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們是在和納粹作戰，還是同他們睡覺？”
將軍對指派給自己的這個新任務——領軍進入北非——感到萬分驚恐。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1942年6月就被派到了英格蘭去監管美軍在英國的駐紮情況，並自認為是為盟軍在法國登陸做準備。當他在華盛頓擔任戰爭計劃部部長時就有了這個法國登陸計劃，並在之前的七個月中與喬治·馬歇爾一起為之努力。但令這兩位將軍反感的是，溫斯頓·丘吉爾於7月說服了羅斯福，英美盟軍的首次突擊行動應該於下半年在北非登陸。在艾森豪威爾看來，羅斯福同意丘吉爾之日是“史上最暗淡的日子”。
鑒於盟軍在歐洲大陸用來對抗希特勒的資源極其匱乏，英國認為在非洲大陸邊緣登陸能為突襲歐洲贏得最終勝利鋪路。在控製法屬北非之後，盟軍可以向西橫掃，襲擊隆美爾和非洲軍團後方，而英國第八集團軍則從西邊攻打德軍。在英國看來，把軸心國軍隊從此地區驅逐出去，不僅能拯救埃及和蘇伊士運河，而且將重新打通地中海通道，以便盟軍運輸供應艦艇和運兵艦。而目前，這些艦艇和運兵艦不得不繞行數千英裏才能到達中東和印度。根據艾倫·布魯克的推測，北非戰場的勝利至少會節省50萬噸的運輸量，用來在歐洲大陸發動大規模進攻作戰。
與其說羅斯福相信這種運輸便利化辯論，毋寧說他更相信美軍最終會與德軍交戰。鑒於斯大林不斷要求開辟第二戰場，羅斯福總統於5月允諾蘇聯外交部長，盟軍預計將於下半年開辟第二戰場。羅斯福也麵臨著來自美國躁動民眾的壓力。在珍珠港遇襲後，他們認為日本才是美國的頭號敵人，而非德國。除非立刻把美軍派往歐洲戰區，否則迫於國會和民眾的壓力，美國戰爭資源可能會被轉移用來對抗日本。“隻有發揮聰明才智，”亨利·史汀生在寫給丘吉爾的書信中說道，“才能讓美國人相信德國是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必須在幹掉日本之前幹掉它。”
羅斯福堅持大部分地麵作戰計劃要由自己製定，以作為允諾北非登陸行動的交換條件。他說道，最重要的是美國必須主導作戰，由美國人擔任盟軍總司令，勸阻在北非的維希法軍停止抵抗。法國於1940年6月向德國投降，希特勒同意在新元首菲利浦·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領導下的法國政府在維希建立政權，維希是法國中心的一個城鎮。羅斯福告訴丘吉爾，比起抵抗美軍，法國更可能抵抗英軍，因為兩年前，英軍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港口摧毀了眾多法國艦隊，並且英軍支持法國反叛將軍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他已逃至倫敦，旨在集結法國人來對抗維希政府和納粹德國。
不像英國，美國與維希政府維持著外交關係。德軍允許維希政府繼續控製法屬北非和法國的其他殖民地，以及法國的艦隊。維希政府與納粹德國合作密切，並在其控製的法國南部地區實施獨裁統治。由於與維希政府打交道，羅斯福政府在國內備受指責。維希政府官員在收到德國的指令之前就早已製定了壓迫猶太人的政策，而後協助納粹分子將被驅逐的猶太人關進死亡集中營。維希警官在被授職時都必須作出如下宣誓：“我發誓對抗民主，對抗戴高樂叛亂，對抗猶太麻風病。”然而，羅斯福卻認為，撇開他們的所有罪行不論，與維希政府領導者們維持良好關係這一點很重要，希望他們不至於讓法屬北非和法國艦隊落入納粹之手，希望他們某一天會站到盟軍這一邊。
與此同時，羅斯福總統極其討厭這位易怒、難搞的戴高樂，雖然他們素未謀麵。美國就“火炬行動”提出的另一個條件就是，把這位將軍以及他的自由法國軍排除在“火炬”行動外。另外，羅斯福命令不得提前告知戴高樂登陸計劃，“不管他如何發脾氣”。在贏得了就北非登陸的爭論後，丘吉爾對羅斯福的要求欣然接受。“我把自己看作您的中尉，”在他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寫道，“這是一項美國事業，我們隻是您的助手。”
然而，不管從任何層麵來講，這項美國事業對艾森豪威爾而言都是一個噩夢。他和部下隻有幾個月的時間來策劃這次登陸行動——堪稱史上最標新立異的兩棲登陸之一，並將帶領美國和英國的突擊部隊到達這個“數世紀以來都未曾經曆過任何重大軍事行動”的非洲大陸海岸。丘吉爾的軍事顧問伊斯梅在其回憶錄中敘述道，任何兩棲作戰的實現都是一項壯舉，因為它要求擁有“訓練有素的軍事人員，種類齊全的各式裝備，還要對登陸地點的各個細節了然於心，對敵人的軍事力量和軍事部署精準掌握。最重要的是，要有嚴謹周密的計劃和準備”。然而，可以說，“火炬行動”完全不具備這些條件。
艾森豪威爾和部下非常擔憂美國突擊部隊的備戰狀態，因為大部分士兵都沒有接受過作戰訓練，或僅學過皮毛。確實如此，一些士兵在被運往北非之前根本沒有練過如何給步槍上膛、瞄準和射擊。美國司令部也在憂慮，可用的武器、物資和艦船遠遠不夠支撐如此大規模的作戰。“我們的軍備物資仍然匱乏，”艾森豪威爾後來寫道，“所需的一切物資都不充足。”而且，一直到登陸行動開始的前幾周，對登陸地點的爭議仍懸而未決。
英國主張軍隊盡可能地從東邊登陸，如此便可以快速進入“火炬行動”的主要目標地突尼斯，從而比德軍搶先一步登陸，並攻占突尼斯的關鍵深水港口城市突尼斯和比塞大。根據英國的設想，隆美爾將會遭受“火炬”盟軍和英國第八集團軍的夾擊。艾森豪威爾支持英國的主張，但卻被馬歇爾將軍和其屬下否決了，因為他們認為，如果盡可能從東邊登陸，那麽德軍會穿過中立國西班牙前來攻打盟軍後方，從而使其陷入夾擊。美國軍官堅持認為突擊部隊應該從位於突尼斯市大約一千英裏以西，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線上的卡薩布蘭卡登陸。雖然英國領導者丘吉爾認為馬歇爾太過謹小慎微（艾森豪威爾也這樣認為），但他還是再次屈從了。登陸地點的確定就是妥協的結果，盟軍將在三個相距甚遠的地點登陸：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市、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市和奧蘭市。雖然阿爾及爾市離突尼斯市最近，但距離此次作戰行動的主要目標地仍有500多英裏之遠。
艾森豪威爾在那年夏天接到的此項任務，最需要發揮軍事司令出類拔萃的才能。詹姆斯·麥克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之後描述說，這是一項“匪夷所思、充滿疑惑和不可預測”的任務，因為他必須為“火炬行動”的兩國盟軍創建一個統一指揮總司令部。由於軍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組織，他根本無章可遵、無軌可循。艾森豪威爾的軍中好友們告訴他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說，他和“火炬行動”都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而他將會成為這個必然戰敗結局的替罪羊。“他們不停地告訴我，”艾森豪威爾之後寫道，“關於各種聯軍失敗的故事，從公元前500年的希臘人開始，講到後來某些聯軍陷入爭執不休之中，再到1940年的法英走向對立。”
英國從一開始就反對統一指揮，而對於由這位名不見經傳、毫無作戰經驗的美國將軍來指揮英國軍隊作戰更是鬱悶不已。艾倫·布魯克對艾森豪威爾不屑一顧的態度和對馬歇爾一樣，他們的關係直到戰爭結束都算是冷若冰霜。除了讚譽這位美國人“充滿魅力”，“比我們大多數人更幸運”，布魯克對艾森豪威爾擔任總司令時的風采基本無甚好評，說他“對戰爭隻有最模糊的概念”。而艾森豪威爾屬下的一名英國海軍上將評價他為那個時期“最誠摯、率真和謙虛的人”，但卻“不太自信”。
雖然艾森豪威爾對很多事情都表現得躊躇不定、猶豫不決，但他卻堅定地認為英美共同作戰需要全麵的統一指揮。根據艾森豪威爾和馬歇爾的傳記作者馬克·佩裏（Mark Perry）的說法，在艾森豪威爾的同時代軍官中，不管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沒有任何人“能像他一樣，對創建和維持這樣一個聯盟的重要性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當英國爭論說，如果他們的戰地司令對他的命令不服，他們有權向戰爭辦公室上訴時，這位“火炬行動”總司令稱，這樣的處理違反了英美就統一指揮所達成的協議。他們協商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對命令不服的英國指揮官必須在采取任何行動之前向他谘詢。“這是艾森豪威爾的規矩，這一規矩的影響力比他本人最初預見的更加深遠，”華萊士·卡羅爾評論道，“到此戰區的任何人，無論軍人或平民，美國人或英國人，都必須摒棄此前之效忠上級，絕對服從戰區司令的指揮。”
艾森豪威爾統領下的英美統一指揮的策源地是諾福克府，這是一座新喬治亞式磚石建築，距離位於聖詹姆斯廣場的南茜·阿斯特（Nancy Astor）的住宅僅幾戶遠。諾福克府被定為“火炬行動”的盟軍總司令部，但一些人對盟軍的首個統一指揮部的選址有種莫名的不祥之感。兩百多年前，喬治三世正是出生於這個諾福克府，它原屬於約克公爵。
艾森豪威爾對喬治三世也頗為在意。他要求屬下的美國人和大不列顛人都必須摒棄兩國之間時代久遠的分歧，權當他們“屬於同一個國家”。但是，他不得不承認這個命令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由於美軍和英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接觸甚少，兩軍基本上都不了解對方的作戰方式。弗雷德裏克·摩根將軍於1942年秋季被派到艾森豪威爾的盟軍總司令部，當閱讀從總司令部傳達的一份文件時，他感到困惑不解。摩根之後回憶說：“我看不懂我所見到的每個單詞。這一大堆單詞無疑都是英語單詞，但傳達給我的卻是毫無頭緒的信息，最後，我不得不求助於美國資深軍事語言翻譯。”
艾森豪威爾把屬下兩國人員之間的初期關係比作“狹路相逢的惡犬與雄貓”，因為起初發生了太多性格衝突和誤解。一些美國軍官對“火炬行動”的整個計劃都嗤之以鼻。“很明顯，就此而論，”用艾森豪威爾的話來說，“這是一項英國計劃，而美國是被死拉硬拽進來的。”雖然這位總司令私下也讚同他們的看法，但卻警告自己的同胞們，如果他們不把精力都投入到作戰行動中，並學會與英國戰友們和平相處，他將把他們遣返回國。最終，他的決心得到回報：他屬下的美國人終於承認“英國人並非紅衣軍般的惡魔”，而英國人也承認，美國人有時也會有一兩個好點子。
但是，他屬下的很多美國與英國作戰指揮官並不認同這一點。艾森豪威爾的兩位最親密的朋友：馬克·克拉克（Mark Clark）和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前者是他的副手兼“火炬行動”的總規劃師，後者是“火炬行動”中一個特遣部隊的將領，他們都有著強烈的仇英心理。1942年夏季，當巴頓去往倫敦作簡報時，他在日記中抱怨道：“顯而易見，這裏的大部分美國軍官都是親英派，就連艾克……而我絕不是親英派。”
雖然艾森豪威爾在大家麵前保持著輕鬆自如、笑容滿麵的狀態，但那些最親近他的人都深知他為準備“火炬行動”所付出的巨大身心代價。他心存疑慮：如羅斯福所說，“通過入侵一個中立國來結交一個朋友”，這樣真的可能嗎？他疾言厲色，情緒低落，一天得抽四包駱駝牌香煙——凱·薩默斯比稱之為“緊張兮兮”的狀態。艾森豪威爾屬下的一位美國人說：“他似乎老了十歲。”盡管筋疲力盡，艾森豪威爾在夜晚卻經常失眠。當他失眠的時候，他就會起床坐到窗邊，一直凝視著黑夜數小時，內心充滿焦慮和恐懼，卻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
1942年11月4日，在伯納德·勞·蒙哥馬利將軍（Bernard Law Montgomery）率領下的英國第八集團軍擊敗了在阿拉曼的隆美爾部隊，德軍被趕出埃及，向西匆匆撤退。這是“二戰”中英國對抗德軍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這一勝利給丘吉爾及其政府，乃至整個英國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天後，大約三萬三千美英士兵在北非海岸登陸。在“火炬行動”的最初階段，組織者和士兵的作戰經驗不足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卡薩布蘭卡，一半以上的登陸艇和輕型坦克被波濤洶湧的海浪所吞沒或傾覆。許多士兵剛從船艦下來時感到無所適從。率領軍隊在卡薩布蘭卡北邊登陸點登陸的司令員盧西恩·特拉斯科特將軍（Lucian Truscott）回憶說：“士兵們失望透頂，漫無目的地四處走動……相互指責。”
一切都沒有按照計劃發展，包括法軍對登陸的回應。羅斯福堅信法國軍隊會歡迎美國入侵者的這一判斷，主要是基於在美國參戰前就已部署在北非的美國非職業間諜組織所提供的情報。1941年3月，羅斯福與維希政府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解凍了在美國的法國資金；而作為交換條件，美國將在北非部署12名美國副領事，也就是情報員。這12名美國人並非專業間諜，而是包括釀酒師和可口可樂推銷員這樣一群人。德國軍事情報對他們了如指掌並斷言說：“敵人選擇這樣一群情報員，對我們而言真是可喜可賀，他們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麻煩。”
這些副領事向白宮擔保，法軍隻會象征性地抵抗美軍。因此，美軍便認為法軍會“手舞足蹈地”迎接美軍入侵者的到來。但事實上，法軍對美軍在卡薩布蘭卡各個登陸點的登陸都進行了頑強、猛烈的抵抗。一位美國少校後來告訴戰爭部說：“所有軍官和士兵都瞠目結舌，他們首次嚐到了戰爭的滋味。”盧西恩·特拉斯科特提道：“從我目睹的場景來看，海岸上到處是一片混亂。”在巴頓將軍看來，如果這些美軍所麵臨的是德軍而非法軍的話，他們毫無可能登上海岸。
然而更糟糕的是，法軍拒絕接受羅斯福政府為在北非創造和平而精心挑選的北非新領導。亨利·吉勞德將軍（Henri Giraud）於1940年被德軍俘虜，當時法國還未向德國投降。最近，他從德國的一座監獄成功逃脫，並到達維希。美國官員把吉勞德看作與戴高樂和貝當相當的人物，於是便說服他協助美軍的登陸行動，並通過潛水艇秘密把他從法國送往了直布羅陀。然而剛剛到達那裏，吉勞德便要求由他指揮整個行動。艾森豪威爾對此感到錯愕不已並拒絕了他的要求，因此吉勞德也拒絕加入第一批登陸部隊作戰。然而，滿懷希望的盟軍在廣播中對整個北非宣稱，吉勞德很快便會接手該地區的法軍領導權。但這則廣播消息，據艾森豪威爾回憶說，對法軍“毫無影響力”，他們“完全不當回事”。“火炬行動”總司令承認，法軍排斥吉勞德這一事實“真的讓我們大失所望”。他在發給羅斯福的一封電報中說道，北非的形勢“與最初的預想大相徑庭”。
當時，艾森豪威爾的唯一目標就是結束那裏的血戰，把部隊送往突尼斯。能夠幫助他實現這一目標的任何人都會獲得他的支持，即使這個人是維希最厚顏無恥的納粹同夥——事實證明確是如此。這個人就是海軍上將讓·達爾朗（Jean Darlan），維希武裝部隊司令兼貝當的得力助手。盟軍登陸時，達爾朗恰好在阿爾及爾看望病危的兒子。達爾朗在皮埃爾·賴伐爾（Pierre Laval）之後繼任了貝當的副手，他是所有維希官員中最受人詬病之人。他把印度支那拱手交給日本，同意處決法國猶太人，下令逮捕眾多維希反對者，為隆美爾的軍隊提供食物、卡車和汽油。達爾朗是一個堅定的反英主義者，在盟軍登陸時，他命令法軍對盟軍開火。
艾森豪威爾對政治毫不關心，所以對法國內政以及法國遭受的創傷所知寥寥，因此對達爾朗的違約行為不知其所以然。他對這位海軍上將提出了一項交易：達爾朗對盟軍停火；而作為交換條件，盟軍將任命他為其在北非的高級專員或總督。起初，達爾朗勉強接受了這一交易，之後便違約了。直到他獲悉德國已經於11月11日占領了法國維希，他才下令停火。如此，在北非的戰爭才最終結束。
對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來說，達爾朗的違約不難理解。雖然艾森豪威爾與達爾朗的交易得到了羅斯福的讚同、丘吉爾的勉強認可，但卻受到了來自全球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強烈反對。“對我們兩國來說，達爾朗是個罪大惡極的人物”，艾森豪威爾對他的屬下如是說。
在交易的批評者看來，這項自私自利性質的交易損害了以羅斯福為首的盟軍領導者們的崇高道德地位。華萊士·卡羅爾評論說：“美國表麵上說得娓娓動聽，堅持崇高的信念，而現在一經**，便把信念擱置一邊，與希特勒身後最卑鄙惡劣的外國跟班之一達成交易。”大約60年之後，軍事曆史學家裏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這樣說道：“一支乳臭未幹、愚蠢笨拙的軍隊來到北非，他們幾乎沒有作為世界強國應如何行事的概念。”
達爾朗擔任高級專員時的初期行為更加激起了艾森豪威爾的批評者的憤怒。達爾朗在北非實行反閃米特人的法律，關押戴高樂的支持者和其他維希政權反對者，以及盟軍登陸的一些協助者，恢複了在突擊行動最初幾天被免職的維希官員，並下令封閉了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而艾森豪威爾拒絕卷入他所謂的內政，聲稱“我們到此並非是為了幹涉任何人的事務”。位於阿爾及爾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通訊記者查爾斯·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對此憤憤不平，在其寫給父母的信中評價了美國為達爾朗掌權所起的推動作用：“我們默許並助長了這樣一個政權，它和我們現在正奮勇反抗的政權一模一樣。我們的借口是我們不得幹涉法國內政。我在想，當我們進入德國後，是否同樣會說我們不得幹涉德國的內政。”
在阿爾及爾，一些美國批評者對達爾朗的行為可不隻是抱怨。艾森豪威爾總司令部下屬的心理戰官員發現了維希警察所通緝的戴高樂支持者所在的秘密地點，並幫助一些支持者登上了駛向英國的盟軍船艦。還有一兩個更膽大妄為的美國人把自由法國的徽章——洛林十字——別在了自己的上衣翻領上。艾森豪威爾後來說，他屬下的心理戰工作人員給他帶來的麻煩比非洲德軍所帶來的更多。
在倫敦，憂心忡忡的丘吉爾警告羅斯福，對達爾朗的認可已經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大陸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說：“我們不能忽視它可能對我們的事業造成的嚴重政治傷害……造成我們準備與當地賣國賊達成協議的錯覺。”莫莉·潘特-道恩斯在《紐約客》中寫道，許多倫敦人把達爾朗交易等同於內維爾·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潘特-道恩斯寫道，大不列顛人“認為對維希的這個人和對慕尼黑的那個人采取姑息態度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不管說得如何好聽”。華萊士·卡羅爾從位於倫敦的美國大使館寫信給在華盛頓的羅斯福和戰爭信息局的上級，信中說道，我們和英國的“蜜月期已經結束”，“從現在開始，我們不得不為挽留英國人民的尊重和信任而努力”。
丘吉爾自己也陷入了道德與權宜之計的兩難困境中。關於達爾朗交易，雖然羅斯福事先並未谘詢過英國政府，但丘吉爾與羅斯福都讚同艾森豪威爾采取任何手段爭取北非法軍的合作。丘吉爾首相經常把達爾朗稱之為“叛變者”和“賣國賊”，但在登陸行動前不久，他卻宣稱：“雖然我對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能使他的艦隊加入盟軍，即使讓我匍匐前行一英裏，我也欣然接受。”但事實是達爾朗無法調用他的艦隊，因為在德軍占領了維希政府控製的法國南部地區後，這些艦隊被那些德軍操控了。另外，他姍姍來遲的停火命令也並未阻止德軍大量湧入突尼斯。簡而言之，這項交易僅僅換來了此地血戰的結束，根本沒有達成盟軍的任何目標。
鑒於在此項交易中的間接推動作用，丘吉爾感到十分難堪，以至於拒絕公開向下議院解釋這項交易，除非召開秘密會議。在這個秘密會議上，首相表現出了兩麵性，一方麵以盟軍的名義支持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的這一做法，另一方麵又強調，這項交易是由美國人獨自與其達成的。“自1776年以來，我們就沒有能力決定美國的政策，”他說道，“不管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我們都沒有直接控製任何事情的發展。”
與此同時，美國的著名的報紙專欄作家和廣播評論員以及羅斯福的內閣成員都在聲討這項交易。例如，亨利·摩根索公開譴責達爾朗是賣國賊，譴責其出賣數千同胞致使他們被奴役的行徑。他告訴羅斯福說，北非的情況“讓我的靈魂備受煎熬”。摩根索聯合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一起敦促總統闡明美國對北非及達爾朗的政策。麵對紛至遝來的批評，羅斯福雖然滿懷怨恨，但仍然聽從了這位財政部部長的建議。
令摩根索感到更加虐心的誘因是，“達爾朗交易”剛剛公開後愛德華·默羅發表的一則煽動性的廣播。這位美國最負盛名的廣播記者，對自己國家在促成這件事中的主導作用感到萬分震驚，因而在報道中完全拋開了客觀性原則。“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他對一個朋友大聲吼道，“我們是與納粹分子頑強鬥爭還是與其沆瀣一氣？”在摩根索聽到的這則廣播內容中，默羅列舉了一係列達爾朗的罪行。當一名德國軍官在南特被殺害後，達爾朗將30多名法國人作為人質交給納粹分子，結果他們全被槍殺。他在北非掌權後，把那裏的歐洲政治難民都遣回了其被德軍占領的家園。默羅說道，難道這就是我們在與納粹的鬥爭中所希望的助手？不管這項交易是否是軍事權宜之計，“盟軍的戰略定位絲毫沒有暗示，我們太過強大或太過懦弱，以至於我們可以忽視我們參加這場戰爭所懷抱的信念”。在聽了默羅的廣播後，摩根索寫下手稿，並把它交了亨利·史汀生和羅斯福本人。
然而，默羅就此事件發表的廣播報道遠不止這一則。在所有批評“達爾朗交易”的新聞工作者中，默羅毫無疑問是最直言不諱的，他一次又一次公然挑戰政府的政策。“這關乎我們的崇高信念，是我們無法逃避的道德責任，”他告訴聽眾說，“不管美軍到哪兒，他們都會帶上糧食、錢財和權力，如果我們允許，賣國賊都會站到我們這一邊。”
羅斯福政府對這位廣播員吹毛求疵的報道感到既驚愕又氣憤，而羅斯福曾把他看作一位好夥伴，在珍珠港遇襲當晚向他傾訴衷腸並準備雇傭他。幾個月後，在默羅返回美國作短暫停留期間，他被召到國務院。在那裏，怒火中燒的科德爾·赫爾義正詞嚴地譴責了他在報道中詆毀戰爭努力的行為。默羅感到戰戰兢兢，後來對一位熟人這樣說：“他並未提高嗓門……也未做任何手勢，但他的講話卻句句紮心。”
對達爾朗慷慨激昂的報道讓他遭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公開批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讚助者們、他的一些聽眾們，以及該公司位於紐約的新聞編輯保羅·懷特（Paul White）都對他怨聲載道。“你這樣不斷地批評美國會威脅到你的好名聲，”懷特在發給默羅的電報中說，“最近經常聽到人們說，這位頂呱呱的‘愛德華·默羅變得越來越像英國人了’。”11月底，國際銀器公司——默羅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分析節目的讚助者——取消了對該節目的讚助，並把默羅的工資減半（該公司顯然不會放棄其最受歡迎的新聞廣播節目之一，於是一個月後恢複了對該節目的讚助）。
然而在這樣一片嘩然中，默羅毫無悔改之意。一位聽眾譴責他的達爾朗廣播報道是反美主義，“非常危險”。默羅寫信給這位聽眾說：“我相信任何政府都會犯錯，任何廣播員也一樣。”在寫給家鄉的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聲稱：“對於對合理的戰後世界滿懷希望的任何人來說，北非形勢的發展令人心碎。”對另一位友人，默羅說道：“英國人擔憂美國會和英國在19世紀的做法一樣……我們在北非表現出的政策類似於帝國主義做法。”他坦言說感覺自己與家鄉之間越來越遙遠，“也許是我離家太久了，我越來越堅信，不管出於什麽樣的動機，這裏的價值觀都與家鄉的價值觀相去甚遠”。
與默羅一樣，吉爾·懷南特認為羅斯福政府任命達爾朗掌權是一個巨大錯誤。在為懷南特舉辦的一場雞尾酒晚宴上，大部分時間懷南特都和默羅以及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名廣播員聚集在一起，對這一事件唉聲歎氣。他讚同丘吉爾及安東尼·艾登的觀點，認為美國政府必須意識到“達爾朗交易”在英國非常不得人心這一事實。
但作為美國政府駐英國的首席代表，懷南特覺得有責任公開維護美國立場，並尋求英國重要官員的支持——這些官員中的很多人都私下與他相交甚好。兩年來，這位大使一直敦促英國勞動階級反抗納粹主義，而現在他卻不得不支持與一名主要納粹同夥所達成的交易。雖然對此感到極其難受，他仍須繼續傳達美國政府的觀點。在一次晚宴上，哈羅德·尼克爾森聽到這位大使向他的客人們講述，“達爾朗交易”帶來的軍事利益比其道德瑕疵更重要。“達爾朗的上台隻是個巧合……他會履行諾言，”尼克爾森引用懷南特的話說，“這樣做可以節省時間並挽救五萬美國士兵的性命……這樣做是值得的。”對晚宴作了一番沉思後，尼克爾森在日記中寫道：“懷南特是個傑出的人物，大家都差點相信了他所倡導的邪惡。”
雖然白宮對“達爾朗交易”的支持遭到了激烈的圍攻指責，但首當其衝的人是艾森豪威爾。哈裏·霍普金斯對作家約翰·岡瑟（John Gunther）說：“不管艾克取得何種勝利，都無法洗掉這一汙點。”在岡瑟看來，這種言論極不公平。他後來寫道，艾森豪威爾“完全缺乏政治手腕，他的唯一目標就是快速前進，挽救美國人的性命”。岡瑟認為，最終的責任在於羅斯福。
這場爭議終於在1942年的聖誕前夜解決了：一名20歲的法國保皇黨人衝進了位於阿爾及爾的達爾朗總部，向他開了兩槍，幾個小時後，達爾朗死了。這名暗殺者在秘密進行的軍事審判中被判有罪，並於12月26日被行刑隊處決（當時乃至現在，關於英美特務機關可能與這場暗殺有關的懷疑仍然存在，但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雖然達爾朗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艾森豪威爾仍然與法國政治陰謀糾纏不清。繼達爾朗掌權後，亨利·吉勞德繼續其前任的做法，在北非對猶太人和維希反對者進行迫害。“吉勞德對我們毫無用處，”艾森豪威爾之後寫道，“他憎恨政治，不僅僅是憎恨政治中的歪曲與詭計，而是憎恨形成一個有序的、民主的政府所必要的任何工作。”
艾森豪威爾不僅深陷與這個法國人有關的問題中，他還麵臨著一係列新問題。盟軍胸有成竹地認為他們會在幾天最多幾周內掃**北非，向突尼斯進攻。但令盟軍大吃一驚的是，在他們向東推進的過程中，希特勒已經把數萬士兵派往了突尼斯，聲稱“不管付出任何代價都必須保住北非”。由於美軍和英軍訓練倉促、裝備不良，在與德軍最初的接觸戰中，他們絲毫不是那些久經沙場的德軍的對手，而且德軍還擁有更精良的盔甲、大炮和空中力量。
在交戰的最初幾個月，盟軍司令之間經常發生口角，並重複犯同樣的戰術錯誤。他們的兵力太過分散，美英部隊之間甚至美英兩國之間基本沒有任何凝聚力。軍官們謹小慎微、猶豫不決，導致他們無法集中兵力進行大規模進攻。“德軍在作戰方麵更勝一籌，”美國戰爭部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敵人被看作客隊……我們的官兵們在心理上未做好準備。”鑒於盟軍的進攻停滯不前，他們準備打一場持久的包圍戰。
1943年2月，在阿拉曼戰敗並向西撤退的隆美爾部隊開始發動攻擊。德軍穿越通往突尼斯市的卡塞林隘口，攻打經驗不足、紀律鬆散的美國第二集團軍，並給他們造成了重大傷亡。這是美國參加的首個重大戰役，但由於這個美國軍團指揮官的糟糕戰術和領導能力，這場戰役以他們的潰敗而告終。關於卡塞林之戰，哈裏·布徹在日記中鬱悶地寫道：“這是我們曆史上最慘烈的失敗之一，即使現在驕傲自大的美國人都會對此感到羞愧。”
雖然英軍自戰爭開始後的表現遠非光輝榮耀，但在卡塞林戰役之後，英軍士兵和指揮官都對美軍嗤之以鼻。英國士兵高唱“我的盟軍是菜鳥”，一些英國士兵稱美國人是“我們的意大利人”。英國將軍約翰·克羅克（John Crocker）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這樣評價美國部隊：“就作戰經驗而言，英國沒什麽可向他們學習的。”克羅克對美國和英國的通訊員也如是，把那場春季戰役的戰敗責任完全歸結美國部隊。在聽了克羅克召開的新聞簡報會後，《時代周刊》雜誌報道說，這場戰役讓美國人感到“無地自容”，並讓英美部隊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大部分英國人都把矛頭指向了艾森豪威爾。由於被政治爭議攪得心煩意亂，艾森豪威爾沒能夠發揮戰地指揮官應有的權力並履行其應負的責任。“艾森豪威爾是個令人失望的將軍，”艾倫·布魯克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他埋頭於政治中，忽視了自己的軍事責任，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對軍事事務所知寥寥。”雖然飽受批評，艾森豪威爾卻不得不承認情況是這樣。“這樣來描述我們的作戰方式最恰當不過了，”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寫道，“他們違反了所有公認的戰爭原理，與書本記載的所有作戰方式和軍隊後勤學都格格不入，他們整個部隊都將被定罪……”
1943年1月，當英美軍事領導者們與丘吉爾及羅斯福在卡薩布蘭卡會麵時，布魯克提出讓艾森豪威爾交出指揮權，讓英國將軍哈羅德·亞曆山大（Harold Alexander）直接指揮盟軍地麵部隊在突尼斯的行動。在阿拉曼戰役中，亞曆山大是蒙哥馬利的上級，並指導了英國第八集團軍向西乘勝追擊隆美爾的行動。由於英國第八集團軍準備與“火炬行動”力量相結合，在布魯克看來，讓亞曆山大取代艾森豪威爾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他後來說道：“我們建議艾森豪威爾提高職務，擔任最高司令……而由我們的一位司令員接替他之前的職位……從而恢複一直以來嚴重缺乏的必要鬥誌和協調能力。”事實上，亞曆山大和其他英國人一樣，對美國人的評價非常刻薄。在給布魯克的信中他寫道，美國人“軟弱，經驗不足，訓練不足”並且“缺乏鬥誌”。在戰爭的大部分時期，他都保持著這樣的觀點，即使之後的一些戰役證明他錯了。
在“火炬行動”開始前，大部分美國作戰指揮官都是反英派，他們極度反感英國指揮官表現出的自視甚高、居高臨下的態度。他們指出，蒙哥馬利和那位溫文爾雅、從容不迫的亞曆山大，在阿拉曼戰役中讓德軍非洲軍團的眾多士兵從自己手中逃脫；而英國第八集團軍並未盡最大努力追擊隆美爾部隊，從而讓德軍有機會在卡塞林襲擊美軍。
“他對英國人深惡痛絕。”另一位美國將軍這樣評價喬治·巴頓——卡塞林戰役失敗後，美國第二集團軍由巴頓指揮。艾森豪威爾的副手馬克·克拉克是個飛揚跋扈、極愛自我宣傳之人，他對英國人的“吹毛求疵和辱罵”以及反英主義的冷嘲熱諷基本得罪了在盟軍總司令部的所有英國軍官。克拉克還經常喜歡引用拿破侖一世的警句“攻打一個盟軍比攻打單個軍隊容易”。當他被降職成為戰地將軍時，盟軍總司令部的其他一些將軍對此興奮不已。
由於英美之間的分歧日益加深，除了要應對其他問題外，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來實現這些指揮官們之間的和平相處。“目前艾克就改善英美關係所做的努力，”哈裏·布徹寫道，“和瞭望塔上的火炮手尋找可以製造熊熊大火之森林的努力很相似。”雖然艾森豪威爾的屬下們不斷向他挑撥，他仍然堅定地認為，隻有英美緊密合作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在這場戰爭中一直以來的危險源是，”他寫信給友人說道，“我們必須與之合作共同擊敗真正的敵人的盟友，被我們誤認為是首要的敵人。”在與亞曆山大和巴頓的一次會議上，艾森豪威爾稱他自認為是“盟友而非美國人”。他告訴部下必須服從收到的任何命令，“不得在意這個命令是由英國人還是美國人下達的”。
然而，他為團結合作而進行的呼籲並未贏得部下的喝彩。克拉克、巴頓以及美國第二集團軍副司令奧馬爾·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對這位上級反駁說，這樣的做法是在偏袒英國。巴頓抱怨道，“艾克變得越來越像英國人”，並指責他“快要成為貝內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第二了”，而後又說英國人“把我們耍得團團轉”。艾森豪威爾屬下的一名美國軍官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誹謗，在日記中寫道：“上帝啊，我希望我們能暫時放下自尊！”
雖然吹毛求疵的言論繼續存在，北非的戰爭形勢卻開始變得對盟軍有利。在紀律嚴明的巴頓的領導下，美國第二集團軍以及第一集團軍的士兵開始掌握了作戰技巧。厄尼·派爾說，和所有在北非的美軍一樣，“巴頓滿懷一腔熱血。他為生命而戰。殺人是他的工作……他完全投入到戰爭中”。與此同時，隨著美國的工業動員的實施，大量的軍用物資和裝備運到了這裏。僅在一個月內，兩萬四千輛車輛、一百萬噸貨物以及大約八萬四千名援兵登上了北非海岸。“美軍並沒有解決問題，”一位英國將軍說，“而是完全陷入了戰爭。”
5月7日，盟軍占領突尼斯市，五天後，整個北非戰場的戰爭結束了。英美贏得了他們的首個重要獎勵——中東和北非——這是他們戰爭中的重要轉折點。德軍看似勢不可當的勢頭終於被遏製了：就在德軍在突尼斯戰敗的前幾個月，他們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了蘇軍的重創。多虧了西方同盟國，“一個大陸被拯救了，”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倫敦，自戰爭開始以來人們首次鬆了口氣。”希特勒自此失去了戰略主動權。
英美盟軍北非戰場的開辟為蘇軍贏得斯大林格勒戰役成為可能，雖然蘇軍從未承認這一事實。超過15萬德國士兵從蘇聯轉移到北非來對抗英美盟軍，這可能和斯大林心中所想的第二戰場不太一樣，但毋庸置疑，德軍兵力的轉移對他擊敗德國有一定幫助。
在北非登陸，而不是按照美國所希望的那樣從法國登陸，也讓美國和英國避免了一場很可能發生的災難。曆史學家埃裏克·拉臘比（Eric Larrabee）認為，北非“是個糟糕的地方，但這裏在作戰方麵的優勢有待發掘”。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和其他美國人可能要花上幾年才會承認，英國之前反對在法國突擊登陸並非錯誤。“艾倫·布魯克雖然有些目中無人、裝腔作勢，但他確實是對的，”馬克·佩裏說，“而跨越海峽將是一次自殺式行動。”
雖然第一回合敗下陣來，美國軍事領導者們仍然堅持跨越海峽登陸的計劃。他們認為掃**北非後，西方同盟國應該立即準備進入法國。然而英國並不讚同。在卡薩布蘭卡召開的會議上，就英美進攻的下一個目標，雙方因戰略不同再次引起了爭論。
會議開始前羅斯福就警告部下說：“英國會有自己的計劃，並會堅持到底。”他說得沒錯。丘吉爾和英國軍事領導者們事先在倫敦就已經製定好了不同計劃，他們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提出繼續他們的外圍戰略方針，統一作戰來首先削弱德軍力量，然後才給它致命一擊。繼北非後，他們計劃穿越地中海在西西裏島登陸，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然後希望說服土耳其加入盟軍作戰。
英軍主導了大部分作戰這一事實使得他們在爭論中更有話語權。雖然美國於1943年初增加了兵力，但在突尼斯參加聯合作戰的英國士兵人數是美國的三倍，所以英軍的傷亡也更慘重——死傷及失蹤人數達3.8萬人，而美國這一人數是1.9萬人。但丘吉爾和他的官員們贏得這場爭論全是因為他們的組織更優秀，以及他們為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的計劃做的準備更充分。他們製作的圖表不計其數，對每個細節都考慮周全。不論何時需要何種數據，他們派人從倫敦取來的皮革文件夾裏就會準確無誤地裝著這一數據。正如羅斯福的預料，英國的論證就像“滴水穿石”般一點一點按照邏輯來進行。湯姆·哈迪將軍（Tom Handy）繼艾森豪威爾之後任華盛頓戰爭計劃部的部長，後來他這樣評價英國人，“他們——主要是丘吉爾——體現了客觀性原則。如果在一個地方受到阻撓，他們就會從另一個地方打通過來……而我們……處於劣勢”。
為反駁馬歇爾的觀點，英國再次拿出紅色皮革文件夾，用事實和數據闡釋為何盟軍對歐洲大陸發動進攻還未準備就緒。雖然美國公開宣稱首先對抗德國，但一半以上派往海外的美國士兵和裝備都卷入了與日本的戰爭中。所以，沒有足夠的士兵、物資、船艦和登陸艦用來在法國開辟一個新戰場。
在卡薩布蘭卡會議結束之際，羅斯福與英國達成一致，決定先攻打西西裏島。這個行動為盟軍1943—1944年攻打意大利奠定了基礎。為感謝美國的支持，會議還達成了在英格蘭增強美國部隊駐軍的協議，為最終對歐洲大陸發起總攻做準備。
當美國與會者們散會離開時，他們每個人心中都無疑存在這樣的想法：英國在策略上再次完勝美國。“他們就像蝗蟲一樣來勢洶洶，”美國戰爭計劃部的成員，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Albert Wedemeyer）承認說，“我們參會、傾聽，然後就被征服了。”伊斯梅的副手，伊恩·雅各布將軍（Ian Jacob）吹噓說：“我們的觀點一直都占上風。”
然而英國的揚揚得意並未持續長久，因為美國後來發展成了盟軍中的主導力量，而卡薩布蘭卡會議是英國在戰爭中最後一次在戰略目標或之類的計劃上勝過美國。
在備戰過程中，艾森豪威爾也意識到布魯克和其他英國將軍會試圖削減他的權力。艾森豪威爾與他們的關係，尤其是與那個自負、虛榮的阿拉曼戰役中的英雄蒙哥馬利的關係，在戰爭逐漸向歐洲推進時，變得越來越水火不容。而且他還遭到了來自巴頓、布拉德利、克拉克以及其他美國指揮官的抨擊。
但由於艾森豪威爾在北非的嚴峻考驗中吸取了教訓，不管麵臨怎樣的困難、遭受怎樣的怠慢，他都緊握指揮決斷大權。正如裏克·阿特金森所指出的，“艾森豪威爾比在非洲的任何士兵都改變得多，成長得多”。雖然艾森豪威爾犯過很多錯誤，可能會被別人從職位上拉下來，但令他驚訝的是，他們並未這樣做，所以他決心去掉幼稚和不安，不再犯錯。“在他於1942年動身去歐洲之前，”艾森豪威爾的兒子約翰後來寫道，“我知道他已經是個敢作敢為、機智聰慧之人。”約翰·艾森豪威爾（John Eisenhower）接著說，北非把我的父親“從一個普通人轉變成為一個重要人物……全權負責軍事指揮”。一位英國將軍曾說：“戰爭的魅力之一就是見證了美國人如何快速地讓其偉人們成長。”他可能是在談論艾森豪威爾。
雖然布魯克對艾森豪威爾的評價一直不高，但他在戰後也承認說：“他的閃光點在於合理處理盟軍關係的能力，能夠不偏不倚地對待所有人，並充分發揮了盟軍的凝聚力。”而這種能力，艾森豪威爾一直相信，是他最終取得個人成功和戰爭勝利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