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被遺忘的盟國
在美國與達爾朗達成交易之後的數月裏，歐洲流亡者們都聚集在倫敦的倫敦塔、約克大教堂和一些熱門餐館和酒館，一邊不停地抽著煙，一邊探討這項交易暗含之意。受其影響最直接的當然是自由法國戰士，但其他流亡者們——挪威人、波蘭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利時人和荷蘭人——也在擔憂這項交易究竟意味著什麽，因為納粹也已經入侵並占領了他們的國家。當這些國家被解放之時，美國是否也會與像達爾朗一樣的賣國賊合作？
1940年春季當德軍攻占挪威和丹麥，緊接著掃**法國和低地國家時，曾在那年冬季聚集在鋪著有酒漬餐布的餐桌旁的大部分歐洲人都逃離了出來，來到倫敦。似乎每隔一天，喬治六世和丘吉爾都得去倫敦的某個火車站迎接不同國家的國王、女王、總統或首相。英國是歐洲僅存的一個仍在與希特勒作戰的國家，所以波蘭軍稱英國是想繼續作戰的流亡者們的“最後希望之島”。作為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戰士和六國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倫敦成了自由歐洲的事實首都。
倫敦的流亡者無處不在。戴高樂和他的自由法國戰士藏匿在卡爾頓花園裏一間莊嚴的白色宅邸，與聖詹姆斯公園遙遙相望。距此一英裏以內，在位於切斯特廣場一棟被炸損的聯排別墅裏，荷蘭的威廉明娜女王曾邀請逃避到此的荷蘭抵抗戰士們喝茶。距離女王別墅三個街區的魯賓斯酒店內，波蘭總理兼總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Wladyslaw Sikorski）在此辦公。挪威、荷蘭和比利時三國流亡政府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與麗茲酒店相對的斯特拉頓之家酒店。其他外國辦事機構則分散在貝爾格萊維亞區、肯辛頓、梅費爾、騎士橋和聖詹姆斯區。
到1943年，聚集到英國的歐洲各國的海、陸、空流亡士兵大約有十萬人，他們加入日益壯大的美國部隊以及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印度的部隊。與美軍和英軍不同，這些歐洲人曆經千辛萬苦才到達這裏。“為了跨越海峽來到英格蘭，我們必須犧牲我們所珍惜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生命，隻為了能夠與納粹鬥爭，爭取自由。”戰爭爆發後，一名荷蘭法學學生埃裏克·黑茲爾霍夫（Erik Hazelhoff）說道，“大家目標一致：去英格蘭加入盟軍。”從1940年到1941年初，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認為英國將在幾周，最多幾個月內就被打敗，但這些歐洲人還是來了，“這些狂熱的、非武裝的英雄要對抗耀武揚威的希特勒。”法國新聞工作者艾芙·居裏（Eve Curie）如是說。她是物理學家瑪麗·居裏和皮埃爾·居裏夫婦的女兒，也是到倫敦的逃難者。
多虧這些流亡者，倫敦成了一個活力四射、充滿傳奇、人口眾多的世界性大都市。本土倫敦人根本無法想象在公共汽車和火車上，以及在餐館和酒館裏坐在自己旁邊的人會來自哪個國家，可能是剛剛完成轟炸行動的波蘭飛行員，可能是被魚雷擊中後而被救起的挪威水兵，也可能是從法國偷逃出來的抵抗戰士。這些像長著多彩羽毛的鳥兒的歐洲士兵們都集中到了倫敦被炸毀的街道——比如法國水兵身穿條紋襯衫，帽頂掛著紅色絨球；法國軍官身著白色披肩，戴著獨具特色的平頂帽；波蘭士兵戴著四角帽，看起來就像19世紀的騎兵；荷蘭警官身穿帶有銀灰色飾邊的簡潔黑色製服。在肯辛頓花園，和這些歐洲盟友們走在一起的加拿大外交官查爾斯·裏奇感覺就像是在“曆史海洋中遨遊”。
雖然在倫敦，外國人隨處可見，但戰時流亡者聚集的中心是索霍區，此處自17世紀以來便是歐洲流亡者的避難所。這裏嘈雜、物價便宜、包羅萬象，擁有流亡者們所青睞的法國、意大利、希臘、中國和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特色餐館。位於迪恩街的約克大教堂是最知名的聚會場所之一，因此吸引了自由法國戰士、比利時政府級別較低的官員們和其他人等前來這裏。
然而，戴高樂和各個流亡政府的領導者們的社交活動大部分都是在著名酒店舉行——如薩伏伊酒店、麗茲酒店、克拉裏奇酒店和康諾特酒店——他們在這些酒店與英美官員們討論各自國家的事業。為贏得兩個最大的西方盟國的青睞，流亡政府之間經常相互競爭，它們之間及其內部存在著懷疑、派係、宿怨和內訌。關於各流亡政府之間的相互競爭，A. J.利布林（A. J. Liebling）在其發表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打趣說：“六個流亡政府的首相們相互調查，特務彼此尾隨，以至於克拉裏奇酒店或麗茲格裏爾酒店的午宴像極了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某部電影中的人物的一場交通堵塞式的匯聚。”
然而，對外國部隊而言，與其說倫敦是個明爭暗鬥的中心，他們更認為它是個令人放鬆、新鮮刺激、培養同誌情誼和發展浪漫故事的地方。在整個戰爭期間，大量的人群湧入到這個城市來尋找樂趣，比如倫敦附近的空軍基地的歐洲飛行員，從托布魯克和的黎波裏等較遠地方來休假的士兵，還有其他的盟軍官兵。“雖然我們來自不同國家，麵臨著不可知的未來，但我們仍攜手並肩，哪怕是為了啤酒，”埃裏克·黑茲爾霍夫回憶說，“我們舉杯共飲，並把各自的女朋友帶到常去的夜總會，比如蘇維夜總會、大使館俱樂部和400夜總會。那裏有荷蘭人、波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等等，大家都在擁擠的舞池裏享受。”
在所有這些歐洲人中，波蘭人和自由法國戰士，憑借其大膽的性格和獨特的異國魅力，最容易俘獲英國女人的芳心。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就被一個法國人迷倒了。1942年，她與戴高樂部下，富有魅力、風流成性的參謀長加斯頓·帕萊夫斯基（Gaston Palewski）展開了一段曖昧關係，但最後的結局很不幸。而擅長吻手禮和喜歡送花的波蘭人由於愛獻殷勤受到最多追捧，波蘭飛行員被昆汀·雷諾茲稱為“英格蘭的魅力男孩”。在他們當時所寫的日記和書信中，以及後來的回憶錄中，他們表示對自己在英國的戰時愛情感到有些驚訝。“關於這些女人，”有人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真的無法擺脫她們。”
而那些留在被占領的歐洲各國的人們卻截然不同地看待英國及其首都。在他們眼裏，那裏不是尋求樂趣和追求愛情的地方，而是對抗絕望的希望之塔和護身符。在德軍入侵荷蘭後不久，埃裏克·黑茲爾霍夫站在海牙附近的海岸上，驚訝地看著兩架噴火式戰鬥機在頭頂一晃而過，機身上的英國皇家空軍的標誌在陽光下格外耀眼。“一股勢不可當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占領了我們的國家，”他後來寫道，“英格蘭已經成了一個和自由類似的概念：那片國土上的自由人民能夠阻擋納粹。但要相信這個概念的含義是真實的則需要具體的表現，比如來自上帝的指示：英格蘭還在！”對他而言，那兩架噴火式戰鬥機就是這個暗示。數月後，他盜得了一條漁船，逃到了英格蘭，並成為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名飛行員。
對敵占國家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希望是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傳送的。他們對納粹的占領充滿震驚、羞愧和恐懼，而英國廣播公司的每日廣播報道讓他們備受鼓舞，感到自己並不孤單。盡管收聽倫敦廣播會受到監禁懲罰，甚至在某些國家會被處死，但這仍是許多歐洲人對抗占領者的第一個行動。他們每天都會把隱藏在不同地方的收音機拿出來收聽廣播——有的藏在地板下麵，有的藏在櫥櫃裏罐頭製品後麵，有的藏在煙囪裏麵。在挪威北部，漁民們劃船到離海岸幾英裏的小島上，把收音機藏到某個洞穴中。不管在哪裏，收音機的主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在固定時間把它調到英國廣播公司的頻道，聽大本鍾的鍾鳴聲和神奇的開場白：“這裏是倫敦。”他們會聽到用當地語言報道的當天的戰爭新聞，有時候他們會聽到各自國家領導者的名字，比如挪威的哈康國王，荷蘭威廉明娜女王，波蘭西科爾斯基將軍，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揚·馬薩裏克。這些領導者們通過廣播號召他們堅定地相信最終的解放，並號召他們竭盡所能抵抗敵人。
許許多多的歐洲人都把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報道看作獲得自由的唯一救生索。在從捷克斯洛伐克偷偷送出的一封寫給英國廣播公司的信中，某個男人寫道：“錯過收聽任何一則倫敦廣播報道都會讓我發狂。這是滋養我靈魂的唯一東西。”在戰爭後期逃到倫敦的一個法國人回憶說：“無法解釋我們對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的依賴，它就是一切。”
艾芙·居裏曾說，隻有經曆過自己國家被入侵的人們，才能真正明白戰爭的殘酷和倫敦所象征的自由的珍貴。當一個英國女人與剛從納粹監獄逃出來的比利時新聞工作者朋友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時，她對這一說法感同身受。她說自己的這位朋友感到“欣喜若狂”，環顧四周似乎想要記住他所見到的一切。“你知道嗎，我夢想著這個時刻已經夢想幾個月了？”他歡呼道，“這裏真好！難怪數百萬歐洲大陸的人們都夢想著來到倫敦的這一刻！”盡管納粹德國對倫敦的空襲帶來無盡災難和痛苦，但這個英國女人打趣說：“可是倫敦人經常忘記自己是多麽幸運。”
雖然歐洲流亡者及其在家鄉的同胞們極大地受益於英國盟友，但英國、美國甚至蘇聯也從他們那裏獲得了極大的幫助。盡管與同盟國三巨頭實力相差甚遠，但他們也對同盟國的事業提供了重要幫助。在1940年至1941年的關鍵兩年裏，他們和英國一道，扭轉了英國戰敗的命運，而且“二戰”後期的事實也證明了，他們對整個同盟國的戰爭努力做出了巨大幫助。
1940年7月，當德國對英格蘭南部發動空襲時，英國皇家空軍損失嚴重，失去了三分之一最有經驗的戰鬥機飛行員，並在法國和比利時的戰役中損失了一半戰鬥機。數百名經驗豐富的歐洲飛行員——比利時、法國、捷克，尤其是波蘭的飛行員——填補了這一損失。波蘭飛行員在波蘭和法國與納粹德國空軍有過較量，他們被認為是所有飛行員中技術最高超的。在不列顛之戰中，一支波蘭空軍中隊擊中的德國飛機比英國皇家空軍的任何一支隊伍擊中的都多。據英國皇家空軍的最高官員們說，波蘭飛行員的貢獻對不列顛之戰的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甚至有人認為是決定性的作用。伊麗莎白女王於1996年宣稱說：“如果那個時候波蘭沒有和我們並肩作戰……自由之光可能就被熄滅了。”
為了幫助英國應對激增的船艦損失，擁有世界第四大海上商船隊的挪威借給英國1300多條海船，並配備著船員；與此同時，在羅斯福製定《租借法案》之前，英國缺少足夠的美元購買美國軍備，比利時提供援助，借給英國部分黃金儲備；另外，比屬剛果的豐富自然資源，如橡膠和石油，也被用來支持盟軍的事業。
但這些歐洲人在情報領域作出的貢獻是最大。不列顛之戰爆發前，位於布萊切利園的英國密碼破譯員成功破譯了來自納粹德國空軍的由德國的精密恩尼格瑪密碼機製作的密碼，數月之後，他們又相繼破譯了德國海軍和陸軍的恩尼格瑪密碼。英國密碼破譯員破譯的關於德軍戰術和計劃的信息對大西洋海戰的勝利以及盟軍最後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若沒有法國尤其是波蘭破譯員的幫助，布萊切利園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借助法國情報局提供的文件，波蘭密碼破譯員在20世紀30年代初最早成功破譯了所攔截的恩尼格瑪密碼。在1939年夏季，“二戰”開始前不久，波蘭情報局為英法密碼破譯員們提供了精確複製的恩尼格瑪密碼機。這個設備以及波蘭告知的關於德國密碼的信息，為英國建立自己的密碼破譯係統奠定了基礎。
被譽為戰時情報大師的斯圖爾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是英國秘密情報局（又稱英國陸軍情報六局，簡稱軍情六局）局長，並掌管了布萊切利園，但他在戰時所提供的正確情報其實並非來自他的情報局。在這個職位上，他興致勃勃地向丘吉爾展示布萊切利園的最新情報成果。雖然孟席斯“沉浸在榮耀的光環中……但事實上，英國秘密情報局並非‘二戰’中所有重大成功情報行動的唯一來源”，一位英國情報官員如是說。這些正確的情報絕大多數是來源於歐洲各個敵占國的情報局。
英國的情報局在全球範圍內廣受讚譽，主要是由於戰前英國間諜小說中所描繪的技術高超、無所不知的英國情報局形象。丘吉爾認為英國情報局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而作為英國間諜小說的愛好者，納粹黨衛軍頭目海因裏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及其副手萊因哈德·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也同樣認為如此。但事實卻與此大相徑庭。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缺乏政府資金投入，軍情六局一直人手不夠、資金不足，並缺乏人才和技術。直到德國入侵法國和低地國家之前，英國秘密情報局領導者們對於德國的態度都傾向於綏靖政策。1939年下半年，被德國對英國提出的虛假和平所**，兩名英國秘密情報局情報員在荷蘭被海德裏希手下的情報員綁架。而讓英國秘密情報局更加羞惱的是，這兩位情報員一經審問便把情報局的情況和盤托出，包括情報局部署在西歐的特務人員的名字。在德國閃電戰過程中，這些特務人員被逮捕，因此情報局的大部分組織網被摧毀了。
對斯圖爾特·孟席斯及其副手克勞德·丹齊（Claude Dansey）而言，歐洲各國情報機構流亡倫敦是他們把自己和情報局從災難中挽救出來的天賜良機。英國秘密情報局為流亡情報機構提供資金、通信和交通支持，而作為交換，英國秘密情報局掌控著他們的大部分行動並包攬他們成功行動的功勞。比如，多虧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機構，英國秘密情報局事先獲知了德國將於1940年從阿登高地入侵法國，然後於1941年春季進攻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計劃。阿登高地情報行動的成功——英國和法國對此並未采取任何行動的事實證明了，不管情報多麽準確，如果對此不采取行動，任何情報都毫無價值。
與此同時，在挪威，數百名無線電報員監控並匯報德國潛水艇和戰艦在挪威沿海的行動。1941年，其中一名電報員通知倫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個峽灣發現了四艘德軍戰艦。正是這一消息促成了“俾斯麥”號戰列艦的沉沒和“歐根親王”號重巡洋艦的嚴重受損。除了報告敵人的船艦、部隊和防禦工事的地點外，法國抵抗戰士情報員還偷來了德國在諾曼底海岸的海防計劃，這對盟軍策劃諾曼底登陸行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所有這些歐洲的情報機構中，波蘭情報機構在“二戰”中對盟軍情報的貢獻最大。2005年，英國政府承認說，盟軍從戰時歐洲獲取的情報中有接近一半是來源於波蘭情報機構。“波蘭的情報機構在歐洲是最優秀的”，在“二戰”中與他們合作過的英國情報官員道格拉斯·多茲-帕克（Douglas Dodds-Parker）說，“他們需要這些……由於幾個世紀以來被占領、被分割的曆史”，被他們更強大的鄰居——俄國、德國和奧地利所占領，所分割。“他們擁有世代積累的地下情報行動經驗，”多茲-帕克接著說，“他們讓我們受益匪淺。”
自1918年波蘭再次贏得獨立之日起，波蘭就把情報收集和密碼破譯放在首要位置，專門針對其最強大的兩個傳統敵人——德國和俄國。用波蘭情報局前局長的話說，“如果你處在磨石的兩個輪子中間，就必須得學會如何不被碾壓”。1939年，波蘭情報局領導者們沒能阻止這一悲劇發生，但在向西逃跑之前，他們把地下情報網留在了那裏。後來這些情報網為倫敦提供了大量情報，包括德國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另外，波蘭的情報員還分布在斯堪的納維亞、波羅的海諸國，瑞士、意大利、比利時、巴爾幹半島，以及北非和德國。在法國，波蘭經營著幾個最大的情報網。到1944年，這些情報網組織之一，代碼為F-2的情報組織擁有700名全職和200名兼職特務人員，他們大部分是法國人，主要在港口、火車站、軍工廠甚至德國戰時生產辦公室工作。
在20世紀40年代初，根據F-2情報組織和其他歐洲情報機構所提供的情報，同盟國獲悉德國正在其波羅的海沿岸的佩內明德研究實驗兩種新型秘密武器——V-1飛行炸彈和V-2火箭。1943年8月，在獲悉這個情報後，英國皇家空軍派出500多架轟炸機轟炸了佩內明德，致使這兩項武器的研製成功推遲了六個月以上，從而阻止了德國對準備諾曼底登陸而聚集在英格蘭的數百萬盟軍士兵使用此武器。
1942年，當美國戰略情報局在倫敦展開行動時，並不知道其從軍情六局收到的一係列情報其實是歐洲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收集的。幾乎和國際情報界的所有人一樣，這個新成立的美國間諜和破壞機構的官員們都認為英國秘密情報局無所不能。曾在戰時倫敦服務於美國戰略情報局，後來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回憶說：“我們剛到倫敦時，就像剛入學的新生，沒有經驗、默默無聞，遭受英國人的嘲笑和蔑視。”作家馬爾科姆·馬格裏奇（Malcolm Muggeridge）就是嘲笑這些美國人的英國人中的一位。他是“二戰”期間英國秘密情報局的情報員，在其回憶錄中他寫道：“我很清楚地記得，他們剛到我們久經世故的情報局工作的時候，就像是剛從學校畢業的花枝招展的少女，懵懂無知。”
然而，沒過多久，這些新手就認識到在戒備森嚴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內部究竟是如何操作的。“事實是，英國秘密情報局在收集情報方麵極其薄弱，”美國戰略情報局駐倫敦辦公室首領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在日記中寫道，“他們送給我們的大部分報告和我們已經從歐洲其他情報機構所獲得的一樣。”盡管克勞德·丹齊堅決反對，美國戰略情報局仍堅持向歐洲其他情報機構開放自己的渠道，向他們提供資金和其他方麵的支持，以借助他們的幫助，在歐洲大陸成立自己的間諜網。
在蓄意破壞方麵，美國戰略情報局與英國新成立的一個政府機構——特別行動處通力合作，該機構主要訓練歐洲人如何進行顛覆行動和其他形式的積極抵抗行動。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鄉村豪華莊園裏，挪威人、荷蘭人、波蘭人、法國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比利時人被賦予新身份，並學習如何跳傘、操作無線傳輸器、讀譯密碼、引爆炸彈以及如何近距離殺死德國黨衛隊成員。然後他們就被送返回國去訓練其他人。
1943年，在丘吉爾的命令下，挪威突擊隊摧毀了位於挪威的一個重水工廠，阻止了德國對原子彈的研製。在諾曼底登陸前後，法國抵抗運動成員進行的破壞行動，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說，對盟軍登陸和反攻法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比利時的地下組織阻止了德軍炸毀安特衛普關鍵港口的行動。波蘭的抵抗運動是歐洲規模最大最成熟的地下運動，延遲並破壞了德軍從波蘭到東部前線的鐵路運輸，從而促成了德國對蘇聯進攻的瓦解。
抵抗運動對同盟國的巨大幫助也表現在，各個敵占國家的抵抗運動幫助營救了被困敵後的數千名英美飛行員返回英格蘭，以及營救在德國占領區被俘虜的盟國軍人並幫助他們來到英國。例如，在比利時，一位名叫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的年輕女子為英美軍人設計了一條穿越她的祖國比利時、法國，一直到英格蘭的“彗星逃跑路線”，護送人員主要是她的朋友們。而德·容自己也護送了一百多名軍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脈安全到達中立國西班牙。
德·容及其同行明白，不論性別，積極參加抵抗運動比在戰場或空戰中作戰要危險得多。在西線，被俘虜的穿製服的軍人都被送到戰俘營，按照《日內瓦公約》處理。但如果抵抗成員被逮捕，他們將麵臨酷刑、被送往恐怖的德國集中營，或被處以死刑。那些暗中幫助英美軍人的抵抗組織成員被抓的可能性最大，因為不管隱藏在哪個國家，大部分英美軍人都不會說當地國家的語言，因此通常格外引人注意。一位英國情報官員說：“很難把一個外國人藏在自己身邊，尤其是當這個外國人是身高約1.9米的紅發蘇格蘭人，或是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喜歡嚼口香糖的美國人。”
協助設計歐洲逃跑路線的某個英國機構的首領詹姆斯·蘭利（James Langley）後來評估說，每營救一名英國或美國人，至少就有一名抵抗運動工作者為其付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安德烈·德·容設法使自己擺脫了這樣的命運。1943年1月，她被逮捕並被送往德國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盡管她坦率地承認設計了“彗星逃跑路線”，但德國人卻不敢相信一個年輕女孩能夠設計出如此複雜的行動。
在19世紀晚期，時任英國首相的索爾茲伯裏勳爵（Salisbury）不屑地宣稱說：“英國沒有主動招攬盟友，而是被動承認他們。”然而，溫斯頓·丘吉爾卻不能這樣囂張。1940年至1941年，由於英國麵臨著德國入侵的可能，丘吉爾首相需要結交任何可能的盟國來避免戰敗，不管該盟國多微不足道。
盡管遭到內閣成員和其他大部分政府官員的反對，丘吉爾仍堅持歡迎所有的流亡政府及其武裝力量來到倫敦。
1940年6月，他對西科爾斯基將軍和波蘭人說：“我們要麽一起戰勝，要麽一同被滅亡。”當法國向德國投降時，夏爾·戴高樂是一位不起眼的政府官員，但卻是最出色的陸軍準將，並且他是唯一一位敢於公然譴責法國停止抵抗並來到倫敦的法國軍官。“雖然你獨自一人，”丘吉爾對他說，“但我承認你。”英國內閣成員們希望慢慢撤銷對貝當政府的承認，但丘吉爾要求英國承認戴高樂為“所有法國人——不管他們所處何地——的領袖，因為他支持同盟國的事業”。
在蘇聯和美國被迫參戰前，英國首相一直都鼎力支持歐洲盟國。但當這兩個大國加入同盟國後，英國與歐洲敵占國家的初期團結就對迫切需要的實力政治作出了讓步。雖然十分清楚英國因歐洲盟國提供幫助而對其欠下債務，但丘吉爾更迫切地需要這兩個新成員的加入。
因此，這些歐洲盟國政府的地位急劇下降，尤其是當美國參戰後。雖然羅斯福號稱對所有盟國自由、公平，但在丘吉爾的支持下，他正式通告說從現在開始由美國發號施令。由於失去了英屬新加坡、香港、馬來亞以及緬甸，英國首相急需美國的幫助，因此表明他從現在開始效忠美國總統。
1942年1月，在羅斯福和丘吉爾的操作下，羅斯福稱之為聯合國家的26國在華盛頓簽署了一項協議，他們保證舉全國之力投入戰爭，並重申了其對《大西洋憲章》的原則所作的承諾。羅斯福宣稱：“聯合國家是獨立自主民族的聯合，享有同等尊嚴和同等重要地位。”但對於相關文件的起草，他們事先隻谘詢了蘇聯和中國，而且隻有蘇聯和中國大使收到了到白宮參加與羅斯福及丘吉爾的簽約儀式的正式邀請函，而其他同盟國的大使們僅被通知在方便之時到訪簽約。
在簽約儀式之後白宮舉辦的晚宴上，一位客人提到了索古一世。1939年，墨索裏尼入侵了索古一世統治的阿爾巴尼亞。
“溫斯頓，我們忘了索古一世！”總統大叫道，“我相信這裏應該有阿爾巴尼亞的大臣或代表，我們得讓他在我們的文件上簽字。”其他客人都笑了，其中一位受埃莉諾·羅斯福邀請來參加晚宴的名叫路易斯·阿達米克（Louis Adamic）的客人，是一位擁有斯洛文尼亞血統的作者，他對羅斯福和丘吉爾談論阿爾巴尼亞時所使用的輕浮和傲慢的語氣感到討厭。“兩位君主，”阿達米克暗自沉思，“其中一位隔著餐桌對另一位說，‘哦，我們忘了索古一世’。真是可笑。簡直太過私人化、太過任意、太過霸道、太過隨便。他們還把誰遺漏了呢？”
總統對待歐洲敵占國家和其他小盟國的態度暴露了他錯綜複雜的性格的矛盾性。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讓世界變得民主和平”，而羅斯福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使命是幫助建立一個更加自由而公正的世界。同時他也相信——斯大林同樣相信，丘吉爾在較小程度上也相信——不管在“二戰”中或“二戰”後，同盟國三巨頭都有權指揮其他較弱小國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說，這位總統“嘴上說著理想主義，但卻在玩權力遊戲”。
1942年春季，在與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一個會議上，羅斯福所勾畫的戰後世界的藍圖與《大西洋憲章》中所設想的大相徑庭：大國政治將主導這個世界，而非公平與正義的理想。美國、蘇聯、英聯邦和中國將構成世界的警察力量，而那些除了步槍以外所有軍備都被剝奪的小國家，必須服從世界警察的意誌。即使與此同時羅斯福提出了國際聯合國家的設想，他仍繼續捍衛這一思想。
隨著戰爭的繼續，較弱小的盟國被排除在作戰行動中任何重要角色之外，並排除在戰後世界將形成怎樣的地緣政治形態有關的討論之外。到白宮的外國客人對羅斯福談論其他國家命運時所展現的輕率態度都表示驚訝，仿佛它們的命運都由他一人決定。例如，在他和莫洛托夫的會議上，這位總統宣稱，蘇聯需要一個冬季不結冰的北部港口，並建議蘇聯接管挪威的納爾維克港。大吃一驚的蘇聯外交部長拒絕了這個提議，但並非是因為蘇聯“與挪威沒有任何領土或其他糾紛”。
關於羅斯福，英國生產大臣奧利弗·利特爾頓（Oliver Lyttelton）寫道：“他讓自己輕浮的、前後不符的思想和談話傳遍紛亂動**的世界舞台，而美國將行使如此巨大權力的這一思想真的令人害怕。”1943年初，在白宮羅斯福的辦公室和羅斯福進行深夜長談後，利特爾頓作出了此番評價。在他們交談過程中，總統提到了比利時的兩個主要種族之間的分歧——說荷蘭語的弗拉芒人和說法語的瓦隆人。在說到弗拉芒人與瓦隆人“水火不容”時，他提議說：“戰後，我們應該讓他們各自建國，一國叫瓦隆，一國叫弗拉芒，並把盧森堡省並入弗拉芒。你覺得怎麽樣？”利特爾頓簡直不敢相信這個試圖分裂某個歐洲盟國的想法，隻能回複說他覺得這個想法“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當利特爾頓把羅斯福總統的想法報告給安東尼·艾登時，這位英國外交大臣說他確定羅斯福是在開玩笑。但幾周後當艾登親自到訪白宮時，羅斯福再次提出這個提議。“我倒是真誠地希望，”艾登在日記中寫道，“總統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艾登在回憶錄中說道：“羅斯福熟悉歐洲的曆史和地理……但他不負責任的總體觀點令人擔憂。他似乎認為自己掌控著許多盟國地區的命運，比敵人掌控得還多。他的做法很體麵，以至於很難對此提出異議。這就好比一個嫻熟地耍玩著炸彈，而沒弄明白炸彈本質的魔術師。”
由於對羅斯福私下對他們國家所持的態度不得而知或知之甚少，歐洲敵占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把羅斯福看作是，用英國知識分子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話說，“一個最終能夠憑一己之力拯救他們的仁慈的神”。但在“達爾朗交易”後，其中一些人開始懷疑這種信念。在這個海軍上將被暗殺的幾天後，愛德華·默羅對一個熟人說道：“在這個國家以及流亡政府中存在著一種極大的恐懼：一旦戰爭結束，美國將發揮其主導權。”
華萊士·卡羅爾說，“達爾朗交易”剛被公開，倫敦流亡者聚集區就議論紛紛：“美國將軍們下一步會做什麽呢？他們會和法國的貝當和賴伐爾、挪威的吉斯林（Quisling）、比利時的德格雷爾（Degrelle）以及荷蘭的米塞特（Mussert）做交易嗎？”歐洲抵抗運動的成員們，由於他們的生命經常受到主要來自像達爾朗這樣的通敵者的威脅，他們對此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沮喪和憤怒。根據特別行動處的報告，盟國與達爾朗勾結“對我們在敵占國家的所有的地下組織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尤其在法國，它導致了組織的減少和萎縮”。這些流亡政府對美國和英國，作為軍事權宜之計，而相繼忽視他們所支持的自由法國首領戴高樂也感到煩惱不已。
事實上，這位長腿高個子將軍，由於本身的個性就讓人很難支持他，甚至他最忠誠的追隨者都會被其傲慢、敏感的性格和專橫的領導方式而激怒。許多傑出的反維希政權的法國人都拿他毫無辦法，比如在華盛頓成為羅斯福總統顧問的讓·莫內（Jean Monnet）。莫蘭勳爵說，戴高樂“有一種讓人很難相處的獨特方式……他很怪異，就像一隻長頸鹿，會把嗅探的氣息噴灑向眼前的任何人”。
與此同時，戴高樂有許多需要應付的事情。伊斯梅說，他“處於危險的困境”。維希政府以叛國罪判他死刑，最初追隨他到倫敦的法國士兵或軍官寥寥無幾，而他所愛的法國處於分裂狀態，士氣低落。雖然最初時許多法國人反對維希政府投降德國，但更多的人選擇信任貝當這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人敬仰的英雄，相信他會給受屈辱的法國和法國人民帶來穩定的生活。
對戴高樂而言，激勵國人和團結四分五裂的祖國的艱巨任務，因為這一事實而變得更加複雜：與歐洲其他流亡政府不同，英國和美國不承認他作為自由法國的官方統治者而作出的努力。
讓他感到苦惱的是，他和這些流亡政府的領導者們都麵臨著一個共同的現實：這些流亡政府和他的行動極大程度上都依靠英國的資金支持，並間接地依靠美國的《租借法案》。（美國以租借方式為“二戰”中的44國提供了500多億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國及英聯邦收到的援助最多，蘇聯其次。）“像乞丐一樣來到英國，法國不幸的印記烙在他的額頭和心中，這讓他難於忍受”，丘吉爾與這位將軍之間的聯絡員愛德華·斯皮爾斯（Edward Spears）的妻子如是說。
然而，與其他歐洲領導者們不同，戴高樂不接受這樣的從屬地位。鑒於法國曾經在歐洲的卓越成就，他堅持自由法國必須在作戰中擔任重要角色。“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屬，”他曾說，“我隻肩負一項使命，那就是為法國的解放而繼續鬥爭。”他對斯皮爾斯說：“你覺得我對英國贏得戰爭感興趣？我並沒興趣。我隻在意法國的勝利。”斯皮爾斯震驚地回複說：“兩者的意思相同。”戴高樂反駁說：“毫不相同。”
如此強硬的反抗讓丘吉爾發狂，這位熱愛法國並在戰前經常到訪法國的首相與戴高樂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一方麵，丘吉爾對這位將軍拒絕接受戰敗，並決心孤注一擲繼續鬥爭的膽識深表敬佩——他自己也擁有同樣的品質。另一方麵，戴高樂對丘吉爾為其所提供的幫助似乎並未產生感激之情，甚至經常抱怨和批評——許多都是在公共場合——他所認為的英國對法國利益的忽略和侵害，對此丘吉爾非常生氣和痛心。雙方在戰時的爭論非常激烈，丘吉爾經常宣稱他已經拿這個喜怒無常的法國人沒有任何辦法了。在聽了丘吉爾某次義憤填膺的指責後，哈羅德·尼克爾森對他說：“首相，你可能是對的，但這些都無關痛癢，因為戴高樂是個偉大的人物。”丘吉爾對他怒目而視，“偉大的人物？”他怒吼道，“他自私，他無知，他覺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他……”首相想不出更多詞句，暫停下來。“你說的沒錯，”他接著說，“他確實是個傑出的人物。”
然而，戴高樂偶爾也會表示他對丘吉爾的感激之情。在“二戰”中，他把一本關於丘吉爾的傑出祖先馬爾伯勒公爵（Marlborough）的法國版繪本送給了首相的孫子小溫斯頓。在給這個孩子母親帕梅拉·丘吉爾的一封信中，戴高樂寫道，這本書“幾乎是我從法國帶來的唯一東西。以後如果小溫斯頓·丘吉爾看完這本繪本，也許他會想到這位法國將軍，在曆史上最偉大的戰爭中，曾是他祖父的真誠崇拜者以及英國的忠誠盟友”。
與丘吉爾的觀點不同，羅斯福從不認為戴高樂是個偉大的人物。總統對這位將軍和戰敗的法國充滿了鄙夷之情。他認為，既然法國向德國投降了，法國就被排除在西方列強之外。特德·摩根（Ted Morgan）在羅斯福傳記中寫道，在總統看來，“法國戰敗了，戰敗就要接受懲罰”。由於羅斯福對法國的複雜局勢知之甚少，因此對茫然無措、深受創傷的法國公民缺乏同情之心。“法國不存在。”他如此宣稱，並堅持認為，在法國解放之前，這個國家都不算真正存在。而對於戴高樂，羅斯福覺得他微不足道、荒謬無知，認為他是個野心勃勃、妄想成為獨裁者的英國傀儡，但卻不被自己的同胞支持。“他認為自己是聖女貞德、是拿破侖、是克萊蒙梭。”總統如此譏諷道。華萊士·卡羅爾寫道，羅斯福“認為戴高樂的野心威脅著同盟國的和諧和法國民主。因此，他下定決心——並從未動搖過這個決心——美國對可能幫助戴高樂達成其野心的一切都不會妥協”。
即使在1942年末，美國戰略情報局派了一位法國地下行動頭領去華盛頓說明法國抵抗運動接受戴高樂作為其領袖，羅斯福也不為所動。他對丘吉爾說，這位將軍及其追隨者不得在北非及法國的解放行動和統治中擔任任何角色。戴高樂後來說：“羅斯福希望的和平是美式和平，認為必須由自己對組織結構發號施令，並認為法國尤其應該把他看作救世主和主宰者……就像最佳演員一樣，他對角色落到他人之手感到生氣。”據新聞工作者兼作家約翰·岡瑟所說，總統“談論法蘭西帝國的口吻就像這個帝國屬於他自己，比如說，‘我還沒決定好如何處理突尼斯’”。
到北非戰爭結束之時，很明顯總統在與戴高樂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在北非的數千名維希法國士兵棄暗投明加入了自由法國（現稱之為戰鬥法國），使得戴高樂的軍事力量更加強大。在法國，對貝當的反對迅猛增加，正如迅速壯大的抵抗運動規模和戴高樂的支持隊伍迅猛增加一樣。歐洲流亡政府和絕大多數的英國公眾、媒體人員和議會成員，以及美國民意也都支持戴高樂。相比之下，由美國任命代替達爾朗擔任法屬北非總督的吉勞德將軍，除羅斯福政府外基本沒人支持。“在吉勞德和戴高樂之間，根本不用作選擇，”一名法國抵抗運動頭領對哈羅德·尼克爾森說，“吉勞德在法國毫無立足之地，而戴高樂不僅是一個名字，更是一個傳奇。”
羅斯福決心阻止這個他所痛恨的人掌控權力，並開始敦促丘吉爾首相撤銷英國對戴高樂的所有支持，雖然他早前就責備過丘吉爾沒有管教好這個“問題兒童”。總統把記載戴高樂蓄意破壞同盟的文件交給丘吉爾，對他說，戴高樂“一直以來，包括現在都在損害我們的戰爭努力……對我們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首相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境地。既然已經到處承諾支持戴高樂是自由法國領袖，他就很難對此食言。如果按照羅斯福的授意去做，他就會遭到英國民眾以及許多英國政府官員的強烈反對。雖然遠在北美大陸的美國可以輕易把法國從戰後列國中去掉，但英國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讓這個最近的歐洲鄰居在戰後盡可能發展壯大，來幫助平衡複興的德國和日益強大的蘇聯。但毫無疑問的是，在1943年6月，比起法國，丘吉爾更需要美國。首相後來對戴高樂說：“每當我們必須在歐洲和公海之間作抉擇時，我們都會選公海。而每當我必須在你和羅斯福之間作抉擇時，我都會選羅斯福。”
受羅斯福反戴高樂言論的影響，丘吉爾把這位將軍描繪成“一個自負甚至懷有惡意的男人”，並敦促內閣考慮“我們現在是否應該除掉戴高樂的政治勢力”。而深受安東尼·艾登影響的內閣成員們拒絕了這個提議，宣稱“這樣做不僅會使他成為死於國難的英雄，還將使我們受到指控……指控我們把法國看作英美的保護國而不正當地幹涉法國國際事務”。1940年，在哈利法克斯勳爵領導下的外交部帶頭反對丘吉爾認可戴高樂，而現在，在艾登領導下的外交部又不遺餘力地保護這位將軍免受丘吉爾和羅斯福的非難。
羅斯福對戴高樂及其抵抗運動的強烈反對不僅讓英國感到沮喪，也讓在倫敦和阿爾及爾的美國官員和軍事領導者們感到失望。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無疑讓他的處境更加艱難。經曆切膚之痛後，艾森豪威爾現在對歐洲和北非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的認識比羅斯福更深刻。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中寫道，當羅斯福提到法屬北非及其居民時，他所使用的詞是“命令、指示和強製……他繼續或許是潛意識地——從征服者的角度來探討當地的問題。如果我們也這樣做，事情就變得簡單得多”。
美國戰爭信息局駐倫敦辦公室主任華萊士·卡羅爾可能是對羅斯福政策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聲稱總統的指令引起了對美國的不利輿論和美國的政治失敗。卡羅爾說：“我們看起來傲慢無禮，而這種態度否認了較小的、不幸的國家質疑美國行為的權利。”大衛·布魯斯對此表示讚同。他對吉爾·懷南特說，登陸法國的行動準備嚴重依賴於法國地下組織提供的情報，如果抵抗運動成員所認可的領袖受到美國和英國排擠，這將對行動準備極其不利。
吉爾·懷南特對此感同身受。華萊士·卡羅爾說，雖然這位大使“始終都是總統的忠實仆人”，但他“也看到了美國對戴高樂感情用事所付出的代價”。盡管美國與戰鬥法國沒有正式打交道，懷南特與戴高樂卻建立了非正式的密切關係。後來戴高樂暫時收斂了易怒的脾氣，稱讚這個美國人是“足智多謀和平易近人的外交官”，是“出類拔萃的大使”。當這位將軍與在倫敦和北非的美國官員發生爭執時，懷南特屢次在他們中間充當了和事佬。懷南特自己清楚地知道，不管他們喜不喜歡，戴高樂都將在解放法國行動中起到主要作用。
懷南特與卡羅爾對這個話題進行過多次交談，有一次懷南特反問道：“當我們的飛行員在法國上空跳傘逃生時，是誰救了他們？”他一邊在辦公室來回踱步，一邊回答自己的問題：“是認可戴高樂為其領袖的那些人。在我們從法國收到的情報中，貢獻最大的是誰？是戴高樂的人，不是嗎？當我們去解放法國，我們必須得接受戴高樂……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接管政府。”
1943年仲夏時節，懷南特與艾登通力合作，努力說服丘吉爾和羅斯福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北非和其他被解放的法屬殖民地的主要統治主體，是自由法國的唯一發言人。所有歐洲流亡政府都承認該委員會，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也同樣承認，而蘇聯也準備如此。艾森豪威爾和英國議會的大部分成員也都認同這一點。懷南特加入進來，寫信敦促羅斯福對該委員會作出官方承認。關於大使的這封信，卡羅爾說：“我認為這不會讓他在華盛頓獲得更多支持，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懷南特告訴英國官員，他為了爭取羅斯福的承認已經“竭盡所能”。羅斯福繼續抵製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使當丘吉爾最終屈服並告訴總統，在這件事上他可能會與總統分道揚鑣，“現在的狀況讓我必須得這樣做，考慮到大不列顛的利益以及英法利益……”
最終，由於遭到幾乎所有同盟國成員的反對，羅斯福終於於1943年8月下旬同意美國有嚴格條件限製地承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當天，英國政府也發表聲明，在較小限製程度條件下，承認該委員會）。而與此同時，總統並未停止為擺脫戴高樂所作的努力，也並未減少對他的強烈怒意和憎恨。羅斯福繼續努力推動大家接受吉勞德的地位，邀請他到美國，並在白宮以高規格禮儀接待了他。但他的努力沒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吉勞德被取消委員會聯合主席之職，而由戴高樂全權掌管。
但當年9月侵略波蘭的並不隻德國一個國家。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希特勒的授權下，蘇聯從東邊入侵波蘭，占領了幾乎一半的波蘭領土，並把超過100萬的波蘭人驅逐到位於西伯利亞的監獄和勞改營，以及蘇聯的其他偏遠地區。
在與西方突然、勉強地建立聯盟的時候，斯大林就表明他計劃重奪在1939年所奪取的波蘭領土，並暗示戰後要掌控波蘭其他的領土。毫無疑問，波蘭流亡政府反對蘇聯對波蘭領土或主權的任何計劃。雖然丘吉爾同情波蘭人的遭遇，但他更需要斯大林。1941年夏季，丘吉爾和艾登敦促蘇聯代表與西科爾斯基簽訂了一份條約，但戰後波蘭的國界問題卻懸而不決。艾登後來表達了對美國和英國幹涉法國內政的深切關心，並告訴波蘭總理：“不管你願不願意，這個條約都得簽。”
事實是，英國的政治和軍事利益與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未來緊密相關，但英國與波蘭這樣的東歐國家並不存在這樣的利益關係。波蘭駐英國大使愛德華·拉欽斯基伯爵（Edward Raczynski）指出，戴高樂“可以惹怒英國……政治家，並當著他們的麵說出不中聽的事實。盡管他們可能並不喜歡，但卻無法拋棄他或法國。但是，他們可以——並如此做了——把波蘭的事業以及整個東歐國家的事業排在其次，因為這不關乎他們的重大利益，而隻是有待卸掉的道義包袱——如果沒有太大風險或無須過多努力”。
1942年初，斯大林要求英國與其簽署一份秘密協議，承認蘇聯對波蘭東部以及波羅的海諸國的領土主張。起初，丘吉爾拒絕了這個提議，但鑒於英國屢次軍事戰敗的壓力和俄國領導人對開辟第二戰場的強烈要求，他決定作出讓步。首相告訴羅斯福：“由於戰爭形勢日趨嚴重，我認為《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不應該否認當德國侵略俄國時，俄國所占領的土地。”
雖然美國最初反對這個秘密協議，但羅斯福在後來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比起其對英國忠誠的索要程度，波蘭對美國忠誠和利益的要求少得多，因為美國與波蘭之間並未簽訂有關條約，美國也沒有受過波蘭飛行員和士兵的幫助，所以美國沒有義務幫助波蘭。對一心想取悅斯大林的羅斯福來說，波蘭隻是個次要問題。1943年3月，他對艾登說，波蘭的國界由美國、蘇聯和英國共同決定，但他無意“與波蘭或其他小國進行和平會談和磋商”。波蘭有待以某種方式重組“來維護世界和平”。換句話說，他不會成為蘇聯主張的絆腳石。
就這樣，他們賣掉了波蘭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