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他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1942年，從春天到夏天，懷南特一直麻煩纏身。其中既有工作問題，也有個人事務方麵的困擾。就在這個時候，懷南特接到了克萊門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的電話。阿特利當時是工黨的領袖，同時身兼英國副首相一職。阿特利表示，自己需要大使伸出援手，幫忙擺平一起棘手的國內危機。而這起危機，和英美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並無關聯。

英格蘭北部的礦工正在舉行罷工，事發於當年的6月初，英國的戰時生產和脆弱的國民經濟，因此遭遇了嚴重威脅。那個當口，盟軍的戰略形勢已經跌落穀底，德軍不但即將奪取蘇伊士運河，在蘇聯戰場似乎也勝利在望。困難當前，煤礦罷工來得實在太不合時宜——當時，阿特利、貝文和聯合政府當中的其他工黨閣員曾經費心努力，想要勸說工人放棄遊行。但是罷工者並未改變初衷。而後，阿特利方才轉向懷南特求援。那麽，大使會不會奔赴杜爾漢姆、幫助副首相渡過難關呢？

一場國內的勞資糾紛，卻要美國大使參與斡旋，如此做法無疑十分新鮮，甚至像革命一般大膽。不過，阿特利很清楚，懷南特是個深得英國工人喜愛的人物。30年代中期，兩人便已相識，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分子，懷南特曾經接受工黨方麵的邀請而走遍了深受大蕭條困擾的英國各地。為了緩解失業帶來的矛盾，他還給出了不少建議。出任大使期間，懷南特也多次離開倫敦，拜會了不少礦工和產業工人。“他對勞工階級的了解簡直非同一般。”一位國際勞工組織的同仁如此評價懷南特，“他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一開口卻和貝文一樣工人味兒十足。要知道，貝文可是勞工子弟。”

有那麽一次，前往威爾士南部巡訪的懷南特經人介紹，認識了兩位駐足路邊的礦工。搭上話之後，雙方交談甚歡。“他很了解這些工人，工人也很了解他。”負責牽線的工黨議員阿瑟·詹金斯（Arthur Jenkins）發覺，“打那以後，我還和這些工人打過不少交道，他們真是三句話不離大使。幾分鍾相處下來，他們就成了約翰·懷南特的鐵杆朋友。”詹金斯還表示：“大部分英國人都覺得：如果我們能在決策機構當中招攬一批懷南特那樣的人，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開戰之後，戰時情報辦公室的華萊士·卡羅爾也在全國各地四處奔走。每到一地，他都能感受到大家對於懷南特的熱情。“如果你去過威爾士，就會發現當地的礦工總愛說：‘你們那個懷南特真是個萬事通。’和蘭開夏郡的紡織工或者克萊德的船廠工人聊上一聊，也會聽到他們表示：‘我們知道懷南特——他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

罷工一旦持續下去，英國就會陷入險境。無須阿特利專門提醒，懷南特也了解其中的危害。煤炭就是英國工業和生產的血液，一位曆史學家曾表示：“英國要想贏得戰爭，（煤炭）生產和戰場的捷報同等重要。”不過，礦業工作的危險和艱辛，礦工收入的微薄，卻也一如從前，未曾改變。礦業工人必須深入地下半英裏，在暗無天日的煤窯之中辛勤勞作；礦坑逼仄，他們卻要在那裏折腰屈體，一待就是七個小時甚至有可能更久。他們時刻都在吸入有毒塵霧和煤灰，每天都麵臨著受傷乃至送命的危險。而且，他們獲得的薪水也僅僅能夠保證一家老小免受饑餓而已。

大多數的礦主隻想快快撈錢，至於引入現代化作業手段、改進雇員工作環境這一類事務，他們幾乎沒有真心留意過。一名觀察家甚至覺得，這些煤礦“與其說是現代工業，倒更像是電影裏的奴隸工坊”。戰前的20多年間，煤礦工人的數量已然大幅下跌。出身礦區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選擇逃離家鄉、另覓生路。戰事一開，他們又都紛紛從軍。與此同時，礦區的生產能力大為下挫。由此而來的煤炭短缺問題不單單給戰時經濟帶來了麻煩，甚至危及了普通家庭的取暖需要。

隨著戰爭爆發，政府的管控措施也在收緊，礦業工人也收到了“禁止罷工”的命令。不過，政府方麵也給出了承諾：工人們的工作環境一定會得到改善，工資也將有所提升。如此這般的承諾，卻並非樣樣都能兌現。1941年，諾森伯蘭一處煤礦就爆出了一起管理層出爾反爾的例子：管理層要求工人們加班增產，工人們完成任務後，管理層卻又要削減他們的收入。

礦工們覺得，自己正在經受盤剝。加害者不僅僅是雇主，政府也難辭其咎。在重重盤剝之下，礦工們決心發起一場罷工運動。事發時正值1942年之夏。在這些工人看來，有關方麵應該考慮一下自己的訴求了。和所有英國人一樣，礦工們忍受著嚴苛的戰時管製以及政府加諸公民身上的種種操控，他們的大多數個人權利也被一並奪走。戰爭伊始，政府仿佛得到了特權，隻要能夠維持公共安全、保證戰局順暢，一切政策都可施行。官員的權力大了不少：對於任何被認為有害國家利益的人物，他們可以不經審判隨意羈押；此外，官方還能隨意製止遊行與集會；無論是房屋，還是馬匹鐵軌等其他物品，官方都能隨意征用而無須付出任何金錢代價；農活必須接受官方指導，收獲的莊稼也得交由官方處理；官方人員闖入民宅進行搜查，也無須提供任何證件或給出事前警告。

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的英國成年人都在政府的動員之下加入了戰局。為了戰爭的勝利，大家都在努力奮鬥。1941年底的一紙命令，讓英國女性也必須參與服役。這種現象，在主要的工業國家中尚屬首次。愛德華·默羅曾在演講中表示：“在英國，隻要尚存良知的人基本上都被征召入伍了。”政府的管控日趨嚴密，到了1943年，嚴密的程度已經有點“透不過氣”——曆史學家安格斯·卡爾德如此表示：“毫不誇張地說，整個國家都在為了戰爭而亡命工作。哪怕是一個裁縫、一個鐵道工的生活……似乎都和飛機鉗工乃至士兵一樣具有重要性。”

大多數的英國人都還懷有一點“自由公民的個人尊嚴觀念”，那些“打著‘政府管控’旗號的繁雜規定，自然叫他們心生厭惡”。不過，大多數人也覺得如此的管治實屬必要。自打1940年的那個夏天開始，每個英國平民其實已經身處前線。他們的境遇，和前線的士兵並無二致。就像從軍遠征的同胞一樣，平民們也在受難，許多人甚至失去了生命。

到了1943年那個節骨眼，他們已經認定：政府是時候給出一點回報了。戰前那種森嚴的等級秩序，再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政府要還他們一個公正的社會，發家致富的權利應當給予每個人。按照作家C. P.斯諾（C. P. Snow）的回憶，戰爭期間，每個英國人都在關心兩件事情：“今天有什麽東西可以果腹，到了明天，這個國家又將會是怎樣。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戰爭壓力巨大，日子也很艱難，那個時候的每個人卻都心懷理想。”

英國民眾的理想與希望，也感染了不少在戰爭時期旅居當地的美國人。懷南特與默羅，正是其中的代表。埃莉諾·羅斯福在1942年訪問英國期間，也受到了當地民風的感召。她欣然發現英國女性竟然如此團結一心，想要幫助國家贏得戰局。雖然她們的階級出身各有差異、毫不相同。事後，埃莉諾曾經回憶：“我們一直覺得，這個島國的階級製度牢不可破，人們都固守自己的階級本分，階層流動的事情很少發生。不過，戰爭卻把這裏變成了一個緊密團結的社會。舊有的階級之分，已經消失不見。”

德軍的“閃電戰”威風猶在的時候，默羅就已經發出預言：舊有的不列顛即將消融，一個全新的國家則會因此出現。他還認為：倘若這場戰爭真有什麽成果，那一定和普通人的福祉與未來有關。戰爭，不僅將以德國的失敗而告終，也不隻會改變戰前的國際格局，戰後的世界，還必須和貧困、不公與非正義作鬥爭。

1940年的英國，尚在為了獨立求存而苦戰。那個時候，默羅已經開始詢問未來：“英國參戰的目的何在？”電台節目中，他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待到戰爭勝利那一天，我們又該如何對待勝果？如果戰爭的壓力離我們遠去，我們又當建立一個怎樣的歐洲？”對此，默羅告訴美國聽眾：“我們的炸彈，必須帶來公平。”英國的工人階級“也能確信一點：戰禍折磨之後，他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好的人間”。

默羅堅信，戰後的英國將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他的看法，得到了許多旅居倫敦的美國記者的認可。“默羅、我、斯科蒂·雷斯頓，還有好些人經常談起這個問題。”埃裏克·塞瓦雷德回憶道，“我們覺得：英國人民正在曆經一件幸事——一場道德革命行將到來。革命之後，一個偉大民族將會重生……這場戰爭，就此也第一次有了點積極意義。”

默羅等人的信念，在丘吉爾看來卻和空中樓閣沒什麽區別。在1942年，首相唯一的目標就是戰勝軸心國集團。至於那些在他看來無關大局、讓人分神、甚至可能在聯合政府當中造成裂痕的事情，丘吉爾顯得十分厭煩。“溫斯頓覺得：戰爭並非達成目的的手段。戰爭，本身就是目的。”在日記中，莫蘭勳爵如是說，“戰爭讓他著迷，他也喜歡戰爭的感覺……至於戰後的事情，他並不預判，而且也沒有一點興趣。”

那一年，丘吉爾已經67歲，他早已不是當年的那個正值青春歲月的自由派閣僚。想當年，丘吉爾也曾是個社會改革的幹將。世紀之交過後不久，他曾和大衛·勞合·喬治協同合作，奠定了英國的基本社會福利製度。他的成果當中，也包括一些誌在消滅失業與貧困問題的手段。不過，丘吉爾並非勞合·喬治的同道，他不是——而且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社會改革方麵的激進分子。他對於社會的看法，帶有強烈的家長製色彩。按照工黨政治人物赫伯特·莫裏森的看法，丘吉爾在這方麵“頗像一個老派、慈祥的托利黨人”。莫裏森表示：“丘吉爾可以為人民傾盡一切——當然，人民首先得要認識到他的高貴地位，並且擺正自己的位置。”

有一次，克萊門蒂娜·丘吉爾曾向莫蘭勳爵坦承：首相對於普通英國人的生活一無所知。而且，他在這方麵沒有一點求知的興趣。“他連公交車都沒搭過，”克萊門蒂娜說，“就連地鐵，他也隻坐過區區一次，而且那還是（1926年）大罷工期間的往事了。那一次，我把他帶到了南肯辛頓站。結果，他四處轉來轉去，根本不知道出口何在。沒辦法，我們隻得把他救了出來。”克萊門蒂娜的語氣當中，甚至有了些怒氣：“溫斯頓是個自私的人……你看，他總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來安排生活。”

丘吉爾和他的大多數同胞之間，確實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階級鴻溝。不過，憑借戰爭，他倒也和他們有了一層神秘的交集。就任首相之前，他的堅定就成功地感染了英國人。在他的鼓舞之下，大家願意把代價置之度外，堅決抗敵直到最後。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丘吉爾出任海軍大臣。此間，他成了全英國最具威望的公眾人物。編輯家金斯利·馬丁表示：“在丘吉爾先生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實幹家的力量……正是他提醒我們：無論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我們都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作為英國人，我們正在經曆生死存亡的時刻。”

馬丁覺得，英國人擁有的許多品質，在丘吉爾身上也有所體現——比如，他們都頑強堅忍，也都擁有勇氣、活力和鬥誌。德軍發動“閃電戰”期間，懷南特和埃夫裏爾·哈裏曼曾經多次跟隨首相巡訪各地。此間，他們發現了丘吉爾和一般英國人之間的緊密聯係。首相走到哪裏，哪裏就會聚起歡迎的人群。三年過後的勝利日那天，丘吉爾站上白廳的陽台，麵對身前歡欣鼓舞的人群，他宣布：“這是你們的勝利！”大家的回應高亢嘹亮而且整齊劃一：“不，這是你的功績。”

但是，涉及社會政策，丘吉爾和一般民眾的共同語言就少得可憐了——首相及其政府對於《貝弗裏奇報告》的反應證明了這一點。報告出台於1942年底，因其主要作者威廉·貝弗裏奇爵士（William Beveridge）而得名。報告提議：政府應當建立一個社會福利體係，以保證所有的英國人都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福利體係的內容包括家庭津貼、全國性的醫療服務，以及促進就業的政策。

報告一出，公眾立即狂熱起來。大家都覺得，這份報告就是社會政策方麵的《大憲章》。貝弗裏奇的作品很快就脫了銷。《紐約客》的相關報道當中，莫莉·潘特-道恩斯描述了當時的場景——倫敦人願意大排長龍幾個小時，“仿佛在期待天堂掉落的甘露，其實隻是為了買到這本厚厚的經濟學著作”。從此以後直至戰爭結束，報告中所提及的改革成了英國政壇的最熱話題。不少工黨人士都覺得，政府應當馬上啟動研討，以便早日把貝弗裏奇的藍圖變成現實。對此意見，丘吉爾和他那些保守黨同誌並不讚同。貝弗裏奇的動議隻會分散戰事準備的精力，首相自然不會歡迎。即便戰爭結束，經濟疲軟的英國也無力承擔如此代價昂貴的計劃。丘吉爾甚至覺得，策劃報告的這位倫敦經濟學院前任校長也不過是個“煩人的牛皮匠和空想家”。其他的政府官員也都裝作視而不見，既不肯公開談論貝弗裏奇的計劃，也不願給予計劃更多的曝光空間。

貝弗裏奇的這份計劃，懷南特倒是一直在大力鼓吹。丘吉爾對於戰後社會改革的輕慢態度，讓大使極為不滿。懷南特與默羅都和貝弗裏奇保持著密切關係。此外，他倆還結交了不少英國國內的左翼知識分子和作家——比如哈羅德·拉斯基、H. G.威爾斯、R. H.唐尼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大使曾經多次夜訪凱恩斯位於布魯姆斯伯裏的地下廚房。作為回禮，他也在格羅夫納的住所設下宴席，邀請凱恩斯、拉斯基等人光臨。其間，他們談天說地，有關戰後世界建設的話題，往往都會持續良久，直至深夜。

幾十年來，社會公義一直是懷南特關注的首要問題，他想要為全球各地的男女勞動者謀求更為光明的生活前景。“民主製度贏得戰爭之後，還必須努力去奪取和平時代的勝利。”就任駐英大使的那天，懷南特已經發出了如此的宣言。幾個月後，他和威廉·希勒談起了戰後歐洲的重建。大使想要讓世界經濟恢複元氣，同時避免“上一場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政府失序、大量失業、通貨膨脹和蕭條”。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的時候，懷南特表示：“大家已經有了認識：和平與社會公義必須同時到來。”自從來到英國，懷南特但凡發表演講或者與人聚談，他的話中之意總在強調“竭力團結人類，而不是製造分歧”的必要性。而且，他還決心勸說世界各國接受自己的觀點。

羅斯福把懷南特派到英國，正是看重他的人脈。畢竟，懷南特與英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關係密切。總統相信：懷南特的這些朋友很有可能成為英國政壇的主人，時機也許就在戰爭結束之後不久，也有可能在戰爭期間。不過，在任期間，懷南特卻和丘吉爾結成了不錯的私交。大使一直都勸說首相改變社會政策，懷南特時不時就會提醒丘吉爾，試圖引導後者“走上正路”。一次，丘吉爾與雇主和勞工的代表開會對談。因為戰爭，英國貿易協會的一些會員放棄了不少利益。他們的行為，引發了首相的稱讚。與會的懷南特立即禮貌地向丘吉爾提議，請他不妨對勞工的利益多多關注一些。懷南特覺得，擊敗納粹“不僅僅需要技能與苦幹，也不止關於各類物資”，同時“還需要一種理解。理解，對於人民的忠誠十分重要”。

1942年6月6日，美國大使坐上開往英格蘭東北部的列車。窗外貧瘠蒼涼，這裏正是英格蘭東北部的煤鄉。此前，懷南特答應了克萊門特·阿特利的請求。他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平息罷工。於是，懷南特和阿特利一齊奔赴杜爾漢姆。在那裏，工會的負責人和400多名代表已在等候他們。這些人，正是成千上萬個罷工者的代表。

兩人一走進髒兮兮的工會大樓，懷南特就受到了煤礦工人的熱情歡迎。大使很快開始演講。他並沒有提及罷工，而是把打擊法西斯和爭取社會民主相提並論。懷南特覺得，礦工和其他的勞動者就像戰場上的士兵一樣，都身處戰爭的最前線。繼續戰鬥，是他們的共同責任。“你們，在大蕭條時期飽受苦難，應該知道我們必須發起一場社會運動。唯有如此，完全的勝利方可得到保證。這，不是一件短期的軍事任務。我們隻有通過塑造未來秩序、消滅那個帶來貧困與戰爭的經濟惡魔，才能達到最終目的。”而後，他還向英國政府提出了婉轉的警告，“這可不是為了戰爭而可以暫時擱置的事務。這，就是戰爭的一部分。”

那是懷南特平生最成功的演講之一。平時，他一開口說話總有些猶猶豫豫，遣詞造句的時候，也會常常停頓、時時啞然。不過，那一次他滿懷**，一直在展望戰後的世界秩序。他平時演講的小小的毛病，也都消失不見。礦工們個個身體前傾，認真聽著大使口中吐出的每字每句。

“我們的要求並不複雜。”大使表示，“我們有著足夠的專業知識與組織技能……我們擁有足夠的勇氣。我們必須予以使用。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不再追求坦克的產量，而要轉而規劃房屋。我們準備食物也不再是為了避免饑餓，而是要滿足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需要。我們對於人力的驅使，也要變作對於工作機會的追求、對於生存與自由的保證……今天，民主製度下的人們團結一心。我相信，大家在未來也會如此互相凝聚。我們要對人民的民主作出承諾。”

眼光掃過聽眾，懷南特繼續演說。“我們必須永遠記得一點，”他表示，“這種精神所代表的事務，將會成為戰爭的勝利者。我們要記得愛心的重要性。我們要記得：沒有遠見，人民隻會消沉。我們要記得希望與信念的力量，而且沒有慈善，一切美好都無從談起。我們可以忍受艱苦危險，當然也能變得慷慨大方。我們要相信人性的善良，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響應貴國偉大首相的號召，‘懷著勃勃的勇氣，向著未知進軍’。”

懷南特演講結束，現場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而後，歡呼有如爆炸一般響起，大家的叫喊就像雷霆：“聽！聽！”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到場的礦工拋出了大量的問題，他們的疑問關於美國、關於戰爭，也和世界局勢有著聯係。一一回答完畢之後，懷南特掉進了工人們的包圍之中，每個人都想和他握手致意、向他表示感激。“先生，我們覺得您就是個偉人。”工會的財政主管表示。幾個小時過去了，杜爾漢姆的罷工人群通過投票，下達了複工的決定。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工人，也決心返回工作崗位。

“懷南特開口　罷工即收手”——第二天的《每日郵報》刊出了這樣的文章。《每日先驅報》一麵指責英國政府，認為他們在奠定戰後格局方麵過於遲鈍；一麵覺得懷南特的講演“號召開啟一場全新的偉大全球變革”，幾乎可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相比。《先驅報》指出，大使的話語“應當被我們銘記，應該成為學生誦讀的文本、教堂吟唱的經典”。《曼徹斯特衛報》則不吝讚賞，認為懷南特“作了戰爭期間最偉大的演說之一”。

大使雄辯滔滔，解了英國政府的燃眉之急。不過，一個更大的問題卻仍是懸而未決——這場戰爭，到底應有何種目的？罷工過去了幾個月，英美軍隊開展“火炬行動”，準備對北非發動突襲。這時候，一場醜聞突然降臨，而關於戰爭目的的爭議將會成為爭論的中心。懷南特與默羅也再一次被卷入了風波。隻不過，他們將會站入互相對壘的兩大陣營。默羅要向自己的上司和美國政府發起挑戰；至於懷南特，雖然私下裏覺得政府嚴重偏離初衷，卻仍然要為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