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一個永遠的護航員”
雖然到倫敦的大部分美國富有精英幾乎沒有實際參加過作戰，但其中一位，著名的湯米·希契科克（Tommy Hitchcock）卻對戰爭結局起到了決定作用。若沒有希契科克，美國對德國的轟炸計劃可能就失敗了，諾曼底登陸計劃可能就被延遲或泡湯了。而若沒有吉爾·懷南特，湯米·希契科克也不可能來到倫敦。
希契科克似乎就是其他人所希望成為的典型。腰纏萬貫的生意人埃夫裏爾·哈裏曼和喬克·惠特尼把他當成偶像。大衛·布魯斯稱他是自己所見過的最完美的男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其最知名的兩部小說中，將希契科克作為人物原型，並寫道，“在我塑造的所有男主人公中”，他最出類拔萃。
“二戰”前，湯米·希契科克是美國乃至全世界最聞名的馬球運動員。由於希契科克自成年就是國際名人，因而在他的影響下，馬球運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逐漸轉變成了美國最流行的觀賞性體育運動之一。確實，希契科克給這項運動帶來了活力和**，他對於馬球運動的重要性，就好比巴比·魯斯（Babe Ruth）之於棒球、鮑比·瓊斯（Bobby Jones）之於高爾夫。據《紐約時報》評論，他“點燃了美國想象力”，是曆史上其他馬球運動員無可比擬的。
1928年，希契科克與梅隆家族女繼承人結婚，並被廣泛報道，仿佛他是皇家成員。不管走到哪裏，他都會被粉絲圍得水泄不通。當一頭駝色頭發垂到雙肩的他到達某個馬球比賽場，觀眾們就會向他湧來，並為他搖旗呐喊。“人們好似把爸爸當作神一樣崇拜，”他的長女路易絲回憶說，“媽媽說這種風氣不太好。”
馬球源自公元前的波斯，是一項費勁、危險、極其昂貴的運動。1876年，馬球從英國引入美國後，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成為許多富有騎手最喜愛的消遣運動。但直到湯米·希契科克加入進來，報紙才開始把馬球作為大眾流行運動而進行報道。數萬觀眾聚集到美國馬球中心——長島，來觀看美國與兩個主要對手——英國和阿根廷之間的國際錦標賽。
1924年，長島的梅多布魯克俱樂部的站台上容納了前來觀賽的45000名觀眾。其中包括威爾士親王，他也是一名馬球運動員，前來觀看希契科克所在的美國隊與英國隊之間的較量。在這前幾年，希契科克在倫敦參加過與英國隊的比賽，當時觀眾席上有喬治五世和另一位馬球運動員溫斯頓·丘吉爾。美國隊連贏兩場比賽，主要功勞在於希契科克，他在頭場比賽中進了五球，比英國隊總進球數還多。“大多數美國公民從不看馬球比賽，”1944年，《時代周刊》雜誌寫道，“但人們不看報紙就知道湯米·希契科克參加了比賽。”
希契科克的粉絲都簡稱他為湯米，這位擁有一頭駝色頭發、健壯的湯米在馬球場上就像旋轉托缽僧一樣，淩厲地揮舞著手中的球杆，球立刻滾到遠處。一位隊友說：“有時，他在球場上的作為讓你歎為觀止。”在非比賽場合，他對其他運動員很溫和、寬容，而一旦上賽場，他就展現出不屈不撓、咄咄逼人的態勢，經常勇往直前地向對手迎頭而上，然後在要撞上的一瞬間勒馬停下。一位運動員說：“他就是沒膽量。”而另一位運動員說：“從沒有他這樣的運動員。”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以希契科克為原型而創作的兩個人物分別是《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湯姆·布坎南（Tom Buchanan），以及《夜色溫柔》中的湯米·巴爾班（Tommy Barban）。這兩個人物在不同方麵反映了作者對有錢有勢之人的愛、恨、嫉妒之情。希契科克與小說中所描述的粗魯、是非不分的布坎南幾乎沒有共同點，除了外表（“身體總是向前傾”）和一股百折不撓的衝勁。而對巴爾班的描述更符合這位馬球明星。“湯米·巴爾班是統治者，”菲茨傑拉德寫道，“湯米是英雄……一般來說，他很少喝酒；勇氣是他的伎倆，他的同伴總是懼怕他。”
總是自信滿滿的希契科克比較高冷、拘謹、好勝，並散發出一點點危險的味道。與哈裏曼、惠特尼以及上流社會圈的人士不同，他不“善於交際”。他既不參加各種有社交效益的俱樂部和聚會，也不讓別人接近他，除了懷南特。懷南特很早就認識他，當希契科克在聖保羅中學上學時，懷南特曾是他的老師。
希契科克的父親是一名非常熱愛馬球運動的富有的紐約運動員，所以他從小居住在位於長島和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的父母家中。在聖保羅上學時，他就經常和眾多學生一起，晚上聚集到他們所愛戴的曆史老師懷南特的房間，聽他講述林肯、傑斐遜和其他英雄的故事。懷南特對社會改革的理想和**深深地感染了希契科克。作為該校六年級（最高年級）的學生會主席，他曾成功幫助懷南特解散了學校的秘密社團，這些社團成員不服訓教，甚至虐待其他學生。
1917年初，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個月，17歲的希契科克對26歲的懷南特說，他計劃早點離校，加入法國的拉斐特飛行小隊。他知道懷南特也打算在美國參戰後立即入伍成為一名飛行員，而希契科克卻不願意等到美國參戰那一刻。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是希契科克家的朋友，他幫忙給法國官員寫了一封信，成功說服他們準許這個未成年男孩入伍，因此希契科克成為“一戰”中參加飛行任務的最年輕的美國人。
和在馬球場上一樣英勇無畏，他在飛行行動中擊中了兩架德國飛機（因此獲得英勇十字勳章）。但1918年3月6日，他自己也被擊中，掉落到德國領土範圍內。他嚴重受傷，並被關在戰俘營數月。他後來說，被關押期間，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食物和逃跑。
那年夏末，在乘火車轉到另一個戰俘營的途中，希契科克從一名熟睡的守衛那裏偷來了一張地圖，並跳下火車。為了躲避偵察，他徒步行走了接近100英裏來到中立國瑞士。那時他還未滿19歲。
對希契科克而言，作戰飛行是終極刺激。“馬球運動很過癮，”他說，“但卻無法與戰時飛行任務相比，那才是世界上最棒的運動。”1918年11月“一戰”結束後，在某個閑暇時間，當他來到哈佛大學打馬球時，馬球場上的一個朋友說：“他是空前絕後的護航飛行員。”即使在事業巔峰時期（持續了約20年），相比他在馬球運動上的英勇表現以及之後作為投資銀行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在飛行行動中所產生的自豪感更強烈。在某次重要的國際比賽的當天早上，在賽前，他鎮定自若地與一位朋友就哲學家尼采討論了數小時。這位朋友難以置信地問：“在今天這樣的日子，你怎麽可以穩如泰山地坐在那兒討論哲學呢？”希契科克聳聳肩，回答說：“為何不可？隻是一場比賽而已。”
20世紀30年代初，希契科克成為一家投資銀行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合夥人，並成交了一些重要交易，比如收購了一家大型美國航運公司。20世紀30年代末，歐洲爆發了戰爭，但與懷南特及許多華爾街同事不同的是，他是一名堅定的孤立主義者。因為親身經曆了“一戰”的殺戮，他痛恨再遭受另一場戰爭，並認為美國應該盡可能遠離戰爭。
但當美國參戰後，41歲的希契科克主動提出在美國陸軍航空部隊參謀長哈普·阿諾德將軍手下擔任戰鬥機飛行員。雖然他名氣很大，“認識的人更多”，但航空部隊拒絕了他，稱他可以在華盛頓做任何喜歡的案頭工作，但年紀太大不適合再參加作戰飛行。
希契科克感到既惱怒又沮喪，而此時回到華盛頓與羅斯福會麵的吉爾·懷南特為他解了困。懷南特說，如果他不能參加飛行，為何不到倫敦擔任美軍副武官，擔任美國第八航空軍與英國皇家空軍戰鬥機司令部之間的聯絡人？如此一來，他至少可以待在有實際戰鬥的地方，而不會陷入華盛頓官僚政治的戰鬥中。另外，如果他能夠說服這兩國空軍部隊進行有效的合作，那麽，他就是在服務國家。希契科克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工作。
1942年春末，當湯米·希契科克到達倫敦，他發現曾經屬於戰鬥機和飛行員的光輝歲月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兩年前，依靠數百架英勇的小型颶風式和噴火式戰鬥機，不列顛之戰取得勝利，英國被拯救了。而如今，盟軍對德國采取空中進攻行動主要依靠重型轟炸機——美國的“空中堡壘”（B-17）和“解放者”（B-24）以及英國的“惠靈頓”和“蘭開斯特”。
“二戰”開始前，兩國空軍領導人就一致認為戰略轟炸——通過摧毀敵方的工業基地、通訊設施和平民士氣來抑製其發動戰爭的能力——能夠不戰而勝，從而阻止地麵戰鬥，挽救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條性命。由於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的血戰記憶猶新，這個理論深受英美兩國政府領導人和人民的支持。溫斯頓·丘吉爾宣稱：“有一個辦法能打倒希特勒，那就是，通過重型轟炸機從這個國家直接對納粹巢穴進行毀滅性、斬草除根式的轟炸。”
1940年春季，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開始對德國的工業中心魯爾區和萊茵蘭區的工廠和其他目標進行轟炸。但白天突襲行動基本沒達到英國皇家空軍的宏偉預想：轟炸沒有造成嚴重的損壞，而飛機和機組成員卻損失慘重。為了降低損失，轟炸機司令部又采取夜晚突襲，但這樣無法對工業目標進行精準轟炸。在摧毀敵方工業力量的努力付之東流後，英國皇家空軍又改變了戰略：他們將轟炸德國城市，主要目的在於瓦解平民士氣。雖然丘吉爾之前宣稱，英國不會蓄意轟炸非戰鬥人員，但由於沒有找到直接攻擊德國的其他方法，他不得已批準了英國皇家空軍的這個非常有爭議的新方法。
哈普·阿諾德和同僚密切關注著英國狼狽不堪的轟炸努力，並一致認為，美國的先進技術和飛機能夠讓他們完成英國皇家空軍沒有達到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空軍希望證明自己一直相信的事實：重型轟炸機的空中威力遠勝於其他任何武裝力量。
與陸軍和海軍同僚不同，阿諾德及其部下是處於嬰兒期的空軍的真正先鋒。自奧維爾·萊特與威爾伯·萊特（Wilbur Wright）在北卡羅來納州基蒂霍克沙灘上進行首次飛機試飛，已經38年過去了。阿諾德本人參加過萊特兄弟的飛行講座，並成為美國首批四名軍事飛行員之一。他的參謀長卡爾·圖伊·斯帕茨將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作戰飛行，那是飛機投入使用的首次重要戰役。當時羽翼未豐的美國航空隊隸屬於陸軍，在“一戰”中發揮的作用較小。當1938年阿諾德成為航空部隊指揮官時，它仍處在陸軍的控製下。
雖然在喬治·馬歇爾的授權下，阿諾德享有高度自治，並被看作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美英聯合參謀部的正式成員，但他仍通過不懈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傑出服務，因而為航空隊贏得了正式獨立，並與陸軍和海軍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力。阿諾德性格急躁，經常對部下大發雷霆、嚴厲指責。一位上校在接受阿諾德的訓斥時，突發嚴重心髒病，並在他麵前暈倒、死亡。在戰爭結束前，阿諾德本人的心髒病也發作過四次。
當英國所作的精確轟炸努力前功盡棄，阿諾德及部下為自己的轟炸機發現了一個絕佳機會，這主要歸功於稱之為諾頓轟炸機瞄準器的革命性的技術發展。轟炸機瞄準器是一個極其精密的設備，據稱可以讓B-17和B-24投彈手從兩萬英尺或更高的高空準確無誤地擊中工業目標。根據美國航空部隊高官得出的理論，轟炸機，尤其是堅固的、全副武裝的“空中堡壘”將勢不可當，其飛行高度和速度將躲過敵方戰鬥機和地麵炮手的有效反擊。這樣的話，轟炸機在往返飛行過程中就不需要遠程護航戰鬥機的保護。“我們放棄了研製遠程護航飛機的想法，”阿諾德的副手勞倫斯·S.庫特（Laurence S. Kuter）將軍在戰後說，“我們勢不可當，我們的轟炸機所向無敵。”
美國航空部隊高官深信他們的理論行之有效，因此在歐洲上空投入使用這些轟炸機之前，沒有對其進行嚴格測試，也沒有考慮過實際作戰情況。例如，轟炸試飛實驗是在亞利桑那州幹燥無雲的條件下進行的，飛行員擁有一覽無餘的視線，擁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使用諾頓轟炸機瞄準器所必需的複雜數學計算，並且沒有敵方炮火的幹擾。位於華盛頓的航空部隊總部人員完全沒考慮到，北歐上空的天氣和亞利桑那州完全不同——歐洲大陸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被烏雲籠罩，因而幾乎不可能實現目視轟炸，尤其是高空目視轟炸。而且，他們不承認德國具備相當頂尖的技術，他們認為德國空軍無法提前偵測到敵方轟炸機的靠近，因而不會出動大量戰鬥機前來攔截。
對美國的轟炸機長官來說，“重要的是……證明這項理論，使其在公共意識中擁有立足之地，”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後來寫道，“但如果付出的代價是犧牲許多年輕、優秀士兵的性命，反而未能有效地損害德國的作戰能力，那就真的太糟糕了。”
事實證明，阿諾德及部下提出的幾乎所有重大理論都經不起考驗。當理論被付諸實際行動後，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耗時最久的戰役。索爾茲伯裏說，數萬名年輕的美國機組成員因此送命，還有許多嚴重受傷——“棋子，”據某位官方航空曆史學家說，“拿陸軍航空部隊的性命做這項偉大的試驗。”
1942年2月4日，珍珠港遇襲後的一個多月，美國陸軍航空隊的七名官員從華盛頓啟程來到倫敦，開始著手一項艱巨的任務：在英國領土上建立嶄新的、獨立的美國空軍。雖然美國工業最終被動員來建造大量轟炸機和戰鬥機，但到當時隻有一小部分完成生產，另外，訓練有素的飛行員和機組成員也少得可憐。哈普·阿諾德的計劃員們對他說，要想航空隊擁有足夠的飛機和航空兵對德占歐洲的目標發動全麵轟炸行動，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但眼看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肆虐橫行、德國在中東和蘇聯即將取得勝利，美國已經按捺不住了。阿諾德說：“看起來盟軍要輸了。”
由於美國不可能在近期派出地麵部隊投入戰鬥，羅斯福同意把美國轟炸機派到英國，對德國進行空襲行動。在阿諾德看來，在英國的這項新的空中行動中，美國第八航空隊必須盡快顯露光芒，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丘吉爾說服羅斯福總統由英國皇家空軍接管美國轟炸機。從一開始，英國就反對美國第八航空隊獨立存在，希望把他們納入英國皇家空軍，或者讓美國的重型轟炸機加入自己的夜晚突襲行動。阿諾德及其幕僚對英國的這兩個想法厭惡至極，爭論說，如果美國飛機要駐紮在英國，那麽就必須由美國指揮下的美國飛行員來執行飛行行動。
為了突出駐紮在英國的美國航空隊的重要性，阿諾德任命自己的參謀長兼摯友圖伊·斯帕茨擔任美國第八航空隊的首位指揮官。而掌管美國第八航空隊轟炸機司令部的艾拉·埃克（Ira Eaker）準將，一位說話溫和但野心勃勃的得克薩斯人，將擔任於2月派到英國的先鋒部隊的首領。但令許多人驚訝不已的是，埃克很快與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頗有爭議的首領阿瑟·哈裏斯中將（Arthur Harris，外號“轟炸機”）形成了親密關係。當埃克剛到英國時，哈裏斯熱情地歡迎了他，與他分享情報和作戰行動，幫助他在自己的司令部發現合適的職位，甚至還邀請他到自己家做客。但是，他們如膠似漆的同誌情誼表象之下蘊藏著激烈的競爭：埃克堅信白天轟炸才是最佳方式，而哈裏斯卻認為美國人的白天轟炸行動必將失敗，將被迫加入英國的夜晚轟炸行動。
決心避免失敗的結局，埃克的上級圖伊·斯帕茨展開了八麵玲瓏的公關活動，為美國第八航空隊歌功頌德。據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說，這個活動迅速發展成了一個“情緒高漲的組織……擁有雄心壯誌的運營者，並得到來自華盛頓的同樣雄心勃勃的官員們的支持”。美國第八航空隊公關辦公室成員由曾經的報紙記者和編輯、宣傳代理人和廣告總監組成，其中一位是特克斯·麥克拉裏（Tex McCrary），他畢業於格羅頓中學和耶魯大學，曾任《紐約每日鏡報》的專欄作家。戰時倫敦的一位《星條旗》報紙記者安迪·魯尼（Andy Rooney），後來稱麥克拉裏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公關專家和行騙高手之一”。
斯帕茨和埃克以及美國第八航空隊其他高官們從上到下、竭盡全力地推動這項事業——與重要的英國官員吃喝玩樂，拜訪美國人；發布大量新聞稿，歌頌第八航空隊偶爾取得的成功；甚至在戰爭後期，給羅斯福和丘吉爾寄送照片簿，這些照片記錄著美國轟炸所造成的毀壞場景。他們認為必須通過這些努力來抵製英國空軍對主導權日益牢固的掌控趨勢。
1942年5月30日，英國皇家空軍派出一千架轟炸機襲擊德國科隆市。而阿諾德和斯帕茨認為這一行動純屬宣傳計謀，故意彰顯英國空中力量的壓倒性優勢，以便丘吉爾更有力地勸說羅斯福把美國飛機的控製權交與他。到那年夏末，在英國的美國轟炸機不足一百架，配備的機組成員要麽經驗不足要麽缺乏訓練，但由於受到來自華盛頓的要求美國航空兵參加作戰的巨大壓力，B-17轟炸機開始對位於法國和荷蘭的德國工業目標進行短程飛行突擊。
和在北非的美國部隊一樣，美國航空兵在與敵方的首次較量之前也顯得胸有成竹。其中一名航空兵回憶說：“我們認為自己是超人。”然而他們的信心很快就遭到了打擊——無數德國戰鬥機在他們的轟炸機編隊周圍到處亂竄，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攻擊他們。為了讓家鄉的美國人感知密集編組的B-17轟炸機在敵方襲擊下的飛行感覺，特克斯·麥克拉裏運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你開著成群結隊的24輛50噸大卡車中的一輛，以每小時275英裏的速度在百老匯大街上狂飆，而紐約的所有警力都拿著衝鋒槍對著你掃射。”
那些早期空襲行動都是無用的“自殺式任務”，一名美國飛行員說：“大家對作戰一無所知，時間緊迫，我們國家的戰爭來得太快。”驚慌失措的美國炮手狂掃亂射，他們擊中的美國轟炸機和戰鬥機的數量比擊中敵方的還多；領航員無法尋找到目標，任務結束後，一些領航員甚至都無法定位自己在英國的基地。美國在法國上空實施的轟炸行動中出現的錯誤“非常嚴重，並重複發生”，一份官方報告中寫道：“除非我們能大幅度減少這些錯誤，否則諾頓轟炸機瞄準器的絕佳優勢很難發揮出來。”
然而，行動的失敗卻處於嚴格保密狀態。美國第八航空隊宣傳員告知記者突襲行動大獲全勝，並“對納粹戰鬥機的損失，以及我方轟炸機對德國目標的擊中數量進行了嚴重誇大報告”，一名資深美國領航員數年後如此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美英兩國的空中行動都出現了誇大轟炸效果的情況。
盡管早期行動的結果令人大失所望，並損失了大量飛機，阿諾德卻要求發動更多、更大規模的空襲行動。隨著美國轟炸機不斷深入挺進敵占區，並最終在沒有遠程戰鬥機的保護下穿透德國，他們的損失也迅猛增長。納粹德國的防禦戰鬥比美國計劃員設想的要有條不紊，並且規模更大。事實證明，德國的防空炮射擊精準無誤，戰鬥機的威力巨大。鑒於盟軍對德國重要工業中心進行猛烈襲擊，德國空軍領導人從俄國前線轉移過來數百精英飛行員和戰鬥機來保護德國。阿諾德及部下的理論——敵方飛機和地麵火炮手無法阻止高空飛行、全副武裝的B-17轟炸機——最終證明是代價慘重的幻想。
美國第八航空隊的飛行員和機組成員不久就意識到，他們來到英國接受的是此場戰爭中最危險的一項工作。美國陸軍航空隊，尤其是第八航空隊的傷亡幾率，比美國陸軍或海軍的傷亡幾率都要高得多。根據常識而言，一名機組成員完成正常服役期——25次任務——的概率是小於四分之一，而美國第八航空隊在其頭10個月的行動中，損失了188架重型轟炸機以及大約1900名機組成員，而這一數據在之後的一年半將急劇增加。到戰爭結束時，美國在歐洲的空中行動造成的死亡人數更多——26000人——比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整個美軍海軍陸戰隊在持久戰中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還要多。“那個時候在第八航空隊飛行，”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回憶說，“相當於手握著自己墳墓的通行票。”
空中戰鬥的慘烈不隻是由於德國的凶猛防禦。在戰爭早期，華盛頓的航空部隊高官一直強調高空飛行的優勢，完全沒有意識到惡劣的大氣狀況對機組成員的殺傷力堪比梅塞施密特戰鬥機或福克-沃爾夫戰鬥機。美國第八航空隊軍醫長馬爾科姆·格羅醫生（Malcolm Grow）評論說：“顯然，他們在飛行行動前沒有想到一些小事情。”所謂的小事情包括可能在幾分鍾內導致昏迷和死亡的缺氧、數小時暴露在零下五六十攝氏度的低溫下而導致的大量凍傷。到1944年初，因凍傷住院的航空兵比因戰傷住院的更多。
隨著戰爭的繼續，“轟炸機基地簡直慘不忍睹，”安迪·魯尼回憶說，“死亡隨時來襲。”在知道自己逃避受傷或死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後，大量的飛行員和航空兵感到身心俱疲，處於崩潰邊緣。“隨著對敵方空域展開更深入的突襲，傷亡人數直線飆升，然而基地沒有替補航空兵，所以他們開始感到絕望，”曆史學家唐納德·米勒（Donald Miller）寫道，“許多航空兵對自己的祖國開始產生矛盾思想：願意為祖國而戰，但又感覺被祖國拋棄了。”
雖然盟軍航空兵的壓力與日俱增，但轟炸行動卻持續增加。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批準了衝拳行動——在跨海峽進攻行動前對德國的航空業發動全麵空中進攻。為了增加其對歐洲大陸攻擊行動的勝率，盟軍必須在空中戰鬥中取得絕對優勢。領導者們認為，為了做到這一點，盟軍飛機不僅得消滅德國空軍現存的飛機，還要摧毀德國的飛機生產設施。
四個月後，大量美國飛機和機組成員開始陸續到達英國。按照最高指揮官的決定，現在美國航空兵要在僅僅一年多點的時間裏實現這個驚人目標。清楚地認識到丘吉爾會進一步對羅斯福要求讓美國參加夜晚轟炸行動，埃克堅持主張白天轟炸能夠順利完成任務，他已接替圖伊·斯帕茨成為美國第八航空隊的首領。
埃克和哈裏斯都承諾說，在盟軍登陸法國前，德國飛機將全部從空中清除完畢。哈普·阿諾德對美國第八航空隊的指揮官們命令道：“我對你們的要求是，必須摧毀敵方的所有空軍力量，不管他們在空中、在地麵還是在工廠。”
在美國第八航空隊轟炸機飛行員看來，在沒有遠程護航飛機的保護下進行飛行作戰根本沒有勝算。在阿諾德和其他高官認識到這一事實前，德國空軍將繼續主導歐洲的空域，且盟軍航空兵的損失將成倍增長。然而航空隊首領及其部下們拒絕認識這一事實。就在那時，湯米·希契科克加入了進來。
作為副武官，希契科克被派到美國駐英大使館，而非第八航空隊龍精虎猛般的總部。他的處事風格與第八航空隊的領導者們大相徑庭，他認為與英國皇家空軍合作或向其學習至關重要，而不應該與其對立競爭。因為英軍擁有飛行戰鬥機的經驗，希契科克認為英國的戰鬥機作戰策略和訓練方式，以及他們在戰鬥機的設計和製作的許多方麵都優勝於美國。“那個時候，如果對美國人說‘英國作戰經驗……’不管什麽觀點都會被扼殺，”希契科克的朋友特克斯·麥克拉裏在戰爭後期寫道，“如果某個觀點是英國的，那麽美國內部就已經對其產生了兩輪抵製行為。而湯米與之相反，如果某種觀點在英國作戰實驗室測試通過，那麽希契科克就認為這個觀點正確。因為他知道那裏的空中作戰最頑強，他們能夠幸存下來一定有其道理。”
吉爾·懷南特也持同樣的看法，數月來他一直遊說美國軍事當權者關注英國航空技術和設計的新發展。“自從我來到這兒，我一直盡我所能地確保……美國飛行員能享受到英國憑借經驗所發現的提高飛機性能的至關重要的技術，”1942年1月，懷南特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盡管我做了這些努力，但事實仍然是，我們的生產線在吸納英國最新的設計變更方麵，仍有不必要的時間延遲情況。”羅斯福把懷南特的信交給哈普·阿諾德，但阿諾德立即拒絕了大使的意見。
希契科克到達英國後不久，便來到距離劍橋市幾英裏的達克斯福德參觀英國皇家空軍的研發設施。他主要來觀察一架有望成功的新型戰鬥機的性能測試，這架戰鬥機由美國公司生產但僅供英國使用。P-51“野馬”戰鬥機是曾設計出梅塞施密特戰鬥機的某個德國流亡者的智慧結晶，它由加利福尼亞州的北美航空公司為英國皇家空軍而造，是一架低空作戰型戰鬥轟炸機。
試飛剛開始，英國皇家空軍便知道這架戰鬥機與眾不同。“野馬”擁有流線型機身，飛行速度比噴火式戰鬥機更快、航程更遠，並且適合中低空飛行，俯衝更敏捷。一名觀察員說，它是“空中最簡潔、最棒的飛機”。“野馬”的試飛員和參觀試飛的其他人認為，如果將其動力不足的美國發動機換成由英國羅爾斯·羅伊斯公司製造的高性能梅林發動機，那麽它的性能將更上一層樓。
英國皇家空軍開發官員們同意將“野馬”的機身與梅林發動機相結合。希契科克被這一結合深深震撼了。他意識到，用曆史學家唐納德·米勒的話說，這架飛機是“轟炸機黑手黨宣稱不可能建造的戰鬥機，它和轟炸機一樣飛行得又快又遠，但又不乏戰鬥特征”。在寫給華盛頓航空隊總部的一份簡報中，希契科克主張將它改造成高空戰鬥機，並預言它與梅林發動機的結合將“誕生西部戰線最出色的戰鬥機”。
但希契科克的上級並不為之所動。在他們眼中，“野馬”屬於英國，因此認為它不足為道，盡管它是由美國公司所生產。希契科克說：“‘野馬’是其英國父親和美國母親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在美國航空隊中沒人……欣賞、發掘其優秀品質。”麵對頑固的官僚主義，希契科克並未放棄。1942年夏秋季，他努力為混合改良版“野馬”尋求支持——寄送大量展示“野馬”優秀試驗性能的數據到華盛頓；在其雅致的倫敦公寓中舉辦豪華晚宴，借機遊說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第八航空隊高官們；拜訪來自羅斯福政府的高官顯貴。他甚至親自對“野馬”進行了旋轉試飛，但他的試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被侄子埃夫裏爾·克拉克（Averell Clark）所刺激。克拉克是美國陸軍航空隊的戰鬥機飛行員，在美國參戰前曾在英國皇家空軍的神鷹突擊隊參加飛行。他和叔叔一同站在達克斯福德的飛機場觀看試飛，並大叫道：“快看，湯米叔叔，你最好別飛這架飛機。它隻有這個試飛員一人試飛過。”對侄子怒目而視的希契科克吼道：“哦，去他的，”然後走向“野馬”，登上飛機起飛了。“他當時做得很對，”數年後克拉克說，畢竟，“那主要是他的主意。”
懷南特成了希契科克實施“野馬”計劃的合夥人，他們倆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飛行員，他們不斷給羅斯福、哈裏·霍普金斯和其他政府官員發送電報和簡報，強調這架戰鬥機在遠程護航方麵的潛力。據政治專員西奧多·阿基利斯（Theodore Achilles）說，懷南特對能為“野馬”計劃掃除障礙的那些人表現出了“咄咄逼人”的態勢。讓懷南特對希契科克的計劃產生濃厚興趣的，除了自己的戰鬥機飛行經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位大使的長子約翰在前一年剛剛從普林斯頓大學退學，加入了美國航空隊。這位小懷南特目前正在接受B-17轟炸機飛行訓練，並很快就會來到英國加入美國第八航空隊——是將在衝拳行動中麵臨德國猛烈防禦的眾多美國青年之一。
1942年11月，希契科克親自飛往華盛頓就推進“野馬”一事與哈普·阿諾德據理力爭。“像‘途徑’和‘不行’之類單詞的發音，他有時候不能分辨開來，”希契科克的傳記作者小尼爾森·W.奧爾德裏奇（Nelson W. Aldrich Jr.）說，“所以他打算勇往直前。”盡管希契科克煞費苦心地遊說，但阿諾德對“野馬”卻意興闌珊。於是，他向阿諾德的政府上級，戰爭部副部長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Lovett）求助。他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便成為朋友，當希契科克加入法國的飛行隊時，洛維特先後是英國皇家海軍航空隊和美國陸軍航空隊的一名飛行員。所以副部長無須別人來說服他相信羅爾斯·羅伊斯公司製造的發動機的質量——他在“一戰”中飛行過裝備此發動機的英國飛機。於是在親自作了大量研究後，他同意希契科克的主張，要求美國航空隊必須盡快接納“野馬”作為轟炸機的遠程護航飛機，並敦促阿諾德立即關注此事。
在戰爭部的洛維特和其他人的步步緊逼下，阿諾德無奈屈服，因此訂購了首批2200架稱之為P-51B的改良版“野馬”戰鬥機。此訂單本應放在首要位置，但生產卻延遲了，而阿諾德也無意催促。“他嘴上說束手無策，”洛維特說，“他說我們僅僅需要‘空中堡壘’……幾乎沒有戰鬥機能與之並駕齊驅。”但洛維特接著說：“梅塞施密特戰鬥機完全能與之匹敵。”
由於阿諾德鮮有作為，希契科克肩負起這項生產計劃的負責人的責任，並於1943年初不斷飛往“野馬”的生產工廠，以確保生產能夠盡快完成。盡管他積極斡旋，但直到1944年1月，首批P-51B戰鬥機大貨才運達英國。它們的出現促成了諾曼底登陸的成功，但卻沒來得及幫助小約翰·懷南特以及數千名其他美國機組成員，1943年夏秋季，他們在沒有護航飛機的保護下徑直飛入了德國的魔掌。
到1943年7月衝拳行動開始之時，美國第八航空隊擁有十萬多名航空兵和1500多架轟炸機。雖然陣容強大，但在消滅德國航空業孤注一擲的行動中，他們也損失了大量的航空兵和飛機。衝拳行動，官方稱之為聯合轟炸進攻行動，是一項英美轟炸機夜以繼日地轟炸德國重要目標的聯合行動。而事實上，美國人與阿瑟·哈裏斯之間幾乎沒有合作。雖然口頭上支持衝拳行動，阿瑟·哈裏斯並未改變其轟炸德國城市的戰略。用曆史學家邁克爾·謝裏（Michael Sherry）的話來說，哈裏斯的行動“似乎漫無目的，盡管轟炸造成了大量毀壞，但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過於分散，以至於對敵方的士氣和生產能力都未產生致命的打擊”。
美國的努力也鮮見成效。那年夏秋季，兩國空軍對德國心髒地帶投擲的炸彈數量創曆史紀錄，但造成的實質影響卻微乎其微，而兩國空軍地麵和空中遭受的損失令人震驚。在衝拳行動的第一周，美國第八航空隊損失了97架“空中堡壘”，以及將近1000名機組成員——此次行動力量的10％。
迫切需要證明白天轟炸行之有效的哈普·阿諾德勃然大怒。他指責埃克和部下因為害怕更嚴重的損失而未派出足夠的轟炸機。美國第八航空隊的最高指揮部認為，遠在華盛頓象牙塔中的阿諾德，根本不知道全麵空中戰鬥所造成的巨大身體和心理代價。埃克的一名副官說：“阿諾德將軍和埃克將軍似乎把更多的時間都花在了相互內鬥上，而非戰勝德國上。”
8月中旬，在阿諾德的強烈要求下，埃克發動了到那時為止，美國規模最大的一次空襲——出動500架轟炸機襲擊位於施韋因富特的堅不可摧的工廠以及位於雷根斯堡的梅塞施密特戰鬥機裝備廠。這兩座城市都深處德國腹地，那就意味著，美國轟炸機必須在沒有護航飛機的保護下飛行數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而在那裏，德國空軍部署著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防空工事。阿諾德及其下屬們相信，雖是以卵擊石，但這項雙重任務足以讓德國空軍一蹶不振。美國第八航空隊第305轟炸小組的指揮官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少校說，華盛頓的高官們正在努力“尋找贏得歐洲戰場勝利的簡單方式，那就好比是尋求青春之泉——根本沒有這種事”。
無疑，這兩項任務一點都不簡單。數百架德國空軍戰鬥機——美國當時見過的最強大的防空力量——早在到達目標之前就開始攻擊他們。在他們的強大火力下，大量美國轟炸機被擊落。在出動的超過475架美國轟炸機中，僅有300多架到達了目的地，60架飛機被擊落，接近600名航空兵喪生。一半飛機設法返回了基地，但都嚴重受損，其中一架就是由約翰·懷南特中尉駕駛。
小尼爾森·奧爾德裏奇寫道，這相當於“美國第八航空隊的凡爾登戰役。航空兵處於暴動的邊緣，拒絕在沒有護航飛機的保護下飛往德國……的目標”。
雖然損失觸目驚心，但美國第八航空隊的指揮官們自我安慰地認為，他們的轟炸機已嚴重摧毀了德國的航空業。一位將軍歡欣鼓舞地說，雷根斯堡“已經從地圖上抹去了”。而事實與之相去甚遠，梅塞施密特戰鬥機裝備廠的確遭到了損毀，但在數周內就已經修複並重新開工。而在施韋因富特市，大約三分之一的炸彈都未擊中目標，反而落到了居民區，導致兩百平民喪生。而被炸彈擊中的那些堅不可摧的工廠幾乎沒有受損，僅僅造成了暫時性的生產減緩。關於雷根斯堡-施韋因富特空襲，希特勒的戰爭生產部長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在回憶錄中寫道，德國躲過了“一場空前的災難”。
當天晚上，美國航空隊當局打電話告知了吉爾·懷南特這一消息：他22歲的兒子駕機從明斯特返回途中被擊落，現下落不明。據目擊者稱，約翰·懷南特所駕駛的轟炸機被三架德國戰鬥機襲擊後墜毀。但此次任務中駕駛領航機的飛行員透露了一線希望：他告訴大使，在那架B-17轟炸機被擊落的前一刻，他看見飛機下出現了幾個降落傘。但這名飛行員和其他目擊者也目睹了德國戰鬥機向降落傘開火，所以沒人知道他們是否幸存下來了。
在不知兒子是生是死的情況下，懷南特度過了極度痛苦的五周。在這期間，他收到了來自美國和英國各地的數百封吊唁信，其中許多是來自高官權貴，比如富蘭克林·羅斯福與埃莉諾·羅斯福夫婦、溫斯頓·丘吉爾與克萊門蒂娜·丘吉爾夫婦、安東尼·艾登、比弗布魯克勳爵和哈裏·霍普金斯，但更多的是來自普通民眾。《每日快報》在頭版新聞中寫道，當英國人聽說懷南特的兒子失蹤後，他們感到“深切悲傷”。“自從懷南特先生上任以來，英國人民就對他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不僅因為他是美國大使，更是因為他的人格，”《每日快報》接著說，他“激發了我們的情感共鳴”。
11月11日，懷南特收到了他一直盼望的消息：約翰還活著，但被德國俘虜了。大使惴惴不安之心剛剛放鬆，又開始感到深切的憂慮，因為他知道，若德國戰敗，他的兒子和其他幾名赫赫有名的盟軍戰俘將成為理所當然的人質。德國人稱這些重要戰俘為“名流”，包括溫斯頓·丘吉爾的侄子、英國國王和王後的親戚。戰爭快結束時，他們都將被隔絕關押在科爾迪茨——萊比錫附近的一座險要的中世紀堡壘，後改造成了守衛森嚴的監獄。德國人從未明確指示將如何處置懷南特和其他“名流”戰俘，但英國戰爭辦公室擔憂，如果盟軍勝券在握，這些人質可能被當作談判籌碼，也可能被就地處決，作為對盟軍的報複。
由詹姆斯·霍華德（James Howard）少校駕駛的這架“野馬”戰鬥機，在空中或快速閃身，或急速掉頭，時而俯衝，時而攀升，對福克武爾夫戰鬥機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瘋狂攻擊。雖然配置在“野馬”戰鬥機上的四把機槍中的三把都已彈盡，但霍華德並沒有停止攻擊，直到燃油不足才被迫返回英國基地。他宣稱擊中了兩架敵機，但目睹了這場雷厲風行般攻擊的幾名“空中堡壘”機組成員卻堅持說他至少擊落了六架敵機。在1月11日那天的任務中，盟軍一共損失了60架轟炸機，但在霍華德保護下的那一轟炸機編隊一架都沒被擊落，之後，他因單槍匹馬的傑出戰鬥贏得了榮譽勳章。
霍華德駕駛的那架飛機，屬於保護B-17轟炸機進行轟炸任務的“野馬”護航戰鬥機小組，它是第一批參加實際作戰行動的新型混合改良版遠程護航戰鬥機中的一架。其他“野馬”戰鬥機在層層烏雲中散落各處，隻有霍華德與敵機進行了較量。“隻有我來保護他們了，”他後來說，“每架轟炸機中都有10名機組成員，沒有其他人能保護他們了。”
對美國第八航空隊來說，霍華德的表現及其飛機的性能，在黑暗的天空劃破了一道曙光。哈普·阿諾德承認說，“野馬”出現得“正是時候，在千鈞一發之際從德國手中挽救了我們”。在對機身進行了改造並增加了副油箱後，“野馬”現在擁有B-17或B-24轟炸機的航程，飛行速度可達每小時四百多英裏，飛行高度可達三萬多英尺。
前一年夏季進行的雷根斯堡-施韋因富特空襲任務最終改變了阿諾德的想法，認為有必要為美國轟炸機提供遠程戰鬥機護航。後來，阿諾德承認說，沒有盡早把“野馬”投入使用是“美國航空隊的錯誤”。“P-51戰鬥機的故事，”美國陸軍航空隊戰時官方記載揭示，“幾乎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陸軍航空隊所犯下的最慘重的錯誤。”美國陸軍航空隊官史作者唐納德·米勒則更加犀利地說，美國陸軍航空隊對“野馬”的長時間抵製是“美國空軍史上最惡劣的錯誤之一”。
但是，從阿諾德承認需要“野馬”開始到“野馬”大量運達英國，又過了關鍵的五個月。在這期間，美國第八航空隊對德國的深入空襲絲毫沒有懈怠，隨之而來的死傷情況也持續加重。例如，在10月對施韋因富特進行的第二次空襲中，損失了77架轟炸機，其中17架是在返回英國基地途中墜毀。這次任務出動的229架飛機中，隻有33架安全著陸。眼看距離登陸法國行動隻剩幾個月，美國轟炸機司令部強硬派新首領弗雷德裏克·安德森將軍——帕梅拉·丘吉爾偶爾的情夫——對阿諾德說，美國第八航空隊將“不惜任何代價”發動進攻。在某次空襲任務前，一名副官反對他派出B-24轟炸機作戰，強調說B-24不能和B-17轟炸機飛得一樣高，並大呼道：“天啊，機組成員會命喪其中。”安德森冷眼以對，回複說：“那又如何？”
從2月一直到諾曼底登陸戰前夕，轟炸機基本被用作誘餌，誘使敵方戰鬥機投入戰鬥，以便“野馬”摧毀它們。在隨後進行的一係列殘酷空襲中，損失的飛機和機組成員數量不斷飆升創紀錄新高。1942年，在華盛頓的美國航空隊計劃員預計，在整個“二戰”中，損失的重型轟炸機將不超過300架，但在1944年初的某個星期就有226架轟炸機以及兩千多名機組成員在德國上空被擊落。在諾曼底登陸的前五個月中，2600多架轟炸機（以及980多架戰鬥機）被擊落，一萬多名機組成員喪生。
因此，轟炸機機組成員已然低落的士氣更加一落千丈，精神崩潰的人數直線飆升，酗酒和吸毒事件頻繁發生。某天晚上，當一名年輕飛行員出現在倫敦某個豪華酒店的酒吧內，美國航空隊參謀官命令他離開。“上校，”飛行員怒吼道，“昨天中午，我在柏林上空作戰，而你又在哪兒呢？”另一名航空兵說：“酒是我們不堪忍受的生活的唯一慰藉。”
杜立德的戰略代價慘重，但的確達到了他所希望的效果。1944年3月，盟軍飛機，主要是“野馬”戰鬥機，擊落的敵機數量比1942年和1943年兩年所擊毀的總數量的兩倍還多。當月，在一次轟炸柏林的空襲任務中，B-17轟炸機機組成員驚奇地發現竟然沒有一架敵機來迎戰。德國仍然擁有大量的戰鬥機，生產的戰鬥機數量創下新紀錄。但問題是，自“野馬”戰鬥機出現以後，數百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因其受傷或死亡，而德國沒有替補人員。“消耗戰已經到達最後致命階段，”一位德國曆史學家說，“勇氣和技術都不起作用了。”“二戰”結束後，一名美國審訊員問德國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是什麽時候意識到德國將戰敗的，他回答說：“當你們的轟炸機首次由戰鬥機護航襲擊漢諾威時，我就開始擔憂。當你們的護航戰鬥機跟隨著轟炸機空襲柏林時，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在反攻歐洲前夕，艾森豪威爾將軍對他的部隊保證：“如果你們發現上空有戰鬥機，這些戰鬥機一定是我們的。”艾森豪威爾說得沒錯，而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前馬球明星及其捍衛的戰鬥機。
毫無疑問，在支持“野馬”的許多人看來，如果不是湯米·希契科克的推動，美國陸軍航空隊不可能接納這款飛機——最終成為“二戰”中最出色、最著名的美國戰鬥機。“P-51B戰鬥機項目能順利通過，主要歸功於湯米·希契科克，”羅伯特·洛維特說，“能做到這一點的人隻可能是知識淵博的飛行員，他還必須具備使散亂人群團結一致、朝著共同方向前進的領導能力。”諾曼底登陸後不久，特克斯·麥克拉裏寫道：“正是由於希契科克的堅忍、真誠和大智若愚，才促使這款飛機被各級批評者所接受，從而造就了現在的戰鬥機。”
但希契科克並沒有滿足於已有成就。他在美國積極推動P-51戰鬥機的加速生產，當1943年春季回到倫敦時，他對繼續在大使館擔任副武官喪失了熱情。“倫敦的生活，”他對妻子瑪格麗特寫道，“太過安逸，以至於讓人感覺不像是準備發動戰爭的狀態。”在推進“野馬”的工作中，希契科克又被作戰的欲望所驅使：他現在的夢想是駕駛他為之努力推進的飛機。“駕駛‘野馬’飛行作戰，”他對朋友說，“就像打馬球，隻不過‘野馬’有機槍。”
在返回倫敦後不久，43歲的希契科克抽空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附屬中央炮擊學校的課程，在那裏與至少比他小20歲的英國青年們一起，他學會了如何駕駛噴火式戰鬥機和作戰。他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認為他想駕駛“野馬”作戰或者請命任飛行中隊首領的夢想根本就是白日夢。但在1943年末，他被派往得克薩斯州阿比林的某個基地，擔任第408戰鬥機小組的指揮官，然後再接受訓練到歐洲參加作戰。沒人知道他是如何實現這一夢想的，因為沉默寡言的希契科克從未向別人解釋過。
然而，夢想的確實現了。自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拉斐特飛行小隊之後，沒有任何事情比這項新任務帶給他的滿足感更強烈。“需要完成的工作千頭萬緒，”他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這個小組要在90天內做好作戰準備……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一點也不知道。但是，這是我想要的工作，我必須盡力而為。”
希契科克對自己的工作變動感到痛苦不已，在紐約與自己的妻子及四個孩子待了幾天後他才返回英國。在家的最後一天，他的九歲的女兒佩吉對他說了再見，然後又從上學的路上返回再次向他道別。“我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數年之後她說，“我記得自己跑回家裏，看了最後一眼仍和我母親坐在餐桌旁的父親。當時我想，我一定要把他的模樣銘記腦海，一輩子都不忘記他。”
返回英格蘭後，希契科克掩藏了失望情緒，積極投入到第九戰術空軍司令部的新研發工作中。另外，他還把大量時間花在該司令部的飛行員上，他們大多數剛剛從美國來到這裏。“湯米·希契科克活力四射，對這些年輕飛行員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這並非是由於他的運動才能或名氣，”第九戰術空軍司令部指揮官埃爾伍德·克薩達中將（Elwood Quesada，昵稱皮特）說，“我們戰鬥機小組中的大部分飛行員都不知道，也不關心馬球運動，他們對他產生了更深的敬意……他們很快就對他的基本品質、深刻見解表示賞識；他的飛行經驗使他與他們產生了共鳴，他知道如何與他們交談。”
“野馬”的良好性能讓希契科克非常滿意，並迅速成為“二戰”中的主力戰鬥機。而讓希契科克感到格外開心的是，他的侄子——那時候正擔任一個戰鬥機小組的頭領——向他報告說，在“野馬”參加飛行作戰的第一個月，他的部下擊落了160架敵機，而之前的11個月總共才擊毀120架。希契科克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埃夫裏爾·克拉克的戰鬥機小組“自從使用‘野馬’戰鬥機後，可謂是大顯身手了。他們現在是駐英美國戰鬥機小組中命中率最高的……他們深入德國，把德國飛機追趕得七零八落”。
然而，在1944年的最初幾個月，對“野馬”的擔憂開始與日俱增：一些“野馬”無緣無故地墜毀了。據克薩達說，它們“直接衝向地麵。我們不知道原因，湯米也不知道。顯然，我們不能使用有自毀傾向的戰鬥機”。作為研發首領，希契科克有責任找出問題所在。他和技術顧問們一致認為，為了讓“野馬”能飛到柏林或更遠航程而在其機身內新增的新油箱，造成了飛機在俯衝作戰時的不穩定。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麽飛行員在與敵方交戰之前，必須盡可能地燃燒新油箱中的燃料。
《紐約時報》在頭版新聞中報道了希契科克的死訊，並寫道，這個意外事故“幾乎代表了現代美國生活中最英勇、最悲壯的一份事業”。吉爾·懷南特把希契科克的死訊告知了他的家人，並在11天後給其遺孀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大使對瑪格麗特·希契科克說，正如在馬球場上的表現一樣，希契科克“在戰爭中無時無刻不努力爭取勝利”。懷南特還寫道：“‘野馬’實實在在地證明了湯米對戰爭勝利的貢獻。沒有‘野馬’，我們不可能在與德國的空戰中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