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結盟
“珍珠港”事件之後的那個早晨，剛從甜夢之中醒來的丘吉爾就發布聲明，表示準備立即前往華盛頓。半信半疑之間，艾登提醒首相：美國方麵很可能沒有這麽熱切——他說對了，羅斯福聽到丘吉爾急於動身的消息之後，立即向已經升任駐美大使的哈利法克斯勳爵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首相不妨等上一等。可是，丘吉爾已經等不及了。“他就像個按捺不住情緒的孩子，想要立即出現在總統先生的麵前。”莫蘭勳爵回憶道，“看他那樣子，似乎巴不得爭分奪秒、立即成行。”美國宣戰之後的第四天，丘吉爾和他的軍事顧問終於踏上了赴美的行程。“約克公爵”號上的丘吉爾首相精神奕奕，在保健醫生的眼中，他似乎比出發前的一天要年輕了幾十歲。“倫敦的那個溫斯頓讓我十分擔心，”莫蘭在日記中記述道，“僅僅一夜，他好像變成了容光煥發的青年……眼中的疲憊和灰暗一掃而空。他神采奕奕，談興很濃，時不時還會大開玩笑、非常風趣。”
12月22日，丘吉爾一行在弗吉尼亞州漢普頓港登陸上岸，隨後立即趕往華盛頓。當時，美國發布參戰的消息已經過去兩周。應羅斯福的要求，國會於12月8號對日宣戰。三天後，德國對美宣戰，而美方隨即還以顏色，宣布對德空戰。即便到了這種境地，華盛頓的夜晚還是燈火燦爛。看來，戰爭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仍很遙遠——距離上如此，心理上同樣如此。丘吉爾一幹人早就習慣了倫敦那死一般漆黑的夜色，飛機窗外的明亮景色，引得他們像小孩一樣擠到窗前，發出陣陣讚歎。丘吉爾的私人秘書約翰·馬丁（John Martin）覺得，那一晚美國首都的亮色“就是我平生見過的最美的風景”。首相的另一位隨員則表示：“霓虹燈閃爍跳躍，整座城市簡直就像仙境。”
主人的招待方式，同樣讓英國來客感受到了殷勤和溫暖。羅斯福親自趕到機場迎接丘吉爾等人。首相的機警預言叫總統深感折服。而後，羅斯福將丘吉爾接到白宮。首相的寢室被安排在了總統臥室的正下方。在給副首相阿特利去信的時候，丘吉爾也是喜氣洋洋，首相表示：“今天我們和美方領導人親如一家，毫不拘禮。”
在丘吉爾看來，羅斯福的這處官邸“威嚴而又寧靜”。首相臨時到訪，倒是給此地帶來了一陣驟風，白宮仿佛變成了迪奇雷或者丘吉爾的官邸：四處可見秘書穿梭忙碌的身影，帶著紅皮急件箱的信使們在不斷來了又去。賓主雙方同樣時不時就會造訪對方的住所。首相在門羅大廳擺上了好些地圖，而他和總統常常就此展開研究。那一年，丘吉爾和羅斯福一起度過了聖誕節。主人的餐前雞尾酒會上，丘吉爾也成了常客。到了用餐時間，兩人也是形影不離。首相總會拉上總統，一麵吮吸雪茄或者品嚐白蘭地，一麵天南海北聊個沒完。直到天光大亮，兩人才告罷休。對此，總統夫人可是很不滿意。
當然，首相的生活習慣到底還是遭到了打破：至少，聊天或者用餐的時候，身為客人的他可沒辦法像往常那樣總是占據主導位置。按照安保人員邁克·萊利的說法，兩位領袖活似“兩個表演大師”。會議上，他們都不想被對方搶了風頭。瑪麗·丘吉爾·索姆斯則認為：“陪在他倆身邊，就好像坐到了兩頭咆哮的獅子的中間。”當然，首相麵對羅斯福總會讓上幾分。在普拉森舍灣，他就是如此隱忍，這種態度到了華盛頓也未曾改變。總統夫人的一位朋友覺得，首相是個“有著滿肚子話的人”。不過，“到了用餐時間，他總會找機會和羅斯福搭話，哪怕兩人的座位隔著好些距離。對方的節奏總在羅斯福的掌控之下。”莫蘭察覺到了這一點並在日記中寫道：“我能夠感覺，他時時刻刻都要和總統一起現身。這幾乎成了他的一大準則。那個時候，丘吉爾簡直就是克製和自律的典範。”到了晚上，首相甚至會推著總統的輪椅，把對方從起居室送到電梯門口。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尊重的表現”。在那個時候，丘吉爾覺得自己就像“在伊麗莎白女王麵前謙恭異常的沃爾特·萊利爵士（Walter Reilly）”。
丘吉爾到底還是鬆了口氣。他發現，至少羅斯福總統再也沒了以往的戒心和猶疑。珍珠港事件之前，對方的態度可不是這樣。時過境遷，羅斯福已經誓言“要不惜一切奮戰到底”。與此同時，羅伯特·舍伍德似乎也替美國人民發出了心聲：“我們要迅速、堅決甚至心懷感激地拋棄孤立政策……雖然可能隻是暫時為之。”當然，首相最為看重的一點，在於總統的一則宣言：羅斯福表示，擊敗德國乃是盟軍的首要目標。兩人還達成共識，準備立即委派一些美軍人員前往英國——兩個陸軍軍團將負責北愛爾蘭的防務，空軍的一些中隊則將借由英國這個基地向德國發起攻擊。美英元首甚至作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兩國將組建聯合司令部，以便軍隊能夠共同進退。在每個戰區，英美兩軍的海陸空部隊都將接受一名將領的指揮。雙方共同的參謀部則會坐鎮華盛頓，以便協調整體戰略。此外，負責軍需、船運、原料、食品和生產的英美聯合機構也會一一成立。日後，喬治·馬歇爾曾經指出，這次同盟也是“有史以來兩個盟邦之間最為緊密的關係”。
馬歇爾的話很有道理，不過，要想達成“完完全全的軍事聯合”，盟約雙方都得付出大量的努力，大大小小的摩擦同樣不可避免，幾乎會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相對英國而言，美國的曆史確實較為短暫，短短的曆史當中，美國還沒有真正和任何勢力締結過盟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總統更願意以“協作力量”而不是“盟友”自居。美國遠征部隊的首領約翰·潘興將軍也總把手下和其他協約國部隊隔離開來。至於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結交的盟友幾乎遍布全球。雖然這些同盟關係，往往都會以無疾而終乃至反目成仇而告終。
在某些美國人的眼裏，英國人還是那樣自命不凡。這些人絕不會與美國平等相待，而很有可能把美國人看作行為粗魯的殖民地人。要知道，美國已經是個獨立國家，而英美早就應該平起平坐。而且，英國方麵還覺得美國立國不久，就像一個處處需要引導的青少年。應有一位智慧而全知全能的導師輔助它快快長大，教它融入世界的種種方式——這種態度，也令美國人頗為惱火。
30年代中期，羅納爾·林德賽爵士（Ronar Lindsay）曾經擔任英國駐美大使。他對於這個國家的態度，正好反映了英國人的某種心態。1937年，林德賽曾經致信外交部表示：“美國仍然太年輕、太敏感了，她就像一位剛剛步入社交場合的年輕女士。一位年長男士的尊重致意，也可能讓她勃然大怒。”這位年長男士，自然指代大不列顛。同樣的比喻，也常常被丘吉爾掛在嘴邊。首相覺得：美國就是個善變的女青年。通過求愛與**，她才能走上思維的正軌。
在華盛頓，雙方的參謀將領將第一次舉行會談。就在這個時候，兩國差異開始浮出水麵。美方想將兩國軍隊歸於統一的指揮體係，並在華盛頓設立聯合司令部對兩國的戰略行動進行統轄和管理。就此提議，英國首相可能已經全盤接受。但他那些手下可是異議多多。美國人既然沒有做好戰爭準備，又何以能夠指揮聯軍的行動？既然如此，他們怎麽會有指揮戰爭的能力？“我這輩子還沒見過這麽多的汽車。但是，這麽多的汽車裏我就沒有見到一輛軍車。”陸軍元帥約翰·迪爾爵士（John Dill）來到華盛頓數天之後，曾在信件當中如此告訴自己的接班人——新任參謀總長艾倫·布魯克。“種種的不足之外，普通美國人還有一種錯誤觀念——他們總覺得這場戰爭可以速勝速決——而且還不用付出太多代價……對於戰爭，這個國家是沒有一點概念，也不曾有所回應。他們的武裝力量更沒有參戰的準備。”12月8日，迪爾更是大吃了一驚。當天，所有與會的美軍軍官必須身著製服匯報工作。可是，他們大多穿著“珍珠港事件”之前軍隊配發的軍便服。於是那個星期一早晨的陸海軍大樓裏擠滿了“身著製服的軍官以及身著部分製服的軍官，而他們的製服看上去就像1918年的……好些軍官都穿著尉官的製服……這就像戰爭前的清倉大甩賣”。
諷刺的是，雖然一開始迪爾對於新結成的盟友語多不恭，不過，他卻又是這段脆弱盟約的堅決守護者。在布魯克的舉薦之下，迪爾得以前往華盛頓出任聯合參謀部的英方主管。他的機智、魅力、殷勤和口才很快征服了美國的軍界領袖，喬治·馬歇爾更是和迪爾結下了極好的私誼。富於外交才幹的迪爾，也很快找到了平衡英美軍方高層之間矛盾的方法。1944年，迪爾因再生障礙貧血症而離世。在馬歇爾的堅持下，迪爾如願以償地被送入阿靈頓國家公墓安葬。盡管此地一向不對外國人敞開大門，國會仍然發表聯合聲明，為這位廣受歡迎的英國陸軍元帥開了綠燈。葬禮之上，迪爾的棺槨旁邊擠滿了美國軍人。一位見證了整個過程的目擊者表示：“這麽多的人同時被憂傷觸動，我反正從來沒有見識過如此場景。馬歇爾的那副表情，稱得上傷心欲絕。”
雙方結盟的四年當中，美國陸軍參謀長和自己的英國同行可完全沒有如此親近。尖酸的布魯克，一直未曾真正得到馬歇爾的親近。首相在華盛頓與羅斯福磋商期間，布魯克身處遙遠的倫敦，得知英美雙方將在美國首都建立聯合參謀部的時候，布魯克顯得相當動氣。在日記中，布魯克表示：“在這個曆史階段、在美軍完全沒有做好參戰準備的當下，我實在看不出把中央指揮權交給對方的理由。”
圍繞指揮權的歸屬，英美之間有著深深的分歧。可是，相對戰略方麵的異見，這點分別實在無足掛齒。接下來的七個月裏，聯軍將向德國展開反擊。馬歇爾等美方人員希望渡過英吉利海峽而直撲法國——並由此切斷德國的動脈。按照這種計劃，大批美軍將在英國集結，並於1943年夏天對歐洲大陸展開攻勢。如果蘇聯方麵撐不過1942年，法國方麵的謹慎攻勢也可以確保聯軍奪取一個灘頭陣地。
“美國人就是如此。一旦需要打仗，他們總想製造一種前無古人的宏大場麵。”作為諾曼底登陸的英方策劃人，陸軍少將弗雷德裏克·摩根爵士（Frederic Morgan）在多年之後回憶往事仍然不改諧謔。美國人的戰爭策略，基於他們在美國內戰當中形成的基本原則。要知道，“二戰”之前，美國經曆過的最為慘烈的戰事也不過就是南北戰爭，從中，美國人總結出了一套經驗——要用絕對優勢兵力和最為迅猛的速度消滅敵人。畢竟，麵對羅伯特·李（Robert Lee）及其麾下的南方軍隊的時候，北方軍隊首領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就是那麽做的。
在丘吉爾、布魯克和其他英國軍方高層看來，美國人的提議十分魯莽甚至有些業餘。對此，英國方麵顯得頗為慌亂：這些美國人難道沒有意識到，1942年就向歐洲大陸展開攻勢純屬一種瘋狂之舉嗎？西歐地區駐有27個德國軍團，聯軍如何能夠迎敵？要知道，美軍當時還是如此疲弱，而英美部隊同樣麵臨裝備不足的問題。他們甚至找不出足夠的船艇把那麽多的士兵運過大西洋。至於兩棲作戰，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又如何能夠付諸實施？“他們難道以為我們可以輕鬆渡過海峽，去巴黎勒圖凱玩紙牌或者某個海濱曬日光浴嗎？”對於美國人的天真，布魯克有些嗤之以鼻。
丘吉爾和他的軍方顧問認為，聯軍向德國發起反擊的第一站應在北非。除卻法國之外的歐洲大陸其他地點，也可以作為行動的突破口。如此一來，在聯軍祭出最終的殺招之前，德國方麵可能已經疲憊不堪。如此這般的外圍敲打，可是幾個世紀以來英國武裝力量時時實施的戰略戰術。畢竟，英國的陸軍兵力一向不足，而海軍方麵則總是占有絕對的優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那令人窒息的戰壕攻勢，英方卻也沒能逃脫得過慘重傷亡，四年的喋血戰事之中，共有75萬英軍因此喪生。由此，整個英國有了共識：如此的慘禍再也不能重演。在不久的將來展開登陸行動，可能還會讓大量英國軍人裹挾其中並作為主力，一想到這種前景，丘吉爾和布魯克都很清楚由此而來的後果。“我們遭遇了一個又一個的災難，就連牙齒也變得稀疏起來。”弗雷德裏克·摩根表示，“如果那些負責決策的人不是那麽急於製造一些前所未有的神跡，這一切也都不足為怪。”
英國人的據理力爭，並未能說服馬歇爾和他的美國部下。美國人甚至覺得，英方執著於從北非開始反擊，不過是想借此保護自己的殖民地——唯有如此，蘇伊士運河才能保持通暢，英國在中東的石油和其他利益方可以因此安然無恙。“馬歇爾對於丘吉爾心中可能的殖民圖謀一向抱有疑慮。這種疑慮一直伴隨著整場戰事。”曆史學家斯坦利·溫特勞布（Stanley Weintraub）表示。就連馬歇爾本人也在戰後承認，美方在戰爭中“一直懷有強烈的反英情緒。這種情緒，我們本不該如此執著。畢竟，美國人總覺得阿爾比恩的這個國家（指英國）有背信棄義的傾向”。
戰爭期間，馬歇爾和布魯克對於彼此的看法一直不大正麵。不過，雙方卻有著一些共同的優點，在各自的軍隊高層當中，他倆都被看作出類拔萃的人物。對於各自的政府首腦，他們也最值得被親近和托付信任。他們都曾經見證自己的軍隊取得了重大戰役的勝利。他們有著許多一致的個人品質——兩人都是如此直率、敏感、頑固、內向、不夠耐心卻又足夠堅強。
但是，馬歇爾和布魯克之間也有一個不同點，對此，兩位將軍本身也有所察覺。布魯克曾經親自率軍參加戰鬥，而馬歇爾卻沒有這樣的經曆——雖然他一直夢寐以求，可也一直未能如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倒也作為第一步兵師的司令前往法國作戰。而後，他還加入了潘興將軍的參謀部。軍隊中的每個重要職位，馬歇爾幾乎都擔任過。1939年9月1日，他被正式擢升為參謀總長。同一天，希特勒的軍隊侵入了波蘭。接下來的兩年之內，馬歇爾一直在對整個陸軍進行整頓。他憑借獨斷之力，清洗了幾百名被他認為是負擔的將領。那些冉冉升起的軍中新星，則得到了馬歇爾的提拔。此外，馬歇爾提升了軍隊的訓練水準，組織了大型的演習。一支裝甲師在他的關注之下組建成軍，大規模的軍工生產啟動之後，一批新武器也相繼上線。如上的這些成就，都是馬歇爾在國會的阻撓之下得以完成的。奉行孤立政策的人可不僅僅集中在議院之中，總統身邊的新政分子也給馬歇爾設置了不少障礙。不過，這位“現代軍隊管理者的典範”仍然克服了種種的困難，“即便總統本人也嚇不倒他。隻要馬歇爾覺得手下受了委屈，就一定不會向總統服軟”。
即便是布魯克也得承認，馬歇爾“是個大人物，也是個了不起的紳士”。這位美國同事的身上“有著巨大的魅力和人格”，並對自己“深有觸動”。但是，在英方主帥看來，雖然馬歇爾有著種種優點，這些優點卻又因為兩重缺陷而有些黯然——馬歇爾缺乏戰爭經驗，而且也沒有作為戰略家的眼光。
直到1941年，布魯克還對戰爭有些厭煩。這種心理，和英方主帥曾經的經曆有關。1916年，年輕的中尉布魯克參與了慘烈的索姆河戰役。那場戰役據說有42萬英國官兵因此受傷或死亡。僅在戰事開打的第一天，就有七萬英軍傷亡。1939年對德宣戰之後，布魯克曾在法國指揮一支遠征軍。次年6月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也被看作他最為輝煌的一次戰績。戰爭部的終生領導詹姆斯·格裏格爵士（James Grigg）認為：“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布魯克的堅定與才幹不但挽救了他自己的部隊，也給整個駐法英軍帶來了福音。借此，全體英軍才能挨過德國的閃電戰並安然撤退。”在那之後不久，布魯克還會領受丘吉爾的命令而再赴舊地。當時，法國西部還有大量滯留的英軍部隊。法國政府已向德方投降，而整個戰局已經無法逆轉，困境之中的布魯克重演了敦刻爾克的撤退奇跡，帶領手下逃出生天。1940年7月，布魯克負責重整軍隊並組織英國本土的防務力量，畢竟，德軍隨時可能踏上這個島嶼。
作為“閃電戰”的見證者，布魯克深知一點：倘若聯軍貿然反攻歐洲大陸，迎接他們的將是多麽可怕的場景。可是，1942年春天英美聯軍領導人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布魯克又懼然發現：馬歇爾等人幾乎對此毫無認識。“我覺得，（馬歇爾）他根本沒有開始考慮計劃的詳細步驟。至於登陸之後的敵情，更不在他們的思維之中。”後來，布魯克曾經如此回憶，“此後的戰爭歲月裏，我還見識了馬歇爾的種種作為。見得越多，我就越是肯定：此人的戰略能力真是差得可憐。”
若論刻薄程度，上麵的這番評點還不算登峰造極。冷靜沉著的外表之下，布魯克其實有著火熱沸騰的內心。對於馬歇爾，布魯克還有過如下酷評，“自高自大幾乎到了病態程度”。這是布魯克在日記中對馬歇爾的看法之一。此外，他還覺得這位美國同事“在很多方麵其實都算是個危險分子”。誠然，馬歇爾眼中的布魯克同樣很是不堪。可是，美方司令倒還沒有太過公然表現出對於布魯克的輕蔑。唯有那麽少數幾次，馬歇爾也談到了布魯克，他曾告訴哈裏·霍普金斯：“布魯克此人可能戰鬥能力還不錯，卻沒有迪爾那種智力。”
1942年初，英美雙方的軍事高層正在商討未來的軍事計劃，幾乎在同一時候，英美軍隊遭遇到一連串的敗績。美國加入戰局，而聯軍的敗仗卻是一個接著一個。美方發現，珍珠港慘敗、美國艦隊折損大半過後，日軍又先後攻占了關島、複活島和菲律賓。英國人麵臨的困局更為駭人：他們先是在法國、希臘和克裏特島被德軍幾乎驅滅殆盡，後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噩耗又相繼傳來，日軍一波攻勢之後，英國在當地的殖民領地完全淪於日本之手。其間，英軍還遭遇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恥辱性大敗。
12月9日，英國海軍兩艘最大、最先進的戰鬥艦艇在中國南海遭遇日本戰機襲擊。其中，“威爾士親王”號曾經陪伴丘吉爾出航普拉森舍灣，在那裏，首相曾和羅斯福有過會麵；另一艘艦艇則是巡洋艦“驅逐”號（Repulse）。空襲之下，兩艦雙雙沉入大海。事發地點就在馬來亞海岸附近，650多名官兵因此喪生。“在我的整個施政治軍生涯中，”丘吉爾表示，“還從未聽聞過如此慘重的一次災難。”
聖誕節當日，香港淪陷，而後不久新加坡、緬甸和馬來亞也相繼被占領。“每過一天，帝國的領土就會減少幾分。”與朋友的通信之中，布魯克鬱悶地表示，“一個又一個噩夢般的消息飛一般地傳來。”新加坡本該是“遠東一座不可攻克的英國堡壘”，卻也不得不向敵人打開城門。對此，整個英國都感到了震驚。大家都不明白，八萬五千多名駐新英軍怎麽會輸得如此容易和徹底。麵對眾議院的各位代表，丘吉爾也把這場敗績當成了“英國軍隊的第一號災難”而且“曆史將為之銘記”。無獨有偶，馬來亞也在英軍未經一戰的情況下便宣告易手。
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在北非，隆美爾的部隊在利比亞化解了英國援軍的新一波攻勢，英軍不得不因此敗走，而班加西和賈紮拉重新落入德國人之手。6月，利比亞東部的海港城市托布魯克也向德軍投降。此地乃是英軍的關鍵要塞。曆經長期的圍城之後，要塞仍然沒能守住。投降的英軍多達三萬人，而受降的德軍可遠遠沒到這個數。托布魯克一敗，比新加坡淪陷更為慘痛。由此，德軍前往開羅和蘇伊士運河的道路也被基本掃清。就連中東的英軍也危在旦夕。對於托布魯克之戰，丘吉爾有著這樣一番評論：“失敗是一回事，而失去尊嚴則是另一回事。”（托布魯克投降之時，丘吉爾正在美國出席會議。期間，首相收獲的唯一好消息隻是羅斯福和馬歇爾表露出的同情。在首相的要求之下，兩位美國高官終於答應給中東前線的英國軍隊以三百輛坦克的支援。這一次，布魯克一反常態不再煩惱易怒，布魯克認識到，正是因為美方在這段黑暗時期的慷慨大度，英美雙方在交戰期間“的友誼和互信才能打好基礎”。——丹切夫，托德曼，《戰爭日記》第269頁）
1942年，從頭到尾似乎都有吃敗仗的消息傳回英國。對此，國民的士氣自然大受打擊。失望而酸楚的情緒也在不斷滋長。無論是在街頭巷尾還是議員會堂，批評政府督戰不力的言論傳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廣。不少人甚至要求首相辭去國防大臣的職務。丘吉爾擅長的雄辯，也無法抹去這種不滿情緒。“可以聽一聽大家的呼聲……他們已經受夠了政府的豪言壯語。”《紐約客》雜誌上，記者莫莉·潘特-道恩斯（Mollie Panter-Downes）表示，“他們隻希望看到行動，也希望看到丘吉爾先生的表態。首相必須知道全國上下處於深深的焦慮之中。”
1月和7月，丘吉爾不得不兩次前往下議院。在那裏，議員們對他的戰爭策略大加責難。雖然兩次質詢都以首相的勝利而完結，但是，麵對鼓點一般密集而來的各種非議——以及英軍節節敗退的困難局勢，一向活力滿滿的首相也承受了巨大的打擊。“自打1921年以來，我一直陪在他的身旁充任隨扈。可以說，我從沒見到他像如今這般情緒低落。”就在那個時候，警衛沃爾特·湯普森（Walter Thompson）也察覺到了丘吉爾的異常，“他肯定是遭遇了最為嚴厲的打擊……這段苦澀的日子，他基本上是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日記中，瑪麗·丘吉爾也表示自己的父親“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期。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接連而至的壓力和事務使他精疲力盡”。
軍事上的失利看起來永無結束之日，丘吉爾必須加緊應付。大西洋的種種爭端，也正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後一層威脅同樣需要首相的悉心應對。當時，德國潛艇已經現身美國東海岸，並在當地對商船進行襲擊。岸上燈火通明，把商船的剪影映得一清二楚。自然，它們輕而易舉地成了敵人的靶子。按照美國海軍的報道，“1942年，U型潛艇在我國大西洋沿岸擊沉了大量船艇。災難的後果，基本上可以和數十家最大的戰爭工廠遭到破壞的嚴重性等量齊觀”。對此結論，馬歇爾也表示認同。美方將領認為：“敵方潛艇在我國大西洋沿岸以及加勒比海域對船艇造成的破壞已經影響到了戰爭準備的全局。”1942年上半年，聯軍運輸艦艇的損失高達一百多萬噸噸位。這個數字，超過了前一年同一時期的相關數據。敵人的潛艇攻擊，則是損失的主要原因。
某天唐寧街10號官邸之內，莫蘭勳爵發現了身處地圖室內的首相。隻見丘吉爾眼神直勾勾地，盯著一方大西洋海圖出神。海圖之上密密麻麻的黑釘，正代表了神出鬼沒的德方潛艇。“真是太糟糕了。”首相一麵喃喃自語，一麵突然調轉腳步朝著保健醫生走去。途中，丘吉爾隻是埋著頭一聲不吭。“當時的他非常清楚，這場海戰我們可能會在幾個月內徹底輸掉。而他，也隻是無能為力。”日記中莫蘭如此寫道，“我祈願上帝，希望自己能澆滅他心中的這團火焰。他已經為此受累太多了。”
運輸線損失慘重，也意味著英國人的生活水準必須進一步降低。食品進口的貿易量，跌到了不到戰爭前的一半。日本在遠東的攻城略地，更是加重了英國的負擔。英國人的茶、糖、米和其他基礎物資的供給線被截斷，如此一來，英國境內的所有貨品似乎都進入了短缺狀態。煤炭自然也不例外，麵臨曆史上難得一遇的寒冷冬日，英國百姓的日子自然又淒苦了幾分。
困境重重壓來，英國百姓對於美國參戰的反應也就可想而知。雖然他們對此曾經久久期盼，可期盼成真之後，卻並未帶來任何如釋重負的解脫感覺。“有了美國人的幫忙，這場仗我們不可能輸。”哈羅德·尼克爾森向妻子寫信傾訴，“不過，有一點很是奇怪。如此偉大的曆史事件應該得到記錄，人們應該大大地慶祝一番。可是，整個倫敦就連一麵美國國旗都很難找到。”
根據民意調查，某些英國人對於美國參戰“懷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他們覺得，美國佬總算可以嚐一嚐戰爭的滋味了”。不少英國公民覺得“美國應當在戰爭一開始就向我們提供全力資助。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亞人不就是這樣麽？”如上想法，記載於一份政府公報當中。
加拿大駐英外交官查爾斯·裏奇發現，珍珠港遇襲一事“幾乎激起了每個人的諷刺和譏笑”。而且，他還表示，“我遇到的每個人幾乎都抱有這樣的態度……美國方麵因為對手背棄信義而生出的惱憤，似乎沒有英國人願意體恤。我們的反應，就好像鐵石心腸的老婊子聽到少女因為遭到欺騙的哭聲一般快意。畢竟，我們遭受的背棄何止一次兩次……現在該是美國人領受一下類似的遭遇，然後看看他們又能做何反應了”。
某些英國人幸災樂禍的態度，反映了他們的國家與美國之間的一道鴻溝。鴻溝存在於聯盟形成的初期，正好關乎雙方對於彼此的了解。信息部對此表示：“總體而言，我們的人們對於美國的成就和美國政府都缺乏正麵認知。”
英美兩國人民之間有著極深的誤解，這一點毋庸置疑。根據一位美國曆史學家的說法，美國人對於英國的看法全然脫胎於曆史課本：那就是一個身著紅衣的惡魔，它處心積慮，要把新生的美利堅扼殺在繈褓之中。即將前往北非與歐洲擔任盟軍領導工作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於這種說法十分讚成。1943年，他在寫給馬歇爾的信件中表示：“我們和英國盟友之間不信任的種子早已播下。自打我們幼年翻開那些小小的紅色曆史課本的時候，種子便已經開始萌芽。”
沒錯，美國人對於英國曆史確有扭曲誤讀之嫌，但是，美國學校至少還把英國曆史當作了教學內容，英國的文學，美國學生多少也有所聽聞。可是，提起美國的曆史與文學，大多數英國人在求學期間可都是兩眼一抹黑。
“波士頓傾茶事件到底事出何因，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二十來歲的英國人能夠說出個究竟。”一位英國曆史學家表示，“至於五十來歲那一輩英國人，可能根本不了解羅斯福的任何一位前任——當然，林肯除外。”情報部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意在了解英國公眾對於友邦的知曉程度。結果，一位調查員表示：“太多人向我表示‘毫不了解’，對此我自己都有點羞愧了。”很多英國老百姓在生活中從未遇到過任何美國人，有過赴美經曆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憐。他們對於美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認知，悉數來自好萊塢的影片。就連白廳的一位年輕官員也覺得，美國不過就是個“南方有奴隸、芝加哥有黑手黨、弗雷德·阿斯泰爾在拍音樂劇電影的地方”。羅伯特·阿爾比布（Robert Arbib）是名美軍士官。從軍之前，他曾在紐約從事廣告業。1942年，阿爾比布隨軍來到英國。而後，他立即被英國人各種疑問包圍，當地人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來自得克薩斯”，“有沒有見過黑社會”，或者“是不是住在高樓公寓裏”。
英國公眾對於美國文化的誤解和無知，懷南特自然有所了解；美軍與英國百姓的緊張關係，他當然也十分敏感。大使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戰爭期間緩解這種種矛盾。曾經有過曆史老師經曆的懷南特覺得：教育，才是達成了解的核心手段。但凡能從格羅夫納廣場的繁雜事務中抽身出來那麽一到兩天，大使總會在英國各地往來巡訪。麵對聽眾，他會大談特談美國的曆史和文化。而且，大使總在強調美英的紐帶關係。“我希望大家能夠幫助自己的國家去了解我的祖國。”懷南特曾向一群教師真誠呼籲，“旅英歲月教給了我一點基本常識：我們兩國人民擁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巡訪期間，大使還常常邀請珍妮特·默羅和其他旅英美國人一同出行。由此，他們可以一同為了促進雙邊了解而努力。當時正在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美國曆史巨擘艾倫·內文斯（Allen Nevins）也在大使的懇求之下，寫了一本書簡要介紹美國的曆史，他的著作很快成了英國學校介紹美國曆史的指定教科書。
在美聯社駐倫敦分社的前社長華萊士·卡羅爾（Wallace Carroll）看來，懷南特希望“英國人民對於美國的了解能和自己對英國的了解相對稱。他想要他們了解康科德或新罕布什爾附近的農戶，了解磨坊、紡織工廠或者煤礦、鐵路與船塢裏的員工。畢竟，他為了這些農人和工人的福利殫精竭慮了大半輩子。他希望他們了解的美國並不在電影當中，而是他在田納西河穀管理局與社會保障署裏創造出來的那個”。
大轟炸期間，卡羅爾正在倫敦擔任駐外記者。時過境遷，1942年的他接受大使的委派，成了一家美國信息服務機構的駐英代表。卡羅爾所屬機構“美國戰爭情報辦公室”旨在利用新聞與宣傳工具，對美國的戰備工作進行支持。由此，卡羅爾等人製造的新聞不但麵向國內，也要針對海外讀者。他領導的駐英分支機構主要致力於搜集客觀報道，而不是營造一種宣傳氛圍。卡羅爾麵向的讀者也是英國大眾。在他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下，不少有關美國的報道被分享給了全英多家報紙。政府官員、士兵和一般百姓也在卡羅爾報道範圍之中。“我們要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合法手段告知（英國）民眾關於美國的種種消息，而不是提供任何經過篩選的新聞。”卡羅爾表示，“而且，我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對於那些不愉快的事實也不能加以掩飾。”到了1942年底，由於卡羅爾等人的努力，“英國報紙刊印的美國新聞比戰爭之前多了許多”。《紐約時報》倫敦辦公室的主管雷蒙德·丹尼爾（Raymond Daniell）表示。
戰事愈發深入，英國人民對於新盟友的各種信息也是愈加好奇。為了滿足大眾需要，懷南特在美國駐英大使館的底樓建起了一座圖書館。這座圖書館主要麵向記者、作家、教育工作者、編輯、學生和其他有意接觸美國書籍、雜誌與報紙的英國公眾而開辦。圖書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戰”之後，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都建立了同樣的設施。作為美國情報協會主席的夫人，珍妮特·默羅將在20餘年之後成為這些設施的管理者。1942年，默羅夫人就向父母提及：圖書，可以治療旅居倫敦美國人心靈上的“饑餓”。由此，他們可以時時跟進並追蹤祖國的各類信息。“我可以把所有時間都泡在圖書館裏。”珍妮特表示。
懷南特的努力自然是為了促進英國人民對於美國的了解。懷有同樣目的的，可遠遠不止大使一個。而且，他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的一位朋友去過倫敦回到華盛頓之後，曾經告訴最高法官“一件驚人的事情”，原來，他發現“英國人對於美國生出了一種嶄新而深刻的興趣。相形之下，我們對於了解英國事務的興致可沒有那麽高”。法蘭克福特由此覺得，英國政府也應當做些努力，喚起美國人對於英國的各項認知。畢竟，當時不少美國人都把英國人看作“一群壓迫者，一群活在獵狐、老式領結、白金漢宮和喬治三世時期的怪人”。
法蘭克福特說得沒錯，美國人民對於大洋彼岸那個盟友的認知，一點也不比某些英國民眾更多。至少，雙方在一開始都對對方不太感冒。1942年的一起民意調查當中，僅有一半的美國人覺得“英國人會竭盡全力去打贏這場戰爭”。美國一些政客和軍人對於英國戰爭動機的懷疑，在美國百姓中也很有市場。超過一半的美國人都在指責英國的殖民政策。不過，調查顯示，美國人“對於英國的實際知識實在少得可憐”。
1942年3月，默羅結束了四個月的故國之行並啟程再赴倫敦。這時的他，發現自己的祖國彌漫著一股“濃烈”的反英氣息。這點發現被默羅轉告給了哈羅德·尼克爾森。後者覺得，美國人對於英國的厭惡“部分源自真情實感，另一部分隻是戰爭捷報久久不見而生出的厭煩”。當然，“英國軍隊在新加坡的拙劣表現也是一個原因。而且，戰爭當中的每一方，都會覺得盟友寸功未立而應予以指責”。
默羅離開故國之前，哈裏·霍普金斯和已經出任美國戰爭情報辦公室海外行動主管的羅伯特·舍伍德找到了默羅。他們想請他留在華盛頓，出任美國政府“美國之音”英語新聞廣播節目的主持人。“美國之音”由戰爭情報辦公室負責製作，由此，默羅仍然可以向歐洲人民獻聲。思來想去之後，默羅拒絕了這份邀請。他曾站在英國人民一邊，為了推動美國參戰而費盡心血。如今，他仍打算留守英國，為了促進祖國和那片他度過五年光陰的土地達成互相理解而繼續努力。“留在美國，我個人也感覺愉快一些。”電話中，默羅告訴霍普金斯，“但是，眼見英美聯盟可能出現波折和問題，我覺得還是應該去英國繼續戰鬥。”
接下來的三年內，默羅仍在倫敦主持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同時，他還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座上賓。利用這些露臉的機會，他一直在向英美觀眾解釋對方國家的政治局勢、民族性格和獨特心理。“隻有讓英美人民之間坦誠交流，他們才能達到相互理解。”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節目中，默羅有了這樣的感悟，“我們美國人必須在心裏認識到一點：相對貴國人民，總體而言，我們的情感更為外露、更為喧鬧，也更缺乏耐性。我們會去到棒球或者美式足球的比賽場地，朝著裁判大吼大叫。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把啤酒瓶投向他們。在美國，爭論時的用詞也更加露骨，而且還會對對方直呼其名——簡而言之，我們美國人更願意心裏想什麽嘴上就說什麽。其實，我們並不是很喜歡‘思考’這個詞語。”當然，他也提到了兩個國家的共同點：“我們和你們一樣，都是任性和易怒的人。我們的性格也是千奇百怪林林總總。我們也不喜歡發號施令或者聽命於人。但是，到了家庭當中，我們又都想成為真正的主宰。”
在英國廣播公司，默羅還開辟了一個新節目——《拜見山姆大叔》。按照一名曆史學家的回憶，這個節目“就是針對英國聽眾的一堂美國常識速成課”。課堂上，默羅親自扮演了一個角色，艾倫·內文斯和正在美國居住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阿裏斯泰爾·庫克（Alistaire Cooke）等人也在節目之中時常獻聲。麵對聽眾，默羅坦承自己並非要為祖國辯解或者鳴冤。“本節目其後的內容當中，”初次發聲的時候，默羅就已經開宗明義，“各位聽眾將對羅斯福新政、美國的種族問題得到一定了解。迄今為止，為什麽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仍處於衣食無靠、無處棲身的境地，你們也能找到答案。當然，節目也將介紹美國取得的一些成就。”默羅的大膽言辭，震驚了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發言人。待到《拜見山姆大叔》節目播出完畢，這位發言人表示默羅“對於美國的批評實在太過辛辣”。“假如這番話出自英國人士之口，那後果可完全不堪設想”。
如此的直率，一向是默羅新聞哲學的核心。“真誠與耿直隻是可能妨害英美關係，”默羅曾說，“但是，假惺惺的禮貌和矯飾一定會讓兩國愈發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