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絕無僅有的特權”
“二戰”中的某一天，《時代生活》通訊記者瑪麗·韋爾什手拿橘子，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這個橘子是剛到英國的美國朋友送給她的禮物。周圍的行人都驚訝地看著橘子，她之後說，就好像我拿著“一個人頭”一樣令人驚訝。距上次大部分倫敦人見到橘子或檸檬或香蕉已經兩年多過去了。戰爭結束時，許多英國小孩要麽從沒見過香蕉，要麽忘記了香蕉長什麽樣，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吃。洋蔥也是稀有商品，稀有到被當作彩票獎品。
由於大量外國流亡者湧入，倫敦呈現出世界性大都市的模樣，但這也讓倫敦變得越來越破舊、汙穢。對大部分居民而言，經濟緊縮和貧窮是常態，食品及消費品的嚴重缺乏意味著他們得排隊數小時才能買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例如飲用玻璃杯、牙刷和縫衣針。發現一間商店門口排了大約70人，一個男人問另一位旁觀者他們都在排隊買什麽。“我覺得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排隊幹什麽，”那人告訴他說，“一些人有點歇斯底裏——不管什麽時候看到一支隊伍，他們就會加入進去。”一位倫敦家庭主婦說：“很多時候，為買一磅土豆或半磅豬肝，我們得等一個多小時。”
除了戰爭和政治，食物成了瑪麗·韋爾什所認識的大不列顛人最愛聊的話題。“整個島嶼聽起來就像節食女人的俱樂部，”她說，“聊天的內容主要圍繞著營養的獲得，而非土豆、球芽甘藍和卷心菜這些食物的獲得。”戰後，居住在切爾西的某位藝術家的模特西奧多拉·菲茨吉本（Theodora FitzGibbon）寫道：“我們經常忘了我們處於饑餓狀態，因為根本就沒有足夠的食物。”小說家兼駐外記者德裏克·蘭伯特（Derek Lambert）在戰爭期間還是個青少年。關於他媽媽，他回憶說：“每天都忙活著為我和我父親爭取卡路裏、維生素、碳水化合物和熱量……我們顫顫巍巍地在廚房就餐，因為沒有足夠的煤炭燒火。我的母親得去爭取、尋找、節省、湊合、討好屠夫或責罵雜貨商。”由於煤炭和電力供應嚴重減少，人們都早早上床取暖。白天，女人們推著嬰兒車或提著菜籃，到臨時煤炭堆積所排隊等待，希望得到幾塊寶貴的煤炭。
對大部分倫敦人而言，買新衣服和獲取足夠的食物和燃料一樣艱難。瑪麗·韋爾什很慶幸自己在1942年訪問紐約時有遠見地為自己和英國朋友們買了幾打長襪，但是她忘了儲備內衣。到1944年，內衣缺少已經給她造成了“嚴重的問題”。當吊襪鬆緊帶斷了，她不得不用橡皮筋來支撐寶貴的長襪。1943年5月，在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羅描繪了在白金漢宮外觀看地方誌願軍閱兵的觀眾們所穿的單調、破舊的衣服：“他們穿著非常單薄的夏季服裝……破舊的裙子與根本不搭的破舊夾克穿在一起。盡管他們笑容滿麵，但看著很淒慘。”
剛來到英國的許多美國軍人對他們在新崗位的狀況與在家鄉形成的鮮明對比感到非常震驚。“我覺得告訴你這裏沒有配給的東西更簡單一些，我想不出來的東西除外，”一名美國中尉寫信告訴母親說，“例如，他們一周配給兩盎司黃油。媽媽，整個星期的配給量在兩片麵包上就用完了。你自己試試就知道英國人有多窮困潦倒……你知道嗎？媽媽，自1939年後，這裏的許多人就沒買過新衣服了？如果能在兩周吃到一個雞蛋，他們就感到很幸運了……在這裏的短暫停留給我的印象是，和英國人相比，美國人並未表現出努力推動戰爭的犧牲精神。”
正如這位年輕中尉所說，在英國的戰爭體驗和在美國完全不一樣。雖然兩國都實施了配給製，並經曆了失去數十萬年青士兵的悲傷，但對美國的大部分人來說，戰爭離他們很遙遠，戰爭對美國造成的貧窮和痛苦遠沒有英國和歐洲敵占國家嚴重。美國大陸上沒有經曆過轟炸、平民死傷以及數百萬家庭被摧毀。誠然，絕大多數大不列顛人的生活標準因為戰爭而急劇下降，但大部分，或者說許多美國人的生活卻比之前更好了。“戰爭沒有‘好’的，”英國曆史學家大衛·雷諾茲（David Reynolds）說，“但美國的戰爭應該是最好的了。”
由於大規模的工業動員，美國經濟迅速發展，最終結束了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貧困狀態。1940年，超過14％的美國勞動力仍處於失業狀態；三年後，失業率下降到不足2％。美國人的年收入增長了50％多，許多人現在掙的工資比幾年前所夢想的更多。雖然對某種食品或其他物品實行了配給，但能購買到的東西仍很多。從1939年到1944年，美國食品消費增長了8％，而服裝鞋帽的消費增長了23％。
“有錢可燒，並且火焰明亮耀眼，”埃裏克·塞瓦雷德對其所見的美國缺少犧牲精神這一現狀感到恐慌，評論道，“第五大道上繡有愛國圖案的手巾賣10美元一條，新聞短片中展示著最時髦的軍事圖案，度假酒店人山人海……美國相信可以通過生產來贏得勝利，或通過開支票用購買力來贏得勝利。生活輕鬆，每周都更加繁榮，沒人相信死亡。”
直到珍珠港遇襲後的幾個月，配給製才開始實施。羅斯福希望避免強製性控製，因此最初努力說服美國民眾為了戰爭努力，自願減少對食品和消費品的消費。雖然許多美國人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大部分人卻沒有。因此，一些商品變得稀少，價格猛漲，通貨膨脹隨之而來。1942年4月，總統宣布了“同等犧牲”的必要性，提議提高稅收、控製工資和價格，並實行全麵配給製。
與英國的控製相比，美國最終於1942年春末實施的配給製要寬鬆得多，與其說它導致了艱難困苦，不如說給人們生活帶來了極其不便利。在英國幾乎難覓蹤跡的雞蛋，成了美國肉類的替代品；人造奶油替代黃油；當白砂糖實行配給製時，玉米糖漿和糖精成為其替代品。雖然石油和輪胎實行嚴格配給製，美國汽車駕駛員卻還未完全淪落到放棄開車的地步，而大部分英國車主卻不得不如此。在英國，男人每兩年才能買到一套西服；而在美國，男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衣服，盡管褲子都是無卷邊筒褲，且夾克翻領更細窄了。女人的裙子沒裙褶而且更短了。由於鋼鐵的缺乏，美國的各種消費品——從冰箱到真空吸塵器到洗衣機——都暫時停止生產。
當許多美國公民為這些削減而感到苦惱時，經曆過戰時倫敦的縮衣節食、回到家鄉的美國人卻發現這裏簡直是富足的天堂。塔妮婭·朗（Tania Long）就是這樣一名外派人員，她是紐約《時代周刊》雜誌駐倫敦的通訊記者，於1943年年末返回紐約作訪問。“除了感受到自由和富足的總體氛圍，返回這個城市的女人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自己穿得多寒酸，而其他女人都打扮得光鮮亮麗，”在《時代周刊》雜誌上的文章中她寫道，“對於習慣了商店裏半空貨架的女人來說，一手拿著優惠券，一手拎著購物包走進紐約的某個百貨商場，這種感覺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絕妙之旅。這裏的東西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食品的情況也是如此，她寫道：“當紐約人抱怨餐館和肉鋪再也沒有牛排和其他珍稀肉類時，剛從英國返回的人卻在艱難地選擇菜單上誘人的菜肴……對吃了兩年卷心菜、球芽甘藍和菠菜的人來說，他們都忘了果汁汽水、新鮮豌豆、玉米、茄子和番茄的存在。”塔妮婭·朗說倫敦之旅讓她覺得“倫敦和紐約完全是兩個世界。要想拿兩者作比較簡直是徒勞，就好比拿地球和火星相比”。
與英國的情況不同，大部分美國公民從未覺得自己的祖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難之中，因此不太願意遵從羅斯福政府號召的犧牲精神。弗朗西斯·珀金斯後來說道：“美國人對戰爭基本不感興趣。當然，他們希望自己的士兵一切都有，並贏得戰爭，但他們仍不明白士兵們為何沒有黃油。”
當羅斯福政府宣布由於橡膠短缺，女子緊身內衣將停止生產時，這遭到了全國女性的強烈抗議。最終政府屈服說，女子貼身內衣是女性服裝的重要組成部分，得繼續生產。“如果要求奉獻血與汗，美國人民會欣然地、驕傲地奉獻出來，但他們卻極不情願減少對紅肉和汽油的正常消費，以及對電烤箱和緊身內衣等必需品的使用，”羅伯特·舍伍德說，“比起地球上的任何人，美國人更深信這個原則：魚和熊掌可以兼得。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因為美國人從小就習慣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狀態。”羅斯福為美國人對戰爭的漠視態度而感到惱怒，對哈羅德·伊克斯說：“如果德國把炸彈扔到我們這兒，對我們可能是件好事。”
在華盛頓，國會議員們反對羅斯福提高稅收的提議，不斷責難價格控製辦公室，並堅持他們享有石油無限製供應的權利。因為，他們爭辯說，開車對戰爭努力來說非常重要。“國家希望這些人為民眾樹立榜樣，從而鼓勵民眾接受個人生活的不便利，但這些人的做法卻完全相反。”華盛頓著名的報紙專欄作家雷蒙德·克洛珀（Raymond Clapper）反感地寫道，“他們極不配合，像潑婦罵街一般堅持自己的特權。”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雖然官僚的典型性的南方式慵懶作風被迅速形成的瘋狂忙碌所代替，但奇怪的是，首都似乎仍未被戰爭所影響。在埃裏克·塞瓦雷德看來，不管華盛頓“對戰爭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卻似乎不是戰爭的一部分”。羅斯福認為，“比起其他地方，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對現實戰爭努力的認識更不足”。首都的夜晚燈火通明，這裏的社交生活比1941年9月前更豐富多彩，比如亨聯早餐、午宴、茶舞會、晚宴，當然，還有沒完沒了的雞尾酒會、外交接待宴。而《華盛頓郵報》的社會編輯為這種尋歡作樂辯護，聲稱這為“有影響力的人們……處理業務、聯絡感情以及促進戰爭努力”提供了場所。
21歲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瑪麗·李·塞特爾（Mary Lee Settle）就是首都瘋狂社交生活的熱衷者之一，她曾是一名模特，後來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丈夫為英國公民的塞特爾後來說道，她在華盛頓參加的各種宴會讓她想起了托爾斯泰所著的《戰爭與和平》中對在拿破侖入侵俄國時，聖彼得斯堡的社交活動的描寫。和俄國首都的貴族一樣，華盛頓的市民談論著戰爭，但他們卻沒有真正地經曆過戰爭、對戰爭也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寫道，這兩座城市的生活都不真實，“人們看重禮儀，認為姿態比行動重要，覺得戰爭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雖然看到美國正努力對待配給製和其他戰時限製，但在倫敦長期居住的美國人看來，那些美國同胞們為共同利益所作的放棄舒適生活的微弱努力不足為道。在看了家鄉報紙上刊登的一篇自我讚美的文章中關於家鄉人民每周一天不吃肉的描述，珍妮特·默羅怒氣衝衝地給父母寫了一封信。信中她說，那篇文章“讓人看了想哭。顯而易見，我們國家對世界其他地方所處的困境知之甚少。什麽叫一日無肉？……我真想說這裏的肉類配給幾乎從未超過一周兩餐。聖誕節以來，我就吃過五個雞蛋——幾個月來首次吃——是別人送給我的聖誕禮物……美國人絕不會接受這樣的夥食，但如果想要世界上其他的人重獲健康的話，他們必須得更努力，而不是每周一日無肉”。
在寫給哈裏·霍普金斯的一封信中，埃夫裏爾·哈裏曼回應了珍妮特·默羅的批評。“當英國人請求我們幫助時，他們自己做最大的犧牲，而我們仍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這樣很合理，”哈裏曼寫道，“但現在他們把我們看作合夥人，當我們要求他們作犧牲時，他們也要求我們作同樣的犧牲……美國的許多事情對英國人來說很難理解。”
然而，在倫敦期間，哈裏曼確保了他和女兒的生活仍然享有他們在家鄉所習慣的各種奢侈。例如，有一段時間，烈酒和葡萄酒幾乎沒法買到，哈裏曼從美國進口了數箱路易王妃香檳、瑪歌紅酒、杜鬆子酒和加拿大威士忌。
凱思琳·哈裏曼從未經曆過服裝配給製所帶來的困苦。在1942年2月寫給繼母的一封信中，她說自己走進倫敦沃斯時裝屋的展銷店，“買了一件漂亮的黑色夜禮服——模特同款——因為我無法忍受不停地試穿”。後來，在繼母從紐約寄給她一箱新款服裝後，她感激地說：“不知道從三條裙子中選哪一條參加晚會的感覺真是太開心了。雖然有大量言論說，經過三年服裝配給製後，倫敦人真的已經捉襟見肘了，但我可不希望自己加入到這個行列。事實是，當我在英國穿‘破舊衣服’時，埃夫裏爾就會批評我。”
對凱思琳而言，精心的穿著打扮很重要，因為她和其他出身名門的美國人從未如此頻繁、狂熱地參加倫敦的社交活動。英國首都是部分美國商界和文藝界著名人士的戰時基地，比如投資銀行家、財富繼承人、公司高層、劇作家、演員、電影導演、廣播公司董事，以及報紙雜誌發行人和編輯，他們加入了美國戰略情報局和戰爭信息局，或成為軍事文職人員。
盡管遭到毀壞，不可否認的是，戰時倫敦仍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地方。1942年，初次來到倫敦的紐約人羅伯特·阿爾比布中士和許多初到倫敦的美國人一樣，被倫敦的活力和熱情所感染。“倫敦是世界上最擁擠和最迷人的城市之一，”他回憶道，“這裏隨處可見形形色色的製服，大家說著各種各樣的語言。周六晚上這裏非常瘋狂……那個時候，我經常覺得倫敦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是巴別，是大都市，是麥加。倫敦就是倫敦。”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說，在諾曼底登陸的前一年，倫敦“的社交生活是我所見過的發展最快的”。許多初到倫敦的美國人都來自東海岸，是哈裏森的朋友和長久工作夥伴，包括富有商人、銀行家和律師。這些人中部分人畢業於著名的常春藤盟校，部分人擁有無懈可擊的社會背景，據某位評論者說，他們“給人的感覺就像……這個世紀將由他們掌控”。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持有國際主義觀點，因為從小就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待過很久。和哈裏森一樣，從美國參戰前開始，他們就一直積極敦促羅斯福政府為英國提供援助。
大衛·布魯斯就是這些精英人士之一，他是金融家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的女婿。美國戰略情報局創始人威廉·多諾萬將軍（William Donovan）招募他為該情報局駐倫敦總部的頭領。同時，多諾萬也為該情報局駐倫敦辦公室招募了紐約銀行家族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在芝加哥從事肉類加工的阿穆爾家族的萊斯特·阿穆爾（Lester Armour）、馬球運動冠軍兼養馬人雷蒙德·格斯特（Raymond Guest）——因此，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綽號為“關係戶之家”。
乍一看，選擇布魯斯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有點奇怪，他是弗吉尼亞州的貴族，其財富來自嶽父家梅隆家族，並且他沒有情報工作經驗，也從未長期地擔任過任何重要職務。但媒體和許多同輩人認為他是個充滿魅力、涉獵廣泛的人，他涉獵過投資銀行業，在駐外事務處短暫任職過，並在弗吉尼亞州和馬裏蘭州的立法機關各任職了一個任期。他在倫敦也待過很久，例如，在德國對倫敦進行空襲期間，他曾一度作為美國紅十字會代表來到倫敦，並與英國民眾和政府建立了廣泛的聯係。由於“強烈的自尊和優越感”，溫文爾雅的布魯斯能夠輕鬆自如地與英國貴族、美國將軍以及歐洲國家的流亡領導人相處。他經常邀請這三類人員參加懷特之家的宴會或雞尾酒會，懷特之家是倫敦最高級的男人俱樂部，女人禁止入內，並且這裏從不會供應非上等葡萄酒。和哈裏曼一樣，布魯斯設法讓自己在英國首都享受極其優質的生活，他在日記中記錄了他所享用的豐富食物，比如在懷特之家宴會上的煙熏三文魚、羊肉、球芽甘藍、土豆、梅脯餡餅、雞尾酒、1924年的瑪歌紅酒和上等的波特酒。
約翰·海伊·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昵稱喬克）也是美國政府機構駐倫敦辦公室的一名雇員。他是紐約的花花公子，得益於巨大的家族財富，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同時他還擁有六座豪宅、兩架私人飛機、一艘快艇、20匹馬球比賽用馬。惠特尼的格林特裏馬廄飼養了一些美國最優質的賽馬，他還為電影《亂世佳人》的拍攝提供了大量資金。他是美國第八航空軍總部的一名公共信息官員。據某位知情人士稱，他獲得這個職位是因為“他是僅有的幾個不畏報社記者怠慢和英國口音的男人之一”［這位知情人是與惠特尼職位相當的、美國海軍總部駐倫敦辦公室官員巴裏·賓漢姆（Barry Bingham），他是《路易斯維爾信使報》的擁有者兼發行人］。
同時，惠特尼也非常熟悉倫敦，他的爺爺約翰·海伊（John Hay）曾是亞伯拉罕·林肯的私人秘書及威廉·麥金利和西奧多·羅斯福的國務卿。1926年，老約翰為慶祝他的一匹賽馬在英國比賽中獲勝，他舉辦了一場派對。據《紐約時報》描述，這是倫敦10多年來舉辦的“最精心、最豪華的派對”。“二戰”期間，惠特尼在格羅夫納廣場租了一套寬敞豪華的公寓，並在那裏舉辦社交聚會——以精美的食物、可口的飲料以及花容月貌的女嘉賓而聞名。
威廉·佩利是參加惠特尼派對、尋求女人陪伴的眾多人之一。和許多紐約同伴一樣，他不隻把戰爭看作服務國家的一種方式，更看作擺脫家庭和生意場上的煩悶責任的方式，戰爭提供了在倫敦尋求刺激和隨心所欲的機會。在北非和意大利為美國戰爭信息局搭建了盟軍廣播電台後，這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長被授予上校軍銜，並被派到英國首都，在艾森豪威爾的部下擔任麵向歐洲的心理戰廣播主任。他住在克拉裏奇酒店，擁有一名貼身男仆，並經常享用美食佳肴，比如涼拌三文魚、龍蝦和鮮蘆筍。關於戰爭，他後來說：“生活從未如此激動人心，充滿緊迫感。這樣的生活將不再重來。”
在佩利的屬下看來，佩利更熱衷於尋歡作樂，而非兢兢業業地工作。
和其他人一樣，他覺得戰時倫敦所渲染的聽天由命和享樂主義格外吸引人。他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幾乎從不擔心明天或很快就會一命嗚呼，因為和到英國的大部分紐約顯貴及好萊塢名人一樣，他從未目睹過真實的戰鬥。在美國軍隊服役的許多軍人認為，之前隻是平民的佩利和其他類似之人，都是身負“玻璃紙式軍務”的“波旁威士忌上校”（“你可以看穿他們，而他們能夠遠離戰爭”）。
不過，這些人當中，至少湧現出三個傑出的例外人物。由於在影片《費城故事》中的精彩表現，詹姆斯·斯圖爾特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然而就是他擔任了在諾裏奇附近駐紮的美國轟炸機中隊指揮官，該中隊對德國進行B-24s轟炸機轟炸飛行任務。斯圖爾特本人參加過20次飛行任務，鑒於他在戰爭中所展現的勇氣和鎮定，他被授予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另一位好萊塢當紅明星克拉克·蓋布爾，為了製作空中射擊培訓短片，和美國轟炸機機組成員一起參加過數次突襲。在一次任務中，德國炮彈擊中了他的飛機，導致他險些送命。
1943年年中，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導演和劇組為了在B-17孟菲斯美女號轟炸機上拍攝後來使他成名的紀錄片《孟菲斯美女號》，參加過該轟炸機轟炸法國和德國的五次飛行任務。關於這位好萊塢導演，孟菲斯美女號轟炸機駕駛員評價說：“他真有膽量。”在某次飛行任務之前，他說服駕駛員違規讓他在起飛和著陸時乘坐在轟炸機機腹下的球形炮塔內——此行為極其危險——以便他能拍攝到機輪和滑道。
讓惠勒感到極其尷尬的是，在他拍攝《孟菲斯美女號》時，他的奧斯卡獲獎影片《忠勇之家》剛好在倫敦首映。《忠勇之家》講述了在敦刻爾克大撤退和德國對倫敦空襲期間，一個中上階層家庭在倫敦郊區發生的故事。這是1942年美國票房最高的電影，次年在英國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丘吉爾喜歡這部電影，稱其為“價值一百艘戰艦的宣傳片”。惠勒是一名強烈的親英派，最初確實打算將這部電影用於宣傳。“我是個主戰論者，”他說，“我很擔心美國人會是孤立主義者。”但當他到達英國並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慘烈及後果——被夷為平地的房子、營養不良的人們、破爛不堪的城市、英國和美國轟炸機機組成員的慘重傷亡——他開始認為《忠勇之家》展現的隻是粉飾過的、理想化的戰爭。他說，這部影片“僅僅觸及了戰爭的表麵”。數年之後，惠勒宣稱，對他而言，這場令人恐怖但不乏英勇精神的戰爭就是“真正的現實”。
除了惠勒、斯圖爾特、蓋布爾及其他少數人外，到英國的美國知名人士都生活在與戰爭隔絕的世界裏，他們流連在雞尾酒會和黑市餐館，幾乎不了解他們的舒適生活圈之外的戰爭的模樣。這些美國新來者所認識的倫敦“並不真實，而是一個舞台，上演著一部名叫‘戰爭’的戲劇”，瑪麗·李·塞特爾說，這個在駐華盛頓英國大使館工作過的年輕西弗吉尼亞人，後來在英格蘭西南部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的空軍婦女輔助隊工作了一年。“他們的製服就像戲服——裁剪精致、無油漬、無泥土、沒褪色……他們大多都沒有經曆過我們所經曆的生活限製……他們無法想象配給製下的生活，無法想象四處搜尋沒有限購的食物的艱難，無法想象麵容憔悴、疲憊不堪地排隊等待數小時的境遇。”
當英國參戰時，塞特爾及其丈夫在紐約居住，她是模特，而丈夫是一名廣告總監，然後他立即加入了加拿大軍隊，而她設法加入了英國空軍婦女輔助隊。“我們年輕，擁有一腔熱血。我們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對的，”她後來寫道，“那是我們生命中首次想到我們之外的事情，想到共同利益。”經過一年多的煩瑣程序，她最終來到英格蘭並成為駐紮在科茨沃爾德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的一名無線電操作員，在飛行控製站和飛行員之間傳達命令和信息。
作為空軍二等兵，塞特爾屬於英國人所稱呼的其他等級（應征入伍的男人和女人）的一部分，並感受到了軍官和部下之間“冰冷、殘酷的分級”，這些部下大多來自工人階級。她說：“這是我首次感受到等級劃分，其複雜和嚴格程度幾乎和中國的等級劃分一樣，從發型到健康狀況……每個英國男人都把自己與其他戰友區別開來。”塞特爾和其他戰友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惡劣，她睡在半圓形活動營房裏的草席上，火爐基本感覺不到溫暖。她運送煤炭、打掃地麵，而粗劣的夥食讓她無時無刻不感到饑餓和渴望食物。
經過一年頭戴耳機、遭受德國無線電波幹擾而導致的持續嗡嗡聲的折磨，塞特爾患上了醫生稱之為“信號衝擊”的疾病，因此無法在其崗位上繼續有效地工作。因病退伍後，她在美國戰爭信息局駐倫敦辦公室從事案頭寫作。在這裏，她發現自己置身於夢幻般的奢侈、舒適世界中，“像香檳酒一樣令人陶醉”，這讓她一時無從適應。和勝任戰區工作的大部分美國民眾一樣，她被暫時授予軍銜（她的軍銜是少校），因此能夠在奇妙的軍中福利商店中購物。這裏供應美國香煙、巧克力、剃須刀片、果汁、香皂、牙膏、剃須膏、手帕以及英國其他商店都沒有的各種各樣的消費品，所以她不必再忍受劣質的英國香煙——英國香煙含量非常稀疏，她吸上一口，煙蒂就變得很短以至於無法用手指夾住，然後她就會用大頭針將其固定住，再抽上最後的寶貴幾口。
塞特爾戰後成了著名的小說家。而在當時，在白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她享受著美國戰爭信息局的同事和她所結交的其他美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絕無僅有的特權”。而晚上，當她回到自己在肯辛頓租的一間破舊的、無電梯的、位於五樓的公寓時，房東把她從福利商店帶回的美國糖塊當作寶物，並把它切成幾小塊擺在瓷盤上當下午茶。
在她的同事看來，這位擁有一頭棕發、美麗動人的塞特爾很奇怪，正如她也認為同事奇怪一樣。“我經曆豐富，且直接接觸過戰爭，所以他們都過來分享我的經曆，”她回憶說，“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軍中服務卻讓他們非常著迷。這讓我感覺她們似乎比我更年輕。”當塞特爾剛來到戰爭信息局工作時，在倫敦拍攝美國政府影片的演員布吉斯·梅雷迪斯（Burgess Meredith）和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覺得她在英國配給製下生活太久、長得太瘦，所以急需一頓大餐。於是他們把塞特爾護送到一家飄香四溢的黑市餐館，就好像“我是骨灰瓷一般”，餐館內部裝飾著紅木鑲板，擺放著皮革長凳和綢緞餐巾。這兩位演員堅持為她點了兩英寸厚的羊排、青豆和烤土豆，土豆外麵塗著兩周配給量的黃油。羊肉和黃油所散發出的濃厚芳香讓塞特爾頓時無法承受。她禮貌地向洗手間走去，但還沒走到洗手間就已經惡心嘔吐了。
而倫敦的另一名年輕女子卻逐漸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奢侈。由於埃夫裏爾·哈裏曼和其他美國富人朋友的慷慨解囊，帕梅拉·丘吉爾成為倫敦最主要的女主人之一，經常舉辦豪華晚宴，供應牡蠣、三文魚、牛排和威士忌等珍貴食品飲料。“我們在英格蘭配給製下過著清心寡欲的生活，”約翰·科爾維爾回憶說，“但如果和帕梅拉一起進餐，就會吃到五六盤菜……並且都是平時沒見過的食物。我猜想餐桌上的所有人都在傻笑著說，埃夫裏爾對自己的女朋友可真好。”數年後，帕梅拉說：“戰爭雖然可怕，但如果你芳華正茂……且在對的地方，那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942年4月，帕梅拉、埃夫裏爾及其女兒離開了多切斯特酒店，搬進了格羅夫納廣場上一套寬敞的公寓，這套公寓和吉爾·懷南特的公寓同在一棟大樓裏，所以大家很容易發現，首相的兒媳婦和羅斯福的《租借法案》代表人住在一起。“人們發現他們住在一起，感到有點煩惱，因為他有妻子，”帕梅拉的一位熟人說，“和他住在一起有點太過分了，欠缺考慮……我覺得她太笨、太沒規矩了。”
當倫道夫·丘吉爾休假回家發現了妻子的不忠，他勃然大怒。朋友們說，他生氣並不是因為嫉妒哈裏曼，而是因為哈裏曼的背叛。之前，在他父親的要求下，他在開羅與哈裏曼結交成為朋友。倫道夫怨恨地指責自己的父母竟然在契克斯莊園，“在他們自己的屋簷下”縱容通奸，僅僅因為哈裏曼和美國人對英國的重要性。“他言語粗俗，撕開了一個永不愈合的傷口，”倫道夫和瑪麗·丘吉爾的共同朋友阿拉斯泰爾·福布斯（Alastair Forbes）說，“他說他的父母一定知道，而他的父母說自己不知道。”據帕梅拉說，她現在與之疏遠的倫道夫曾一度威脅說要把她與哈裏曼的婚外情公開，這種情況“可能會對位高權重之人造成嚴重傷害”。為了平息他的憤怒，她同意“在英國另找一個地方居住……盡量遠離他的父母”。（帕梅拉與哈裏曼的風流韻事讓倫道夫·丘吉爾數年來難以釋懷。在1961年華盛頓舉辦的一場晚宴上，他說：“當我遠在軍中時，埃夫裏爾·哈裏曼背叛了我，而且這竟發生在首相的家裏。”晚宴的主人問：“但是，倫道夫，當你遠在軍中時，你又和多少有夫之婦做過這種事呢？”丘吉爾回答說：“也許是吧，但絕不會在首相的家裏做這種事。”——施萊辛格，《施萊辛格日記》第139頁）
這對情人還麵臨著一個問題：瑪麗·哈裏曼發現了他們倆的關係。同時，瑪麗與樂隊領隊艾迪·達欽（Eddy Duchin）也糾纏在一起，所以與其說這個紅塵女子對丈夫出軌這件事本身感到煩心，毋寧說她是害怕別人知道這件事。“把你的風流韻事擺平，千萬別上報紙了，”她在電報中對丈夫說，“否則你將麵臨美國史上最慘重的離婚代價。”在痛苦地意識到與妻子瑪麗離婚不僅會嚴重削減自己的財富，而且還會斷送自己剛剛起步的外交事業後，哈裏曼同意不再與帕梅拉聯係，但很快就背棄了這個承諾。“雖然埃夫裏爾不能與她結婚，”一個朋友說，“但他也不想放棄她。”
從哈裏曼的公寓搬出來後，帕梅拉搬進了位於格羅夫納廣場49號的一套豪華公寓，這裏在哈裏曼公寓樓的拐角處，與康諾特酒店相對。除了支付帕梅拉的房租外，她的情夫還為她提供了一輛汽車及汽油配給，並每年給她3000英鎊的補貼金，這在當時算相當慷慨的一筆錢了。在帕梅拉所住的那棟大樓裏，隻有她一人是英國公民，因此她逐漸地、完全地被美國人同化了。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是美國人，她在客廳的書架上擺放著哈裏曼、艾森豪威爾、哈裏·霍普金斯以及羅斯福的照片——羅斯福的照片是他本人寄給她的。在對羅斯福的感謝信中，她說：“我兒子還太小，不能從你和溫斯頓的照片中分辨出你們倆。我擔心他會把你們兩位都稱作祖父。”帕梅拉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招待新來的美國記者、將軍和政府官員上——邀請他們參加晚宴，帶他們四處參觀；總而言之，就是向他們介紹倫敦。珍妮特·默羅參加過帕梅拉舉辦的一次晚宴，但卻感到格格不入。她說：“除非你自己是個重要人物，不然沒那麽受歡迎。”
1943年秋季，帕梅拉主動提出到丘吉爾俱樂部工作，該俱樂部坐落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後的一座莊嚴舊宅裏，這裏是專屬入住阿什伯納姆宅邸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和加拿大軍官、軍人的聚會場所。藝術史學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說，這裏是美國達官顯貴們“逃避嘈雜的軍中生活”、學習英國文化的地方。這裏會召開音樂會、講座、戲劇讀書會，但也會經常舉辦美國人參加的馬蒂尼雞尾酒派對，參加人員大部分是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在這裏很容易就可以獲取信息！”《時代生活》通訊記者比爾·沃爾頓（Bill Walton）興奮地說，“從進門的那一刻起官銜就被暫擱一邊，滿屋的將軍、上尉和少校都被帕梅拉迷得神魂顛倒。”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決心盡量不參與倫敦的社交生活，但他的大部分屬下都不願效仿他。埃裏克·塞瓦雷德在日誌中評價說，許多美國高級軍官都“不願戰爭結束，因為比起和平時期在家鄉的情況，他們在這裏賺的錢更多，生活得更好、更舒適、更刺激”。小說《艾米麗的美國化》的作者是一名英國軍中女司機，在戰時倫敦擔任某位美國海軍上將的副官，她在書中傷感地說：“對我所遇到的美國人而言，這場戰爭隻是倫敦市外的漫漫長夜。”
據凱·薩默斯比說，美國空軍的高級軍官尤其喜歡尋歡作樂。當艾森豪威爾在倫敦郊外一座質樸的鄉間別墅玩橋牌或閱讀西方低俗小說進行消遣時，美國第八航空軍指揮官卡爾·斯帕茨將軍（Carl Spaatz，昵稱圖伊）以及他的部下卻在克拉裏奇酒店裏這位將軍的套房中舉辦奢華的派對。薩默斯比評價說：“第八航空軍素有享樂服務的榮譽，並且斯帕茨的部下努力保持著這個榮譽。”她說，走進第八航空軍總部就像“進入了一個擁擠的雞尾酒吧——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煙霧繚繞中談笑風生、打情罵俏”。
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說，打情罵俏和偶然的風流韻事（一些也並非偶然）在戰時倫敦普遍存在，“那個時候的風氣就是這樣……大部分到倫敦的美國男人都有家室，但沒人會在意他們在這兒交女朋友”。艾森豪威爾本人也與薩默斯比保持著親密的個人關係，但是不是男女私情還很難說。
美國第82空降師指揮官詹姆斯·加文將軍（James Gavin）向一名美國新聞記者詢問艾森豪威爾與薩默斯比之間的緋聞是否真實，這名記者回答說：“我從未見過，當將軍從辦公室出來時，有哪位司機下車、給他早安吻！”數年之後，薩默斯比回憶說：“戰爭是不可抵製的催化劑。戰爭顛覆一切，就像溫床一樣促進關係的發展，以至於在和平時期需要數月才能發展成的親密關係可能在數天內就能形成。”
加文本人與《生活》雜誌的新聞攝影記者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曖昧不清。盟軍最高司令部的情報與審查首領羅伯特·麥克盧爾將軍（Robert McClure）與瑪麗·韋爾什傳出戀情，而與此同時，瑪麗·韋爾什還與另外三個男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自己的丈夫——一名澳大利亞記者，在倫敦為陸軍宣傳影片而忙活的作家歐文·肖（Irwin Shaw），以及從1944年開始交往的歐內斯特·海明威。艾森豪威爾的私人助理哈裏·布徹與從事紅十字會工作的一名英國人相戀，並在戰後娶其為妻。大衛·布魯斯在1945年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後，與伊萬傑琳·貝爾（Evangeline Bell）再婚，她是在美國戰略情報局布魯斯手下工作的一名25歲英裔美國人。曾任報社編輯的赫伯特·阿加（Herbert Agar）是懷南特在倫敦的助手，他也與妻子離婚——為了與著名的英國建築師埃德溫·勒琴斯（Edwin Lutyens）的喪偶女兒芭比·華萊士（Barbie Wallace）結婚。威廉·佩利與埃德溫娜·蒙巴頓（Edwina Mountbatten）交往，而她丈夫蒙巴頓勳爵時任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英國外交大臣的妻子比阿特麗斯·艾登（Beatrice Eden）開始與C. D.傑克遜（C. D. Jackson）交往，他曾是時代公司的執行官，後在艾森豪威爾手下工作。1944年巴黎解放後，比阿特麗斯·艾登離開丈夫，與傑克遜一起生活在法國首都；“二戰”結束後，又與傑克遜一起搬到紐約，雖然兩人從未確定婚姻關係。
然而，英國指揮官們卻對這種**的性關係表示困惑不解。一位英國官員鄙夷地說：“我們可沒有美國人那種證明男子漢氣概的原始需求。”但最終他的許多同事也淪陷了。
帕梅拉·丘吉爾也與一些出身名門的美國人交往過。“在我的生命中，”她後來說，“我總是與男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男人就是我的一部分。”她和哈裏曼彼此都不忠誠，後來她還與其他男人交往過，包括喬克·惠特尼、37歲的弗雷德裏克·安德森將軍——他是美國第八航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的指揮官。據帕梅拉的好友比爾·沃爾頓說，首相知道她與安德森的戀情，並“詢問她……他在某個關鍵轟炸策略上的立場”，然後她就會向丘吉爾傳達她從將軍那裏搜集到的信息。比弗布魯克勳爵曾邀請這對情人在查克利宅邸度周末，並在那裏向安德森通報信息。
在丘吉爾俱樂部開放兩個月後，哈裏曼從帕梅拉的生活中消失了，因為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強烈要求他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他不想要這個職位，因為自己曾暗算過懷南特和前兩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哈裏曼知道大使的位置風雨飄搖、工作困難重重，尤其是在蘇聯首都。
在過去與蘇聯政府的往來中，哈裏曼先將美國大使勞倫斯·施泰因哈特排擠離職，當退役的海軍上將威廉·斯坦德利接替其大使位置後，哈裏曼又將其排擠離職。堅信美國應該勇敢麵對蘇聯欺淩的斯坦德利，對哈裏曼感到十分惱怒，因為和羅斯福派到莫斯科與斯大林協商的其他官員一樣，哈裏曼“遵從羅斯福的政策：不要與俄國人作對，並給予他們所想要的一切”。數年後，哈裏曼承認說，斯坦德利當時的觀點很有道理，而他和羅斯福卻隻是把他當作跑腿小弟。“西方許多重要人物，包括首相、總統以及其他高級官員，都有這樣的思想：盡量與斯大林交好，”他寫道，“我承認自己也受到了其思想的感染。”
1943年年中，斯坦德利已經無法忍受蘇聯。在莫斯科召開的某次美國通訊記者新聞招待會上，他控訴蘇聯政府不誠實，特別是向蘇聯人民隱瞞了這一事實：幾乎所有的蘇聯軍事資源都是來自美國和英國。他的言論在國際上激起了怒火，於是他主動離開了大使職位。
雖然哈裏曼堅定地認為自己能夠勝任其他人沒能勝任的駐莫斯科大使職位，但他對離開倫敦還是感到猶豫不決。他不情願離開的原因，與其說是舍不得帕梅拉——雖然確實很喜歡她——毋寧說是因為如果接受這一職位他將不再處於盟軍行動的中心這一事實。他將失去自己辛辛苦苦謀得的這個核心位置：羅斯福、斯大林與丘吉爾之間的溝通者和調停人。他告訴總統：“相比到莫斯科擔任榮耀的通訊官員，我確信自己在倫敦對您、對戰爭來說更有用。”當羅斯福說莫斯科的任務更重要時，哈裏曼屈服了，但堅持要求：如果他接受這個職位，他必須有權管理美國在莫斯科的所有任務和代表團——以阻止其他人效仿他對懷南特及駐莫斯科的前兩任大使的所作所為。羅斯福同意了這一要求，於是在1943年9月，哈裏曼和女兒離開了倫敦，去了蘇聯首都。
有趣的是他們的關係一直持續著，這讓她經濟無憂：雖然遠在莫斯科，哈裏曼繼續支付帕梅拉的房租，並繼續給予補貼金。同樣重要的是，也許正是由於他的離開才促使了帕梅拉無障礙地和後來她稱之為此生摯愛的男人——愛德華·R.默羅交往。她說，哈裏曼離開後，“我趴在默羅肩上哭泣，結果卻和他上床了”。
兩年前，在凱思琳·哈裏曼的介紹下，帕梅拉認識了默羅，以及到倫敦的其他美國記者，並經常與他們一起參加社交活動。珍妮特·默羅後來說：“我覺得，在埃夫裏爾消失後，她認為默羅是自己的理想之人。”而默羅對帕梅拉顯然是欣然接受。“默羅拜倒在這位光芒四射、秀色可餐的年輕女子的石榴裙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通訊記者查爾斯·科林伍德如是說，雖然在帕梅拉麵前，他也難於把持自己。“她的關係網讓他震撼，但他並非是因為追逐私利才被她吸引。他是真的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帕梅拉和35歲的默羅都為彼此之間的關係感到驚訝。與她之前的大部分癡迷者不同，默羅既不富有也不喜歡尋歡作樂，他是個嚴肅、有點內向，並經常會產生一陣陣抑鬱的理想主義者。用《斯克裏布納雜誌》的評論說，默羅“像用保護層一樣包裹著自己的隱私”。數年以來，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重心。雖然過去很多女人追求過這位精瘦、帥氣的廣播員，但他都沒有為之所動。在女人麵前，他會變得有點幼稚、有點羞澀，這在共存共榮、各享其樂的倫敦真可謂是罕見現象。
然而，他與珍妮特曾經的親密婚姻關係開始出現裂痕。戰爭開始前，他就一直工作到筋疲力盡，大部分時間都把她置於他的生活之外。“默羅很冷淡，不主動聯係我，”1938年3月，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必須保持耐心……他已經習慣了不聯係我。當我給他打電話時，他卻說：‘有什麽重要的事嗎？沒有的話就掛了吧。’這真的讓我心痛……對待我的態度就像對待打擾他的陌生人一樣。”
在德國對倫敦空襲早期，默羅建議珍妮特在鄉下租一間房子，以確保她的安全；他和朋友周末過來。她最初對這個安排還比較滿意，但默羅卻很少出現。她後來說，“他們舍不得倫敦的精彩刺激生活。”她在日記中寫道：“我討厭隻能在派對上看到默羅和其他人在一起。”後來，她又寫道：“我獨自在鄉下居住的日子很鬱悶，一點都不開心……討厭這樣的生活。”最終，她放棄了鄉下的房子。
默羅是否知道妻子與喬丹的婚外情尚不清楚，但珍妮特肯定知道他與帕梅拉的婚外情。似乎在倫敦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晚上與朋友聚會後，這對情人偶爾在她的公寓，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駐外記者租賃的公寓裏過夜。帕梅拉經常在深夜陪伴默羅到播音室，他播送廣播，而她就坐在他旁邊。“我知道他們常常到鄉間散步，”珍妮特在戰後說，“她總是會落下某些東西——有一次是一本寫有她名字的詩集，還有一次是帕梅拉的一隻手套忘在默羅的口袋裏。”
雖然對首相的兒媳婦如癡如醉，但默羅並沒有像她的其他情人一樣過度寵溺她。一方麵他似乎被她的貴族背景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而另一方麵他又詆毀這些，這體現了他對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矛盾心理。“默羅的思想很複雜，”帕梅拉回憶說，“他總是津津樂道地說……他小時候隻能穿別人穿過的舊衣服。”“他總愛向別人叫板，因為他明白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默羅蔑視帕梅拉和哈裏曼所享受的養尊處優的生活，他認為哈裏曼是個工於心計的投機主義者。帕梅拉說：“默羅討厭埃夫裏爾的一切——這個天生富貴之人。”在前兩年，這兩個男人就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產生過衝突，包括對法國和戴高樂的爭議。哈裏曼指責默羅是“自由法國的走狗”，而默羅則指責哈裏曼支持維希政府。
據帕梅拉後來的回憶，默羅對她說：“你被寵壞了，一切事情對你來說都很容易。你風華正茂，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所以你不知道現實生活是什麽樣的。”他說，她的缺點之一就是，習慣漠視不幸之人所遭受的苦難。某天，當他出現在她的公寓，發現一個勢均力敵的情敵——安德森將軍——送來一箱牛排，這讓他勃然大怒。雖然他是由於妒火中燒而生氣，但卻解釋說，她不應該接受由美國納稅人為美國軍隊買單的商品。
帕梅拉對他的批評感到生氣，但讓她歡欣鼓舞的是，默羅會與她討論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與她交流思想並據理力爭，視她為平等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伴侶。“他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人完全不同，”她說，“他對我癡迷，顯然我對他也是如此。”帕梅拉開始竭力勸說他與珍妮特離婚，然後娶她。他有點動搖，盡管這個提議遠遠超乎他的想象。“他很愛珍妮特，”一個朋友說，“但他也想要帕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