，”1939年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說，“可能戰爭開始前我就會被趕出英國。有幾個身居高位的人好心規勸我：多說些對英國有利的話，這樣對你有好處。”
政府官員勸默羅向英國唯一的廣播新聞源英國廣播公司學習一下。盡管英國廣播公司接受政府撥款，並最終對國會負責，但它具備編輯獨立性。然而，英國廣播公司主任約翰·雷斯爵士（John Reith）卻不這樣想。“假設英國廣播公司向人民負責，政府也向人民負責，那麽英國廣播公司必須向政府負責。”雷斯說道。在他的領導下，英國廣播公司將張伯倫不喜歡的新聞撤下，並且在新聞報道時完全依賴官方來源，不進行分析，不提供背景，不提出其他觀點。在慕尼黑危機後不久，英國廣播公司一個高層官員向上級領導寫了一份機密備忘錄，指責他們從事“緘默的陰謀”。他指控說公眾被隱瞞了事實真相。
但是，默羅卻不想步英國廣播公司的後塵。除了對張伯倫的政策大加鞭撻以外，他還邀請溫斯頓·丘吉爾和反對綏靖政策的保守黨國會議員通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向美國播送他們的觀點。由於這些人的觀點與英國政府相左，他們被英國廣播公司禁言，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成了國會中反對派的發聲喉舌。
張伯倫在保守黨中大部分的反對者是英國公立學校校友聯誼會成員，他們熱烈歡迎默羅夫婦加入上層社會。在英國期間，他們成為梅菲爾區高尚晚宴酒會、私家俱樂部午宴和豪華鄉村別墅周末聚會的常客。默羅槍法高明，經常陪克蘭波恩勳爵（Cranborne）在後者位於赫特福德郡的家族地產上獵殺鬆雞和野雞，克蘭波恩勳爵後來成為索爾茲伯裏侯爵，曾經擔任過英國外交次長。他是英格蘭當地名門望族的後裔，公開反對張伯倫。來自波利卡特溪市的默羅成為少數幾個可以稱呼克蘭波恩勳爵兒時外號的非英國人。
他還是迪奇利周末射擊聚會的座上客，迪奇利位於牛津郡，這座18世紀的莊園是英國最奢華的鄉間別墅之一，莊園主名叫羅納德·特裏（Ronald Tree），也是張伯倫的反對者。他是芝加哥百貨巨頭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的外孫。家境優渥的特裏從小在英國長大，1933年當選議會議員。她的夫人南希是南希·阿斯特的侄女，後者曾經是弗吉尼亞州的社交名媛，也是第一位被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的女性。
盡管英國嚴格的階層製度讓默羅瞠目結舌，他還是與上流社會打成一片。有時他也替自己辯解，表白自己並非勢利之人，不管怎樣，“這些人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珍妮特·默羅的反應卻有些不同，那些上層社會的女士們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她英俊瀟灑、影響力十足的丈夫身上，通常對她視而不見。她回憶說：“很快，她們就讓我意識到自己沒什麽大用處。”這個來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國人認為英國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淺薄之極。一次，參加完迪奇利的聚會後，她在日記中寫道：“別墅、宮殿、鄉村俱樂部等等，這一切都那麽漂亮。但是這給生活徒增了多大的麻煩呀！那裏人潮湧動、相互寒暄、小題大做，有什麽意義嗎？”
1939年9月，英國對德宣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珍妮特·默羅對英國人輕浮的負麵觀感。但是，戰爭也把所有英國人的生活弄得亂七八糟，超過百萬人口，不論他們是窮是富，被迫背井離鄉，造成自1665年大瘟疫以來最大的移民潮。人們拋家舍業，妻離子散，到處百業凋敝，一片淒涼景象。
肯尼迪大使呼籲所有在英美國人馬上撤離。超過一萬名美國公民，包括他自己的妻兒，都很快乘船離開，其中一半是在英德兩國宣戰後48個小時內離境的。美國人（也夾雜著一些英國人）排著長長的隊伍進入美國大使館，尋求幫助離開英國。
倫敦到處都是戰爭的痕跡。英國議會、唐寧街10號和其他政府大樓都被沙袋和帶刺鐵絲網路障層層保護著。防空氣球高高飄在城市上空。士兵和警察守護著大橋和隧道，嚴密盯防破壞分子。商店櫥窗用木板圍上，或者粘貼著褐色的牛皮紙，防止炸彈爆炸造成玻璃破碎。由於燈火管製，皮卡迪利廣場（戲院及娛樂中心）花裏胡哨的電燈標誌和倫敦西區劇院門前燈火通明的大遮簷都一片漆黑。特拉法加廣場的噴泉也不再噴水。
巍峨的廣播大樓位於時尚的波特蘭廣場街，大樓的防禦工事經過特殊加固，默羅就在這裏向美國播報。英國廣播公司白色的總部大樓就在攝政公園幾個街區開外，是破壞分子和德國炸彈的主要目標。好幾層沙袋在入口處高高堆起，身背來複槍的哨兵在巨大的青銅製作的前門處值守，他們接到命令必要時可以開槍射殺。大樓內部優雅的裝飾藝術風格空間被鋼鐵隔斷和氣密門分成若幹部分，壁畫上麵覆蓋著隔音材料。英國廣播公司音樂廳裏麵的座椅都被撤掉，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員工宿舍，舞台和地板上鋪滿了床墊。
戰爭期間，英國廣播公司僅剩一個新聞部還在廣播大樓裏辦公，包括娛樂部在內的其他部門都遷到了倫敦其他區或者英國其他城市。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的核心機構，包括主控室、播音室和新聞編輯室，都搬到了三層的地下室。在深深的地下空間，頭頂的排水管道叮當作響，食堂飄來一陣陣甘藍的味道，編輯、播音員、撰稿人和其他員工在這樣的環境裏夜以繼日地工作，報道最新消息。
默羅和其他美國廣播記者在B-4播音室報道，這是一個麵積不大的地下房間，原來是廚房儲藏室。“播音室”用一個簾子臨時隔開，一側是播音間，裏麵放著一張桌子，一個麥克風，兩把椅子；另一側是檔案櫃、衣帽架、桌子和簡易床，一般是新聞記者、工程師或者新聞審查員在這裏眯上一會兒。
英國廣播公司的巨大變化還體現在理念和風格上。一名員工回憶說，1939年9月之前，英國廣播公司還是一個“舒適、愜意、文雅的悠閑之地，遠離商業世界與俗世爭鬥”。約翰·雷斯爵士一手打造了這種高雅、矜持、略帶清教徒特色的風格。在1922年英國廣播公司成立之初，雷斯爵士就要求播音員穿著晚禮服播音。1937年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發表演講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將那裏的氣氛形容為“陰鬱、謹慎”，“所有人都是那麽規規矩矩、客客氣氣”。
到任倫敦後不久，默羅就和雷斯會麵，明確表明他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不會采取英國廣播公司那種目中無人的風格。“我們的節目不會搞陽春白雪，相反，要麵向下裏巴人，做接地氣的節目。”雷斯輕蔑地揮了揮手，“那樣你就把廣播拉到和海德公園演講角一樣的層次了。”默羅卻點點頭，“我正有此意。”
1940年初，雷斯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信息部大臣。在他卸任之時，英國廣播公司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其在戰爭結束時成為世界上最可靠的新聞來源。一位編輯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會成為默羅真正的精神家園。”
英國廣播公司開始大量招聘廣播節目製作人和編輯，其中很多人曾做過平麵媒體記者，這些人給編輯室帶來了新氣象，也帶來了新聞工作經驗。R. T.克拉克（R. T. Clark）是一位古典學者，曾在《曼徹斯特衛報》做過社論記者，他被任命為國內新聞部負責人。在英國宣戰當天，他嘴裏叼著香煙，向手下員工宣布英國廣播公司新聞政策的重大變化，“兄弟們，戰爭已經來臨。我們的工作是講述事實真相，如果無法確定事實，寧肯不要報道”，這番話不僅贏得了新聘記者的支持，還讓那些老編輯們歡呼雀躍，因為他們中有很多人都曾公開吐槽英國廣播公司篡改新聞、拒絕播送批評張伯倫政府聲音的做法，其中很多人都是默羅的朋友，當克拉克宣布新聞以事實為基礎、英國廣播公司員工鼓掌祝賀之時，他們就站在編輯室的後麵。
同美國廣播網一樣，戰前的英國廣播公司沒有自己的國內國際記者，主要采用報紙和通訊社的報道。變革發生在克拉克執掌新聞部後：記者的現場報道成為電台的主要特色，另外，英國廣播公司開始對事件深度解讀，新聞簡報也更有活力。盡管張伯倫政府和丘吉爾政府多次試圖利用英國廣播公司進行政治宣傳，但克拉克和公司其他高層盡力保持新聞的獨立性。就任首相之初，丘吉爾抱怨英國廣播公司是“幾個頑固的中立者之一”；作為回應，英國廣播公司宣布，盡管保持國民士氣十分重要，但這絕不是“故意歪曲事實”的借口。多數時候，英國廣播公司做到了和政府保持適當距離。1944年，一貫憤青做派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反常態地評價說：“英國廣播公司獲得了巨大聲望，現在，‘我從廣播中聽到的’幾乎等同於‘事實真相’。”
英國廣播公司的變化對默羅影響至深，他本人的新聞報道理念與風格也在經曆嬗變。一位編輯說：“對那些可怕的壞消息，我們進行翔實、全麵的報道。這和默羅尊重事實的新聞理念不謀而合。在這點上，雙方觀念完全相同。”盡管默羅的東家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但英國廣播公司是他第一個打交道的新聞機構。他和英國廣播公司的諸位英國同行一樣，都在打造新事物；他們都信奉事實和新聞獨立性；隨著戰爭深入，他們共同學習，一起進步。
默羅視克拉克為自己的良師益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推出夜間廣播後，兩個人就經常在克拉克堆滿書籍的地下辦公室徹夜長談，手裏的香煙嫋嫋升起，將天花板氤氳成一片模糊。默羅有時也邀請克拉克和英國廣播公司其他編輯到其哈勒姆街附近的公寓做客，喝上幾杯美國波本威士忌，繼續他們的討論。其中一位參與者回憶說：“大家都把默羅看作自己人，絕不僅僅因為英國廣播公司為他提供了辦公設施，而是因為他完全和我們是一路人……大家很快接受了他，他是純美國人的做派，我們則是純粹英國人的風格。然而，我們卻走著同樣的道路。在廣播公司大樓裏，愛德華·默羅的名字如雷貫耳，和我們成了一家人。”
在戰爭前八個月裏，英國和法國都認為這是虛驚一場，是德國的恫嚇，默羅和英國廣播公司甚至沒有什麽值得報道的重大新聞。英法兩國隻是向敵人領土散發了幾百萬份傳單，對德國實施了海上封鎖，又向位於德法邊境、被法國人吹噓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象征性地派出了幾個巡邏隊。然而，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丹麥之後，局勢急轉直下。一個月後，德國裝甲部隊橫掃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攻入法國。6月，法國投降。英國以不到德國十分之一的武裝力量開始獨自麵對希特勒的戰爭鐵蹄。
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靠自己煽動性的演講將國人的士氣鼓動起來，然而，口頭上的鼓舞遠不能抵擋德國人的侵略。英國外交次長亞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在日記中寫道：“就我看來，英國不緊不慢地做了幾年戰爭準備，最後還是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一份政府報告評論說：“人們四處奔走，好似末日將臨一般。”
肯尼迪大使再次建議在英美國人回到美國，包括多名記者在內的數千名美國人聽從了他的建議。珍妮特·默羅的父母也催她趕緊回國，但被她斷然拒絕。“一年前我們就決定甘冒風險留在英國，”她在信中寫道，“英國即將進入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此時此刻，我不可能為了獨善其身而選擇拋棄這裏，希望二老理解。”
在大批美國人離開的同時，另外一些美國人卻來到歐洲，其中包括十幾名美國記者，他們報道了同盟國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大潰敗。這些人包括美國最著名的新聞記者，他們從亞的斯亞貝巴、布拉格和馬德裏發回報道。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從長相俊朗、愛酒如命的大記者文森特·謝安（Vincent Sheean）的回憶錄《個人曆史》中獲取靈感，導演的電影《海外特派員》，影響了整整一代美國記者。著名戰地記者昆汀·雷諾茲（Quentin Reynolds）供職於《科裏爾雜誌》，有著同樣豐富多彩的經曆（他也是個酒精癮君子）。雷諾茲身材魁梧，體重高達220磅，《紐約時報》把他稱作一位“充滿熱情之人”，他的個性隨筆與專題報道在美國大受歡迎。
法國淪陷後仍堅持留在倫敦的默羅和其他數十名美國人迎來了新同事，他們通力合作，為美國廣播網絡、報紙、通訊社和新聞雜誌提供報道。珍妮特·默羅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此前，從未有這麽多的新聞記者匯聚在這個彈丸之地。戰爭雙方已做好你死我活的準備。”
有些英國記者對這些新來的美國同行們表現出某種不信任甚至敵意。新聞紀錄片製片人哈裏·瓦特（Harry Watt）認為他們“對戰爭充滿豺狼般貪婪的渴望，他們自己也承認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報道英國淪陷的新聞，希望看到整個歐洲都被征服，連新聞標題都早已擬好”。英國皇家空軍與納粹德國空軍在1940年夏天的空中廝殺無法滿足美國人對災難性事件的渴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埃裏克·塞瓦雷德此前曾報道過法國淪陷，不列顛之戰進行到一半時，他來到英國。他和兩個同事用一塊混凝土板、一個番茄罐頭和一些枯萎的罌粟花臨時拚湊了一個戰爭紀念碑，上麵寫著“三個媒體人死於等待入侵的無聊枯燥之中，1940年”。
這樣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9月初的一個下午，天氣暖和，令人昏昏欲睡。默羅、文森特·謝安和紐約PM報社記者本·羅伯遜（Ben Robertson）一行來到倫敦以南幾英裏外的一處農田邊。默羅開著自己的塔爾博特陽光敞篷車，沿泰晤士河河口一路向下。在享受陽光的同時，他們希望看到英國噴火式戰鬥機與德國梅塞施米特式戰鬥機在空中廝殺的一幕。然而，藍天上卻一片寧靜。他們把車停下，從一個農民手裏買了些蘋果。三人懶洋洋地躺在地上吃著蘋果，聽著蟋蟀和蜜蜂的聲音，戰爭好像離他們十分遙遠。然而，幾分鍾之後，空中傳來刺耳的飛機發動機轟鳴聲，三個美國人抬頭望去，天空中，一波波繪飾著字圖案的轟炸機呼嘯而過，然而，這次目標不再是英國海防設施和南部的皇家空軍基地。沿著泰晤士河，德國轟炸機直撲倫敦。
短短幾分鍾後，倫敦就陷入一片火海，滾滾黑煙翻騰而上，遮天蔽日。防空火炮發射的榴霰彈雨點般落在美國記者身旁，嚇得他們趕緊躲進附近的溝渠。空中，絡繹不絕的敵機不斷飛向北方。“倫敦陷入火海”，羅伯遜不停重複著這句話。回城後，他們看到大火從倫敦東區一直向前蔓延，吞噬了造船廠、油罐、工廠、住宅和沿途的一切。成百上千的人在轟炸中喪生，更多的人負傷，或失去家園。在血紅色的月光下，女人們推著嬰兒車，上麵堆滿了搶救出來的財物。
倫敦大轟炸就此拉開帷幕。從9月7日開始，倫敦連續57天遭受無情轟炸，情況之慘烈堪稱史無前例。“二戰”初期，華沙和鹿特丹也曾遭到德國轟炸，但遠沒有倫敦大轟炸持續時間那麽長。
不僅勞動階級聚集的倫敦東區在那個秋冬季節不斷遭受重創，倫敦其他地區也難逃此劫。時尚購物區邦德大街和攝政大街滿目瘡痍，街道兩旁百貨商店上掉落下來的玻璃碎片就像厚厚的積雪一樣鋪在人行道上。牛津街上，約翰·劉易斯百貨商店在大火中成為一片廢墟。唐寧街10號、殖民地部、財政部、皇家騎兵衛隊大樓都在轟炸中損失慘重。在一次空襲過後，英國戰爭部大樓幾乎沒剩下一塊完整的玻璃。白金漢宮更是多次遭受空中打擊。加拿大外交官查爾斯·裏奇（Charles Ritchie）在日記中寫道，倫敦所有百姓，不論居住在哪個區域，“都像叢林中的動物一樣，對危險有著敏感的嗅覺”。
這其中就包括美國戰地記者們，他們已不再是中立的旁觀者，親臨前線采訪後，他們回到後方發稿。美國非常自信不會受到外國攻擊，導致有些美國記者很難接受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這個事實。在倫敦大轟炸開始的那個夜晚，埃裏克·塞瓦雷德心裏說道，“不能這樣對我，我是美國人”，隨後他又寬慰自己說，“還好，轟炸很快就結束了”。
然而，對於那些美國記者來說，他們的生命安全相比大部分倫敦人更有保障。由於經費充足，他們可以住在現代化的奢侈酒店和公寓樓裏，其鋼筋結構比倫敦大部分建築物更為堅實。本·羅伯遜住在凱萊奇酒店，文森特·謝安住在多切斯特，昆汀·雷諾茲住在伯克利廣場上蘭斯德尼浩斯公寓樓裏。雷諾茲在浴桶裏養了三條金魚，還和另一位美國記者共用一個男仆。
1940年11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將辦公室搬到薩伏伊酒店，其他報社的記者也隨之而來。薩伏伊酒店不僅是倫敦最好的酒店之一，還有全倫敦最奢侈、最深的防空庇護所。在地下河景房裏，厚重的窗簾和舞廳樂隊將外麵連續不斷的炮火聲隔離開來。穿過酒店旋轉玻璃門，人們就暫時遠離了戰爭的殘酷摧殘，來到“與紐約高級酒店相媲美的奢華、亮麗和湧動的人潮”，專欄記者厄尼·派爾（Ernie Pyle）寫道。“前台接待都穿晚禮服，男侍應生著灰色製服，電梯操作員則穿著硬翻領外套，”一名戰時的酒店住客說，“住到薩伏伊酒店後，你很難意識到自己還身處戰爭之中。”酒店裏麵的美國酒吧成為美國新聞記者最愛光顧的地方，信息部官員道格拉斯·威廉姆斯（Douglas Williams）就把為美國聽眾做的《夜間簡報》欄目放到了酒吧裏，他一手端著雞尾酒杯，嘴裏滔滔不絕地播送簡報。
盡管默羅有時也到薩伏伊酒店喝酒或用餐，但他並未隨大流把家搬過去。他和珍妮特仍舊住在哈勒姆大街上的公寓樓裏，除了他們夫婦和另一個租客外，其他人都已搬離。他們旁邊的建築物，包括廣播大樓附近考究的攝政時期別墅和小巧的公寓樓，都是德國空襲的主要目標，盡管默羅所住的公寓樓從未被擊中過，但旁邊的很多建築和商店都已被夷為平地。英國廣播公司附近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空襲之初就吃過炸彈，搬家後又再次被轟炸。
比起他的大部分同行，默羅在倫敦居住的時間更長，也更加了解和熱愛這座城市。當德國空襲、炸彈傾瀉而下時，他更願意在外麵奔走，而不是泡在賓館酒吧，或者去采訪國會議員和白廳官員。的確，他也報道政府活動，但更多時候，他還是無法控製走向街頭的衝動。在轟炸最厲害的日子裏，他通常奔走在倫敦街頭，了解倫敦市民的際遇。英國廣播公司的朋友們把默羅叫作“來自地獄的信使”，他衣冠不整，身上布滿灰塵，“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每天晚上都回到廣播大樓向大家講述在外麵的所見所聞，然後再把這一切告訴美國的聽眾們。
一次廣播中，默羅描述救援人員如何彎腰穿行在被炸彈擊中的房屋殘骸裏，輕手輕腳地抬起的那些軟軟的身體，就像“破損的、被拋棄的、落滿灰塵的玩具娃娃一樣”。還有一次，他來到倫敦地鐵站下麵一處臨時防空庇護所，隨後在廣播中講道，“寒冷的、令人窒息的霧氣滲進庇護所”，訪問結束後，他爬上樓梯，走到“潮濕的夜裏，身後是人們連串的咳嗽聲”。在另一次報道時，他給聽眾介紹了一個戰鬥中的倫敦高射炮連，“他們穿著襯衫，笑罵著將炮彈推進炮膛。負責偵察敵機的戰士坐在傾斜的炮架上，緩慢轉動著炮身。炮身上的夜視鏡就像身材肥碩的貓頭鷹的眼睛，在高射炮炮口噴出的橙藍色焰火中熠熠發光”。
對自己在廣播中提到的倫敦人，默羅始終欽佩不已。盡管他津津樂道於結識權貴階層，卻對首當其衝承受大轟炸的英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層備感親切。“他們是住在小房子裏的小人物，既沒有製服，也沒有矯飾的勇氣”，然而，他們卻“異常勇敢、堅強、審慎”。在倫敦空戰中，衝在前線的士兵不是來自倫敦西區權貴人家的公子哥，而是消防員、看門人、醫生、護士、牧師、電話修理工和其他工人，他們每夜冒著生命危險救助傷員、搬離屍體，讓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恢複正常運作。在廣播裏，默羅不停地關注這些“無名英雄”，炸彈在身旁落下，而他們從未放棄工作：“麵目漆黑、滿眼血絲的男人在滅火，女人懷裏攬著方向盤，開著笨重的救護車，警察守護在未引爆的炸彈旁。”
在那些恐怖日子裏，倫敦人表現出來的鎮定、剛毅和諷刺性的幽默給默羅和他的美國同行們留下深刻印象。他樂此不疲地給朋友們講：一個倫敦居民曾問過他，納粹德國空軍空襲時的飛行高度是多少？他說：“你認為我們真的勇敢嗎，還是缺乏想象力？”埃裏克·塞瓦雷德說：“他就喜歡英國人的這些特點，從容不迫、無所畏懼、喜怒不形於色。”
盡管轟炸造成巨大破壞，多數倫敦市民卻展現出頑強決心，拚盡全力保持正常的生活，以此向希特勒表示最大的蔑視。每天清晨，倫敦數以百萬的人從庇護所或地下室走出，火車和地鐵運行已完全打亂，人們搭便車，甚至步行十幾英裏，仍然照常上班工作。由於需要繞開倒塌的建築、無路可通的街道和未爆的炸彈，通勤時間可能需要幾個小時。一次異常猛烈的轟炸過後，本·羅伯遜注意到凱萊奇酒店的員工“個個眼睛通紅，疲憊不堪，但大家都在崗位上”。領班的家昨晚被炸塌了，但他仍準時上班；給羅伯遜打掃房間的女傭“昨晚被困在地下室裏三個鍾頭”，另一名女傭告訴羅伯遜：“三個鍾頭！今早，她正常來上班了。”
盡管大轟炸帶來恐懼、傷痛和破壞，但很多人認為，在那個特殊時期，倫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飽滿、鬥誌昂揚。死亡的威脅進一步提升了生存的愉悅。“在街上行走時……你會發現遇到的每個人都充滿生機和活力”，昆汀·雷諾茲在日記中寫道。本·羅伯遜也說：“危機中的倫敦重新認識了自己；煥發出從未有過的蓬勃生機……黎明時分，人們走向街頭，感覺自己正在為拯救世界貢獻力量。”
起初，那些回國或前往中立國作短暫休整的美國記者們帶著迫切心情逃離這無情的恐懼。然而，抵達目的地後不久，他們就期盼著早日返回倫敦，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和當地人有著格格不入的疏離感，那裏的人們不了解在戰場上生活是怎樣的滋味。羅伯遜曾在中立的愛爾蘭住過幾天，他的經曆頗具典型意義，“從倫敦抵達都柏林的那一刻，我感覺如同來到天堂一般，戰爭帶來的壓力一掃而空，到處燈火通明，輕鬆愉快，逍遙自在，突然間覺得自己放鬆了”。但是，接下來他又說道，很快就“覺得心神不寧，美好生活實在讓人焦躁不安。當遠離倫敦……我反倒無比擔心，擔心倫敦，擔心那裏認識的每個人”。
那些離開後再未回到倫敦的記者們則有著深深的失落感。10月中旬，精疲力竭、病體纏身的埃裏克·塞瓦雷德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調回華盛頓。四個月前，當法國淪陷時，這位來自明尼蘇達州、年僅27歲的美國記者帶著憤憤不平的心情抵達英國，和很多美國人一樣，他對英國文化不以為然，不喜歡英國“古板的貴婦人、職業軍官、高級公務員們”，認為他們傲慢、優越感十足的做派令人內心不快。看到自命不凡的法國軍隊迅速潰敗，他開始懷疑自負的英國島民是否有能力抵擋住希特勒的攻勢。
回到美國後，塞瓦雷德大肆宣傳援助英國的重要性，留在倫敦的美國記者也在奮力進行親英宣傳。充分認識到默羅和其他記者對美國公眾的影響力，白廳官員全力利用記者對英國的同情和認同感。1940年5月，羅納德·特裏加入信息部，他寫道：“他們非常友好，隻要我們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他們總會朝有利於我們的方向進行報道。”
一些美國記者，包括默羅在內，同意在英國專門為美國人拍攝的新聞紀錄片中擔任旁白，這些紀錄片強調英國人對德國進攻的堅決抵抗。最有名的一部電影是《倫敦，堅持到底！》。這部10分鍾的短片介紹了倫敦市民如何應對德國大轟炸，昆汀·雷諾茲擔任旁白。起初，信息部建議由倫敦《時代與生活雜誌》記者瑪麗·韋爾什（Mary Welsh，後來成為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妻子）負責解說。然而，電影導演哈裏·瓦特不喜歡使用女聲旁白，這才選擇了昆汀·雷諾茲。
然而，在和《科裏爾雜誌》的昆汀·雷諾茲打交道時，製片公司卻頗費了一番周折。盡管雷諾茲在世界其他地方做過多次戰地報道，也證實了自己不乏勇氣，但他卻堅持在薩伏伊酒店地下室的美國酒吧裏報道德國的夜間空襲，後來，他也承認自己“痛恨且害怕”德國空襲。此外，雷諾茲此前沒有廣播經驗，起初，他幾乎用“大聲喊叫”的方式來錄製旁白。他自己也寫道，“就像露天市場的叫賣者”。最後沒辦法，瓦特和他的團隊隻好在薩伏伊酒店的地下室錄製了雷諾茲的旁白，將“話筒放在他的喉嚨下麵”，這樣錄製的低沉聲音符合美國人的口味。“作為一名中立記者，我見過倫敦市民曆經生死，我敢說，倫敦沒有恐懼、擔心和絕望。”
1940年11月，負責在美發行《倫敦，堅持到底！》的華納兄弟公司匆匆趕製出600個拷貝，起初，影片僅在紐約市中心的八個劇院放映，獲得巨大成功後，在全美12,000多個劇院放映。演職員名單中隻有雷諾茲一個人的名字，這讓美國人深信，這的確是美國記者毫無偏見的報道，“昆汀毫不費力就做到了這點”，瓦特回憶道。
雷諾茲親自回美宣傳影片，再次返回倫敦時，他已成為“國際名人”，瓦特補充說：“他經常用低沉的聲音說話，借此娛樂我們。”但是，真正讓英國影片製作團隊和雷諾茲的美國同胞捧腹的是他帶回來的一幅影片宣傳海報：他帶著鋼盔，桀驁不馴的目光看向空中；手臂伸出，試圖撥開500磅重的一顆炸彈。“薩伏伊酒店的日子可能要比我們想象的更為艱苦”，瓦特說。
毫無疑問，在為英國搖旗呐喊的同時，默羅和其他美國記者模糊了新聞與宣傳的界線。至少，他們違背了新聞的客觀性原則，即不帶任何個人偏見、觀點和立場進行新聞報道。自新聞問世以來，其客觀性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很多人認為，新聞客觀性是無法實現的標準，因為新聞記者不是機器人，他們的思想也不是白紙一張。
“二戰”伊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一直標榜自己的客觀性與中立性。然而，羅斯福上台後，由於擔心廣播網絡會在聽眾中掀起參戰狂潮，美國政府放出風聲，打算將廣播網絡納入政府管控之下。白宮新聞秘書斯蒂芬·厄爾利（Stephen Early）認為廣播電台在處理戰爭新聞時“手法不嫻熟”，警告他們要“做個聽話的乖孩子”。
戰爭打響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長威廉·佩利下令，做新聞時隻準進行分析，不許夾帶個人觀點。默羅始終反對這個政策。盡管公司不時敲打他一下，卻很少真正阻止他。“他從不標榜自己的中立或客觀立場，”埃裏克·塞瓦雷德說，“作為一名新聞記者，他一門心思都放在‘抵抗事業’上，認為美國必須參戰。”1941年年初，默羅在給自己弟弟的信中寫道：“我並不想在播音室裏樂享太平，但是我認為有必要進行坦率的交流，即使被人戴上‘戰爭販子’的大帽子也在所不惜……其實現在參戰已經有些晚了。”
幾年後，英國廣播公司主管休·卡爾頓·格林爵士（Hugh Carleton Greene）表示，隻有在“事關基本生命真相的情況下，英國廣播公司才會保持客觀性。英國廣播公司對待不公、偏狹或侵害不能采取客觀立場”，默羅對此雙手讚成。他對妻子說，在歐洲，“生命已如草芥，千年曆史和文明正慘遭荼毒”，而美國卻還在袖手旁觀。這種局麵下，如何讓人保持客觀中立？“他希望美國人直麵自身責任，”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托馬斯·巴曼（Thomas Barman）說道，“要麽目睹整個西方世界淪陷……要麽奮起反抗。”
1940年9月30日，正值《慕尼黑協定》簽署兩周年之際，倫敦大轟炸已持續近一個月的時間。默羅以辛辣的口吻對聽眾說道：“各位也和《慕尼黑協定》簽訂者一樣，以為萬事無憂嗎？請回顧一下過去兩年的遭遇，再想想未來兩年的境況。”不滿足於通過這種公開的支持來影響美國公眾輿論，默羅還在廣播中大肆描述戰爭中的英國人。“默羅和他的同事使用戲劇手法描述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廣播曆史學家埃裏克·巴諾（Erik Barnouw）說，“聽眾有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這是影響民意的最好辦法。”
終於熬到了1940年年底。默羅與大多數倫敦市民一樣，已經精疲力竭。大轟炸期間，沒人可以安安穩穩地睡一宿好覺，連續睡上三四個小時已經算是幸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寫道，隨著轟炸持續進行，倫敦的居民疲勞至極，腦中早已空空****。“已逝之夜與將至之夜在正午的壓抑氛圍中交替。工作或思考卻讓人痛苦。”
進入11月，德國空軍的轟炸開始減弱。四個月的時間，默羅體重減輕了30磅，工作和生活已進入魔怔狀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位同事回憶說：“他麵色蒼白，走路搖晃，我以為他馬上就要摔倒。”他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很少有時間陪伴妻子。默羅夫人後來寫道：“有些時候，他好像根本沒有精力理我。”默羅的一個朋友也說：“他心心念念著世界局勢。英國淪陷對他來說，就好像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樣。”
12月底，珍妮特·默羅利用轟炸停歇，說服丈夫在家過了一個相對輕鬆的聖誕假期。然而，12月29日，德國轟炸機對倫敦最古老的金融商業區進行了10小時的狂轟濫炸，打破了聖誕假期的平靜。這次轟炸引發的火災席卷整個地區，造成1666年倫敦大火以來的最大損壞。火災摧毀了克裏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設計的八座教堂，將倫敦市政廳大部化為烏有，後者自征服者威廉時期起一直是倫敦市政府所在地。令人稱奇的是，在轟炸區中心高高矗立的聖保羅大教堂居然安然無恙。第二天一大早，默羅在回家路上看到“倫敦東區的窗戶上映著通紅的火光，窗格玻璃上的雨水水珠好似鮮血一般”。
兩天後的晚上，壓抑著自己的沮喪和憤怒之情，默羅為聽眾對比了美國慶祝新年前夜的祥和景象與多數倫敦居民的淒慘經曆。“你們不會在破曉時分遭遇轟炸，而如果天氣適合，我們則要麵臨轟炸；你們可以在燈火通明的夜間散步，你們的家庭沒有在戰爭中四分五裂，隻要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你們完全可以驅車出遊。”
最後，他說：“你們不一定會遭遇鮮血、辛勞、眼淚與汗水。但是，幾乎所有看過倫敦慘狀的人都認為，你們作出的抉擇將成為幾小時前剛剛開始的新的一年裏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他非常清楚，英國的命運將取決於美國作何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