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

這張照片攝於1967年秋天，身上穿著褪了色的舊軍裝，腰間係一根皮帶，臂上戴著紅衛兵袖章這是那個年代最時髦的裝束了。

其實，軍裝是向朋友要來的，軍褲是買來的草綠布自己做的，紅袖章是小店裏買來的到1967年的秋天，這些東西已經不稀罕了。

照片上的我喜氣洋洋地笑著，其實，拍照的時刻我身上已經沒有一分錢，而且一天中隻吃了三分之一的麵包，下一頓飯怎麽解決還不得而知呢！然而，1967年的秋天我和幾個女友從洛陽繞到北京去的目的，就是想站在天安門前拍一張照片，其他什麽也顧不上了。因為，那時候我們隻有20歲。

我第一次串聯去北京是在1966年9月，“文革”剛開始不久，我的父母暫時還未被“揪”出來，我暫時還算“紅五類”。那時，我們學校的秩序還沒有被徹底打亂，班級的形式還在。毛主席於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門接見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後，大家都蠢蠢欲動，都要到北京去見毛主席。記得當時區裏分配下名額，每個班級可以選派4名同學到北京去，我僥幸被選中了。我們班上和我一起被選中的還有張露著、史仁良、莊國盛，那時我們都是屬於“紅五類”之列的。

登上火車，我們就感覺出秩序有些混亂，大家都不用買票。我們這些推選出的代表都規規矩矩地排著隊上車，可有許多並不是代表的學生也爭先恐後地擁擠著上了車，而且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也有權利上北京見毛主席！”結果每節車廂裏都擠得滿滿當當，連椅背上都坐滿了人。

記得那次到了北京，國務院設有紅衛兵接待站。登記以後，我們被分到北京鋼鐵學院居住。第二天即9月15日，毛主席要第三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這一夜我們真可以說是激動的心情難以平靜啊！天剛蒙蒙亮，就整隊出發了。住在北京鋼鐵學院的各地紅衛兵也有好幾百人，一走出校門，就跟其他學校的紅衛兵隊伍匯合了。隻見滿街都是紅衛兵，大家都興衝衝地急行軍似的柱天安門廣場趕去。上午8點多鍾我們到達天安門廣場，這時廣場上已經是人山人海。時間在焦慮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移動，大約一直等到下午3點鍾的光景，隻見廣場上疲憊的人群突然沸騰起來，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歡呼聲，說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了！人們跳啊！喊啊！往前擁啊！我也跟著人們跳啊！喊啊！朝前擁啊！……這樣瘋狂的情緒一直持續了兩三個小時，毛主席連續三次登上天安門城樓向紅衛兵揮手致意。等到毛主席離開天安門城樓時，暮色已經悄悄地降臨了。人們激動的心情一時還難以平靜，又聚集了一段時間，方才漸次散去。人群散去後，廣場上到處都是散落的鞋子。

我們向明中學的同學碰在一起都激動得不得了，我也裝出非常激動的樣子，但是心裏卻很懊惱，因為，我個子矮，根本就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人影，再加上我近視眼，沒有看清哪個是毛主席。但我不想講明真相，就裝出看見毛主席，而且看得很清楚、很激動的樣子讓別人來羨慕我。

激動過後，大家商議下一步行動。既然我們是大家選出來的代表，就應該盡快把北京的“革命大好形勢”帶回去。次日，我們就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去抄大字報，抄了整整一天，傍晚，就搭上了回上海的火車。

這次去北京前後隻用了3天的時間，我們沒有遊覽一處風景，隻是抄了滿滿一筆記本大字報帶回上海。可是，回到上海後，形勢已急轉直下，學校已經停課，學生們都走上社會鬧革命去了，根本沒有人來聽我們的匯報。有人說：“要見毛主席我們自己抬腳去北京得了，還聽你們講幹嗎？”那時我們方才後悔起來，為什麽不在北京多呆幾天好好地遊覽一下？為什麽不在天安門廣場上留一個影呢？

這個遺憾一直藏在心裏。

轉眼到了1967年的秋天，那過去的一年對我來說真可用“天翻地覆”這個詞來形容。我的父母先後成了“走資派”，被關進了“牛棚”，我也由“紅五類”的革命後代變成了“黑七類”的狗惠子，其間的風風雨雨且不必細說了。那時候，我已經厭倦了這場所謂的“革命”，便離開學校，和幾位女友一起參加了青年宮的文藝宣傳隊，唱歌跳舞似乎能讓人忘記憂愁。

這年秋天，有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來上海聯係，邀請青年宮小分隊去洛陽、鄭州演出。那時學校已經發出通知，要“複課鬧革命”了，希望大家不要再外出串聯。可是，我們舍不得失去這麽好的機會，就瞞著學校去了河南。我們對家裏人信誓旦旦，說完成宣傳演出任務後就立即趕回來參加“複課鬧革命”。然而，在洛陽、鄭州演出結束後，我們突發奇想，為什麽不趁此機會到北京走一遭呢？我們過去太規矩了，去北京玩兒也不玩兒，像也不照，留下了太多的遺憾。我們猜測，這次學校雖然通知“複課鬧革命”，恐怕也隻是說說而已，哪會真的複課呀。於是，便心一橫，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列車依舊擁擠不堪，記得我們想出了妙招，用舊報紙往人家座位底下一鋪，整個人鑽進去躺著，還挺舒服。半夜裏廁所堵塞了，汙水溢了出來，我們從睡夢中醒來，發現渾身已經濕流流臭烘烘的了。

1967年秋天的北京，已經沒有一年前那麽熱鬧了，國務院的紅衛兵接待站已經撤銷，我們首先得解決住宿問題。當時一起去北京的是5個人：我和張露著、呂繩雲、應小球4個女生，外加沈海明1個男生。呂繩雲有個姐姐在北京社會科學院工作，她領著應小球到姐姐家去投宿了。我和張露著在北京沒有親戚，我父母親的許多老戰友，現在都成了“走資派”，怎麽敢再去求助於他們，我們倆正麵麵相覷，沈海明說了：“我有個遠房親戚在北京，他們家是工人，一定沒有什麽問題，你們若不嫌棄，跟我走吧！”當時，我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什麽也沒考慮就跟著沈海明去了。

當晚，我們就借宿在沈海明的遠房親戚家。他們住著一個四合院中的兩間北屋，本來就很擁擠。但他們非常熱情，騰出一間屋來讓我們住。我們也顧不上男生女生的界限了，就跟沈海明住在一間屋裏。我和張露著睡一個大床，沈海明睡一張小床。我們累極了，頭剛挨著枕頭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我們開始盡情地遊覽北京。我們走到大街上才發現我們口袋裏已經沒有多少鈔票了，我們從家裏帶出來的二三十元錢在河南已經花得差不多了。我們3個人湊了湊，一共還有一元九角三分錢，我們不好意思去向沈海明的遠房親戚張口借錢。怎麽辦？幸虧那時候“革命小將”參觀訪問什麽地方都不用買門票，我們又不怕走路，惟一要花錢的地方就是必須在天安門廣場上留個影（我們3個人都沒有照相機）。我們掐指算了算，拍一張像五角幾分錢，3個人共需一塊六角多，這樣我們還剩下二角幾分錢，正可以買一個長方形的枕頭麵包，那就是我們一天的夥食了。以後的日子怎麽挨，我們當時根本不去想它，我們隻是貪婪地遊玩兒。我們每個人吃了三分之一的麵包當午飯，下午，終於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我們將僅有的一塊六角多錢付了攝影費，終於在天安門前留了影，了卻了一樁心願。後來，我們在香山公園巧遇呂繩雲和應小球，經濟危機便迎刃而解。呂繩雲的姐姐給了她們幾十元錢，她們勻了一半給我們。那時有一二十元錢在口袋裏已經是“大富翁”了。

這就是天安門前留影的前後經過。

還有幾句題外話。那年秋天我們從北京回到上海，竟成了“千古罪人”。學校已幾次三番地派人到家裏催促我們返校“複課鬧革命”，我和張露著的父母雖然都是“走資派”，但組織觀念仍然非常強，他們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並逼著我們給學校寫檢討書，應小球的母親原本就是我們學校的老師，自然也主張我們寫檢討書，呂繩雲的父親是資方代理人，她母親膽子特別小，總是喜歡隨大流。於是，我們4個人一起寫了檢討書。隻有沈海明家中無風無浪，他拒絕寫檢討書，他是響當當的工人子弟，誰也奈何他不得。

日後，我們每每看著這張天安門前的留影，回憶著那次北京之行的種種歡樂，寫檢討書的陰影也就煙消雲散了。