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個英國人在格羅夫納廣場侃侃而談”
為了促進英美雙方的相互理解，懷南特和默羅付出了不少努力。1942年春，兩人的工作第一次遭遇到了真正挑戰。那個時候，美國陸軍的先頭部隊剛剛抵達北愛爾蘭，美國空軍第八師的戰機和艦船也在英格蘭東部安頓下來。還有大批美軍工程兵進入英國領土，承擔建設基地、倉庫等等設施的修建任務。如今的英國不但是同盟國武裝部隊的核心總部，還是歐洲戰場的最前線。盟軍將從這裏出發，對德占歐洲大陸發起空襲；終有一天，他們還將離開英國，踏上歐陸的土地。
那一年，夏天未到，倫敦街頭已經滿是前來休假的美國軍人。格羅夫納廣場附近的大多數建築也被美國軍方和政府部門的派出機構所占用。這一地區的美籍人士，也像雨後春筍一般地多了起來——有感於如此現象，一位好事者特地譜寫了一篇歌詞並利用流行金曲的旋律傳唱開來，歌曲的名稱也從“一隻夜鶯在伯克利廣場吟唱”變成了“一個英國人在格羅夫納廣場侃侃而談”。
美國人的到來，讓倫敦中部“幾乎陷入狂亂”——這是一位當地居民的看法。美國軍隊的高官們坐著他們那橄欖綠色的配車，在格羅夫納廣場和英國戰時辦公室之間穿梭來往；帶著政府公文的郵差們，也得在兩地間反複穿行。他們發現，這段路程變得擁堵起來，其擁堵程度一點不低於戰前時光。同一地區的酒店和公寓也變得緊俏了許多（有那麽一次，美軍參謀部一下子就在克拉裏奇酒店訂下了不低於16個房間）。有的時候，很多酒店變得一房難求。
美國的憲兵，也開始出現在倫敦的街頭。他們頭戴白色帽盔、腳穿同樣雪白的靴子，正因如此，他們被叫作“雪點子”。從皮卡迪利到其他城中大道，都有他們來往巡邏的身影。很快，各位憲兵就把倫敦的地理情況摸得爛熟，不但前來旅遊的美國大兵要向他們問路，英國人也開始找到他們求救問路。夏天的午後，各位大兵總要聚在格林公園玩棒球，這總能吸引大量的觀眾。人們甚至會帶上毯子和躺椅，坐下來躺下來欣賞這種體育競技。畢竟，棒球對於大多數英國人是如此陌生。美國人看到板球，不也是感到同樣的好奇嗎？
很快，格羅夫納廣場及其周邊區域已經有點太過美國化。按照一位美國記者的說法，這些地區“樓宇之間偶爾出現的英國國旗都顯得有點突兀”。至於南奧德利路幾乎就是“縮小版的第五大道”。斯坦霍普門對麵的一所公寓，被美軍高級軍官辟為了俱樂部。寇鬆街那座慘遭轟炸破壞的華盛頓酒店則經過翻修，改頭換麵而為美軍官兵提供消遣服務；外牆上，飾有描繪美國西部和南部風情的招貼畫。隻要來到此地，就能吃到裹著糖粉的甜甜圈。一位《每日電訊報》記者覺得，這家“華盛頓俱樂部”的擦鞋間、理發屋和塞滿鮮花的花瓶，都讓人仿佛置身於“百萬富翁俱樂部”。這個地方一點不像“給愛吃甜甜圈那種人”——這個單詞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流傳下來，代指“美國大兵”——開辦的場所。
對於倫敦格羅夫納廣場附近的店主和其他小業主而言，美國人的蜂擁而至就是一次黃金般的商機。“我家附近的每一個裁縫、鞋匠、洗衣店主和清潔工都在通宵達旦地工作，隻因為美國人來了。”一位倫敦市民表示，“遙想18個月之前，這些人忙於躲避空襲，跟著命令四處躲來躲去。如今，他們又都走了財運。他們或是縫或是補，或是洗或是熨，就這樣一路從夜晚忙到天明。”
格羅夫納廣場已經有了“小美國”的綽號。艾森豪威爾的到來，又給這裏帶來一個“艾森豪威爾廣場”的第二別名。當年6月，將軍帶著指揮歐洲戰區美軍行動的任務降臨倫敦。初初看來，艾森豪威爾能夠上任，還顯得頗為怪異。他的笑容富於感染力，性格也很隨和幽默，可是，他的名聲並不很響。他從未指揮過營級以上單位，也沒有打過哪怕一場戰爭。最令將軍本人苦惱的一點在於他從來隻是一個參謀人員。和喬治·馬歇爾一樣，艾森豪威爾也沒有親臨戰場的經曆，來到倫敦之前，他一直擔任戰爭計劃部的主管，並在為美軍進攻歐洲大陸製作各種計劃。
艾森豪威爾喜好社交，為人十分親切隨和，可是，他在內心裏卻有著敏感的直覺、勃勃雄心以及堅定、易怒的性格。作為馬歇爾的一名親信，艾森豪威爾善於組織人事，工作也十分努力勤懇。美軍的高級將領當中，他也是少有的一個非“仇英派”。從一開始，他就決心要和祖國的新盟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在這方麵，他甚至以“狂熱”而自居。“各位先生，”初來倫敦的艾森豪威爾就曾告訴部下，“我們隻有一次機會能夠贏得這場戰爭。勝機就在和英國的全麵無條件的合作之中……我在這方麵要謹言慎行，希望各位也能遵循同一標準。”
信誓旦旦和新盟友建立良好的關係的將軍，卻在和英國上流階層的最初接觸之中屢屢碰壁。英國同行的自命不凡和他們的生活環境都讓艾森豪威爾很不適應。將軍的老家遠在堪薩斯州的阿比林農村，他的童年家居遠離繁華，外無流水灌溉，屋裏也缺乏自來水設施。“顯然，”一位傳記作家表示，“貧窮刺激了德懷特的幼年雄心，激勵他努力奮進，一心出人頭地。”最終，將軍得償所願。但是，貧寒的出身仍然讓他時時都有不安全的感覺。艾森豪威爾總在擔心，覺得身邊的人會把自己看作一個“鄉下南瓜”——其他的美國人在和英方上流人物接觸期間，也會萌生的感覺。“將軍最怕的事情就是拋頭露麵。”一位助手表示。
一次，艾森豪威爾來到聯盟英方指揮官蒙巴頓勳爵的鄉間別墅探訪。其間，一位老年男仆負責收拾將軍的行李，旅行箱中寒酸的衣物，叫男仆簡直難以掩飾輕慢。大感麵子受損的將軍，不得不作出了一點報複——他給了這位男仆一張大大的支票作為小費，而後才感覺好了一些。克拉裏奇酒店專門為他配備的那位男性管家，同樣刺痛了將軍的神經。艾森豪威爾的謙遜作風，一向是管家公然蔑視的方麵。至於克拉裏奇這家酒店的方方麵麵，也幾乎屬於將軍討厭的對象。艾森豪威爾甚至不喜歡這裏的房間，那種黑配金為主色調的客廳，叫將軍“仿佛感覺是在贖罪”。這裏的臥室，在將軍看來“粉紅一片，活像妓院”（於是，他很快搬到了多切斯特酒店，不過他的感覺也沒能變得更好一點）。倫敦的社交生活也叫人頭疼。
年輕的愛爾蘭女性凱·薩默斯比（Kay Summersby）曾在倫敦為將軍開車。根據她的回憶，將軍“雖然常常受到倫敦各界主人的邀請，卻像葛麗泰·嘉寶一樣更願意選擇隱居。對於一切和戰爭無關的東西，他都顯得很不耐煩”。一次社交活動之後，將軍曾向司機吐露了一腔怨氣：“剛才，一個女人叫我‘卿愛的將軍’（此處有模仿英國口音之意），我覺得自己的血壓水平受不了她的這種口氣。我不是任何人的‘卿愛的’，我打仗也不是靠吃吃喝喝。”剛到倫敦，艾森豪威爾就下了一周七天工作製的命令。他的軍中部下必須遵行。對此，將軍表示：“這畢竟是戰爭期間，我們必須戰鬥，而不是喝酒赴宴。”
倫敦的各種高級社交場合，艾森豪威爾都不願出席。其他的活動，他也是推卻了不少。在這一點上，他和懷南特十分相像。按照將軍此後的說法，他和大使在倫敦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和良好的私誼。兩人都有著含蓄誠實的個性。他們不喜歡聚光燈的感覺，而更願意全心投入工作。雖然都不大去教堂，他們卻有著如出一轍的宗教情結。而且，兩人都願意付出一切，隻為保證美英聯盟的勝利和完整。“將軍幾乎把英美友誼當成了宗教一般在悉心維護。”作為英國參謀部與丘吉爾之間的聯絡人，綽號“巴哥”的易思邁將軍如此評價艾森豪威爾。
戰爭期間，艾森豪威爾一直在呼籲團結與和解。即便英美之間爆發了嚴重的分歧，將軍的論調也是一直不改。他對於合作的強調，甚至引發了不少手下的反感。這些人甚至覺得：相比同胞，艾森豪威爾對於英國人更為偏袒。
初來倫敦的艾森豪威爾，麵對著一片充滿“地雷”的社交和政治領地。在這方麵，默羅和懷南特都給了他不少幫助。作為將軍的私人助理，哈裏·布徹（Harry Butcher）曾在日記中表示：“很多時候，將軍搞不清楚這些英國官員之中誰才更具分量，而誰才是小角色，誰應該非見不可，誰的邀約又該推托。”為此，將軍表示：“我常常請默羅來幫我做判斷。”
與此同時，將軍也和懷南特關係不錯。艾森豪威爾強烈的煙癮，因為大使而得到了解脫。生命裏的大多數時間內，艾森豪威爾都是個著名的煙鬼。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大，他吞雲吐霧的次數也愈發增多。為此，大使不得不總是提醒艾森豪威爾：未到宴會行將結束之時和致祝酒詞的時候，將軍一定不能抽煙。對於這個禁令，將軍卻是常常拋到腦後。為了避免英美關係因此受損，也為了將軍能夠舒服一點，大使特地作了一番安排：但凡有艾森豪威爾出席，宴會的祝酒詞環節就在第一道菜上畢之後進行。
將軍的駐地就在格羅夫納廣場20號，正好和大使館對角相望。艾森豪威爾常常邁步過街，就許多問題向懷南特提出谘詢。懷南特也是將軍官邸的常客。按照布徹的觀察，兩人在大多數問題上“很是看得對眼”。大使也覺得，自己的觀點和態度與將軍甚是合拍，因此，懷南特常常以“艾克的另一個副官”自居。麵對“上司”，他總在尋求支持。對於“電告華盛頓當局時應當注意何種措辭”一類的問題，大使常來請教將軍。將軍也時常詢問懷南特，了解美軍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相處情況。
其實，懷南特在倫敦的職權和艾森豪威爾幾乎完全相似。大使館的職員要聽從懷南特的差遣，他還得管理戰爭期間愈來愈多的美國民間駐英機構。如果把這些機構和軍方派出機構加以統計，得到的數字實在高得驚人：僅在1942年，就有三千多人在倫敦為美國政府工作。此前兩年，這個數字就像火箭一般在飆升。
當時，美國駐英大使館就是歐洲戰場上美國外交的中樞所在。同時，它對於英美聯盟也有著重要的作用。使館館員共有675人，在全球各地美國使團當中位列第一。每天接進使館的電話多達六千餘起，由此需要24個接線員進行工作。至於駐英大使這個職位，“早在懷南特來到之前就已經十分重要，待他上任之後，更是一步一步愈顯重要”——《紐約先驅論壇報》這樣描述：“大使的職責、手段和環境讓他活像一個巨型企業的董事長。”自然而然，懷南特的“責任也非同一般地沉重”——這是某位英國官員的看法。此人還以為，“幾乎每件事情都要形成文件呈獻給大使讓他審閱或者批複”。
懷南特負責管理的美國機構當中，戰爭情報辦公室、戰時經濟署和戰略服務辦公室的倫敦分支也在其列。其中，戰爭情報辦公室和英國的“軍情六處”與特別情報局在職責方麵比較近似。他們要負責兩方麵的工作：搜集敵方情報，破壞敵人的武裝、設施以及打擊敵軍的士氣。他們的總部戒備森嚴，位於格羅夫納廣場70號。特工在此受訓之後，將會被送往敵占區開展工作。法國和其他被占領土是他們的活動場所。需要的時候，他們還得潛入德國本土。
作為領導者，懷南特可謂十分不合格。他常常會忘記約會，也常常把客人晾在一邊。就連下屬的名字，他也是常常出口即錯。有一次，稍顯走神的大使想要口述一封郵件，並要求自己的副手赫謝爾·約翰遜（Herschel Johnson）做好記錄。作為使館內的二號人物，約翰遜自然不願被吩咐去做這等速記員的工作。不過，他還是拿起筆，把懷南特的要求大致記了下來。過了幾天，副大使走進上司的辦公室。這時，他發現懷南特又在口述信件。大使說得如此認真，幾乎忘了信件內容之外的一切事情。這一次，輪到哈羅德·斯塔克將軍這位海軍前主管、當時的歐洲戰區海軍司令拿著鋼筆在寫寫畫畫了。
盡管發號施令的習慣有些古怪，不過，懷南特仍是一位極富感染力的領導人。在華萊士·卡羅爾看來，大使其人“釋放著一股神秘的魅力”。他曾向屬下強調了艾森豪威爾的命令，並要求使館內的所有工作人員及駐倫敦各機構的官員都要像團隊一般團結工作。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能遵循他的指導。幾乎在所有時候，各家美國政府派出機構之間都有著緊密和諧的合作關係。“每個雇員都同意一點：懷南特對於海、陸、國務院、戰時經濟署、戰爭情報辦公室、戰略辦公室等等機構之間的高效合作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紐約先驅論壇報》負責政府事務的記者伯特·安德魯斯如此報道。戰爭期間，安德魯斯一直駐守華盛頓。他的大多數時間，都用於報道各大部門之間及其內部的各種鬥爭和傾軋之上。每個部門、每個人，幾乎都在不遺餘力地爭取更大的職權。按照助理國務卿迪恩·阿奇森的看法，“我們中的不少人花了海量的時間，隻為了在這官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這場鬥爭，也被助理國務卿看作“賓夕法尼亞大道之戰”。
安德魯斯決心去倫敦走上一遭。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美國駐英各大機構的各位代表的相處之道”。他想知道，這些人會不會比國內的同行更為融洽。相關的結果，叫他十分滿意。為此，安德魯斯還特地告訴了自己的各位讀者，“懷南特的那一套運作得十分有效。”安德魯斯表示，“和華盛頓各大部門之間的割據狀態相比，他們的關係簡直太和諧了。”
不過，還是有那麽一位重要人物和懷南特等人並不那麽合拍。在當時，哈裏曼仍在和大使爭來鬥去，他甚至試圖和霍普金斯乃至羅斯福取得直接聯係——隻有如此，哈裏曼才能在美英關係這片懷南特的專屬領域中找到棲身之地。記者哈裏森·薩利斯伯裏（Harrison Halisbury）發現，“埃夫裏爾實際上切斷了懷南特和丘吉爾的聯係渠道”。這一點，無疑是雪上加霜。
珍珠港事件後，丘吉爾曾經赴美訪問。那一次，哈裏曼不惜偽造文件，攫取了陪同出訪的機會。可是，曾在普拉森舍灣對哈裏曼輕慢以待的各位美國官員，再一次忽略了他的存在。國務卿赫爾等一眾人士都覺得：這個哈裏曼的所作所為，完全超出了特使的權限。不過，1942年丘吉爾再度訪美，哈裏曼也再一次成了首相的隨團人員。兩個月後，丘吉爾下定決心要去莫斯科會一會斯大林。而哈裏曼也及時說服了首相和艾登，他讓首相和他的副手相信：此去蘇聯，他們必須帶上一位美國官員——也就是哈裏曼自己。哈裏曼要去蘇聯，羅斯福倒是不想批準。可是，丘吉爾特地打來電話，向總統強調了哈裏曼的不可或缺。最後，羅斯福也不得不同意。
上一年，哈裏曼曾經把勞倫斯·施泰因哈特從訪蘇人員的名單中畫了出去。如今，他的耳旁風再次起了作用。施泰因哈特的繼任者，海軍上將威廉·斯坦德利（William Standley）因此失去了參與談判的機會。哈裏曼的專橫，讓身經百戰的斯坦德利十分惱火。在海軍上將的口中，前者可惡得就像一隻“圍著大人物飛來飛去的蛾子”。
作為新任的英國駐蘇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科爾（Archibald Clark Kerr）也對哈裏曼缺乏好感。大使覺得：首相之所以對這個美國人如此鍾情，不過是被對方的吹捧衝昏了頭。日記中，科爾甚至忍不住大吐酸水：“最近一段時間，首相總把哈裏曼留在身邊。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暗示：‘埃夫裏爾，真高興有你陪在身邊。你就是我的能量源泉。’本人可不覺得哈裏曼的陪伴有什麽好處可言……這個美國人除了拍馬屁，也沒別的本事。”
回到倫敦之後，哈裏曼仍和丘吉爾保持著密切聯係。不過，他並未把自己與英國領袖的交往向懷南特交代太多。在公開場合，哈裏曼倒是一向對大使表示支持。不過，他私下裏多次毀謗懷南特的性格和人品——在他看來，大使其人過於理想化，對於身邊的人也有過分溺愛的嫌疑。而且，麵對冷酷的戰時政治，缺乏實幹思想和堅忍品質的懷南特實在難以勝任。
大使常常會把英國政府的高層官員或其他名人晾在辦公室外間，自己卻在裏麵和一群大兵或小人物相談甚歡。如此作為，哈裏曼實在無法理解。而且，特使更加迷惑的一點在於：美國大使很少在肯辛頓的官方住所召開像樣的招待活動。偶爾幾次敞開官邸大門，懷南特似乎也更為關心各位看門人、女傭和其他普通雇員，他竟然邀請這些人參加聚會，而對其他要客不聞不問。多年以後，哈裏曼曾向自己的傳記合作者、新聞人埃利耶·阿貝爾提起了這段往事。直到那個時候，哈裏曼也覺得自己才應該被羅斯福任命為駐英大使，“我覺得我能把大使和租借事務兼顧起來做得一樣好”。
哈裏曼對懷南特的輕視，感染了自己的女兒，同時又影響了帕梅拉·丘吉爾。在寫給姐妹的信件中，凱思林·哈裏曼談到了大使的性格：“他不擅長演講，也不是個好的寫作者。不過盡管如此，倫敦的每個人都覺得他是個偉人——相當偉大的人物哦。昨天，安東尼·艾登把他當作‘可以影響世界潮流的一位人物’。天哪，麻煩放過世界潮流吧。”
1942年夏天，懷南特致信羅斯福和霍普金斯並要求述職。按照《泰晤士報》日後的說法，他很可能就是英美聯盟當中的“黏合劑”。不過，大使卻覺得自己好像被排除在了兩國政府的高層會談和決策過程之外。這一點，哈裏曼自然有所察覺。特使告訴埃利耶·阿貝爾：“本人在聯係首相方麵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一點讓懷南特感覺很是不快。”對於大使那種“愚蠢的妒意”，哈裏曼大加嘲笑。不過他也表示，“我對此也毫不在意”。
懷南特遭到排斥，哈裏曼自然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是，丘吉爾和羅斯福也有著直接聯係的習慣。兩位領袖時常繞過國務院、外交部和駐外使館而自行交流。而且，麵對外國元首，羅斯福也總會委派一位私人特使去和對方直接聯係。雖然已有一位官方人員會擔起同樣的責任，總統也會不予理會。為此，懷南特曾經電告哈裏·霍普金斯：自己在和英國政府多個部門就某一個問題展開接觸的時候，對方總會告知——已有一位美方特使正在負責處理這些問題。
羅斯福政府的各位官僚當中，懷南特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自感遭到輕視的人，許多要員——比如深孚眾望的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都覺得自己的權力遭到了剝奪。他們甚至無法對手下直接發號施令。不過，這就是羅斯福的執政風格：總統會把權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於那些他覺得對於自己和國家殊為重要的決策和計劃，羅斯福總會事必躬親。“羅斯福喜歡親力親為，他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終法官和裁判。”一名曆史學家如是說。
一眾高官當中，要數赫爾對於羅斯福的專斷最為反感。赫爾已在國務卿的位子上服務了整整11年，如今卻被排擠在外，對於美國的外交事務毫無發言權。一頭銀發的他風度卓然，來自田納西州，好像剛從維多利亞時代的銀版相片中走出來一般。懷南特曾告訴一位英國官員，赫爾和羅斯福“每月必定會麵一次，他倆的關係可謂相當密切”。作為曾經的參議員和民主國家委員會的負責人，赫爾能夠成為國務卿倒不是因為自己的外交經驗——在這方麵，他根本毫無經驗可言。赫爾在國會山的權勢和人脈，才是羅斯福鍾情於他的原因。“二戰”前後的一段時間之內，羅斯福一直把國務卿的工作攬到了自己的身上，不但赫爾橫遭無視，整個國務院也都沒了存在感。總統的如此作為讓各位駐外大使都異常反感。對此，懷南特也概莫能外。
戰爭期間，詹姆斯·雷斯頓曾經短期離開《紐約時報》而來到美國駐英大使館服務。在他看來，白宮方麵對於懷南特及其手下的外交事務辦公室人員有所慢待。如此作為，無異於“政治上的羞辱”。雷斯頓在回憶錄中表示：“任命一位毫無經驗的國務卿、繞過外交事務辦公室、直接通過白宮下達命令——如此種種的不合常規，在美國的外交史上堪稱史無前例。”
其實，羅斯福隻是想要簡化與丘吉爾和英國政府的聯係渠道。對於懷南特在倫敦的種種作為，總統還是給出了高度評價：“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做總統的料，而懷南特就有這種罕見的才能。”懷南特鬱鬱寡歡，羅斯福也試圖給出安慰。在一封有些前言不搭後語的信件裏，總統向大使表示：“您的工作有著非凡的意義——我這樣說並非隻是代表自己，所有的美國人都應該對此毫無異議。其實，華盛頓這邊也有許多重要工作，而大家都在向我舉薦您回國承擔……不過，我告訴他們：自己也好，其他人也罷，有誰能想出一個更好的人選接替您出任英國大使呢？”
除此之外，羅斯福還給哈裏·霍普金斯下了命令。後者訪問倫敦期間曾經告訴丘吉爾和哈裏曼：埃夫裏爾·哈裏曼先生的工作職責限於租借事務，而不是參與政策製定或者幹預政策製定。麵對使館的武官雷蒙德·李，霍普金斯曾經說：“我給哈裏曼畫下了一道最為嚴格、最為精確的紅線，紅線之外，任何涉及政治的事務他都萬萬不能觸碰。這些事務都是大使的工作也隻有大使本人能夠處理。我還告訴丘吉爾，目前這位駐英大使是我方能夠選派的最好、最優秀和最有能力的人選……隻要涉及政治的一切事務，首相先生都必須和懷南特直接接觸。”
可是，霍普金斯傳達這些命令的時候，卻又給哈裏曼留下了操作的餘地。每次與丘吉爾和其他英國軍事高層進行會談的時候，霍普金斯總會帶上哈裏曼隨行。顯然，他並不希望斷了朋友在政治圈子當中的種種聯係。而且，他還提醒哈裏曼要“小心一些”，畢竟，懷南特其人“無論如何都還是美國駐英大使”。霍普金斯的弦外之音，丘吉爾自然有所體察，因此，首相並未理會總統的種種規矩。
1942年秋天，埃莉諾·羅斯福對英國進行了訪問。其間，霍普金斯公開表示：哈裏曼才是倫敦城中最為重要的那個美國人。他甚至告訴第一夫人：訪英期間，她大可不必叨擾懷南特，而可以直接聯係哈裏曼。對此，總統的妻子有些動氣，“我和懷南特先生是故交老友。對於他，我抱有萬分的尊敬。我的丈夫也懷有同樣的感受。”埃莉諾在日記中表示，“因此，我並未理會哈裏的提議。我隻是告訴他：埃夫裏爾·哈裏曼這個人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我就已經結識了懷南特。”當然，埃莉諾對於哈裏曼的輕慢態度並未有所表現。“哈裏總是喜歡依賴自己的朋友圈子……我覺得，他對於懷南特先生從來都缺乏了解。”
在倫敦，羅斯福夫人完全未曾聯係過哈裏曼。她的每一步行程，都交給了懷南特進行安排。訪問白金漢宮覲見國王王後之前，她也向懷南特求助。艾森豪威爾覺得和英國貴族打交道總有一種驚懼和“不適的感覺”。在國王本人麵前，將軍更是不適。對此，第一夫人也深有同感。麵對喬治六世夫婦，羅斯福太太顯得十分局促。當時她甚至自問“為什麽我要參與這檔子事”。懷南特的建議，些許緩解了她的憂慮。不過，第一夫人和艾森豪威爾一樣，都對自己的寒酸行頭感覺丟臉。她甚至想：當自己打開行李箱露出區區幾件衣衫的時候，白金漢宮的仆役心裏應該湧出了何種念頭？回到美國之後的埃莉諾，曾在多年以後記述了當時的心境。她的語氣之中實在不乏嘲諷：“為了擺脫國王統治，美國曾經浴血奮戰。沒想到，當時的我麵對王權及其周邊的堂皇裝飾卻仍是那麽畏畏縮縮。”
寫作回憶錄期間，總統夫人也回憶了那段旅程。她發覺，正是這段經曆加深了自己和懷南特的友誼。而且，她由此對這個害羞的人又多了幾分崇敬。畢竟，懷南特“很少把自身的舒適置之度內。他更關心朋友……他的幫助我不勝感激。而且我能感到：他的溫暖為許多地方拂去了黑暗”。
對於身邊的官僚作為，懷南特已經頗感倦怠。一名助手覺得：“大使是把官僚的輕慢當作了侮辱。”不過，他仍然沒有停下工作。無論是在新罕布什爾、華盛頓還是日內瓦，懷南特從來如此。連續的工作，幾乎耗盡了懷南特的精力。“他把整個世界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使館裏的政務參讚西奧多·阿基利斯如是說。“他甚至發現：要想徹底放鬆下來都是如此困難。”大使唯一的消遣，隻不過是偶爾走進倫敦的隨便一處公園並徜徉其間，漫步幾圈。
眼見懷南特如此癡迷工作，不少朋友都覺得有些擔心。英國勞工部的副大臣弗朗西斯·珀金斯和美國駐愛爾蘭大使、第一夫人埃莉諾的叔父大衛·格雷便懷抱著這樣的擔心。副大臣還給懷南特寄去了好些維他命補劑片，以供後者保養精力。格雷也給了懷南特一些貼心忠告：“假如您失去健康，又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您的人格和價值觀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可能的話，您真不該花去好幾個星期在英國各地來去奔忙而勞累身體，而應是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玻璃櫃裏。”
格雷和珀金斯的意見，安東尼·艾登也表示認同。後來的英國首相曾經形容懷南特“對於工作最為在意，對於黨派政治則關心不多。對於他自己，則基本漠然不理”。其實，艾登和懷南特差不多算得上同類——他們都有工作狂的傾向。當年的艾登隻有43歲，還在外交部擔任一把手。每一天，他基本都守在辦公室裏，從清晨一直忙到夜半。在此之後，艾登才會回到位於辦公地點的一間小公寓裏去休息。所謂休息，也不過小睡片刻而已。過後，他還得繼續全情工作。作為一個純熟的談判老手和外交專家（在這方麵，懷南特把艾登歸於“本人遇到過的最好的外交官”之列），艾登其實和自己這位美國友人同病相憐。兩人的工作都罩在上司的陰影之中。他們的任內事情，頂頭上司也都樂於插手——艾登的熱心上司，自然就是丘吉爾。對於本國的外交事務，首相時常也有獨自統攬的意向和舉動。
30年代的艾登，可是英國政壇的一位金童——他外貌俊朗、舉止優雅，還曾立下赫赫戰功，享有很高的國際聲望——這一切的名譽獲得的時候，艾登才不過35歲。在英國人的心中，他實在是太受歡迎。1938年，艾登本有機會角逐首相職位，可是，他對內維爾·張伯倫曲意逢迎墨索裏尼的綏靖政策十分不滿，並因此辭去了外相職務。如此一來，他自然沒能接上張伯倫的班。談及此事，艾登隻是謙稱：“我還沒有當首相的才能。”最終，首相職位被丘吉爾接任。戰爭期間，艾登對於丘吉爾插手外交事務可沒少抱怨。不過，經過一番巧妙的經營，外交大臣一直沒讓權力徹底旁落他人。
在倫敦，懷南特結識了許多朋友。其中，安東尼·艾登大概是最為重要的那一位——當然，可能外交大臣還得排在薩拉·丘吉爾之後。大使和外相幾乎每天都要聯係，要麽麵見，要麽電話傳音。艾登的辦公地點設有一部私人電梯，持有電梯鑰匙的人，可以直接奔往外交大臣的辦公室。如此的幸運兒自然不多，而懷南特就是其中一個。在許多個周末，艾登都會帶上懷南特前往蘇塞克斯郡的鄉間別墅。到了那裏，兩位外交官常常聚在花園當中閱讀和談論各自的外交公報。園藝之事，讓艾登甚是著迷。懷南特對於好友的愛好也有一番回憶：“他是我見過的人之中對於花、草、蔬菜和果樹最為關切的一個。風吹麥田的景象，蘇塞克斯鄉間的片片綠野，也叫他分外著迷。”休息的時候，懷南特和艾登會放下手中的文件而去給花園除草。“園地兩邊會放上文件箱，當中都是有待閱讀的文件。”懷南特回憶說，“一畦荒草清除幹淨，我們就會走到文件箱的邊上，閱讀文件、撰寫有關的回複。而後又繼續拔草。”
雖然和艾登關係莫逆，不過，懷南特還是發現：薩拉·丘吉爾才最讓自己感到慰藉。隨著時間流去，兩人走得越來越近。1941年底，薩拉終於和維克·奧利弗分了手。不久之後，首相的千金就和美國大使正式開始了一段情。離婚後的薩拉放棄了舞台生涯，轉而加入女子防空隊。此時的她仍是自立如故。父親本來為薩拉在皇家空軍的控製室中安排了一份差事，卻遭到了她的回絕。而後，薩拉來到伯克夏郡的一家空軍基地當起了情報分析員。她的職責在於審看各類情報圖片。這份工作要求很嚴而且壓力重重，況且屬於機密崗位，不過，薩拉卻還幹得得心應手，這一點，她本人也是十分詫異。工作期間除了處理一些雜務，薩拉要和同事們一起研判德國運輸設施的空中影像，並由此判斷德國空軍可能的行動方向。
1942年底，聯軍即將出征北非之前的某一天，薩拉的父親找到了女兒。首相的語氣當中帶著少有的欣喜：“你知道嗎？我們馬上就要派出542艘艦艇前往北非進行登陸作戰。行動迫在眉睫，艦隊將會摸黑通過直布羅陀海峽。”
可是，薩拉卻糾正了父親：“參與行動的船艇共有543艘。”
首相盯著女兒，眼神有如鐵石一般：“你怎麽知道？”
“三個月以來我都在為這次行動做著準備。”
“那你為什麽不告訴我呢？”
“我覺得自己必須遵守安全條例。”
那一刻，首相的麵孔上堆起了陰雲，薩拉擔心，自己的出言不慎可能會招來父親的一頓斥責。沒想到，溫斯頓·丘吉爾隻是一笑了之。當晚首相官邸的飯桌上，首相頗為自得地談起了女兒在情報方麵過人一籌的才能和表現。
戰爭期間，薩拉的生活總有兩麵：周一到周五，她都守在伯克夏郡，幹著緊張而全情投入的情報工作；周末，她會回到首相官邸或者自己位於帕克巷的小公寓。後麵這處居所，距離美國大使館不過五分鍾腳程。一有機會，懷南特總是盡量陪在薩拉的身邊。哈裏曼和首相兒媳的事情在倫敦街知巷聞，薩拉和懷南特的關係卻是隱蔽至極。對於這種關係，兩位當事人也懷有萬分的審慎，除卻家人和密友，沒人知道薩拉·丘吉爾已經和丈夫分居。有時候，薩拉甚至還會和奧利弗在公眾場合出雙入對。當然，如此作為隻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畢竟，她並未離婚，而懷南特也有妻子和家庭。雖然心懷不滿，薩拉卻也不想招惹任何緋聞。畢竟，在她看來，關係暴露隻會害了懷南特，同時還會貽禍於自己的父親。
薩拉和懷南特都很小心。不過，這段關係卻不可能不走漏一點風聲。首相身旁的許多人，已經知曉了大使的秘密，約翰·科爾維爾就是其中之一。至於丘吉爾，同樣也對女兒的動態心知肚明。這一點，就連薩拉也很肯定。多年以後，她提到這段往事的時候還表示“這是一段父親有些察覺，但卻又從不說破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