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除了英國，我哪兒也不去”
溫莎火車站，身著英國陸軍元帥卡其製服的瘦削男人耐心地等待列車停穩。伴隨著刺耳的刹車聲，列車哆嗦著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一扇車門滑開，美國新任駐英大使走出車廂。喬治六世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向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伸出手去，“歡迎您的到來”，他說道。
45歲的英國國王通過一個握手創造了曆史。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一個英國國王拋開王室禮儀親自出宮迎接國外使者的到任。按照常規禮儀，新到任的駐英大使要遵循精確到分鍾的禮儀安排，前往聖詹姆士宮遞交國書。然後，他要身穿講究的宮廷禮服，坐在華麗的馬車中，在馬車夫、步兵和騎馬侍從的護衛下前往倫敦的白金漢宮。在那裏，英國國王會舉辦一個私人儀式表示歡迎，而這通常發生在他抵達英國的幾個星期之後。
但是，1941年3月那個狂風大作的下午，沒有任何華麗的儀式，在一群英美記者的注視下，喬治六世隻是和懷南特簡短地交流幾句。懷南特身穿皺巴巴的海軍藍大衣，手裏攥著一頂灰色氈帽。寒暄之後，國王就將大使引到早已等候著的一輛車裏，駛向溫莎城堡與王後一起用茶。接下來，這兩個男人在一起開了90分鍾的會。
在國家命懸一線之際，英國國王前所未有的姿態表明傳統的宮廷禮節是可以擱置一旁的，起碼在戰時是能夠做到的。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向懷南特強調英國是多麽需要美國的援助，希望懷南特讓美國政府明白援助的緊迫性，也希望懷南特千萬不要像他的前任約瑟夫·P.肯尼迪大使那樣是個失敗主義者。
肯尼迪曾經是華爾街的投機商，擔任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他是英國前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綏靖政策的忠實擁躉。在擔任駐英大使的三年任期裏，人人都知道他的觀點“戰爭會影響生意”，而綽號“蘇格蘭佬”的記者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更是直言不諱：“戰爭尤其會影響他的生意。”這位美國大使甚至動用公權力征用本已十分緊張的跨大西洋貨船艙位來方便自己的酒類出口生意。1938年9月，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在慕尼黑將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領土割讓給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消息傳來，肯尼迪興高采烈地對捷克斯洛伐克駐英公使揚·馬薩裏克（Jan Masaryk）說：“危機得到解決，實在太好了。我終於可以去棕櫚灘度假了。”
1940年10月，當德國對倫敦和英國其他城市的空襲達到頂點之時，肯尼迪卸任回國，並且宣稱“英國已經淪陷”，“我是綏靖政策百分之一千的擁護者”。在白宮見過羅斯福之後，他對記者表示要“致力於當今世界最偉大的事業……協助總統確保美國不參戰”。
肯尼迪公開宣稱向希特勒妥協的態度使他的繼任者難以開展工作。《紐約時報》寫道：“總統把最艱難也最重要的工作交給了懷南特。”他需要向一個飽受轟炸**的國家解釋為什麽遠在三千英裏之外、毫發無損的美國樂意提供援助，但是卻不能參戰。要和一個自己家房子剛剛被炸彈夷為平地的人說清楚這一點實在太難了。
3月1日上午，就在美國國會批準他的任命之後不久，懷南特降落在布裏斯托爾南部港口附近的一座機場，這裏幾個星期前剛剛遭到納粹德國空軍的轟炸。在登上前往溫莎的皇家專列之前，這位新任大使劃清了與前任約瑟夫·肯尼迪大使的界線。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記者請他向英國人民講幾句話，他略微沉吟，輕聲對著麥克風說道：“很高興來到英國。此時此刻，除了英國，我哪兒也不會去。”
第二天，他的這句話就出現在英國主要報紙的頭版上。倫敦《泰晤士報》對這句話作出了積極解讀，認為這是個好兆頭，而且一反常態地使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大使抵達前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他的飛機在空中盤旋準備落地之時，天氣突然陰了下來，緊接著暴雨傾盆而下。然而，飛機剛一落地，傾盆大雨即刻消失不見，雲層散去，陽光照射大地，一道美麗彩虹懸掛空中”。
然而，1941年年初的英國卻鮮有這樣的吉瑞之兆。在獨自抵抗世界上最為強大的軍事力量九個月之後，英國的財力、心力和體力都已經耗盡，按照曆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的說法，“英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極端絕境之中”。
1940年夏秋時節的不列顛之戰中，德國並未征服英國空軍。盡管如此，納粹德國空軍保持對倫敦、布裏斯托爾和其他英國城市的狂轟濫炸，而且很可能馬上就會從海上入侵英國。然而，眼下最大的危險是德國U型潛艇對英國補給線的威脅。在大西洋，德國潛艇每個月要擊沉數十萬噸位的商船，短短四個月內，潛艇攻擊造成的損失增加了一倍多。
在那個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嚴寒的冬季即將結束之際，英國人苦苦支撐著，食物不足，供熱緊缺，希望日益渺茫。食物和原材料的進口量跌到了戰前水平的一半，導致價格飆升，從肉類到木材，各種物資的供應嚴重不足。
懷南特到英國前一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位私人秘書向丘吉爾匯報剛被擊沉的一艘商船的情況，這位私人秘書說，“這消息太讓人傷心了”。聽到這話，丘吉爾瞪了他一眼，大聲喊著：“這簡直是駭人聽聞！再這樣下去，我們隻有死路一條了。”這正是德國高層想要達到的目的。同一個月，德國外長約阿希姆·裏賓特洛甫（Joachim Ribbentrop）對日本駐德大使這樣說道：“現在英國正經曆嚴重的食品短缺，現在的重點是盡可能多地擊沉英國船隻，將他們的進口量壓縮到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的水平。”
丘吉爾認為，英國要想在敵人潛艇、戰艦和飛機的重重包圍下求得一條生路，隻能說服美國參戰。即使羅斯福總統一再表示美國現在和未來都將保持中立，丘吉爾卻從未放棄這個願望。“作為職業政客，美國總統一直試圖找到一條同盟國取勝的道路，即使同盟國無法獲得勝利，為了美國的安全，他也不會讓自己的國家一頭紮進戰爭之中。”英國駐美大使向外交部匯報說。與美國國務院一樣，英國外交部的任務是促進本國的海外利益。
對羅斯福的謹慎從事，我們不該求全責備。畢竟，英國人在20世紀30年代也做過袖手旁觀、見死不救的事情，他們眼看著希特勒上台，並逐漸征服歐洲。為了和平——英國的和平，20世紀30年代末當德國逐個吞並歐洲國家的時候，張伯倫政府毫無作為。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英國甚至在慕尼黑會議期間與德國沆瀣一氣，放縱德國割走蘇台德區。時光進入1940年6月，英國人震驚地發現自己要孤零零地抵抗德國進攻。在跌入深淵之前，他們希望美國更好地關注英國，而不要像當年英國對待歐洲那樣。
主戰派首相丘吉爾上台後，從未間斷地哄著、勸著、求著羅斯福提供更多援助。而羅斯福在講話中也總是慷慨陳詞，除了參戰，他許諾提供任何援助。德國占領法國並發動不列顛之戰後，羅斯福宣稱“為了英國的生存，我們必須行動起來”，但是英國人發現美國的行動總是跟不上總統的承諾。援助不僅數量少得可憐，而且總是姍姍來遲。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這些援助經常帶有附加條件。
1940年夏天，羅斯福政府同意丘吉爾的要求，將50艘老舊驅逐艦交付給英國，前提是英國將紐芬蘭、百慕大和加勒比地區六個英屬領地上的軍事基地的使用權租給美國99年。所有人都知道，這筆交易美國人簡直賺大了，英國政府對此深惡痛絕。然而，英國人別無選擇，隻能接受這毫無公平可言的條件。“這和俄國要求芬蘭領土有什麽區別？”丘吉爾的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JohnColville）在日記中寫道。
然而，當這批“一戰”期間的驅逐艦抵達英國時，英國人更加感到義憤填膺。戰艦破爛不堪，如果不投入巨資進行大修，根本無法使用。“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爛的驅逐艦，”英國一位艦隊司令壓製不住自己的火氣，“這些就是裝上了武器的破爛海船而已。”雖然丘吉爾也感到氣憤，他還是聽從了幕僚的建議，使用外交詞匯來表達自己的關切。1940年年底，丘吉爾給羅斯福發去了一封電報，上麵這樣寫道：“貴國饋贈之50艘驅逐艦因閑置已久，兼之在大西洋上飽受風吹日曬雨淋，致使缺陷眾多，迄今為止，隻有少數幾艘尚堪使用。”
隨著英國局勢愈發岌岌可危，美國援助的價碼也是層層加碼。1939年11月，羅斯福終於說服國會修訂禁止美國向交戰國軍售的《中立法案》，這意味著英國可以購買美國的武器裝備。然而，根據修正案條款，購買戰備物資必須使用美元當場付款，而且貨物的海上運輸由買方自行負責。
第二年，英國就因為大量購買武器而導致美元和黃金儲備幾近告罄。為了延續武器進口，英國國防部被迫向位於倫敦的比利時流亡政府拆借黃金儲備。情況如此嚴峻，英國財政大臣甚至建議內閣向英國民眾征用結婚戒指和金首飾，但是這一動議被丘吉爾叫停。他說，“隻有當我們想要羞辱美國人的時候”，才可以采取如此激進的做法。
丘吉爾首相和其他英國高官一再向羅斯福政府表示他們的美元儲備馬上告罄，但是，美國政府拒絕接受這一說法。總統羅斯福、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和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 Hull）認為，不列顛帝國的財富用之不竭。如果英國人需要更多的現金，他們隻需要變賣在美洲的一部分投資就可以了。摩根索甚至敦促英國人把他們的藍籌股公司賣給美國投資者，包括殼牌石油公司、美國人造纖維公司、利華兄弟公司和鄧祿普輪胎公司。英國政府表示抗議，認為賣掉這些企業（很可能是以泣血大甩賣的價格）會重挫戰後的英國經濟。摩根索斬釘截鐵地回應道：現在不是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
在漫長而又豐富多彩的本國曆史中，英國也曾有過很多盟國，對如何利用盟國實現自身目標和利益，英國可謂駕輕就熟。但是，這個傲嬌的帝國卻要被迫在以前的殖民地、現在的強大貿易對手麵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更加屈辱的是，英國人認為美國在利用他們的不幸遭遇，實現自己的經濟目的，是趁火打劫。
美國政府對此毫無愧意。羅斯福和其他美國高官認為，援助英國人的前提必須是美國要從中獲得更多好處。“我們要規避所有風險和危險，同時要確保收益”，美國參議員、孤立主義者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說。
美國政府認為有義務讓本國人民相信：他們不會允許詭計多端的英國人將美國誘入第二次歐洲戰爭。實際上，羅斯福也持相同看法。有一次，他對助手說道：“和英國人談判時，他們通常要拿走百分之八十，剩下的才是你的。”政府對美國就是個精明商人身份的認識獲得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的共鳴。《路易斯維爾信使報》編輯、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赫伯特·阿加（Herbert Agar）是一名堅定的幹涉主義者，他對自己的同事表示，“美國從英國得到的東西太多了”。但是，他沮喪地發現，自己的這番話不但沒有引起同事的深思，甚至讓他們揚揚得意。
就這樣，在全世界麵臨史上最大危機的時刻，有著相同文化和語言、都信奉個人自由的最大的兩個民主國家卻因為偏見和缺少理解而出現了深深的裂痕。以自我為中心的兩國領導人相互猜忌，甚至達到相互敵視的程度。
溫斯頓·丘吉爾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首次見麵發生在“一戰”後期的某次官方宴會上。當時，36歲的羅斯福任海軍助理部長，正隨赴歐考察團訪問倫敦。一表人才、幽默風趣的羅斯福正處於事業起步期，並未給眾人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在華盛頓的一位同事認為，羅斯福“討人喜歡、富有魅力，但並非什麽顯赫人物”。前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30年後他在羅斯福政府再次擔任戰爭部長）認為，羅斯福是一個“未經世事、油嘴滑舌的年輕人”。羅斯福絲毫不受這些批評的影響，他努力吸引目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但是，1918年6月29日夜晚，格雷斯茵晚宴上的焦點人物卻另有其人，此人已習慣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他的自我意識比羅斯福有過之而無不及。時年43歲的溫斯頓·丘吉爾已在英國議會任職18年，在內閣擔任過五個高級職務。時任軍需部長的丘吉爾當晚忙於應對一係列兵工廠罷工事件。他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和那個名叫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自大的美國政府官員打交道。
20年後，羅斯福仍然對那晚丘吉爾的怠慢耿耿於懷。1939年，總統對約瑟夫·肯尼迪說：“自從1918年訪問英國以後，我就一直討厭這個人，他在我參加的一次宴會上表現得又臭又硬，架子擺得老大。”丘吉爾卻不記得在那次宴會上見過羅斯福，這更讓總統憤憤不平。
1929年訪美時，丘吉爾試圖與剛當選紐約州長的羅斯福會麵，卻遭到後者的冷落。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與很多英國人一樣，認為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丘吉爾已是明日黃花。“二戰”爆發後，羅斯福開始與丘吉爾建立書信往來，當時丘吉爾已鹹魚翻身，成為英國海軍大臣。羅斯福是這樣對肯尼迪說的，他之所以和丘吉爾打交道是因為“他很可能成為英國首相，所以才向他示好”。
丘吉爾就任首相後，一向厭惡他的肯尼迪多次向羅斯福匯報丘吉爾的反美立場以及對羅斯福本人的反對，這不啻火上澆油。另外，肯尼迪宣稱，丘吉爾力勸美國參戰隻是為了保住大英帝國，這更加劇了羅斯福對大英帝國長久以來的猜忌之心。在羅斯福那裏，肯尼迪大使將丘吉爾描繪成一個“威士忌酒瓶不離手的”人物，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Sumner Welles）也把丘吉爾說成“酒鬼”“三四流人物”。很明顯，羅斯福接受了丘吉爾是個酒鬼的說法。獲悉丘吉爾入住唐寧街10號那一刻，總統揶揄道：“看來英國除了丘吉爾，實在選不出來別人了。”
丘吉爾認為，羅斯福和美國是利用其財政和軍事資源對英國采取乘人之危的做法，對此，他忍無可忍。1940年12月，他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Halifax）憤怒地說道：“我們從美國那裏得到的沒有一樣是免費的午餐，而且，這些東西都不是抵抗戰爭所必需的。”
丘吉爾還對羅斯福曾提出的一旦德國入侵英國，就將英國海軍移師加拿大的提議憤憤不平。他的一位助手發現，聽到這樣的建議後，“他的身體在盛怒之下彎曲成一團，就像野獸那樣要一躍而起”。丘吉爾打算這樣回應：“該死的美國佬”，“我們永遠不會對自己的行動自由作出絲毫妥協，也從不容忍任何失敗主義聲明”。
和從前一樣，哈利法克斯勳爵再次說服丘吉爾在電報中緩和了語氣。勳爵和外交部認為，英國實際上別無選擇，隻能在援助談判中向美國作出慷慨讓步。盡管內心極不情願，丘吉爾也不得不認可這種虧本買賣。為了換取美國的驅逐艦，他打算削減英國的基地數量。但是，他反對與美國共享先進軍事和工業技術，聲稱“除非美國參戰，否則我不會拱手讓出機密技術”。但是，他在這兩件事情上都作出了讓步。除了讓出基地以外，英國還將火箭、火炮瞄準器和新型莫林發動機的設計藍圖，噴氣式發動機和原子彈的初期設計方案，以及可以安裝在飛機上的小型雷達係統的原型機都交給了美國。很多先進技術在後來同盟國的軍事行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1940年12月下旬，羅斯福語帶炫耀地公布了援英新方案。正在為英國生死存亡憂心忡忡的丘吉爾，無法預知新方案對英國和戰爭走向會帶來怎樣巨大的影響。他隻知道，羅斯福原來做過不少雷聲大、雨點小的承諾。
的確如此。那時，羅斯福對待英國問題仍然是謹慎、猶豫的。但是，到了12月底，總統開始認識到英國很快就要耗盡財力，美國必須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失去英國這一抵抗希特勒的最後陣地。在收到丘吉爾寫來的言辭懇切、充滿期待的一封長信後，羅斯福宣布了開創性的新方案，允許政府向總統認為對保衛美國至關重要的任何國家出租或出借戰爭物資。他宣布，《租借法案》將使美國成為“民主的兵工廠”。
在英國下議院，丘吉爾聲稱《租借法案》是“各國曆史中最沒有銅臭味的行動”。然而，私下裏，他卻不以為然。丘吉爾非但沒有向羅斯福表示謝意，反而寫了一封言辭尖銳的便箋，對新方案的細節提出質疑，強調說即使新方案獲得國會批準，也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付諸實施。同時，財政捉襟見肘的英國如何支付急需的武器的款項？看到這封便箋，英國駐美使館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敦促首相緩和語氣，並且要明確向羅斯福表達對新援助方案的感謝。首相不情願地同意向羅斯福表達謝意。但是堅持表達自己的懷疑和擔憂，“請您牢記，總統先生，”他寫道，“我們不清楚您內心的真實想法，也不明白美國究竟打算如何行事，但我們卻是為了生存而戰鬥。”
時光進入1941年，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開始和丘吉爾一樣，對英國命運日益擔心，對美國不肯真正施以援手感到怨恨。有人做過民意測驗，請英國人對非軸心國作出評價，美國排名最後。“對美國持負麵評價的人口比例居然和敵對國家意大利一樣高”，主辦方說道。
就在兩國關係日益緊張之際，約瑟夫·肯尼迪提出辭去駐英大使一職。英美之間和英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罅隙日益擴大，多是拜肯尼迪所賜，他的繼任者麵臨著修複裂痕的艱巨任務。
考慮到任務的艱巨性，羅斯福將目光投向新英格蘭的前任州長，此人不善言辭，卻一度被認為是羅斯福的繼任者。
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早期，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作為美國最年輕、最有前途的州長受到全國矚目。然而，1936年，這位一心問鼎總統寶座的共和黨新星因為對共和黨猛烈抨擊羅斯福新政表示不滿，從此失去自己的政治前途。羅斯福從未因為堅持理想而放棄政治生存的本能，他對懷南特自我犧牲式的理想主義感到大惑不解，並因此把他稱作“烏托邦約翰”。
同羅斯福一樣，懷南特來自紐約一個古老望族，祖上是荷蘭人，父親是地產經紀。懷南特在曼哈頓上城區長大，還是窮學生時，就喜歡閱讀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和亞伯拉罕·林肯的傳記，並將後者作為終生偶像。懷南特父母的婚姻因為不幸福，最後以離婚告終。懷南特曾對秘書說過，父母吝於向自己和他的三位兄弟表達愛意。一位朋友寫道，懷南特的父親總是告訴懷南特“靜悄悄地待著，別說話”。
12歲時，熱愛閱讀、敏感的懷南特被送到聖保羅中學就讀。學校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白山山脈腳下，州府康科德市郊。這所學校對新生有著嚴苛要求。進入聖保羅中學對懷南特的一生至關重要。他非常喜歡這所學校，尤其耽溺於新罕布什爾州的森林和起伏的丘陵。學生時代，他在聖保羅中學附近的鮑爾山上一走就是幾個小時。多年以後，他對記者說過，那些地方對他的意義遠超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
聖保羅中學效法伊頓公學等英國公立學校，努力向來自紐約、波士頓、費城富裕家庭的學生們灌輸公共服務的重要意義。“我們的職責不是順應周圍物質豐富、繁榮興旺的世界，而是要通過下一代改造這個世界”，聖保羅中學校長塞繆爾·德盧瑞（Samuel Drury）博士宣稱。雖然學校的大部分學生從未打算拋棄這個“物質豐富、繁榮興旺的世界”，懷南特卻將餘生貢獻給了社會變革。
在聖保羅中學讀書期間，懷南特成為學生領袖之一，展現出說服和激勵他人的才能。幾年後，他由於成績不佳從普林斯頓大學退學，回到聖保羅中學教授美國曆史。懷南特決心幫助學生培養社會良知，他的一個學生湯姆·馬修斯（Tom Matthews）說：“懷南特非常善於鼓舞人心，他使學生堅信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是有史以來人類做過的最有希望的實驗。”夜晚來臨，學生們擠在他逼仄、堆滿了書的房間，繼續討論課堂上講過的林肯、傑弗遜等懷南特眼中的美國英雄們。“我和聖保羅中學大多數男生一樣，奉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為偶像”，馬修斯說道。30年後馬修斯成為《時代周刊》執行編輯。
美國參加“一戰”後，懷南特辭去教職，自費前往法國，成為新生的美國航空隊的一名飛行員。他的飛行技巧實在不敢恭維，後來懷南特向好朋友艾德和珍妮特·默羅承認，盡管自己在空中的表現還“不錯”，但是起飛和降落卻要“靠運氣了”。珍妮特在寫給父母的家信中說：“他好像撞壞了很多架飛機，能活到今天簡直是個奇跡。”
這的確是個奇跡。在大無畏勇氣的驅使下，他居然自告奮勇駕機偵察敵人防線，其他人認為這任務簡直就是自殺。一次，完成偵察飛行降落後，他發現一個機翼被榴彈彈片掀開，引擎罩被打穿，螺旋槳的一部分已經不翼而飛。入伍時，懷南特隻是個列兵。但“一戰”結束時，他已升到上尉，負責駐紮在凡爾登附近的一個偵察中隊。
回國後不久，懷南特就迎娶了家境富有的社交名媛康絲坦斯·羅塞爾，她的祖父曾任紐約國家城市銀行（即花旗銀行）行長。這對夫婦的眾多好友、熟人都認為他們的姻緣純屬亂點鴛鴦譜：羅塞爾對懷南特終生從事的政治、曆史或社會變革毫無興趣，而更熱衷於購物、參加派對、看戲，經常流連於南安普頓和巴爾港這樣的地方。“這又是一例上流社會的聯姻，雙方毫無共同興趣可言”，阿比·羅林斯·卡弗利（Abbie Rollins Caverly）回憶說——他的父親是懷南特的密友兼政治上的夥伴，“兩人少有共同之處。他習慣熬夜，思考如何讓世界更美好，而她則熱衷於舉辦派對。”
“一戰”結束後，懷南特通過在得克薩斯州投資油井賺了一筆錢。他和康絲坦斯開始過上富足的生活，他們住在派克大街上的一套公寓裏，乘坐帶司機的豪車出入，有自己的男女仆人、遊艇和豢養阿拉伯名駒的馬廄。但是，懷南特並未放棄對新罕布什爾州的熱愛，他對公共服務的興趣日益濃厚。其實，在前往法國之前，他曾在新罕布什爾州眾議院短暫任職。
1919年，懷南特夫婦在康科德買下一棟白色的殖民地風格的大房子，距離聖保羅中學大約四分之一英裏遠。從自家藏書室（裏麵收藏著狄更斯和約翰·拉斯金的初版書，以及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畫的托馬斯·傑斐遜肖像）望去，懷南特可以看到自己最喜愛的風景——長滿鬆樹的鮑爾山。他妻子大部分時間都在紐約，而他則長期住在康科德的房子裏。1920年，懷南特當選為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
與眾不同、說話結巴的年輕理想主義者居然蛻變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這本身就令人驚歎不已，更何況這發生在高度保守、以農業地區為主的新罕布什爾州。在參議院，懷南特成為共和黨內一個人數不多的自由派別的領導，致力於推動立法將婦女兒童周工作時間限製在48個小時以內，規定工資標準，廢除死刑。當時，大部分參議員來自農業地區，他們對新罕布什爾州紡織工廠和其他工廠工人悲慘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缺乏理解，也鮮有興趣。盡管他們拒絕了懷南特的立法議程，他卻始終堅持對社會變革堂·吉訶德式的追求。
1924年，35歲的懷南特將一紙聲明送到新罕布什爾州最大的報紙《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編輯部，宣布競選州長。《曼徹斯特聯合導報》的老板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是公認的共和黨州長提名人選，他把懷南特參選的消息用短短四行字發在報紙不起眼的一個位置上。在共和黨保守派的眼裏，懷南特參加州長競選簡直可笑之極。這個自由派的紐約佬以為自己是誰？新罕布什爾州選民永遠不會接受這樣一個家境優渥的外來客、知識分子和糟糕的演講者。
懷南特的演講能力的確讓人不敢恭維。他身材高大，看起來總在沉思中，外形酷似亞伯拉罕·林肯，隻是比後者帥一些。競選時，他緊張地站在觀眾前麵，麵龐瘦削，頭發淩亂，穿著皺巴巴的布魯克斯兄弟（美國服裝品牌）西服，濃濃的眉毛下麵是深陷的、穿透心靈的褐色眼睛。他的雙手一會兒緊握，一會兒張開，腦海中努力搜索著合適的詞語。有時，他需要好幾分鍾才能找到這個詞，中間造成的停頓讓自己和觀眾都痛苦萬分。新罕布什爾州的一位居民說：“觀眾中有人想要幫助他，大聲喊出他在苦苦思索的單詞。”在一次演講結束後，一位女士對熟人說道：“多好的孩子呀，可惜被戰爭嚇傻了。”
然而，奇怪的是，懷南特磕磕絆絆的演講方式卻幫助他在全州巡回競選中贏得了支持。新罕布什爾州的選民本就拘謹寡言，而懷南特與選民經常遇到的油嘴滑舌的政客形成鮮明對比。盡管他的演講磕磕絆絆，然而言語間卻傳遞出溫暖與真誠，讓聽眾看到了他的真心。《紐約時報》曾經這樣報道：“觀眾起初都為他感到遺憾，然而，最後他們都會站在過道裏為他喝彩。”
初選時，他遇到共和黨的強力阻擊，大部分新罕布什爾州的報紙和企業都反對他當選州長。然而，他輕鬆擊敗了諾克斯贏得初選，並在普選中將現任民主黨州長趕下台。（在選舉中敗給懷南特之後，弗蘭克·諾克斯開始經營《芝加哥日報》，後來成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的海軍部長。）
作為新罕布什爾州州長，懷南特超越了他所在時代，對經濟正義和社會變革的熱心追求可與遠超美國其他州長的紐約州州長富蘭克林·羅斯福相比肩，他總說自己從偶像亞伯拉罕·林肯那裏學到共和黨的政治主張，後者將人權置於財產權之上。大蕭條時期，懷南特在新罕布什爾州成功推出了激進的福利計劃，包括大量上馬公共工程，救濟老人，為依靠他人供養的母親與兒童提供緊急援助，製定最低工資法案等一係列舉措，為後來的羅斯福新政做了預演。他安排《康科德每日觀察報》一名年輕記者偷偷進入新罕布什爾州執行委員會會場，該委員會專門與州長作對，每次開會從不公開。第二天，這名記者將會議協商的內容公布在報紙頭版，此後，執行委員會會議開始向公眾公開。
懷南特還對新罕布什爾州政府機構進行了現代化重組，並通過立法改革銀行業，抑製鐵路的影響，擴大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的權力以規範管理公用事業公司。“鐵路和電力公司必須服務於公共利益”，他對州議會說。後來，《紐約先驅論壇報》這樣寫道：“懷南特的立法改革力度之大，在新罕布什爾州曆史上前所未見。”
新罕布什爾州鐵路部門、公用事業公司、紡織工廠及其他特殊利益群體對懷南特的各項政策可謂恨之入骨，實際上，共和黨內的保守主義死硬派也是如此。然而，懷南特在選民那裏卻極受歡迎，他前所未有地連任三任州長，“我對懷南特的做法毫不理解，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崇之心”，新罕布什爾州的一位政客評論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32年懷南特以壓倒優勢再次當選州長，然而，沾了懷南特競選優勢的光，他的政治主張的反對者赫伯特·胡佛在與民主黨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競選時取得了新罕布什爾州的勝利，而後者僅僅在五個州敗給了胡佛）。
很明顯，懷南特之所以廣受擁戴，是因為他懷有憐憫之心。多年後，新罕布什爾州前議員迪恩·德克斯特（Dean Dexter）將懷南特比作美國演員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在《華府風雲》等影片中扮演的理想主義者角色。在懷南特看來，“所有公共政策都是與人相關的，”一名曆史學家評論道，“公共政策與人相關，有時是具體的個人，以及政策對人的影響。”他在州議會辦公室的門永遠開著，任何人都可以見他。大多數時候，州議會大廈的走廊裏擠滿了想要與州長見上一麵的人。懷南特經常要自掏腰包幫前來向他求助的窮人或者“一戰”退伍軍人承擔醫藥費、學費、創業啟動資金等。大蕭條期間，他吩咐康科德警方允許流民在城市監獄裏過夜，第二天一早供應他們早餐，他來負責埋單。在步行上班途中，他經常把錢包裏的錢分給靠在州議會大廈花崗岩牆體上曬太陽的失業者。一個朋友說：“在我認識的所有人中，懷南特是執行基督教‘竭盡所有贈予窮人’訓誡最徹底的一個。”
1935年1月懷南特離任時，他的理想和原則已經贏得新罕布什爾州兩黨大部分議員的支持。大約30年後，懷南特在康科德的立法顧問羅伯特·賓漢姆（Robert Bingham）評價道：“人們在評價某屆州長的政績時，總要拿他和懷南特的三個任期相比較。”2008年，新罕布什爾州州務卿威廉·加德納（William Gardner）在回憶自己就任後的情形時，是這樣說的：“本州居民對懷南特的尊敬與愛戴令人印象深刻。當我就任時，人們仍在談論懷南特州長。他太與眾不同了。新罕布什爾州曆任州長中，他是人們真正發自內心愛戴的州長。”
羅斯福總統對懷南特在新罕布什爾州取得的成績興趣盎然，密切關注著他的舉動。他們兩人都力主社會變革，在同為州長時就曾緊密合作。羅斯福剛剛推出新政，就得到懷南特的全力支持。執政初期，每當羅斯福推出新的救濟計劃，新罕布什爾州總是第一個參加。到1933年秋季，懷南特已經利用羅斯福新政資金開工建設了12個大型公共項目，並將大量食品分發給新罕布什爾州的窮人。
羅斯福總統“熱衷於發現聰慧、前途遠大的年輕共和黨人為他所用”，由於懷南特的表現突出，羅斯福將他視為勞工等問題的非官方顧問。1934年，總統命令懷南特州長率領特別調查委員會，調停了一起由美國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發起的大罷工。
羅斯福深知，懷南特的聲望正如日中天，很可能成為193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1932年總統大選中慘敗後，共和黨需要“輸入年輕的新鮮血液”。而作為一名熠熠生輝的共和黨人，很多人認為懷南特有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
其中一名支持者是堪薩斯知名報社編輯威廉·艾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他將懷南特稱為冉冉升起的共和黨領袖。廣播電台評論員沃爾特·溫切爾（Walter Winchell）在一次播音時宣稱，頗具影響力的親共和黨報紙《紐約先驅論壇報》將懷南特推崇為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代周刊》和《科裏爾雜誌》報道，他很可能獲得提名。《波士頓晚報》在報道標題中寫道：“懷南特又向總統寶座邁出一步。”根據《美國雜誌》報道，新罕布什爾州州長“引起全國關注……家境富裕，不善言辭。但是他一心為民，而且言出必行”。全國各地的來信雪片般寄到康科德，希望懷南特參加總統競選。聯邦緊急救濟總署的一位雇員從華盛頓寫信，“我們部門對您的尊敬和感激超過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任何其他公務人員”。羅斯福新政智囊團的主要成員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甚至說他願意“拿50名眾議員、20名參議員、6名駐外大使和若幹名內閣成員交換懷南特州長”。
然而，懷南特最終未參加總統競選。即使1936年懷南特參加了總統競選，他也很可能因為演講能力不佳而敗下陣來。然而，這些隻是猜測。懷南特作為羅斯福新政的擁躉，絕對不會與羅斯福展開競選。他決定將自己的總統夢暫時擱置，起碼等到羅斯福卸任之後再說。
很明顯，羅斯福卻不是那麽放心。1934年年底，他提名懷南特擔任美國在國際勞工組織的首任代表，該組織由國際聯盟發起，總部設在日內瓦。有些人認為這一提名是羅斯福玩弄的權謀之術，意在將懷南特趕離政治舞台，持這種看法的包括羅斯福政府的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此人說話直言不諱，也是懷南特的崇拜者。有一次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珀金斯直截了當地詢問羅斯福的真正想法，“不，不，這不是我的初衷，”總統斬釘截鐵地否認，“懷南特是這個職務的合適人選。”根據珀金斯的回憶，說完這句話之後，羅斯福垂下目光，看著眼前的辦公桌。
美國人普遍認為，美國是被英國的宣傳以及代表英國利益的美國銀行家和軍火買家誘騙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隨著戰爭風雲再次籠罩歐洲，日益采取孤立主義立場的美國國會力圖保護美國不被卷入將來的衝突，通過了《中立法案》，禁止向參戰國提供貸款和投資。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的一段文字反映了美國的國民心態：“我們沒有必要喝下歐洲正在醞釀的地獄之湯……美國已經被忽悠參加了一次歐洲戰爭，我們不會再上當了。”
國際勞工組織是美國唯一願意參加的國際聯盟分支機構。懷南特始終支持國際勞工組織致力於改善全世界勞工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盡管如此，他在國際勞工組織僅工作了五個月時間。在弗朗西斯·珀金斯的建議下，羅斯福將懷南特召回華盛頓，擔任政府中一個重要職務——新成立的社會保障委員會主席。
1935年8月，在共和黨的強烈反對聲中，國會通過了《社會保障法案》，這是美國曆史上最為全麵的社會法案，也是羅斯福新政最重要的成就。該法案為所有符合條件的美國人提供失業救濟金和養老金，重新定義並廣泛拓展了政府對公民的責任。該法案有著革命性的意義，羅斯福政府甚至擔心法案在正式生效前可能會受到眾多批評者的破壞。由於受到共和黨的強烈反對，羅斯福堅持由自由主義共和黨人的傑出代表懷南特擔任負責實施新法案的三人社會保障委員會的主席。
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裏，懷南特和委員會的同事們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推廣這一史無前例的新計劃。由於參議院對委員會資金的刻意阻撓拖延，他們在最初幾個月裏節衣縮食，從剛落成的勞工部辦公樓裏借了幾間辦公室，隻聘請了保證基本運轉的雇員，其中很多人是從其他政府部門借調來的。在羅斯福新政期間，很多政府部門都忙得團團轉，但是沒有一個像臨時成立的社會保障委員會這樣達到瘋狂的程度，“每人都一路小跑，因為慢悠悠的電梯而大光其火”。
據說，懷南特是一個糟糕的行政官員，他的工作人員和委員會其他成員對他的低效率和遲到絕望之極。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等待簽字的信件，辦公室外麵的房間裏擠滿了等著見他的人，口袋裏塞滿了等待歸檔的重要文件。但是即使是他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承認懷南特是非同尋常的領導者，一個鼓舞人心的理想主義者。“毫無疑問，他是過去20年間美國公共生活中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社會保障委員會首任執行理事弗蘭克·拜恩（Frank Bane）說，“很少有人能夠像懷南特州長那樣，讓人們對政府留下如此重要的印象。”
作為社會保障部門的公眾人物，懷南特為國會山和全國所熟知，他多次前往內陸地區，向美國人民宣傳新計劃。盡管資金不足、人手緊缺，但是在他的領導下，美國社會保障委員會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分支機構遍布全國，成立了12個區域分支和108個辦事處。而且，在這期間，一共向36個州撥付了2.15億美元養老金。美國主要的社會保障計劃都是在懷南特擔任主席期間開創的。
然而，共和黨和大部分美國企業界人士卻對社會保障製度深惡痛絕，必欲除之而後快。為了爭取開明的堪薩斯州前州長，193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的支持，懷南特向他透露了計劃的機密內容。但是，蘭登在競選時失去了共和黨保守主義死硬派的支持，1936年9月底，他開始猛烈抨擊社會保障製度，誓言當選後要予以取締。
懷南特覺得自己被出賣，決定不再保持沉默，他要辭去社會保障委員會的職務，向蘭登進行反擊。委員會的同事和顧問都認為辭職不啻政治自殺，力勸他三思而後行，認為與共和黨切割關係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終結，今後不再可能獲得更高職務的任命。就連羅斯福總統也出麵規勸。但是，懷南特堅持自己的決定。遞交辭呈之後，他在全國各地奔波，發表演講，做廣播講話，力挺社會保障製度。
在競選最後一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為雇主們提供了數百萬份傳單，傳單設計類似政府的官方通知，這些傳單被塞進工人的工資袋，上麵警告說國會將把社會保障資金挪作他用，並且暗示工人的工資可能因為社會保障繳款而降低百分之一，除非工人在選舉日當天采取行動抵製羅斯福當選。這種背水一戰式的誹謗使得懷南特義憤填膺，選舉日前兩天，他發表全國廣播講話，攻擊共和黨的舉動是“卑劣的政治”，並聲明支持羅斯福的連任。
顯然，這也是總統的看法。以壓倒性優勢連任後，羅斯福將懷南特派回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1939年，新罕布什爾州前任州長懷南特成為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隨著戰爭臨近，懷南特還被羅斯福任命為駐歐洲特使，並被要求不時將自己在歐洲出差並和歐洲各國領導人會見的情況匯報給華盛頓。“在我認識的所有美國公職人員中，懷南特對過去10年來美國和歐洲社會力量和社會變革的理解最為深刻，”在和懷南特共進午餐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柏林記者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要是羅斯福能夠連任三屆總統，那麽懷南特是在1944年接任他的最佳人選。”
當納粹德國在1939年3月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時，懷南特來到布拉格，以示對捷克人的同情和支持。希特勒在1940年對法國發動閃電戰時，懷南特正在法國，他在德國人抵達前幾個小時才離開巴黎。法國淪陷後，羅斯福請懷南特了解英國的情緒，因為英國是當時僅存的仍在和德國作戰的歐洲國家。不列顛之戰期間，懷南特短暫訪問了英國，他回複總統說，英國的士氣還在，“他們會承受所有的轟炸”。英國勞工部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後來說，懷南特是那期間他見過的唯一一個還讓人感到這世界還有人對大不列顛懷有信心的美國人。“懷南特注意到英國缺少軍火和物資，因此呼籲總統盡快提供援助。”他說，“英國的戰爭同時也是美國的戰爭。”這個建議與羅斯福從約瑟夫·肯尼迪那裏收到的電報和信件內容截然相反。
肯尼迪辭去大使職務後，羅斯福開始不緊不慢地尋找下任大使人選（在眾多同事看來，羅斯福的動作太慢了）。他希望找到一位同情英國、能夠獲得丘吉爾和其他政府官員信任的人選。同時，這人還要有能力勸說英國人保持耐心，讓羅斯福總統有充足時間幫助他們延續自己的事業。與此同時，羅斯福總統還著眼未來，希望這位新大使與英國工黨建立強有力的關係，因為他相信工黨將在“二戰”期間或“二戰”後執掌英國政權。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其他新政的傑出擁護者對羅斯福說，隻有一個人可以完成這個複雜多樣的任務：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
幾天以後，美國主要報紙都報道說，羅斯福提請參議院批準懷南特任駐英大使。三周後，懷南特動身前往英國任職。
英國人對懷南特的任命歡欣鼓舞。誠然，隻要不是約瑟夫·肯尼迪，任何大使人選都會得到熱情接待，但是人們對懷南特接任的消息的確是欣喜萬分。《新聞紀事報》報道：“懷南特是最受歡迎的人選。”《曼徹斯特衛報》宣稱：“英國人認為，懷南特是與他們最為相似的美國人，很少有美國人像他那樣，對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懷有如此的尊崇和尊重。”倫敦《泰晤士報》則強調：“他具備遊俠騎士風範，對堅持原則有著羅曼蒂克式的熱情。”
英國報紙指出，由於懷南特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經曆，他已經熟識丘吉爾政府的高官，包括貝文和新任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這些報紙還強調懷南特與肯尼迪在個性和觀點上的巨大差異，“過去，人們會認為美國駐英大使除了享受高檔的鄉間別墅以外，極少了解真正的英國”。《星報》尖銳地指出：“由於約翰·懷南特頗具英國人的特性，他肯定會深入鄉間。今天，懷南特將見到行進中的普通人，他的心將與他們在一起。”
懷南特乘坐的列車駛入帕丁頓車站，他對英王喬治六世的親自迎接和英國媒體給予的盛情歡迎應該是十分滿意的。但是，懷南特還要與英國最令人生畏的人物見麵。溫斯頓·丘吉爾對行動遲緩的美國本已心懷不滿，他對新任駐英大使會持何種態度呢？
兩天後，當丘吉爾在經過加固的白廳作戰室宴請懷南特時，後者感受到了丘吉爾的態度。丘吉爾非但沒有展現出一絲鬥牛犬式的敵對態度，反而一副息事寧人的姿態。晚宴過程中，他和懷南特一道討論了美英關係中遇到的新問題：英國不願完成半年前正式宣布的驅逐艦換基地的交易。盡管英國已經接收了驅逐艦，但是英國政府並未正式同意這筆交易的交換條件——將英國在加勒比地區殖民地的基地租借給美國。英國政府、議會和海外殖民地都對這個交換條件憤憤不平。
丘吉爾向懷南特承諾會打破這個僵局。第二天，他召集幾個內閣大臣到唐寧街開會，邀請懷南特列席。當其他人爭論不休時，懷南特注意到“矮胖又有些駝背的丘吉爾在房間來回踱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完全沒有意識到周圍的事情”。討論剛剛開始幾分鍾，首相突然發言，不顧所有反對意見，對軍事顧問提出的關切也置之不理。在丘吉爾看來，打破美國的中立政策要比“維持我們的自尊、保護幾個小島的尊嚴更為重要”。很快，英美談判委員會就批準了交易。
午宴快要結束時，丘吉爾站起身來，麵向懷南特大使，開始向美國公開示好，並將懷南特當作自己的緊密夥伴。丘吉爾聲音低沉的講話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傳遍全國：“懷南特先生，您的到來正值世界曆史處在重大轉折的緊要關頭。非常高興您在艱苦動**的時刻來到英國，我們終於有了一個可以正確匯報英國和英國所從事事業的真心朋友和忠實夥伴。”
講話快要結束之際，首相宣稱：“大使閣下，你要和英國一道，分享我們的目標、危險、利益和秘密。終有一天，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共同分享勝利的王冠。”觀眾起立喝彩，這位語言大師成功結束了演講。《星期日泰晤士報》寫道：“每個單詞都活靈活現，意義深刻，每個短語都充滿信念和勇氣。他在這個場合的表現無人可及。”
現在懷南特該出場了。他站起身來，手裏緊緊抓著講話稿，目光越過觀眾上方，緩步向前走去。現場一個觀眾回憶說：“就像第一次在派對上講話的小男孩。”現場靜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語帶躊躇地開始了演講。懷南特沒有丘吉爾那樣巧舌如簧的演講能力，《每日先驅報》第二天報道說：“他一邊低頭看稿，一邊不甚流利地讀出演講。他的講話雖非字字珠璣，卻是信念的宣示。”
懷南特表示，美國終於從昏昏欲睡中醒來，開始采取行動了。“美國有充足的人力和資源，可以為英國和世界各地用生命來捍衛自由邊疆的人們提供艦隻、飛機、槍炮、彈藥和食品。”盡管懷南特承諾美國將支持英國，但他也明確表示自己並不認可自己國家的援助總是姍姍來遲。他稱讚英國及其國民的堅定和勇敢，“英國人民堅守在人類希望的橋頭堡上，勇敢反對想要摧毀兩千年文明曆史、殘酷無情而又力量強大的獨裁者，這是你們的榮幸，也是你們的宿命。你們注定要和這些獨裁者說，‘止步於此吧！’”。
說到這裏，懷南特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房間，以更加堅定的聲音，說道：“往事如煙。前方的道路仍很艱難，新的精神已經啟航。熱愛自由的人們再次聯合起來，打造自由的世界，沒有任何暴政可以泯滅他們的希望，在上帝的幫助下，同盟國將建起一個強權無法摧毀的自由堡壘。”
第二天，英國報紙大加報道懷南特熱情洋溢的講話，這些報道使用了“簡單但是莊嚴的語言”這樣的評價。《標準晚報》寫道：“懷南特的講話遠超大多數演講者。他排在丘吉爾後麵講話，並大獲成功。”《每日鏡報》在頭版用大標題寫道：“美國大使向英國人民講話！”《星報》一名專欄作家寫道：“今天上午，幾乎所有和我講話的人都問我，‘聽了懷南特的廣播講話嗎？’我聽了，實在感人！”
《星期日泰晤士報》說：“這真是非同尋常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