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長征”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還算是個“紅五類”,被推選為首批赴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代表。雖然我個矮,陷在人群中什麽也看不見,隻是隨著大家一起喊“萬歲”,到接見結束,我連毛主席的影子都沒見著,可還是滿心激動,接見結束後就跟著同學們直奔火車站,連夜趕回上海,要將這個特大喜訊早一點告訴同學。

可是,回到上海,就這麽幾天的工夫,我便脫胎換骨地成了“黑七類”。當我看到家門口貼著揭發爸爸媽媽是“走資派”的大字報時,由毛主席接見帶來的幸福感轉眼便消逝了。當時,我們家與學校隻一牆之隔,許多同學都看到了我們家門口的大字報。那一段時間,我們家常常接到匿名電話的謾罵,甚至還有恐嚇信。我不願意再去學校,躲在家裏當“逍遙派”。

不久,與我相知的女友織織問我願不願意參加市青年宮學生課餘文工團一部分人發起的“長征”?織織是我們學校有名的“金嗓子”,也是青年宮學生課餘文工團的台柱子,而且一向與我很投緣。更重要的是那時我正心灰意懶,對父母親被打倒心懷抵觸情緒,又不敢流露,正想逃到一個什麽地方躲避殘酷的現實,便欣然允諾織織,與她一起參加了青年宮學生課餘文工團赴井岡山“長征”宣傳小分隊。

我們這支小分隊十多個人,女生隻有5個,小金、小馬原先是舞蹈隊隊員,小嚴是手風琴手,織織是獨唱領唱,而我呢,主要是在一些集體舞蹈中湊個數。臨出發前的一段時間,我們集中在青年宮裏排練了一些節目,印象比較深的有長征組歌中的那首《抬頭望見北鬥星》,還有《北京有個金太陽》、《翻身農奴把歌唱》、《解放軍來到咱家鄉》等等,還有語錄歌、對口詞、快板,五花八門,倒也是滿豐富的一台戲了。

臨出發前,我們齊聲念著毛主席語錄:“……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念著念著,便十分激動起來,確實,從課本上、故事裏、銀幕上知道的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是那麽悲壯、那麽驚世駭俗,令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青年向往。

我們的隊長姓成,是個全才,吹彈唱念什麽都會,上路時,他手舉著一麵繡有“井岡山”字樣的紅旗。那時候,青年宮課餘文工團也分化成了若幹個戰鬥隊,這支小分隊便是由“井岡山”戰鬥隊發起的。當時我根本不問“井岡山”戰鬥隊的觀點傾向主張什麽的,我隻想逃避現實,隻想暫時離開學校。

“井岡山”“長征”宣傳小分隊的目的地是井岡山,記得我們是沿著鐵路線往蘇州無錫的方向走的。那是在冬季,都穿著棉衣棉褲,帶著背包,還帶著各種樂器,很累贅的樣子,卻也是人人鬥誌昂揚,意氣風發。我與小分隊的同學素昧平生,沒有任何成見與芥蒂,故而心情特別輕鬆。開始走的時候,精力充沛且十分新鮮,一路走去還不時地唱歌,因此,我們這支隊伍便十分地引人注目了。出發前我們曾統一過思想,我們的“長征”與其他的“長征”隊伍不同,不求速度,必須要完成沿途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任務。所以,沿途走來,凡是遇到有村莊的地方,便彎道進去,鑼鼓一敲,拉開場子就演,節目或多或少都由隊長臨時決定。

有時經過農田,看見有社員在田中勞作,就在田埂上為他們唱幾首歌,來幾段數來寶什麽的。有的地方村民們反應熱烈,我們便多演幾個節目,也有的地方觀眾態度木然,我們便少演幾段。演出的態度絕對認真,從不為對象的態度所左右。

那種時候的演出,不化妝、沒服裝,有舊軍裝的穿舊軍裝,沒有舊軍裝的就是藍灰布罩衫,伴奏的樂器也僅是一架手風琴外加二胡和笛子,又沒有麥克風擴音器,演出的效果全憑大家的**。大家都是扯直了嗓子喊,拚足了力氣跳的,體力消耗很大,演完了又得趕路,這樣一天下來真有點筋疲力盡了。那時候,沿途有的小鎮設有紅衛兵“長征”串聯接待站,都是打地鋪的,我們往往是躺下就睡,也顧不上千淨握凝了。

有一件事一直烙在我的記憶中,卻記不得具體地點了,反正是在一個什麽鎮上的接待站。

當時那裏人聲鼎沸,許多人都擁在走廊上。原來是其他“長征”隊的人抓住了一個小偷,憤怒的紅衛兵將他押到院子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大批判會,他的罪名被定為“企圖破壞革命大串聯的反革命”。先有人質問了他的出身,似乎並不怎麽好,於是,就好像是真相大白了。原來是階級敵人蓄意破壞,口號聲幾乎將樓房掀翻。批鬥到後來便有人動手打了,抽出腰間的皮帶,抽他的腦袋,鮮血頓時湧了出來。一個人先動了手,便又有十七八雙手揮上去,仿佛誰不動手誰就是不革命似的。那個小偷被打得蜷縮在地上抱著腦袋哭喊。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很想說不要打了,毛主席不是也說過要文鬥不要武鬥嗎?可是,我沒有勇氣說,我害怕人家也問我的出身,如果知道我是“黑七類”的子女,恐怕就要批鬥到我的頭上來了。我隻好鑽進屋子。我們小分隊的幾個女生也都回屋了,都不忍看那悲慘的一幕。當時我們隻好反省自己,我們是不是真的太“小資情調”了呢?並且用《毛主席語錄》來打消自己的疑惑。毛主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繪畫,不能溫良恭儉讓然而,無論怎樣努力,心頭滯留的陰影都是揮不去的了。

我們這支隊伍走走停停,從上海到蘇州就用了三四天的時間。在蘇州我們有幾場真正舞台上的演出,又耽擱了一些時間。以我們這樣的速度,要走到井岡山不知到猴年馬月。於是,隊長和幾個強壯的男同學提出,要加快速度,今天晚上不睡覺,從蘇州一氣兒走到無錫。他們計算過,蘇州到無錫的距離走一個晚上是綽綽有餘的。我們女生當然不會反對,其實,我們都有點畏懼,至少我是很畏懼的,頭兩天的新鮮勁兒已經過去了。心中暗想:“這麽走啊,走啊,於偉大的革命事業究竟有什麽幫助呢。”

然而,我們還是趁著夜色上路了。開始,在晚霞中沿著穿入天際的鐵軌筆直地走去還有點詩意,待到天一擦黑,腳下的路就變得坑坑窪窪,疲倦也跟著向你進攻,那迷蒙夜色中的鐵軌便無邊無際地拉長了,真讓人懷疑是不是能走到盡頭!遠遠地看見沿途小站的燈光,就像蒼茫的大海中的航標燈,有了希望,便加緊腳步朝它衝去。到了燈光前,看著那簡陋的小站,得到的便是更大的失望。真想坐在那水泥站台上不走了,可隊長卻催促著,“不能停,一定要在天亮時趕到無錫”。於是,隻好再走。“長征”這兩個字已經不再浪漫得讓我們神往了,它變得十分具體且枯燥,兩條麻木的腿機械地邁著步子,上眼皮和下眼皮在打架。

半夜的時候,發生了一起意外。小馬在黑暗中踩空了腳,把腳腕子扭了,痛得直呻吟,隻好由兩個男生架著走,好不容易挪到前方的小站。為了不拖整個隊伍的後腿,也為了不妨礙天亮在無錫的演出(小馬是小分隊的台柱子),隊長做出了決定,讓小馬搭車去無錫。當時織織正在生病,發著寒熱,一路上她都硬挺著不吭聲。於是,大家一致同意讓織織陪小馬搭車先去無錫。與站上的老大爺一說,老大爺馬上同意了,支持革命小將嘛,說正好有一列貨車要發車,你們這一隊人通通上去都行。隊長說:“就上去兩個傷病員,我們是在‘長征’啊!”當時,我是多麽希望隊長的革命意誌不要那麽堅強,就順水推舟一起上貨車多好呀!眼巴巴地看著小馬和織織上了火車,眼巴巴地看著火車轟隆隆地遠去,將我們一群疲憊極了的宣傳隊員丟在黑乎乎的曠野之中,我真惱恨自己怎麽就不受個傷或者發個燒呢?

我們終於在曙色微曦中走到了無錫。這一夜路程是我們這支“長征”宣傳小分隊出發以來走得時間最長、距離最遠的一段,因為是夜行軍,不用半途停下來演出。可惜這也是我們“長征”的最後一程了。

在無錫我們又逗留了兩天,無錫城中也到處可見大字報、大標語,不時還有掛牌子遊街的人。他們使我休目驚心,離家這幾天,我的憂慮越來越重,我不知道爸爸媽媽的情況怎麽樣了。於是,我終於忍不住,到郵局給家裏掛了個長途電話。話筒裏傳出奶奶嘶啞的喊聲:“小鷹,你快點回來吧,家裏出事了!你媽媽被造反派抓走了!”隻這一句話,便把我的全部意誌擊潰了。我當即回駐地向隊長提出退出小分隊,要立即返回上海。沒想到竟有好幾位隊員跟我心情一樣,都不想再走下去了,隻是大家都不敢提出來。應該說,我是破壞這次“長征”計劃的“罪魁禍首”,但我並沒有感到內疚。

當天晚上,我就買了返回上海的火車票,心急火燎又忐忑不安地回家了。與我同行的還有織織、小馬、小金、小嚴等。餘下的隊員有的繼續去井岡山,不過改步行為乘車,有的則到其他城市串聯去了。

掐指算算,我們這次中途夭折的“長征”,前後一共一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