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7年年初，寒夜的倫敦西區，一個美國人走出劇院，他身材高瘦，頭發烏黑蓬亂。觀眾從附近的劇院一湧而出，來到街上，紛紛駐足，因為他們立刻認出了經常出現在戰時新聞紀錄片和報紙上、有著棱角分明的麵龐和略顯駝背的這個美國人。他和兩名同伴沿著沙夫茨伯裏大街步行，很快就被人群包圍。“晚上好，懷南特先生，”人們問候道。幾個男人脫掉帽子致意，一名婦女伸出手去，怯生生地碰了一下他的外套。

對於這些人來說，看到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會讓他們回想起1941年年初戰火紛飛的夜晚，美國駐英大使懷南特走在倫敦街頭，德國對英國曆時九個月的狂轟濫炸在那時達到瘋狂的程度。對於在街上遇到的每個人，不管是消防員、被爆炸弄得暈暈乎乎的市民，還是忙著將屍體拖離廢墟的民防人員，懷南特大使都會上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忙。在那段人人徘徊在生死邊緣的歲月裏，一個倫敦市民是這樣回憶的：懷南特“讓大家相信他是連接我們和廣大美國人民的紐帶，他的講話鼓舞人心，直抵內心深處”。

盡管懷南特在英國家喻戶曉，但是很少有美國人聽說過他的名字，更遑論了解他在打造並維持“二戰”期間美英同盟關係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時間裏，這一史上最緊密、最成功的戰時同盟關係被稱為“特殊關係”，幫助雙方贏得戰爭、保存民主並挽救世界。隨著時間流逝，圍繞兩國同盟的各種傳奇基本成形，兩國聯盟似乎已是水到渠成：首先，溫斯頓·丘吉爾鼓勵英國國民獨自抵抗希特勒，隨後羅斯福與美國出手拯救了丘吉爾和英國人。

然而，當懷南特1941年3月抵達倫敦就任時，未來的日子到底是福是禍，他自己也是毫無頭緒。在剛剛過去的六個月裏，納粹德國空軍大肆轟炸倫敦和英國其他城市，數以萬計的英國人罹難。英國皇家部隊裝備不足、彈藥短缺，在各地都處於守勢。德國潛艇在大西洋恣意妄為，擊沉無數商船，不斷絞殺英國的供給線，平民麵臨著饑餓威脅，而德國很有可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國。“局勢危在旦夕”，英國戰時最高軍事指揮官、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勳爵回憶說。懷南特自己後來也寫道：“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大勢已去了。”

英國人心裏非常清楚，美國援助是力挽狂瀾的唯一希望。然而，即便英國前途愈發黯淡，來自美國的援助仍隻是涓涓細流。美國決策層中有很多人已經棄英國如敝屣：盡管在軍事上有著輝煌曆史，但是一個彈丸島國如何能抵抗住已經摧枯拉朽般滅掉眾多國家的德國入侵者呢？相信英國必敗的人群中就包括懷南特的前任——約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大使，他在倫敦大轟炸最瘋狂的時候，和數千名在英的美國僑民一道撤回了美國。

懷南特剛剛就任，就明確表態要和英國共存亡。“有一個人會站在我們身邊，他永遠不相信我們會屈膝投降，他就是約翰·吉爾伯特·懷南特”，說這話的人叫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是丘吉爾政府的一名領軍人物。新大使到任後沒有幾天，使館一位工作人員評價說，懷南特“向全體英國人表明，真正的朋友來了”。

但是，在倫敦的美國人中，並非隻有懷南特一人為鼓勵英國人、推動英美夥伴關係搖旗呐喊，還有兩個美國人——W.埃夫裏爾·哈裏曼（W. Averell Harriman）和愛德華·R.默羅（Edward R. Murrow）——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關鍵作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董事長哈裏曼做事強勢、雄心勃勃，他在懷南特就任後不久即抵達倫敦，成為美國對英租借援助項目的行政管理官。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分部負責人默羅自1937年起就常駐倫敦。

作為“二戰”初期在英地位最高的美國人，懷南特、哈裏曼和默羅深度參與了美國是否應出手挽救英國——歐洲僅存的對抗希特勒的國家——的爭論。默羅在對美廣播中大力宣傳英國人的抵抗鬥爭，哈裏曼和懷南特在孤注一擲的英國首相和行事謹慎的美國總統間積極斡旋，後者對美國國內的反對孤立主義者心懷警惕，起初也對英國能否挺住心存疑慮。雖然行事專橫、以自我為中心的兩位領導人後來發展出了舉世聞名的個人友誼（羅斯福總統的首席助手哈裏·霍普金斯稱他們為“位高權重者”），但在當時，他們之間的關係還遠遠稱不上友好。

戰後，美英聯盟的勝利都被歸功於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密切合作，很少有人關注懷南特、哈裏曼、默羅等為兩國領導人結盟起到的重要鋪墊作用。其實，羅斯福和丘吉爾最初不僅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懷疑、水火不容。

懷南特和哈裏曼作為羅斯福總統的耳目被派到英國，負責評估英國抵抗、生存的能力。很快，兩個人得出結論：英國不會倒下。他們向華盛頓表明，將與英國共存亡。兩位使者遊說羅斯福和他的團隊盡可能為英國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參戰。在廣播中，默羅使用的語言就更加含蓄一些。丘吉爾深知這三個人的態度事關英國的生死存亡，對他們極盡拉攏之能事，用心之精毫不遜色於後來對羅斯福的大獻殷勤。首相推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就與默羅密切相關。懷南特與哈裏曼進入了丘吉爾的核心圈子，可以直接接觸首相本人和他的政府高官。外交關係發展為如此緊密的個人關係可謂空前絕後。他們甚至將交往的觸角延伸到丘吉爾的家庭成員中。實際上，哈裏曼、懷南特和默羅都和丘吉爾家族的成員在戰時發生過浪漫故事。

後來，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這三個美國人對美英聯盟的堅定支持終於開花結果。作為兩國聯盟的重要推手，他們在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的行蹤凸顯了自身的重要：懷南特和哈裏曼在契克斯別墅與丘吉爾共進晚餐，而默羅則在白宮與羅斯福在一起。

據說，在那個寒冷的冬夜，首相鄉間寓所的氣氛甚是喜慶。珍珠港的消息甫一傳來，所有人都知道他們漫長的獨行即將結束：美國參戰了。根據一個在場人士的敘述，丘吉爾和懷南特甚至在房間裏共舞了一會兒。美英之間錯綜複雜的同盟曆史就此拉開大幕。

盡管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將兩國同盟粉飾成雙方共同執掌權力，但實際上，同盟建立之初，兩國關係極其脆弱。雖然語言和文化傳承相同，但是從丘吉爾和羅斯福一直到後期的兩國軍政領導人之間既不互相了解，又不相互理解。同盟雙方對對方的曆史文化毫不了解，對大洋彼岸遠房親戚的看法陳舊老套，對對方政治、軍事上的困難缺少認識。

剛剛成立的同盟還未來得及鞏固，相互之間就開始懷疑、猜忌、抱持偏見，甚至針鋒相對。英國人對待美國人態度倨傲，而美國人則對英國人心懷不滿。英國軍事曆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寫道：“英國人認為在兩國同盟中，美國人應該向他們虛心學習。而美國人則認為，無論如何也輪不到在戰場上一敗再敗的英國佬來指手畫腳。”

這種令人憂慮的狀況凸顯了中間人的重要性。盡管羅斯福和丘吉爾都為兩人間緊密的直接溝通感到自豪，但事實是，是懷南特和哈裏曼在兩國領導人中間充當著解讀者和調停人的角色，向他們解釋對方的想法和行動。此外，懷南特還努力在兩國高層軍政領導間緩和關係、增進合作。

英國《泰晤士報》認為，美國大使是鞏固戰時同盟關係的“黏合劑”。戰爭結束後，《泰晤士報》是這樣評論的：“要說建立史無前例的緊密英美同盟關係，可能功不在懷南特。但是，他卻建立並鞏固了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並確定了未來目標，正是這些使得同盟成為可能。”

隨著默羅和首任駐英美軍司令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到任，懷南特開始想方設法幫助兩國人民加深相互了解，以消弭隨著戰爭達到**而日益加劇的誤解與緊張。當大批美國人進入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準備開辟歐洲戰場時，人們更加明顯地感覺到這種緊張關係。1943年年中，美國人在倫敦和英國其他地區的存在達到頂點。在國土麵積大約相當於喬治亞州或密歇根州的英國，到處都在建設美國空軍基地、陸軍訓練營等設施。倫敦的街頭和酒吧充斥著大量休假外出的美國大兵，他們行為粗魯、喧鬧無比。

20世紀40年代初期的倫敦是同盟國策劃歐洲戰場的中樞之地，很多人對倫敦趨之若鶩。一位曆史學家是這樣評論的：“盡管倫敦深受燈火管製、狂轟濫炸和生活成本飆升的困擾，但仍然是‘二戰’期間人們的向往之地，就像當年的巴黎一樣。”那些腰纏萬貫而又人脈廣泛的美國民眾，從紐約的投資銀行家，到好萊塢的大導演，都紛紛爭取來到這裏弄個短期的官派任務幹幹，因為他們認為倫敦在當時一片混亂的時局中是最令人興奮，也最有活力的一座城市。

在倫敦和英國其他地方的美國人，不管是軍事人員還是平民，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遠遠高於絕大多數的英國人，後者每天還在為解決溫飽問題苦苦掙紮。這種生活水平上的巨大落差反映了兩國在“二戰”期間截然不同的境況：一個在前線曆盡艱辛，缺吃少穿；而另一個遠離戰場幾千英裏，國民享受著日益富足的生活。

如此巨大的差距加劇了雙方的緊張關係，也導致了美國的進一步強大。“二戰”後期，美國終於成為經濟、軍事和政治上的世界大國，同時也揭示出事物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羅斯福和美國政府一方麵高調支持各國自由、公正和平等，另一方麵卻給英國和歐洲其他小國留下這樣一個感覺：美國正在主導這場戰爭，也將要主導戰後的世界。1944年，《芝加哥論壇報》的一篇社評是這樣寫的：“這是美國人帶來的勝利，也是美國式的和平。”

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心裏非常清楚，美國參戰可以幫助他們擺脫希特勒的魔掌。盡管如此，他們仍然認為美國人在歐洲有些橫行霸道，絲毫不顧忌他們的行動會帶來哪些長期性的國際後果。在他們看來，美國人行事囂張，有一種被誤導的使命感，對美國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缺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經驗，卻打算接管世界，想要憑一己之力幫助全世界走上正途。一位“二戰”期間在美軍駐英海軍司令部工作的英國女士對她的美國同事是這樣說的：“要想領導世界，首先要深入了解它。”

吉爾·懷南特和愛德華·默羅這對摯友始終支持戰後經濟社會變革和國際合作，這反映了美國理想主義的一麵。而有著堅強意誌的實用主義者埃夫裏爾·哈裏曼，卻意圖擴大他本人和美國的權力與影響力，並因此成為美國例外主義的代表人物。“二戰”結束後，哈裏曼等人的世界觀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多年的好友兼同事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Lovett）、約翰·麥克洛伊（John McCloy）（均為“美國智囊”成員）一道，哈裏曼打造了風靡世界的“美式和平”。

戰後幾十年間，懷南特“專注於團結而不是分裂人類”的國際關係論被認為是單純幼稚的。力量被奉為圭臬，美國到處炫耀自己的軍事、經濟實力，將自身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強加到別國頭上。

但是，美國的獨斷專行很快就迎來了反抗。各國厭倦了被呼來喝去，越發抗拒美國的領導。進入21世紀，很多國家開始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六十多年前剛剛取得霸主地位的美國，正麵臨著影響力和權力的快速衰落。隨著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上台，美國認為有必要推動全球合作，並開始打造與其他國家的真正夥伴關係，而不再是一味的美國利益獨大。

伴隨著與外部世界的更多接觸，美國對“二戰”期間美英同盟的勝利會進行更好的回顧，更加承認懷南特、默羅、艾森豪威爾等人為維護兩國同盟做出的勤勉努力。在他們努力維護同盟關係的同時，民族主義和其他勢力卻費盡心機要打破同盟。1945年，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不久，懷南特參加了英格蘭東南部諾曼底登陸紀念碑的落成典禮。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直播中，這位駐英大使說道，人類要想在當今危機四伏的時代生存下去，必須“學會友好共存”，要將“鄰國的福祉賦予同自身福祉同等的重要性”。懷南特承認這一目標極難實現，“但是，這正是諾曼底登陸的意義所在，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一目標，那還有什麽不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